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空间与女性角色的展演——乡村女性劳动力与传统秩序的博弈

作者：李　洁  责任编辑：王铭鑫  信息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21-08-31  浏览次数： 1547次

【摘　要】随着世界资本市场的扩张，中国的乡村女性劳动力被日渐卷入劳动力市场。传统社会赋予女性的角色和功能，现代工业社会对于女性劳动力的诉求，使得女性劳动力在资本市场经历着空间变动引起的冲突和抗争，且伴随着一系列行为和认知的变化。传统社会同样经历着物质与观念的冲击，并通过参与的女性个体予以回应。其后，民族性的加入则在已有变化和回应的基础上与性别因素叠加而显现出差异，甚至更为深刻。

【关键词】流动；空间；性别角色；资本；传统性

  中国女性的传统角色和功能一向被置于从属地位，而西方社会及伊斯兰世界也存在类似认知：一方面，女性是家务的承担者，是男性外出劳作的后盾，男性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及其在性别分工中的支配地位由此可见；另一方面，由于“在那些早期子女抚养几乎全部出自女性之手的社会”[1]（170），子女将来的发展与其早期教养息息相关，因此，注重提升女性的文化素养，如19世纪中后期，中东现代化进程中对穆斯林女性教育的加强[2]（103）[3]（157），从而使其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以达到教养下一代的目的。

自20世纪初始，在西方现代化影响下，中国女性渐趋自觉并付诸行为层面，至今，无论性别研究抑或女权主义运动及其影响下中国社会与民众之于女性地位的认知，均较女性自觉之始有较大进展。如若将西方思潮及其影响下的20世纪初中国趋向现代化视为对中国女性地位和角色的首次冲击，那么，20世纪中期西方资本市场的转向和全球一体化之于中国的影响可视为冲击的第二波。西方资本市场控制下的密集型企业转向第三世界，对廉价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基于性别差异的劳动力性别分化，以及各种利益驱动下的人口流动大潮中，中国女性尤其是乡村女性走出家庭，成为劳动力资源的一分子而涌入人口流动大潮。本文意在对西方资本和市场扩张下空间变动中的劳动力性别分化及东渐，且由此引致的女性劳动力角色展演与认知变化等进行梳理和讨论。

一、被卷入流动中的乡村女性

20世纪中期起，英国等西方国家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分化和衰退，竞争的日益激烈，利益的驱使，使得工业生产由原来集中于城市和工厂趋向分散和分化，导致经济区域去中心化。这一变化导致了两个趋向：一是生产工厂逐渐由城市向城镇甚至更偏远的乡村转移，以获取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二是逐渐将一些生产环节放置到劳动力充足且更廉价的第三世界国家，以获取利益的最大化。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ntein）指出，中心区域、边缘区域和半边缘区域之间存在一种“不平等交换”，这种“不平等交换”，“由强国强加于弱国，由中心区域强加给边缘区域”，这样，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形成了双重剥削关系：一方面，“由生产资料所有者从劳动者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另一方面，“由中心区域榨取整个世界体系的价值”[4]（18～19）。资本与市场的影响使得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出现空间和性别的变化，并由此影响了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和劳动力市场。

在空间变动方面，“如制衣，移至（英国）北部或西部是减少劳动力的支出以面对国际劳动力分化重组下日益激烈竞争的途径”[1]（92）。之所以制衣工厂由中心城市向偏远城镇及乡村转移，不仅由于中心城市历史悠久的工业发展使其处于经济衰退首当其冲的要害，而且顺应需求的技术革新也难以在中心城市开展；与此同时，较之于中心城市，偏远城镇或乡村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各项成本降低，且更利于技术革新的开展。上述各类因素的综合恰好为利益最大化提供了条件，于是，西方国家的偏远乡镇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工业拓展和空间转移的重要区域。

