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中国”到“后乡土中国”：民俗文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资源价值

作者：赵　艳  责任编辑：叶莉荣  信息来源：《青海社会科学》 2021,(02)  发布时间：2021-09-24  浏览次数： 13947次

【摘　要】民俗文化起源于农耕时代，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积淀，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根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命脉。传承良好的民俗文化精神，重新认识优秀的民俗文化资源价值，不仅可以融入乡村社会经济产业链，而且可以进一步凝聚民心、教化民众，催生乡村文明，推动乡村和谐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不竭动力，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亮丽底色。

【关键词】民俗文化；乡村振兴；资源；价值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2017年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2018年中央一号文体又对这一战略的具体实施作了详尽部署，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近期（2020年）、中期（2035年）、远期（2050年）奋斗目标。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

乡村振兴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总体要求，目标是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领域的全面振兴。其中，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也是路径，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提供重要支撑。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是总书记系列讲话的重要内容，也形成了他基于历史、服务人民、阐发未来的系统思考。民俗文化是最能体现中国乡村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形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代民众集体创造、传承共享，凝聚着深厚民族情感与民族精神的根基性文化。民俗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与演变，已经渗透进乡村的方方面面，并因地域之广袤，民族之众多而多姿多彩。因此，民俗文化是乡村振兴中的“资源蓄水池”，要保护、传承与弘扬民俗文化，使其在乡村振兴中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作用，提升乡村文化自信，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一、民俗文化价值在“后乡土中国”更加彰显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基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经历了两次大的历史性变革。一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二是1978年改革开放，农村经历了市场转型和农村城镇化进程。进入新世纪，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战略思路。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题部署农业农村工作，开始从“以城带乡”到“城乡一体”的发展阶段转变。在此基础上，十九大报告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实现城乡融合的新理念。

乡村始终是中国社会的重要构成。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中国”是中国社会的基质，包含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村落共同体。村落或者村庄是乡村社会的核心标志，是乡村生活的空间载体。乡村居民聚村而居，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共同生活，具有文化上的认同心理，从而形成村落共同体。二是熟悉关系。在村落共同体这个时空场域中，乡村居民祖祖辈辈世代繁衍，相互熟知，彼此默契，构成熟人关系的村落社会网络。三是感情与道义。基于前两者，乡村的人与人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人情礼俗，各成员之间既有进行情感联系的需要，又有维系情感联系的责任，形成较为密切的情感与道义联系。

中国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40余年的道路上，在达到物质上丰裕与精神上享用的同时，受到城市快速扩张构成的大冲击，即“大流动”与“空巢社会”。根据第二次1、第三次2农业普查数据，2006年底，全国共有村637011个（含在农村的村委会）；2016年底，全国共有村596450个（含在农村的村委会），10年减少了40561个村，平均每年减少4000个以上。对此背景下的中国村庄或者村落的未来走向，学术界给出三种结论，即终结论、过疏论和空心论。三种理论在一定层面揭示和反映了当前中国乡村发展中凸显出的某种现象及问题。陆益龙将经历了现代社会转型变迁后的乡村社会概括为“后乡土中国”。“后乡土性”表现为：原有封闭稳定的村落共同体被打破；从以往乡村社会的农业为主劳作模式转变为农业与副业相结合的兼业模式；单一的农民阶层与农村结构走向分化。

从“乡土中国”到“后乡土中国”的历史转变，反映出乡土社会无论是在制度基础方面，还是在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乃至文化层面，都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也隐含着当前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乡村振兴战略5句话、20字的总要求，正是按物质基础、设施条件、精神要求、政治保证和中心目标五个方面分类，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因此，更加凸显出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在于将民俗文化转化为乡村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转化为乡村经济发展的隐形动力，实现乡村建设物质与精神双丰收。

