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社区矛盾化解机制研究：从博弈到社区凝聚力建设——以杭州G社区为例

作者：张国芳 袁训虎  责任编辑：赵子星  信息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  发布时间：2021-10-16  浏览次数： 5291次

【摘　要】新型农村社区作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转型社区，其治理的复杂性和难度不言而喻。本文动态呈现了G社区在矛盾化解过程中社区居委会由被动的博弈思维到主动运用社区凝聚力建设的过程。借鉴社群主义的构建共同价值观模式、共和主义的达成政治共识模式、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融合模式，并从发挥居民的主体作用增强居民的社区意识、增进社区能力建设促进居民融合、构建社区公共空间加强协商对话意识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来主动化解新型农村社区矛盾。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矛盾化解；博弈；社区凝聚力建设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作为乡村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产物，根据相关学者的文献总结，新型农村社区的典型类型主要有城市郊区就地城镇化的城镇聚合型农村社区与村庄合并后的村庄聚集型农村社区。^[1]本文讨论新型农村社区为第一种类型，即农村社区拆迁后由农村社区形式上转变为“村改居”的社区。“村改居”社区作为一种转型社区，面临的问题比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更为复杂，因此成为矛盾集中点，其治理的复杂性和难度进一步加大，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如何化解这种类型社区矛盾，成为考量基层管理者智慧的一道难题。

在西方学者对社区矛盾冲突的研究中，有两个时间段需要特别注意，一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将重心投入到城市建设，开启了新一轮的城市大发展大变革的时期。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各类矛盾在社区不断涌现。这一时期，对社区矛盾冲突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科尔曼和桑德斯。科尔曼对地方社区矛盾冲突进行研究并出版了《社区冲突》，指出产生社区矛盾冲突的根源有三个：（1）经济方面的争端；（2）政治方面的争端；（3）价值观方面的争端^[2]。1975年桑德斯《社区论》的出版，提出了社区矛盾冲突必须包含以下三个条件：（1）紧张的关系；（2）不同的权力分配；（3）居民激烈的情绪^[3]。如果说科尔曼开启了社区矛盾冲突研究的先河，桑德斯则推动了社区矛盾冲突的研究走向成熟。

另一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国外学者的关于社区矛盾冲突的调解机制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依靠社区居民自己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居民自治；另一个是通过社区赋权，提高居民的社区意识。梅纳德（Maynard）提出了解决社区矛盾纠纷的五步法，包括建立安全的社区环境、重建社区信任、重建个人和社会道德、建立公民社会，五步法当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公民社会，也就是社区的矛盾纠纷依靠社区居民自己解决^[4]。格尔蒙.洛基（GarmenLogie）也提出要让社区矛盾纠纷交管公众审议，并且要保持持续的对话。斯特鲁格.戴维德（DavidStrug）对古巴社区矛盾纠纷研究后提出，要通过教育的方式，提升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和归属感来缓解社区矛盾^[5]。

我国学者关于“村改居”社区矛盾冲突的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分析了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并且也提出了一些对策。导致“村改居”社区矛盾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政府不恰当的管控方式使得居民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居民的群体分化以及空间嬗变三个方面。陈晓莉、白晨提出在政府主导的回迁安置的过程中，回迁居民笼罩在被剥夺的历史记忆中，具体表现为“被剥夺”、“被拆迁”、“被同意”、“被居民”^[6]。此外政府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动社区拆迁，居民的利益诉求得不到表达，矛盾由此产生。^[7]武善哲认为“村改居”社区处在传统社会资本不断消解现代社会资本尚未建立的中间阶段，这一阶段的社区居民之间缺乏认同，邻里关系疏离，容易导致社区矛盾的产生^[8]。芦恒指出对于“村改居”小区而言，部分住房用于安置回迁户，其余向市场出售或出租，所以回迁社区里既有本地居民也有外来住户，他们之间在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容易导致矛盾的发生^[9]。空间嬗变是造成回迁社区矛盾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回迁以后，居民虽然搬进了新房，但是回迁房和以前宽敞的院落无法相提并论，由此造成居民的不适应^[10]。

一般来说，“村改居”社区矛盾的产生通常涉及政府、开发商、回迁居民等多个主体。有效化解回迁社区的矛盾关键在于能否使“村改居”居民得到有效安置。张菊枝提出在应对社区矛盾时要让社区居民参与其中，不能忽视居民的意见，要围绕社区居民来制定相关的政策^[11]。想要使“村改居”社区的矛盾得到调解，吴莹提出要发挥村委会的基础性作用，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执行相关的政策之时，要结合社区的实际情况，不能采用一刀切的办法，将矛盾解决在基层，维护好社区的稳定^[12]。对于“村改居”社区的历史遗留问题，潘艳艳认为需要政府、房地产企业、社区、安置村民等利益主体共同参与，聚焦问题、分类化解、协商合作、各个击破，最大限度地维护安置村民的利益和社区的稳定秩序^[13]。

结合国内外的关于社区矛盾冲突化解的方法与路径，一方面是强调多主体的协同，另外一个方面是重点考虑将回迁居民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来考虑，但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本文尝试将杭州G社区——一个典型“村改居”社区的矛盾化解过程动态呈现出来——从被动的应对居民的各种博弈策略到主动回应和预防矛盾发生的综合治理机制建设，即从零和的博弈思维到社区凝聚力建设的过程，探讨“村改居”社区矛盾化解之道与社区建设。

二、社区居民与社区居委会的博弈过程

G社区位于杭州市江干区某街道东部，建筑面积约为0.61平方千米。2007年社区拆迁并完成股份制改造，同一年社区因地铁和地铁安置区块拆迁居民户126户，2008年因江干区科技园扩园，拆迁居民户40户，2009年社区整体拆迁，2015年完成整体回迁，原有的G社区划分成G1和G2两个社区。根据社区的统计目前G社区常住人口有7294人，其中杭州市本地户籍5210人，外地流动人口2084人。

