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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村到工厂:近代乡村青年女性启蒙

作者:王 萍  责任编辑:蒋 韵  信息来源:《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21-12-05  浏览次数: 152

【摘 要】在近代工业化、新文化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多重作用下,“打工妹”走出乡村进厂务工,对社会变迁产生了多元而复杂的影响。进入工厂促使传统乡村青年女性群体逐步开始了自我启蒙的过程,踏上了寻找“现代自我”的起跑线。职业角色的获得提升了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冲击了传统的性别文化,使女性的自我认知、社会角色、婚姻与恋爱等都发生了嬗变。同时,该群体也面临传统角色颠覆和与现代角色重建之间冲突的困境,启蒙之路具有较强的历史局限性,只有加强对以“打工妹”为代表的女性群体的增权与赋能,从根本上保障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权益,才能更好地发挥女性在新时代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关键词】近代;乡村青年女性;启蒙;职业化


一、近代乡村女性启蒙的内涵

近代中国女性的启蒙与西方的启蒙运动不同,西方的启蒙运动是民众摆脱神权的控制,把人从宗教和神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中国近代女性启蒙更多是受压迫的女性从神权、族权、父权、夫权中解放出来,走向自由和理性,逐渐确立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指出:“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1]。从一般的意义来看,女性的启蒙指的是女性个体意识萌芽并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个体,一方面,指行动上的自由,能够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打破深闺女子“足不出户”的禁锢;另一方面,也包括思想意识的独立性,能够实现独立思考和自我表达,改变之前的从属地位,进行自我认识和探索,形成独立的人格和社会角色。中西启蒙运动中共同遵从的核心就是人的独立和自由。仅从裹足这一陋习来说,封建女性长期被以裹脚的形式禁足,必然依附和受制于男性。对此,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曾严厉指出:“缠足不知所自始也,要而论之,其必起于污君独夫民贼贱丈夫……呜呼,可不谓愚人哉?”女性的身体受到摧残,人权和尊严受到严重践踏。翻开汗牛充栋的史书典籍,女性一直囿于男权之下,除文学史可以看到个别女性诗词作者的主体形象,鲜少见到女性书写,更不要说在社会生活事务中占主体地位。而女性出现在政治史中,则呈现的大多是觊觎政权的野心家形象,即便有零星记录,大多也是充斥于文学作品中的悲情叙事,女性形象模糊且消极,女性群体是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

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民主与科学的传播推动女性觉醒。在此背景下,工业化的发展给女性提供了走出乡村的机会,她们通过进厂务工获取了自己的职业身份,在社会分工中扮演了不同于以往的角色,更大程度上实现了个人的自我价值。从江南乡村传统的丝、绵、纺、织等手工操作,到近代工厂大机器生产,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为近代女性走向独立、自主、自尊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近代乡村女性启蒙的社会条件

1.工业化生产的社会经济背景

工业化的启动和推进有两个必要条件,即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产品销售市场。作为一支重要的新兴经济力量,工厂制度在逐渐解构传统自然经济的同时,也在不断拓展市场,并吸纳了大量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加上由于人口增加、人多地少,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从土地释放出来。

自《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工厂建设进入了“外人兴业时期”,一时之间,日本、英国、德国纷纷来华设立工厂,主要集中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西方兴办近代工业给当时的爱国实业人士以强烈的刺激,在振兴民族工业的旗帜之下,民族工业迅速兴起。从20世纪初期,民族资本主义投资大幅度增加,仅1910-1920年期间投资总量竟是之前50年投资额的总和,主要集中于轻工业领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发展迅速扩展开来,工厂制度、机器化大生产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工业化进程,也推动了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铁板一块似的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2.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西方机器化生产的棉纺织品严重冲击了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手工纺织业,土布销量下降,生产萎缩,传统纺织业迅速衰落下去。土地耕作的产出有限,难以维持家庭生活所需,水灾、旱灾、虫灾等自然灾害频发,农业大量减产。在以上因素的影响下,大量农民破产,衣食无着的农民无奈之下只好离开土地,前往城市他乡寻找生计之所,广大女性也随着这一潮流纷纷外出。工业生产带来的社会分工使社会群体的力量分化,作为工业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大量涌现,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女工群体。为了满足工业生产的人力资源需求,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尤其是在纺织行业中,女工人数占到了90%以上。做厂挣工资的打工妹因经济上获得独立,使得她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发生逆转,打工妹进厂打工,获得了一份职业,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这就为她们经济独立创造了条件[2]。简言之,近代城市兴起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商品交换之间的联系,加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女性开始走出乡村,离开土地,走出男权控制下的乡村秩序,进入城市,职业身份的获得促进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发。