二、民俗文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

《说文解字》释：“民，众萌也。”“萌”指如草芽的芸芸众生。《说文解字》释：“俗，习也。”可见，民俗文化指的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聚居的民众共同创造、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共同形成的一系列包含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现象。民俗文化底蕴深厚，内容丰富，存在于村落之间，世代相传。我国最早的民俗文化记录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上，包括祭祀神祇祖先、饮食畜牧、狩猎捕鱼等，如关于农业生产及求雨的记载，可见于罗振玉编撰的《殷墟书契前编》：“帝令雨足年，贞，帝令雨弗足年。”贞，为占卜之意。周宣王所作《毛公鼎》中可见“国俗”等字。先秦时期的先民已经意识到民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仅在诸典籍中使用“民俗”一词，而且还提出“察民之风俗”可以“匡正世道”的功能意义。《管子·正世》云：“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风俗。”《晏子春秋·问上》曰：“古者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

民俗文化是一种“活文化”，存在于现实社会，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动态的形式存在。在乡村生活中，陈旧民俗不断被自然淘汰和人为变革，新的风俗不断产生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不断变化的趋势。民俗文化是一种“潜文化”，民俗通常以一种潜意识或者无意识的特殊形态产生并存在于社会。民俗文化是一种“软法规”。《毛诗·序》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风俗文化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仓廪实而知礼节”乡村民俗文化是对乡村民众的民俗生活文化的统称，是广大民众创造、共享、传承的一系列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各个方面。

民俗文化按照民俗事象归属的生活形态，可以分为物质生活民俗、社会生活民俗，以及精神生活民俗三个大类。物质生活是人类生活的基础，物质民俗文化，以生产、交换、交通、服饰、饮食、居住等为主要内容。社会民俗文化以家庭、亲族、村镇、社会为结构单位的生活礼仪，广义的生活礼仪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喜庆仪式、人生礼仪等。精神民俗文化包括地域信仰、伦理道德、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游艺竞技等。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以农立国”“以农治国”的传统，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中国乡村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潜藏着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因子，构成绵延不断的历史信息，传递着中华民族的心理密码。其中，文化信息承载最为密集、情感色彩最为浓烈、道德教化作用最为深刻、记忆传承最为有力的，当属中国乡村民俗文化。神话传说、民间戏曲、民间美术、交际礼节、人生仪式、娱乐游戏、艺术技能、信仰心理等，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无不在传统民俗中存活与延续。

三、民俗文化资源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功能

（一）特定地域的文化标识与集体认同性

《汉书·王吉传》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即中华民族文化大传统之外，各个地方依据特殊的生活环境形成了文化小传统。文化小传统产生于特定的地域、特定的群体，一经形成就会成为集体的行为习惯，得以传承，并成为民族认同的载体、地域文化的标识。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William A.Haviland）认为，“文化包含实际行为的一面与存在于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的另一面。”3民俗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观、信仰与世界观就滋养出共同的民俗心理，从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情感的纽带。

民俗文化是基于村落居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具有地域性的群体记忆，需要通过具体的民众群体行为呈现，再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发酵，在实践中传承，进而在民众日常的交往与互动中形成文化传统与认同。因此，民俗文化培育了村落社会文化的一致性，强化了民众之间的情感，维系了社会的稳定。

（二）民俗文化的浸染、规范与制约性

民俗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和演变，随着民族融合、人口流动以及经济交往，在某一地域、某一国度甚至世界相同族群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因此，民俗文化作为一种风行习得性的文化形态，具有很大的浸染性和渗透力。在民俗文化心理定势的影响下，生活在特定民俗文化圈的人，其行为受到一定的制约。正如著名的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所言“民俗文化，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而又潜隐不露的一种社会文化轨范。”4如村民婚礼及葬礼中的各种事项，一般都按照规定的程式进行，先后次序不紊乱。而且在这些固定的程式中，都有特定的人选参加。任何一种社会结构，都应该有全体成员共同认可和执行的行为准则，如法令、契约、纪律、戒律、禁忌等，村落也不例外。其中民俗是成文法产生之前，远古社会具有广泛约束力的深层行为规范，金文中的“法”字的字形是水边田地上有一只两角动物和一个人，描绘的就是古代的一种判案习俗。5