（一）G社区回迁过程及其矛盾显现

G社区从局部拆迁到整体拆迁经历了三个阶段。2007年社区因地铁和地铁安置区块拆迁居民户126户，2008年因江干区科技园扩园，拆迁居民户40户，2009年社区整体拆迁。

G社区2013年开始启动回迁工作，到2015年完成整体回迁，前前后后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完成回迁，而且回迁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G社区按照当时拆迁签约的顺序让居民选房，所以先签约的有优先选择权，使得后面签约的社区居民心里很不平衡，他们认为剩下来的房子在户型、采光、位置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但是因为按照签约的顺序选房是之前就规定好的，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这部分居民只得回迁。2015年，G社区完成了整体回迁，居民住上了期盼已久的城市住房，农村身份转变为城市身份，可以享受到城市生活带来的便利，可以说回迁是一件值得社区居民庆祝的事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居民逐渐发现回迁后的生活和设想中的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回迁完成后，社区服务的对象不仅仅是原住居民还包括很多流动人口，居民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单一化、低层次、低质量的社区服务已经无法满足居民的需求，各类矛盾逐渐显现。拿G社区来说，在回迁之初，社区的便民设施严重缺乏，很难想象拥有5000多人的G社区甚至没有菜市场，居民买菜要骑车半小时到九堡那边去买，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刘阿姨说：还不如不回迁，回迁之前我们有土地，可以自己种菜，以前每到傍晚，村子里很多村民会把自家种的吃不完的蔬菜拿出来卖，又便宜又新鲜，现在买菜也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对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来说真是太折腾了。^[14]

生活得不到满足，环境也无法让人满意。据社区干部张主任介绍，刚开始环境确实不好，因为刚回迁社区垃圾没有安排专人打扫，所以居民垃圾都堆在社区西门的一块空地上，虽然有环卫车定期清理，不过一周只清理两次，天气炎热的时候，垃圾堆经常散发出难闻的气味，给社区居民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回迁后的G社区人员构成比较复杂，不仅仅有原住居民，还有很多外来租房者，加上社区没有门禁，外人可以随便进出，偷盗现象时有发生，给居民留下了治安差的印象。不仅如此，紧挨着G社区就是F社区，F社区是商业住宅小区，从设计到建设到管理都优于G社区，这种落差让社区居民内心极不平衡。对于社区的居民来说，虽然搬进了楼房，但是他们的观念以及生活习惯短时期内很难改变。

回迁之后，社区居民住上了城市住房，农村户口变为城市户口，虽然居民的生活条件改善了，但是从拆迁到回迁居民都处于比较被动的角色，从拆迁时的不满到回迁后的怨气，经过时间的累积，最终爆发。G社区居民在一次集体讨说法的过程中提出了很多的诉求，总结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解决居民买菜难的问题，在社区建立菜市场；（2）改善社区环境脏乱差的问题；（3）基础设施无法满足居民的日常娱乐活动需要，建立社区活动中心；（4）房屋外墙建筑材料脱落问题以及补偿款的问题。以上是当时矛盾爆发的时候居民提出的四点要求。

回迁社区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多、在社区管理和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漏洞，无法让社区居民满意，所以居民通过诉苦、闹、上访等手段来争取自身利益的满足。在以往研究底层民众维权过程中，学者归纳了几种视角：依（以）法博弈、上访、依势博弈，表演型博弈和媒介化博弈。

（二）博弈的理论模型

1.依法博弈

李连江、欧博文在《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中提出来依法抗争的说法，二人认为“依法抗争”也就是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就其内容而言，把国家政策作为抗争工具来对抗基层政府的“土办法”，上级政府是他们的利益诉求对象。就其结果而言，“依法抗争”有可能通过促进国家法律法规或政策的落实，从而成为底层民众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兼具抵抗性和政治参与性的特点^[15]。随后，很多学者对“依法抗争”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

2.以法博弈

正如前文所说，依法抗争是在特定背景之下提出来的，农民的抗争方式以及手段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超出了依法抗争的解释框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于建嵘提出了“以法抗争”的说法。这里的“法”依然指法律和政策，“以法抗争”和“依法抗争”的不同在于前者是直接意义上以法律为抗争武器，直接挑战抗争对象。抗争的方式主要有：宣传、阻收、诉讼和逼退、静坐和示威。从组织特点来说：（1）有一定数量的抗争精英；（2）具有明确的宗旨；（3）成员分工明确；（4）有一定的约束-激励机制^[16]。“以法抗争”研究的对象是农民群众，陈鹏则将目光转向城市业主的维权行为，提出了“法权抗争”的分析框架，并将其具体化为上访、诉讼和立法维权三个基本的类型^[17]。

3.上访

当依法抗争以及以法抗争失效的时候，另一种维权的方式“上访”便登场了。

对农民上访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应星，在其著作《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用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农民上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群众与政府间的博弈，也有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博弈，同时还存在上访群众之间的博弈，是多个博弈主体互动的过程^[18]。随后应星从“草根动员”这个特定的角度来研究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草根动员”既不完全认同精英也不完全代表底层，有着自身行动的逻辑^[19]。在《“气”与中国乡村集体行动的再生产》中提出了乡村集体行动再生产的基础是伦理而非利益或者理性，而伦理在中国文化中可以被解释成“气”，他分析了“气”在乡村集体行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并对如何纾解集体行动中的“气”，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20]。

在民众上访的原因方面，胡元梓认为，中国民众之所以偏好信访，原因有三点：（1）居民表达渠道不通畅；（2）司法制度解决社会冲突的效能低下；（3）官本位的思想严重^[21]。此外农民维权意识的增强也是农民上访的主要原因，乡村权力的弱化，乡村治理在某些领域的失效也会导致农民上访^[22]。在上访的类型方面主要有“偏执型上访”^[23]“谋利型上访”^[24]“要挟型上访”^[25]。

