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文化路径——基于一个少数民族村寨的文化扶贫实践

作者：耿　达  责任编辑：赵子星  信息来源：《思想战线》2021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21-09-21  浏览次数： 1431次

【摘　要】文化扶贫实践是赋予贫困社区与贫困人口以文化动能，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贫困社区的文化能人、文化自组织是文化赋能的重要载体，基层政府是贫困社区公共空间营造的重要力量。文化扶贫实践的成效，取决于乡土社会内部的文化资源网络与政府制度供给的文化服务平台之间的耦合程度，同时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及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对于促进社群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发挥了关键作用，进而成为推动社区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文化路径，在于发挥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与社区自组织的运行能力，协同联动赋予贫困社区与贫困人口文化动能，达成文化乐民、文化育民和文化富民的目标。

【关键词】文化扶贫；文化赋能；社区营造；融合发展；乡村振兴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当前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问题已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与热点，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逻辑关系、机制构建、路径探讨、政策措施等宏观面向，^[1]对具体的有效衔接机制与路径分析还不够深入，特别是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文化路径研究关注不够。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由“贫穷”蜕变为“美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扶贫作为精准扶贫战略中的重要一维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持续深入推进。2017年，原国家文化部发布《“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提出，要“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扶志扶智作用，推动贫困地区文化建设快速发展”，并明确了“推动贫困地区艺术创作生产、推动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贫困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水平、加快贫困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促进贫困地区文化交流互通、加大贫困地区人才队伍建设力度、落实定点扶贫工作”等八项主要任务。^[2]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由于基础条件薄弱、公共服务不足等原因，深度贫困地区多、脱贫难度大。但同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特色文化资源最为富集的地方，有着众多的优秀民间文化传承人，民族民间特色文化活动别具魅力。如何因地制宜，利用少数民族地区自身文化资源禀赋进行文化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增强精神力量，激发内生动力，有效促进就业，持续增加收入，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一项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文化扶贫的政策实践与学术研究主要体现出两种思路取向：一种是提倡扶贫先扶志，主要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标准化均等化建设为主导的文化惠民工程，来改善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文化生活，保障其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其基本文化需求，以破解其精神贫困，可以将之概括为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性扶贫路向；另一种是宣扬扶贫关键是产业开发，主要通过富有地域民族特色的文化资源来进行文化旅游产业的开发，带动促进贫困人口就业创收，以化解其物质贫困，可以将之归纳为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式扶贫路向。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性扶贫的路径，是通过政府、公共文化事业机构、民间文化组织、新乡贤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建设，构建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边晓红等提出文化扶贫需要充分尊重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构建以培育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为中心的文化扶贫机制。^[3]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性扶贫是政府在坚持文化民生的基础上，通过给予民间文化组织和个人一定的资源与权力来激励民众参与的主动性，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是一套融政治逻辑、生活逻辑和生产逻辑于一体的政策实践。^[4]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式扶贫的路径是以富有特色的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开发的主体是政府和企业，其发展方向是要构建农村特色文化产业体系。范霁雯、范建华指出，丰富优质的特色文化资源和众多的优秀特色文化传承人，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条件。^[5]李忠斌、单铁成提出，建设以村寨为平台的文化产业园，以提高特色村寨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持续性脱贫。^[6]

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性扶贫路向下，文化扶贫需要在农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过程中处理好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民间自给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政府如何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有序进入农村社区，并在文化扶贫过程中真正发挥农民的积极性。而在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式扶贫路向下，文化扶贫需要在农村特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过程中处理好政府资源投入与贫困居民权益之间所形成的分利秩序。^[7]当然，这两种路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状态，而是可以相互结合与融合发展。无论是秉持何种路向，都不仅需要依赖于乡土社会自身的秩序生产能力，还需要依靠国家的制度供给和资源输入。只有乡土社会内部形成的“自然性秩序”与外部嵌入的“建构性秩序”有机耦合，才能落实不同文化扶贫实践的绩效，实现文化乐民、文化育民和文化富民的目标。

