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满洲农业移民”动机探析

作者：孙　炜  责任编辑：赵子星  信息来源：《理论学刊》2021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21-10-07  浏览次数： 3290次

【摘　要】所谓“满洲农业移民”，是指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向中国东北“送出”的日本移民。由于“满洲农业移民”是在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出台的，因而呈现出诸如振兴日本农村经济等某些经济方面的动机。然而实践证明，“满洲农业移民”非但无助于日本农村经济的振兴，反而将日本农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日本政府推动“满洲农业移民”的主要动机在于为其侵略战争的北方据点提供农业劳动力与兵源。相比对日本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日本政府更重视“满洲农业移民”对其侵略战争的辅助作用。

【关键词】“满洲农业移民”；侵华战争；富士见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曾向中国东北“送出”了多种形式与名目的移民，如农业移民、林业移民、渔业移民、烟草业移民等，其中农业移民即为“满洲农业移民”。既往的研究将“满洲农业移民”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试验移民期，也称武装移民期（1932—1935），此一时期的移民属于非政府组织的移民；二是百万户移民期，也称大规模或正式移民期（1936—1941），此一时期“满洲农业移民”被纳入日本七大国策；三是移民崩坏期（1942—1945），此一时期日本的“满洲农业移民”政策逐渐走向衰亡。

随着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日本农村陷入经济困境，主佃斗争愈演愈烈，严重威胁着日本帝国主义在农村的统治根基，即地主土地所有制。1938年，日本政府将“农村经济更生计划”与移民政策结合起来，试图通过“分村移民”实现农村人地平衡，进而提高农村生产力。如此一来，“满洲农业移民”在日本政府的宣扬中便呈现出某些经济动机与特点。

然而，中日两国学者对此并不完全认同。中国学者认为，“满洲农业移民”的主要动机是缓解日本农村经济危机与辅助侵略战争^[1]。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森武麿指出：“20世纪30年代，政府推行农村经济振兴计划的主要目的不是解决农村经济问题，而是实现国家独占资本”^[2]。90年代后，日本学者通过统计分析，认为经济并非左右“满洲农业移民”的最主要因素，地区法西斯化的社会运动是推动移民的主导^[3]。进入21世纪以来，以玉真之介为代表的日本学者认为“满洲农业移民”具有保障“大东亚战争”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即辅助侵略战争是日本政府推动“满洲农业移民”的主要动机^[4]。如此一来，两国学者的意见似乎趋于一致。然而，由于国内学者缺少对当时日本农村情况的考察，故而未曾深入讨论“满洲农业移民”与日本农村经济的关系，导致对“满洲农业移民”殖民侵略性质的论证并不充分和彻底^[5]。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分析日本农村经济与“满洲农业移民”政策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对日本行政村的考察，从政策与实践两个方面探讨日本政府推动“满洲农业移民”的动机，以期参与中日学界关于日本政府实施“满洲农业移民”动机问题的讨论，并给出自己的答案。

一、政策层面的动机：振兴日本农村经济与辅助侵略战争

由于“满洲农业移民”是以日本农村经济振兴为背景展开的，所以在政策方面，“满洲农业移民”与日本农村经济紧密相关。那么日本政府是如何将“满洲农业移民”与农村经济振兴结合在一起，结合的过程又体现了日本政府的何种动机？下面即就此加以分析。

（一）日本农林省：通过移民实现农村人地平衡

受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遭受重创，日本称之为“昭和恐慌”。农村经济危机把佃农和贫农推向贫困的深渊，佃农与地主间的斗争不断，中农阶层在以地主制为核心的农村阶层中急剧衰落，加之经济危机对稻业和蚕丝业的冲击，农村地主阶层也受到重创。地主所有权的动摇和中农阶层的衰落给了以地主制为支柱的日本资本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日本政府在不触及地主制的前提下，于1932年实施“农村经济更生计划”，开展“农村经济更生运动”^[6]。