空间的变化带动了雇佣从大城市向小城镇和乡村区域移动，由此带来了劳动力的迁移与流动。刘易斯（W.Arthur Lewis）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提到人口流动的制约，“在那些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土地借以生存的农业国家，让人们去为了更好的机会而移动是非常困难的，除非一些事情发生而减少了他们在家的安全性。这可能是出现饥荒，或人口过多，或战争，或一些自然灾害”[5]（50）。然而，对于生存于后者中的人们而言，西方资本市场逐渐进入发展中国家并不断扩展是本体之外的一次冲击，它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和市场卷入世界资本市场并日益深陷其中。博格（Donald J.Bogue）认为，“迁移是生活诸多方面作用的结果——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医学的和心理的。而上述因素也可以在多种组合和可变强度中发生作用”[6]（499）。这一论述恰恰是对大规模密集型工业去区域中心化及日渐转入发展中国家，导致不同区域人口流动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空间流转的精辟解释。

随着空间变动、劳动力流动以适应资本市场的变化，性别因素由此凸显。起初，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使男性一直作为资本市场劳动力资源的主力和家庭收入的唯一或主要来源，女性在家庭中处于附属地位，其付诸家庭事务而收获的隐形收入并不被视为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因此，20世纪中期西方经济出现衰退之前，男性是劳动力资源的最重要构成，“那些仅有的吸引更多男性的城镇是西汉姆……所有这些城镇对于男性劳动力的需求多于女性，他们实际上是大的钢铁和煤矿开采的中心，机器制造，以及其他主要由男性操作的工业分支”[7]。彼时，男性主要集中于与重工业相关的劳动力市场，女性则多在不影响家务的情况下涉入轻工业、家庭服务业中，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偏远乡镇女性极少。女性在家庭之外所获薪酬多源于进入城镇从事家庭服务，如保姆、侍从等，少数女性则寻求商店和工厂的雇佣。

当资本市场引起产业的空间变动后，劳动力市场及女性的参与随之变化。一方面，越来越多偏远乡镇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由对家庭经济“毫无贡献”到其所得薪酬成为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并形成对薪酬的较低诉求。当性别因素与经济去城市中心化、资本的低成本诉求、偏远区域空间不平等及利益最大化等因素综合作用时，女性逐渐占据劳动力市场，且出现分工差异，如男性劳动力依旧集中于重工业，而女性劳动力主要在制衣等轻工业领域发挥作用，女性终于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当男性丧失工作时，伴随去中心化浪潮到来的新工作，则大部分被女性占据。……女性工人便宜；她们准备好接受低薪酬，这是多年与‘家庭薪酬’协商的结果。女性也比男性更适合兼职工作，源于长期形成的家庭内劳动力分工。所有这些原因都是男性/女性关系的特征，在家庭与雇佣市场内，贯穿于整个国家。……因而，这些区域的女性组织联盟的比率非常低。……这些女性，换句话说，是经典的‘绿色劳动力’。”[1]（187）另一方面，在两性中，男性长期占据的统治地位可能因此受到影响，“显然，男女从事同样的工作，或给予同等的地位，或一样的薪酬，这将颠覆男性主导地位。制衣行业内劳动力性别分化的出现密切相关的维护着男性移民社区的主导地位。……他们使用任何形式以建立男性工作的技术性与女性工作相较的低技术性”[1]（199）。如何化解这一困境？在实践中，通过将男性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划分为熟练技术工人和半熟练技术工人或无技术性劳动力，并以从业层级高低、薪酬多寡加以区分，以体现并延续性别分工及其差异，也即“男女间生产率和收入的差距还进一步扩大，因为那些少数在现代工业中就业的妇女大多从事非技术性工作”[8]（100）。由此，女性劳动力得以成功且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

除上述两类情形外，对于城市女性劳动力资源而言，还存在大规模生产所需劳动力与从事家庭服务的女性劳动力的资源之争，对此，拉文斯坦（E.G.Ravenstein）指出，“女性移民不仅仅从农村区域流入城镇以寻求保姆的职位，她们更加频繁地移入一定的制造区域，车间对于厨房来说是一个难以对付的竞争对手”[7]。反之亦然，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在北京形成的可获取较高收入的安徽保姆群体同样是对女性劳动力有需求的密集型工厂发展的阻滞。

无论如何，在西方现代化及资本市场的席卷下，中国的乡村女性，尤其是偏远乡镇的女性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成为密集型工厂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始，大量内地人口密集区域的乡镇女性奔赴密集型工厂较集中的东南沿海一带开启其务工生涯，成为南下农民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流动中乡村女性角色的展演