在西方学界，文化多样性与反贫困政策一直是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对于文化与贫困的关系，一种较为普遍的论断是“文化造成了贫困”——“个人贫困或者维持贫困状态，是由于他们的文化信仰和态度；社会不能战胜不发达，是因为这些社会的民族或集体的文化”。^[8]其中最为流行的是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提出的“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概念，它从社会结构与生活态度的维度解释了贫困的发生机理。^[9]贫困文化是被从社会和经济上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会形成的一种被动和消极的行为模式，并且这种行为模式会形成持续的懒惰机制，即使贫困产生的结构性条件已经改变。贫困文化概念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但也遭到了大量批判，因其假定文化具有内在一致性。随着民族传统文化价值重新得到发现与认识，贫困文化概念与文化多样性话语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10]阿玛蒂亚·森指出，贫困治理的研究需要关注物质贫困，更需要关注贫困人口所拥有的能力。^[11]斯科特认为，应当赋予本地知识以更大的重要性，广泛的公民参与在动员个体实现集体目标时更有效和更有能力。^[12]文化多样性本身可以成为发展、自我赋能的工具。^[13]政府层面通过认定文化多样性和贫困群体的存在及其文化特色来赋予其动能，会影响到共同的激励抱负能力、影响到维持更强烈的集体效能意识和让其得到发展的能力。因此，扶贫政策的发展工具需要适应当地的地方知识与行动背景，需要考虑到目标群体的文化多样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扶贫实践坚持造血输血协同，更加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基于此，探究文化扶贫的内生动力，是夯实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实现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文化扶贫实践实际上是赋予贫困社区与贫困人口以文化动能，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的过程。本研究以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老达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文化扶贫实践为案例，分析其运行模式与过程特征，重点探讨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如何运用乡土社会内部的文化资源网络与政府制度供给的文化服务平台，进行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并通过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促进社群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进而推动社区融合发展，实现文化乐民、文化育民和文化富民的目标。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走进村寨的参与式研究

老达保村民小组，隶属于澜沧县酒井乡勐根行政村，位于该县东南部。澜沧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和云南省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特征可概括为“少（少数民族地区）、老（革命老区）、边（边境）、低（低收入）、富（资源相对富集）”。澜沧县民族文化资源独特丰富，尤以拉祜族《牡帕密帕》叙事长诗、芦笙舞和摆舞最具特色。2019年澜沧县入选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2018～2020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老达保是个典型的拉祜族村寨，这里拉祜民族民间文化底蕴深厚，是拉祜族歌舞保留最多、传统文化保存传承最好的地方，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牡帕密帕》（第一批）和《芦笙舞》（第二批）的传承基地。老达保距离村委会、乡镇驻地、县城分别约为3千米、28千米和42千米，交通较为闭塞。根据统计，老达保村寨有119户494人，全部是拉祜族。村寨有建档立卡贫困户92户402人，贫困人口占比达81%，是深度贫困村。2006年以前，老达保村经济总收入147.5万元，村民收入来源主要靠种植业，人均年收入仅有1715元，维持生计都非常困难。2012年，村寨经济总收入175.33万元，村民收入来源仍以种植业为主，人均年收入2030元，全村仍处于较为贫困状态。2012年后，澜沧县通过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帮助老达保走上了文化扶贫之路。2013年，老达保村民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引导下，自发组织创办了澜沧老达保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在村寨内打造了老达保快乐拉祜风情实景演出，演员均由老达保村民组成，保持了原汁原味的民族生态风情，得到了广大游客和媒体好评。自2013年到2018年末，老达保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完成就地演出570余场次，接待游客12万余人次，受邀外出演出200余场次，实现演出总收入407余万元，群众分红325万元。以目前演艺公司200个演艺人员计算，人均分红达16250元。在老达保9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多达90户家庭成员中至少有1人加入了演艺公司，演出分红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增加收入的最重要渠道之一。2018年，老达保村寨经济总收入达到440万元，较2006年增长3倍；村民人均纯收入5202元，较2006年增长3倍，人均文化旅游收入可达3554元。^[14]文化旅游产业收入成为推动村寨经济快速发展和村民持续增加收入的主要动力，有效带动92户402人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口全部实现脱贫。村民们享受到了党和政府文化扶贫带来的小康生活，获得感、幸福感极大提升，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的信念更加自觉坚定。

