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元治理主体的乡村韧性比较研究

作者：王薇然 杜海峰  责任编辑：杨长虹  信息来源：《公共行政评论》2021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21-09-08  浏览次数： 6393次

【摘　要】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开启元年。当前，我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内外形势，构建更具韧性的乡村，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才能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但我国乡村韧性整体水平与各地各类型乡村韧性的差异目前都尚不明晰。据此，主要采用案例研究和对比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乡村村民及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访谈与相关资料分析，对乡村韧性整体水平及各类型乡村韧性的差异做出研判。研究发现：乡村整体韧性水平较以往有较大提升，但各类型村庄内不同治理主体的韧性和其整体韧性均呈现明显差异，乡村的整体韧性从大到小依次为城郊融合型村庄、集聚提升型村庄、特色保护型村庄和搬迁撤并型村庄。当下乡村各主体韧性发挥情况与乡村治理格局基本符合，多元治理视角下乡村韧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基层干部治理能力、村内成员团结度、村落在地化程度、村庄长久以来的历史积淀和基层组织的动员引导能力等。

【关键词】多元治理主体；韧性治理；乡村韧性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急剧变迁，社会运行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加剧。近年来，自然灾害与瘟疫多发，国际竞争与社会剧烈转型带来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风险更加速了风险社会的形成。因此，以提升社会系统韧性为目的的韧性治理将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当前，乡村尤其面临着更大的冲击：国际经济整体下行导致外需不足影响农民工的生计，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供求关系的改变使农产品价格不稳定，多元思潮对乡村传统价值观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国内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之下，部分村庄无法及时调适，人口外流、生产缩小、生活困难，导致其面临着衰退的风险。同时，由于乡村基础设施薄弱，在突发风险事件来临时会受到更严重的影响……这对乡村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与在风险冲击过后的恢复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十四五”规划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乡村系统的脆弱性与乡村内外愈加复杂的形势之下，只有通过合理的治理机制提升乡村韧性才能更好地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完善治理体系，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唐任伍、郭文娟，2018)，弥合城乡二元差异。目前，对于提升乡村韧性的相关引导性政策较为缺失且对于乡村韧性水平的判断存在争议：大众普遍认为，乡村的技术基础与硬件设施都比较薄弱，韧性水平较低；但也有观点认为，乡村有着更为良好的生态环境与更为密切的人情关系，这种小农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乡村更具韧性(陈军亚，2019)。因此，进一步研判、分析乡村韧性水平现状、各类乡村韧性水平的差异和乡村韧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将为如何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拓宽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的路径，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强化政策价值的交互主体性，推进公共治理语境下“善治”的实现。

二、研究回顾

“韧性(resilience)”发轫于拉丁语“resilio”，指在外界冲击下依然保持原有状态的能力。对于韧性的研究起源于工程学领域，随着研究的发展，更多学者从生态(Cote&Nightingale，2011)的角度提出通过构建多元均衡的生态体系来达到提升韧性的目的。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逐步重视对韧性的研究，将韧性界定为系统适应新环境、抵御外部影响并恢复的能力(Walker et al.，2004)。

自2002年可持续发展全球峰会提出“韧性城市”概念以来，学者们开始基于治理层面对韧性展开研究。宏观角度上，部分研究通过分析国家制度、治理结构来分析国家的韧性治理能力，提高韧性是治理与风险防范的核心与指导原则(Chandler，2014)，是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唐皇凤、王豪，2019)；微观角度上，随着当今治理重心的下移，学者们更加重视开展面向社区的韧性治理的实证研究(Jones et al.，2013)，这类研究认为，在风险应对中，要通过社会合作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庄友刚，2005；Parthasarathy，2015)，强调治理网络和居民间沟通是韧性治理与风险治理的重要环节(踪程等，2019；Eisenman et al.，2009)。

关于城乡韧性的研究，早期对于城市韧性的研究较多，不论是城市韧性的主要内容与特征(Alexander，2013；Sugimoto et al.，2010)、评估体系(陈玉梅，2018)，还是其提升路径(何继新、荆小莹，2018)，都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近年来，针对乡村韧性的研究常常采用调适性治理、柔性治理等词汇，也积累了一批有关乡村韧性的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众多学者从权利、话语、技术等维度阐释乡村韧性治理的具体内涵并界定其研究域(胡卫卫、于水，2019；孙强强、李华胤，2021；王成等，2021)。乡村韧性被定义为在城市化加剧、经济和生态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重振乡村社区活力，提高其面对风险的回应、恢复与调适能力(Phil et al.，2012)。多位学者以韧性及相关概念构建解释性框架，用以解释城乡数字鸿沟、欧洲农村的数字化相关政策(Roberts et al.，2017)、荷兰农业的发展(Marleen et al.，2019)、农村养老(李长远、张会萍，2018)、农村金融(周昌发、张成松，2018)以及新型农村经营主体(赵祥云，2019)等农村地区发展面临的新议题，指出目前刚性治理失灵的现实状况，为韧性治理的出场提供学理辩护。在韧性提升的策略上，David等人(2016)指出可通过遗产志愿活动强化乡村社区的文化韧性，Mchenry(2011)考察了以艺术为工具来增强社区认同感从而提升社会韧性的做法，此类研究主张通过多方参与、组织结构变革及优化资源整合方式，增强非科层化协作的灵活性与包容性等，从而提升乡村韧性。国内学者主张通过柔性管制与社会组织的柔性嵌入(许中波、王辉，2020)，协同共治提升乡村社区的韧性，并得出草根化的乡村复兴模式比绅士化的乡村复兴模式更具演进韧性的结论(颜文涛、卢江林，2017)。在韧性评估方面，岳俞余、高璟(2018)从社会生活子系统、经济生产子系统、自然生态子系统三个方面对村落韧性进行了评价。

