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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党员公共精神的培塑——基于湖北Z镇的实证分析

作者:付佳迪  责任编辑:王雅娇  信息来源:《探索》2021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21-12-05  浏览次数: 600

【摘 要】农村党员是乡村振兴最直接的参与者,是乡村振兴的“主心骨”和“领头雁”,通过参与党组织活动和村庄公共事务,培塑公共精神,有助于推进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研究以湖北Z镇的两个村庄案例作为考察对象,发现受党员吸纳能力不足、党员老龄化制约、党员分化、私人关系支配等因素影响,农村党员面临一系列公共精神挑战。为此,要以完善组织内外的“参与机制”为抓手,从党员参与党组织活动、党内民主、移风易俗、志愿服务出发,构建农村党员公共精神的培塑路径。

【关键词】农村党员;公共精神;乡村振兴;培塑路径


1问题的提出

公共精神是在建构公共秩序、参与公共事务、改善公共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公共态度与行为方式,公共理性、公共关怀、公共参与是其基本特征[1]。公共精神源于对“公共性”的深刻表达,对公共精神的探讨必须附生于“公共性”这一哲学范畴[2]。公共性是事关社会建设和社会团结的核心议题,相较于“私”领域的封闭性、排他性而言,其以公共空间为载体、以公共精神为灵魂、以公私关系为基点[3],侧重于参与机制和公众基于该机制参与公共活动的过程[4],分解为五个变量,即公共空间、公共服务、公共交往、公共规则和公共精神[5]。显然,公共性和公共精神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当具有公共性品格的“公共人”成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目标时,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需要致力于对公共人的公共精神的培塑。

学界围绕村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这一领域涌现出一些研究成果。一方面是在村庄公共性危机和公共精神缺失及原因分析方面。已有研究表明,乡村治理面临着“公共性消解”“公共性空心化”“公共精神缺失”[6]以及“公共空间萎缩”“公共利益流失”[7]等公共困境,这些公共困境将缩小村庄社会公共空间,损耗村庄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精神[8]。学界从两个层面分析了造成公共困境的原因,一是在国家层面,公共困境与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退场有很大关系[9];二是在村庄层面,随着国家力量的退场,村庄内生的整合力量与组织力量短时间无法自发形成,呈现出村落共同体解体、传统权威衰落、社会原子化与公共治理碎片化等现象[10],这给乡村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是在村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重建研究方面。重建村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是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的深层问题,已有研究从公共服务建设,以空间正义为内核的村庄公共空间的重构,以及乡村精英以互利、利他、公益为内核的村庄公共精神的培育等方面重建村庄的公共性[3]。显然,学界对村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重建的研究是从国家和村庄两个角度进行考量的,国家层面强调依赖国家的力量[11],村庄层面强调民间组织、公共文化建设和各类精英的带头和示范作用。

从村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的研究来看,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不足。学界多从国家的外部视角和村庄的内部视角去探讨公共困境与重建机制,鲜有学者从微观的组织视角去探讨。比如,李永萍从治理责任、治理原则、治理资源三个层面着手,提出了基层党建塑造村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的具体路径[12]。这类研究把村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的研究从国家层面、村庄层面下沉到村级组织层面,但落脚点均是对村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的培塑。鲜有研究把村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下沉到党员群体,探讨内生于村庄公共性基础之上的党员公共精神,即从党员群体的公共精神培塑出发,探讨其面临的公共精神缺失的困境和重构其关心公共事务、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的责任意识与行为态度。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关键在党。以组织振兴推进乡村振兴,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成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意义重大、作用非凡。农村党员是乡村治理精英主体之一[13],是乡村振兴最直接的参与者,是乡村振兴的“主心骨”和“领头雁”,其公共精神的培塑把多元治理主体聚拢在一起,形成承认差异、寻求统一的公共性意涵[14],有助于推进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

