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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产业振兴中的劳动者技能形成——以费达生的蚕丝业改革为例

作者:杨 可  责任编辑:蒋 韵  信息来源:《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21-12-12  浏览次数: 1589

【摘 要】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首要任务。随着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大量涌现,劳动者的技能短缺问题日益成为影响产业发展前景与乡村振兴全局的重要问题。本文回到费达生女士在20世纪20-40年代成功开展的蚕丝业改革,从有益于农民、适应地方自然条件和传统经济、女性友好等角度来理解和分析她在发展乡土工业方面所关心的基础问题。结合费达生蚕丝业改革的历史经验,本文尝试提出在现代中国乡村产业中促进劳动者技能形成的要素与机制,探讨劳动者技能形成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关键词】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技能形成;乡土工业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2019年6月,《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将乡村产业明确界定为包括现代种养业、乡土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休闲旅游业、乡村服务业等在内的多种产业。以现代种养业和乡土特色产业为例,《指导意见》并未单纯强调扩大规模,而是提出要将其“做强”“做精”,突出优势特色,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①。高质量的乡村产业发展路径对人力资本提出了新的要求。

前人研究已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乡村产业发展中劳动者技能短缺可能造成的困境。农村发展问题专家李小云认为,人力资本水平(包括技能)是构成农村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的“关键性门槛”之一。对人力资本在脱贫中的意义认识不足,一直是中国农村长期扶贫实践的缺陷[1]。劳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社会学领域关注劳动者技能短缺的学者多在制造业产业升级的背景下探讨制造业产业工人的技能形成②与国家治理或国家制造业竞争力的关系[2][3][4],案例研究的对象多是智能制造企业或城市的国有企业[5]。事实上,如同在城市的制造业企业一样,随着涉农产业的创新升级以及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形形色色的新产业新业态在农村涌现,劳动者技能的重要性亟待关注。

将产业创新发展的期待寄予人力资本薄弱的农村与农民是否可行?《指导意见》提出,应健全人才保障机制,“加大农民技能培训力度”,这一目标任务如何在乡村产业环境中落实为具体的行动?是否有针对乡村劳动者的技能形成实践经验可资参考?本文回到中国著名蚕丝业专家费达生女士20世纪20-40年代的蚕丝业改革,试图为上述问题寻找答案。之所以选择以费达生的蚕丝业革命为例,理由主要有三点:首先,这是启发了费孝通有关乡土工业发展学术思考的重要案例,前辈学人的研究、当事人与见证者的著述为我们保留了丰富的资料与数据;其次,蚕丝业是典型的涉农产业,具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特点③,对这一产业展开分析对于探讨今天乡村产业振兴中的益农性、适应性、女性友好、产业融合等问题均能提供有益借鉴;最后,最为重要的是,蚕丝业作为中国的传统产业,其从业者的劳动技能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机器制丝时代遭遇过技术换代的冲击,费达生所身处的蚕丝业现代技术革新浪潮与今天乡村产业的创新发展需求之间存在情境上的呼应,通过对这一成功案例的深入理解,有助于探索乡村产业振兴的规律,挖掘现代中国乡土工业中促进劳动者技能形成的要素与机制,从而为中国当前的乡村产业提供可资借鉴的发展思路。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到费达生20世纪20-40年代在乡村进行蚕丝业改革的历史情境,从有益于农民、适应地方自然条件和传统经济、女性友好等角度来理解她在发展乡土工业方面所关心的基础问题,分析她投身于乡村蚕丝业劳动者技能培育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第三部分结合费达生蚕丝业改革中的具体策略,尝试提出在中国乡村产业中促进劳动者技能形成的要素与机制。第四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与讨论。

二、“蚕丝业是农村最好的副业”

1924年春天,太湖东岸的水乡村庄开弦弓村迎来了他们在春节前就约好的“女先生”。在开春以前,蚕农们就在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的宣传活动中见到了所有蚕桑丝茧蚕种蚕室蚕具丝车的标本模型、实物浅说图表,听过校长郑辟疆的演讲,看过师生们在改良丝车上所进行的实际缫丝技术的示范表演,兴趣很高[6]。等到养春蚕的季节来临,在开弦弓村开明乡绅陈杏荪的诚挚邀请之下,女蚕校推广部主任胡咏絮带领费达生、张兆贞等一行四个姑娘,带着行李、日用品,乘一艘小船来到开弦弓村建立蚕丝改进社,开始对蚕农进行科学养蚕指导[7](P36)。

从1924年开始,费达生在开弦弓村开展的养蚕指导、土丝改良、缫丝工艺改革、农民合作社经营指导开启了她为中国蚕丝业革故鼎新、培育人才的序幕。走出开弦弓村,费达生又担任了女蚕校推广部主任,兼任女蚕校制丝科主任,参与研制了女蚕式立缫车,并将其应用于女蚕校制丝实习工厂;此后她又陆续在无锡郊区玉祁镇的玉祁制丝所、吴江震泽制丝所以及平望制丝所担任经理,推行改良性质的工厂经营制度。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又辗转来到大后方,将太湖流域的蚕丝业改革经验推广至四川腹地,因地制宜继续进行蚕业改良[7][8]。20世纪20-40年代,以她为先锋的蚕丝业专家团队通过种业技术革新、缫丝机械与工艺改良及其推广实践为千百年来从事蚕丝业的普通农民更新了适用于机器制丝时代的劳动技能,延续了中国蚕丝业在现代技术发展浪潮中的竞争力和生命力,使中国出产的生丝仍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保有一席之地,为中国以传统蚕桑经济为支柱的广大农村地区留住了经济来源。当前,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蚕桑丝绸生产和出口国,丝绸工业年产值约为1500亿元,蚕茧和生丝产量占全球80%以上④。