日本农林省规定，“农村经济更生计划”的目标是实现“农家各户收支平衡，家庭财政由赤字转盈余”，每户农家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提高产品质量，促进增产”^[7]。简言之，此计划将重点放在农民的自力更生及自给自足上。在实施该计划过程中，富农阶层为了达到节约成本、增加盈余的目的，纷纷解雇雇农，使农村产生了更多没有土地、失去工作的贫农。富农则由于占有农具、器械、土地和一定数量的现金，并通过解雇雇农、节约成本、发展多种经营，收到了一定的经济成效。据调查，“在农村经济更生运动中取得一定成就的多为富农，贫农在经济更生运动中非但没有取得实效，反而愈加贫困”，因此，随着经济更生运动的开展，“农村富农与贫农两极分化更为严重”，农村社会愈发动荡不安^[8]。1935年，日本全国主佃斗争多达6824次；1936年和1937年虽有减少，但也都在6000次以上^[9]。可见，所谓的农村经济更生运动，由于没有触及地主制，反而加剧了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日本农林省为在不触及地主制的前提下稳定农村社会，缓解农村经济危机，将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固定的农耕土地上收容了无限制增加的人口”，即所谓的人地矛盾。为此，1935年，日本农林省制定了《农山渔村经济更生特别助成施设要纲》（農山漁村経済更生特別助成施設要綱）^[10]，次年便开始指定“特别助成村”^[11]。区别于此前的农村经济更生计划，《农山渔村经济更生特别助成施设要纲》对被指定的农村有若干特别的条件与规定，其中之一就是“须从贫困农村中选择特别指定村，并且村民有振兴经济的欲望”^[12]，这说明日本政府有意网罗大量贫雇农。为了将被网罗的大量贫雇农加以组织与整合，日本农林省提出：“有必要通过向他处移居，以完成农村经济振兴，故而应树立向满洲或其他地区移居的计划”^[13]。

上述内容说明，日本农林省将阻碍日本农村经济振兴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农村人多地少，即所谓人地矛盾，希望通过移民的方式平衡农村人地问题，同时给予相应的经费支持，以振兴农村经济。如此一来，“满洲农业移民”在政策上便呈现出某些经济动机。

（二）日本军部：通过移民殖民中国东北

1936年是“满洲农业移民”由试验移民期向百万户移民期过渡的一年。这一年，日本爆发了“二二六”事件，被称为“移民壁垒”的日本大藏省大臣高桥是清被杀，军部的政治发言权空前增强。借助于军部政治地位的上升，关东军着手制定大规模的移民计划，如《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満州農業移民百万戸移住計画案）、《暂行甲种移民实施要领案》（暫行的甲種移民実施要領案）、《日本人移民用地整备要纲案》（日本人移民用地整備要綱案），此三案成为《二十年百万户送出计划》（二0カ年百万戸送出計画）的基础。《二十年百万户送出计划》的目标是在20年内向中国东北送出日本农业移民100万户（500万人）^[14]。当时日本本土的农家总数为560万户，可见送出100万户农家对日本农业总人口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故而日本学者称其为“民族大移动”。毫无疑问，这将对日本农村经济带来极大的影响。

为了听取各界意见，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在伪新京召开“第二次移民会议”，会上讨论了上述三案。同年7月，日本关东军与伪满洲国政府协商，制定了《二十年百万户送出计划》的“满洲现地案”^[15]。日本拓务省接受了提案，并在关东军制定的《二十年百万户送出计划》的基础上形成了日本政府案，向“海外拓殖委员会”提出咨询：

为增强日满两国不可分离的关系，谋求国防与治安的安定，促进满洲国产业的开发以及文化的进步，增加满洲国日本人口数量，缓解人口过剩这一当前帝国社会的不安根源，以谋求帝国国民生活安定，故当前要务是将过剩人口移住海外。此举不仅可以促进满洲国的健全发展，亦有助于解决帝国诸多社会问题，是实现日满共荣理想的捷径。依据上述缘由，不仅应扩大该计划，还应该制定农业自由移民及其他自由移民计划。^[16]

此咨询案中已写明日本政府推动“满洲农业移民”的动机：其一，“为增强日满两国不可分离的关系”。其实质是加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其二，“谋求国防与治安的安定”。根据移民用地的位置及募集对象条件等情况可以推断，其所说“国防”的对象是苏联，至于“治安”，所针对的乃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其三，“促进满洲国产业的开发以及文化的进步”。其实质是掠夺东北的林业、渔业、农业、矿业等资源，完成其侵略亚洲以战养战的目的，与此同时，依靠移民同化和奴役东北人民。其四，“增加满洲国日本人口数量”。其实质是以移民的方式实现永久占有中国东北的殖民目的。其五，“缓解人口过剩”，即解决日本本土农村人地矛盾问题。如前文所述，首先，日本农村经济危机中最大的问题并非人地矛盾而是地主制；其次，退一步讲即便是人口问题，也可以通过移居至日本北海道地区，即通过国内移居解决，无需耗费大量物质和人力资源而将日本农民送至中国东北。因此可以推断，此一时期军部主导下的“满洲农业移民”，其主要动机是殖民中国东北和辅助侵略战争。