农村党员公共精神的培塑既要立足于农村基层党建的实际,依托具体的党组织活动来实现,又要立足于村庄的实际,依托具体的村庄公共事务来实现。为此,本研究选取湖北Z镇的两个村庄案例作为考察对象。Z镇位于江汉平原南端,曾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色首府,下辖19个村(社),虾稻产业是其支柱性产业。通过深度访谈Z镇的乡镇干部及A村和B村的村干部、普通党员、村民等群体,力图探明农村基层党建的实际运行情况,梳理农村党员公共精神培塑中面临的挑战,以期构建公共精神培塑的有效路径。

2农村党员面临的公共精神挑战

农村党员面临的公共精神挑战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既有党员吸纳能力不足的因素,又有老龄化、党员分化、私人关系支配的因素,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前农村基层党建中仍然存在着治理能力不强、党员队伍活力不够、主体能力不足等问题[15]。这些因素制约了农村党员公共精神的形成。

2.1党员吸纳能力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执政地位和壮大组织力量,不断调整吸纳重点和扩大吸纳范围,着力解决了“党员年龄偏高、女性党员偏少和受教育程度偏低”[16]的问题,不断优化党员结构。这也导致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吸纳党员时出现了唯年龄、唯性别和唯学历的取向,一味追求党员发展质量,把党员发展指标倾向于非农单位,使优秀的中青年村民难以吸纳进党组织中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村党员的公共精神。

一是党员吸纳标准相对较高。Z镇规定了农村党员的吸纳标准:(1)户口在村;(2)年龄45岁以下;(3)学历高中以上;(4)男女按比例搭配;(5)属于致富带头人,比如种田能手、养殖大户等。按此标准,B村在2020年发展了一名党员,该党员为男性,40岁,高中学历,属于养殖大户。同时村干部指出了其优势,即政治素质高、有一定影响。这些党员吸纳标准相对较高,使新鲜血液无法得到及时补充,中青年群体比例不足,党组织出现一定程度上的结构性失衡。

二是党员发展指标与实际不符。关于具体的入党指标,Z镇层面虽未作明确要求,但也存在明显的发展导向,即突出党员标准,严格程序把关,重视成熟度和高质量。Z镇组织办一位负责同志表示:“镇里更希望年轻人,学历高的同志入党。”这也意味着,Z镇的机关干部和学校年轻教师占了党员发展指标的绝大部分,相对来说村庄层面党员发展数量较少,发展对象多为村庄中相对年长的群体,这导致Z镇的党员发展指标与人口占据多数的村庄实际不符。

三是吸纳对象为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一般来说,从递交入党申请书到成为正式党员,整个流程需要2至3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入党申请人还要参加多次党课培训和结课考试,若外出打工,则无法及时赶回参加相关活动,更不可能做到随叫随到,这有可能使整个发展流程延后。正是因为很多村民因诸多因素影响无法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导致递交入党申请书的比例过低。比如,在A村每年大概只有4至5名村民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

农村党员面临的公共精神挑战受党员吸纳能力不足影响,党员吸纳能力不足源于相对较高的吸纳标准、发展指标向乡镇机关单位倾斜以及吸纳对象为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等,广大优秀中青年群体未及时吸纳进党组织,导致一些农村基层党建中出现党员发展缓慢、发展困难等现象。

2.2党员老龄化制约

党组织吸纳能力不足,中青年群体过少,导致党员“老龄化”和“空巢化”现象突出,这与村庄人口单向外流有关。随着流动党员数量增多,党组织关系在村、党员不在村的现象突出,而在村党员多为中老年群体,容易出现党组织活动弱化、党员标准及先进性降低、党员教育管理滞后、后备干部储备不足等问题,制约了农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和公共精神的培塑,使一些党组织处于“空心老化的维持状态”[17]。

一是党员老龄化制约了党组织结构的优化。A村党组织中有113名党员,呈现年龄跨度大、党员老龄化突出的特点。一方面,党员年龄跨度大,党员年龄小的只有20多岁,大的却有80多岁。另一方面,党员老龄化突出,60岁以上党员占60%以上,40岁以下党员占30%以下。老龄化的党员结构使党组织对中青年群体的吸引力有限,抑制了农村党员公共精神的增长。

