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甘肃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效应研究

作者：孙永龙 王春慧 陈　娓  责任编辑：陈　鋆  信息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５期  发布时间：2021-10-29  浏览次数： 5725次

【摘　要】乡村旅游因综合带动效应强而成为了助力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凭借独特的自然景观与浓郁的民族风情，甘南藏族自治州与临夏回族自治州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使其逐渐成为两地的支柱性产业，两地的乡村旅游在促进农牧民就业增收、乡村民俗文化传承、人居环境改善、基层治理水平提升等方面成效显著。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在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方面的效应感知较好，但对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方面的效应感知较弱，对治理有效方面的效应感知评价最低。因此，两地应强化基层治理、社区参与、长效增收、成果保障等方面建设，提升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使其更加平稳、有效地同乡村振兴衔接。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发展成效；甘肃民族地区；社区脱贫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习近平指出，“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可见，着力解决好“三农”问题依然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乡村旅游作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在促进地区乡村产业发展、社区脱贫、文化复兴、生态改善、人才振兴、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皆表现出了显著作用，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乡村旅游依然展现出了强劲的生命力，观光、休闲、体验、度假等乡村游模式已经成为新时期旅游发展的主体业态，有效地夯实了乡村产业基础，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提供了助力。

关于乡村旅游发展成效的研究，学者们调查后认为，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有效激发居民对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促进文化的代际相传与社区传播,使贫困地区居民的就业方式发生变化，且旅游收入对多数家庭总收入的贡献大;同时伴随着旅游收益的提升，当地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也大幅减少;不仅如此，乡村旅游的发展还可以实现城乡要素间的健康流动，帮助乡村资源重组，这是实现乡村复兴的重要内容。

居民的感知评价和态度是乡村社区成功开展旅游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Getz研究发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效应的感知是从经济效应开始的,但随着旅游业不断发展，游客的大量涌入对本地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同时还伴随着居住成本增加、生活习惯改变等方面的影响。同时有研究表明，人口统计特征作为重要变量影响居民的感知和态度，如：收入越高的居民越表现出支持旅游业发展的态度;年轻居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会拥有相对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更加支持旅游业发展。国内学者以海南、广西、陕西、安徽等多地为例，分析研究了旅游对目的地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影响以及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感知和态度，结果表明：居民对旅游的正面经济效应感知强烈,旅游有利于提高当地知名度，但同时也会破坏邻里关系,与旅游业相关的人群对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感知明显强于非相关人群,居民的旅游参与能力显著影响其旅游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

甘肃民族地区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点和难点地区，科学评估乡村旅游发展效应，对推动甘肃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南州”)和临夏回族自治州(简称“临夏州”)为研究区，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手段收集第一手数据资料，对甘肃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总体成效进行总结分析，并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构建了乡村旅游发展效应评价体系，运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居民感知效应进行综合评价和差异评价分析，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助力甘肃民族地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一、甘肃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总体成效

甘南州和临夏州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区域内旅游资源富集，是甘肃省主要的民族风情旅游体验地。

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板块，乡村旅游已经成为两地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近年来，依托良好的自然风景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政策的支持下，甘肃民族地区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大力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持续完善旅游产品体系，拓展客源市场，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促进作用显著。

(一)乡村旅游主要推进措施

1.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体系

乡村旅游发展需要发挥重点旅游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为助力产业振兴，甘南州2019年创新实施乡村文化旅游“一十百千万”工程，高标准建设文化旅游标杆村17个、全域旅游专业村103个、具有旅游功能的生态文明小康村297个、精品民宿和农家乐3000余家。临夏州发放乡村旅游专项补助资金8000万元，全力建设精品旅游线路，打造“春赏花、夏避暑、秋摘果、冬玩雪”的全季旅游产品体系。