由于得到了军部的支持，1936年广田弘毅上台组阁。同年8月，在军部的授意下，日本政府诸多“国防国家体制”的政策得以通过，“满洲农业移民”随之被纳入日本七大国策之一，这标志着“满洲农业移民”进入“百万户移民期”。

（三）“分村移民”计划：“满洲农业移民”的主要送出方式

为送出大量移民，日本农林省与拓务省携手制定“满洲农业移民”的“分村移民”计划。日本农林省于1937年5月在日本各府县^[17]展开调查，主要是对农家由负债到转盈利所需土地面积进行核定，以此为基础计算出“适正规模农家”户数和“过剩农家”户数，将过剩农家送往中国东北成立“分村”，适正规模农家则留在日本即为“母村”。随后，日本农林省在“有关经济更生道府县事务主务课长主任官联合协议会”上表示：“为协助内地农山渔村的经济更生，应确立与经济更生计划相符合的有组织的移民计划，推行分村移民”^[18]。

“分村移民”的基本方针见于《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満洲開拓政策基本要綱）的“参考资料”第8项，基本内容包括：“一、为保障满洲农业移民的大规模送出，同时促进农村经济更生计划的实施，决定由村落制定分村计划；二、分村计划与农村经济更生相关联，还应包括分村移民后母村的经济更生对策与具体实施办法，以确保农家的生活安定，农村经济的复兴；三、分村的户数应根据适正规模农家数而算出，每村应至少送出三十户；四、根据分村计划，移住者应包括村内各个阶层，开拓团的指导者可以从其他村落选定；五、开拓民留在村内的财产要避免由私人处理，需根据经济更生计划由町村、产业组合、农会、农事实行组合等处理；六、开拓民送出后农村应避免农家户数的增加，重新合理的分配土地，避免土地细分零碎化，改良技术，强化协同组织等。”^[19]

因此，从政策方面而言，“满洲农业移民”既是日本农村经济振兴的一部分，也是日本军部主导下支援战争、统治殖民地的工具。那么在实践方面，“分村移民”是否有助于日本农村经济振兴？下面即就此展开分析。

二、“满洲农业移民”的实践效果：加速日本农村经济崩溃

关于“满洲农业移民”对日本农村经济的影响，日本学者曾指出，虽然《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中规定“分村移民”应包括农村各阶层，但是实际上送出的绝大部分移民都是贫雇农。由于贫雇农多为没有或仅有少量土地者，所以与移民数相比较，耕地剩余面积其实非常之少，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村经济更生的效果^[20]。那么严格按照《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中“分村移民”相关规定送出移民的村落是否可以实现经济振兴？长野县取访郡的富士见村与学界既往考察的村落有所不同。在“分村移民”过程中，富士见村送出的中等及以上水平农家比例更高，从而为母村释放出来较多耕地，是“分村移民”的先进村。因此，考察富士见村“分村移民”对母村经济的影响，有助于正面论证“满洲农业移民”与日本农村经济的关系。

（一）“分村移民”前的富士见村

富士见村位于长野县取访郡西南部的高原地区，邻近山梨县，是可远望富士山的夏季避暑胜地和高原疗养所。富士见村分12个部落，分别是神户、栗生、大平、松目、原茶屋、若宫、木之间、花场、休户、横吹、芋木、富士见。产业构成方面，以1936年为例，稻业占29.8%、其他农产占4.2%、养蚕业占29.5%、畜产占3.0%、林业占6.9%、工商业占26.4%、水产占0.3%。稻业与养蚕业占了所有产业的近60%，可见它们是富士见村的主要产业；工商业以26.4%的占比位居第三，主要包括金属制造及金属类行商^[21]。

农业经营与人地关系方面，当时日本全国的耕地面积占比为15.8%，富士见村耕地面积占比为13.8%，低于日本全国情况。日本平均水田、旱田租地率为46.8%，长野县为40.5%，富士见村只有28.09%，远低于日本全国及长野县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富士见村水田、旱田自耕率高达71.91%，远高于日本全国平均水平的53.2%。1937年，富士见村共有农户860户，其中从事农业者690户，自耕农占38.4%、佃农占10.4%、自耕农兼佃农占50.2%。耕地面积在2—3町步^[22]的农户有30户，3町步以上的有15户，所占比例合计6.6%。全村没有占地5町步以上的大地主。上述情况说明，虽然富士见村耕地面积少于全国水平，但村内大部分农家都拥有一定的土地，并且没有占地5町步以上的大地主^[21]。