二是党员老龄化制约了党组织活动的规模。A村的113名党员中,在村党员有40名左右,其中行动不便的有7至8名。这些年龄较大的党员和其他不在村党员,基本不参与党组织活动。这导致A村的党组织活动规模维持在30人左右,不到三分之一的党员参与党组织活动,使农村党员公共精神的形成与党组织活动规模的有限性之间形成张力。

三是党员老龄化制约了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党员老龄化使老年党员逐渐成为党组织活动甚至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但这一群体也存在内生性困境。一方面,对于老年党员群体,因其年龄大,腿脚不便,还要肩负种田和照顾孙辈的责任,所以他们较少参加党组织活动,即便参加,这些老年党员也只是负责基础性事务。老年党员较少参加组织内外的公共活动,其公共精神的培塑也受到一定影响。

农村党员面临的公共精神挑战受老龄化制约,老龄化制约了党组织结构的优化、党组织活动的规模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此外受限于村集体经济缺失的困境,村干部也较少安排老年党员参加党组织活动。通过优化党员结构,破解老龄化难题,是农村党员公共精神培塑的重要切入点之一。

2.3党员分化影响

农村党员公共精神受党员分化影响,不同类型的党员受制于不同的场域、不同的角色扮演,其公共精神也会出现差异。已有党员分化研究多侧重于党员素质的分化,即以“党性强弱”为基本维度[18],区分党群工作中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如何正确对待这三部分人呢?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19]898。显然,党员素质越高,越容易形成公共精神和身份认同。除素质分化外,农村党员还存在有职和无职分化、年龄分化、地域分化、职业分化等,导致其公共精神培塑的效果也不相同。

以有职党员和无职党员分化为例,Z镇村庄的有职党员主要包括村干部,含主职村干部和副职村干部。因湖北普遍推行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20],主职村干部一般指的是村书记,副职村干部党员一般都是村两委成员,也存在副职村干部不是党员的情况,但该群体普遍存在向党组织靠拢的强烈愿望。Z镇村庄的无职党员一般为在村党员中的老年党员,他们或在部队,或在学校,或在村里入党,一般党龄较长,有一技之长,有的还曾担任过村干部,对村庄有一定的感情,却较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有提升其公共精神的潜力。

比如,在A村有一位1950年出生的朱姓党员,他1969年参军,1973年在部队入党,1974年退役回村在生产队当会计,后任小组长。因身体的原因,他从1999年开始便不再担任村干部,专门从事农业生产,这也是我国中西部农村老人的普遍生活模式,也称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的家庭生计模式[21]。一到农闲时节,朱姓党员便有充足的闲暇时间参加支部活动,正因为有当村干部的经历,他成为无职党员中为数不多的积极参与者,主动带头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农村党员面临的公共精神挑战要在党员分化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提升不同党员群体的公共精神,就需要借助公共事件把不同类型的党员群体凝聚起来,形成一致性意见和规则的生成能力,只有这样,才可能构建长效的农村党员公共精神的培塑路径。

2.4私人关系支配

农村党员面临的公共精神挑战还受私人关系支配,这种私人关系从宏观层面与以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化发展密不可分,从微观层面与村庄结构密切相关。一方面,现代化发展带来了村庄公共权威的衰落,表现为“公共空间萎缩、公共交往减少、公共服务缺位、公共规则解体与公共精神凋零”[22];另一方面,从不同的村庄结构出发,不同类型的村庄形成风格迥异的公共逻辑,农村党员之间生成不同的应对策略。

一是这种私人关系体现在党员的日常互动中。每月一次的卫生大扫除是A村的公共工作之一,参加者包括5名村干部、4名保洁员和部分无职党员。一方面,清洁大扫除以5名村干部和4名保洁员为主,属于常规队伍。常规队伍因有工资性激励和绩效考核压力,会主动参与这类公共事务。为了维系村干部之间的团结,A村的夏书记还会经常邀请副职村干部和保洁员聚餐。这些看似寻常的举动,却可以有效增进村民之间的感情。另一方面,无职党员属于不固定队伍。因参加村庄卫生打扫除属于义务劳动,对其他主体的吸引力有限。村干部一般会优先动员私人关系比较好的无职党员参与活动,当然,动员效果也是有限的,所以义务劳动的成员不固定,要经常性轮换。这样在有职党员、保洁员和无职党员之间日常互动的多重作用下,村庄大扫除活动平稳进行。农村党员在参与这类村庄公共事务的同时,为其公共精神的培塑提供了制度化的载体。