费达生付出毕生精力从事蚕丝业教育与改革,赢得了“丝绸之母”的美誉。她在20世纪20-40年代的蚕丝业复兴运动中为什么要选择投身于乡村蚕丝业劳动者的技能培育?下面将从益农性、适应性和女性友好三个角度尝试理解她在发展乡土工业方面所关心的基础问题。

(一)益农性:“藉使农民经济宽裕生活安定”

当时不到21岁的费达生刚从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制丝妇女养成科学成归国,在农村巡回推广缫丝新技术时“第一次看到农村的苦况,决定了从事蚕丝业来改进农村经济”[9]。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丝厂设在城市,而费达生独辟蹊径,旗帜鲜明地表示要“贯彻蚕丝生产之乡村性,使其成为一种社会事业”[10]。开办玉祁制丝所后,她在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开办企业的目的是“使工业成为农业之副业,所址设立于农村,即雇用该地附近农民作为女工,藉使农民经济宽裕生活安定”[11]。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她追求的是“益农性”——建立工业和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平等合作使普通农民分享乡村产业成功的红利。

20世纪30-40年代,学界对于中国工业发展的路径曾有过著名的都市工业化道路与发展乡村工业之争。以吴景超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即通过发展聚集于都市的现代工业来实现乡村剩余人口的转移[12];而以费达生胞弟、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为代表的乡土工业派则主张通过将现代技术和组织方式输入乡村,逐渐造成“乡村工业的变质”[13]。尽管两种观点对于乡村手工业是否有保留的价值和可能、机器工业在何种程度和何种规模上可以用于乡村存在不同意见[12](PP119-132)[13],但在促进城乡之间产业发展要素的交流融合、尽最大努力让农民享受现代产业发展红利这一点上却抱有相同的主张,可谓殊途同归。吴、费的不同方案其实朝向一个共同问题的解决,即现代的、先进的文明的要素如何与乡村相关联。可以说两人都重视劳动者的因素,务求实现从农民向工人的现代转化。只是吴景超主张让有条件的人进入都市工业,在都市工业中实现技能形成;而费孝通更切实地考虑了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化面临的适应难题,尤其是从农妇变为女工将要面临的社会结构和可行能力的限制。费孝通眼中的乡村工业也并不等于只是把工厂设在乡村,他在晚年也对设在农村却“形如孤岛”、不与乡村的原材料和消费市场发生关联的三线企业有所批评[14]。费孝通期待发展的,是与乡村进行资源交换、与农业互相促进、帮助农民积累与更新劳动技能的企业;他所主张的工业下乡,是真正将农村与现代产业有机衔接、让农民在离土不离乡的生计转变过程中逐渐实现人的现代化的社会过程[13]。费孝通曾多次自陈,他对乡村工业发展路径的这一看法并非出自空洞的概念和乌托邦的设计,而是以其姐姐费达生复兴中国蚕丝业的试验为经验基础的,由此,费孝通提出的发展乡村工业之路也可以视为他对费达生之实践的理论总结。其中“益农性”正是最为突出的特征。从人的现代化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里“益农”的内涵不仅仅是给农人带去利益,那样充其量只是“输血”,费氏姐弟倡导的乡村产业的益农性是让更多的农人在收益的过程中养成技能,成为能够“造血”的生产者。

(二)适应性:“丝业是江浙农民的生命线”

认识到乡村基于自然经济条件的地域性专门工业传统,对于产业的适应性和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关键。所谓产业的“适应性”问题,即能否与乡村当地的自然条件和传统经济发生关联[15]。抗日战争期间,费孝通先生在对云南易村等地的手工业进行调查之后,进一步阐述了乡村工业传统的普遍性和分散性的命题。“凡是有特殊原料的乡村,总是附带着有制造该种原料的乡村工业,靠河边有竹林的地方,有造纸和织面漆的工业,有陶土的地方就有瓷器的工业,宜于植桑养蚕的地方有缫丝织绸的工业,这种地域性专门工业的发展并不一定引起工业和农业的分手,这类工业依旧分散在多数的农家,在家庭经济上,农业和工业互相依赖的程度反而更形密切,中国的传统工业就是这样分散在乡村中。”[13]在费达生看来,“蚕丝业是农村最好的副业”[9]。在江浙一带的农村,与其自然资源条件相结合的植桑、养蚕、缫丝、织绸是农户千百年来的传统产业,也是农妇主要的生计来源。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机器制丝抢夺国际生丝市场之前,仅以江苏吴江县为例,1913年养蚕人口就占全县人口的22%,制丝人口占全县人口的19%[16]。吴江县的开弦弓村“户口繁庶,民情朴实;农作而外,兼事蚕桑,惟向用旧法,一如他处”[17],农民从事蚕桑有条件、有经验,只是需要新的劳动技能。费达生出于对中国乡村农工混合经济结构的体察,认识到丝业对于维持江浙农户家庭经济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她在1934年发表《复兴丝业的先声》一文,明确了振兴乡村蚕丝业的必要性。“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太湖流域一带的农民,除了饭米之外的一切开支,是大部倚于蚕丝业的收获……丝业是江浙农民的生命线。”[18]

在费达生的设想中,正是基于蚕丝业对于江浙乡村的适应性,这个“在蚕丝业比较发达之乡村开办小规模之制丝合作社”的计划是可行的:首先,正是由于蚕丝业生产与农业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大规模生产未必能降低生产成本,设在乡村的小规模企业未必没有机会,“若开办于乡村,技术上并不因规模小而受损”,反而可以因地租低、原料运输保存费用节省等减少成本;其次,与城市工人完全倚于日常工资不同,以农工混合经济为基础的乡村经济富于弹性,易于维持;最后,设在乡村的小规模企业较易满足蚕丝业对统一原料的需求,也更容易筹措技术改革时所需经费[10]。