总而言之，各学科对韧性的使用不尽相同，韧性概念应用广泛并逐渐受到重视(Roberts，2016)。在公共管理学科中，关于韧性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但正在蓬勃发展。学者们已经从单纯关注工程韧性和生态韧性，转而关注系统的演进韧性和社会韧性，韧性研究已经进入多元治理领域。但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对于韧性城市的研究多于对韧性乡村的研究，且目前的研究多为个案分析与对策研究，现状分析与比较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扩充。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推进，有必要通过对比分析我国不同乡村的韧性差异，以丰富和拓展中国话语情境下的韧性研究，在掌握现状的基础上更好地探索乡村韧性的提升路径。结合现有研究对于韧性的定义及韧性本身的内涵，本文将韧性界定为系统在风险冲击下保持稳定并持续发展的一种能力。而从多元治理的角度来看，乡村韧性即乡村各治理主体的韧性，即乡村各治理主体(如基层组织、村民、社会等)在面临风险冲击时的应对能力、遭受冲击后的恢复能力以及在整个风险应对与恢复过程中，各主体间的配合所呈现出来的整体效果。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设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对于突发风险事件的应对策略的相关表述中①分别涉及政府及其下属基层政权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及辖区内其他临时性自组织、人民群众三方治理主体。已有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发。何华玲和张晨(2015)在禽流感防控的研究中将风险事件的行动主体分为政府、公众与社会。如果将这一分类用于乡村，上述行动主体分别对应村两委及其下属的村党小组等村一级基层政权组织、村民及其家庭、村内各类社会组织与自组织团体。这一应对过程中，乡村始终在国家防疫政策供给与制度执行的嵌入下发挥自主性，同时也存在着乡村各主体的自组织力量对国家及上级政府治理的反嵌，这使整个村落的风险应对过程既完成了国家治理目标，遏止风险态势恶化，也实现了自身诉求，保障了村落的整体安全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何艳玲，2009)。笔者通过调研②进一步验证：立足于乡村社区内部，面对风险时，一般由前述三大村庄系统内治理主体在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以及事后恢复重建这四个阶段③采取行动。根据相关政策规定、新闻报道与实际情况，风险应对的四大阶段主要包含以下过程(见表1)。

多元治理理论指出，现代社会治理的特征主要包括：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手段的多样化(通过增强韧性达到善治是手段之一)以及治理目标的多元化。由于治理的多主体性及目标的多元化，多方主体在应对风险时会出现分歧与矛盾，因此对于不同的时空尺度与不同的主体，韧性的衡量标准就会出现差异(Knickel et al.，2018)，整个村落系统韧性水平不仅取决于各方主体的韧性，也是平衡各方利益后达成的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正和博弈的结果。据此，本文在综合前述研究的基础上，以当下村庄多元治理结构为视角，构建了受到风险事件冲击时，村庄内部各主体发挥韧性以抵抗外部风险的CISU(Committee、Individual、Society、United)模型(如图1所示)。基层组织(VillagersCommittee)由于与高位政治的互嵌程度较高，作为各项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发挥着主导作用，引导与管制村民的行为，同时动员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控制风险蔓延，稳定公众情绪；村民及其家庭这一个体单元(Individual)充分发挥自身的韧性应对疫情，尽可能地保全个人与家庭免受风险冲击，并配合响应各项引导与管理措施，积极参与村庄内志愿队伍，壮大村内抗击风险的力量；社会力量(Society)通过乡村精英的牵头和村民的自组织，协助基层组织的应急管理工作，并对村民进行资源扶持与信息引导。由于村民及政府目标与立场的不同，其韧性衡量标准不具有同一性，导致政策目标与农民战略之间可能出现分歧与矛盾(Kevin，2018)，通过三方主体的相互结合、相互博弈和相互补充，最终发挥出整体效果，即抵御风险的乡村整体韧性(Unite)。

具体地，本文将乡村韧性定义为在特殊风险之下，村庄内部村委会等村一级基层组织、村内各类社会组织与自组织团体、村民及其家庭这三大行动主体及三者的合力在危情预警、专业处置、应急动员、管制服务、社会救援、信息引导、督查指导和评估推动这几大阶段所发挥出的、用以抵御外部风险的回应、调适与恢复能力。根据风险事件的特点，本文将考察以下方面来衡量村庄系统内部韧性(见表2)。