除农业人口外，工商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1904年末，日本中央线富士见站开通，从富士见村到东京新宿的时间缩短至5小时。交通为村民的行商提供了便利，行商的范围扩大至北海道等地。由于交通费以及旅费的支出较多，加之日本行商的惯例，农家需自行垫付一年的资金，待到第二年再从买家处收回资金。由此可以推知，行商农家应为较富裕的农家。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认为，“分村移民”前的富士见村应该没有激烈的主佃斗争和人地矛盾，村民生活相对安定和富裕。另外，由于该村大平与松目两个部落地处山麓地区，土地贫瘠，因此尽管每户拥有多达10.8反^[23]、11反的土地（参见表1），但是水稻产量分别仅有1.66石、1.38石，低于全村平均水平的1.96石。两个部落农业的这一特点，为“分村移民”之后母村的经济改良埋下了伏笔。

表1 富士见村每户农家所占耕地面积

资料来源：《农地的交换分合实施事例》（其一），东京：农商省农政局，1944年版，第256—257页

（二）富士见村“分村移民”的特点

尽管富士见村并不完全符合“特别助成”的指定条件，但是1938年仍被农林省指定为“特别助成村”。这与长野县的“满洲农业移民”热潮密不可分。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共送出移民27万余人，其中长野县送出33741人，是日本送出移民最多的地区。早在“满洲农业移民”开始之前，长野县信浓海外协会的刊物《海外》就颇为关注中国东北地区，长野县信浓教育会亦将目光投向中国东北，并于1933年成立满蒙研究室，专门研究“满洲移民”问题（全国性移民总机构的满洲移住协会、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成立于1935年）。1936年后，为响应日本政府的移民政策，长野县专门进行了行政机构的改革，如新设县学务部职业课（此部门将“满洲农业移民”作为毕业生的就业方向，以送出青少年移民为主）。1941年，职业课上升为拓务课。此外，农会、产业组合、青年团体等民间组织也积极参与移民，形成了官民一体的移民氛围。据统计，1936年至1941年，长野县共送出35个“开拓团”。

1938年4月，在长野县经济更生部长、规划课长的督导下，富士见村召开村民总会，通过了富士见村“分村移民计划”。该计划规定，富士见村的适正农地规模为1町5反（原耕地规模为每户6.7反，低于长野县户均耕地规模的8.4反）。以此为依据，划定400户农家为适正规模农家、300户农家为“过剩农家”，后者将被以“分村移民”的方式送入中国东北。

富士见村送出移民有其显著特点：相比其他移民先进村，富士见村整户移民的比例高；相比村内其他部落，大平与松目全户移民的比例高。关于前者，大日向村和泰阜村是长野县乃至日本全国有名的“分村移民”先进村，大日向村的整户移民率为29.3%，泰阜村是26.2%，而富士见村高达57.5%，远非大日向村和泰阜村可比（参见表2）。从日本全国的移民情况来看，神奈川县中庸村整户离村率是2.3%，新泻县规模村整户离村率是2.2%，福岛县养蚕村整户离村率是5.1%^[24]，均远低于富士见村整户移民的占比。关于后者，富士见村送出的移民中从事农业且全户移民的农家为70户，约占实际送出户数的50%，大平与松目两个部落农业全户移民占其农业移民数的比例分别为86%和60%，是富士见村中整户农家移民比例最高的两个部落^[25]。

表2 “分村移民”先进村送出移民户数情况对比

说明：移民户数既包括整户移民也包括分户移民，分户移民主要是指长男带领其小家庭的移民；括号内的百分数系整户移民数在移民户数中的占比。资料来源：[日]细谷亨：《战时“满洲”分村移民送出与母村变化》，《社会经济史学》（日）2014年第2期

移民包括各个阶层，且多为中等及以上农家。移民职业方面，从1938年至1941年，富士见村送出移民合计201户，其中从事农业者125户，包括地主兼自耕农、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共114户，纯佃农仅有11户；其他职业送出82户，具体涉及交通、服装、机械等19个行业^[26]。纳税方面，纳税金额不仅可以反应农家的资产情况，更可以说明农家在村中的经济地位。根据1938年的调查，全村纳税平均额是19.55日元，纳税额超过19.55日元的即可视为中等以上农家，合计269户，其中送出49户，送出比例约为18.2%；纳税额低于平均值的农家合计581户，其中送出104户，送出比例约为17.9%，略低于中等以上农家的送出比例（根据表3数据算出）。移民社会地位方面，移民包括村长、经济更生主事、村会议员以及女学校长（参见表4）。对比既有研究所指出的“浮动层成为分村移民中移民的主流”^[27]，可以发现富士见村移民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是移民包括各个阶层，且多为中等及以上农家。