中华民族被誉为“礼仪之邦”，自古至今倡导“以礼待人”，注重“礼尚往来”，秉承“友好互助”的相处原则。费孝通曾言，“乡土社会秩序的维系，在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系是不相同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不需要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6与民俗文化的规范性存而关联的，就是它的制约性民俗以“约束”的力量，像一只无形的手支配着人们的各种行为。

（三）民俗文化的传承与教化性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R.F.Benedict）认为民俗具有以文化人的决定性作用，“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区域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7从某种角度讲，民俗文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具有“传统指涉性”和“文化张力”的社会记忆或者群体记忆。人从出生的时刻起，就进入到民俗文化的规范中，从周围的人群中习得适应其发展的语言、行为、人际关系，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因此，某一民俗文化事象产生后，就被人们不断地承继着，并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被不断创新和发展。

《郑韵·屋韵·入声》释：“俗，风俗也。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风俗之“风”具有教化与风行的双重含义。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记录着大量古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和民俗事象，君王通过这些民歌，则“观风俗，知得失”。作为“习惯”的民俗文化是法律的有效补充，乡村社会治理需要有效运用民俗文化的力量。譬如春节时表现的敬奉祖先、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的“和合”精神，端午节时彰显的爱国主义情怀，重阳节时尊奉的“以孝齐家、以孝治国”的传统美德，等等。民俗文化对尊崇人伦观念、规范言行举止、调和人际关系、提升道德水准、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四、借助民俗文化资源探索乡村振兴路径

文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和根基，要实现乡村振兴，首先要实现文化振兴。乡村民俗文化是民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相承、沿袭成习的生活模式，也是一个村落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因此，民俗文化资源可以贯穿于整个乡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积极融入乡村经济产业链条

“乡村振兴”是一个包含了农村产业、生态、文化建设等诸多领域的综合课题，其着眼点是经济，但事实上，文化是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民俗文化对乡村振兴战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乡村振兴也为民俗文化的进一步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茶卡镇与柯鲁柯镇是两座以发展“民俗文化 旅游”为主体的新型村镇，依托历史沧桑话人文，凸显了民俗文化与人文内涵的厚重，为其可持续发展作了充分铺垫。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的“热贡艺术”，不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赢得了“藏族画家之乡”的美誉，而且成为“文化振兴”的重要突破口。藏族女孩桑吉措是“文化振兴”的受益者，2018年在村委会的推荐下来到龙树画苑学习，2019年和弟弟就领到了4万多元的工资，一家人顺利脱贫。

藏绣是我国优秀的藏族民间传统文化之一，是我国少数民族刺绣派别中独具影响力的一种艺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被誉为“藏绣之乡”的青海贵南县，把开发藏绣产业作为彰显民俗文化内涵与转变生产方式相结合的重要举措，形成了集技能培训、设计、生产、鉴赏等功能为一体的产业链，成功实现了从民俗文化资源优势向经济产业优势的转化。据统计，目前贵南县藏绣从业人员达2000余人，藏绣年产作品达2万余件，年产值近3000万元。

“上针盘，下针缝”的土族盘绣以独特的针法见长，青海海东市互助县丹麻镇索卜沟村因地制宜，在传承弘扬传统民俗文化的同时，发展特色产业。村里的绣娘年收入从过去的3000多元，已经增加到现在的8000多元，技法好、出活快的能达到2万元左右。

绵密的针线凝结着青藏高原各族人民的智慧和情怀，青海大地上的藏绣、土族盘绣、湟中堆绣、撒拉族刺绣、蒙古族刺绣等多种民间传统刺绣，已经成为传承弘扬传统民俗文化，助力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

