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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性治理——近代东北商人群体与乡村基层社会

作者:王大任  责任编辑:蒋 韵  信息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21-11-29  浏览次数: 428

【摘 要】本文主要探讨了近代东北商人群体与乡村基层社会的关系,分析了其背后深层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而揭示社会网络嵌入对近代东北商人群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深刻影响。近代东北商人群体过深地嵌入地缘性社会网络,从而在组织上表现出地缘封闭性。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东北商人群体在乡村基层社会却表现的可圈可点,不仅牢牢掌控商品流通网络,而且还有效参与了乡村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近代东北商人群体基本掌控县、镇级商会组织,并通过土地投资和人情借贷等方式深深嵌入到乡村社会网络之中,凭借由此获得的人脉、信用和信息,在基层市场的博弈中取得优势;二是近代东北商人群体与乡绅在身份上多有趋同性。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对农村基层网络参与是多途径的:或通过其控制的商会组织、或通过其在乡村中的代理人,或在与乡绅身份趋同后直接以后者身份参与乡村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治理。这种治理关系源自于巩固其行为嵌入乡村社会网络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需要,并且是在嵌入乡村社会过程中通过与乡绅在利益和身份上的趋同性而最终实现的。

【关键词】近代东北;商人;商会;嵌入


东北地区是近代中国农业商品化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该地的商人群体对社会组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东北商人群体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东北商人的商业经营特征,1二是以商会为主的商人自组织系统。2对于商人群体参与的社会治理活动,则是将主要注意力聚焦于商团和教育两个具体的环节。然而在以往有关近代东北地区商人群体组织的研究中,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却处于被忽略的地位:其一是,在这块新兴移民地区民族意识觉醒的社会背景下,社会网络对于商人群体组织形式会产生何等影响?其二是,在近代社会国家政权意欲向乡村基层社会渗透,却普遍行政能力不足的背景下,商人群体是如何参与到基层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之中的?围绕这两个问题,笔者尝试分析近代东北商人群体组织与政府共同进行社会治理的特殊现象,揭示其背后的深层社会经济因素,以期求教于方家。

一、东北商人群体的地缘性关系网络

卡尔·波兰尼在研究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时,运用了“嵌入性”这个概念。他认为在前近代社会中“经济体系,从原则上来说,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3各种经济行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要从属于行为个体所依附的社会网络中。而在清代中前期东北商业网络的初始构建过程中,地缘性因素在商人群体所依附的社会网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明清战争和大量人口“从龙入关”的洗礼,清初东北地区的商业活动基本被“清零”。在此背景下,关内商业资本的移植产生了清代东北地区最初的商人群体。东北最初的商业店铺不少正是作为关内商业资本的“支店”而存在的,与关内的商业资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入东北的关内商业资本“起初往往以杂货店的形式出现,其后规模迅速壮大”。这种在移民区开设的商业店铺可以看作是那些在关内已经巩固的老牌“本店”在东北地区的“支脉”,可以看作是内地商业流通资本向中国边疆扩张移植的一个过程。4进入东北比较早的是山西商人和直隶(河北)商人。山西商人作为最早进入黑龙江省的经营者,曾经一度在该地势力相当大,“汉民到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5在清代嘉庆年间的齐齐哈尔“商贩多晋人”。6“直鲁商人于奉天、吉林两省居多数,而晋商则领先于黑龙江省”。7另外在辽宁和吉林的一些地区,晋商也是最早到达的商人群体,如朝阳县,“朝境之初有商业,自晋人始”。8而在辽、吉两省,河北商人也多以杂货店的形式在最初建立的移民点进行商业活动。9“首先是河北的杂货铺进入农民窝棚群落之中,本身也搭建起窝棚,开始营业,并贩卖盐、灯油、食用油、棉布、鞋(靴)及酒和药物等农民必需品”。10在很多地方“若商贾一流,则多来自河北,设肆之始,本在平津,而东北实其支店,以棉花疋、日用、药品为其经营要目”,11这些河北(直隶)商人占有很大商业优势。而山东商人则紧随山西、直隶商人的脚步在东北地区开展经营活动,并迅速在东北各地站稳脚跟。即便在山西商人势力于黑龙江占据极大优势的年代,山东商人仍然可以在当地占据一席之地。山东商人中“次则山东回民,多以贩牛为事”。12到了清代末年,山东商人在东北的势力进一步发展。时人评价:

山东人具有励精、克己、勤俭等品格,极具团结力。他们在劳动者之间互相扶助,在商人之间互济缓急,看起来像在同一个大企业之中一样,各家商店颇似同气连枝的各支店,不仅商品相互补给,而且在金钱上也是随意融通。具备这种组织,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竞争对手,都能稳操胜券。不要说东北当地商人及俄国商人,就连一向所谓在商业上精明的德国商人也难以与之抗衡。故而山东商人在东北的广袤地域里具有凌驾于其他国民的商业霸权。他们又能供给当地缺乏的劳动力,其在未来势力还会日益强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商人富于独立的生存能力,能够应对激烈的工商业竞争。13

另外,来自广东、福建、江浙等省的商人在东北地区亦具有一定影响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北地区的移植型商人阶层与关内商业资本之间的关系总体上出现了日渐疏离的趋势,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东北商业资本对关内商业资本的从属程度进一步降低。不过,就其与关内商业资本之间的联系而言,无论是在业务上还是在资金融通上,直至东北沦陷前仍可谓比较紧密。14

