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性生存：多重逻辑下农村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基于农村老年协会个案

作者：王　辉  责任编辑：赵子星  信息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  发布时间：2021-09-06  浏览次数： 3168次

【摘　要】发展农村老年协会是生产老年福利，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举措。以浙江H村老年协会为个案，展现其从由政府约束到村庄建构的制度逻辑转化过程，构建出“制度逻辑集—组织特质”这一老年协会行动策略的解释框架。为了获取合法性和生存资源以走出逆境，老年协会的行动策略展现出韧性生存特征：退让性——默守社会稳定的限制型制度逻辑要求，保留生存空间；适应性——迎合村庄当家人的赋能型制度逻辑，只帮忙不添乱；策略性——操作乡土团结互助逻辑，吸纳社会支持。个案分析能从学理层面认识农村社会组织的韧性生存策略，理解多重逻辑之间的互动是如何经由组织特质来推动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选择。

【关键词】韧性生存；农村老年协会；制度逻辑集；组织特质；行动策略

在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巨潮下，社会养老的难点和痛点都在农村，而发展农村老年协会成为促进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的重要载体。这可从《老龄事业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城乡老年协会的覆盖率将达到90%以上的预期目标中得到证明。究其功能而言，老年协会是老年福利生产和社区建设的维护者^[1]；农村老年协会是村庄民主治理的重要推动者^[2]，能够衍生出公共领域和民主治理功能^[3]；老年协会是社会行动的参与者（邓燕华^[4]，YaoLu&RanTao^[5]）等从制度和资源相结合的视角研究了老年协会产生环保行动的缘由和策略。总之，既有研究为我们理解其制度和行动奠定了基础，可视为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研究其福利生产和社会自主性功能。

然而，既有研究也存在一些缺失。首先，现实场景转换提出了新的研究要求。既有研究是对老年协会在常态环境下的行动注释，忽视了老年协会受到政府削权这一新的制度环境变化，也就未能解释其为摆脱困境而采取哪些行动策略。其次，既有研究一般是片段式或某个时间点上的研究，没有从历时性角度剖析不同制度环境下老年协会的行动策略。最后，既有研究没有关注到：由于老年协会在21世纪初的邻避运动中所发挥的急先锋作用和村庄治理中的负面影响而导致基层政府不得不对其予以规范整顿。概言之，虽然政府未明确取缔老年协会，但是控制举措无疑限制了老年协会的社会动员能力，同时也降低了它的福利生产功能，让其生存发展面临着组织合法性不足和资金来源短缺的困扰。然而，在此制度约束下，老年协会是否会就此而消沉或终止活动？换言之，老年协会是被动地坐以待毙还是主动地有所作为？如果有所作为，那么它会采取哪些行动来换取其他主体支持来获取生存资源？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从两方面收集数据资料：其一，梳理了与老年协会相关的研究文献，检阅了国家和省级层面关于农村老年协会的章程和政策，以及义乌市老龄办提供多份有关老年协会的资料。其内容涵盖了老年协会的数量和分布、拨款补助、业务培训、选举换届、理事会名单、活动开展、年度总计、以及老龄委关于老年协会参与村庄治理的调研报告等。其二，于2015年11月到浙江省义乌市H村展开实地调查，以及2020年6月通过电话访谈，对村干部、老年协会理事会、老人进行多重调查，了解该村老年协会的运作过程、功能发挥，以及各种互动关系。

一、文献述评与分析基础

（一）文献述评：社会组织的行动研究

鉴于缺少农村老年协会处于政府限制下行动策略的直接研究，可以借鉴或拓展至社会组织/草根组织的行动等相关领域研究，而当前社会组织的研究重心由制度和结构研究逐渐转向行动策略研究^[6]。在面临合法性和资源约束时，NGO领导人的个人社会网络和资源动员能力具有重要性^[7]，其策略是不越红线、与政府保持一致^[8]，以及积极寻求制度外的道义资源，且将行动扩展到公益福利领域以获取社会合法性^[9]。与此同时，张紧跟^[10]将草根NGO的行动策略概括为非正式政治：掺沙子（寻找代言人）、拜老师（官不打送礼的）和接订单（以行为合理性谋求身份合法性）。何艳玲^[11]等指出资源依赖程度和信任是影响草根组织行动策略的主要变量，并据此表现为避免合作、拒绝合作和默许合作等策略。此外，寄居在体制内的社会组织会相应地遵从遵循和操纵策略，表现为寄居蟹的艺术^[12]，官办性质的社会组织会相机采用耦合（合作）和脱耦（不合作）的策略^[13]，环保组织采取回避、用足和权变等策略来满足不同政治空间要求^[14]，甚至通过嵌入与转换的策略来改变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偏差^[15]。总之，社会/草根组织行动具有强相似性，可以视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策略：在政府权力独大而自身力量弱小时，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迎合政府需要，软化正式制度约束，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服务，进而链接资源和赢得生存空间。