(三)女性友好:农妇变成工作员

尽管费达生并非一位自觉的女性主义者[19],但她的蚕丝业改革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少有的由女性知识分子主导、广大妇女参与、女性友好的产业改革,劳动者技能更新的主导者和主要受益者都是女性。

需要说明的是,费达生重视发展女性的劳动技能并非出于性别刻板印象。从根本上讲,她主张“有教无类”,认为“男女都是一样的”,玉祁制丝所后来招工人时也是男女兼收。费达生只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关注相对更缺乏经济机会、亟需劳动技能培育的群体——女性。尽管纺织业在传统上被视为女性工作,但从事纺织的女性居多不代表女性掌握这一产业最先进的劳动技能和生产主导地位。自宋代至清初,尽管蚕丝业仍然在适合女性家户生产、符合女子家庭角色的道德定位上被视为女性工作,但女性并未获得技能发展,反而经历了去技能化[20]。在欧洲、日本的现代种业技术与机器制丝工艺兴起之后,中国乡村女性母女相传的土法育蚕、缫丝技术更显落伍。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机器制丝在全球的普及,中国农村家庭以土法缫制的生丝在国际生丝市场上的地位全面衰落。如果不将现代的养蚕和制丝的劳动技能导入乡村,大量在农村家庭中从事手工缫丝的妇女将失去生计来源,唯一的经济机会就是前往大城市的丝厂做地位卑微的“湖丝阿姐”。

此外,费达生身为女性技术专家,也对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处境与限制抱有同情的理解。她之所以主张将丝业留在农村,除了为可行能力更弱的农妇保留生计之外,还有一重考虑是让乡村女性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合一,使其免受在角色冲突中对全部生活进行调适的痛苦。“她们依旧是儿子的母亲,丈夫的妻子,享受着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工厂就在那乡间,同伴就是本来的邻里,每天回家可以享受家庭的幸福。”[21]

来到开弦弓村后,费达生等女蚕校师生“讲的不是任何空洞的主义或是任何不可捉摸的传说,只是告诉他们如何可以增进他们蚕事收入的方法,如教他们把蚕室消毒,饲育的适当时间等……在十四年时受我们训练的各户所缫的丝,比土丝市价增加了四分之一”[21]。费达生注意到,到了1926年,村里“就有七十多个女子愿意上我们的学校受特别的技术训练”[21]。此后,费达生又在开弦弓村组织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引进生产资料共有、管理权力共享、利益共同分配的合作管理制度,进一步培育了以农村妇女为主体的参与者合作经营的能力。据费达生晚年回忆,开弦弓小厂“一直好得很”,“学习的、制丝的都是女的”[8](P245)。费孝通第一次前来开弦弓村时也见证了它为女性带来的福利。首先,从经济收入的角度来看,据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的估算,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的30名缫丝女工日平均工资为4-6角[22]。如按平均日工资5角、每月上工28天计算,其月收入可达14元。这个收入与同一时期附近无锡、苏州等地的大工厂缫丝女工的工资相差无几。以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成立的1929年为例,无锡缫丝业女工每月平均工资为17.1元,苏州缫丝业女工每月平均工资为16元[23](P429),但食宿尚需额外开销。两相比较,在村内的合作社实际收入反而更高。其次,从劳动者的就业能力来看,由于在合作社中有科学育种、制丝常识乃至算术、国文、习字等文化知识不断得到传授,社员和女工们获得了更适于机器制丝时代的劳动技能,增强了应对产业现代化转型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风险的能力。当开弦弓村内的合作社因为规模所限无法吸收所有劳动力时,年轻的农妇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她们具备了在城市的机器制丝业工厂就业所需的技能。据费孝通1935年的统计,开弦弓村16-25岁的女青年共有106名,80%以上在村外的工厂或合作工厂工作[22]。

三、产教融合中的劳动技能形成

前文从益农性、适应性和女性友好三方面分析了费达生发展乡土工业所关心的基本问题。在费达生所处的历史情境中,从有益于农民、尊重本地自然条件与工业传统经济、保护农村女性生产和家庭空间的整合性三个角度来看,的确蚕丝业是农村最好的副业,蚕丝业劳动者的技能革新尤其必要,但这样带有社会事业性质的产业模式是如何在与大资本的竞争中获得成功的?下文将转入劳动者技能形成的可行性的问题,深入费氏蚕丝业改革的具体策略,尝试提出在现代中国乡村产业中促进劳动者技能形成的要素与机制。

(一)团队建设与人才支撑:训练有素、推广有方的“女先生”

费达生不仅本人在技术界是有口皆碑的专家,还以蚕丝指导员的身份培养出不少后辈,带出了一个以女性为主的蚕丝业专家团队[24]。在技术带头人费达生的领导之下,这支蚕丝业核心技术力量推动着技术不断优化演进。1933年,前来江浙地区考察的广东蚕业改良局制丝科主任黄永安见到,江浙地区的制丝技术“从最初的直缫式,再转为再缫式,又转为日本座缫式,再转为八绪立缫式,最近则十五绪二十绪三十绪多条机仍不绝的设立”[25]。

费达生1930年曾在无锡永泰丝厂初次担任制丝的技术教务,卸任之后,她深感需要训练一批志同道合的丝业骨干,与她一起担当蚕丝业改革大任。女蚕校成立制丝科之后,她招收了27名女学生,称之为“蚕丝革命先锋队”,并勉励她们:“冲上去!把新旧之间的河填满了。让别人从我们身上走过去!”[26]这批先锋队成员日后成为中国现代蚕丝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中就有成长为震泽厂厂长的孙楫,她后来也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追随费达生协助过基层丝厂的缫丝工艺改良[7](P92,P162)。