与关内商业资本的移植相对应,东北本地的内生型商人群体多半产生较晚。就其个体出身构成而言,文献记载中的东北本地商人事实上也是以清代以后进入东北的关内移民为主。不过,与前述移植型商人存在很大不同的是,此类商人商业经营行为的产生与关内商业资本并无太大关联,其商业经营活动基本是移居东北后才开始的。内生型商人的产生途径主要有两种。其一是,一些人在原籍时并不经商,变卖家乡财产充作本金后迁来东北,从事商业活动,如榆树县于家烧锅的开拓者——来自河北省的贫农于从盛,在乾隆初年“为了挽回家运”,带着五个儿子来到东北地区谋生。“其中两个儿子进福和进礼停留在奉天省开原县,改变从事农业的初衷,告别父亲和兄弟,转而从商”,父亲和另外三个儿子则继续北上,并来到榆树县务农。15也就是说于的两个儿子是在到达东北后,“改变初衷”,开始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其二则是,一些人原本在东北地区从事雇工、佃户或店员等非商业经营工作,等到积累了资本后转而成为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如对20世纪40年代克山县25户兼职不在地主的商人统计中,有12户是由其他职业转入商业经营的,占总数的48%。16上述这两类内生型商人与其祖籍所在地的商业资本并无多少关联,因此有时被归类为东北本地的商人。而另有一些原本与祖籍所在地商业资本关系紧密的商号,在传承若干代以后,与祖籍所在地商业资本渐渐疏离。这种商号的经营者有时也会被归入东北本地商人之列。总体上,对于东北本地商人这一概念的划分标准在各文献中极不统一。不过,一般而言,划入东北本地商人者一般都与原籍地商业资本关系不大。这些本地商人固然可以借助出身籍贯的关系与同乡的移植型商人产生一定社会联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文献记录中此类商人多被冠以“本地”、”本县”或“奉天商人”、“吉林商人”的标签,彰显出他们与那些移植型商人具有社会身份上的本质不同。17

总的来说,与原籍地商业资本联系而产生的地缘连带关系和同乡之间的群体认同,对于东北地区商人群体来说意义非常明显。步入陌生的移民社会环境后,移植型商人不但依赖原籍地的商业网络,而且也更容易因同乡之间的地缘亲近感而“抱团取暖”。对于内生型商人群体而言,同乡之间所存在的社会化网络对其经济行为同样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约束性,而且同乡的商人之间还存在基于“信义”和“人脉”而形成的各种特殊的融资关系,“即从其它商号短期借贷,以无利息为原则,不限于现金或票据,有时也包括商品”。18不过,内生型商人群体内所存在的同乡融资网络更倾向于凭借东北移居地同乡身份上的认同寻求帮助,而非求助于其关内的原籍地。如安达县的慎一粮栈,在老店遭到匪害破产后,财东兼经理张席珍就是依靠以往在省城建立的同乡融资网络筹集赞助资金,最终得以重建粮栈。19

地缘同乡关系在不同商铺间构建了较强的社会联系网络,一些同祖籍地域的商人往往借助这种社会网络上的连带关系组成了利益上共同进退的商帮。如清末在奉天省内“平日虽有直隶、山东、山西、吉林各帮,不相维系”。20一些商铺还在内部也设立了强大的地缘关系壁垒,抵制外乡人进入其中,如早期山西人在黑龙江省开设的商铺中,“其肆中执事,不杂一外省人”,21从而使得商业经营行为和信息都封闭在特定的地缘关系网络之中。

二、近代东北商人群体组织关系之演变

马克·格兰诺维特评价个人或群体经济行为受社会关系的影响时指出,尽管经济行为不可避免地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但这种对社会关系的嵌入并不是越深越好。对于社会关系过深的嵌入只会导致“过度社会化”的出现。他倡导建立相对重视保留个体自由意志的“弱嵌入”关系。这种社会经济关系中,“行动者的行为既是‘自主’,也是‘镶嵌’在互动网络中,受到社会脉络的制约”。22他进一步指出,社会网络中超出固有群体边界、社会人际联系较松散的弱连带关系,常常比那些较强的连带关系在信息获取等方面具有更强的优势。23

由地缘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本质上正是一种即忽略个体经营自由又禁锢于特定紧密社会人际网络的过度社会化的强连带关系。尽管地缘关系社会网络强化了同乡商人之间的沟通和协作,使得地缘性商人群体内部更具有认同性和协调性。不过,同乡之间较高的社会内聚性也降低了不同地缘商业群体之间的耦合度,商人之间因籍贯差异而存在相互隔阂。不同地缘性商人群体之间常“不相闻问”而导致“商情涣散”,以至“每有聚议,一呼百诺不可得也。则涣散之弊其难于联合者”。24就商铺内部而言,对于外籍人的排挤也极大的限制了其自身经营活动的自由发展。

因此,各地商人开始尝试建立嵌入程度和连带关系较为弱化的群体组织关系。早在19世纪末,各地商人就开始积极组织“公议会”等更具有参与普遍性的商人群体自治组织,以“联络商情,整兴商务”,25如新民县在清末“咸同以前”就建立了以财力较强的“铺达”为“首领”的公议会。26由于中外之间的商业竞争,商人群体间原有的地域隔阂在一定程度上趋于消解,其整体的民族认同感逐渐有所增强。在商人群体组织嵌入关系逐渐弱化的过程中,清政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清末新政中,清政府决定通过成立商会的方式强化对商业的管理并促进商业发展,并于1906年,在奉天省城成立了奉天商务总会。在清朝灭亡以前,奉天省的商会组织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以“总会—分会—分所”为层级的组织网络。其中总会设于奉天、营口、安东等三处,分会设于锦州、锦西厅、广宁、新民等四十二处,分所设于绥中、宁远、义州、青堆子等十一处。27至东北沦陷前,不但县级市场上商人基本都组织起了商会,甚至很多镇级市场的商人也组建有商会,如海龙县下属的朝阳镇和山城镇,分别于1909年和1905年设立商会。28在通化县,1926年“因四乡商号零星,城会不能兼顾,乃于各乡繁盛地点,创设商会分号”,其中包括恭梓乡、宽粟乡、信禾乡、敏树乡、惠柳乡和东升堡。29