2.加强乡村旅游人才培训

乡村旅游发展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与领头人能力带动作用。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甘南州政府一期投资5000万元，建设以旅游服务技能培训为主的“扶贫车间”培训基地、“乡村振兴”实践讲堂等；临夏州先后举办“两州一县乡村旅游骨干培训班”“临夏州助推百亿元产业万名人才旅游从业人员示范培训班”等各类培训班33期。

3.丰富乡村旅游文化生活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甘南州为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发展质量，深度挖掘民风民俗，重启民族节庆、篝火晚会等传统文娱表演活动，打造民族特色村寨；临夏州依托乡村舞台实现文化下乡，通过“星级农户”“文明家庭”评选等活动树立先进道德典型，强化村规民约，实现了发展旅游与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有机结合。

4.大力整治乡村旅游环境

旅游业是资源-环境依托型产业，其健康持续发展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与基础设施作支撑。为发展乡村旅游，甘南州与临夏州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总基调，大力实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高标准实施了农牧村“改圈、改厕、改厨、改房、改院、改炕、改人”七改工程，持续完善村内道路房屋建设，加强供水供电、垃圾污水处理工作，有力地提升了乡村旅游的可进入性和接待能力。

５.强化旅游基层治理工作

一套行之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保障。临夏州坚持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党建 ”模式，探索出了“支部 协会 农户”的新工作方式；甘南州不断探索基层组织建设，培育发展乡村旅游协会、合作社等新型旅游组织，广泛听取村民对本村旅游建设方面的意见与建议，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支持来扩大村民自治实践与重大旅游决策参与度。

(二)乡村旅游发展总体成效

1.乡村旅游成为支柱性产业

依托特色自然生态环境和浓郁的民族风情，甘肃民族地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使乡村旅游成为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兴支柱产业。据统计，全省乡村旅游接待量和综合收入年均增幅保持在25%以上，累计带动59.2万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甘南州2019年全年乡村旅游接待游客380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4.8亿元，分别占当年全州旅游接待游客、旅游综合收入的26%、6.4%;临夏州2019年1—11月份乡村旅游接待人数为823.55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18.96亿元，乡村旅游已经成为临夏州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2.农牧民就业增收效应显著

乡村旅游因其进入门槛低、覆盖领域广、就业容量大等特点，在农牧民就业增收方面的带动效应显著。2020年，甘南州尕秀村全村旅游从业人员400多人，接待游客69万人次，综合性收入超400万元，人均收入从游牧时期的5000元上涨为10000至12000元。临夏州妥家村农民旅游合作社2020年通过入股分红13.84万元，对周边500多户居民起到了明显的带动作用，“出门打工不如在家就业”已成为当地居民的口头禅。

3.乡村民俗文化得以传承

乡村民俗文化的挖掘与重现，不仅增添了乡村旅游的文化特质，而且有效促进了乡村民俗文化的传播与保护。洮砚雕刻、唐卡制作等非遗制作技艺，通过乡村旅游的舞台重新走向大众市场并得以活态传承；甘南临潭万人扯绳、龙神赛会等五个旅游项目也入选了第五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

4.乡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

借助乡村旅游发展契机，两州加强乡村环境综合整治，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改善。截至目前，甘南州已建成1303个生态文明小康村，覆盖全州54%的自然村，惠及10.9万户48.9万农牧民群众，甘南州因此荣获“2020中国最佳民宿度假目的地”称号，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成为涉藏州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实践，被国家作为甘肃省改革开放40周年唯一典型案例在全国推广，新华社、光明日报、甘肃日报等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生态治理成效较好。临夏州实现了乡村公路“村村通”,农村安全饮用水、卫生厕所、自来水普及率分别达到90%、96%、100%,绿化覆盖率逐年上升，宜人宜居宜游宜业的美丽乡村已初步建成。

5.乡村基层治理水平提升

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不仅提升了乡村治理水平，也催生了乡村治理水平提升的内在动力。临夏州钱家村通过“党建 ”方式鼓励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旅游创建，同时强化村规民约建设，实现了村中“治安联防、邻里守望、生产互助”的和谐安定景象；甘南州扎尕那村着力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制，不断梳理乡村社会利益关系，在全员参与旅游创建的情况下，实现重大旅游决策参与度达80%,村民参与事务管理程度正日益提升。