二是这种私人关系体现在有职党员与新乡贤[23]间的行动策略上。Z镇面临的普遍问题是村集体经济的缺失,使村级组织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造成有职党员缺乏培塑公共精神的动力。所以有职党员会把有限的精力放在跑项目、整合资源之上。跑项目属于正式的关系约束,承接的是“资源下乡”[24]背景下国家财政的转移性支付。整合资源属于非正式的关系约束,借助在外新乡贤的慈善捐赠和人脉资源。同属于Z镇,因村庄类型不同,A村和B村的私人关系在整合资源中呈现出不同的行动策略。A村属于维持型村庄,属于“能人治村”[25]的典型代表,有职党员希望在外新乡贤通过慈善捐赠的形式解决乡村治理中的财政赤字问题。B村属于发展型村庄,属于“富人治村”[26]的典型代表,有职党员希望借助在外新乡贤的人脉资源实现乡村产业的提档升级。村庄类型不同,有职党员与新乡贤之间的行动策略各异,维持型村庄的有职党员倾向于维系村庄现状,发展型村庄的有职党员倾向于发展村庄经济。这些差异化的行动策略都印有私人关系的痕迹,给农村党员公共精神培塑带来一定影响。

三是这种私人关系体现在资源的再分配上。当大量资源涌入村庄后,涉及资源的再分配问题,有职党员在这个过程中掌握着再分配的话语权。他们遵从三种再分配方式:一是按照关系的亲疏远近进行资源再分配。比如,在B村推行的“厕所革命”,有职党员会主动说服亲朋好友配合国家政策,为建设美丽乡村助力。二是采用柔性手段进行资源再分配。比如,在A村推行的“禁鞭”工作,A村所有的保洁员都要去做工作,一旦遭遇村民抵制,有职党员会采用“购买”村民鞭炮的方式,化解传统习俗与刚性规则之间的矛盾。三是采用利益导向的方式进行资源再分配。在面对修路等村庄公共事务时,村民认为这是有职党员的事,与他们无关。若要动员他们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就需要相应的激励措施。

农村党员面临的公共精神挑战受私人关系支配。私人关系体现在党员间的日常互动中,不同类型的村庄产生了不同的行动策略,当资源进入村庄后,有职党员采用了差异化的分配方式,这使原本制度化的公共服务深受私人关系支配,使党员公共精神陷入多重弱化的困境。由此可见,处理好私人关系和公共关系的边界,是培塑党员公共精神的关键一环。

3构建农村党员公共精神的培塑路径

构建农村党员公共精神的内核在于找到破解其面临的公共精神挑战的有效抓手,完善组织内外的“参与机制”。一方面,以党组织为载体,从党员参与党组织活动和党内民主出发,构建内生基础;另一方面,以村庄公共事件为载体,从党员参与移风易俗和志愿服务出发,构建外部支撑。

3.1以党组织活动为载体培塑农村党员的公共精神

党章规定,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农村党员公共精神培塑的组织载体是党员所隶属的基层党组织,内生动力是党员对党组织活动的参与以及在参与过程中党员身份认同的形成。

一是通过参与党组织常规活动培塑农村党员公共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党内平等地过组织生活,这是遵守党章、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27]192。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生活是党的生活的重要内容,它依托党组织开展活动,主要形式有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党课,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三会一课”,以及党员组织生活会、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常规活动体系。常规活动主要涉及上级党组织安排的活动,一般由上级党组织提供当月学习资料,规定活动程序,给予指导意见。党员以党组织为载体,以党组织活动为依托,可在参与党组织常规活动中培塑公共精神。比如在A村,主题党日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召开,其常规活动包括:(1)重温入党誓词;(2)交党费;(3)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最新中央文件精神。除此之外,A村每个月月初开一次党小组会议,总结上个月工作,安排本月工作;每一个季度开一次党员大会,邀请老党员讲一次党课。总之,参与党组织常规活动是党员应尽的权利与义务,是合格党员的必然要求。