商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削弱了地缘商业群体之间的壁垒,在商人之间建构了更广泛的社会联系网络。该网络主要表现为:1.商会迅速成为了各种类型商人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商会经常“调查商业之盛衰,及总、分会该地物价之起落,与输出、入之统计”。并将之“按月报例”,“编汇成书”。商会还通过设立“商业学堂”,“以为商人研究商学之地”,培养精通近代商业知识的人才。30 2.商会常常出面在商人之间推广各种新技术,促进民族工商业整体发展。如1914年就是由依兰县商会出面,“为振兴商业起见”,“组织一切”,在当地商人之间大力提倡用火磨进行面粉生产,以“接济商民面粉,免致利权外溢”。31 3.商会有义务负责稳定区域内的市况,化解商人群体的整体性经济危机。有时商会会出面向所在地的官银号借款解救陷入困境的商铺,以“维持市面”。如吉林商会就曾以商铺的“房产作质”,出面向当地官银号一次性“商允出放官贴钱二百万吊”,以帮助那些商铺度过难关。32在当地面临纸币“毛荒,交易失常”之时,商会也会出面“组织金融维持会,以谋调剂”,“由全体会员群策群力,共筹维持金融方法,期免市面恐慌,于必要时并得陈述意见于最高官厅请求援助”。33 4.商会有责任“因关系人之请求调处工商业者之争议”。34这其中包括商人个体之间的商业纠纷,也包括不同商业群体之间的利益协调。其中奉天总商会专门设立有“公断处”,用于处理商人之间诸如店主逃亡、店铺破产清算、契约执行纠纷以及法院委托的动产不动产调查核定等事件,具有一定的“司法职能”。35 5.代表华商整体与外商进行交涉。如1914年奉天商务总会出面与日本商界合办的“中日实业联合会”,就是交涉沟通两国商业事务的一个重要平台。36在面对外商的种种蛮横不法行为时,商会也能出面号召各华商群体与之进行斗争,如1925年日商兴昌洋行“不注信用拖欠辽中、怀德、康平电料价款”,奉天全省商联会就号召“凡我商业自应与之(兴昌洋行)断绝交易,以资团结而免损害”。37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商会自身并非总是扮演商人群体之间利益协调者的角色。一些地区,商会成为了少数大商人欺压中小商人的工具,反而加速了商人群体内部的撕裂,如辽源县,“中级以上的大商人聚集于商会,而中级以下的小商人聚集于同业联合会”,双方之间的对立曾一度十分严重。38

不过,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前为止,地缘性连带关系在东北的商人群体间,仍然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商会对于不同连带关系商人群体之间的整合远非完善。在整体上,近代东北地区商业移民在广泛的身份认同性方面还是存在极大欠缺的,整体性的“东北商人”群体认同感仍然缺失。在东北沦陷前的各地地方志文献中,仍多以“直、鲁人”、39“山东人、北平人、河南人”、40甚至“异乡人”,41来称呼在本地经商的外省移植型商人群体。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移植型商人群体尚未在整体上建立对移民地区的身份认同,不少商人群体之间地缘连带关系仍居于主要地位。根据1919年中国银行对东北地区工商业的调查(参见表1),东北各个主要商业城市中地缘性商帮的分立仍然普遍存在。而在县级及县级以下的市场上,地缘性的商人群体在市场上也同样非常活跃,如通化县商业被河北和山东地缘商人群体分别垄断;42海城县的商人群体则也分为“山东帮、山西帮、直隶帮”等三派。43有些地方则由数个地缘商人团体分别占据不同层次的商业业务,如昌图县,“上等生意”多是山西人,“中等”“多直隶永平府人”,而山东人则多从事“下等之小本生意”。44更有一些地方,多个地缘性商人群体形成了“群雄并立”的局面,如长春县从晚清到伪满时期,商人群体就依地缘分为“山西帮、直隶帮、山东、河南、三江(黑龙江)各帮”等。45即使就东北内生型商人内部而言,各省商人之间也存在诸如辽宁帮、吉林帮之分,各地自生型商人群体与那些形成于东北内部的“外省”商人群体亦存在较大地缘隔阂。此外,那些单一地缘性商人群体独大地区的商会组织,在建立之初就是依托当地原有的地缘连带商人群体,其人员与组织上的改进与“同乡会馆”等传统商人组织相比可谓乏善可陈。在那些多个地缘商人群体并立的地区,当地商会的正副会长则由这些群体中有影响力者“轮流坐庄”。呼兰县1906—1937年期间,正副会长分别被当地的河北商人、山东商人、辽宁商人、吉林商人和本省商人轮流把持,其中势力比较大的河北商人和本省商人对会长的职务占据时间较长。46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商会组织在这些地区成为了各个地缘商人群体进行权利斗争的新舞台。也就是说,尽管商会等近代商人群体组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商人对地缘社会网络嵌入的弱化转变,但并未完全消弭在商人中久已存在的地缘内聚性。

表1 东北主要商业城市中的地缘性商人群体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东三省经济调查录》,中国银行总管理处1919年版,第39、57、86、146、210、232、297、310页。

三、近代东北商人群体对乡村社会网络的嵌入形式

如上所述,面对国外商业资本的竞争压力与瞬息万变的商情环境,以商会为代表的近代东北商人群体性组织在信息交换、技术推广、稳定市况、调解纠纷、交涉外商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商人群体内部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地缘隔阂,以至严重削弱了商人群体组织的作用。商会等商人群体组织内部在整体上存在组织松散的情况。无论在“总会—分会—分所”层级之间的纵向控制力上,还是在县与县之间、镇与镇之间的横向协调联系上,都是非常脆弱的。即便是在基层的县商会与镇分所之间,这种情况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它们“号称是在同一个商会,但其在一般事务上实际什么联系也没有。如吉林乌拉镇商会与其缸窑事务分所之间在会费和其他事务上毫无联系”。47