总的来说，有关农村老年协会性质和行动的研究正在蓬勃发展，而针对社会/草根组织为获取生存资源的研究也不断深化。然而既有研究存在如下不足。

其一，在解释变量上，既有研究如张紧跟从制度环境与组织/行业特征解释社会组织行动的原因，但是不够深入，未能更有力地解释——社会组织在政府限制的背景下如何走出困境和韧性生存的。此外，既有研究要么是强调草根组织策略性行动背后的国家中心主义体制、法律合法性缺少等宏观制度变量，要么是强调较为微观的个人网络（如杨国斌、叶托），组织资源依赖与信任关系（如何艳玲）是其行动的主要成因，缺少将宏观与微观相互联结的中观解释机制来揭示草根组织场域中多重制度逻辑的互动组合经由组织特质来推动其行动策略选择。

其二，在研究时空维度上，既有研究没有从纵向历时性角度分析从政府支持转向政府约束条件下的草根组织动态生存困境，而是从某一时间点将草根组织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根源归于常态的制度约束和合法性缺少。虽然同为制度约束，但是前置条件不同，其分析的视角和着力点也会有所不同。本研究所着力构建的韧性生存策略具有在逆境中不断适应制度逻辑要求，从而逐渐修复到临近政府限制之前福利生产功能的意蕴，这与“非正式政治”或“寄居蟹的艺术”等所展示的适应静态制度环境要求不同。

综上所述，有必要在理论和经验相互穿梭基础上建构新的解释框架以分析老年协会在政府削权背景下的韧性生存动因和策略。由于农村老年协会是服务于老人福利和娱乐的社团组织，故此在其运行过程中不仅受到当地政府的影响，还与村两委和乡土社会有着紧密的关系。而受到多主体形塑的场域存在多重制度逻辑，故此以多重制度逻辑为理论视角，以廓清其在多重制度约束和引导下为争取生存资源而展开的行动策略。研究路径是在文献述评和把握个案材料的基础上，构建出次级制度逻辑集—组织特质的分析框架对其行动策略予以解释。究其研究意义，老年协会既可能因其社会抗争功能而影响基层社会稳定，又可能因其老年福利功能而构成乡村治理和社会服务供给的重要力量，而这两种角色或功能要求老年协会的行动策略具有韧性。

（二）分析基础：多重制度逻辑理论

制度逻辑是扎根于制度和社会背景之中的，它们表现为共享的文化符号、物质实践，以及组织与行动的准则，它为组织场域中的成员提供合适的行为标准、认知框架、激励性用语和身份意识16。周雪光认为制度逻辑指某一领域中稳定存在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行动机制。它们诱发和塑造了这一领域中相应的行为方式。因为社会实践涉及多方主体，因此主体间互动受制于多重制度逻辑影响。17换言之，制度逻辑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组织运行场域中的制度环境和组织特质，前者是外在于组织而对能够约束或激励组织行为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后者指组织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关系网络。

制度逻辑的理论假设包括嵌入式能动性，多层制度互动和历史权变性等要素^[18]。BesharovandSmith^[19]依据制度逻辑之间的兼容性和集中度两个维度对多重制度逻辑关系划分成竞争式（广泛冲突）、疏远式（中等冲突）、联盟式（小型冲突）、主导式（没有冲突）。PacheandSantos^[20]构建了制度逻辑之间冲突的本质（目标冲突还是手段冲突）通过组织内部的代表机制（是否有支持某种制度的次级群体）来影响组织行动策略的分析框架。Greenwood^[21]等认为，组织场域的结构（制度逻辑之间的碎片化、集中化程度）影响了制度逻辑的复杂性，通过组织特质（在场域中的位置、治理结构、所有制和身份）来影响组织行动策略。这些理论观点为我们理解多重制度逻辑的关系或场域结构和组织内部特质，以及二者相互作用来形塑组织行动策略奠定了基础。结合农村老年协会场域中的多重制度逻辑，遵从以下理论视角来分析老年协会的行动策略。

1.老年协会运行中存在多重制度逻辑，且它们各自发挥作用。

就老年协会的制度场域而言，其受到地方政府、基层政府、村两委和村庄社会这四个主体，七重制度要求的引导与约束。各种制度逻辑都有自己独特的要求，并从价值观念、物质利益、关系网络等方面去对嵌入其中的老年协会发挥作用。依据兼容性和集中性，多重逻辑互动形成了逻辑集，且在特定场景下某些逻辑处于主导地位。