“分村移民”为母村留下较多的土地。由于富士见村农业全户移民比例高，移民包括各个阶层且多为中上层农家，所以相比同时期实施“分村移民”的大日向村和泰阜村，富士见村“分村移民”为母村留下了更多的耕地（参见表5）。

表3 “移民”纳税情况

资料来源：《富士见村的分村运动（长野县取访郡富士见村调查）》，东京：帝国农会，1942年版，第34页

表4 移民在母村的社会地位

资料来源：《富士见村的分村运动（长野县取访郡富士见村调查）》，东京：帝国农会，1942年版，第38—39页

表5 “分村移民”后土地情况调查统计表

资料来源：[日]细谷亨：《战时“满洲”分村移民送出与母村变化》，《社会经济史学》（日）2014年第2期

从日本政府规定的移民目标应包括村内各个阶层、移民目的即通过送出“过剩农家”实现母村人地平衡来看，富士见村的“分村移民”是符合《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之要求的。

（三）“分村移民”后母村的经济变化与整顿

“分村移民”必将会为母村经济带来变化，正如日本学者近藤康男所说：“满洲农业移民对于移住者来说是大事，对于留在母村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大问题，人口的减少必将对各方面造成影响。”^[28]

富士见村“分村移民”后，移民为母村留下的土地为97町步2反，从而使母村每户农家的耕地面积由6.7反增加至8.2反，户均增加1.5反，而大日向村平均户增约1反，泰阜村约0.6反。相比之下，富士见村的情况较好，但离适正规模农家所划定的1.5町步还有很大差距。耕地增加规模方面，母村耕地增加户数为189户，其中增加1—2反的为79户，2—3反的为44户，3—4反的为25户，4—5反的为19户，5反以上的为22户，耕地增加1—3反的农家户数占了耕地增加总户数的65%。因此，从整体上看，母村的耕地仍然被细分了。增加耕地意愿方面，不同的农家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分村移民”前耕地面积不到5反的农家，在“分村移民”后土地增加者为18户；耕地面积5反—1町步的农家，在“分村移民”后土地增加者为20户；耕地面积1—1.5町步的农家，在“分村移民”后土地增加者为15户；耕地面积1.5—2町步的农家，在“分村移民”后土地增加者为6户；耕地面积2町步以上的农家，在“分村移民”后土地增加者为3户，说明“分村移民”前拥有大量耕地的农家，在“分村移民”后反而缺乏获得耕地的积极性^[26]。

为了适应移民被送出后土地的变化，母村在劳动力方面进行了调整。例如“由于土地的增加，搬运业工作天数由256天缩短至100天”，“行商的天数也缩短以补充农业劳动力”^[29]，即母村通过缩小非农业部门来增加农业劳动力，以适应耕地面积的扩大。因此，从整体上看，富士见母村呈现劳动力减少甚至不足的情况，其中大平与松目两个部落尤为明显。如表6所示，大平部落共有35户农家，其中全户移民7户，移民留下耕地86反（8町6反），每户农家平均耕地面积由“分村移民”前的10.8反增加到13.4反。松目的情况相较而言则更加严峻，该部落内有30户农家，整户移民者9户，移民留下耕地108反（10町8反），农家每户耕地面积由分村前的11反增加到15.7反。因此，“即便强化家族劳动力以适应耕地增加，也不能解决大平与松目耕地面积过大的问题，导致两部落内一部分耕地被粗放经营，甚至由旱田转为植林”^[30]。

表6 “分村移民”前后大平和松目两个部落耕地面积与人口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农商省农政局：《农地的交换分合实施事例》（其一），东京：农商省农政局，1944年版；[日]细谷亨：《战时“满洲”分村移民送出与母村变化》，《社会经济史学》（日）2014年第2期

通过考察富士见村“分村移民”后母村劳动力和土地的变化，可以证知“分村移民”对母村的影响较大，整户移民较多的部落所受影响尤为巨大。伴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农家经营规模扩大，整户移民被送出后部落内劳动力相对减少，从而导致部落内耕地被粗放经营。这种结果与“农村经济更生计划”的目的（通过送出“过剩农家”以达到母村人地平衡和提高农业生产力）背道而驰。