虽然在商人群体“过度社会化”嵌入的地缘社会网络中,商会等群体组织内部难以形成较为严密的组织和协调能力,但是相对于国外资本,商人群体在乡村的基层市场网络中却表现出巨大的竞争优势。近代东北乡村经济表现出对资源的巨大交换需求:一方面以棉制品为代表的必需品无法自给,必须经过市场交换获得;另一方面,当地宽松的人地关系也造成了大量农产品剩余,需要将之出售才能与必需品进行交换。因此,大量出售农产品以换取大量必需品是东北农村维持生产和生活必需的经济模式。无论在基层乡村社会中的农产品收购领域还是必需品销售领域,东北商人群体都掌控了绝大多数县镇市场与个体农户之间的商品交换渠道。总体上来说,外国商业资本无力渗透到农村基层市场网络中。无论是日本还是欧美的农产品商人,他们绝大多数农产品收购业务必需要由粮栈经手,必需品销售业务也必须由杂货商经手。在农产品收购方面,尽管日本商人在东北地区掌握了不少农产品交易所,但是他们如果想和农民签订任何关于农产品买卖的期货契约都必须要经过粮栈之手,而不能直接与农民签约。48“以前,日人特产商深入内地,不经粮栈之手直接同农家达成契约。可是,接连发生收获期到来时未发运的事情,派遣店员过去查看,吃惊地发现,粮谷已不知发运到何处,订立合同者也不在了,更有甚者,还有逃之夭夭者,四处奔走也无从交涉,再加订单多,范围广,惨淡经营,焦虑度日,最终蒙受巨额损失”;49“甚至海外巨商硕买,欲向中国地主直接贸易者,皆不得其门而入”。50而必需品销售方面的情况也比较类似。尽管东北进口的必需品中来自国外者越来越多,但是国外商人只能在城市中将这些必需品批发给杂货店、丝房等掌控基层资源流通网络者,由他们将各种必需品出售到农户手中。而乡村中必需品的交易场所,也越来越接近乡村基层。以必需品中最为重要的棉布为例,“(原来)很多都是从当地交易区域的各地方携带其生产物,寄住在布铺丝房等处,出售其携带来的货物,归途采购棉丝布返乡,现在则多是到内地采购特产物,出现逐渐将棉布‘原料’转移到内地的倾向”。51根据张晓红的研究,棉制品从中心市场输往基层市场的过程中,日本商人的势力逐次削弱,而奉天丝房商人的势力却逐渐“显著增强”。“奉天商人构建了独立的销售渠道,把商品销售到各个地方城市、乡镇甚至是农村。这一点是销售市场只局限于铁路沿线和大城市周边的日本商人可望而不可及的”。52上述情况,同东北地区外贸市场“常有欧日巨商从事垄断,而吾华商竟无一人与之角逐”,53以及该地区几大中心城市市场中外商交易所林立,华商在大多数时间内仅能勉力与其周旋的情况相比较,54可谓大相径庭。

东北商人群体对乡村基层市场网络的有力掌控与其对农村社会基层网络的嵌入是密不可分。这种嵌入源自于近代东北乡村社会中“商业资本、地主、金融资本”在身份上的同一性及三者对于东北农村的三位一体的支配关系。正如很多研究者早已注意到的,日本入侵前的东北乡村社会的“农业机构依旧限制在半封建性的框架内,农村三位一体的支配势力,即地主富农同商业、高利贷资本,是妨碍其生产力发展、阻碍农产品上市的根本原因”。55商人群体正是通过土地和金融这两个渠道,将影响更加深入地渗透到乡村的经济关系网络乃至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东北的商人群体以不在地主的形式在农村大量投资土地,是非常普遍的。56特别是该地区放垦时所普遍采用的揽头揽荒形式是商人群体在农村大量控制土地的主要原因。“没有资金者或资金很少者,就很难领得荒地,从而为富商巨贾垄断土地创造了条件”。57如克山县地区的25户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不在地主就在该县投资了5 609.66晌土地;58在逊河县,“不在地主存在的数量很多。因为当时稽垦局把土地大量的卖给奉天和哈尔滨的商人和富豪,这是当时新垦区中很常见的现象”。59这些商业不在地主虽不在农村中居住,却并未脱离乡村的社会经济网络,相当多的不在地主在乡村社会中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乡村的影响是通过姻亲关系或在村内寻找代理人来实现的,这种影响力不但存在于乡村社会的经济权力结构中,也存在于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中。其中有些人“家族中大约半数仍住在农村”,不但可以有效照看租佃出去的土地,且其留在农村的族人本身亦经营着大片的田场。60即使那些没有在乡村中拥有众多家族成员的不在地主,也可以通过扶持有亲友关系的代理人的方式巩固其在乡村中的影响,如拜泉县的田家围子屯的不在地主田围善,为了管理屯内的土地并维持其在乡村中的影响力,就专门让其亲戚田维一移住在屯中并将其扶持为屯长。61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在乡村中从事土地投资的不在地主大多与其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所在地没有地缘出身关系。例如在克山县调查的25名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不在地主中,除三人出身地不明外,其他22人出身地均不在本县。如身兼当地商会会长的1号地主,原是辽宁铁岭人,长期在富锦及同江一带从事手艺工作,有了一定积蓄后才来到当地落脚经商,并随后大量购置土地。62这些不在地主投资土地的原因,显然与地缘关系无关。他们把土地作为获取经济收益的投资对象,其中一些商人还将土地投资作为其嵌入乡村社会网络,巩固基层商业竞争优势的筹码。

另外,也有不少在村地主富农等大土地所有者参与商业行为。从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阶层别借贷原因分析来看,有44.34%的东北南部地区地主富农,用借来的钱投资粮栈、杂货铺、烧锅、制粉场、染坊、倒卖水果等工商产业。63村内地主富农对工商业的投资形式,既包括直接出资经营店铺,也包括仅部分参股但不直接参与经营。如黑山县的在村地主王某,在农庄里占有2 635.5垧土地,还经营控制着总价值达605 000日元以上的4处烧锅、2处粮栈、3处杂货铺和1处当铺;64海城县长记等3家粮栈的10名财东都是地主;拜泉县万和厚等6家粮栈的16名财东中,有11人是地主。65

借贷是东北地区商业资本嵌入乡村社会网络的另一种主要途径。向杂货、粮栈、油坊、烧锅等商人借贷,是农户取得资金的一种非常主要的途径。其中很多是无利息的所谓“人情贷”,例如东北南部地区杂货铺、粮栈、油坊等商户的124件借贷事例中,无息贷款32件,占25.9%。66而在东北北部地区66件有据可考的农民向杂货铺、粮栈、油坊等商人借贷事例中,有49件是无息的,占74.2%。67这些“人情贷”背后往往潜在地附带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或经济关系条件,如杂货店铺允许顾客赊销,除了大大增加客户对于店铺的好感外,也“紧紧束缚着农民,使他们不到其他店里进行买卖”,68甚至有杂货店利用赊销后与农民建立强制性的固定交易关系。69而在农村拥有土地的商业不在地主,或是投资工商业的在村地主富农对佃户或雇工的无息贷款,则是其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将雇佣或租佃关系固定下来的一种途径。70另外,商人作为债权人还可以借助提供无息贷款,获得超然的社会地位,取得债务人在乡村社会权力网络中的依附,甚至排挤其所不喜欢的村民。71