由于自然禀赋和文化的差异，不同村庄的韧性状况不能一概而论(Kevin，2018)。本文依照《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乡村的分类要求，将对集聚提升型村庄(一般为中心村或乡镇政府所在地村落)、城郊融合型村庄(城镇边界内，可承接城市外溢功能的村落)、搬迁撤并型村庄(因生存生态条件恶劣、人口稀少或重大规划等需要搬迁或合并的村落)、特色保护型村庄(具有历史文化、自然景观等其他保护价值的村落)各主体在以上各阶段的韧性发挥情况进行全面考察，以期找出各类村庄韧性发展的限制性因素。乡村韧性水平往往在遭受特殊风险的时候才会显现，为了克服静态制度结构分析的局限性，本文采用“过程—事件”分析法，以近年发生的“黑天鹅事件”新冠疫情为例进行分析；同时，为超越个案研究的弊端，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次疫情中，由于党中央及时有效的政策回应，疫情对乡村的渗透有限，乡村韧性还未完全发挥出来；同时，由于调研数据的即时性，本文对乡村受到风险冲击后的恢复能力观测分析有限。因此，本文着重考察乡村受到风险冲击的应对能力。

(二)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通过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来获取数据。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存在客观差异，因此在案例选取上，笔者以所在课题组的合作网络为基础。同时，考虑到案例的典型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各选取数个有代表性的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搬迁撤并型、特色保护型村庄，共计21个行政村，通过对村干部、普通群众及上级镇街干部共计26人的数次深度访谈，共获得长达50小时的访谈录音，通过提炼，形成10万字的访谈纪要，具体访谈人员情况见表3。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对比研究，本研究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如何在访谈对象有限的条件下达到资料饱和。为此，本研究首先进行了前期预调研试访，明确了不同区域同类型村庄有较强的共性，并在此阶段遴选出最为典型的样本村庄；其次，在正式访谈过程中，笔者进行不定时交叉回访与相关资料查阅(如政府公文、地方报纸报道、电台采访、基层组织工作汇报)等方式进行多元证据链交叉印证；最后，笔者在正式访谈结束后又对同区域同类型村庄进行了样本外交叉回访验证，以保证此次获取的一手资料的信效度。同时，本次访谈对象除村内人员外，亦有样本村庄所属县乡相关干部，他们能从更宏观的层面对样本村疫情期间的表现做出评估，克服本村村民作为访谈对象带来的自反性问题。此外，本文选取的部分村内访谈对象同时属于不同的治理主体(如既是村干部又是村民)，受教育水平较高，参与社会治理意愿较强，对村内情况较为熟悉，保证了访谈资料具有较高的完整性与真实性。

四、风险冲击下不同村庄的韧性表现

(一)集聚提升型村庄

本次访谈样本中的集聚提升型村庄均为较大规模的村庄，至少由2-3个自然村组成，大多位于镇街所在地。在人员构成上，93%为本村人，其余为嫁入或入赘至本村的外村人。样本村详情见表4。

具体来看，此次疫情暴发初期，该类村庄的基层组织往往提前预警，响应上级政策速度也较快(大部分村庄在1月22日到1月26日之间就采取了限制村内人员外出和在外人员返村等措施)。疫情中期，该类村庄对上级政策的执行力度较强(如村内频繁进行消杀、测体温，按时上报健康监测，大喇叭宣传等)，抗疫措施较为全面(如为隔离人群提供良好的待遇与服务)，也能够投入充足的资金确保各项政策的执行(访谈纪要EJP10)④。但由于基层组织动员能力有限，加之村庄规模大，该类村庄往往面临着人手不足的问题(多个村庄存在志愿者募集困难的问题)。疫情后期，该类村庄对待疫情态度谨慎，复工复产较晚，目前已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动态监测人员流动，配备防疫事务专干)。对于村民来说，在疫情初期，以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受到的生计冲击较大(访谈纪要WJS15)。但由于时值新年又是农闲时期，外出务工农民大多返乡，并提前置办了年货，农户家中食品及日用品贮备充足。在中后期疫情稳定以后，村民情绪稳定度尚可(受访者均表示疫情期间情绪状态较好)，多数村民都能理解各项措施并遵守相关组织规定，配合防疫工作。村内年轻人与家长之间的代际冲突偶尔发生。

大的问题没有什么，大家都很配合，但因为我爸不戴口罩，天天和他吵。我们这边老年人不喜欢戴口罩。(访谈纪要MJS11)

就该类村庄的社会韧性而言，村庄疫情期间应急物资配备充足，但受限于村民及干部的卫生素养及村医等专业人员的技术水平，很多抗疫措施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同时西部地区用于防疫的软硬件往往不齐全，韧性发挥进一步受限。在社会组织的合理引导与村内友善氛围的带动下，村民及家庭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特殊风险时对基层组织和社会的抗疫工作较为支持，村内存在自发的抗疫志愿组织与众多小数额捐款捐物现象(主要的组成人员与捐款人员多为乡村精英与党员)(访谈纪要MJP14-15)。