4.依势博弈

在整合“日常抵抗”、“依（以）法抗争”等关于底层居民维权博弈的基础之上，董海军提出了依势博弈的说法。在《塘镇：乡镇社会的利益博弈与协调》中，作者运用案例概括法，呈现塘镇不同利益主体博弈的画面^[26]。在“依势博弈”的框架之下，“势”作为一种博弈的策略，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作为博弈主体的底层居民的策略有：知势、造势、借势和用势，作为博弈对象依势摆平的策略主要有：法势、钱势和权势，作为仲裁者的政府采用的是中庸的调势^[27]。“依势博弈”作为本土化的解释框架，将前面四种抗争手段因素融合进来，具有更高层次的说服力，可以说“依势博弈”为我国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提供了新的视角^[28]。

5.表演式博弈

基于珠三角的典型案例研究，黄振辉提出了“表演式博弈”的说法。表演式博弈分为大舞台和小舞台，大舞台是宏观的社会背景，小舞台是博弈发生的具体场景。在角色划分上，黄振辉将表演式博弈的角色分为四类即：表演主角、调停者、普通民众、信息传递者^[29]。在黄振辉研究的基础上，王蒙重点分析了表演式博弈的表演性，指出表演性博弈是一道独特的景观，而这种独特的方式是有效的^[30]。除此之外，刘涛提出了表演性博弈的多种分析范式，主要包括：视觉博弈、情感博弈、身体博弈、符号博弈。

6.媒介化博弈

“媒介化博弈”是通过制造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主动吸引媒体关注进而推动利益诉求获得解决的一种抗争方式^[31]。在行动的逻辑上，“媒介抗争”表现为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传播更加便捷并且不受限制，公众可以通过媒介的方式使信息传播出去，形成一定的舆论效应，促使相关部门解决问题，达到维权的目的。

（三）G社区居民的博弈策略

1.居民的苦情术：弱势群体的情感牌

农民通常被认为是弱势群体，自然成为被同情的对象。在此次G社区居民讨要说法的过程中，社区居民的策略首先就是大打情感牌，借此博取社区干部同情，换取社区的让步，从而使得自身的利益诉求得到满足。总的来说，居民的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生活之苦：没有拆迁之前的社区，居民虽然没有搬进现代化的社区，但是也过得安闲自在。在自家土地上种上一些蔬菜，不仅可以满足自身需求还可以节省一些开支，现在搬进了新社区，土地没了，连以前自给自足的蔬菜也要去买，家里的开支无形中增加了，如今看来回迁好是忽悠人的，类似于这样的说法在对社区居民进行访谈的过程中经常可以听到，主要表达了居民对当前社区生活的不满意。

（2）贫困之苦：G社区以前不少居民是做生意买卖的，比如开个餐馆，开个杂货店，出租房子等。这成了居民收入的来源，但是回迁之后居民要想做买卖必须租房，新建的楼房房租一般比较贵，很多居民难以负担，生意没法做，这样就使得很多人失去了收入来源。加上物业、水电、燃气、停车费等等让本不富裕的家庭支出增加了，所以回迁之后生活反而变得艰难，甚至有居民出现了回迁后再贫困的现象。

（3）心理苦：回迁之后不仅没有感到幸福，因为回迁使得家庭矛盾反而增多了，很多家庭因为拆迁得到了补偿款，但是由此带来了很多问题，出现了不少兄弟姐妹争夺家产的情况，有些兄弟姐妹甚至大打出手走上法庭，从此断绝关系。另外，一些居民把拆迁补偿款拿去赌博，不仅输光了补偿款，甚至夫妻离婚，出现了家庭破裂的现象。

在社区居民诉苦的过程中，也许有夸大的成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所描绘的这些现象是真实存在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表演式抗争的成分。通过诉苦将自身的遭遇展现在社区干部面前，希望籍此得到同情，挣得利益，这是G社区居民采取的初步策略。

2.问题的扩大化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人们采取“闹”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闹不仅仅是一种策略，实际上人们就是想要通过闹的方式，把问题扩大化，这样才能得到关注，从而产生一定的舆论效应，来为自己争取利益空间。董海军指出，在底层群众与基层政府的博弈中，问题化建构是造势的一种策略，也就是博弈主体所说的非要扯出动静。所以按照社区居民的想法，“问题”必须足够严重，他们的利益诉求才会得到领导的重视，他们的要求才会得到满足。

通过梳理G社区居民向居委会讨说法的事件，不难发现讨说法不仅仅是想要得到答复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要求居委会必须有实质性的行动，单纯的反映问题，向社区干部诉苦，换不来居委会的行动，所以只有将问题扩大化、严重化才能得到社区干部的重视。

3.对社区居委会的缠

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认为要去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这些日常形式包括偷懒、装傻卖呆、诽谤、纵火和怠工等等^[32]。这些日常的抵抗形式具有共同的特点：他们的行动不需要动员，非正式的网络使他们彼此联系在一起，通常表现为个体的自助形式，从而避免与权威的直接对抗^[33]。如果说农民的日常抵抗形式是弱势群体的武器，那么弱势群体本身也是一种武器，即农民的弱者身份可以作为一种抗争的武器^[34]。

这种日常抵抗的方式避免了与权威的正面的对抗，毕竟有组织大规模的反抗对农民来说是有风险的。社区居民大闹居委会，扰乱工作人员办公，这种技术如果处理不好，一些居民可能会因扰乱社会秩序遭到公安机关的处理。如何将闹持续下去，既能得到居委会的重视又可以规避风险，那就是“化闹为缠”。缠在这里可以看作是居民博弈日常方式，通过持续不间断的纠缠，使居委会做出让步。