这种对于乡村基层社会网络的嵌入,支撑了近代东北商人群体对乡村基层流通市场有力的掌控。他们在基层乡村社会中不但掌控了更详细的信息,与农户之间相互更容易确立信任关系,甚至还试图在人情上与农民客户之间建立一种依附关系。他们会派出自己“接车的”店员直接去农户家里招揽生意,72与农户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赊销联系,可以灵活地通过对基层信息的掌握建立临时性的粮食收购机构,进行农产期货交易。73他们依赖其在乡村中具有的稳固人情网络和信用网络。而这正是他们相对于那些“不得其门而入”的外国商人在基层流通市场上所具有的最大优势。

四、近代东北商人群体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

目前学术界在讨论近代中国的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时,越来越倾向于破除将国家与社会看做二元对立的范式。如李怀印主张用“治理”一词表示国家政权与乡村居民对维持乡村基本社会秩序的“共同参与”过程,而这一过程也可以看作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结合体。74日本入侵前的东北乡村社会正是处于国家政权与地方乡绅共同“治理”的状态。国家政权对于乡绅在乡村基层社会中的自治管理,基本上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仅在镇乡巡警和推行新式教育组织等少数方面,尝试谋求有效的行政控制。

商人群体也充分参与到了国家与乡绅对乡村社会秩序的治理之中。正如前面所述,在县、镇两级商人自组织中,掌控农产品输出和必需品供给之资源流通网络的商人拥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县、镇商会正副会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由此类商人担任。根据1927年东北各县镇级商会的情况(参见表2),绝大多数能够核实身份的商会正副会长皆由直接掌控乡村商品流通网络的粮栈或杂货经营者,或由与前两者常常存在密切兼职关系的油坊、烧锅、栈房经营者所担任(当时东北地区大部分的油坊、烧锅、栈房都兼营粮食买卖业务)。商会会长由当铺经营者担任的,仅在海拉尔的老城区有一例。75

表2 1927年各县镇商会会长及副会长所从事的经营业务

资料来源: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興業部商工課『滿洲商工概覽』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興業部商工課,昭和三年,251、268、358、386、466、531、541、614—615、621、626、631、638、642、645、647、654、665、669、689—690頁。

一方面,对于地缘社会网络的嵌入,造成了东北商人群体整体上的地缘封闭性,进而大大增加了其自组织系统进行组织协调的困难。而另一方面,该地区商人群体对乡村社会网络的嵌入,形成并巩固了商品流通领域的商人在县、镇级商人自治组织中的优势,增强了其中支配者在利益上的一致性。就县城与镇之中的流通领域商人而言,他们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正是源自于对基层乡村社会中人际关系和信息的掌握,因此其对乡村基层社会秩序也拥有着更强烈的维护需求。另外,由于很多商人在乡村中拥有土地和放贷,兼具乡绅的身份,与乡村社会网络具有根深蒂固的联系,并参与到乡村治理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控制的商会等商人自治组织自然也常常参与到乡村治理之中。

在东北地区沦陷前,匪患无疑是该地区社会秩序的最大威胁。为了应对匪患,东北乡村社会中的支配者们,借助其掌控的各种类型的社会自组织系统建立起了各种形式的地方治安自治防卫组织,与政府系统在乡村中的巡警机构一同构成了基层社会应对匪患冲击的治安防卫体系。在自治治安系统中,乡村中的自卫团和市镇中的商会商团所起的作用最大。76对抗匪患,常常需要在广阔的区域内互通信息和协调活动,城镇乡支配者们之间也自然而然地经常相互协作,较大地域范围的自治组织常常由县镇之中的商会出头组织。特别是对于很多商人来说,不仅有保护所在市镇远离匪患骚扰的需求,还有保护乡村间通商线路安全的需求。如通化县商团就常常去县城外的乡村“巡查驻防,所以保北路之安全”。77而安图县的商团则常常“并兼护送往来客商”。78另外,不少商人在组织自卫组织时,同时也以乡绅的身份兼顾乡村中的防卫组织。如通化商会会长战庆吉同时获得两枚勋章——“三等三级警察奖章”和“二等银色保甲奖章”,这意味着他同时对居于市镇之中的警察系统和居于乡村中的保甲防卫系统做出了贡献。79而很多居于镇级市场上的商会组织,也对附近乡村中的自卫团多有资助。如呼兰县康金井镇商会每年就为附近乡村中的自卫团负担团费293元。80

商会不但有承担所在县城、镇之中的道路、城墙等基层设施修建维护的职责,很多乡村道路和桥梁的修建,乡绅与商会也并无明确的负担地域分界,如绥化县商会1932年就曾出巨资维修乡村的道路。海伦县海北镇商会,1935年也出资修缮了镇外乡村中的两处桥梁。81在此类乡村公益设施的修建上,商人和乡绅之间有时还呈现出了一种协同性。如铁岭县内柴河桥,先是乡绅王宗岳见“柴河来往维艰,自捐秫秸工费筑桥于龙首山下”。后王因病而死,工程由当地商人杨生春接管。杨氏因庚子国难逃回山西老家后,当地“商会提议由商家公修”。82柴河桥的修建过程显示出,乡绅与商人自组织作为基层社会的共同支配者在维护乡村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利益趋同性。

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乡村中的学校或公益医疗机构是要靠商人或商会的捐资来维持运营的,如开原县小孙家台的普济医院,就是由当地商会出面集资运营经费,才得以长期坚持对四周村屯民众进行“只收药费”的义诊。83庄河县商会组织除了为自身培养人才的商学校外,还在大孤山等乡村中办起了很多慈善学校。“专收孤街极贫户子弟,免纳学费,并供给操衣、图书、笔墨、纸张等”。84