虽然老达保村寨不大，村民人均收入不算太高，经过文化扶贫实践后也才刚刚跨过贫困线，但其却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文化旅游开发已经成为民族地区减贫的一项重要路径。现有研究也发现了文化旅游业中普遍存在着问题，包括利益分配不均和当地居民边缘化。有研究还认为，“小”（按比例缩小）和“慢”（低增长或无增长）可能是加强社区参与和实现扶贫公平分配的必要条件。^[15]通过对一个少数民族村寨文化扶贫实践过程的详细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总结经验教训。本研究以老达保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典型性。老达保为少数民族村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丰富且具有特色，是少数民族特色文化村寨的一个典型。在广大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民族民间特色文化资源的村寨为数众多，而老达保利用自身文化资源走上脱贫致富道路具有一定的示范性。2018年6月老达保村寨民族文化助脱贫的成果入选了联合国“中国扶贫成就展”。老达保村民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追寻美好生活的实践得到了国家与国际上的广泛认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扶贫实践成果的一个典型缩影。二是可借鉴性。老达保经历了从深度贫困到通过以文化扶贫为抓手最终有效脱贫并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样本。一般而言，可以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发展动力划分为政府主导的外源动力型（外部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转移与输入）和社区主导的内源动力型（本土自然、人力和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开发），^[16]由政府主导下的乡村“现代化”转向社区主导下的乡村“多元化”，在中国脱贫攻坚的政策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老达保的文化扶贫实践过程中，政府的制度性供给、社区民间文化组织和社会企业的经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多元力量共促社区融合发展，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得到提升，形成文化扶贫的内生动力机制，在一定地区和一定程度上具有可借鉴性和推广效应。

本研究于2018年10月至2020年8月收集整理了老达保文化扶贫实践的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希望从“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转向“田野实践”，即“从围观走向行动”，^[17]通过参与研究对象的实践过程来观察分析研究对象本身。庆幸的是，笔者参与了所在单位主持的“文化产业与特色小镇建设服务计划”。该服务行动计划聚合了政府、企业、高校、媒体等多方力量，搭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运作与社会参与的工作模式，探索从“旁观式研究到参与式研究”“学理式支持到帮扶式支持”“规划式帮扶到资源对接式服务”“单一式扶贫到全过程帮扶”的路径。其中老达保是该服务行动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支点。这为本研究参与到老达保文化扶贫实践过程提供了支持。本研究所归纳的相关理论概念和阐述的核心观点，均来源于参与实践过程的体认和反思。

三、案例分析：老达保村的文化扶贫实践

老达保村的文化扶贫实践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2006年之前为第一阶段，村寨处于深度贫困状态，经济收入单一，村民人均收入水平极低，这一阶段文化扶贫实践的参与主体非常零散，扶贫力度薄弱，主要是通过邀请老达保村民间文艺团队演出进行一定的资金补助和个人捐助，扶贫的效果见效甚微；2006年至2012年为第二阶段，以老达保拉祜族民族史诗《牡帕密帕》和原生态歌舞《芦笙舞》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为契机，政府和媒体开始认识到老达保民族特色文化的价值，对其进行广泛宣传报道。老达保村民间文化艺人参加各种电视节目，对外展示其独特的原生态歌舞，老达保村民间文艺团队的演出活动大量增加，村民收入开始缓慢增长，但村寨集体经济改善并不大，仍然处于贫困当中；2013年至2020年为第三阶段，政府文化扶贫的力度加大，文化治理能力大大提升，开始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对老达保的文化生态进行整体规划设计，通过“民族文化 乡村旅游”的模式引导外部资源进驻，同时村民自发组织成立了老达保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通过在地性文化实景演出和“公司 农户”的运行模式引领村民走上了一条传承民族文化、带动乡村旅游发展、持续增加收入的脱贫致富之路。2020年以后为第四阶段，老达保村成功脱贫摘帽，村民的文化创收能力稳定持续增长。同时，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巩固拓展，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村寨整体面貌呈现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状态。

表1：老达保村文化扶贫实践的四个阶段

根据老达保村的文化扶贫实践过程，本研究试图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政府、社会企业、民间组织以及社区村民是如何协同共进，赋予老达保村寨以文化动能，提升村民自我发展能力，推动社区融合发展的。只有厘清文化扶贫实践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才能揭示文化扶贫的动力形成机制，为新时代中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实践与理论参照。

（一）文化能人、社区自组织与文化赋能

老达保村文化扶贫实践的推进，得益于村寨中文化能人的示范带领以及以文化能人为核心骨干所构建的社区自组织的管理运营。老达保村民素有“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习性，既有独具拉祜民族特色的芦笙舞、摆舞，又有国际流行样式的无伴奏和声演唱、吉他弹唱。80%村民都会弹奏吉他，其中年长的有七旬老者，年幼的还是求学幼童。村寨浓厚的文化氛围孕育了大批文化能人。文化能人不仅要能熟练掌握文化技能，还要有管理动员的才干，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石开和李娜倮父女。