在费达生的指引与感召下,蚕丝革命先锋队的女先生们奔波于农村、学校、工厂,衔接研究与生产、理论与实践各个环节,为整个蚕丝业生产一线从业女性的再技能化提供了持续的人才支撑。她们“在农村中,不辞劳苦如慈母对赤子,指导了养蚕技术之改进;在制丝工厂中,她们能以理论和实际结合的技术,用感情来灌输女工,革除了执鞭管理之恶习,贡献了煮茧缫丝的新技术”,正如郑辟疆所言,她们已成为“蚕业改进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24]。可以说正是这一批女性蚕业先锋人才的存在,才使得20世纪30年代江浙地区的“丝厂运动勃兴”成为可能,这也是令黄永安“深表敬意”的地方。如黄永安所见,蚕丝业改进的进程好比军队之作战,“军队里面,仅有许多军事学识高深、努力作战之师长军长,但如无完好的排长连长以桴鼓相应,则其高高在上之努力,结果亦只流于徒唱高调”[25]。

1924年前往开弦弓村推广养蚕新法的是四个“女先生”,开弦弓村参与蚕业改进社的各户也分别由一名姑娘参加,共同实行“稚蚕共育”。抚育稚蚕的过程,尤其需要24小时保持蚕室温度的催青和后续的频繁饲喂幼蚕,是一种需要技术指导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四位女先生就每天带着一两名农村姑娘轮流值班[7]。女性技术专家与乡村妇女在共同的生产与生活空间中构筑信任关系,逐渐培养出技能、心理成熟的现代蚕丝产业女工。这一做法有日本教妇制度的影子[25](P34),但更重要的是出于对江浙传统蚕丝业地方性知识的敏感。黄永安在考察江浙蚕丝织绸业时观察到,“(育蚕指导员)以女性为多,据当地人之意见,谓指导育蚕以女性为宜,大抵江浙养蚕,多为妇女,以女子担任,则穿房入户,无虞不便”[25](P47)。江浙地区蚕丝业职业性别隔离的社会事实决定了女性技术人才具有一定的性别优势。女性技术专家“驻村”下沉,嵌入在乡间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中,对于初次触及现代农业科技与高标准机器生产的农村妇女而言,同性、同龄女技术指导员天然的亲密感有助于其克服求教时的心理障碍,便于在女性的生活空间中通过“共同在场”的言传身授完成技术传播,更能起到一种男性专家所起不到的榜样示范效应,“你是女的,我也是女的,你能做好我也能做好”,客观上对女性劳动者形成一种心理赋能机制,有助于其快速掌握劳动技能[19],显著提高劳动效能。抗战时期,费达生与迁川的女蚕校同仁在四川乐山蚕丝试验区继续推行蚕业指导,根据当时《妇女杂志》的记者报道,技术人员“下沉”实地指导对提高蚕茧产量非常关键,“设立指导所的地方成绩最好,平均每张蚕种收获了8(公)斤半以上的茧子,有巡回指导所的地方,也有每张7公斤左右的收成,而仅仅发种的区域,收成的指数跌落得很远”[9]。

(二)组织化技能培训机制:工厂学校化

在小规模的企业中,由于无法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生产成本,以精良质量提高产品价值就成为必然选择,也必将增加对劳动者技能的依赖。但在乡村产业中工作的劳动者更易受到人力资本水平的限制,其劳动技能也难以通过外部技能形成方式完成[27],所以往往不得不依托产业内部的组织化技能培训机制。费达生以及女蚕校的先生们在企业组织内部探索了一条“工厂学校化”的道路,为乡土蚕丝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费达生在晚年回忆中明确指出,“先进的机器设备只有同掌握一定技术的工作人员相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我们在更新设备的同时就注意培训技术力量”[28]。以玉祁制丝所的管理为例,除在工厂实行人性化管理外,费达生还力求实行“工厂学校化”。“我们不仅注意在车间里由女蚕校毕业的技术员向工人手把手地传授操作机器的实际技能,而且每天压缩二小时的工作时间,像学校给学生上课一样,在教室里分批给全体工人上技术课和文化课。”[28]

年轻的技术员陈秀英在《女蚕》上分享了她在玉祁制丝所的服务生活:“要使产量能率增高,品质优良,那并不是容易的事,帮助我们的办法,就是教育,教育能使工人们识字懂理,能够明白制丝上基本技术的原理,对于工作效率上不无相当的帮助;所以我们每一个职员,在放工以后,都要担任课务的,大约每星期每人有二课,计分制丝大要、算术、国文、常识、卫生、家政、唱游等多种……我们的生活,是比较的苦而繁的,但是因为环境佳良,完全是工厂学校化的关系,我们却感到十二分的快慰。”[29]玉祁制丝所通过技术改进与劳动者技能的养成,“确实提高了生丝质量,减少了蚕茧缫折,降低了加工成本……故工人所获报酬,较一般丝厂高得多”[30]。

在一线工人中开展学校化的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勤恳好学的女工也可以在悉心教导之下成长为初级技术员[31]。高技能、高素质的劳动者能适应技术进步的节奏,造就了玉祁制丝所的成功。玉祁制丝所的品牌产品金锚牌生丝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美誉,杭州一些丝厂也纷纷派人来参观学习[28]。

20世纪20-40年代,广东的蚕丝业企业大多也设在乡间,工人皆由农妇充任。广东有识之士也在谋求改良广东丝业,他们对谋求投机的资本对蚕丝业造成的伤害痛心疾首:“由于资本缺乏,缫丝厂是租赁的,没有作长期打算,这就使蚕丝业成为一种投机生意。广东丝局局长廖崇真警告说,所有蚕丝工业家都‘靠投机做生意,毫不顾及长远,因为无人指望长期维持企业,制造业的这种趋势是本省生丝工业落后的主要原因’。”[32]由于投资珠三角蚕丝业的资本家多流于投机,对产业的长期发展缺乏兴趣,也并不在意在企业内部推动劳动者的技能形成。有研究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珠三角的缫丝业技术发展迟滞,动力蒸汽化和改用单捻式的缫丝方法均宣告失败,原因是缫丝女工感觉“万般麻烦”“不易掌握”[33],拒斥技术改革,只愿意保留传统的足踩方式。但其实正如郑辟疆所指出的那样,乃是某些丝厂“对女工一味苛刻而不知教导”[6],女工缺乏训练导致劳动技能认知不高,难以适应产业技术更新的节奏。