在社会管理方面,不但县、镇之中的消防、清洁所等机构大多由商会负责,商人和商会在参与乡村社会救助、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以在地方上有势力的商会长、农会长、地方绅士等为主体构成要素”的“义仓制度及平粜会”,也会向生计困难的农户“借出附有利息的现物粮谷”。通过对底层农民施以救济的方式,维系了固有生产关系的稳定,从而“本质上救济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贷体制”。85如庄河县的商会早在1908年就“设立力行善会,专为无告贫民施舍药材棺木”。861910年和1915年的两次水灾,新民县的商会总计凑款17 000元以上用于赈济灾民。87一些地方的商会不但接济本地原住农户,对外地流亡此地的难民也尽力加以照料。比如抚松县对逃荒至此的直鲁两省难民专门设立了“直鲁难民救济收容所”,商会是该所成立的主要推进力量,并有商会人员“不支薪水”地在其中兼职办理,“凡难民老幼残疾焭焭无告者,均可入所内食宿。倘有死亡验明购棺掩埋。如有疾病得随时医治”。88与其他主要招垦移民的安置机构不同,该所主要面向的是“老幼残疾焭焭无告者”,使其“不致无所归矣”,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相当明显。商会有时还会出面与政府交涉,帮助贫困农户,减轻负担。如西风县的山区土地贫瘠,但土地税却很重,“贫民苦不堪言”。1914年,当地商会就曾主动代表山区农民出面,与政府协商降低土地税的问题。89

东北商人积极参与防范匪患、修路建桥、办学校、开医院、推广消防卫生、开展义仓平粜等社会管理行为,使得商人群体能够将其影响力渗透到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之中。这种影响力的扩张,得益于商业资本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如前文提到的拜泉县不在地主田围善在乡村中扶持代理人,并使其成为屯长进而实际影响乡村权力结构的情况,在东北乡村中应不是少数。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当地的招垦制度。在近代东北地区,报领荒地是商人在农村取得耕地的最有效的途径,“像这样一下子拥有若干方、若干百晌的大面积土地,在平常的情况通过平时的正常手段,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完全是开拓时代特殊背景下能够发生的特殊的典型”。90黑龙江地区的招垦章程规定,“移民能以己力,招徕移民十人者,其十人既抵垦地后,即为户长。招得百名以上者,为屯长”。91这一章程规定显然对于富商巨贾和官员型地主更加有利。在当时东北乡村中,不在地主在乡村中扶持代理人,照看土地应为一种普遍现象。甚至有些“新(不在)地主,有银子买地,不能亲身种地,便找到从前乡下破落户,流氓作管事的,经营地亩,管理工人,狐假虎威,无恶不作”。92很多全屯土地都掌控在不在地主手中的村屯,上述情况显然更加突出。如敦化、额穆县之间的甩湾子、杨家屯、三岔口屯等。93此类商人依托代理人对乡村基层权力结构的参与,当与前文所提到商人通过无息人情贷所掌控的债务人社会依附关系相结合时,甚至能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实现诸如排斥异己之类的权威性影响,商人乡村权力结构的影响力也因此得以进一步放大。

大量在村地主富农对商业的投资,也进一步模糊了商人与地主富农为代表的乡绅之间在身份上的分界。在这个层面上,商人与乡绅之间在维持乡村社会基本规范方面也表现出了更彻底的利益和执行身份上的趋同性。此类商人常常在地方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势力。如九台县最大的粮栈裕昌东的出资人,即为该县天发屯中拥有170晌土地的大地主,在全县都是屈指可数的“有势力”者。另外该县西綦家店屯拥有500晌土地的大地主王某,也曾在所在屯内开设过油坊。94而在乡村中的“势力”,正是其掌握“村长”、“屯长”等职务最重要的因素。95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东北商人群体间整体上存在的地缘内聚性隔阂,在基层市场上却出现一定程度的松动。以1936年对东北北部地区县镇两级市场上的粮栈股东身份的调查为例,尽管仍大量存在如佳木斯福顺泰粮栈、绥化县徳裕恒这样的粮栈,数名甚至数十名出资人几乎全部为山东黄县人或山西人,但是也有一些明显移植型商人开设的粮栈会吸收一些当地人作为股东,如克山县的德丰粮栈和徳森广粮栈。96这种情况说明即使具有较强地缘内聚性的移植型商人群体,在基层社会中也以吸引当地投资人这种较为积极的方式表现出了融入到当地社会网络之强劲趋势。乡绅与商人之间身份上趋同性的加强,也进一步加深了其在维护乡村秩序上的利益一致性。当商人以乡绅的身份介入乡村秩序规范中时,在维护自身作为乡绅和商人双重利益的前提下,其对乡村社会规范的嵌入性影响也得以更深入地展现出来。

在东北地区,商人对于乡村基层社会的秩序规范和权力结构的参与,绝非单纯地表现为商人及商人自组织对乡村社会已经实现了垂直型的控制关系,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商人参与乡村社会的治理并非以商人身份直接施加影响。这种参与形式多样在商人嵌入地方基层社会网络过程中,与乡绅阶层在利益一致、身份趋同的基础上形成共同治理关系。在此基础上,与乡村社会联系更深的流通商人所控制的商会,不过是其利益的间接执行者,在处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时,也更接近于游走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机构”。正如时人评述,“商务会就是这样不仅制定商人间的规约,担当实行规约的任务,而且还作为官民间的媒介者,一方面接受官府指令,向民众传达并使之得到实行,另一方面以民众代表者的名义同官府交涉,使官府为商业社会提供必要的设施,商务会自身进而担当城市公共所有物的修缮、道路与桥梁的改修以及贮水池的改良等,有时也从事纯粹的自治政治机关的功能”。97其在乡村基层社会中所推行的一些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远远超出了公益性行为的范畴。例如东北地区针对匪患的联合治安防卫机制,不但在村落间始终存在,且其规模经常会大到包括一些镇。当联合治安防卫的范围足够大时,甚至会影响到政区分布,导致那些有治安合作关系的村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新的县级行政区。如在富裕县,当地“不是一屯或几个屯的农民,而是范围广阔的一乡八村的大多数农民‘各民家联合起来’,为了自己共同防卫,乡邻团结,最初组建了两个团的保卫团,进而从拥有得到认可的审判权和征税权的‘公民会’这种权力巨大自治团体,最终达到设置新的县”的程度。98如此大地缘范围的防卫组织,需要区域内乡绅和县镇市场上的商人广泛参与进来。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商人在基层乡村社会中与乡绅及乡村金融资本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关系,其参与地方防御组织行为的“嵌入性”社会治理属性才得以更显著地展现。