二是通过参与中心工作培塑农村党员公共精神。除常规活动外,基层党组织还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活动,做到党组织活动与中心工作的同心同向,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构建常态化的党组织活动运行机制。与常规活动相比,因中心工作贴近基层党组织实际,更能培塑参与主体的公共精神。党组织不仅要完成常规活动这类规定性工作,还要结合具体的村庄实际开展相关活动,这也是差异化党组织活动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出现了差异化的党组织活动,才涌现出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党建创新模式。比如,在Z镇的A村和B村,因中心工作不同,党员参与党组织活动的重心也不同。因A村属于维持型村庄,其党组织活动的重心在于保持现有党内荣誉和增进村庄团结。A村的村干部多为同辈型干部,年龄相仿、战斗力强,因把一个软弱涣散村治理成一个先进村,A村党支部由此被评为Z镇唯一一个市级先进党支部,其中心工作围绕村民急需解决的水、电、路等供给进行。因B村属于发展型村庄,党组织活动的着力点在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壮大村集体经济上。B村的村干部多为梯队型干部,村干部年龄梯级分布,因村支部书记是致富带头人,其中心工作围绕农村产业的提档提升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上。由此可见,因村庄类型迥异,造成了党组织活动差异化,农村党员公共精神的培塑也呈现出差异化特征。

常规活动和中心工作相结合的方式使党员参与党组织活动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党组织在完成政治任务后,还可以结合村庄的中心工作拓展活动,这样可以让活动打破组织内的约束,扩展到组织外的空间,从而使农村党员公共精神的培塑有了更广阔的公共空间。

3.2以党内民主为先导培塑农村党员的公共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发扬党内民主和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致的,并不矛盾”[28]166。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基层开始,从人民最关心的领域做起。如前文所述,村民最关心的村庄公共事务是农业生产领域中的水、电、路的问题。为此,要以党内民主为先导培塑农村党员的公共精神,围绕村庄公共事务在酝酿和讨论中充分发扬民主,构建党内民主的参与机制、决策机制和激励机制,并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

一是以党内民主参与机制培塑农村党员的公共精神。在常规党组织活动结束后,党组织会继续结合村庄公共事务进行民主讨论。这类组织行为把党组织内部活动延伸到党组织之外,把无职党员拉入乡村治理的场域之中,让无职党员与有职党员一样共担村级治理任务,使党组织和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得到提升[29],农村党员公共精神的培塑便有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基础。在Z镇,这类村庄公共事务的议题比较广泛,包括村庄发展、挖沟渠、硬化路面、栽树、建泵站等。在数量庞大的党员队伍中绝大多数是无职党员。无职党员作为党员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先进性作用的发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体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影响着党的先进性,受党员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的影响,大多数无职党员政治觉悟高,有自觉性、约束性、纪律性,会根据不同时期党组织的中心工作,到村中进行动员、宣传。比如,通过参与人口普查这类村庄公共事务,切实增加了无职党员对村庄政治生活的参与。

二是以党内民主决策机制培塑农村党员的公共精神。党内民主决策,就是依据决策事项的范围,给予相关党员以平等的机会介入党内决策过程之中,这是风险最小化、最有利于体现党员主体地位的发展党内民主的路径。在应对具体的村庄公共事务时,Z镇基层党组织按照党内民主决策机制来开展工作。首先,村党支部收到村民反映的问题后,组织专人去现场查看;其次,召开党员会进行讨论,寻求解决方案;再次,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进行处理,即先做急事,再做缓事;最后形成决议,张榜公布,并接受全体党员和村民的监督。由此形成了党内民主决策机制的完整闭环,党员全过程参与。