村医去隔离户家里量体温都不戴口罩，我花大价钱买口罩给每家每户，结果好多人不戴。(访谈纪要MJS11)

人家给捐的消毒液，村里的桶桶放这些东西，都化了。(访谈纪要WJS15)

值得注意的是，多地的集聚提升型村庄由于人口密集使得抗疫任务艰巨。在人手有限的现实条件下，对隔离户采取门上贴封条禁止出入的措施。更有甚者，部分隔离户的日常供给由专人站在隔壁邻居房顶通过索道传送至隔离户家的上空进行投掷。由于村民们对病毒传播缺乏正确的认识并有从众心理，这种举措在村民们眼中就等于宣告了隔离的这户人家为“病毒户”，因此，隔离户即使在解除隔离后仍会受到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孤立与歧视。也有一些地方的疑似患者被送入医院检查无恙回村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被大家孤立的对象，心理造成了一定的创伤。整体来看，该类村庄基层组织韧性较高，村民韧性、社会韧性也较高，但执行抗疫政策缺乏灵活度。因此该类村庄的整体韧性表现尚可，并未由于此次疫情冲击造成各类次生灾害，此类村庄基本无感染病例，偶有感染者也能及时控制住疫情的蔓延，但由于村民及干部的卫生素养有限，西部地区该类村庄的相关软硬件设施配备不足，造成很多抗疫措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当官的爬到邻居房顶，把他们要的东西从房顶拿个绳子吊下去给他们。(访谈纪要MJP14)

现在他们家的人可以出来了好像，但是封条没撕干净，小孩子们就去他家门口吐唾沫，我们也不想和他们家打交道。(访谈纪要WJS15)

(二)城郊融合型村庄

此次访谈中涉及的城郊融合型村庄距市区较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相较于集聚提升型村庄更加完善，村民们的思想观念较为开放，生计选择也更加多样化。人员构成上，该类村庄除了本村人，还有不少进城打工的外地人租房于此。样本村详情见表5。

具体来看，该类村庄的基层组织初期预警和响应速度与集聚提升型村庄相当，大部分该类村庄的抗疫资金投入多于集聚提升型村庄。随着抗疫工作的推进，村干部在各项政策的执行中创新性更强、灵活性更大(如“四包一”政策、选择性封路、隔离户动态监控与公示)，也较早地使用技术性抗疫手段。这类村庄耕地较少，农户多以房屋租金和在本市就近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疫情后期该类村庄复工复产时间也普遍早于集聚提升型村庄(访谈纪要ECH02、MCS04-05)。同时，疫情期间赋闲在家的村民更多的以村党小组为主要抓手，踊跃成为道路消杀和村头站岗的志愿者，因此该类村庄基本不存在人手短缺的问题(访谈纪要MCS04-05、ECS01)。

反观农户，整体而言他们对于各类管制措施表示理解，此类村庄农户生计对外依存度较高，疫情期间生计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该类村庄村民有一定的经济积累，疫情期间情绪稳定度尚可。不过，延迟复学的儿童与家长的代际矛盾较为突出。在社会韧性方面，与集聚提升型村庄相比，该类村庄软硬件应急储备更为齐全，专业技术人员水平较高，村民也展现出了更高的配合度，在捐款捐物方面也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参与志愿活动踊跃，平均捐款数额和捐款人数居全部样本村之首。

大家心态挺好的，就是熊孩子们一直在家，我们得天天训他们。(访谈纪要WCH08、MCS06)

我们这边村上很多人都是在外面做餐饮和娱乐项目的，这次还是受到了不少影响，毕竟不让开门儿，也没办法。(访谈纪要ECP03)

这些年大家也都赚到钱了，生活条件好了，好多外面做生意的这次往村里捐了很多钱，大家看见了都捐钱，谁也不想“输”啊。平时也没事干，都争着去站岗，站岗值班的“资格”很难抢到。(访谈纪要ECP03、WCS07)

城郊融合型村庄的村民大多都有在城市工作的经历，有着较高的教育水平和见识，选拔出来的村干部也往往有更好强能力，其驻村第一书记下派前往往是市直核心机关公务员，有较强的治理能力。同时，该类村庄治理格局更为合理。该类村庄在执行抗疫政策中涌现出很多创新性举措，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在封路方面，城郊融合型村庄往往不会“一刀切”封锁所有村内路段，而是封锁部分路段，其他路段设立卡点，加强安检。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此类村庄较早开始实行健康码通行制度，并在疫情后期将群众捐款的结余部分设立专项资金，以用于抗疫基础设施的完善(访谈纪要ECP03)；中部地区的许多城郊融合型村庄为强化责任落实，提升抗疫效率，进行了“四包一”政策(即由村干部、乡镇干部、分管局机关干部、村组小组长四人负责一个隔离户，确保隔离户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随时跟进)(访谈纪要MCS06)；西部地区的不少城郊融合型村庄针对村民实际情况，进行卫生健康知识的宣讲与公示(访谈纪要WCS07)。复工复产以来，较多城郊融合型村庄邀请疾控部门开展了相关讲座。该类村庄基层组织韧性、社会韧性明显强于其他三类村庄，村民韧性也较强。由于该类村庄多元治理体系结构合理，与上级通达度较高，有着更加科学和规范化的横纵治理格局，各方主体呈现出良好的配合度，因此即使该类村庄交通通达度较高、离城较近，疫情始终可控。