五、结论

在东北地区的开放过程中,多个内地省份对该地的商业移植及其内生商人群体的兴起,造成了东北商人群体内部因地缘关系而存在诸多具有封闭性的派系。商会等具有弱社会连带关系特性的近代商人群体自治组织的出现,并不能完全消弭商人内部因地缘关系而产生的隔阂。东北商人群体对乡村基层商品流通网络有力掌控,及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参与得益于其对乡村社会网络的嵌入。大量商人在农村中购买土地,通过扶持代理人介入乡村权力关系,利用“人情借贷”在乡村中拓展业务网络甚至取得超然的社会地位。一方面,从事农村必需品和农产品商品流通的商人凭借在乡村中的人脉、信用和信息而基本控制了基层商品流通市场。另一方面,他们也与乡村中的乡绅阶层实现了在身份上的合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人对土地的投资以及大土地所有者对商业的投资在东北乡村基层社会中交叉进行,使得商人和大土地所有者在乡村社会中不但利益上趋于一致,在身份上也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趋同性。这就意味着当商人以乡绅身份参与到乡村社会规范的建立和维系的过程中时,二者对于乡村社会秩序所表现出的共同支配关系更是盘根错节,难以分割。显然,维持乡村基层社会秩序符合商品流通领域商人的切身利益,因此,这些商人及其所控制的商会组织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乡村社会的治理之中。东北地区商人群体对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参与,是对乡村社会网络关系的“嵌入性治理”,也是商人群体社会影响力深入乡村社会之中的直接原因,而近代东北地区商会等自治组织的发展不过是其间接原因而已。


注释:

1 相关研究有:王景泽《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东北地区的商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王晓影、佟银霞《试论清末民初东北商人群体的形成及其特点》,《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0期;程美秀《清代山东商人在东北经商述略》,《北方论坛》1995年第6期等。

2 相关研究有:焦润明《近代东北社会诸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104页;董瑞军《近代东北商会研究(1903—1931)》,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3年。

3 卡尔·波兰尼著,刘阳、冯纲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页。

4 大上末廣「舊滿洲土地形態と地代形態」『滿鉄调查月报』第13卷3号,昭和八年(1933),30頁。

5 光绪《黑龙江述略》卷6,第7页。

6 嘉庆《黑龙江外纪》卷5,第12页。

7 杨合义:《清代活跃于东北的汉族商人》,《食货》(台湾)第5卷第3期(1975年6月)。

8 民国《朝阳县志》卷26《种族》,第10页。

9 稻叶君山著,杨成能译:《满洲发达史》,翠文斋书店1934年版,第333页

10 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調査部『満洲経済研究年報(昭和十六年)』改造社,昭和十六年,249頁。

11 连浚:《东三省经济实况揽要》,华侨实业社民国二十年(1931)版,第9页。

12 光绪《黑龙江述略》卷6,第7页。

13 守田利遠『満洲地誌(下巻)』丸善株式会社,明治三十九年(1906),491—492頁。

14 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経済調査会『経調資料第112編事變後に於ける糧棧の變革:變革過程に於ける特産物取引機構に關する一考察』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経済調査会,昭和十一年,10—11頁。

15 “滿洲國”實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康德三年度(1936)農村實態調査報告書戸別調査之部』第二分册滿洲國”實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1936年,236頁。

16 岩佐捨一「北満の土地所有配分と不在地主(下)」『満鐵調查月報』第二十二卷第七号,昭和十七年,23—24頁。

17 即便那些在文献归类上未划入东北本地商人之列的内生型商人,也未必与原籍地商业资本保持着紧密联系。

18 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調査部『満洲経済研究年報(昭和十六年)』,286—288頁。

19 哈爾濱鉄道局北満経済調査所『北満粮棧調査』第二編哈爾濱鉄道局北満経済調査所,昭和十二年,186頁。

20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第38册,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21 光绪《黑龙江述略》卷6,第7页。

22 马克·格兰诺维特著,罗家德译:《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23 Granovetter M S,“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78,No.6,1973,pp.1360-1380.

24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第38册,第134—135页。

25 民国《奉天通志》卷115《实业三·商业》,第78页。

26 民国《新民县志》卷5《实业》,第39页。

27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第38册,第134—137页。

28 実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満州ニ於ケル商会』実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1937年,61—63頁。

29 民国《通化县志》卷3《政事·实业》,第89页。

30 民国《奉天通志》卷115《实业三·商业》,第3页。

31 《提倡火磨》,《盛京时报》大正三年(1914)十一月十一日,第7版。

32 《吉林商会维持市面》,《华商联合会报》1909年第5期。

33 《奉天总商会附设金融维持会组织概要》,《奉天省城总商会月刊》1924年第2期。

34 《奉天省城总商会章程(续)》,《盛京时报》民国十二年二月十一日,第4版。

35 実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満州ニ於ケル商会』,12頁。

36 《中日实业开办先声》,《盛京时报》大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6版。

37 《全省商联会函开案准传知各商号》,《奉天省城总商会月刊》1925年第12期。

38 実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満州ニ於ケル商会』,36—37頁。同业联合会在近代东北各地情况有所不同,其组织形式也并不确定。因此,商会和同业联合会之间的矛盾并非一种必然存在的情况,在很多地区商会和同业联合会人员基本一致,甚至有商会主动出面组织同业联合会的情况(同书,177頁)。

39 民国《兴京县志》卷8《礼俗·民风》,第21页。

40 民国《桦甸县志》卷2《风俗》,第21页。

41 民国《义县志》中卷之9《民事志》,第44页。

42 民国《通化县志》卷2《人民风俗》,第53页。

43 民国《海城县志》卷7《人事实业》,第38页。

44 民国《昌图县志》卷3《礼俗》,第36页。

45 民国《长春县志》卷3《食货志·实业》,第191页。

46 実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満州ニ於ケル商会』,163—164頁。

47 実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満州ニ於ケル商会』,197—198頁。

48 佚名「北滿に於ける青田取引と其の现况」『調查時報』第八卷第八号,昭和三年,95頁。

49 山本義三「舊満州に於ける鄉村統治の形態」『滿鐵調查月報』第二十一巻第十一号,昭和十六年,44—45頁。

50 徐墀:《东三省之商业》,《东方杂志》第21卷第10期(1924年)。

51 小田関太郎『満洲ニ於ケル棉布及棉糸』関東都督府民政部庶務課,大正四年,157頁。

52 张晓红:《近代东北地区棉纺织品商人的活动及其性质:以奉天“丝房”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