4.关键人物的合谋：上访

在拆回迁社区之中存在着多种矛盾交织的情况，基层社区在与普通群众的利益博弈中，经常会出现矛盾激化的情况，社区居民为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通过各种途径来捍卫自己的权益。一方是居民眼中有“权力”的社区基层组织，一方是处于弱势的普通民众。所以在双方的博弈中，居民的利益很难得到保证。尽管当事双方可以通过对话或者法律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在实际生活中，普通百姓经常显得十分被动，往往不得已地走上访之路，甚至不得不越级上访。G社区居民经历了诉苦以及问题的扩大化以及对社区的缠，还是没能等到想要的结果，也没有等到社区的答复。所以居民认为必须把情况反映给上级政府甚至北京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5.舆论的营造

现代社会，媒体使得信息的传播变得更加快速，人们获取信息方式更加便捷。施拉姆指出，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了一切意义重大的变革。当人们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很多人都会选择通过媒体曝光的方式来扩大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形成一定的舆论效应，获得更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另外现在的媒体通常会用一些比较吸引眼球的字眼来博取公众的眼球，所以一件小事，经过媒体的放大可能会产生比较严重的社会影响，对于社区干部来说，如果社区矛盾处理不好不仅丢了面子可能还会丢了工作。正是抓住了社区干部这种心理，G社区居民曾在杭州市政府网站上留言，打电话让1818黄金眼的记者来社区采访。

（三）社区居委会的被动应对策略

1.矛盾的冷处理：无奈的被动应对

群体性事件大多具有偶发性和意外性的特点，难以防范。社区的工作主要是做好日常的管理以及提供服务，加上防范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有限，所以很多时候对于突发的群众性事件，只能采取冷处理的原则，只能“就地防守”而不是“主动出击”，所以社区的应对颇显无奈。

G社区居民集体讨说法，是社区居委会没有意料到的，在以往拆迁工作最艰难的时刻，也没有出现居民集体行动的情况，没想到回迁完成以后竟然发生了这一幕。

张主任：这次发生的事件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和我们工作不当也是有关系的，由于我们在铲除菜地之前没有事先告知居民，所以引起了居民的不满，但是我总觉得居民都是淳朴的，不会把事情闹大。^[35]

对于居民到社区讨说法，由于事发突然，虽然社区向居民解释了铲掉居民蔬菜的原因，但是居民完全不买账，认为这是马后炮的做法，双方僵持了很长时间，而且居民的讨说法已经扩散到多方面的问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随后张主任承诺，社区会召开紧急会议，一定会给居民一个说法，加上张主任以自己区人大代表的身份作担保，这个时候居民才逐渐散去。对于这次事件，居委会在当晚确实召开了会议，由于时间太晚了，经过商议，居委会决定先让居民冷静一下，稳住居民的情绪，然后再作进一步打算。

张主任：其实这件事情我们也不是不想处理，因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解决不了，比如还有不少居民提出拆迁补偿的问题，以及选房没有选好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社区也没有办法，都是按照当时的政策来的。另外这个事情在我们社区发生的，现在的居民维权意识比较强烈，我们压力也很大，处理不好事情闹大了我们也不好办，所以只能先让居民冷静下来，然后再做处理。^[35]

2.上访应对之策：劝与堵

国家创立信访制度的本意是为了扩宽民意反映渠道，听取居民的诉求，解决各类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但是国家为了督促基层政府给群众解决问题，对信访制度采取严格的“一票否决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方出现了越级上访的事件，那么这个地方基层政府一年的工作考评全部为不及格，这个规定的本意是解决居民的问题，但是在实践中却出现了偏差，因为一个地方政府多么努力的工作都不可能让所有群众满意，这无疑增大了地方政府的工作压力，相对于通过正常的方式化解矛盾，通过“堵”的方式来阻止居民上访，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快速处理问题。

5月20日，王大爷他们要去上访的信息传到了居委会那里。出于对社区内“不出事”考量，当天张主任便找到了王大爷等人，对其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规劝。

张主任：我的嘴皮子都磨破了，上访肯定是要不得的，我们社区现在很多东西在建设中，有很多申报的项目，如果出现居民越级上访必定会损坏我们社区的声誉，到时候我们很多工作都做不了，所以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居民上访。当时我还发动了已经退休了杨书记对王大爷他们做思想工作，说了很长时间，得有四、五个小时，你说我们压力大不大！虽然王大爷他们有所松动，但是我们还是不放心。当天晚上，社区还安排了专人在门口保安亭值班，24小时守在门口，防止王大爷等人在居委会不知情的情况下去上访。^[35]

三、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化解矛盾之道：社区凝聚力建设

（一）社区居委会主动化解矛盾的策略

1.对话：转变的开始

当今时代，面对复杂的社区问题，合作治理已经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形式，而进行良好合作的前提是建立在平等的互动关系和对话的基础之上的，对话的目的是为了倾听，就是要吸收来自不同治理主体的声音和诉求。查尔斯·J·福克斯以及休·T·米勒指出，公共政策的决策要坚持真实对话的原则，对话提高了个行动主体参与的热情和能力，使他们在对话与互动中创造出奇迹和可能性。

如果说冷处理、堵上访是居委会被动的防守，那么对话则是居委会的主动出击，主动则意味着转变的可能，就在众人要上访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1日，张主任意识到问题不能再拖了，必须得给居民合理的解释。这一天下午G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在居委会会议室召开。此次会议，张主任运用了听诉求、话难处以及表态度的策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得居民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和。

张主任：让居民提诉求其实就是想让他们有一个表达的渠道，让居民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可以被听到，让居民感到居委会是重视他们的意见的。除此以外，我分享了自己从陕北农村来到G社区被选为社区主任的经历，并且对于部分居民的遭遇表达了同情，这样一下拉近了与居民的距离。接下来再提出了我们社区面临的一些难处，居民就比较容易接受，很多居民代表当场表达了对我们的理解。但是问题总要解决，总要给居民一个说法，所以在居民会议上我也代表社区做出了承诺，对于居民提出的合理的诉求，社区都已经在研讨之中，讨论的结果会择日公布。35

