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伟杰 责任编辑:赵子星 信息来源:《现代经济探讨》2021年第9期 发布时间:2021-09-14 浏览次数: 1476次
【摘 要】作为从外部嵌入乡村的经济力量,资本要平衡好乡村发展和实现盈利的空间张力问题。小农经济伦理、熟人社会秩序以及农业多功能性的抽离等,造成了资本下乡的伦理、生产和社会空间悬浮困境。通过深剖困境可以发现,资本下乡空间悬浮困境在家庭承包的自给性与市场的逐利性、熟人社会秩序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村民自治优势与资本重构秩序之间存在多重张力。新时代要化解资本下乡“外嵌型”空间悬浮问题,需要以企业文化、管理和制度嵌入整合乡村社会空间,从而优化资本下乡的生产空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关键词】乡村振兴;资本下乡;空间治理;现代企业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回顾
1.研究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制约其持续发展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以及由此衍生的土地承包经营和流转问题。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为目标,深刻认识城市和乡村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化解乡村发展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无疑是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和现实要求。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空间是社会实践建构过程中表现出的动态关系,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发展问题可以逻辑归纳到空间发展中来,即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乡村振兴深层都是推进乡村空间治理的重要举措。为适应新时代乡村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央制定了鼓励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系列政策(这被通俗地称为“资本下乡”),探索工商资本深度介入农业生产领域,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在青壮年人口外流、产业基础薄弱的乡村地区吸引外来资本推进农业产业升级,确实能够为乡村发展凝聚各类生产要素,吸纳和稳定乡村农业人口,拓展农民收入。作为乡村现代化建设重要力量的“资本”呈现出了极强的外部嵌入特征,外部资源的输入并不必然带来乡村产业的全面发展,还需要考量其与具体情境的关联程度及相互作用机制。为此重视资本作为外部力量介入乡村农业生产面临的种种“悬浮”问题并深刻剖析其原因,为实现外部力量和乡村秩序的统一作出贡献,无疑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基础前提。
2.资本下乡的文献回顾
学术界围绕资本下乡开展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在资本下乡与乡村产业振兴之间的作用机制、实际效果、主要问题以及对策分析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涉及资本下乡面临困境分析的主要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从资本增殖逻辑角度,分析资本下乡困境产生的深层原因。资本是以追求利润实现为唯一目标的,为更好更快地获取利润,资本需要借助大规模工业化形式来组织生产。这与受自然环境约束的农业生产活动之间有着内在矛盾,工业化追求精准化计算,而农业活动受季节变化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二者之间存在难以协调的内容(陈义媛,2013)。第二,从市场发展方面看,资本下乡困境主要是市场经济环境中生产要素错配造成的。乡村地区除土地外的其他生产要素相对匮乏,技术、市场以及交通等要素难以支撑起规模化的现代龙头企业发展(周振,2020),由此造成了资本下乡持续发展空间受限以致出现经营困境问题。第三,从乡村发展现实来看,资本下乡介入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加速了原村落秩序的瓦解,影响了其持续发展空间。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后,以市场化要求加速了对传统农耕文化和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抽离,让农业生产经营日益脱落在村落秩序之外,这造成了村落秩序瓦解和资本下乡难以获得村落秩序支持的困境(黄增付,2018)。