53 徐墀:《东三省之商业》,《东方杂志》第21卷第10期(1924年)。

54 徐墀:《东三省之商业》,《东方杂志》第21卷第10期(1924年)。

55 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調査部『満洲経済研究年報(昭和十六年)』,236頁

56 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調査部『満洲経済研究年報(昭和十六年)』,264—265頁。

57 于春英、衣保中:《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58 岩佐捨一「北満の土地所有配分と不在地主」(下),『満鐵調查月報』第二十二卷第七号,昭和十七年,23—24頁。

59 經濟調查會第一部『一般經濟調查報告:龍鎮縣、璦琿縣、奇克縣、烏雲縣、遜河縣』經濟調查會第一部,昭和九年,26頁。

60 岩佐捨一「北満の土地所有配分と不在地主」(下),『満鐵調查月報』第二十二卷第七号,昭和十七年,23—24頁。

61 佐藤武夫「スレツシヤーと北満農業」『満鐵調查月報』第21卷第1号,昭和十六年,110—112頁。

62 岩佐捨一「北満の土地所有配分と不在地主」(下),『満鐵調查月報』第二十二卷第七号,昭和十七年,23—24頁。

63 日満農政研究會新京事務局『満洲農業要攬』日満農政研究會新京事務局,1940年,175—176頁。其中北部的大地主、富农、中农上层的借贷中有50%以上投入于农业,而南部地区上述阶层的投入则不到6%。而在东北北部富农没有借款投资工商业的情况。

64 風間秀人『満州民族資本の研究:日本帝国主義と土着流通資本』緑蔭書房,1993年,80—81頁。

65 南満州鉄道調査部『昭和十六年度綜合調査報告書満洲部分資料篇』南満州鉄道調査部,昭和17年,72—73頁。拜泉县中一人的耕地情况不明,未被统计在内。

66 “滿洲國”實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産調資料45/15農家の負債並に貸借關係篇(南滿の部):康德三年度農村實態調査報告書』“滿洲國”實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1937年,145—148頁。

67 “滿洲國”實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産調資料45/15農家の負債並に貸借關係篇(北滿の部):康德元年度農村實態調査報告書』“滿洲國”實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1937年,61—62頁。

68 满史会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册),内部资料,1988年印刷,第481页。

69 “滿洲國”實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康德三年度農村實態調査報告書戸別調査之部』第一分册“滿洲國”實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1936年,255頁。

70 满史会编:《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册),第481页。

71 “滿洲國”實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産調資料45/15農家の負債並に貸借關係篇(南滿の部):康德三年度農村實態調査報告書》』,191頁。

72 東亞經濟調查局『《東部吉林省経済事情》』東亞經濟調查局,昭和三年,460—461頁。

73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东北经济小丛书系列·农业(流通篇上)》,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民国三十六年版,第113—119页。

74 李怀印:《华北村制:晚晴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页。

75 需要强调的是,昭和三年『满洲工商概览』有大量商会的正副会长是无法从当地的主要商业经营者的统计资料中确认其经营情况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因为,这些人是以出资人而非经营者参与到当地商业活动中来的。这也反映出,商会的主持者并非总是亲身参与到当地商业经营中。

76 当时东北各地乡村中的自治治安维护组织有很多名称。“省、县、镇、乡群思自卫,组织保甲、巡捕、乡团、屯练会等。名虽不同,其为维持治安则一”(民国《吉林新志》下编《人文之部》,第466页)。为方便起见,本文将其统称为自卫团。

77 民国《通化县志》卷3《政事·实业》,第88页。

78 民国《安图县志》卷4《人事志》,第29页。

79 民国《通化县志》卷3《政事·实业》,第89页。

80 実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満州ニ於ケル商会』,248頁。

81 実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満州ニ於ケル商会』,250、260頁。

82 民国《铁岭县志》卷6《慈善志》,第281页。

83 《华商捐募医院经费》,《盛京时报》大正三年十月二日,第6版。

84 民国《庄河县志》卷6《教育·学校》,第6页。

85 滿鐵經濟調查會『滿洲經濟年報(1935年)』改造社,昭和十年,339—340頁。

86 民国《庄河县志》卷6《教育·学校》,第6页。

87 宣统《新民府志》卷7《实业·商务》,第6页。

88 民国《抚松县志》卷4《人事慈善》,第30页。

89 《为公益请尽亩捐》,《盛京时报》大正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第6版。

90 “滿洲國”實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康德元年度農村実態調査戸別調査之部』第一分册濱江省“滿洲國”實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1935年,299頁。

91 中东铁路局商业部:《东省丛刊:黑龙江》,商务印书馆1931版,第618页。

92 钱公来:《东北五十年来社会之变迁》,民意出版社1947版,第32页。

93 滿鐵經濟調查會『敦化、額穆地方農業調查報告』滿鐵經濟調查會,昭和八年,48—50頁。

94 “國務院”實業部臨時產業調查局『康德四年度縣技士見習生農村實態調查報告書(吉林省九台縣)』“國務院”實業部臨時產業調查局,1938年,93頁。

95 満洲評論社『満洲農村雑話』満洲評論社,昭和十四年,17頁。

96 哈爾濱鉄道局北満経済調査所『北満粮棧調査』第二編,1—355頁。在绝大多数出资人职业不明的情况下,还是有一些粮栈的投资人可以确认其在村地主的身份。如扶余县三岔河镇的振大昌粮栈,其财东就是居住在农村中拥有700晌土地的大地主(同书,225頁)。

97 “滿洲國”實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産調資料45/9農家社會生活篇:康德元年度農村實態調査報告書』“滿洲國”實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1937年,138頁。

98 “滿洲國”實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産調資料45/9農家社會生活篇:康德元年度農村實態調査報告書』,1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