(三)特色保护型村庄

本次访谈中涉及的特色保护型村庄均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旅游业或特色农产品种植加工业，因此村庄内除了原住民以外，有一定数量的投资者及客商。6个样本村庄的具体情况见表6。

相较于前两种类型的村庄，特色保护型村庄的基层组织往往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对疫情预警和上级政策的响应稍显滞后(访谈纪要WTH20)。随着疫情形势的严峻，工作压力增大，部分基层干部对防疫措施有效性持质疑态度，抗疫工作积极性低于集聚提升型村庄与城郊融合型村庄。该类村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防疫措施的电子化程度和灵活性较高，但由于外来商户对抗疫工作的配合度有限，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一般，人手不足的现象时有发生，且由于过早的复工复产，部分村庄出现疫情回流现象(访谈纪要MTP19)。

我们这边很早就开始用电子码了，进出村子，去超市买东西都要扫码的，那时候还没有省市统一的电子码，我们村一个大学生写的扫码程序。(访谈纪要ETP17)

很多措施实在没有必要啊，给我们增加了太多的工作量。(访谈纪要WTS22)

该类村庄的村民由于生计选择的特殊性与有限性，在此次疫情中受到冲击较大，情绪稳定度较低，但产业的目标市场主要为本地市场的村民，其生计受疫情影响较小。在配合度上，本村居民较为配合，外来村民不甚配合。在社会韧性方面，特色保护型村庄配套的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访谈纪要ETP17)较为完善，村医水平较高，相关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也有着相对充足的供应(访谈纪要WTS21)。较多村民捐款捐物积极性较高(访谈纪要ETP18)，但鲜有村民愿意付出时间与精力加入抗疫志愿队伍(访谈纪要WTH20)。

大家的生意都做不了，坐吃山空，急得心都烂了，到了夏天瓜熟了卖不出去，烂在地里可咋办哟(哽咽)!(访谈纪要WTP24)

我们这边还好，我们的菜和矿泉水都是卖到市区的，没有向外地供货，所以不受影响。(访谈纪要WTS22)

再生产的持续扩大化导致村民手中的流动资金很少，疫情切断了大部分特色农产品的销路，导致很多村民为未来的生计忧心忡忡。(访谈纪要WTS21)

特色保护型村庄依托地缘红利与特色产业带动，在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后，村庄商业化进程加快，基层组织的工作重心几乎都在发展经济上，村民对疫情的重视程度一般。而另外一部分以逐利为主要目的的外来投资商户，对疫情更是不甚重视，甚至会由于抗击疫情与复工复产之间存在矛盾而罔顾疫情扩散的严重性，过早复工复产，而由此带来的冲突⑤几乎发生在全部样本村中，笔者在对该类村庄的采访中数次听到“人心不古”等类似感慨。

有一些外来户来做生意，我们排查他、隔离他，通过移动通信去掌握了他的行踪。他会说我们侵犯了他的隐私权。很多工作确实比较难做。(访谈纪要WTS22)

工作做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影响到人家赚钱人家才不会配合你，人心不古啊，大家都在逐利，连死活都不管了。(访谈纪要WTH20)

相较于前两种类型的村庄，特色保护型村庄的基层组织韧性水平较低，村民韧性也不及前述两类村庄，社会韧性水平一般。尽管各个治理主体的韧性不弱，但由于各方目标的差异较难调和，各方韧性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该类村庄呈现出的整体韧性低于各方韧性之和。

(四)搬迁撤并型村庄

搬迁撤并型村庄往往地理位置偏远，人口稀少，存在不少“空心村”和“空心房”，留居者多为社会弱势群体，村内环境较差，基础设施薄弱。我们分别在中部和西部访谈了两个在搬迁撤并过程中的村庄，具体情况见表7。

就搬迁撤并型村庄的基层组织韧性来看，由于其基层组织体系“空心化”现象严重，发挥的作用很有限。在整个抗疫进程中，基层组织消息封闭，行动滞后。同时，由于村民们居住距离较远，基层组织动员难度也很大。

村干部早就搬去城里住了，哪还会管我们。我们也没听说采取什么行动之类的，好多村说封村啥的，我们没有，随便进出。(访谈纪要WBP27)

在村民韧性方面，村庄中较多民众经济条件堪忧，疫情期间物资短缺，邻里关系紧张，民众情绪稳定度较低，由于基层组织相关宣传并不到位，村民的配合度不如上述几类村庄；在社会韧性方面，防疫期间在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物资供给上，搬迁撤并型村庄物资缺口较大，样本村内不存在自组织的抗疫行为，捐款捐物更是难觅踪影。

我昨天和对门吵架了，他家上夜班，每天回来开我们家门口的灯，还偷我们家水和电，他们家为了收钱，还领了一堆信阳民工到村上住，信阳是疫区，民工回不去，就在我们这儿搬空的户里住下。(访谈纪要MBP26)