由于“分村移民”所造成的劳动力与土地问题并非个别现象，因此，1941年，日本农林省在青森、山形、长野等12个县设立专门指导员，并制定了《帝国农会分村计划指导要纲》（帝国農会分村計画指導要綱），强调实施母村整备计划，要求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做好耕地的整备，通过农地委员会确定合适的租佃条件，改良耕地，实施耕地的交换分合^[31]以提高劳动效率；二是推进农业生产集体化，共同使用优良的农具和畜力，农忙时期共同做饭、开设托儿所等。同年11月，富士见村按照日本农林省的要求，制定了本村的母村整备实施计划。该计划的实施对象主要是劳动力匮乏且农地被粗放经营的大平和松目两部落，具体目标是以农业经营适正规模化为标准，通过耕地交换分合实现农村和农业的安定。大平部落交换分合的面积是3.91町步，松目部落交换分合的面积是3.58町步。农业生产集体化方面，母村将4—5户农家组成1个班，大平分成7个班，松目分成6个班，通过班内共同使用农具、畜力等方式提高劳动效率。当时松目部落有6匹马、3头牛、1台石油发动机、1台脱壳机、12台除草器，农忙到来前，松目部落就把移民留下的房子改造成为托儿所和共同做饭的厨房，并配置了产婆和保姆。通过耕地的交换分合与农业生产集体化，大平与松目两个部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得以暂时缓解，据调查，“大平部落不仅整理了荒废的耕地，还利用剩余的劳动力开垦了1.2町步新的耕地”^[32]。

（四）第二次“分村移民”与母村经济的崩溃

1942年，松目部落从事农业者73人，其中男性28人、女性45人；年龄在16—60岁者57人，其中男性19人、女性38人；60岁以上者16人，其中男性9人、女性7人^[33]。如果以16—60岁的男性为主要劳动力的话，松目部落的劳动力仅占总人数的26%。如前文所述，通过缩小非农业部门增加农业劳动力，以及实施耕地交换分合和农业生产集体化，松目部落才得以勉强维持农业生产。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又制定了《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计划要纲》（満洲開拓第二期五ケ年計画要綱），计划送出农业移民221800户。为保障移民送出，1943年，日本农林省制定了“标准农村计划”，重新划定适正农地规模，并再次实施“分村移民”。同年，富士见村母村被指定为“标准农村”，须进行第二次“分村移民”，送出的移民为300户，可留下耕地80町步。与此同时，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至1944年，松目部落被征兵11人，农耕所用马匹也被征用，导致耕地的交换分合与农业生产集体化在日本战败前就不得不终止。至此，富士见村母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

本应为母村经济振兴提供助力的“分村移民”，反而造成了母村劳动力不足、耕地荒置等不良影响。尽管随后通过整顿，此种现象得以缓解，但是第二次“分村移民”以及征兵再度严重打击了母村经济，从而导致了母村经济的濒临崩溃。富士见村母村经济的变化足以说明，“分村移民”非但无助于日本农村经济的振兴，反而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崩溃。

三、“满洲农业移民”的主要动机：辅助侵略战争

探讨日本政府以牺牲农村经济为代价实施第二次“分村移民”的原因，是探究侵华战争时期其实施“满洲农业移民”主要动机的关键所在。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次月，日本制定并通过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日本政府明确提出要隐蔽地加强对苏军事准备，如果苏德战争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就适时从中国东北出兵，武力解决北方问题。

同年11月，日美谈判失败，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其目的即如1940年7月第二次近卫内阁在《基本国策要纲》（基本国策要綱）中所说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与日本在德意日三国缔结盟约时主张以“日满支”为据点，谋求印度及太平洋岛屿、泰国、马来西亚等广大区域的所有权相一致。随着日本南进政策的推行，其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特别是1941年7月受到美国的经济制裁后，日本便极力渲染其陷入了“ABCD包围圈”^[34]。如此，日本将挑起太平洋战争的理由表述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和“自存自卫”，其实质是日本企图与另外两个法西斯国家——德国、意大利再次瓜分世界。

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开战半个月后，日本拓务省向天皇报告东北军事与粮食问题。日本朝野一致认为中国东北最大的使命是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粮食的供给地。因此，日本政府向伪满洲国政府提出了供应粮食的要求。伪满洲国政府回复：“为建设世界新秩序，日本国民奉上最后一滴血，我们将奉上最后一滴汗，全力支持圣战，促进农产品增产，并将农产品供给友邦。”^[29]中国东北在日本挑起的太平洋战争中，既起到了日本在远东方面防范苏联的军事作用，同时又作为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的粮仓而起到了“东亚粮食基地”的作用。为了配合日本政府对东北的战略与殖民需求，“满洲农业移民”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满洲拓殖公社”总裁发表言论称，“北方军事据点与粮食增产是第二期开拓事业的重大使命”。考虑到日本国内劳动力与移民人数问题，“满洲拓殖公社”总裁认为，“虽然日本的劳力已有不足的趋势，在此情况下增加移民户数看似不可行，但是如果重新调整农家所需土地面积，如原来为1町步，现在调至2町步，那么就会有多余的劳力用以移民事业，所以移民事业前景乐观”^[29]。于是，日本与伪满洲国政府同时发表“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计划”，其中“方针”部分内容如下：“满洲开拓政策第二期五年计划，是遵照东亚共荣圈内大和民族分配布置之基本国策，以适应当前战时态势，发扬日满两国一体，实现以日本内地人为核心的民族协和，加强东亚防卫上的北方据点，将重点置于改良、发展满洲农业和促进农产品增产为目的而制定的。”^[35]此“方针”指出移民的作用有三点：首先是建立以日本移民为核心的“民族协和”；其次是加强远东战场上东北的军事作用；最后是完成农产品增产任务。从上述方针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移民政策乃是为战争服务，并根据战争的需要而改变。