通过张主任的描述可以发现，本次对话达到了两个目的：其一安抚了居民的情绪，得到了很多居民的响应与支持；其二这次居民会议争取了民心，起到了分散居民的目的，减小了社区再次爆发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

2.适当的开口子

“开口子”是当下信访工作的基层做法，是指基层政府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外给信访人额外的经济好处。但是口子开的不当，就会引发信访人群无限制的索取，所以不能轻易开口子，开口子要讲求时机和策略，口子开得好既能满足对方的需求又能起到缓和矛盾的效果，开口子必须要慎重。本文中的开口子和信访中的开口子有所不同，信访中的开口子通常情况下是在违反规则的基础上，而在本文中开口子指的是对于居民的合理诉求，给予适当的满足，达到缓解社区与居民之间矛盾的效果。但是二者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如果口子开的不当，就会引起居民无限制的索取，口子如何开、开多大，要掌握适度原则。

本次社区居民提出了很多的要求，有些要求是合理的，是社区应当做的。比如居民买菜的问题，以前没有拆迁以前，社区中的居民有土地，蔬菜甚至可以自给自足，如今买菜都要到两公里以外的地方，确实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便。但是想要建立一个菜市场谈何容易，在地价高昂的杭州，想要政府批准一块地方建菜市场，很明显是行不通的，因此只能在社区内部来建，但是建在哪里，社区说了不算，最终只能征求居民的意见，对于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棘手的问题，没想到解决得比较顺利。在征求居民意见之前，社区邀请了专业人员到社区考察，选择建菜市场的合理位置并制定了方案，随后社区再次召开了居民会议，经过投票最终菜市场选址在7号楼和8号楼之间。解决了菜市场选址问题，那么菜农到哪里去找呢？这个时候社区张主任首先想到了张大爷和孙大哥，此前二者都因社区拆迁失去了收入来源加入到对社区的声讨队伍，随后经过研究张主任找到了二人，经过劝说二人同意接管菜市场的生意，但是二人比较关心租金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社区给出的方案是，第一年不收取租金，后面根据菜市场经营状况，每年收取3万元租金，租金留作社区公共收入，由社区负责管理。在一切筹备完成后，G社区临时菜市场便开始了搭建，可以说这次社区的开口子，不仅解决了居民的买菜问题，也解决了张、孙二人的生计问题，所以这个口子开得很有必要。

3.招商引资：发展商铺、楼宇经济

作为居民生活的场所，社区中最重要的构成因素是社区居民，只有社区居民生活的幸福美满，才能实现社区的安定祥和，整个社会的和谐才有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社区治理必须要重视居民的利益，切实满足居民的诉求。对于社区来说，满足居民需求很多地方要用钱来解决。在面对政府财政支持有限的情况下，社区必须拥有自给自足的能力。G社区根据自身的情况，成立了专门的公司，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由G社区党支部提议，经过社区两委商议，居民代表会议决议，2018年6月22日成立了杭州G社区置业管理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房地产经营开发、室内外装饰工程。同时社区还充分利用10%的自留用地，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积极盘活资源资产，着力在筑巢引凤，优化投资环境上下功夫，发展楼宇经济，开发建设普大普地商业中心，待楼宇建成全面对外出租。社区的这些举措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18年，社区实现经济收入2300万元，其中经营收入1384万元，社区总支出1942万元，而支出的主要项目就是对环境的综合治理，对小区建筑外观的从新装修。2021年1月，笔者再次来到社区，此时的社区完成了全部楼房外观翻新，解决了居民比较关心的问题，所以社区自然赢得了居民的认可。

（二）社区社会工作方法介入与社区凝聚力建设

此次在G社区发生的矛盾涉及的事项比较多，既有因外部环境变化引起的矛盾也有因社区管理方式不当而产生的矛盾。总的来看这些矛盾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很多时候多种矛盾混合在一起，呈现出复杂化的特点。作为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社会工作者在居民和社区干部之间承担着缓冲剂的角色，通过对关键人物的介入，能够直面社区居民最核心的诉求，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建立民众与干部沟通的桥梁，对于缓解二者之间的矛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劝解：促进“关键人物”的思想转变

农村“草根精英”是指群体性事件过程中产生于农村地区的组织者、指挥者、领导者，通常领导甚至控制事件的发展。所以解决社区矛盾，化解群体事件关键在于对“精英”的介入。纵观G社区居民讨说法事件，关键人物主要有四个，王大爷（对补偿款不满意）、李阿姨（对补偿款不满意）、张大爷（回迁之后失去了收入来源）、孙大哥（回迁之后失去收入来源）。而在这四个人之中，王大爷可以说是核心中的核心，所以社工小林首先从王大爷身上寻找突破口，开始了对王大爷的介入。采用积极的肯定和澄清的方法，肯定王大爷在社区中的威望和地位，并以此位为契机劝解王大爷应该多做一些有利于社区建设发展的事情，采取对话交流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激进危险的方式。其次向王大爷阐明厉害关系，如果继续采用闹的方式，导致事态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相关责任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经过社工的劝解，王大爷表示只要社区能解决居民的诉求，便不再去社区找麻烦。

而对于张大爷和孙大哥来说二者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回迁之后失去了收入来源，所以对社区心存怨恨。把二者的情况反映给张主任之后，经过居委会人员的协商，张主任表示，如果二人重操旧业，社区会酌情给予二人一定的租金优惠。在得知社区的想法以后，二人表示虽然社区这样说，但是具体怎么优惠，优惠多少，还要看后面看社区的行动，如果社区展现出足够的诚意，那么他们便不会再去社区找麻烦。而对于李阿姨，社会工作者主要让其担任合唱团团长以及社区楼道长，让她参与到社区的建设中来，来消解其心中的不满。