3.新文化运动的新风

社会的思想论战总是与社会变革相互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前所未有的全新文化开放时代[3]。人们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促进了社会生活的变化。进入城市为广大的农村女性走向自我觉醒提供了空间条件,社会思潮的发展则为女性启蒙提供了催化剂。发轫于西方的女性解放运动思潮伴随19世纪末期西学东渐的潮流进入中国,一批远见卓识的进步人士,在对中国前程思考的过程中,受西方进步思想的触动,开始了对女性解放运动的思考,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大讨论。《中国女报》《变法通议·论女学》等纷纷出刊,将西方女性解放运动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探索中国妇女的解放道路。

19世纪末以来,有关中国妇女发展的论述不断出现,这些论述虽然以学术面貌出现,但其宗旨大多或明言或隐含反封建的意旨,举女性解放与革命的旗帜,行反封建之实际。在维新派学习西方思潮的过程中,女性就业、女性独立、性别平等的意识也引入中国,得到有识之士的响应与呼号,知识分子的呼号催生了女性启蒙运动思潮。20世纪前期,全面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把女性解放运动囊括到国民解放的活动内容之中,社会精英群体的男女平权思想被社会广泛接受,报刊、杂志、电影、文学作品中关于女性地位的讨论也给社会带来了新风尚。纺织女工、缫丝阿姐、女职员、女教师等群体不断涌现,凡此种种影响,给女性启蒙创造了社会大环境。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传统女性被吸引着、裹挟着,大规模地流向城市,成为工厂的雇佣工人。传统的中国女性不再只是承担洗衣煮饭职责的“乡下妹子”,首次拥有了职业身份。以上海、苏州、无锡、常州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棉纺织业发达,工厂制度的兴起与发展,标志着中国社会的转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在结构变动中,新生社会力量脱颖而出,其中就包括‘打工妹’在内的农民工群体的崛起[4]。处于近代工业产业链末端的“打工妹”,从父权盛行的夹缝中找到一个立足之地,除了传统的具有较强依附的先赋角色之外,中国女性首次拥有了自致性角色———“做工”的职业角色,可以说是笑中带泪,迈出独立自主的第一步。

4.城市社会的吸引力

进入近代社会之后,外国资本势力的入侵也推动了本国社会的内部变化。受近代工业化的影响,通商开埠使得一部分以工业和商业贸易为主要经济活动的近代城市迅速兴起,城市的经济功能增强。一方面,城市向周围乡村扩展,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在二者的合力之下,近代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数量、规模和功能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城市资源集中,工厂、企业数量众多。城市既是商品的生产之所,也是商品流通的贸易平台,提供的就业机会众多,破产农民、流动人口纷纷前往城市寻找生机。而对于长期生活在乡村的青年女性来说,城市的一切都是新鲜的,除了生活的需求之外,城市文明本身对于乡村女性群体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三、女性启蒙的主要表现

1.顺天应时新环境下的主动适应

“自欧战迄今,我国民之受其影响,而蒙其损失者,不知凡几。即以棉业论,美、印、日诸国咸注力于供给欧洲之缺乏……于是纺织同业,急起直追,尽力推广。故予亦有添招女工之举……但距沪甚近之苏、松、常、太各属,人烟稠密,招丁至便易,黄本操君乡土情长,念兵燹之后,生活艰难,陈请试招湖南女工若干名。”[5]由此可知,20世纪初期受欧战影响,民族工业崛起,为轻工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产生了对女性工人的大量需求。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典型代表杭州为例,作为当时全国丝织业、棉纺织业的中心,在拱宸桥一带有多家纺织厂,下班时间纺织女工一眼望不到头,成了当时一道独特的风景。进入19世纪80年代,农村贫困家庭的女子纷纷以进入工厂做工为风气,出现了“少妇专求纺织良”“人争趋先”[6]的景象,女工为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出门务工、抛头露面、男女同处一室对于当时的社会风气来说是新鲜事物,也严重挑战了封建传统思想的道德标准,遭到了社会的批评和苛责。但是,近代女工群体的涌现顺应了社会化工业生产的需要,通过外出务工谋得职位并获取薪酬,为女性群体提升社会地位、实现两性平等打下了经济基础。