搬迁撤并型村庄不仅“空心化”十分严重，老龄化也十分严重，基层组织力量薄弱。随着“乡村振兴”的逐步推进，这类村庄终将消失。然而在目前的转型过渡阶段，村庄内的弱势群体生计状况堪忧。其基层组织韧性、村民韧性、社会韧性均处在较低水平。在整体韧性方面，这类村庄又缺乏各方主体间的配合度，整体韧性水平非常低下。

(五)四类村庄韧性水平比较

整体来看，由于治理能力的不断提高与治理体系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带来的乡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不断提升，此次访谈中受访人均表示如今乡村的韧性较此前有较大提升。从访谈的整体情况来看，就四类村庄内部而言，都呈现出“基层组织韧性>村民韧性>社会韧性”的韧性水平发挥格局。各村庄韧性水平见表8。

集聚提升型村庄的村民韧性高于其他类型村庄，城郊融合型村庄的基层组织韧性和社会韧性相较于其他村庄较高。现阶段，特色保护型村庄并未由于经济的发展带来各个维度韧性水平的显著提升，搬迁撤并型村庄各方面韧性表现均处在较低水平。在整体韧性方面，城郊融合型村庄呈现出很高的水平。各村在这次抗疫过程中的表现也并非基层组织、村民、社会三大主体发挥韧性效果的简单加总，三者之间的配合度对最终抗疫效果有一定的影响。

配合得好，就能发挥整体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好效果，我们这边村上不够团结，很多工作没起到效果。(访谈纪要WTH20)

由各村韧性发挥情况可以看出，大部分村庄呈现出“基层组织韧性>村民韧性>社会韧性”的排序，这与当下乡村治理格局、变迁趋势基本符合：党领导下的政权组织通过基层组织这一强有力的抓手，在风险来临时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同时农民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其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升。而随着“权利社会”向“社会共治”(俞可平，2014：76)的演化与转变，第三方力量开始参与到治理中来(李达、王俊程，2018)，社会韧性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成熟完善的多元治理格局尚未形成。

通过对访谈材料的总结分析，对各类村庄各维度韧性重要且明显的影响因素如图2所示。

具体地，首先，基层干部治理能力高低对基层组织韧性水平高低有重要的影响：四类村庄基层组织最大的不同是基层组织干部的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差异。城郊融合型村庄由于经济发达，村庄“空心化”现象较少，村干部竞选较为激烈，选出的往往是更年轻，文化素质较高、见多识广的乡村精英，且由于离城较近，便于接受上级督导，村干部展现出更强的响应与动员能力。特色保护型村庄的村干部也不乏“能人”的存在，但由于商业化程度较高，村干部对于抵抗风险的动力往往低于发展经济的动力，甚至在二者发生矛盾时优先选择发展经济(访谈纪要WTH20、WTS21、WTS22)。

其次，一定的系统冗余会降低系统风险，提升韧性。诚然，良好的经济基础在风险来临时可以在多方面提供更强的保障，但一味注重经济发展速度而忽视经济发展质量也隐藏着潜在风险。通过四类村庄的对比发现，并非经济发展最快、最富有的村庄村民韧性最好。村内成员是否稳定和团结、生产生活方式是否高度依赖外部环境、经济发展的增量与存量等都会对村民韧性产生影响。当然，历史上农业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频发的自然灾害也铸就了农民对政府的高期望值与强配合度，而受到敬畏生死、悲天悯人的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中国农民更是具有高度谨慎的生死观(朱清华，2013)(访谈中多位村民表示，由于此次疫情涉及生命安全，因此他们会不惜代价全力配合)，这些因素进一步增强了村民韧性。

再次，由于经济的发展，大部分村庄在捐款捐物方面都展现出了一定的积极性，特色保护型村庄在捐款数额上处于领先地位(其中不乏村中能人，企业家高于一万元以上的大额捐款)，城郊融合型村庄在捐款人数上占有优势。这两类村庄的软硬件设施方面也较为完善。城郊融合型村庄村民的配合度和自组织状况最好，集聚提升型村庄次之，经济较为发达的特色保护型村庄此方面并未达到预期水平。由此可见，社会韧性不仅与经济的发展有关，更与村庄长久以来的历史积淀、文化传统和基层组织的动员引导能力有关。

最后，就基层组织韧性、村民韧性、社会韧性三方发挥韧性的整体效果而言，城郊融合型村庄由于村民生计选择的多样性，从事各行各业的村民兼而有之，村内成员的异质性使得疫情期间大家各尽所能，政策执行效率较高，村内产业的异质性也使疫情对村内经济的打击降至最小。同时，该类村庄与城市在抗疫中的协作较为密切，得到了城市的资源扶持，抗疫行动较为灵活，因此村庄的整体韧性处于较高水平。集聚提升型村庄村民同质性较强，在抵抗自然灾害时思路较为单一，缺乏创新性、灵活性，且由于该类村庄较封闭，较少接纳来自村庄外部的援助与协作，因此整体韧性水平一般。特色保护型村庄由于有较多以逐利为目的的外来居民，因此很多抗疫措施存在实施阻滞，社会力量调动起来的资源并未完全发挥效用，其整体韧性低于各主体韧性之和。搬迁撤并型村庄在抗击疫情中缺乏明确的发起主体，因此整体韧性水平十分低下。可见村落的整体韧性究竟是“一加二小于三”的结果还是“一加二大于三”的结果，这既取决于组织的静态架构的科学性，也取决于组织动态运行的协调性。