(三)做中学:生产实践中的技能积累与技术创新机制

劳动技能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经验积累性,没有一个课堂可以教授适用于一切实践场景的劳动技能,也没有任何一种劳动技能一经养成就可以一劳永逸,随环境和需求变化而迁移的能力只能在实践中积累与增长。尤其是在工业转型时期,机器制丝工艺如何革新、生产线的操作流程如何安排才能让工人的技能与机器最为适配,一切均无法从纸上得来,都要依靠知识学习与技能实践之间的循环往复,“做中学”才是生产阶段技能形成的最佳方式。美国经济学家邦维利安(William B.Bonvillian)、辛格(Peter L.Singer)通过分析瓦特的创新过程指出,“瓦特在做中学、在制造中学习,不断完善自己,即通过实践应用增强头脑思考力。学习和制造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生产阶段重要性的关键组成部分”[34]。费达生本人就是一位擅长实践、重视实践的技术能手。少年时代她便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会了编织毛线的好手艺,留学日本期间还教会了日本同学。她在东京高等蚕丝学校的课堂实习中学习绞丝、做丝棉都是又快又好[7](PP28-29)。费达生熟悉科学养蚕技术、精通与各种机械化水平相适配的缫丝技术,善于尝试与总结。她可以与工程师一起参与立缫机的研制,变6头为20头,提高产能;也可以在抗战西迁时期适应环境,以沱桑培育新蚕种、在峨眉山上利用自然条件建蚕种冰库、在没有先进缫丝机时教工人重新用木机缫土丝……[7](P118)费达生回忆在玉祁制丝所与女蚕校的同事张复升一起改坐缫机为立缫机的历史时,自豪地说,“做是我做的,他不会做丝。车子高低都以我为标准,以我来比的”[8](P247)。可以说,“会做”——精通生产一线多种劳动技能是费达生作为技术专家的重要特点,是她深入理解、不断探索蚕丝业技术变革的前提。正是因为多年深入工厂积累实操经验,她才总是能根据环境条件解决生产一线的问题:正是基于对蚕丝业整个生产链条多种工艺的熟稔,她才能在探索新蚕种培育与相应缫丝工艺时从全局着眼,平衡各个环节的工艺难度、成本,对整个工艺流程有所决断。也正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费达生逐渐形成发展蚕桑丝绸系统性的理论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就敏锐地提出,应加强农工商的统一性,完善“一条龙”发展的模式[35]。

演化经济学认为,不只是从事技术开发的工程师,熟悉生产流程的一线员工也可能对企业的创新有所贡献[27]。通过对工艺流程的全面掌握获得创新性的例子不仅见于费达生,另一个实例是女蚕校毕业生金绮云。1927年,在吴县的光福担任指导员的女蚕校毕业生金绮云留意到茧行利用鲜茧保存期短、蚕农急于出售压价收购蚕茧的情况,对此,她向蚕校提出鲜茧合作共售的对策建议。1930年,金绮云进一步提出在吴县光福尝试合作烘茧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女蚕校的支持[7]。女蚕校1931年在组织共同干茧时曾尝试使用意大利式小型热风烘干机,但成绩并不理想。于是在1932年进一步加以技术改造,“重装日本大和散光循环式烘茧机,成绩大好”[6](P286)。烘茧本来是一个外在于养蚕和缫丝的不太为人关注的技术环节,但由于烘茧会影响到蚕茧解舒,因此对成本大有影响。熟悉生产流程的一线技术人员发现了这个环节劳动技能的价值,推动了烘茧设备改造和技术创新。这个案例可谓劳动者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创新技术、推动技能发展的典型案例。

(四)平等交流的技能形成氛围:专家与常人在理解中沟通

郑辟疆先生在推动江苏女蚕校举办蚕农指导时制定了几点原则,务求“虚心踏实稳步前进”,其中一条就是“尊重蚕农原有技术上的优点”[6](P276)。作为技术专家,费达生尊重所有劳动者,尝试与他们共享技术知识库,这也是她与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畅通交流、互相信任的基础。