2.老年协会的多重制度逻辑集具有权变性。

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多重制度逻辑之间会发生调整，发挥主导作用的制度逻辑会发生起伏，即各种制度逻辑的重要性对于老年协会而言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文章将从老年协会受政府约束到参与村庄治理和进行社会建构的历史转变过程来阐明次级制度逻辑集的历史权变性。另一方面，制度逻辑要求呈现出一定的弹性空间，只要老年协会的行动后果不超过制度逻辑预设的底线，就是在其容纳的范围之内。

3.老年协会特质影响到其感知制度逻辑的复杂程度。

其一，老年协会的场域位置影响到其他主体对其支持和限制性程度。其二，老年协会的组织结构尤其是老年精英构成影响其所能动员的潜在社会资本。其三，老年协会的收入来源影响到其资源依赖关系和对生存空间的判断，以及为拓展空间而采用的行动选择。

4.制度逻辑集经由组织特质推动了老年协会的韧性生存策略。

制度逻辑一方面会约束和规范老年协会行为，另一方面嵌入到制度中的老年协会具有部分嵌入式自主性。在其感受到多重制度逻辑的复杂程度之后，会对其生存空间做出预判。为了获取合法性和生存资源，老年协会可能采取相应的行动对各种制度逻辑进行规避、默守和操作。

二、农村老年协会的制度逻辑集及组织特质

（一）农村老年协会的制度逻辑集

在复杂的政府体系中，基于职能、利益和官员偏好的不同，不同层级政府或不同政府职能部门对待社会组织的立场和态度不同，构成分化型政社关系^[22]或非协同治理体系^[23]。在农村老年协会运行场域中，省级政府、基层政府、村组织和乡土社会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它们呈现出相应的制度逻辑，且对老年协会产生了相应需求。

然而，多重逻辑共存甚至互动冲突是组织运行场域的常态。兼容性（compatibility）和集中性（centrality）是描述和衡量多重逻辑互动和组合的两个维度^[24]。前者是指多重逻辑之间的协调性、贯通性和相互支持程度，后者是指在组织运行场域中每种逻辑能否被平等有效对待的程度，如果某种逻辑被组织置于首位，则说明其集中性或中心性高。据此，勾勒出H村老年协会场域中多重逻辑的互动、组合关系，进而型构出三类逻辑集。

1.政府主导的削权型逻辑集。

“降低和严控政治风险仍然是我国政府对于社会组织发展的基本态度”^[25]，在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之间，前者居于优先位置。故此，省级政府的社会稳定逻辑主导了其他逻辑。然而，它还有赖于各级政府和基层群众组织的层层执行和多方协力方可实现其要求。

首先，经由科层制压力传导和绩效考核来督促和调动基层政府的积极性。在稳定压倒一切和重大群体性事件一票否决制的考核约束下，基层政府会严格执行上级政策要求来对老年协会进行削权，以确保在管辖范围内老年协会不会出现社会挑战性的群体性事件。其表现是限制老年协会的资源筹集能力和社会抗争行动，以确保不发生引起中央和社会各界关注的大事。

其次，基层政府将社会稳定的要求继续下传给村组织，而村组织如果定位为国家政权代理人（基层党组织），就意味着它是准行政组织和政策执行者，体现着传声筒逻辑。在此压力传导之下，村组织也会加强对老年协会的领导，严控其参与社会抗争和卷入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其直接表现是村书记虽然肯定老年协会在村庄中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强调老年协会需要在村委的领导下合法开展活动（HYH20200616）。村庄社会和村民由于在国家暴力机器的震慑和村组织的领导之下，也不再轻易鼓动老年协会的挑头和参与。

概而言之，省级政府的社会稳定逻辑经由基层政府不出事逻辑下传到村组织传声筒逻辑，最后之于村庄社会，构成了削权型逻辑集。由于自上而下的权力链条，它们之间不仅具有兼容性和贯通性，还形成了高度的集中性，且共同以削权和加强领导的形式体现出来。由于社会稳定逻辑的优先性，削权型逻辑集是最重要的一个多重逻辑集。