如前所述，“满洲拓殖公社”总裁对推进“满洲农业移民”态度乐观，因此，《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计划要纲》在“要领”中把计划送出数定为221800户，其中“一般开拓民”159600户、“义勇军开拓团”62200户，是“满洲开拓第一期五年计划”计划送出数100000户的两倍还多^[35]。

为完成这个庞大的移民计划，日本政府缩短了移民送出时间，并增加了送出比例。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军队与军需工厂，其国内劳动力的枯竭状况日趋严重，致使日本政府无法确保“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计划”的实现。为此，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该计划，以募集大量移民。具体办法是：对“移民团”干部授予军事荣誉，同时积极促成“大陆归农开拓民”。1943年，日本的军工产业达到顶峰，此后逐步下降，军需工厂停产，设备闲置，工人失业，日本政府于是便将这些失业工人纳入“满洲农业移民”，此即所谓的“大陆归农开拓民”。

伪满洲国作为移民的接收地，出台了移民安置计划：一是将移民用地选在国防及农业生产的要地；二是将“义勇军开拓团”迁入到“国防第一线战区”；三是把补充迁入户作为重点。移民用地的划定说明移民在日本对苏联的战争中将成为“活人碉堡”。最后一项是因为历年来移民实际送出数与计划送出数之间差距较大，尤其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移民的实际送出数仅达到计划送出数的一半左右，所以此时大都没有成立单独的“移民团”，而是根据既有“开拓团”的缺额情况予以填补式的迁入。

综上所述，不论是日本政府关于“满洲农业移民”的政策调整，还是“分村移民”对母村的影响，抑或是伪满洲国对移民实行的安置措施，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相对于促进日本农村经济的振兴，日本政府更为重视“满洲农业移民”对于侵略战争的辅助作用，因此可以说，“满洲农业移民”是日本政府在总体战体制中对人力资源重置的重要举措。

四、结语

受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遭到重创。日本农林省认为，缓解农村经济危机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是通过送出移民实现农村人地平衡。在被称为移民壁垒的大藏省大臣高桥是清被杀后，一直视“满洲农业移民”为侵略工具的日本军部趁机怂恿内阁大臣将“满洲农业移民”定为国策，此后，“满洲农业移民”进入“百万户移民期”。为保证移民数量，日本军部推动农林省与拓务省联合制定“分村移民”计划，由此观之，“满洲农业移民”兼具农村经济振兴与辅助侵略战争的双重动机。

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由于移民多为贫雇农，他们拥有的土地较少，因而实施“满洲农业移民”并不能达到缓解母村人地矛盾的预期目标。事实上，即便送出移民多是村内中上层且留下较多土地的村落，由于劳动力缺失而土地增加，不仅无助于母村的经济振兴，反而导致母村出现了土地荒废现象，明显是事与愿违。尽管有的母村采取了土地交换分合、农业生产集体化等措施，以缓解经济压力，但是1942年开始的第二次“分村移民”彻底使母村的经济濒临崩溃。“分村移民”对母村的影响，说明日本政府推动“满洲农业移民”的主要动机并非是实现日本农村经济振兴，日本政府不惜牺牲农村经济也要进行第二次“分村移民”，目的在于殖民中国东北。日本政府将中国东北视为支持侵略战争、防范苏联和建设东亚粮仓的北方据点，故而通过移民的方式补充其在中国东北的劳动力和兵源，它实施“满洲农业移民”，与其说是为了促进日本农村经济的振兴，不如说是为了辅助其侵略战争。

注释：

[1]参见孔经纬：《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帝国主义移民我国东北的侵略活动》，《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靳宝民、白世雄、陈丽丽：《试论日本移民侵略的根本动因》，《1931—1945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1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3—165页；高乐才：《日本百万户移民国策评析》，《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2][日]森武麿：《日本法西斯的形成与农村经济更生运动》，《历史学研究》（日）1971年第10期。