二、甘肃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效应的居民感知

作为乡村旅游资源的载体，社区居民是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不仅具有推动地方旅游发展的作用，本身也有着一定的利益诉求。因此，只有充分考虑社区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效应的感知评价，才能合理保障其多项利益，乡村旅游才能实现健康长远发展。

(一)研究设计

1.研究区选择

考虑到多样性和代表性，本文选取甘南州池沟村、博峪村、扎尕那村、尕秀村和临夏州钱家村、折桥村为调查对象，基本都是甘肃乡村旅游典型示范村。其中，博峪村、尕秀村、折桥村入选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钱家村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扎尕那村和池沟村为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表1调研区基本情况表

2.数据来源

2019年7-10月，项目团队在池沟村、博峪村、扎尕那村、尕秀村、钱家村、折桥村进行了实地调研，通过问卷调查、结构性访谈等手段获取了乡村旅游发展及居民感知方面的数据资料。由团队成员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问卷发放与入户访谈，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居民，让其独立完成问卷填写，存在疑问的地方由团队成员详细解释；对不具备填写能力的居民，由团队成员逐题翻译和解释，根据居民的回答帮助完成问卷填写，确保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除此之外，团队成员还和各地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乡(镇)政府、村委会负责人举行座谈会，深入了解了各村的发展情况。本次调查共计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52份，问卷回收率达90%,同时获取案例地总体发展数据调查表6份。

3.研究方法

表2评价指标体系

乡村旅游发展效应评价涉及因素众多，既有宏观层面的量化指标，又有居民主观感知方面的定性指标，研究方法的选取要同时兼顾这两个方面。AHP模糊综合评价法有效地将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综合起来，既利用层次分析法的权重凸出重要因素，又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来数字化地表达研究结果，提高了评价结果的科学与合理性。本文立足甘肃民族地区乡村发展特性，以乡村振兴战略思想为指导，结合问卷设计维度，首先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乡村旅游发展状况进行层次分解，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构建了乡村旅游发展效应评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选取19个评价因子，最终得到如下评价层次体系。

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乡村旅游发展效应进行模糊综合评价。首先，对五项准则进行综合感知评价分析，利用spssau计算各项准则得分，了解居民对五项评价准则的整体感知。其次，进行差异感知评价分析，按照区域、民族、收入、职业4个维度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不同类型居民评价的差异性。

（二）结果分析

1.综合感知评价

(1)确定因子权重

运用1-9标度法，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判断评价准则层间的相互关系，并分别赋予相对标度。

做归一化处理，得权重向量D=(D1,D2,D3,D4,D5)=(0.3487,0.0789,0.2632,0.1052,0.2039)

整理得评价准则层判断矩阵

特征向量W=(1.744,0.395,1.316,0.526,1.02)

由AW=λW得最大特征值λ=5.196

为确保判断矩阵的一致性，现在进行一致性检验：CR=CI/RI=0.049/1.12=0.044<0.1,其中RI值参考表3。

表3评价准则层关系比较表

表4 RＩ值表

最终计算得CR值<0.1通过一致性检验，表明评价准则层间的相互关系判断具有可信性，所得一级指标的权重是合理的。

(2)建立评语集

依据李克特五级量表，将甘肃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效应评价等级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个等级，五个等级构成评价集合U。将问卷评价内容依据评价等级进行分类，最终得出五个模糊综合评价矩阵Ri=(Dim…Din),其中i、m、n=1…5。

(3)综合评价

以“产业兴旺”准则为例进行单独评价：由公式Bi=Di×Ri计算得准则层的综合评价矩阵B,B=(B1,B2,B3,B4,B5)T,然后进行综合评价运算D×B,求得“产业兴旺”准则评价向量E,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得知最终评价，再运用spssau进行综合得分运算。同理，得其余四项准则的评价向量与得分。