2.村组织主导的赋权型逻辑集。

如果村组织定位为村庄利益当家人，意味着村干部以村庄实际和村民利益为决策的依归并呈现村庄利益当家人逻辑，面对不利于本村的政策要求时会进行过滤，以保护村民利益。如同前文所言，H村是属于宗族团结型村庄，其血缘纽带和社会网络加强了村干部对于老年协会支持的可能性。但是在社会稳定逻辑主导下，老年协会的削权型逻辑处于优先位置。故此，村组织不能毫无缘由地庇护和支持老年协会，而是在与其他逻辑互动下产生。

其一，受到乡村社会的互助逻辑助力和约束。血缘关系、孝道、情感、面子等非正式制度成为村组织增加对老年协会资金支持或者是政策性保护的重要因素。H村的一个支委说：“我们当然希望老人能够享受更好的晚年生活，政府不支持，我们也要支持，毕竟存在血缘联系啊。再说，我爸爸还是老年协会的一个负责人呢，总不能让他们没有一个玩耍的地方吧。如果他们生活得不好，我们也很难受是吧？”（HUG20151107）这也与LilyL.Tasi26所支持的“如果村干部内嵌于宗族，成为连带团体的一员，那么基于非正式责任，他们会更有动力去提供道路、教育等公共产品”的论断相一致。

其二，借用与整合省级政府的社会发展逻辑。浙江省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中都明确了加强基层老年协会建设，并规定了发展目标和政策举措。而一旦老年协会被削权，其所承载的各种社会福利生产功能则难以为继。村组织正是认识到只有给予合法性庇护和资源支持，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所设定的各项功能才能得以实现。H村书记说：“我们基层组织不支持老年协会，谁来支持老年协会？再说老年协会是受到法律保护和政府支持的（HYH20151030）。”如果说村组织基于村庄团结互助而支持老年协会是处于灰色地带的，而对省级政府的社会发展逻辑进行借用与整合则是合法性的，也显得光明正大。

3.村庄社会主导的赋权型逻辑集。

第一，发挥村庄社会团结互助逻辑作用。

当个人认识到他属于某一群体时，他会与群体中其他成员合作，遵守组织的规则和指令，且在与其他群体竞争时会试图保护群体成员利益。按照村庄性质分类标准，义乌地区属于聚族而居、血缘与地缘重合、宗族要素齐全的团结型村庄。如果把宗族网络视为一种文化符号，村民透过它能够思考和感知交往的意义。村民对宗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强，在族内能够形成合力和集体行动。此外，宗族社会力量的强大为产生老年协会，让老年人在传统节日和祭祀活动中发挥作用创造了土壤。团结型村庄中人们对传统规则和地方性知识的尊重，会直接或间接映射到老年协会之上，进而在老年协会受到合法性剥夺和资源限制时会对其予以支持。

第二，与基层政府模糊性治理逻辑共生。

基层政府虽然在省级政府社会稳定逻辑和不出事逻辑作用下不得不采取削权措施来限制老年协会的社会抗争功能，但是在社会发展逻辑的作用下基层政府难以做到取缔老年协会，而只能从大的方向或在某个时间段来控制其社会挑战功能而保留其社会福利生产功能。此外，只要不引起大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在制度的许可范围内。正如“只要不出事，农民怎么搞都可以”^[27]。换言之，政府官员更多关注影响政府绩效和引起政治问责的重大社会问题，而不会去关注与社会稳定不紧密的日常生活问题。村庄社会正是认识到基层政府对老年协会留有余地的做法之后，进而从此裂隙中认识到对于老年协会的支持不仅是道义使然，还具有正当合法性。基层政府的模糊性治理逻辑和村庄社会团结互助逻辑共生，且相互兼容，构成了对老年协会的赋权型逻辑集。

（二）农村老年协会的组织特质

制度是组织的行动规则，而组织作为人们理性设计出来用以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或减少交易成本的结构安排也会对制度发挥调节作用。多重制度逻辑的组合能对老年协会施加影响，然而老年协会组织特质如组织结构、场域位置和收入来源等也过滤了制度逻辑要求，调整了制度逻辑对其影响程度，以及可能的行动策略。

1.组织结构——老年精英组成的理事会（见表1）。

组织结构直接关系到哪些人参与日常事务管理，及其分工协作，权力运行体系等。尤其是组织的决策者不仅有权把外在的制度逻辑要求输入到组织内部，对其进行解释并赋予意义，他们的社会网络还有可能影响到组织面对制度要求的回应策略。H村老年协会由年满60岁以上的200余老人构成，全体成员大会是其最终决策机构，理事会是其日常管理机构，且两者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在重阳节和春节时召开全体会员大会，而日常管理如老年活动中心的棋牌室管理，每天早晨的柔力球活动，召集老年人参与村庄治理等事项则由理事会负责。其理事会成员一般在退休之前一般是经济能人、政治能人和文化能人^[28]。