李石开，1963年生人，性格开朗大方，热情好谈，诙谐幽默。在族人^[18]口耳相传的教授下可熟练演唱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尤其是芦笙舞表演得惟妙惟肖。2002年，李石开在村寨里牵头组织村民成立了拉祜雅厄民间艺术团，并在县民政局登记备案，李石开任副团长（团长为澜沧县文化馆馆长李剑锋）。在李石开的组织动员下，村寨有102户村民积极参与，艺术团成员目前已发展到200多人，他们白天干活晚上排练。目前村寨里村民们表演的芦笙舞都是由李石开统一编排传授的。2014年，李石开被评为省级非遗传承人，被誉为澜沧县最优秀的拉祜族芦笙舞传承人。

在李石开的带领下，老达保村拉祜族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发展。而使老达保村拉祜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是李石开的女儿李娜倮。李娜倮，1983年出生，在父亲李石开的启蒙下，从小便学会了吉他弹唱，获得过全国青年歌手大赛普洱市片区原生态唱法一等奖（2010年）、中央电视台“梦想合唱团”节目比赛一等奖（2011年）。这些参赛经历使李娜倮开阔了视野，她深刻认识到自娱自乐是无法生存的，民族音乐需要走出去让更多人知道。^[19]李娜倮带领村民自编自创拉祜族民歌300多首，并到各大城市参加各类文艺晚会，将老达保拉祜文化广泛传播、展示宣传。这些独具民族风情与乡土味道的歌曲，不仅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还唱出了国门，受到日本、法国等国家的巡演邀请。为进一步拓展市场、增加农民收入，2013年，在李娜倮组织运作下，村民自发组织创办了澜沧老达保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村民全部入股。公司成立后，李娜倮充分发挥村民擅长多声部合唱的优势，聚全县各地域拉祜族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在保留民族民间原生态表现形式前提下，进行挖掘、整理、打造、提升，领衔打造了《老达保拉祜风情》实景剧，演出项目分为拉祜传统文化、风情展示和歌舞展演。“光唱歌带来的分红就有200多万元，许多村民家一年仅演出收入就有五六千元。”[13]在村民心中，李娜倮是拉祜族的“百灵鸟”，也是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女能人”。李娜倮的辛劳付出和所取得的成绩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肯定，先后获得或被授予“普洱市十大杰出青年”“民族团结先进个人”“脱贫攻坚奋进奖”“云岭楷模”等荣誉称号或奖项，她为拉祜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文化扶贫需要文化能人和社区自组织的带领实践。文化能人是农村文化扶贫实践的“领头雁”，社区自组织是农村文化扶贫实践整体推进的发动机。从老达保村的文化扶贫实践可以看到，老达保村的文化能人和社区自组织经历了一个迭代更新的过程。从李石开到李娜倮，经历了从传统文化能人到现代文化能人的迭代。即文化能人从需要具有传统文化能人所必备的综合文化技能、管理组织才干，到还需具备现代文化创意设计、艺术管理、活动策划和企业管理等多方面综合素质的过程转变。从雅厄民间艺术团到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经历了从管理组织较为松散的民间组织到融合了社会福祉、市场导向与业绩标准的社会企业。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作为村民自发组织创办的社区企业，属于村民集体所有，村户集体参股，村民人人可分红，并按参演派发劳务激励。社区企业不但继续承载了传承传播拉祜民族民间文化的公共使命，而且加强了村民与城乡文化旅游经济共同体之间的连接，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潜力。只有广泛紧密的连接，才能赋予更大的能量，创造更大的价值。