表5准则层综合评价表

“生态宜居”指标项权重最大，得分最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基础，各村在精准扶贫及乡村振兴战略政策的支持下，加大生态文明建设与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在保留原生态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大力改善山水林田，优化人居环境，美化村容村貌，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奠定了生态基础。同时，乡村旅游发展也倒逼乡村基础设施的改善，乡村公路实现了“村村通”,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自来水普及率大大提高，绝大多数村庄实现了4G网络覆盖，乡村整体环境大幅改善，宜居性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乡风文明”指标项权重较大，得分排名第二。城市游客的进入为乡村带来了先进的观念和现代生活方式，促进了城乡文化的交流融合。电商直播、网购、广场舞等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进入乡村，不仅开阔了村民视野，还活跃了乡村文化生活。部分乡村开始重视村风、民风、家风建设，通过评选“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等先进典型，引导村民形成团结和睦、积极向善的个人美德与乡村氛围。不论从外部环境还是从村民的精神生活来看，乡风文明建设都已迈向了新的高度。

“产业兴旺”权重和得分相对较低。“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只有产业兴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但调查发现，部分村庄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与经营的比例仍然较低，其中，池沟村20%、博峪村45%、折桥村30%,影响了居民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效应的感知评价。居民参与乡村旅游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乡村旅游产业链不健全，三产融合水平低，乡村旅游业态以农家乐为主，与农业产业没有形成联动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居民参与；二是居民自身的能力限制，民族地区乡村居民普遍面临着资金、技术、语言等方面的压力，无力参与旅游经营开发，导致乡村中青年群体纷纷外出务工。

“生活富裕”指标权重和得分也较低。实现生活富裕，让乡村居民过上好日子，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落脚点。通过参与乡村旅游开发，部分居民家庭实现了收入增长，改善了生活质量。但由于起步晚、开发水平低、业态单一，受益人群范围有限，除早期经营农家乐、民宿的部分居民之外，大多数居民家庭收入增长幅度有限，且存在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此外，所访六村集体经济实力普遍不强，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缺乏，土地、宅基地等资源资本化运作水平低，还未建立起有效的长效增收机制。

五项指标中，“治理有效”项权重和得分最低。居民参与前提下的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但调查发现，六村居民参与乡村治理不足，在重大旅游决策方面话语权不高，村两委服务村民、为村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居民参与治理存在着以下三点制约因素：一是乡村发展水平与村民的经济能力，乡村经济越发达，村集体越有能力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与各项参与机制，从物质与制度层面号召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居民的经济水平直接影响了参与治理的意愿，居民越富裕，主动参与意愿越强，反之，不太富裕的家庭只关心日常生活，并不愿意操心村中事务；二是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不完善，一般情况下，村民委员会仅仅通过居民代表等方式收集群众意见，居民的参与权被不断弱化，结果往往也不具有广泛代表性，部分村干部在行使权力时不接地气，不能服务大部分群众，有居民受访时对“村务财务公开透明、村两委是否能为民服务”两项表示了非常不满意；三是居民参与意识不足，乡村地区受“人情思想”的影响较重，他们认为通过村两委维护自身利益不如托人找关系来得更快更有效。

2.差异感知评价

区域环境和人口统计特征的差异都可能造成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效应感知的不同，因此，本文从区域、民族、收入、职业4个维度划分居民类型，进行比较研究。利用spssau工具进行综合得分运算，得到如下分析结果。