女性劳动力的价值体现、角色变动及如何演绎，无疑通过空间变动所产生的地理、区域文化、劳作方式、关系网络的变化及由此混合、叠加、变更的认知与认同等进入实践层面，空间变化无疑是女性劳动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角色变化的基础。因此，笔者通过剖析空间的变动以透视女性流动的行为逻辑。

当资本市场的需求和吸引力将女性劳动力从乡村带入城市，不仅意味着区域变化引起的物质世界和文化领域的变动，也存在从农业转向工业过程中原有劳动规则的终止与变更。在上述变动中，尽管存在女性劳动力主体诉求和自主意识的作用，但终归处于资本、市场、性别、家庭的掌控和规范中，因而，其弱势地位依旧没有改变。一方面，劳动规则随空间变动，由原有农业社会传统家庭之生产劳动的非制度化所决定的一系列相对的时间安排自由、劳动强度低、控制性弱，以及个人创造价值模糊化，立即变为城市工业化车间中的长时间强度高、务工环境封闭、管控严密，以及与男性或熟练工相比较低却明确的务工薪酬。对于流动的女性劳动力而言，后者所显现的劳作的严密制度和收入的清晰分割，既是对传统、个人习性和身体的挑战，同时也是对传统认知中女性家庭化、因“无酬”而致的附属性的应对。流动的务工既是女性由对薪酬的诉求进而追求自我价值的途径，也是传统父权制在乡村社会衰落中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空间变动带来区域文化的差异。当女性劳动力从乡村流入城市，后者由外部展现的高楼大厦、规整街道及其分割的不同生产、生活区域，到内部运行发展机制所显现的交往路径、生存之道及生活方式，再到深层次的认知、理念，既是一些乡村年轻女性劳动力向往、好奇而促成流动的驱动力之一，更是流动中的女性劳动力在车间生产和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屈从而又可能有意适从的规则和氛围。务工的过程始终贯穿着与乡村迥异的城市规则，女工们一刻未停地在认知层面调适于乡村与城市之间以求适应，也不乏一意追求城市认同而抛弃传统认知，尽管传统“暗中尾随”，毕竟“工厂务工不仅预期于薪酬，而且还为了它所创造的新认同和生活新感受”[9]（117）。然而，也有研究者指出，“无论她们在那里（务工地）待多少年，作为苦工她们将总是被认为是外来者。消费需求的满足，变革为现代个体，以及她们对流行女性美丽的追求以掩盖其乡村认同，上述梦想只可能导致强化其阶级与性别差异”[9]（162）。总之，当工业规则和城市规范因空间转变而共同作用于女性劳动力时，她们不得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矛盾、冲突，继而调适，她们在城市车间中无奈或有意的变化中，传统暗藏其中，共同作用于其行为和认知。

与上述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处于同一流动进程中的还有家庭从乡村走向工厂的空间变化。对于个体家庭而言，女性的妻、母、女、姐妹等身份及与之相对应的传统职能、义务，以及根本上作为家庭的辅助、附属角色，只要不脱离传统农业社会及家庭的基础，则基本稳定而少有变化。当空间由家庭转向工厂，女性传统功能和角色的基础暂时隐没，尽管她们在个体家庭中的身份未变，但与身份对应的义务却因空间的变化而无法兑现，而代之以薪酬作为替代或弥补，而女性流动的价值之于家庭的作用往往超过其传统附属功能的发挥；女性的角色也由家庭附属变为赚取薪酬的劳动力。对于农村个体家庭而言，尽管源于生存发展需求而形成的对男性后代的诉求根深蒂固，然而新时期资本市场对于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和偏爱使得前述认知发生些微变化，女性后代作为时下潜在的劳动力在家庭中被需求的可能性有所增强。此外，进入工厂的女性，除了实践其流动的根本意图——赚取薪酬以补贴家用，以务工行为替代家庭功能，还在城市规范和工业规则作用下产生了些许新的认知以应对传统社会秩序，其中尤以希望通过务工延缓婚姻为典型，另有女工将供给家庭后的剩余薪酬作为今后维持婚姻或自我保护之有力支撑，以及婚姻圈的扩展。何以产生这些认知并付诸实践？笔者认为，源于女性劳动力对于隐藏于务工背后持续发挥功能的乡村传统的理性认知和应对，在从家庭到工厂的空间转变中，可能存在对传统规约的暂时逃离和对抗，而当空间发生反转时，绝大多数女性劳动力不得不返乡结婚生子，回归传统秩序。从这一层面而言，乡村传统一直存在于流动之中。