表1 2015年H村老年组织理事会成员构成

老年精英作为村庄第三种力量或新乡贤，能够引资聚财、反哺乡梓、整合人力物力、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29]。此外，老年精英作为社会能人，具有社会资本的优势，再加上部分老年精英的子女是政治能人和经济能人。这三种优势的结合，能够更好地主导村庄的发展和福利资源的建构^[30]。

2.场域位置——村庄中重要的次级组织。

在H村中，一方面，老年协会在满足老年人福利生产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如提供棋牌、放映录像、练习太极操、趣味运动会等娱乐健身福利，在重阳节和端午节发放礼品或现金的节日福利，对孤苦和困难老人进行照顾的生活照料福利，在老人患病或去世时的抚恤性福利，以及利用老年大学开展养生保健知识的学习型福利。老人通过享用这些福利来休闲娱乐、排解寂寞并获得情感慰藉。如此，老年协会经过多年实践逐渐成为村庄中一个人数多、颇受欢迎和具有影响力的次级组织。另一方面，如同表1所示，HGZ和HGX既是老年协会理事会成员，又是宗祠理事会成员或宗族长老。传统文化和现代组织相交叠，双重身份交叉任职增加了其对其他主体的支配权力，包括对村两委的间接影响。这也符合“老年协会具有长老组织和宗族组织的色彩，村两委作出决策之前会征求老年协会意见，而老年协会成为村庄中仅次于村两委的实际权力支配者”^[31]情形。总之，老年协会的次级中心位置让其在遭受较强的限制型制度逻辑冲击之时，又受到赋能型制度逻辑的庇护和支持。

3.收入来源——政府转移支持较多。

收入来源是老年协会开展社会福利生产的基础，一般而言，两者呈正向关系。在2011年H村老年协会的收入来源构成中，政府每年有2万元的达标奖，其余包括每月大约2000元的工具费，以及零星的社会捐赠，每年计约5万元的收入。而开支则包括重阳节给每个老人的慰问金、理事成员值班工资、工具维修费、村中老人生病去世时的抚恤性支出，以及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的费用等。每年开支也大约四五万元，收支总体平衡。然而，政府取消每年2万元的达标奖，则让其失去了2/5的收入来源。这促使老年协会不得不寻找其他的收入渠道，否则其正常的社会福利生产难以为继。

综上，根据协调性和集中性两个维度，可以将老年协会场域中的制度逻辑互动组合分为以地方政府社会稳定为主导的限权型逻辑，以村组织村庄当家人逻辑为主导的赋权型制度逻辑集，以村庄社会为主导的赋权型制度逻辑集。三重制度逻辑集又共同作用于老年协会的特质（老年精英组成的理事会结构，村庄次级中心组织位置，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并经过组织内部的感受、过滤和转化之后才作出相应的行动策略。而老年协会的行动又会屈服、妥协、躲避或操作三重制度逻辑集和组织特质（如图1所示）。

图1 农村老年协会行动策略的影响机制

三、韧性生存：多重制度逻辑的作用结果

在政治合法性不足和生存空间逼仄的情况下，H村老年协会却能够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走出困境，并维续老年福利生产功能。本文将“合法性和资源受到约束——采取行动策略走出困境——修复福利生产功能”抽象为农村老年协会的韧性生存。而这受到相关韧性研究的启发，威权的韧性^[32]意指依靠强制权力和传统共同体的政权在应对国内外挑战过程中能够采取各种策略来适应环境的需求，它是一个政权的适应性、持续性和生命力的体现。政府韧性是政策执行中采取机会的、非正式的、灵活的方式予以变通应对^[33]。组织韧性的方式包括整合、否认和主张^[34]。总之，处于逆境中的个体和组织都可能展现韧性特征。其不仅强调应对策略和快速复原的能力，还意味着在适应环境过程中能够寻找新的机会，平衡与调动各种资源，从而更好地摆脱困境和做到有备无患^[35]。由于老年协会为争取合法性和生存资源而采取的行动策略符合组织韧性的特征，故此将其概括为韧性生存，体现出退让性、适应性、操作性（如图2所示）。

图2 老年协会的韧性生存策略表现

组织行为同个体行为相似，都是被其场域中的多重制度逻辑所指引和限定。换言之，行为策略的变动方向和调整幅度也遵循着相应的制度逻辑。^[36]老年协会的制度化过程亦即是其韧性生存过程，即在其合法性和生存资源受到限制时不断适应制度逻辑要求，并动员其组织特质来争取合法性和生存资源。