表6不同维度的评价标准

不同区域的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效应的感知存在差异。(1)牧区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三项上的得分最高。位于牧区的尕秀村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与外界的交流互通较少，二三产业发展基础薄弱。发展乡村旅游使尕秀村的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改善明显，通过“三变”改革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居民对村委会的工作认可程度较高。(2)农区在“乡风文明”方面得分最高。位于农区的池沟村、钱家村与折桥村的居民受教育程度整体要高于其他区域，对现代文明理念及生活方式的接受程度较好，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表现出色。(3)农牧交错区在“生活富裕”方面得分最高。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秀美的自然风光，农牧交错区的博峪村和扎尕那村乡村旅游发展速度较快，通过经营农家乐、藏家乐、度假村等项目为居民创造了丰厚收入，其中，扎尕那村基本形成了全员参与旅游的局面，绝大部分居民都吃上了“旅游饭”。

不同民族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效应的感知存在差异，少数民族居民的感知评价更佳。(1)回族居民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三项上的得分最高。回族居民有善于经商和制作美食的传统，拥有较好的旅游参与优势，形成了回族居民人人“旅游创业”的现象。良好的乡村环境与村风民规建设成效也获得了居民们的认同。(2)藏族居民在“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两项上的得分最高。甘南州政府创新旅游扶贫减贫模式，支持农牧民利用乡村旅游发展优势搞家庭小产业，将乡村旅游与农业、手工业相结合，有效推动了农村产业间的融合，农牧民实现了收入的稳定增长，也切实感受到了政府的工作成效。(3)汉族居民整体得分均低于少数民族居民。调研时发现，文化特色不突出使民族地区的汉族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竞争力不强，外出务工较多，造成汉族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效应整体评价不高。

不同收入等级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效应的感知差异较大，且呈现收入越高评价越高的趋势。(1)高收入群体对乡村旅游发展效应感知最佳。居民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其旅游参与能力，其中，家庭年收入在10万～20万元范围内的居民多为个体户，且大多依靠本地资源和政策支持办起了农家乐，此类居民是乡村旅游的经营主体，参与程度高，互动强。(2)低收入群体对乡村旅游发展效应感知较差。收入低于1万元的居民大多为贫困户，家庭收入来源仍然要靠政府的扶贫资助，此类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处于弱势地位，经济能力差、获益水平低等因素直接导致了居民的旅游参与意愿低，表现出来的感知评价最差。收入在1万～10万元范围内的居民，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农产品种植和外出务工，农闲时参与本村的旅游经营，比如做农家乐服务员等暂时性工作，收入能满足基本生活，感知情况稍好于贫困家庭。

职业对乡村旅游发展效应感知评价也存在一定影响。一般农牧业劳动者在“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三项上的得分明显低于其他人员。(1)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起点，而最终落脚点在于生活富裕。调研区的现代农业整体发展缓慢，并且多以农家乐、藏家乐、民宿等家庭旅游业形式作为乡村旅游的卖点，仅从事传统种植与畜牧业的农户并不在第一发展梯队，且产业间的深度融合不足，农产品产业链不完善，导致了乡村旅游发展对纯农户的增收效应不强。(2)新型职业农民在民族地区还未得到很好的发展，当前从事农牧业工作的多为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且年龄较大的居民，不论是参与乡村旅游规划还是开发经营，他们都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群体，缺乏一定的参与权利和路径，对“治理有效”感知不足。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甘肃民族地区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方面重点发力，在探索与实践中逐步实现乡村振兴，客观成效显著：(1)乡村旅游逐渐成为甘肃民族地区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支柱性产业。(2)乡村旅游对农牧民具有明显的就业带动与致富增收效应。(3)乡村优秀民俗文化得以传播与保护，并重新走向大众市场。(4)乡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宜人宜居宜游宜业的美丽乡村已初步建成。()现代乡村治理体制不断完善，治理水平日益提升。