若上述两种类型的空间变动——由乡村到城市和由家庭到工厂，掺杂着传统乡村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博弈且后者更胜一筹的话，那么，流动终结后空间的反转则往往使前一阶段的变化淹没于传统的延续和制约中。女性的传统角色在其返乡后再次浮现，并归于传统秩序中，其短暂的务工生涯所赋含的劳动力价值及从实践到认知层面的变化在其一生中犹如昙花一现，尽管其间确有对传统乡村社会和秩序或多或少的触动。

除去空间变动之影响，若女性的角色及其功能可在其作为劳动力所获取的薪酬中有所体现，那么我们大致可通过不同时段其劳动收入的获取以窥变化。严海蓉在研究中国乡村女性劳动力流动时曾提及，20世纪70年代一个保姆（北京的安徽保姆）的月收入为18～25元，大概10～14美元。当时一个农民家庭的年收入为100～200元，流动女性的收入对于家庭经济是重要的补贴[10]。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口密集的山东、河南、湖南、四川等地家庭贫困的年轻女性加入流动大军，进入东南沿海密集型工厂开始其务工生涯，其收入对家庭经济的补给功能继续延续。根据潘毅（Pun Ngai）1995～1996年在深圳某工厂的调研，该厂女工每月基本收入为300元左右，加班费另计，一位被访者“少华”的加班费每月200～300元，另一位受访者“冬”的家庭年收入为2500元，她外出打工5个月赚到2000元，令父母难以相信[9]（51，66～67）。2013年笔者在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调研时，当地维吾尔族女性在内地工厂务工的月收入为1500～3300元，而其家庭年收入约6000元。上述不同时段研究所展现的流动女性的务工收入，尽管在时间、地域、行业、民族等方面存在差异，却无一例外地反映了世界资本市场和全球一体化席卷下女性劳动力的价值；而资本市场的日渐拓展及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累积，恰恰与中国乡村社会在同期现代化、市场化进程中的式微相反。由此，流动女性劳动力的价值体现——薪酬在个体家庭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攀升，使得置身流动空间中的女性的功能及对传统社会的影响处于不同程度的变化和延续中。

上述女性劳动力在流动中的实践，因资本市场的需求和传统社会的规制，参与主体多为18～25岁之间的未婚年轻女性，由于外出务工时间较短而制约了流动行为影响的层面和程度，无论对于流动主体，还是乡村社会。对于流动的女性劳动力而言，薪酬、务工实践与认知在个体务工进程中发生、延续至终止，其中充斥着对城市、工业、现代、自我的认知、追逐及恐惧，对传统、乡村、农业、父权的抗争和示弱，并具体显现于流动个体的外在和内里，以及对家庭、婚姻的认知。上述冲突及变化贯穿于个体流动行为始终，并在女性劳动力返乡后可能持续一定时段，却在归于传统社会后逐渐消解。不过，女性劳动力至少通过务工有效地主导过自己的生活，并且影响过家庭运作，使该群体与传统乡村女性有所不同。对于流出的乡村社会而言，流动的女性及其实践确实对乡村社会及其家庭是一种冲击：或者是薪酬的补给，表现为家庭收入上的补充甚至成为主要经济来源；或者是认知变化引起的波动，体现为女性地位提升和性别平等意识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者通过女性的实践把城市和现代化元素带回乡村。尽管大量持续不断的女性流动行为累积后可能对传统乡村社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触动，但对于分散的区域和女性个体而言，“为婚姻放弃工作，然后重返乡村生活依旧是大多数流动女工的共同特征，尽管这一共同的命运伴随着抗争”[9]（6），回归的宿命往往将女性个体基于流动的变化日益淹没并消解于乡村传统中，女性流动对传统父权制社会并未造成根本性的冲击。而同时，由于地缘和亲缘关系在女性务工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即“在当代中国，外资车间或别处的女性依旧非常多地被同乡和亲属关系所环绕，尽管被重新设想与建构，时常提供着最亲密与信任的支持”[9]（9），由此，传统乡村关系及秩序在旧有网络重构的基础上被进一步加固。