三是以党内民主的激励机制培塑农村党员的公共精神。党内民主的激励机制包含“集体性激励”和“选择性激励”[30]9两种举措。集体性激励从党组织提供的集体性目标进行参与,以提升农村党员的公共精神为出发点,属于精神激励的范畴。选择性激励从物质角度出发,属于物质激励的范畴。Z镇各村都有一个党员微信群,若干个党小组群。村庄公共事务通过微信群发布,遇到重大事务,党员会把活动纪实做成视频,在微信短视频和微信群里发布。视频一经发布,点赞的人越多,活动的影响就越大,集体性激励和选择性激励就越多,从而吸引更多的党员加入。

农村党员公共精神的培塑是通过构建党内民主的参与机制、决策机制和激励机制实现的。党员通过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参与决策全过程,利用新媒体的力量强化激励等方式,也能培塑其公共精神。

3.3以移风易俗为契机培塑农村党员的公共精神

农村党员公共精神的培塑除涉及参与党组织活动和村庄治理事务之外,还涉及村民生活领域,包括“生活习惯、休闲娱乐、人情交往、伦理体验”[31]等不同生活领域所构成的公共秩序。村民生活领域中“公”与“私”之间的界线明确,且具有流动性、脱嵌性和需求性特点[32]。村庄中出现的人情异化现象为政府行政力量介入村民生活领域提供了可能,以推行移风易俗为契机,通过不断创新村庄的文化供给,使党员与村民之间形成互信机制。

一是引入政府的行政力量。国家之所以在村庄中提倡移风易俗,是因为有些村存在人情异化现象。即除婚丧嫁娶外,村民还办了很多“无事酒”,比如升学宴、搬家酒、新房宴等,这给村民带来了一定的负担。在缺乏村规民约的背景下,村庄层面希望政府行政力量有效介入,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建立红白理事会等民间组织,进而有效遏制村庄的陈规陋习。为此,Z镇提倡“大事减半、小事不办”“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以移风易俗为突破口,将乡村振兴与乡风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二是构建党员与村民之间的互信机制。党员是承接政府行政力量介入的行动主体之一,在党员与村民的互动中,解决了“源自于特定事件的摩擦或冲突”[33],使二者之间建立了基于公共精神基础上的互信机制。针对陈规陋习,Z镇党员首先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比如,禁止办“无事酒”,若办酒需提前向村委会报备,办酒途中禁止放鞭炮,禁止扎拱门。每当遇到村民办酒时,党员就用多种方式宣传移风易俗政策,以获取村民的认同。其次是必要时采取强制措施。村民在遇到外力干预时,一般会采取妥协的应对策略,但也存在违反政策的情况,党员会请执法机关出面采取措施进行干预。最后,双方之间在互动中会形成一致性共识。以“禁鞭”工作为例,村民认为燃放鞭炮代表喜气,加之当地有送鞭炮的习俗,使“禁鞭”工作阻力重重,党员采取相应有效的措施是让村民自觉少放或不放。这样党员和村民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默契。党员本身也是村民的一员,在默契中孕育了双方的互信机制,形成了新的文化认同。

三是不断创新村庄生活的文化供给。在党员参与移风易俗治理的影响下,政府行政力量有效介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党员与村民之间互信机制的作用下,村庄层面的移风易俗得到有效推进。陈规陋习的破除,意味着要有新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予以跟进。党员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之一可以有效参与到村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中,发展村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不断丰富村民的文娱活动,包括组织打鼓队、秧歌队、玩龙灯、广场舞等。以广场舞为例,Z镇各村在党员带头组织协调下,为村民提供了场地、音响、供电等便民服务,保障了该项文娱活动的开展,丰富了村民的文娱生活。

参与移风易俗可以有效培塑农村党员的公共精神,政府行政力量对移风易俗的介入解决了一些难题,增进了党员与村民之间的互信,并为创新村庄文化供给和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供了可能。

3.4以志愿服务为抓手培塑农村党员的公共精神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和奉献意识”[28]34。党员是志愿服务的主体力量之一,志愿服务与农村基层党建有机结合,成为推进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乡村治理要挖掘潜在的治理精英群体,包括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党员、致富能手中的中青年党员和下沉党员[34],采用志愿服务的方式把他们动员起来,从而构建党员参与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在参与中激活精神信仰,培塑农村党员的公共精神,推动志愿服务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融合。