费达生在晚年的口述回忆录中提到,20世纪20年代她在太湖流域推广新的育蚕技术时,“农民很好,与我好得很,说什么都听我的”[8]。为什么她在乡村推动技能更新如此顺利?首先是信任农民。她相信农民是可交流、可培育的对象。“普通没有到农村中去过实地工作的人,常以为农民是愚笨不可教的。但是从我们经验看来,农民是最善良而驯服的人,并且很聪明。”[21]不同于某些乡村建设家对农村、农民劣根性的本质主义认识和批判,费达生受父亲、师长言传身教,对农村和农民抱有朴素的情感和为其服务的热忱,她对农民的信任、对其主体性的尊重是蚕丝业改革顺利进行的前提。抱着在理解中沟通的态度,费达生主导的蚕丝业改革并非单向地向乡下灌输现代科技,而是一个专家与常人平等交流、更新共享技术知识库的过程。口述资料的细节表明,费达生不但作为一个耐心的技术专家愿意对农民倾囊相授,而且并不排斥蚕丝业这一古老行当中代代传承下来的传统劳作技能。当费达生和女蚕校的年轻指导员们向乡村引入有关蚕室温控、蚕病预防等新技术时,也非常注意尊重和吸收蚕农照顾和评估幼蚕的传统方法。“我们要他们来看看,那些老人看得高兴得很呢!他们懂得好坏的,我们招待老人来看,听他们讲话,批评蚕是否好。其实也是从农民中学习,再教农民。他们讲时,我们听好。眠蚕的头都抬起来了。我听了,噢!原来如此,相互地帮助和教。在讲话中相互成为朋友……4-5龄时我们跑出去看和教,也看他们老法养蚕的优点,也是相互学习、改进。我们问他们时,他们也样样肯教我们。他们本来互相也不来往的。我们到哪里都让我们去,我们教他们,看他们,不对的地方再教他们。”[8]如此看来,开弦弓村的第一次稚蚕共育过程并非仅仅是一次新技术对传统方法的胜利,而是通过技术专家和生产者在产业一线的共同参与,不断对不同源头的育蚕经验进行融会、优化的过程。育蚕是如此,制丝也是如此。尽管费达生将效率更高的干茧制丝法引入了乡村,但缫丝工作中还是离不开索绪、解舒、添绪、断绪等与传统缫丝方式共通的操作步骤与技能[36]。总体而言,对于江浙地区原本即从事蚕丝业的劳动者来说,她们在传统中积累的技能和认知并非毫无价值,费达生带来的是一种认可其既有劳动技能、在此基础上适应机器时代缫丝标准的技能发展,是在其原有的技术知识库中植入新的增项,而非推倒重来、另起炉灶的颠覆式改造。将基于现代蚕业科技的知识与技术与劳动者原有的认知与技能相衔接,不但减少了技能更新的阻力,而且为在共享知识库上的创新奠定了基础。

除了开弦弓村,玉祁制丝所也是这样一个技术人员与工人平等相待、共同协作的所在。1935年,费达生代表女蚕校出任玉祁制丝所经理,带领女蚕校的技术专家下沉到村镇工厂车间一线,“称毕业生为技术员,称工人为工作员,从而改变了丝厂女工经常受封建工头管车任意打骂侮辱的被称为‘湖丝阿姐’的低下地位,使女工的人格得到了尊重,全厂上下出现了平等相待的新风气,工人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工人精神愉快,同女蚕校技术人员关系密切。”[28](P52)无论是工人还是职员,在生产现场发现问题都可以平等交流,共享的技术知识库让他们属于同一个技能共同体,用费达生的话来说,“大家都是自己人”,“没有谁高谁低,都是平等的。意见只要是正确的,不论工人职员,不分等的,不是说工人一定要听职员的。只要提得对,工人提出来的我也会研究。所以工人也很起劲,什么事都会解决的,没有私心的,都是公的”[8](P254)。产业研究的最新成果表明,技术员与技术工组成共同体及时交流有助于生产一线的问题得到解决、工艺得到优化,这也正是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工业制造水平不断取得突破的原因所在[34]。

四、总结与讨论

将产业创新发展的期待寄予人力资本薄弱的农村与农民是否可行?本文开头曾提出这样的疑问。费达生以其在20世纪20-40年代推行的蚕丝业改革探索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她主张以社会事业的模式来发展乡村蚕丝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了优势,正是因为她和蚕丝改革先锋队的整个事业是以增进社会富力、救济普通农人为目标,从而从根本上避免了流于短视和投机,能始终“目光远大,行动慷慨”,依靠技术专家与熟练技术工人在生产实践中不断的技术积累与沟通协作来创新工艺、优化流程、提升劳动者技能,通过追求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赢取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为稳固劳动者收益和振兴乡村注入了动能。费达生及其团队的实践证明,在乡村产业中重视劳动者技能形成、补足劳动者人力资源短板,进而推动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兴旺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为的。费氏所主持的丝业企业的成功启示我们,乡村产业若能注意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抓住技能形成这个核心人力资本要素,就能促成生产力的有效性。乡村产业也能够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参与市场竞争,而非被动地依赖福利输入。

为清楚呈现费达生在乡村工业发展中所关心的基础问题以及她在实践中探索出的促进技能形成的要素与机制,本文尝试将其加以模型化的概括,如图1所示。

图1 费达生乡村工业发展基础问题与劳动者技能形成经验

鉴古知今,费达生身处的蚕丝业现代技术革新浪潮与当下全球的产业技术升级换代、乡村产业的创新发展需求之间存在情境上的呼应。在全面实施乡村产业振兴的新阶段,尤其是对于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因生活和工作空间分离而可行性更差、更易被去技能化、就业地位更为脆弱的女性劳动者而言[37],费达生当年针对下乡工业所提出的益农性、适应性和女性友好的基础问题对今天乡村产业项目的选择和改造特别富有启发意义。有研究者发现,当前一些乡村开发产业并没有立足于当地自然资源和传统经济,往往“一哄而上、一哄而散”[15],发展很不顺畅。举例来说,一些把就业机会送到家门口的代工产业外发工厂尽管为农村留守女性提供了灵活就业方式,在空间意义上表现出女性友好的特点,但它本身是代工生产网络为克服利润危机而采取的空间转移战略的体现[38],在与农村农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衔接地方自然资源条件与产业传统、就业的稳定性等方面与费氏所倡导的乡土工业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再者,由于外发工厂对劳动者疏于培训,留守妇女们只能从事低技能要求的工作,或者技能永远止步于回乡之前的水平,故而不但收入难以突破结构性的天花板,而且当产业技术升级时无法抵御失业的风险。不过,如果将这个问题反过来问,是否这种两头在外的“飞来”的产业就不能成功呢?也不尽然。对费达生所提出的适应产业传统的基础问题不应僵化理解。如果能够很好地解决适应性的问题,给一些外来的产业提供“落地生根”的良好环境,移植的产业也有可能取得成功。贵州正安县通过吸引在广东从事吉他行业的本地企业家、技术人才与熟练工回流,成功地“无中生有”,为本地引入了吉他制造产业。近年来,通过发展自有品牌、延长产业链条[39],有力助推当地村民脱贫致富。目前正安的吉他企业中,近一半的老板是返乡创业人士,90%以上的技术工人和一线员工均为本地返乡农民工[40]。可以说,正是具备劳动技能的各种层次的劳动者的回流与聚集从根本上解决了产业的适应性问题,带动了产业的迁移。这个案例恰好说明劳动者的技能是乡村产业振兴中最可为、最具有生成性的要素,把握住这个要素,甚至可以生成新的产业传统。