（一）退让性：默守社会稳定制度逻辑要求，保留生存空间

1.退出社会抗争。

在基层政府严控下，老年协会的首善之策是被动的，即默守社会稳定逻辑，退出直接抗争，减少参与环保和其他维权事件，进而避开政府维稳锋芒。这从老年协会会长的说辞中可以窥探一二。

“政府不再支持我们，主要是因为过去一些老年协会喜欢与政府作对。可是我们还希望生存下去，此时也就不能再添乱了，否则可能真的就要取消我们了。（20151104HYF）

老年协会会长添乱的说法与抗争的意义相同，即采取集会、游行、围堵甚至是冲突的方式来与政府形成对抗。然而，老年协会作为理性行动主体，选择退出直接抗争，来赢得政府的认同和信任。

2.配合政府摘牌和账户关停要求。

将H村老年协会变更为CX街道老年协会H村分会以及老年服务中心，其目的是加强CX街道和村组织对老年协会的双重领导，关停老年协会账户也是限制以老年协会之名来动员社会捐赠。面对这些限制性措施，H村老年协会勉强在态度和程序上予以配合，以此获得合法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一个组织在正式结构中融合了社会承认的理性要素，就会提高自身的合法性，增加资源和生存能力。”^[37]换言之，组织的成功取决于对外部制度规则的趋同。组织如果不融合和不采用社会评价标准对自己身份进行包装和粉饰，就会受到限制型制度逻辑进一步制约，导致其生存空间更为狭窄。自2011年以来，虽然没有具体数据来说明浙江义乌的老年人抗争数量呈下降趋势，但是从政府官员、村干部和老年协会会长的访谈中仍然可知近几年抗争数量下降的事实。

社会抗争或政策动员是社会组织的主要功能之一，无论是基于社会怨恨还是基于资源动员都有可能产生社会抗争。然而，在限制型制度逻辑要求下，老年协会唯有退出社会抗争，并配合政府的限制性要求，方可赢得政府的部分信任进而保留生存空间。这也与“草根NGO为了生存需要优先满足政治合格，并压抑自己的民主诉求和政策倡导功能”^[38]相似。

（二）适应性：迎合村庄利益当家人制度逻辑，只帮忙、不添乱

在社会稳定的限权型逻辑支配下，政府对老年协会的支持不断减少。为了获取合法性和生存资源，老年协会逐渐依赖村组织，寻求与其合作。

1.积极参与村庄治理来获取支持。

中国社会组织虽然总体上表现为G-NGO和依附式自主特征^[39]，但是也有其嵌入式能动性。老年协会通过在村庄中扮演环境卫生的清洁者、家庭纠纷的调节者、道路建设的监督者、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村组织工作的建议者和传递者来参与多方面的村庄治理，成为村组织的重要依靠者或合作伙伴，进而获得村组织的信任和支持。

“2009年市，村内准备举办第一届黄酒节，为此村干部召开了村委扩大会议，让我们几个老年协会的也参加了，我就提出为了促进每家每户都酿酒参与展览，最好的办法是设置奖项，后面村干部果真就设计了奖项。”（HZG20151030）

“今年8月份，村委召开扩大会议，说是中央领导要到村内来视察，为了将卫生打扫得更干净，我们也参与了讨论”。（HYF20151102）

村干部会就即将发生的重大事项通过村委扩大会议的方式让他们参与讨论，商议工作安排。达成共识后的工作方案更具可行性，执行起来更为顺畅。

2.吸纳村庄精英亲属加入老年协会理事会。

由于政府的限制和村组织的严格领导，部分热衷闹事的理事会成员被迫退出了老年协会理事会。在此情况下，村书记的父亲HGX被动员进入老年协会。对此，老年协会会长HYF说：HGX是书记的爸爸，他加进来做老年协会的总务有两个原因。一来HZG有奉献精神，办事公道。二来书记不会对他爸爸参与的事情不管。（HYF20151102）这说明老年协会认定了村组织会对他们加以支持，而有了村书记父亲的加入则会得到更多的支持。通过亲情关系连带村组织的支持，是其理性思考后的行动策略。结果是既补充了老年精英构成，又提高了老年协会的行动力。

资源是组织生存的基础，而组织资源的获取需要与外界环境交换。如此便产生了组织的资源依赖，而关键资源的稀缺程度决定了组织对外界的资源依赖程度。总之，村组织需要老年协会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作用，而老年协会又需要村组织的庇护与支持，二者之间构成了资源依赖关系。然而，老年协会对村组织的依赖程度更高，这也造就了老年协会“只帮忙不添乱”的行动风格。