社区自组织“本质上是基层群众的自助互助团体，亦可视为增权取向的组织，其特点是自下而上的参与决策、互助合作、增能赋权、意识提升与采取优势的集体行动”。^[20]老达保村民间文化组织和社区企业的产生基于社群文化认同，它不但有效解决了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发展问题，而且运用社区居民集结的力量以及社区内外资源，保障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福祉、创造了文化经济价值、改善了生活质量。在老达保村文化扶贫实践中，文化能人、社区自组织不断地赋予村寨以文化动能，村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得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民族文化得到了传承，民族文化产业也得到了发展，并且村民自我发展能力得到了不断提升，实现了“人—文化—经济”的三维互动，^[21]从而使整个村寨社区充满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进而持续为村寨注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动能。并且，文化赋能的效益圈层不断循环积累扩大，其所具有的潜能开发、知识积累、滚动参与的社群化特征形成渗透居民生活的文化行动网络。村寨文化旅游的发展，不仅使村民文化演出的收入增多，还带动了村寨里农特产品特别是传统手工艺品的销售，民俗餐饮、民宿客栈等业态也融合发展。同时，文化也赋予了老达保村寨以能量，老达保不断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先后被评为“澜沧县十佳美丽乡村”（2013）、“云南省农村文化产业先进典型”（2013）、“市级文明村”（2014）、“省级文明村”（2015）……老达保村的文化能量还在持续滚动与叠加，产生的效益也在不断聚集与扩大。

（二）资源输入、基层治理与社区公共空间营造

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基层政府往往出于政绩观考虑，在资源输入和制度供给的过程中忽略了农民的主体性，这很容易陷入“官动民不动”的困境。^[22]事实上，文化扶贫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组织农民并赋予农民以文化动能，促成农村社区社会经济文化融合发展。老达保村虽有独特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村寨内部的经济资源有限，尤其缺乏文化市场和文化资本。因此，资源输入是推动农村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市场化、规模化开发的重要动力，引入外部资源撬动农村社会公共秩序建设势在必行。当前，“项目制”成为政府进行资源输入的主要方式。下面将结合老达保村文化农庄项目建设，来具体分析基层政府与农村社区在“项目下乡”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与作用机理。

2017年2月，澜沧县文化体育和广播电视局启动了酒井乡老达保村文化农庄项目建设。该项目旨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挖掘群众性文化资源，促进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培育新的文化产业和增长点，推动老达保乡村旅游文化脱贫，达到文化乐民、文化育民和文化富民的目的，形成“户户是加工坊、楼楼是展销点、个个是文化人”的发展格局。项目总投资350万元，其中包括（1）云南省文化厅下达项目资金200万元，（2）2017年上海市黄浦区对口帮扶计划外资金50万元，（3）市县级各部门整合项目资金100万元。

表2：老达保村文化农庄项目建设内容及资金概算表^[23]

通过老达保村文化农庄项目的建设内容，可以看出该项目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造提升：一是根据“地方感”和“体验性”进行社区公共空间营造。老达保村过去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基本处在“交通基本靠走、照明基本靠油、喝水基本靠背、通信基本靠吼”的状态，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十分落后。为改变社区贫穷落后的面貌，基层政府整合各类资金，新建了原生态歌舞表演广场，完善了村寨游览道路、旅游厕所、停车场、通电排水、标识牌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改造了特色民居和民宿，打造了拉祜文化传承馆及芦笙坊、陀螺坊、青竹坊、艺织坊、茶吟坊、根雕坊、舂香坊、耕具坊等展示拉祜民族民俗农耕文化的展示区，使村容村貌有了明显改观。二是根据文化资源禀赋打造文化内容品牌。充分发挥老达保村村民自发组织创办的社区文化组织和社区企业文化创生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整合拉祜族文化特色鲜明的芦笙舞、摆舞以及《快乐拉祜》《婚誓》《实在舍不得》等经典歌曲，整理创作了芦笙歌舞系列83套、摆舞系列99套、民间歌曲300多首，打造提升了老达保快乐拉祜原生态实景演出品牌。通过老达保村文化农庄项目的建设，提高了村民生活质量水平，增加了老达保村游客数量，全寨村民实现了收入增长和脱贫致富，开始进入小康生活水平。老达保村成为拉祜族传统文化博览园、民族文化创意园、文化旅游示范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

文化农庄项目只是“项目下乡”的代表之一，还有越来越多的外部资源涌入老达保。如老达保村已被列为普洱市规划投资5.03亿元打造的哈列贾（HALEJA）乡村音乐小镇的核心区，将成为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目前来看，以文化农庄建设为代表的项目资源使用并没有出现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的内卷化，这是因为基层治理有效地将农民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了社区自组织和社区企业的主体性能动性。老达保村发育完善、组织健全、结构治理完备、运行畅通、功能定位和价值定位明确的社区文化组织和社区文化企业，能够有效承接和疏通资源输入的管道，而基层政府在对资源使用进行规范的同时，也有相对灵活的自主空间。因此，老达保村以文化农庄项目为代表的“项目下乡”能够成功的原因在于，以农民的组织化形态承接外部注入的资源，从而拓展了资源的社会效能，强化了资源分配的公共效应，进而激活了村寨的内生力量。