将费达生近百年前的蚕丝业改革实践置于今天来观照,可以看到其在乡村产业振兴的时代背景之下的借鉴意义,也难免显现出历史中的遗憾。尽管费氏的改革实践得到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界一定的支持,但本质上仍然是一场知识分子主导的地方性的、局部的产业革新,仅涉及单个产业链的变革,主要以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户家庭经济为目标,并未像乡村振兴战略那样将提升乡村文化价值包含在变革目标之中。当前的乡村产业振兴是在国家指导之下的振兴之路,故而具有全局统筹、多方动员、全链条发展的优势。随着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出台,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被当作一项重要的目标任务。可以期待,在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中必将涌现出诸多衔接不同领域与环节的新组织类型,在也许是前所未有的生产实践中会形成新的流程、工艺和技术。如能在构建乡村产业体系的同时,在职业学校的教育体系之外参考“工厂学校化”建立基于生产实践的劳动技能形成体系,这些在新产业新业态中探索出来的流程、工艺和技术的积累将会为今后的生产创新提供新的契机,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源源不绝的前进动力。

令人欣喜的是,在费达生躬耕多年的女红领域中又涌现出一股通过重视乡土劳动者技能形成而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她”力量。她们都回应了费达生对乡土产业发展所提出的基础问题,同时抓住了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时代机遇,在对民族传统技艺的传承和传播中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劳动者技能形成之路。下文将以白晶莹的蒙古族刺绣实训基地、田若兰的西兰卡普技术革新推广和理塘妈妈树妮热手工艺空间为例分述之。

白晶莹是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人大常委会主任,也是当地蒙古族刺绣产业专项推进组组长。蒙古族传统刺绣在科右中旗有一定的基础,但白晶莹发现,让拿了一辈子羊鞭的牧区妇女做好刺绣作品并不容易,必须对其进行系统培训。自2016年起,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她在科右中旗开设了50多个蒙古族刺绣实训基地,手把手培训当地农牧民妇女学习蒙绣,对于贫困学员还自掏腰包为其购买练习用的线材布匹。迄今,白晶莹的刺绣基地已经让26000名农牧民在实操训练中逐步掌握了蒙古族刺绣这门技能,通过组织化技能培训机制助力农牧民技能形成,让她们实现了居家就业、就近就业,有的学员年收入可以达到7万元[41]。

无独有偶,土家织锦西兰卡普的传承奖人田若兰也在发扬民族传统工艺、便利劳动者技能形成方面花了不少心思。在鄂西小城恩施,田若兰在传统织锦工艺培训班中观察到,操作难度大、费工费力的老式斜织机影响了技艺的传承,成为年轻一代学习西兰卡普的阻碍,而土家织锦产业的衰落也意味着农村妇女少了一条谋生的门道。于是,她像当年的费达生一样摸索着开始技术创新,精心研制开发了操作轻捷便利的新型立式织锦机,让西兰卡普编织技艺走进了武陵山区的大专院校和中等职校,提高了编织技艺的传承普及率。此后,她又陆续研发了适合残疾人使用的便携式织机和方便在家编织的可折叠织机,为能动性较弱的老年妇女、留守妇女和残疾人群体掌握土家织锦技能提供了便利[42]。

以上两个案例通过组织化技能培训机制与技术创新机制为绣女、织女赋能,其道路与费达生蚕丝业改革中摸索出的技能形成机制遥相呼应,而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的妈妈树“妮热”手工艺空间则重现了费达生蚕丝业改革中平等交流的技能形成氛围,并且在新时代进一步走出了以产业融合提升技能价值的新路。“妈妈树”的项目负责人孔海俊女士是援藏干部的后代、曾经的藏地支教老师。为了帮助终日操劳却缺乏收入的藏地女性,妈妈树项目围绕藏族传统羊毛被毯“妮热”的制作与文化宣传,通过带动社区参与助力民族文化“复魅”[43],探索出了“地方自然资源利用 民族手工艺传承开发 康巴传统游牧可持续生活方式展示”这一贯通一二三产业的新业态,不仅延长了产业链,而且提升了价值链。项目创始之初,理塘当地社区“妮热”手艺出色的阿妈以及单亲妈妈、贫困户接受了项目培训,她们在这里与外请的设计师一起分享牧区传统的捻线搓绳工艺,交流彼此的纺线工具,也学会了用符合现代审美的配色、保护环境与降低能耗的新工艺和工具,融合设计师,甚至是前来参观的游客的意见,创作出了适合现代生活日用的“妮热”新产品。在此之前,这些单身、贫困的藏族牧民老阿妈除了挖虫草之外,没有为市场所认可的劳动技能。2021年,“妈妈树”又在另一个村开设了一个扶贫车间——“妈妈树”工坊,随着越来越多的阿妈成为支撑家庭经济的大树,妈妈树公益项目也逐渐成长为她们信赖依靠的一棵大树[44]。

如同费达生的蚕丝业改革一样,上述三个项目都是由女性带动女性,衔接地方产业传统,致力于把利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的案例。我们再一次看到,通过组织化技能培训机制、技能积累与技术创新机制,在平等交流的技能形成氛围中,普通劳动者的技能得到培育,人力资本的短板得到一定的补足,基于当地自然资源和产业传统的手工艺产业焕发了新生。可以看到,在乡村传统产业与文化的传承中,解决好劳动者技能形成这个关键问题,农民可以由此富起来,农村也可以美起来。