五、结语

本文基于当下村庄治理格局提出了CISU模型，并对风险来临时四类村庄的基层组织韧性、社会韧性、村民韧性及整体韧性进行了考察，验证了CISU模型考察村庄韧性的适用性，提炼了对各维度韧性重要的影响因素。四类村庄各维度韧性横向对比如下：

基层组织韧性：城郊融合型村庄>集聚提升型村庄>特色保护型村庄>搬迁撤并型村庄；

村民韧性：集聚提升型村庄>城郊融合型村庄>特色保护型村庄>搬迁撤并型村庄；

社会韧性：城郊融合型村庄>集聚提升型村庄>特色保护型村庄>搬迁撤并型村庄；

整体韧性：城郊融合型村庄>集聚提升型村庄>特色保护型村庄>搬迁撤并型村庄。

因此，对不同类型的村庄，要找准各类型村庄提升韧性的突破点，把握提升韧性的着力点。其一，对集聚提升型村庄，需要进一步增强其基层组织韧性，提升村干部对上级政策的理解与变通执行能力，既高效完成行政指令，又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提升这类村庄的社会韧性要通过进一步健全其村内治理体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应对风险时的重要辅助作用，在保持强大的政治动员力时同步加强社会动员的力度与广度。其二，对城郊融合型村庄，应当增强村民韧性，发挥地理优势，做好村庄经济发展的“质”“量”平衡，要引导其交通红利持续释放并转变为经济红利，合理运用以土地政策为代表的多项改革政策，引导农户构建多元组合型生计策略。其三，特色保护型村庄应当激发本地经济活力，注重产业发展的自主性，做好投资扩大再生产与留存收益分配之间的平衡以提升村民韧性，要通过选拔与培育培养出一批能力强、公共服务动机强的基层组织干部，同时优化基层组织的干部结构与运行机制体制以提升基层组织韧性，同时要充分培育村庄内部文化，加强村庄凝聚力以提升社会韧性。其四，对搬迁撤并型村庄，地方政府应当及时根据发展规划与村内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与定位，可以保留改善的村庄引导合理集聚，已明确要搬迁撤并的村庄加快统筹开发，并妥善安置好留居村民的生产生活。

在后续的研究中，仍有以下空间有待于进一步扩展。其一，本文通过对大量访谈资料的提炼，对各类乡村的韧性进行了衡量与对比，但构建适用于量化分析与大范围推广的、具有强信效度的韧性指标仍有待于今后完成；其二，基于选取风险事件的特殊性，本次对于乡村韧性的分析着重于研究乡村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而对于受风险冲击后乡村的恢复与持续发展能力，有待于长期进一步的系统观测；其三，本文对于乡村韧性的考察以村落系统内部各主体韧性为落脚点，而系统外部与系统内部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影响乡村韧性水平亦值得进一步研究。

总之，韧性水平的提升绝非一朝一夕。一方面，应当加强韧性乡村建设中的硬件设备的配备，借鉴智慧城市建设对信息技术与现代科技的运用，倡导常态化储备应急物资，加强基层卫生防疫体系建设，提高村庄风险防范的“硬实力”；另一方面，应从法律层面明确乡村各方减灾主体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建立应急联动机制，提高群众的卫生健康素养与防灾减灾意识，加强村民群众的凝聚力，使乡村韧性治理架构更为科学，强化乡村应对风险的“软实力”。

参考文献：

陈军亚(2019)．韧性小农：历史延续与现代转换——-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制．中国社会科学，12：82-99 201.

陈玉梅(2018)．协同治理下应急管理协作中的信息共享之关键影响因素分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0(12)：35-49.

何华玲、张晨(2015)．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国家治理：问题与启示——-以2013年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为例．长白学刊，1：78-83.

何继新、荆小莹(2018)．韧性治理：从公共物品脆弱性风险纾解到治理模式的创新．经济与管理评论，34(1)：68-81.

何艳玲(2009)．“嵌入式自治”：国家-地方互嵌关系下的地方治理．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2(4)：495-501.

胡卫卫、于水(2019)．策略行动、草根失语与乡村柔性治理．甘肃行政学院学报，1：86-93 127.

李长远、张会萍(2018)．包容性发展视角下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非均衡性及调适．现代经济探讨，11：121-126.

李达、王俊程(2018)．中国乡村治理变迁格局与未来走向：1978-2017．重庆社会科学，2：5-14.

孙强强、李华胤(2021)．乡村弹性化治理：一个概念性框架及其三重维度——-基于“国家-社会”关系历史演进的考量．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1(1)：42-51.