通过“项目制”资源输入与“嵌入式整合”基层治理，老达保村的自然空间得到优化、人文空间得到重构、社会空间得到提升，三重空间都在表达着老达保村的拉祜民族文化气息，形成了错落有致的空间布局，维持了乡村田园景观，展现了民族传统生活样态。因此，老达保村文化扶贫实践成功的另一方面在于，注重社区公共空间营造，建构了“空间再造中的协同治理机制”。^[24]这突出地表现在“项目下乡”过程中，政府将更多的行动空间让渡于社区，并对社区文化组织和社区文化企业进行能力扶持，发挥内生乡村权威对社区的引领作用，从而使政府和社区协同对资源进行精准使用，实现了空间再造，构建了长效脱贫机制，也有利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四、总结与讨论

文化扶贫并没有统一的行动框架，文化具有多样性，文化扶贫实践必须因地制宜。目前关于文化扶贫实践的理论基础，大都以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理论为参照。其实这一论说遭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大量批判，因为其假定文化具有内在一致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文化扶贫实践倾向于价值体系的规范化和治理内容的统一化与标准化。[25]目前政府所主导实施的文化惠民工程就有这种类似的特点，它过于强调文化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而忽略了具有文化多样性的民族地区通行的文化秩序和地方知识。文化扶贫需要关注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并重视贫困人口所拥有的能力。文化本身就可以成为赋能的工具。政府层面通过认定文化多样性和这种群体的存在及其文化特色来赋予其动能，激发贫困群体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使之持续产生能量。

通过对老达保村文化扶贫实践运行模式与过程特征的分析阐述，可以大致总结出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文化路径，即通过乡村社会的内部资源禀赋与外部的社会资源网络支持，来促进要素的流动与联通，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态势。只有乡村社会内部形成的“自然性秩序”与外部嵌入的“建构性秩序”有机耦合，才能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实践过程中，对于扶贫资源的提供者（政府）和接受者（社区）而言，需要建立协同联动的机制。

一方面，对于政府来说，文化扶贫的制度供给和资源输入是乡村社会公共秩序建构的重要保障。文化扶贫通过“政府输血”为农村社区“赋能”，实现乡村文化从“文化乐民文化育民”到“文化富民”的跨越。“文化乐民文化育民”是对文化扶贫的底线要求，“文化富民”则是对文化扶贫的高线要求。老达保村能够实现“文化乐民、文化育民和文化富民”的目标，在于政府充分赋予了农村社区文化动能，通过“项目制”资源输入与“嵌入式整合”基层治理，达到“输血”与“造血”相协同，从而营造了一个适合农村社区文化生态和农村居民文化生活的公共空间。在文化资源—文化治理—文化空间的塑造—建构—重构进程中，政府充分调动社区参与：一是关注村民在社群中的日常生活并挖掘地方知识；二是发展认识社区的技能，站在社区的角度看问题；三是为社区叙述的“故事”赋予力量，作为后续变革发展的动力。^[26]老达保村“快乐拉祜”的故事，让民族特色文化资源绽放，“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歌声唱出幸福生活”成为老达保拉祜族村民接续故事的生命力所在。快乐歌声不仅将拉祜文化“唱出去”，还将外地游客“引进来”，老达保村实现了“快乐地发展、快乐地脱贫致富”。^[27]老达保村乡村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在前期政府的扶持培植下，随着自身影响力的增强，由建设投资带来的经济效果在逐年减少，而文化消费支出的经济效果则逐渐递增，由地方政府承担的部分占比逐年递减，而获得社会投资的比例则呈增长状态，带动乡村经济具备稳定性和效益多样性。通过乡村文化旅游的带动，老达保村村民还开启了农家乐、特色客栈和特色民宿，村民的增收渠道和社会经济效益更加多元。