做厂挣工资的打工妹因经济上获得独立,使得她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发生‘逆转’,打工妹进厂打工,获得了一份职业,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这就为她们经济独立创造了条件[7]。经济地位的提升带动了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一方面以独立主体的形象参与劳动,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获得一定的经济独立,从“分利之人变成了生利之人”(梁启超);另一方面为促进自我发展而积极学习,主动适应,打工妹群体走出家庭,在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向前发展的同时,也不断适应城市社会的新环境,更新观念,改变自我,完成由村民向市民方向的转变[8]。这样的女性形象,在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也可以说是为中国女性走向独立与发展的进程中,书写了靓丽的一笔。在进入工厂之后,虽然是在资本的压榨之下,但是青年女性也获得了学习新知识的条件,认识并接受了新事物,逐渐开始走上摆脱迷信、落后、愚昧的征程;同时,纺织女工的劳作又进一步推动了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2.入职入学生活意义重新构建

甲午战败后,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认为,西方强大的重要原因在于西方农、工、商等皆有专业的培训学校,振兴实业的要务首先在于发展实业学堂,主张强新学,广设学校。一些地方有识之士也开办了实业学堂,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杭州蚕学馆,开设了动植物、蚕体生理、解剖、显微镜、气候、植桑、缫丝等十多门课程[9]。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在南通女子师范学校设绣工科,又建立绣织局与女工传习所,并通过设立伶工学社与更俗剧场,亲自参与戏剧教育与京剧艺术的革新,以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

女性实现思想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接受教育,广大中国传统女性由于贫穷和受封建礼俗的压制,很难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近代兴实业、办教育的风气给广大女性提供了宝贵的启蒙心智、提升自我的机会。自近代以来,一些家庭条件优渥的新女性最早享受教育资源,成为近代史上最先走向社会公共空间的新女性。接受教育为女性获得职业提供了客观基础,是其觉察自我意识的前提条件。对于近代广大农村地区的女性来说,农村社会的封闭状态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使其一时无法获得同等的教育或培训机会,而进入城市工厂务工,正弥补了这一不足,给了她们接受城市文明的机会。虽然时间很晚,空间有限,但是广大乡村青年女性借机接受了新思想,掌握了谋生的新技能,由此步入了人生发展的新阶段。

3.不屈抗争参加维权工人运动

近代女性通过参与工业生产、适应城市生活获得职业角色,为其经济自立、参与公共生活以及部分实现婚姻、职业等问题上的自决提供了条件,但总体来说,这种解放是非常不充分的。在尚未开放的近代社会,女工群体除了要忍受资本家的盘剥与压迫,还受到男权思想和传统封建文化的压迫。对此,处于不断进步中的女性群体也不甘屈服,为争取自己的平等待遇、改善劳动条件而积极投入工人运动的历史潮流。“工人运动的发展有利于农民工社会地位的提高,伴随着工人运动在1921到1927年之间的长足发展,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10]周宏府曾经撰文指出:党的成立及其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几次劳动大会的召开和全国总工会的组织工作、国共合作、灵活的斗争策略以及国际方面的帮助和支持等5个方面的原因促成了工人运动的发展。“1922年上海丝厂女工同盟罢工,得到了上海各界的支持,代表90余万工人的30余工团,联名致书江苏省长,商界及其他社会团体也代女工呼吁。迫于社会压力,各丝厂厂主从8月24日起减少女工工时2小时。”[11]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群体走出家门,进入工厂,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社会舆论也在逐渐发生转向,由之前的反对、阻挠、质疑和批评,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同情和鼓励的言论。正如章开沅所说:随着女子做工已成既成事实,社会舆论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讨论女工应不应该做工,而是更多地关注起她们的生活,同情其境遇,支持其抗争。这也充分说明了女性通过自己艰苦而坚决的抗争,日益获得了社会的认可,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四、时代回响与现实反思

女性离开农村,走进城市和工厂,在中国女性的发展史上首次拥有了职业角色,通过获取报酬,获得了基本生存的经济基础,迈出了走向自立的第一步。但是,女性承受着做工的辛苦、恶劣的环境、粗暴的管理,以及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残酷压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女性在实现自我蜕变的同时,也在现实环境中面临着传统与现代、自我与社会认知的双重矛盾。

1.女性意识觉醒,从“他我”到“自我”认知提升

在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定位中,由于农业劳动需要男性发挥体力优势的特点,加之传统礼教的思想禁锢,女性一直是处于男性的附属地位,女性存在的意义就取决于男性。“好”女性的形象标准就是由与女性有社会交往关系的“他”定义的,服从于男性的需求,接受男性的价值观。而这一切随着女性走出农村而发生了变化,女性进厂务工,参与劳动,获得了薪资收入,拥有了实现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职业角色的取得使广大女工认识到了自身的劳动价值,获得了自信心,逐渐形成了自我的观念,开始自觉地为实现自我发展而积极努力。从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女性的这种跨越,这也为提升女性地位、改善性别不平等做出了贡献。直到今天,长江三角洲地区女性的家庭地位高于其他区域,应和当时的历史影响有一定关系。