从居民主观感知分析来看：(1)综合感知评价。“生态宜居”项权重最大，得分最高；“乡风文明”项权重较大，得分排名第二；“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项的权重与得分相对较低；“治理有效”项权重与得分最低。居民认同乡村生态环境改善与乡村文明建设成就，但乡村旅游产业链不完善、居民获益差距大、基层治理水平欠缺等问题也已显露。(2)差异感知评价。牧区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三项的得分最高，农区在“乡风文明”项上得分最高，农牧交错区居民对“生活富裕”感知评价最好；回族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三项上的得分最高，藏族居民对“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两项评价更好，而汉族居民的整体得分与评价均低于少数民族居民；高收入群体对发展效应的感知比低收入群体的感知评价更佳；一般农牧业劳动者在“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三项上的得分明显低于其他人员。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调研区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效应评价的不满意主要集中在乡村治理方面，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制约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因素，比如参与机会、获益水平以及居民自身的能力等。同时，低收入群体和一般农牧业劳动者也应当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获得公平的参与机会。因此，为更好地促进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甘肃民族地区需因地制宜，分类应对，精准施策

（二）建议

1.强化基层治理水平

以选优配强为目标更新村委组织，建设一支有文化、能力强、素质高的基层领导班子，强化村两委建设。提升乡村基层组织带头人的工作能力，要能够带领队伍深入到乡村各处，同群众密切联系，同时发挥好引导与帮扶作用，利用线上宣传、线下培训等方式加大旅游信息宣传力度，创建旅游发展平台，精准帮助居民利用自身优势参与乡村旅游创建，使乡村社区居民公平受益。另外，村委班子还要借鉴其他地区的优秀经验，结合本地资源特点，创新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壮大乡村产业规模，以土地、宅基地、传统工艺等形式入股盈利性较好的优质项目，强化村集体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关联，提升集体资产经营与管理能力。

2.保障居民的重大决策参与权利

从制度层面完善相关政策规定，保障居民的重大决策参与权利，培育社区旅游协会、乡村旅游组织等社会组织，为居民提供规范化、常态化的交流互通平台，保障其参与到乡村旅游决策、执行、监督、分配等各个层面，切实处理好居民与政府、开发商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使其合理诉求能够得到及时反馈。针对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要优化乡村职业技能培训，加大非农技能培训补贴力度，通过“专项经费”使贫困人口少花钱、不花钱。增设乡村旅游公益性岗位、扶贫车间等帮助解决其基本生活问题，通过党建引领引导其参与旅游经营、社会组织、村集体经济等，增强其话语权，使弱势群体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能够长期受益。

3.建立长效增收机制

乡村旅游为居民带来了增收黄金期，而要想实现收入的稳定增长，就要广开增收渠道，建立起长效增收机制。土地是农民最珍贵的资本，也是增加其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要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不仅要落实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收益，建立起合理的补偿政策，还要尽快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培育发展本地农业品牌，推动农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延长农产品加工链，夯实农村产业基础，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适当放活农村宅基地与房屋使用权，建立市场化交易平台，鼓励本地居民或第三方经营者将废旧老宅改造成新民宿，提高房屋利用率，增加居民资产权益，通过实现居民不断的增产增收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４.完善成果保障机制

当前，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全面脱贫，但在“两不愁三保障”之后，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景象还需要继续奋斗。好风凭借力。要紧跟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首先，产业基础要抓牢。在壮大乡村旅游业的同时，就势就地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把产业主体根植在乡村，做好产业扶贫向产业振兴的衔接，让乡村居民的就业与生活有基本产业保障。其次，配套政策要衔接。在过渡期内，对现有帮扶性政策要留用一批、取消一批、创新一批，制定“新贫困”标准，逐步实现由扶持到普惠的转变。最后，脱贫成果有保障。对脱贫攻坚时期内取得的发展成效要做到稳定与巩固，继续保持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力度，持续改善与提升乡村各项事业，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条件。

乡村旅游开发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乡村振兴的实现也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以静态数据来研究动态变化过程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可以采用动态研究方法来追踪乡村经济社会从脱贫到振兴的演变过程，监测乡村振兴的建设成效。另外，从文中分析可以看出，乡村旅游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村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贫富差距开始显现。如何缓解因乡村旅游开发而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也需要在未来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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