另一方面，对于社区来说，文化能人、社区文化组织和社区文化企业具有巨大的文化潜能和文化势能，是政府和社区进行文化赋能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扶贫的内生动力来源。进行文化赋能，是文化扶贫实践可持续性和长效性的根本保证，进行文化赋能需要秉持在多元维度中共创行动：一是文化赋能要回归社区居民生活与文化创生的内在议程；二是文化赋能需坚持渐进调适策略，不断蓄能产生集聚效益；三是文化赋能需构建文化认同，集体书写社区故事。在具体乡村建设行动中，始终要将村民摆在核心参与主体位置，通过文化赋能与社区营造作为衔接，让村民产生归属感与集体荣誉感，提升村民对乡土文化的自我认同。

总之，文化扶贫是要赋予乡村社会以文化动能进而促进社区融合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文化扶贫需要政府资源输入，更需要社区自力更生，政府供给和民间自给需要上下联动、有效对接，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共同扎根乡土，构建文化利益共同体联结机制。此外，除了政府和社区作为文化扶贫实践的主体外，还需要积极引入各种资本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当前，在老达保村的文化扶贫实践过程中还缺乏文化资本和外部社会企业的进驻。在老达保村新一轮的乡村特色音乐小镇建设中，需要进一步引入和规范文化资本的运用，发挥市场在建构城乡文化旅游共同体中的关键作用，并要牢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提升社区和居民自我发展能力的使命与初心。

注释：

[1]左停：《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现实难题与应对策略》，《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中国文化报》2017年6月8日。

[3]边晓红，段小虎：《“文化扶贫”与农村居民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图书馆论坛》2016年第2期。

[4]颜玉凡：《公共文化服务参与主体的行为特征及优化发展》，《中州学刊》2019年第1期。

[5]范霁雯，范建华：《特色文化产业——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脱贫的不二选择》，《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6]李忠斌，单铁成：《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中的文化扶贫：价值、机制与路径选择》，《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

[7]王海娟，贺雪峰：《资源下乡与分利秩序的形成》，《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2期。

[8]Harrison，L.and Huntington，S.，Culture Matters：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New York：Basic Books，2000，pp.19-28.

[9]Lewis，O.，Five Families：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New York：Basic Books，1969，pp.187-220.

[10]李文纲：《贫困文化论的误用与滥用》，《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1]Sen，A.，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Knopf，1999.

[12]Scott，J.，Seeing like the Stat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pp.313-335.

[13]Lamont.M.and Small，M.，"How Culture Matters：Enrich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Poverty"，in A.Lin and D.Harris，The Colors of Poverty：Why Racial and Ethnic Disparities Persist，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8，pp.76-102.

[14]数据来源于笔者2019年4月28-4月30日在老达保村的调查。

[15]FENGXianghong and LI Qiaoyang，"Poverty Alleviation，CommunityParticipationandtheIssueofScaleinEthnicTourisminChina"，Asian Anthropology，vol.17，no.2，2020，pp.199-215.

[16]张晨，肖大威：《从“外源动力”到“内源动力”——二战后欧洲乡村发展动力的研究、实践及其启示》，《国际城市规划》2020年第6期。

[17]樊凡，刘娟：《从围观走向行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会研究范式的转型》，《中国农村观察》2019年第1期。

[18]李石开的父亲李扎目、舅舅李扎戈、叔叔李扎拉、李扎倮等都能熟练吟唱《牡帕密帕》，李扎戈、李扎倮还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19]李翕坚：《带着拉祜乡亲致富的“百灵鸟”》，《云南日报》2017年7月11日。

[20]笔者2019年4月28~4月30日在老达保村的调查访谈材料。

[21]闫红红，张和清：《优势视角下农村妇女组织与社区参与的实践探索》，《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2期。

[22]李忠斌：《论民族文化之经济价值及其实现方式》，《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

[23]李永萍：《论乡村建设的主体、路径与方向》，《中国农村观察》2019年第2期。

[24]笔者2019年4月28~4月30日在老达保村的调查材料。

[25]渠鲲飞，左停：《协同治理下的空间再造》，《中国农村观察》2019年第2期。

[26]Lamont.M.and Small，M.，“How Culture Matters：Enrich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Poverty”，in A.Lin and D.Harris，The Colors of Poverty：Why Racial and Ethnic Disparities Persist，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8，pp.76-102.

[27]刘可强：《文化资产规划中的多样性与社群——以台北宝藏岩为例》，《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9年第1期。

[28]李慧：《脱贫了，成果如何稳得住——来自宁夏、贵州、云南脱贫地区的一线调研》，《光明日报》2020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