上述三种解释资本下乡经营困境的理路,无疑为新时代优化资本下乡、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靶向。实际上作为现代性的资本和作为传统的农业之间存在异质性,是导致资本下乡经营困境的症结所在。第一,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农耕文化与市场经济伦理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农耕文化强调守土重迁、重视农业的自给自足,而资本下乡强调市场流动性、要实现的是利益最大化。尽管农耕伦理会不断被市场改造,但资本下乡必须要解决农耕文化与市场需求之间的伦理悬浮困境。第二,乡村地区的熟人社会秩序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乡村地区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建立起了熟人社会秩序,而资本下乡要建立起能够维系其获取利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资本将劳动者集中在工厂内以提升单位生产效率,而这与农村劳动者追求家庭和熟人的生产生活空间秩序存在矛盾,如何协调保障资本所需空间成为重要问题。第三,乡村地区得以运转的村落秩序在资本逐利裹挟中被打破。资本下乡在改变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同时,解构了村落运转秩序,而其经营需要村落秩序的维系,由此改变了村民地位和治理模式,造成了乡村社会发展的悬浮问题。从上述三种解释理路出发,本研究尝试从空间治理角度,阐释外部资本嵌入乡村空间发展面临的悬浮困境及原因,为新时代资本下乡推进乡村振兴作出基础探索。
二、新时代资本下乡的空间悬浮困境及表征
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经济力量之一,会快速实现乡村地区生产关系变革并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进而为乡村振兴作出重要贡献。就其来源而言,资本是来自乡村秩序之外的力量。引入作为重要变量的资本进入农业生产经营领域,有助于加快乡村地区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速度,但各方必须正视资本外部力量嵌入乡村内部秩序带来的融合问题,即资本下乡的空间悬浮困境以及相关经营风险问题(张尊帅,2013)。
1.资本下乡面临的伦理空间悬浮困境
改革开放初期确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乡村地区形成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同时也延续发展了传统的小农经济伦理。需要指出小农经济伦理深层映射出的是农耕文明,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而资本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代表,是以经济关系驱动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具有典型的脱域趋势。小农经济本身蕴含的散漫性、自私性等特征是阻滞资本下乡开展农业生产的伦理因素,换言之,正是资本和小农经济之间的文明形态区隔,造成了资本下乡的伦理空间悬浮困境。
第一,资本和小农在生产方式方面存在一定的对立。
小农生产方式相对单一,机械化应用水平不高,这决定了他们社会交往的简单特征。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土地面积较小,无需进行复杂的生产分工和机械化作业,无需复杂的人际交往关系即可完成基本农业生产活动。农民只要保证自家土地收成就能维系家庭生活,没有权利更没有义务关注他人的土地生产。只关注自身利益的小农经济伦理,与资本下乡带来的现代化农业生产伦理之间存在一定对立性。较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是资本得以下乡的前提条件,为此需要按照工业分工模式集中雇佣富余农村劳动力参加农业生产,这带来了迥异于小农经济的伦理模式。
第二,资本和小农在生产时间方面存在一定的对立。
耕地小劳动时间可以掌控,居住分散无需考虑他人对自身劳动的评价,决定了农业生产时间存在散漫性特征。正是这种特征让农民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拥有极大的自主性,生产时间可以根据家庭和个人实际需要调整。而被资本雇佣后主要劳动时间被制度框定,小农经济活动中对生产和生活的依赖关系被资本权力解构了。这种现象在流转土地农户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一旦土地流转农民就转化为依附下乡企业的商品化小农,农业生产活动从优先满足家庭需要转化成了为下乡资本服务,农民失去基本的土地保障的同时,还难以保证对家庭生活的兼顾。
2.资本下乡面临的生产空间悬浮困境
资本只有在大规模、流水化作业基础上,才能源源不断获得维系利润实现的生产空间。为此,服务于乡村振兴的工商资本,需要采取时间和空间分割措施,来维系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即要借助现代企业的监控技术来实现对农业雇佣劳动和劳动过程的管理。这与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形式存在本质区别,作为熟人社会中的劳动者,人情世故观念根深蒂固,公司化管理形式和技术很难撼动熟人文化浸润中的农业生产模式。
第一,工商资本的绩效管理规则与熟人亲缘伦理之间存在矛盾。
农民作为相对自由散漫的劳动者,劳动行为存在较大主观性和差异性,在熟人社会环境中会容易受人情文化的影响。而资本代表的是工业化生产逻辑,会最大程度地追求标准化生产模式。在标准化工业生产作业逻辑的驱动下,下乡的工商资本必然会采用企业绩效管理形式来约束农民以完成企业生产目标。熟人社会秩序中的农民并没有经过职业训练,一般不能全然适应现代企业绩效管理模式,多从家庭和亲缘关系来理解绩效管理。最典型的心态是“土地是我们的,老板为什么不讲情面”,这种亲缘伦理认识与现代绩效管理之间存在不能有效融合的矛盾。
第二,工商资本的技术管理与熟人社会习得性公平之间的矛盾。