很多群体性事件里面因为核心人物的参与使得居民的行动变得有组织有纪律，所以促进关键人物的思想转变非常重要。

2.走访：社区走访了解居民的需求

在G社区当中居民的诉求有很多，有的居民对拆迁时补偿不满意，所以想要争取补偿款。有的社区居民希望停车位能免费提供，有的想要社区环境得到好的提升，有的想要解决房屋质量问题，还有的就是单纯凑热闹，想要从中得到某些好处，可以说居民的需求很多，大家说法不一，但是这些需求不可能都满足，所以居民的核心需求是什么，或者大多数居民的诉求是什么，需要做清晰的了解与评估。

在社会工作者进驻社区以后，在G社区开展了为期一个星期的走访，通过和居民近距离的接触了解居民的切实需求。虽然社区居民提出了很多的诉求，但是通过走访发现社区居民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希望社区能建立菜市场；（2）优化社区环境；（3）建立社区活动中心；（4）房屋质量问题，希望社区能够出资修缮。走访的过程不仅仅是了解居民的需求的过程，也是安定居民情绪的过程。通过与社区居民的近距离接触，为他们提供表达自身想法的机会，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为居民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因为社区干部不可能坐下来和每个社区居民交谈，而社会工作者通过与居民的交谈，让居民感受到自己受到了重视，自己的声音可以被听到，从而有助于安抚居民的情绪。

3.聚焦：三方会谈解决紧要问题

社区协商治理是当前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协商治理强调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并且在治理过程中多元利益主体以一种理性协商的方式表达其利益诉求，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从而实现社区善治。近年来G社区所属街道发挥党建引领，通过成立“三方会谈”探索基层治理新模式，参与人员来自街道社工、居委会干部、居民代表。开展“三方会谈”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进社区精细化治理，有效化解社区矛盾。

在助力矛盾的解决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主要采用三步法。（1）聚焦问题。在“三方会谈”召开之前，社工会通过民情走访，找出居民最关心最紧要最想要解决的议题。随后把要讨论解决的问题反馈给居委会和居民代表，这样做的目的是给双方时间理清所要探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三方在讨论的时候把问题聚焦，从而更加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三方会谈主要在社工的组织下进行，社会工作者通过聚焦问题、平台搭建、动员居民助力问题得以顺利解决。（2）为社区居委会和居民搭建平台。根据居民的诉求，选取合适的时间与地点，组织召开民主协商会，让社区干部和居民全程参与，共商共议共决。（3）社会工作者通过抓住居民领袖，让居民领袖和民众沟通，征求居民的意见。通过小组活动挖掘积极分子，组建监督小组，共同监督问题的解决。

第一次“三方会谈”于2018年6月5日在G社区居委会会议室举行。此次会谈讨论的是菜市场的问题，居民的要求是社区必须建立菜市场，并且要求社区一个月之内建成，如果不予解决，一定到中央找领导解决。对于这个问题，社区张主任表示菜市场问题一定会帮助居民解决，不过社区也有难处，因为在G社区规划中，很难拿出一块地方搭建菜市场，所以菜市场建在哪里何时建成，要做具体的研究和评估，而且要请示上级政府，不过张主任再三承诺一定会尽快解决居民买菜难的问题。虽然居民没能等来确切的结果，不过有了张主任的承诺，居民代表表示愿意给社区时间，菜市场这个困扰整个社区的问题算是得到了初步解决。

社工小林：通过第三方引导，居委会、居民共同参与、共同商讨、共同解决社区问题。可以说“三方会谈”联出了民心，联出了效果。如今三方会谈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已经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2019年，我们通过“三方会谈”排查处理各类问题97个，问题解决率在90%以上，解决了一大批群众最关心的问题。（39）

通过社会工作者的牵线搭桥，将社区居民、社区干部连接起来，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各类社区问题，构建起多方参与的治理共同体，不仅可以助力社区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提高居民的参与意识。

4.凝心：提升社区居民的归属感

社会学家普遍认为，社区归属感是社区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所谓社区归属感是社区居民把自己归入某一地域人群集合体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既有对自己社区身份的确立，也有个体的感情色彩，主要包括对社区的喜爱、认同和信任等情感。也有学者指出，社区质量是促进人们社区归属感的决定力量，因此在社区建设中要通过对社区环境的建设，不断提升人们的社区归属感。回迁后的社区居民失去的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土地和院落，还有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邻里守望的乡村归属感消失了，新的社区归属感难以一蹴而就的形成，回迁社区的矛盾此起彼伏，不断显现出来。所以，重塑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在回迁社区显得尤为必要。人文方面的关怀恰恰是社会工作者所擅长的。在社区的协助下，社会工作者通过睦邻楼组营造、成立老年合唱团、儿童之家来唤醒居民的社区意识，提升居民的归属感。

对于睦邻楼组，主要通过找准切入点、增能社区居民、共享闲置物品来促进居民之间的交流。在社会工作者的组织下G社区以闲置物品为载体，通过闲置物品的共借共享，唤醒邻里关系。充分发掘并利用楼组能人，将其培养成居民沟通交流的组织者。通过培育发动居民骨干，带动其他居民的积极参与，使得居民迅速“创熟”。

为了丰富社区居民的生活，2018年6月23日，在社工小林的动员下G社区成立了老年合唱团，由李阿姨担任团长。选择李阿姨担任团长不仅仅是因为李阿姨在社区中拥有一定的号召力，而且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李阿姨争取到社区这边来，化被动为主动，让李阿姨参与到社区的建设管理中，从而有助于化解社区矛盾。

除此之外，在G社区还有很多儿童因为父母工作等原因无人照看，所以小林以这部分儿童为突破口，成立了“四点半”公益社团，通过招募大学生志愿者为社区儿童辅导功课，解决了很多家长的后顾之忧。