[3][日]小林信介：《人们为何去“满洲”：长野县的社会运动与移民》，东京：世界思想社，2015年版，第194页。

[4][日]玉真之介：《总体战中“共荣圈”内的粮食自给与“满洲农业移民”》，《历史学研究》（日）1999年第10期。

[5]刘含发：《日本向中国东北农业移民史研究述评》，《吉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6]“农村经济更生计划”见于《关于农山渔村经济更生计划资料》。受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农村经济陷入困境，导致主佃斗争等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农山渔村经济更生计划”作为总方针，各行政村遵照此方针自行制定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农村经济计划，即“农村经济更生计划”。此运动称为“农村经济更生运动”，自1932年开始至1942年结束。参见《关于农山渔村经济更生计划资料》，东京：农林省农地局，1949年版。

[7][日]高桥泰隆：《昭和战前期的农村与“满洲移民”》，东京：吉川弘文馆，1997年版，第105页。

[8]朝日报社：《建设新农村》，东京：农林省经济厚生部，1939年版，第86页。

[9][日]高桥幸八郎等：《日本近代史纲要》，谭秉顺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9页。

[10]《农山渔村经济更生特别助成施设要纲》（農山漁村経済更生特別助成施設要綱）是“农村经济更生计划”的一部分，主要内容是日本政府按照一定的标准指定一部分农村，给予相应的资助，以振兴其经济。

[11]“特别助成村”是指由日本政府指定并给予经济资助以实现经济振兴的日本村庄。

[12]农林省农地计划部经济科：《农村建设资料》第6辑，东京：农林省农地计划部，1949年版，第75页。

[13]《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孟宪章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293页。

[14]制定此目标的基础是日本军部预测20年后伪满洲国人口达到5000万人，其中日本移民要达到10%。参见“满洲移民”史研究会：《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满洲移民”》，东京：龙溪书社，1976年版，第45页。

[15]日本称其国内为“内地”，称东北为“现地”，“满洲现地案”即伪满洲国政府为配合日本政府而制定的关于接收所谓“满洲农业移民”的提案。

[16]《拓务时报》，东京：拓务省拓务局，1937年版，第63—64页。

[17]侵华战争时期日本的行政区划是：东京府于1943年改称东京都，其他地区称为府、县。府、县之下是郡、市，郡、市之下是町、村。

[18]“满洲移民”史研究会：《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满洲移民”》，东京：龙溪书社，1976年版，第297—298页。

[19]《“满洲”开拓史》，东京：“满洲”开拓史刊行会，1966年版，第784—785页。

[20][日]高桥泰隆：《昭和战前期的农村与“满洲移民”》，东京：吉川弘文馆，1997年版，第128页。

[21]《富士见村的分村运动（长野县取访郡富士见村调查）》，东京：帝国农会，1942年版，第2—4、2—14页。

[22]町步为日本昭和时期的土地面积单位，1町步约等于14.87亩。

[23]“反”为日本昭和时期的土地面积单位，1反约等于1.487亩。

[24][日]野尻重雄：《农民离村的实证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42年版，第13—21页。

[25]《富士见村的分村运动（长野县取访郡富士见村调查）》，东京：帝国农会，1942年版，第17—24、30—33页。

[26][日]藤井信：《关于开拓政策的若干考察》，东京：日“满”农政研究会，1940年版，第66页。

[27][日]近藤康男：《农村更生运动与分村计划》，东京：中央农林协议会分损计划委员会，出版时间不明，第3页。

[28]《富士见村的分村运动（长野县取访郡富士见村调查）》，东京：帝国农会，1942年版，第58—61、39页。

[29]《农地的交换分合实施事例》（其一），东京：农商省农政局，1944年版，第244页。

[30]日本农村尤其是处于山间地段的农村，每户农家的耕地面积小且分散，不利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也束缚了农家的劳动效率。实施耕地的交换分合，就是将这些面积小且分散的耕地就近合并或拆分，以形成连片耕地，这样在利于机械化操作的同时也可以提高劳动效率。

[31]《农地的交换分合实施事例》（其一），东京：农商省农政局，1944年版，第250—259页。

[32]《关于农村决战态势确立运动》，东京：产业组合中央会，1943年版，第53页。

[33]所谓“ABCD包围圈”，乃是日本政府为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制造的借口，具体是指美（America）、英（Britain）、中（China）、荷（Dutch）四国对其进行经济封锁和逼迫。

[34]《“满洲”开拓年鉴》，长春：伪满洲国通信社出版部，1942年版，第26页。

[35]中央档案馆等：《东北经济掠夺》，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90、6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