2.传统封建思想压迫,性别角色困扰

由于大多数进厂务工的女性都没有受过教育,她们在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更多是被动的、无意识的。传统的性别隔离仍然对女性群体的自我建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史料来看,很多进厂务工的女性会遭受社会的非议和婚姻的不幸,结婚晚、嫁人难。因而,虽然女性通过进入城市而有了职业角色与社会身份,但是思维与灵魂仍然被压制与禁锢,要面对自我的困惑与心理不适。传统性别分工观念的束缚,给违背传统规范、外出务工的“打工妹”群体,造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在传统社会中,女性处于附属地位,要遵从封建礼教的规范,不可抛头露面,要守妇道,遵从“三从四德”。而“打工妹”走出家门,与男性一同做工,就会面临各种非议和误解,那些外出务工的女性在婚配上都受到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今日阅之,我们钦佩当时走出农村、进厂务工女性的独立自主与勇敢,而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面临的非但没有赞美,而且更多的是非议之声,这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是多么冷酷而无奈的现实,身为一名女性,读来更觉心寒胆战。

3.默默奉献的无奈“剩女”,多重角色加身

“打工妹”进入城市后,城市社会中晚婚观念、晚婚现象盛行。“打工妹”群体当时的婚配年龄也较传统乡村社会延迟很多。在笔者看来,这是打工妹“入乡随俗”做出的“适应性”响应,婚配时间之所以可以延迟,是因为大多城里人也是如此,适应城市的晚婚风尚。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女性的独立意识增强,在婚姻关系中有了自主的决策权,而不是谨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自觉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从更深的层次来说,女性晚婚晚育的重要原因则是与求职需求、工厂制度有关,工作不稳定、生活负担沉重、工厂“以未婚为雇佣条件之一”,等等,在这样的条件下,“打工妹”也只能“选择晚婚的道路”了。这些事实今日仅仅从能够获得的史料中看到,作为女性群体自身的表述,我们无从获取,她们内心的苦楚情形不得而知。

女性虽然有了职业角色,但是在传统的角色定位中,仍然是家庭事务的主要承担者,必须要担负起生儿育女、洗衣煮饭、赡养老人的职责,这就使得女性在做工的同时,还要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劳动,一方面,在工厂做工被榨取剩余价值,“从鸡叫做到狗叫”,雇主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定额等方式,加剧对女工的剩余价值榨取;另一方面,又要在家庭事务中受男权思想的压迫。这对于“前世”和“今生”的中国女性,都是一道顽固的桎梏,女性平等权和自主权的实现仍然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又无比漫长的历史任务,令人唏嘘不已。

结语:从前世看今生,现实启示助益良多。今日“打工妹”占据了国内产业工人的十之六七,是社会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潘毅等指出,作为制度、文化、社会身份的共同产物,“打工妹”一词体现的是女性受歧视的、被资本剥削的、被男权压制的和受市民排斥的社会地位。与过去相比,今天大批的外出务工女性群体在外出意愿、职业类型、流出方向、教育水平、个人观念、社会地位等诸多方面大不相同。但是,传统社会文化规制下的劳动分工和性别角色形成的不利地位仍然存在。由于男女生理差异和性别刻板印象,女性群体在职业发展中面临一些不平等待遇,两性平等的实现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的限制性因素和传统文化的抵制。以各种形态出现的性别歧视问题、性骚扰问题屡见不鲜,充分实现性别平等与女性权益的道路非常漫长。女性发展不仅是女性群体自身的问题,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更是国家的责任。保护女性合法权益,促进两性和谐事关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12],要从法律和政策层面加强对以“打工妹”群体为代表的女性“增权”与“赋能”,保障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权益。同时,也要加强对女性职业人群的社会保障立法,降低女性职业参与的社会风险,使广大女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肩负新的历史使命,建功新时代,为社会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西奥西·阿道尔诺马克斯·霍克海默:《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4][7][8]池子华:《近代中国“打工妹”群体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12、7、412、417页。

[3] 梁景和:《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论纲——以婚姻、家庭女性、性伦为中心》,载《人文杂志》,2009年第4期。

[5] 刘斯奋区鉷:《今文选·时评卷》,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6]邵雍:《中国近代妇女史》,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

[9] 杨近:《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页。

[10] 池子华:《中国近代史论稿》,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0页。

[11]邵雍:《社会史视野下的近代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页。

[12] 王萍王申红:《女性“逆袭”的时代来到了吗?——女性职业发展困境探析》,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