5.聚力：培育社区领袖，建立社区矛盾化解的支持系统

社区领袖是指在社区发展中自发形成（有的经过培育）能满足和反映社区群众的需求，影响社区思想、生活趋势的社区人物。社区领袖在社区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受到社区居民的信任，所以社区领袖参与到社区矛盾的化解之中有助于矛盾的解决。

社会工作者通过发掘身边能人，将和事佬引进到社区矛盾化解之中，和事佬的加入不仅分担了相关工作人员的压力也有助于提高社区矛盾化解的成功率。

社工小林：目前杭州市很多社区都引进了和事佬来调解社区矛盾，此次G社区选出的和事佬是退休干部杨书记，有了杨书记参与进来，给我们减轻了不少压力。因为有了杨书记的帮忙，所以我们的社区走访进展的比较顺利，而且杨书记在稳定那些核心成员的情绪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6]

对于困扰社区的环境问题，社工还组织社区选出了每栋楼的楼道长，对社区内乱涂乱画、乱扔垃圾的行为进行劝导。由于楼道长的参与居民乱扔垃圾的行为减少了，社区环境改善了，居民的抱怨也自然就减少了。

楼道长曲阿姨说：我感觉退休之后找到了自我价值，十年前我的老伴走了，后来我的女儿嫁到了广州，退休之后没事做，有时候觉得很孤独，甚至每天坐公交车打发时间。自从当了楼道长，感觉每天都有事情可做，而且为社区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微薄之力，所以感觉很满足。^[36]

（三）建立健全矛盾化解的综合治理机制

G社区通过建立矛盾冲突的预防体系，变调解矛盾为源头预防，窗口化、信息化的平台收集群众利益诉求，确保社区矛盾第一时间被发现，及时介入。除了预警机制，G社区还在社会工作者的助力下建立社区矛盾联动调解机制以及分类调处机制，确保社区矛盾及时有效化解。

在社区的主导下，G社区成立了社区服务窗口。社区居民可以将问题反馈给相关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收集到相关信息后立刻反馈给社区或者街道，而确保问题能够及时有效解决，实现了居民诉求的窗口化收集。除了窗口化收集，社会工作者还利用现代化智慧化的方式，帮助社区成立了微信公众号平台，社区居民足不出户，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提交自身遇到的难题或者给社区建设提意见，实现了居民诉求的快速收集。

对于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社会工作者在G社区成立了心灵沟通工作室，通过亲情调解、感化调解这种居民比较常见容易接受的方式确保矛盾得到有效解决。对于重大的矛盾纠纷，光靠社区以及社工难以解决。在G社区党组织牵头下，建立了联动调解的方式，通过与江干区公安局建立警民联调工作室，与征地拆迁调解委员会进行合作，使得社工调解与行政、司法手段相结合，对于化解重大的社区矛盾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工小林：如果社区矛盾只是采用事后调解的方式，会增加我们的工作压力，通过建立社区矛盾的预防和化解机制，使得一部分社区矛盾变调解为源头预防，这种思路上的转变使得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解决比较棘手的社区问题，从而提高社区矛盾化解的成效。^[36]

当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探索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三社联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转型，而“三社联动”在建立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方面，围绕居民自治、共治共建、应急动员等进行社会动员与倡导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综合以上G社区居委会以及社会工作者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无论是社区对话、招商引资，还是引进的第三方机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以及培育社区领袖、增进社区归属感等都是在增进社区凝聚力建设。

四、结论：社区凝聚力建设与新型社区矛盾化解机制

从滕尼斯开创社会学领域的“共同体与社会”的分类研究开始，他强调共同体的有机、自然、持久联系，社会的机械、人为、暂时联系；到涂尔干的“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都探讨了凝聚社会的机制。

社区凝聚力在最简单意义上被理解为：“帮助微观社区凝聚或整合成一个整体”，或“创造支持型的社区”，“每个人都像在家里”，并“团结在一起”，不管压力，例如经济不平等，或民族，信仰，政治或其他差异（CIC，2007）。社区凝聚力的最常被引用的定义：一个有凝聚力的社区是指，所有社区都有共同的愿景和归属感；不同背景和环境的多样性的人们受到赞赏并受到积极评价；不同背景的人有相似的生活机会；以及来自不同的背景和工作环境、学校和邻里的人与人之间建立了牢固而积极的关系。^[37]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社区凝聚力建设理论的系统整理，目前主流的社区凝聚力形成过程有三种模式：社群主义的构建共同价值观模式、共和主义的达成政治共识模式、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融合模式。结合国内外学者关于社区凝聚力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本文在增进新型社区凝聚力建设方面有如下政策建议：

（一）发挥居民的主体作用，增强居民的社区意识

新型农村社区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社区人员的复杂性。社区意识是个人对于所处的社区所建构出的一套正面或负面的认知系统，具有正面认知者会认同和喜欢社区、参与社区活动、关心社区事务，负面认知者会逃离、疏远社区，对社区事务采冷漠参与的态度。社区意识的高低，是社区凝聚与发展的最重要的指标。对社区意识内涵界定影响力最大且最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由McMillan和Chavis（198638）提出的，他们定义了社区意识的四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成员身份，成员身份是一种归属感或分享个人关系的感觉；第二个要素是影响力，一种对一个群体和对其成员产生影响的重要意义；第三个要素是强化：整合和满足需求，这是一种成员从群体中获得资源而满足自身需要的感觉；最后一个要素是共通的情感联系，成员们已经分享并将一直分享历史、共同地点、共同时间和相似经历的承诺和信念^[38]。

发挥居民的主体作用，就是把以居民当做资产即社区的一种网络资源，而不是被管理的对象，以居民为中心，关键在“人”——人与人的互动和连结。在快速流动的社会，社区是一个半熟人甚至是陌生人社会，只有通过各种纽带和桥梁将村（居）联系起来，形成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从陌生到相互熟悉，进而有了信任的基础，从而形成互助的氛围，最终在社区达成自治。在此基础上，促进多元主体的合作。