资本下乡需要从提升效率和节约成本等角度不断优化管理模式,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为选派懂技术懂管理的人员参与资本下乡企业的管理,而当地农民只能从事基础性工作,由此造成了具有差异化的用人策略。一方面,下乡寻求发展空间的工商资本需要采用现代生产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选派有技术、有能力的专业人员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的管理和技术指导,是资本下乡掌握关键生产环节以获取收益的保障。只有全面改造农业生产以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资本才能获得现代农业产品市场。另一方面,农民认为企业制定的管理制度有其合理性,但他们容易从熟人社会关系角度理解,如认为工厂选派的“自己人”有优先豁免权,这是熟人社会习得性公平观念使然的,因此现代企业的管理技术只有不断适应乡村熟人社会规则才能发挥作用。
3.资本下乡面临的社会空间悬浮困境
对资本而言,乡村地区拥有广袤的土地、潜在的消费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本下乡目的在于充分激活乡村地区的潜在发展空间从而把控更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在此基础上为实现乡村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为乡村现代化农业建设、为乡村全面振兴作出贡献。问题在于追求模式统一、强势发展的资本与乡村秩序之间存在矛盾,一旦农业生产活动实现了与多数农民日常的分离,资本下乡的农业就成了侵蚀乡村秩序的外部力量,由此瓦解了资本下乡发展农业依赖的社会空间。
第一,资本下乡、土地流转与村庄秩序的瓦解。
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与村落秩序是同构的,共同组成了乡村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青壮年劳动力流出,乡村地区普遍存在自发性土地流转活动,这种自发性土地流转能够弥补劳动力外出造成的问题,在青壮年流出背景下形成相对稳定的村落秩序。自发流转土地的承包者往往有着独特的乡村资源禀赋,能够积极参与乡村的公共事务建设,与留守群体形成了相互支持的秩序。自发性土地流转规模并不大,但培育起了职业农民(中间农民),为缓冲空心化老龄化问题作出了贡献。资本下乡后市场化土地流转规模大,基本占有了村落中生产条件最好的土地,农民只能按照土地领取租金或参与资本雇佣。原本维系村落秩序的农业经营活动被抽离了,中间农民与留守老孺群体形成的相互支持秩序被解构。
第二,农业生产活动的多功能性被解构。
农业生产之余农民会积极参与村落的公共事务,如婚丧嫁娶等反映村落文化特征的活动、修路修桥等优化村落公共基础设施的活动等。资本下乡获得大规模流转土地,农民失去维系农村生活的土地基础,会进一步加快向城镇的转移速度,由此村落失去了开展公共事务建设需要的关键主体。传统农业生产活动具有多功能性特征,原因在于农民会在农业生产之余积极开展文化活动、创建村落文化景观和社会关系网络等能够代表村落公共利益的事务。资本下乡建立起的现代农业,影响了村落持续发展的秩序和公共事务,侵蚀了乡村持续发展的空间,特别是加速了劳动力的流出,解构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多功能存在的社会基础。还需要指出的是,大规模土地流转以后农民的基本口粮完全转向了市场,传统“半自足”的弹性饮食完全被市场化取代。
三、新时代资本下乡空间悬浮困境的原因
新时代资本下乡面临的空间悬浮困境,直接影响了工商资本收益以及投资规模的扩大,间接消耗了乡村秩序和公共资源空间。实事求是地分析,新时代资本下乡确实存在难以匹配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尴尬局面。深入剖析作为外部力量的资本嵌入乡村面临的空间悬浮困境,可以发现其产生不是局部性因素导致的,而是作为现代性的资本与传统乡村发展秩序之间矛盾导致的,其中家庭承包自给性与市场逐利性、熟人社会与企业管理以及乡村自治与资本重构之间的张力是导致资本下乡空间悬浮困境的根源所在。为此必须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全局进行战略性、全局性解析,以此为优化资本下乡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核心靶向。
1.家庭承包自给性和市场逐利性之间的张力
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新型生产关系,但其承袭了传统小农经济的诸多特点,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半自给、半市场”特征。资本下乡介入乡村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根本目的是拓展市场空间,获得更多利润,这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自给性存在着巨大张力,如二者之间长期无法实现融洽,资本下乡对乡村振兴而言只是适得其反。从现实来看,家庭承包自给性与市场逐利性之间的张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内部来看,农民获取生活资料模式受到了资本下乡的直接冲击。资本下乡以市场化模式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现形式出现了较大变化,资本通过“三权分置”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农民赖以维持日常生活的土地被集中到工商企业手中,农民主要通过土地流转租金维系生活。换言之,资本下乡解构了农民获取生活资料的传统模式,由于核心生产资料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的“自给性”基本被市场化取代了。农民生活资料获取方式的改变是最为深刻的,土地流转意味着小生产方式创造性参与村庄建设的机会消失了,而市场化意味着农民要从市场中获得基本生活资料,需要承担较高生活成本。生活资料获取方式的解构,直接改变了农民参与社会生产的方式。农民要维系日常生活,只能选择进入下乡资本工商企业获取劳务报酬,而更多的农民选择到城市中寻求新的工作机会。