（三）操作性：操作乡土团结互助逻辑，争取社会支持

1.运用孝道和人情来撬动村内社会福利支持。

宗族型村庄中人们由于共享传统的生活习俗和祭祀活动，构成了一个联系较为紧密的熟人或半熟人社会。由于村内舆论的作用，子女的孝道、人情交往和面子等在此中受到重视并得到传播。一个人对父母孝顺和对其他老人进行捐赠支持虽然让其支付相应的成本，但是会从长远方面奠定他的好名声，有利于他的关系维护和生意拓展。老年协会对此深谙其道，并在村组织的支持下通过功德银行的形式公之于众。即将村上凡是做了好人好事，对大家有帮助的人都被记录在功德薄上，并在村祠堂内予以告示。以此来激励子女的孝道，村民之间互帮互助和村内民众对老人的支持。这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根据老年协会账本，自2012年至2015年，村人老人接受的社会支持包括毛毯、电水壶等，而老年协会接受的支持包括麻将机、空调，以及多笔现金。

其中一个捐赠者的父亲HYF这样说：“HL虽然平时不在村上，但是住的离家近，也经常回家，毕竟还是我们村的人，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捐点东西也是为老年人做好事。”（20151003HYF）这种捐赠所体现出来的意涵不可忽视，它体现了在孝道和情面原则驱使下，是将自己的劳动经营所得回馈给村内人士的一种道义资源。而老年协会的村庄次级中心位置以及成功的运用技巧是使此类道义资源转化成福利支持的前因。

2.动员老年精英网络链接社会福利支持。

组织结构是制度逻辑的过滤器，其直接关乎到组织所能动用的社会资源。H村老年协会由老年精英来主导，他们不仅能够发挥他们的知识、能力和见识来治理老年协会，还能够动员其关系网络来增加老年福利支持。如HZG获悉市民大学要在全市开展市民烹饪活动的消息，便利用个人关系（CX社区教育指导处主任是HZG之前的同事）邀请市民大学的厨师到村上指导老年人烹饪和提高厨艺。

“现在人都不愁吃，但是怎样让菜更好吃，吃得更有营养就需要烹饪技术了。通过这种活动，能够让老人提高烧菜水平。”（HGZ20151106）

同理，担任会长的HYF能够通过自身威望来调动其三个儿子对老年协会进行捐赠，HHC也能够凭借同事关系影响政府部门对于老年协会的支持。此外，基于老年协会的次级中心位置和老年精英的关系网络，一些慈善公益活动得以延伸至H村开展，如前文提到的传授美容美发知识、出资赞助裹粽比赛、免费体检等。

然而，无论是老年协会会费收入，还是村组织的转移资金支持，抑或是社会福利捐赠，都不能再存入到H村老年协会的银行账户上。对此，老年协会的变通策略是将各种收入存入到出纳HZG的个人账户上，其个人的威望和信誉足以打消各方面怀疑。

四、结论与建议

从组织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交叉视角揭示了多重制度逻辑下农村老年协会的行动策略——韧性生存，其意指老年协会在受到政府限制所导致的合法性受到限制和生存空间不断狭窄的情况下，却得益于他制度逻辑的支持和引导进而采取多种策略走出困境，并不断获得社会合法性和生存资源的过程。具体而言，老年协会的韧性生存策略包含三个方面：默守社会稳定的限制型制度逻辑要求，保留生存空间；迎合村庄当家人的赋能型制度逻辑，只帮忙不添乱；操作乡土团结互助逻辑，吸纳社会支持。

韧性生存与既往学者所提及“非正式政治”“寄居蟹的艺术”“在夹缝中求生存”等行动策略，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不同。相同之处是都强调在生存资源和合法性受到限制时，社会组织在正式制度之外的变通行动策略，具有与众多学者所秉持社会组织具有嵌入性和能动性同义。而不同之处是老年协会的韧性生存策略是其在逆境中的主动而为，是省政府、基层政府、村组织和村庄社会之间既融合共存又矛盾冲突的背景下产生的，尤其是当村组织与基层政府之间存在非协调状态时的一种行动策略。这为我们认识基层社会的治理制度安排提供了更为整全式图景，也构成了本文最主要的理论贡献。此外，文章从多重制度逻辑视角透视老年协会为获得合法性和生存资源的韧性生存过程，走出了老年协会和草根组织行动的宏观制度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限制。就此而言，文章构建“制度逻辑集——组织特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农村老年协会的韧性生存策略具有可操作性和创新性。这一分析框架也可延伸制至当前各类社会团体的生产空间研究（当然也有很大的不同，缺少同族聚居和熟人社会等前提，但是自上而下限制和功能限制，以及多主体互动所形成的多重制度逻辑较为类似）。