（二）积极融入文明乡风建设

如果说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硬件”，那么文化振兴则是“软件”。以发扬和传承民俗文化为抓手，让古老的农村焕发文明新风，可以改善农民的精神风貌，有效延续中华文明，重构乡村社会秩序，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被誉为“民间艺术之乡”的福建省福清市新厝镇用优秀的民俗文化为乡村振兴“铸魂”，激发乡村振兴的原动力，为新厝的各村引来源头活水。据统计，2019年“两节”期间，省级非遗项目伡鼓舞、福州市级非遗项目海族舞、瑞兽舞等上演124场次，营造了传统佳节喜庆祥和的氛围。广东省惠州市以“文化 ”为引领，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突出渔家文化元素，做好文化旅游文章，通过打造“百姓欢乐舞台”等措施，使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农民心灵，净化村风民风，提升乡村文明程度。

“新铺七月半”对于广东新铺人来说，节日意义重大，有“大过年”的说法，其起源与农耕生活息息相关。广东梅州蕉岭重要的商贸往来地“新铺镇”因优越的地理位置，每年夏收夏种结束之时的“新铺七月半”民俗文化节，都会吸引周围村落的民众自发前往欢庆节日。如今的“新铺七月半”已经蜕变成集祭祀祖先与祈福欢庆等功能于一身的民俗文化。不仅充分发挥了民俗文化的演绎功能，而且借文化展演，延伸了传统文化中孝亲敬友、睦邻友好的精神内涵，引导了社会正能量。

端节是水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其重要性等同于汉族的春节。贵州省三都县聚集着全国六成以上的水族人口，这里的端节庆典也最为隆重。相传水族先祖恩公为躲避战乱和灾荒，带领族人迁徙至此，他们凭借着勤劳与智慧，农耕渔猎，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水族文化。时至今日，仍然保留着水族独特的文字、立法和习俗。为了纪念先祖，缅怀历史，水族人在水历端节时，要举行庄严而隆重的祭祖仪式。在仪式上，老族人传承着古老的仪式程序，并亲自主持祭祀仪式，让民族的血脉精神得以更好的延续。“年，谷熟也。”古水历将一年分为冬夏两季，端节在年终岁首、稻黄谷熟之时，蕴含的是“庆贺丰收”之意。因此，端节期间，水族村寨一片繁忙景象，热情好客的水家人，用敲响铜鼓、歌唱水歌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自古以来，生活在大山深处的水家人，出行不便，养成了爱马、养马、用马的习惯，并逐渐形成端节赛马的习俗。在惊险刺激的赛马会上，未婚的男女青年对唱水歌，寻找意中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下，水族端节比过去的内容更加丰富，演变为集民俗文化意义与经济效益于一体的民族节日，不仅盘活了民俗文化资源，使得乡村文化的形式、内容和辐射范围不断扩展，而且让民俗文化的根脉得以更好的延续，让农民的精神世界更加丰盈。

结语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民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见证，积蓄着深厚的发展潜力，是乡村振兴固本开新的文化优势和精神动力。广袤的乡村承载着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五千年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根”与“魂”的守望者。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ȍnnies）认为“共同体”是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具有高度密切关系的“社会”。8现代乡村社会中交织着各种关系的活动空间，显示的正是共同体的意义与价值。事实上，乡村民俗文化演绎的场域就是一个能够体现共同体凝聚力的场域。宋朝诗人沈晦作诗：“惟此桃花源，四塞无他虞”，民俗文化助力下的乡村振兴必将使乡村真正成为城里人向往的“诗与远方”。

注释

1截止2006年底。

2截止2016年底。

3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瞿铁鹏、张钰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4钟敬文:《民俗文化：梗概与兴起》，董晓萍编，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3页。

5古代社会遇到疑难案件时，就将争讼者带至神社，神兽由角相抵触，被触者定为有罪者。参见《墨子·明鬼》。

6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页。

7[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8[德]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