第二,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外部环境来看,农民并不能从资本下乡的过程中获得较为明显的收益改善。上文在多个层面都论及资本下乡为农民带来直接的收益是土地流转租金,并且由于机械化运用等原因,只有极少数政策性安置村民能够进入下乡的工商企业(如贫困户等)获得工作机会。同时下乡的工商资本为防止与本地农民产生过多利益纠葛,会以各种方式“委婉”拒绝雇佣本地农民,有意识地制造社会空间区隔。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给性被解构,而又无法在本地寻求工作机会获得明显收益时,农民只能脱离乡村社会进入城镇寻求工作机会,资本下乡在这个层面上抽空了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不论是否能够参与到资本下乡工商企业生产活动,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都沦为了市场的附庸。更为严重的是,资本下乡严重侵蚀了乡村秩序的持续发展空间,依然处在乡村社会的留守农民群体只能依附市场生活。
2.熟人社会秩序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张力
寻根究源资本下乡产生生产空间悬浮困境的原因,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乡村地区出现了“水土不服”。从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和乡村发展现实来看,资本下乡出现的生产空间悬浮主要在于工商资本并未有效捕捉到熟人社会秩序在乡村地区的特殊地位,并且忽视了乡村地区农民职业素养对资本介入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可能造成的影响,具体主要有以下表现。
第一,乡村地区熟人社会秩序与工商资本企业经营活动的开展。
乡村地区社会秩序建立在地缘和亲缘关系基础上,这是一种能够彰显农村人伦文化的“差序格局”,也是能够配置乡村社会资源的重要方式。根据亲疏远近,农村社会建立起了具有差异性的信任关系,以自我为中心距离越远,信任度越低。作为进入乡村熟人社会秩序的外部经济力量,资本带来的是市场经济规则体系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是处于信任关系外围的力量。如何将规则体系有效嵌入乡村熟人社会秩序,并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成为新时代工商资本企业需要化解的难题之一。乡村熟人秩序是推进乡村社会更新、参与公共社会事务、维系乡村文化的社会基础,同样是资本下乡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所要依赖的重要力量。乡村熟人社会秩序与资本下乡带来的现代市场规则体系之间表现出了分离趋势,资本驱动了乡村熟人社会秩序的瓦解。伴随着土地的大规模流转,乡村赖以发展的生产资料被集中在工商资本企业手中,同时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出速度和规模,由此资本失去了支持其发展的支撑力量,加剧了悬浮于乡村生产空间的“孤岛效应”(何毅,2021)。
第二,乡村地区农民职业素养水平制约工商资本企业经营活动的开展。
乡村地区农民劳动素养和科学文化水平,难以满足工商资本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特别是农村留守农民群体的职业素养和综合能力更难匹配现代农业发展需要。作为表征现代企业发展前沿的工商资本,在乡村地区建立现代农业生产加工企业时,必然需要一定技术和人力资本支持。工商资本企业的管理和研发人才可以从城区选配,但从事一线生产加工的部分工人需要从乡村地区雇佣。从总体来看,乡村地区农民职业素养和综合素养难以适应现代工商企业发展的需要,土地流转后绝大多数农民难以进入现代工商企业获得相应劳动报酬。由此加速了乡村地区人口的外流速度和规模,这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下乡的生产空间悬浮问题。
3.乡村自治优势与强势资本介入重构的张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不断制定政策推动和鼓励资本参与乡村建设,核心目的在于借助工商资本建立现代农业,实现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作出贡献。实际上只有在不断去“小农化”基础上建立起规模化的现代农业,资本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和更确定的预期,因此农业生产活动负载了资本增殖意志。而农业生产活动具有特殊性,外来资本组织生产、雇佣劳动都离不开对乡村资源的依赖。因而作为驱动乡村变革的强势经济力量与乡村自治形成的优势之间出现了张力,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乡村治理在强势资本推动下不断呈现出了依附性特征。