一是以公共性事件为契机嵌入志愿服务。党员在参与党组织活动和村庄事务中提升了公共精神和村庄认同,但两者均属于常规活动的范畴。一旦在村庄共同体中发生公共事件,尤其是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党员就会被再次整合起来,加入志愿服务的行列。新冠肺炎疫情便属于这类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因疫情防控涉及每一位村民的切身利益,党员志愿者的独特作用便能发挥出来,有职党员、无职党员和下沉党员组成党员志愿者队伍,成为志愿服务的主体力量。比如Z镇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党员志愿者队伍一度高达300人。

二是以参与志愿服务培塑农村党员的公共精神。党员志愿服务属于义务劳动,村民一开始很少参与。党员不计回报、不怕困难、冲锋在前,负责返乡人员登记、摸排、守卡点、运物资等。比如,A村一名无职党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负责坚守村北的一个卡点,共计坚守了35天;B村29名党员志愿者组成了一支代购服务队,负责帮村民代购生活物资。在党员志愿者的引领下,Z镇村民踊跃参与志愿服务,发扬志愿精神,进而形成了一套制度和规范。“有事找党员”成为当地村民约定俗成的共识。

三是以常态化的志愿服务推进乡村振兴。进入后疫情时代,志愿服务并未因疫情缓解而消失,而是走向了常态化。首先,志愿者队伍的规模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缓解而逐步减少,形成“有职党员 无职党员 下沉党员”的常态化志愿者队伍。其次,常态化志愿服务促进了一致性公共规则的形成,比如,Z镇探索了“群众点单—中心派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单”志愿服务创新形式。再次,党员志愿者有效推进了乡村振兴。党员志愿者参与乡村振兴,将志愿服务与党的建设相结合,既彰显了志愿服务精神,又增进了农村党员的公共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

以重大突发事件、公共事件为契机,引入志愿服务,党员参与志愿服务并在参与中实现志愿服务的常态化,从而使党员志愿者在乡村振兴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在“参与”中培塑了公共精神。

4总结

总体来看,农村党员公共精神受党员吸纳能力不足、党员老龄化制约、党员分化影响、私人关系支配等因素挑战,通过参与党组织内部的活动和党组织外部的村庄公共事务,即以完善组织内外的“参与机制”为抓手,可以构建农村党员公共精神的培塑路径。农村党员通过“参与机制”培塑公共精神,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这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一招。要直面农村党员公共精神培塑中遇到的挑战,在构建培塑路径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从而助力乡村振兴。

一方面,要壮大村集体经济,着力解决党员吸纳能力不足和老龄化制约的问题。培塑农村党员的公共精神需要扩大“参与机制”的内生基础,即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物资保障。为此在国家层面要积极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提供各种补贴、政策优惠;在村庄层面要推进发展型村庄建设,优化村干部结构,吸引在外务工的青年群体和新乡贤回村干事创业,从而破解党员吸纳能力不足和党员老龄化难题;在基层党组织层面要强化党建引领,强调“党支部领办合作社”[35]是村集体经济与合作社融合发展的有效载体,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另一方面,要建构新型党群干群关系,着力解决部分党员分化和受私人关系支配的问题。一是合理引导党组织活动与中心工作的有机结合,有序扩大党内民主,切实增进党员的参与意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进而打破有职党员和无职党员的身份边界;二是通过参与移风易俗和志愿服务这类村庄公共事务,密切党员与村民之间的互动,进而提升党组织活动和村庄公共事务对中青年群体的吸引力;三是完善农村党员参与党组织活动和村庄公共事务的群众监督体系,让农村党员的各项活动规范运行,从而规避受私人关系支配的问题。

总之,通过完善农村党员的“参与机制”,能有效破解农村党员公共精神面临的挑战,构建相应的培塑路径,体现培塑农村党员公共精神对推进乡村振兴的正向作用。未来,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通过党建引领和产业振兴的有机结合,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进而夯实农村党员公共精神培塑的内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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