斯科特^[40]认为，国家试图通过清晰和简化的正式制度与法律政策来让控制对象标准化和程序化往往是行不通的，严格地服从规则可能会导致失败，因为被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是简单的图解，而现实却更为复杂和多元。故此社会工程的实践或政策执行需要嵌入地方性知识、非正式过程和不可预见的偶发事件。就此而言，政府的社会治理工具选择如果罔顾基层社会性质和权力运行的文化网络，可能导致治理失灵和资源浪费。因此，需要将政府正式制度和乡村非正式制度，国家规划和地方性知识，精准的政策设计和灵活的执行有机结合起来。

在乡村振兴和积极老龄化的背景下，政府的政策规制和引导固然必不可少，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则需要充分发挥基层政府和村组织的创造性，并合理发挥农村老年协会等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实则，老年协会能够结合乡镇党委政府和村两委的中心工作来开展活动，进而促进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对于社会抗争性低的社会组织，政府应宣传正向的组织文化对其施加影响，并做好其领导者的工作，引导他们参与乡村治理和老年福利生产。对于社会抗争性高的社会组织，政府应该采取削权措施予以限制，遏制破坏活动，取缔并追究法律责任，并通过宣传舆论引导村庄社会减少对其抗争功能的赋权支持。

所选取的案例来自浙江义乌的宗族型村庄，老年协会的韧性生存策略依赖于其村庄性质、独特的制度逻辑集和组织特质。进一步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展开：其一，选取其他类型村庄的相关案例来补充和比较，以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和学术概念；其二，对社会组织的韧性生存策略进行量化研究，以证实或证伪其中的因果机理。

注释：

[1]王辉、金华宝：《连带福利：农村老年协会福利再生产——基于浙江义乌H村的个案分析》，《探索》2020年第6期。

[2]王习明：《乡村治理中的老人福利》，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5年。

[3]阮云星、张婧：《村民自治的内源性组织资源何以可能——浙东“刘老会”个案的政治人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4]邓燕华、阮横俯：《农村银色力量何以可能——以浙江老年协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5]Yao Lu，RanTao，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Collective Action：Lineage Networks，Semiautonomous Civic Associations，and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17（6）：1726-1774.

[6]陈为雷：《从关系研究到行动策略研究——近年来我国非营利组织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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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秀梅：《中国NGO对政府的策略：一个初步考察》，《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

[9]和经纬等：《在资源与制度之间：农民工草根NGO的生存策略》，《社会》2009年第6期。

[10]张紧跟、庄文嘉：《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11]何艳玲、周晓锋、张鹏举：《边缘草根组织的行动策略及其解释》，《公共管理学报》2009年第1期。

[12]邓华宁：《“寄居蟹的艺术”：体制内社会组织的环境适应策略》，《公共管理学报》2011年第3期。

[13]曾凡木：《耦合与脱耦的平衡：社会组织进社区的实践策略》，《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6期。

[14]叶托：《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制度空间与行动策略》，《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15]刘悦美、田明：《嵌入与转换：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环保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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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周雪光、艾云：《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18]Thornton，PatriciaH.，William Ocasio，and Michael Lounsbury，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A New Approach to Culture，Structure and Proces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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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Pache，A.C.，F.Santos，When Worlds Collide：TheInternalDynamicsofOrganizationalResponsestoConflictingInstitutionalDemands，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2010（3）：455-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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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朱光喜：《分化型政社关系、社会企业家行动策略与社会组织发展》，《公共管理学报》2019年第2期。

[23]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24]Besharov，M.L.，andW.K.Smith，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in organizations：explaining theirvariednature and implication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4（3）：364-381.

[25]纪莺莺：《治理取向与制度环境：近期社会组织研究的国家中心转向》，《浙江学刊》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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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应小丽：《乡村振兴中新乡贤的培育及其整合效应——以浙江省绍兴地区为例》，《探索》2019年第2期。

[30]罗家德、孙瑜：《自组织运作过程中的能人现象》，《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31]《中国农村民间组织与治理的变迁——以福建省漳浦县长桥镇东升村为例》，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32]项继权、俞秋阳：《威权主义的韧性：理论解释及其局限》，《江海学刊》2017年第3期。

[33]王刚、徐雅倩：《“刚性”抑或“韧性”：环境运动中地方政府应对策略的一种解释》，《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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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王勇：《组织韧性的构念、测量和影响因素》，《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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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王诗宗、宋程成：《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40]【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