农村自治能够最大程度激活农民在乡村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和积极性,鲜活地践行了社会主义民主精髓,为乡村发展和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外来经济力量的工商资本,不断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从乡村秩序中剥离了出来。农民并不能全然适应市场型农业发展要求,要获得生活资料只能重新适应工商资本建构的新秩序,即乡村农业体现出了明显的“去农业化”趋势。规模化的现代农业负载着资本增殖意志,一旦其进入乡村农业生产就会试图重组和干扰乡村自治建立的稳定秩序,以实现乡村秩序为其谋求利益服务的“异化”(卢青青,2019)。作为乡村自治的服务者,乡村干部首先成为了工商资本争夺的重点对象。外来资本借助村干部力量有助于解决村民企业纠纷、招募适宜的劳动者等,这种自治和资本结合的现象造成了乡村治理的依附性。一方面,外来资本借助村干部获得了合理合法的外衣,能够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村干部为外来资本服务,分担了工商资本的经济社会风险,让农村自治呈现出了明显的依附倾向,乡村自治优势不断被工商资本侵蚀。
第二,乡村成员在强势资本介入重构中不断被边缘化、外向化。
外来资本力量强势嵌入乡村自治秩序中,会重新塑造有利于其生产经营的新秩序。尽管在权力和利益裹挟中会有少量村民进入资本工商企业从事季节性生产,但更多的村民则被排斥在乡村秩序之外。换言之,农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留在乡村适应工商资本建构的新秩序,要么加速转移到城镇地区寻求工作机会,前者以留守农民群体为主,后者以青壮年农民为主。被工商资本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解放”出来的农民群体,就业能力不足、文化生活匮乏,由此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农村赌博、诈骗等边缘化社会问题。土地的流转和农业经营活动的解放,解构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形成的“半工半耕”模式,让青壮年农民群体彻底失去了对乡村的念想,农忙时节再无须仓促返乡,乡村人文景观不断衰亡(安永军,2018)。总之,农民长期被排斥在农业生产和村落秩序之外,农民生产和生活皆被边缘化、外向化,乡村就失去了赖以发展乃至振兴的关键主体力量。
四、新时代化解资本下乡空间悬浮问题的策略
新时代资本下乡面临的空间悬浮困境与改造小农生产空间逻辑存在高度一致性,因此优化资本下乡空间悬浮要实现的是推进乡村空间治理。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有活力的资本力量与作为社会主义城乡协调发展最薄弱环节的乡村区域,二者只有在发挥自身优势基础上,不断实现有机融合才能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概言之,资本进入乡村地区不断实现乡村地区生产和社会空间的重构,推进乡村农业生产转型升级的同时,还要保留乡村地区独特的人文景观和社会秩序,如此乡村振兴才能得以实现。就此而言,要充分发挥资本工商企业的文化、管理和制度优势,不断化解资本下乡的空间悬浮问题。
1.企业文化嵌入:实现新时代乡村文化力量的整合
新时代资本下乡实际上是工商企业在农村地区的延伸,是资本进入乡村地区拓展市场空间的经济行为。作为代表市场竞争、合作的企业文化与乡村地区的小农伦理存在着根本性差异,未来要在现代企业文化嵌入乡村社会基础上,不断创造性地推进新时代乡村文化力量的整合,全面推进工商企业和乡村文化的协同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
现代工商企业要重视通过多种形式加强与乡村文化建设的交流合作,充分实现工商企业文化和乡村文化的交融发展。小农伦理自身凸显出的散漫、自由思想特征与市场文化存在对立,工商企业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合作,快速推动农民对现代企业文化的适应,更好地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一是要重视吸纳工商企业管理者、技术人才和员工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活动,将现代优秀企业文化理念不断融到乡村文化建设中。现代企业文化经过市场竞争的培育,是能够给乡村文化建设带来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二是要主动邀请工商资本企业参与乡村特有文化习俗活动的开展,加强工商企业对本地乡村文化的深入了解。乡村地区有维系社会稳定的独特文化习俗活动,推动工商资本企业对本土乡土文化的认识可以更好地实现二者的相互认同。三是要主动邀请农民参与企业文化活动共创共建,塑造出有利于企业在乡村发展的文化氛围。充分利用节假日节点实现与农民文化活动的共建,推进企业文化和乡村文化的融合。
在上述工商企业文化和乡村文化互动基础上,及时总结和梳理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经验。以能够彰显乡村特色的品牌文化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企业文化优势,实现乡村文化力量整合,为乡村振兴贡献文化力量。
2.企业管理嵌入:实现新时代乡村生产力量的整合
现代企业管理核心是绩效,以企业绩效管理实现对熟人社会生产的整合,可以更好地为企业创造利润,同时实现乡村生产力量的市场化转变。熟人社会讲究以人情规则为主,现代企业遵循的是绩效考核,企业管理嵌入就是把现代绩效管理模式融入农业生产活动,推动乡村社会更好地实现处事规则体系的现代化转变。