当然,相比乡村产业振兴实践中种种活泼的实践,本文所介绍的费达生的蚕丝业改革以及上述三个当代案例都只是管中窥豹,不能涵盖所有问题,更不能代表所有经验与创造,我们相信,时代正在回应费氏姐弟百年前提出的基础问题,以人的发展为抓手,中国乡村产业与乡村面貌必将发生根本变革。正如费达生所期望的那样,“在这条路上,会有不绝的继续者,而且要在这道路上,获到最后的成功……在这精神中,中国要在人类的历史上,再度的放着异彩”[18]。


参考文献:

[1] 李小云、苑军军.脱离“贫困陷阱”——以西南H村产业扶贫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2] 封凯栋、赵亭亭、付震宇.生产设备与劳动者技能关系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从工业4.0模式谈起[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4).

[3] 王星.技能形成的多元议题及其跨学科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18,(5).

[4] 王星、徐佳虹.中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现实境遇与路径选择[J].学术研究,2020,(8).

[5] 王星、徐佳虹.国企技能形成体系与国家工业能力积累的微观基础——基于计划经济时期国企厂办技校的历史社会学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21,(2).

[6]郑辟疆.浒墅关蚕校对蚕丝业改进的经过[A].政协苏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苏州文史资料(第1-5合辑)[Z].1990.

[7] 余广彤.蚕魂:费达生传[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

[8]费达生口述,沈汉整理.蚕丝人生:费达生女士口述[A].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9]全衡.蚕丝业专家费达生先生[J].妇女生活,1939,8(6).

[10]费达生.提倡乡村小规模制丝合作社[J].国际贸易导报,1932,4(6).

[11]费达生谈玉祁制丝所改良丝质[N].申报,1934-10-24.

[12] 吴景超著,吕文浩编.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13]费孝通.中国乡村工业[A].费孝通全集第二卷(1937-1941)[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14] 刘守英、曹亚鹏.乡土生出的现代化——费孝通乡村发展理论对乡村振兴的启示[J].清华社会科学,2019,1(1).

[15] 周飞舟.产业扶贫重要的是“适应性”[J].新城乡,2019,(6).

[16]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经济史课题组.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G].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

[17]费达生.吴江开弦弓村生丝制造之今昔观[J].苏农,1930,1(5).

[18]费达生.复兴丝业的先声[J].国光,1934,2(2-3).

[19] 金一虹、杨笛.现代性的另类追寻——费达生20世纪20-40年代的社会改革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7,32(1).

[20][美]白馥兰著,江湄、邓京力译.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1]费达生.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J].独立评论,1933,(73).

[22] 费孝通.江村经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3]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G].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24] 杨笛、金一虹.技术、性别与社会变迁——20世纪20-40年代费达生与她的女性团队技术实践研究[J].江海学刊,2017,(4).

[25]黄永安.江浙蚕丝织绸业情形[J].广东建设月刊,1933,1(11)

[26]米叶.人物访问记:蚕丝革命战士女厂长费达生[J].人物杂志,1946,(9).

[27] 王星.制造产业升级路径与产业工人技能形成[J].高等职业教育探索,2019,18(3).

[28]费达生.推行制丝新技术创办玉祁制丝所[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无锡县文史资料(第5辑)[Z].1987.

[29]陈秀英.半年来的工厂服务[J].女蚕,1936,(70).

[30]郑辟疆.省女蚕所负之时代任务及今后之改进[J].江苏教育,1933,(2).

[31] 林晓.蚕丝学女专家——费达生[J].教育与职业,1985,(4).

[32] 苏耀昌著,陈春声译.华南丝区: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体系理论[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33] 张茂元.社会地位组织能力与技术红利的分配——以近代缫丝女工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3,(7).

[34] [美]威廉姆·邦维利安、彼得·辛格著,沈开艳等译.先进制造:美国的新创新政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2019.

[35] 费达生.建立桑蚕丝绸的系统观点[J].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1985,(2).

[36]费达生.缫丝法的研究三:生茧制丝与干茧制丝的比较[J].江声,1923,(4).

[37] 李小云、季岚岚.妇女的劳动脱贫——基于产业扶贫案例的性别敏感性分析[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33(1).

[38] 黄岩、胡侦.外发工厂:拆分型劳动体制下留守女工的兼业生产[J].妇女研究论丛,2020,(1).

[39]新华社.贵州正安:吉他奏响发展“神曲”[EB/OL].

[40]新华社.贵州竟是西部最大吉他生产基地这儿的吉他远销世界各地[EB/OL].

[41]国家乡村振兴局.内蒙古:银针穿彩线绣出新生活[EB/OL].

[42]田若兰.传承西兰卡普弘扬土家文化[EB/OL].

[43]话说理塘.高原金秋季云端织女忙[EB/OL].

[44]话说理塘.“妈妈树”开织[EB/OL].

注释:

1参见国务院:《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2号)。

2王星提出,“技能形成”是包含技能知识学得与技能经验积累的整体性过程,“前者主要发生在学校,后者主要发生在车间”(参见王星:《技能形成的多元议题及其跨学科研究》,《职业教育研究》2018年第5期)。本文采用“技能形成”而不是“技能培训”的概念,意在强调生产实践中的经验积累过程以及生产现场多主体之间的协作关系。

3《蚕桑丝绸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指出,“蚕桑丝绸产业涉及种植养殖、加工制造、商贸流通、文化创意等多个领域,聚集大量中小微企业、农户、商户、合作社等经济组织,是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典型”。

4参见2020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蚕桑丝绸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工信部联消费[2020]15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