唐皇凤、王豪(2019)．可控的韧性治理：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模式选择．探索与争鸣，12：53-62 158.

唐任伍、郭文娟(2018)．乡村振兴演进韧性及其内在治理逻辑．改革，8：64-72.

王成、任梅菁、胡秋云、李琴(2021)．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韧性的科学认知及其研究域．地理科学进展，40(1)：85-94.

许中波、王辉(2020)．柔性嵌入与协作治理——-新型农村社区促进会的个案解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5)：25-36.

颜文涛、卢江林(2017)．乡村社区复兴的两种模式：韧性视角下的启示与思考．国际城市规划，32(4)：22-28.

俞可平(2014)．论国家治理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岳俞余，高璟(2019)．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的乡村聚落韧性评价——-以河南省汤阴县为例．小城镇建设，37(1)：5-14.

赵祥云(2019)．嵌入性视角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适应性调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93-100.

周昌发、张成松(2014)．农村民间金融柔性治理机制分析．商业研究，9：41-46.

周利敏、原伟麒(2017)．迈向韧性城市的灾害治理——-基于多案例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5：22-23.

朱清华(2013)．孔子与耶稣生死本体论之比较．道德与文明，2：152-155.

庄友刚(2005)．风险社会理论研究述评．哲学动态，9：57-62.

踪程、何继新、陈立文(2019)．公共物品风险“脆弱性-韧性”共进治理新格局与建构策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3)：83-92 108.

Alexander，D.E.(2013).Resilience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An Etymological Journey.Natural Hazards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11：2707-2716．

Chandler，D.(2014).Resilience：The Governance of Complexity，London：Routledge．

Cote，M.&Nightingale，J.(2012).Resilience Thinking Meets Social Theory：Situating Social Change in Socioecological Systems(SES)Research.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36(4)：475-489．

David，E.，Claire，D.，Gemma，W.，Hai，N.，Elizabeth，T.，Marsaili，M.&Chris，M.(2016).Cultural Resilience：The Production of Rural Community Heritage，Digital Archives and the Role of Volunteers.Journal of Rural Studies，54：459-468．

Eisenman，D.P.，Glik，D.，Gonzalez，L.，Maranon，R.，Zhou，Q.，Tseng，C.H.&Asch，S.M.(2009).Improving Latino Disaster Preparedness Using Social Networks.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37(6)：512-517．

Jones，S.，Aryal，K.&Collins，A.(2013).Local-level Governance of Risk and Resilience in Nepal.Disasters，37(3)：442-467．

Kevin，J.，Matthew，Y.&Francisco，B.(2018).Geographic Differences in Recovery after the Great Recession.Journal of Rural Studies，59：111-117．

Knickel，K.，Redman，M.，Darnhofer，I.，Ashkenazy，A.&Rogge，E.(2018).Between Aspirations and Reality：Making Farming，Food Systems and Rural Areas More Resilient，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Journal of Rural Studies，59：197-210．

Marleen，A.H.，Martijn，V.H.，Wim，J.M.&Paul，F.M.(2012).A Resilience-based Policy Evaluation Framework：Application to European R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Ecological Economics，81：165-175．

Mchenry，J.A.(2011).Rural Empowerment Through the Arts：The Role of the Arts in Civic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Midwest Region of Western Australia.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7(3)：245-253．

Parthasarathy，D.(2015).Informality Resilience and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Disaster Governance.Pacific Affairs，3：551-575．

Phil，M.，Jim，W.，Neil，A.，Scott，B.，Lisa，B.，John，M.，Bill，P.&Tony，S.(2012).Rural Community and Rural Resilience：What Is Important to Farmers in Keeping Their Country Towns Alive？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8(1)：20-29．

Roberts，E.，Anderson，B.，Skerratt，S.&Farrington，J.(2016).A Review of the Rural-digital Policy Agenda from a Community Resilience Perspective.Journal of Rural Studies，54：372-385．

Roberts，E.，Beel，D.，Philip，L.&Townsend，L.(2017).Rural Resilience in a Digital Society：Editorial.Journal of Rural Studies，355-359．

Sugimoto，M.，Iemura，H.&Shaw，R.(2010).Tsunami Height Poles and Disaster Awareness：Memory，Education and Awareness of Disaster on the Reconstruction for Resilient City in Banda Aceh，Indonesia.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5：527-540．

Walker，B.，Holling，C.S.，Carpenter，S.R.&Kinzig，A.(2004).Resilience，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Ecology and Society，9(2)：5.

注释：

①具体表述分别为以下条款：(1)国家建立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增强全民的公共安全和防范风险的意识，提高全社会的避险救助能力。(2)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应当按照当地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进行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开展自救和互救，协助维护社会秩序。(3)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调解处理可能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矛盾纠纷。

②此次调研为电话访谈，访谈对象为中部Y县人民武装部与西部C区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③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④编码规则：地域代码、村庄类型代码、人员身份代码加上访谈序号。

⑤这些冲突既包括村民(本地户与外来户、移民户)间的冲突，也包括村“两委”与村民之间的冲突，各方主体间冲突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