现代工商企业要以绩效管理形成对熟人社会规则体系的现代化改造,以全面实现新时代乡村生产力量的整合。资本进入乡村从事农业生产必然要以公司制形式对生产力量进行管理整合,绩效考核是资本改造乡村社会生产空间,实现力量整合的重要规则依托。通过绩效管理最大程度激活农民群体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潜力,不断强化农民的良性合作和竞争意识,能够为乡村振兴整合潜在的生产力量。一是要重视引导教育农民认识现代绩效管理概念,不断加强农民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适应和认同。工商企业绩效奖惩能够最大程度激发人的积极主动性,在整合力量促进企业生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建立现代农业产业的重要制度抓手。二是要重视提高农民在工商企业获得劳动报酬的积极性,形成农民和企业生产经营的良性互动逻辑。绩效管理的核心是物质奖励,农民进入现代工商企业的核心逻辑是获取工资收入。如农民处于难以获得较为理想工资收入状态,资本下乡只会加剧农民流出,形成更为严重的“空心化”问题。三是要以明确的权责关系和物质奖励体系,来协调平衡本地农民和外来员工之间的绩效冲突。本地农民不认同工商企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其绩效管理的内外差别,只有以明确的奖惩规则不断平衡内外有别的绩效冲突才能更好地整合乡村生产力量。
3.企业制度嵌入:实现新时代乡村社会力量的整合
资本下乡完全处在乡村社会空间中,一切经营生产活动都要受乡村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工商企业要获得良好的收益和发展预期,不仅需要做好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而且还要实现与乡村社会的有机融合。为此将市场经济中的公司制形式,有效嵌入乡村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可以有效改善企业生产环境,实现对乡村社会力量的整合。乡村社会环境先于资本下乡存在,是型塑资本行为的乡村社会发展基础。
现代工商资本企业进入乡村要注重公司制度的运行管理,不断实现对“半工半耕”工作模式和“熟人社会秩序”的改进,实现有利现代农业转型发展的社会力量整合。一是要不断强化现代工商企业的公司制度建设,从整体层面为乡村农业现代化转型提供支撑。现代农业指向的是市场化,只有公司制模式才能最大化地满足市场竞争要求。加快下乡资本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有助于推动农业生产的现代化。二是要在公司制经营基础上兼顾公益性经营,最大程度地吸纳乡村地区富余劳动力参与到现代农业经营生产中。公司制嵌入小农生产模式,不能只顾生产效益的实现,还要最大程度帮助乡村社会适应市场竞争,全面建构起适应现代农业生产的社会环境。三是现代工商企业要注重和村集体经济合作,不断激活农村内部活力,为乡村振兴贡献出更多经济力量支撑。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现代企业以公司制模式嵌入乡村有助于促进集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实现乡村经济力量的整合发展。
五、结语
资本下乡并不是要把乡村改造成类似城市的生活环境,而是要在保留乡村独有的人文社会景观基础上,实现乡村经济的转型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出更多力量。资本下乡是以利润的实现为目的,这就不可避免会因忽视乡村长远发展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资本下乡并不是简单地进入乡村改造农业、雇佣劳动者,它还涉及更深层的社会空间生产和改造问题。本文试图以外部资本嵌入乡村面临的困境为基础,深刻剖析制约乡村振兴和资本持续发展面临的空间困境原因,并探索性提出应对策略。乡村社会是一种结构性的空间存在,作为外部进入乡村的资本必然要面临初期的融合困境。乡村社会和资本下乡不是单向的,因而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如何有效平衡资本生产经营与乡村社会的持续发展,期待政府和相关研究能够深度聚焦本问题,为实现乡村振兴作出更多贡献。
参考文献:
[1].陈义媛:《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的再思考——以水稻生产为例》,《开放时代》2013年第4期。
[2].周振:《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跑路烂尾”之谜:基于要素配置的研究视角》,《中国农村观察》2020年第2期。
[3].黄增付:《脱嵌与重嵌:村落秩序中的农业经营及治理》,《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3期。
[4].张尊帅:《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风险及其防范》,《现代经济探讨》2013年第8期。
[5].何毅:《资本下乡与经营“脱嵌”》,《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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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安永军:《政权“悬浮”、小农经营体系解体与资本下乡——兼论资本下乡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8].涂圣伟:《工商资本下乡的适宜领域及其困境摆脱》,《改革》201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