（二）增进社区能力建设，促进居民融合

“村改居”的新型农村社区成员的身份部分是由农民转化为市民；同时社区也存在商品房居民以及外来租住人口，因此社区融合成了需要深度思考的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作为反社会排斥的政策手段之一，个体能力和社区能力的概念进入人们的视野。“能力建设”强调通过提升人们的劳动就业、公民参与和集体动员的能力，避免权利和资源的剥夺。从理论上看，社区能力概念的发展是建立在社区福利、生活质量以及阿玛蒂亚·森关于既定条件与资源约束条件下的能力、自由与机会的研究基础上，试图通过社区成员的集体能力去影响发展机会。社区能力包括以下九个维度：利益相关者参与社区的能力、评估问题的能力、培育社区领袖的能力、组织结构的能力、调动资源的能力、与其他组织和居民建立关系的能力、批判性自省能力、项目战略管理能力及外部机构的角色。^[39]强调通过个人能力、社区能力建设，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来达成社区融合。

（三）构建社区公共空间，加强协商对话，达成共识

社区公共空间是促使人与人相识、连结、互通和交融的地方，往往也是社区最热闹、最具生活气息的场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区公共空间就是社区的公共领域。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分析了公共领域的特征，它具有公共显现的形式，把人们聚拢在一起，是行动和言谈所建构的场域，具有公共性、自由性特征，强调政治参与属性，人们聚集在一起参与民主生活，对公共问题平等地表达意见。^[40]在如何运用协商的机制促进社区凝聚建设方面，约翰·S·德雷泽克讨论了包括共识会议与协商民意测验等形式在内的宏观政治与微公众之间的联系^[41]。目前在中国浙江温岭的参与式预算与协商民主的实践，也获得学界的广泛关注。从政府层面来说，从2015年到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以及民政部3次发文强调关于加强和深入推进城乡社区民主协商的意见，要求基层“各地要广泛开展城乡社区协商政策宣传，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价值取向和规则制度融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城乡社区协商的良好氛围”。^[42]通过对话、辩论、沟通、协商等机制，可以有效表达居民的利益诉求，消除居民以及和社区之间的分歧，从而增进社区凝聚力的建设。

注释：

[1]参见林聚任、马光川《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村庄的发展与变迁》，《社会发展研究》2018年第2期。

[2]杨淑琴：《社区冲突：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

[3]桑德斯著、徐震译：《社区论》，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62页。

[4]Maynard，KimberlyA.Healing communities in conflict：internation assistance in complex emergencies[J].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

[5]David Strug.Community-oriented social work in Cuba：Government Response to Emerging Social Problems[J].Social Work education：The internation journal，2006：749~762.

[6]陈晓莉、白晨：《回迁安置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语境与思路》，《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4期。

[7]陈晓莉：《村改居社区及其问题：对城中村城市化进程的反思与改革》，《兰州学刊》2014年第3期。

[8]武善哲：《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回迁社区参与式治理模式研究》，北京建筑大学博士论文，2019。

[9]芦恒：《后单位社会的“历史连续性”与基层社会的“优势治理”——基于东北棚户区改造后的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10]张军：《空间重组中的回迁社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基于K社区的实地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7期。

[11]张菊枝：《社区冲突再生产及其应对策略——以北京市某回迁社区房屋质量冲突为例》，《晋阳学刊》2014年第2期。

[12]吴莹、叶健民：《“村里人”还是“城里人”——上楼农民的社会认同与基层治理》，《江海学刊》2017年第3期。

[13]潘艳艳：《城中村回迁安置社区的治理困境与发展路径——基于河南省的实践考察》，《汉江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14]根据2020年10月8日访谈录音整理。

[15]周潇：《有怨恨无抗争的底层政治何以可能》，浙江师范大学，2013年。

[16]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17]高新宇：《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回顾与展望》，《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8]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19]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20]应星：《“气”与中国乡村集体行动的再生产》，《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

[21]胡元梓：《中国民众何以偏好信访——以冲突解决理论为视角》，《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22]申端锋：《乡村治权与分类治理：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换》，《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

[23]陈柏峰：《偏执型上访及其治理机制》，《思想路线》2015年第6期。

[24]田先红：《从维权到谋利；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

[25]饶静、叶敬忠、谭思：《“要挟型上访”——底层政治逻辑下的农民上访分析框架》，《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3期。

[26]董海军：《塘镇：乡镇社会的利益博弈与协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

[27]董海军：《依势博弈：基层社会维权行为的新解释框架》，《社会》2010年第5期。

[28]肖盟：《依势博弈是解决乡镇社会农民维权事件的新途径——评〈塘镇：乡镇社会的利益博弈与协调〉》，《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9]黄振辉：《表演式抗争：景观、挑战与发生机理——基于珠江三角洲典型案例研究》，《开放时代》2011年第2期。

[30]王蒙：《当代中国政治中的表演式抗争：景观、结构与效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31]陈天祥、金娟、胡三明：《“媒介化抗争”：一种非制度性维权的解释框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32]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33]郭于华：《“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读书》2002年第7期。

[34]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社会》2008年第4期。

[35]根据2020年11月27日访谈录音整理。

[36]根据2021年1月4日访谈录音整理。

[37]Vivien Lowndes and Leila Thorp，Interpreting‘community cohesion’：modes，means and mixes，Policy&Politicsvol39，513~32，2011.

[38]McMillan，D，Chavis DM.Sense of Community：Adefinition and Theory.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1986，14：6~20

[39]Chaskin RobertJ.，Brown Prudence，Venkatesh Sudhir，and Vidal Avis，Building Community Capacity[M].NewYork：Aldine De Gruyter，2001.

[40]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1]JohnS.Dryzek.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beyond：liberals，critics，contestation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42]民政部：《民政部关于深入推进城乡社区协商工作的通知》，2016.08，http：//wap.bd.gov.cn/wap-content-888888016-1399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