三、少数民族女性劳动力的流入

当我们进一步把民族元素纳入当代中国乡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的视野中，可以发现民族特性如传统一般经历着变动和延续，却又是世界资本市场进一步深入、消解发展中国家主体性的呈现。

20世纪80年代，“世界工厂”逐渐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带拓展，与此相伴的是内地大量女性劳动力的流动并参与其中。时至今日，“世界工厂”的区域逐渐由东南沿海向内陆地区深入，流动主体也由内地乡村年轻女性逐渐扩及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女性，这无疑是世界资本市场扩张和经济渗透的结果。资本市场从西方国家进入第三世界国家，源于激烈竞争下需要降低成本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原材料、工厂及劳动力成本均被计入其中，而在中国，区域和劳动力的拓展与变化表现为日益深入内陆和边疆等发展迟滞地区。早期被纳入世界资本市场的东南沿海区域由于工厂密集，已无从拓展或成本日渐增加，而内陆区域则由于其迟发展、“未开采”，对资本市场更具吸引力；早期卷入流动进程的内地乡村女性逐渐成为“熟练工”或“技术型”工人，对务工环境、薪酬和务工层级有了更高诉求，使资本市场无法放弃却又出于成本需要不得不重新寻找劳动力资源，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于是，尚未进入资本市场、毫无流动体验却希冀薪酬的少数民族女性劳动力便被纳入视野中。

被卷入世界资本市场的少数民族女性劳动力，由于资本市场对劳动力性别和年龄的需求，以及同样来源于传统的乡村社会，类似的特征使该群体经历了空间的变动和薪酬的获取所带来的实践及认知的变化，以及与传统社会秩序的博弈与回归。杨筑慧在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妇女流动时指出，“（西南少数民族）妇女大量外流，反映了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自我权利的诉求。她们不再视传统为其生活的方向，也不再以他人的话语为行为的指南，而是追求一种‘自我实现’。她们希望能在一种新的环境中、新的空间下完成新的人生角色和社会坐标转换”[11]。然而，除性别因素外，相较内地乡村社会，少数民族女性劳动力源自边疆传统民族社会及个体所附着的民族性和宗教性，与现代工业社会存在更大程度的异质性，该群体与一般意义上的女性劳动力有所区别，其所受冲击与个体的博弈更趋复杂化。当前，维吾尔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女性已被卷入劳动力市场，若乡村传统再被注入性别、民族、宗教等元素可视为一种复合“传统”，那么，该“传统”较之内地乡村社会及一些趋于现代化的少数民族的传统性而言，更为深厚且“顽固”。李勤认为，“（云南贡山）少数民族妇女外流不仅仅是经济的贫困、家庭暴力和被拐卖，还有另一个原因是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中的性别文化对妇女的建构和束缚”[12]。与此同时，比之于一般乡村社会，其族群、区域的贫困程度更深，“尽管她们（西南少数民族妇女）也遇到了来自家庭和传统文化的压力，但当现实的经济窘况成为家庭负担时，人们也渐渐默许了。这些外出的女子们在随后的日子里给家里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传统的价值观”[11]。廖珮淇也在研究中提及民族地区贫困与女性外流的关系，“有过外出经历的（龙胜）广南村民族妇女回到广南村以后，通常都会在第一时间找到谋生的方式，因为她们深知经济收入的重要性”[13]（39）。

于是，从少数民族女性劳动力遭遇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且逐渐卷入其中，到空间变动引发的一系列变化作用于上述女性群体的行为和意识层面，以及性别、民族、宗教所构成的复合“传统”被冲击且与之博弈，少数民族女性劳动力参与流动的整个过程充斥着族群与复合“传统”较之一般传统性应对现代工业更为激烈的回应，“越来越多的彝族青年妇女有了更加强烈的发展意识和理想追求”[14]即为一例。

上述少数民族女性劳动力显现出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在笔者田野所涉之维吾尔族女性中可见一斑。流动之始，维吾尔族传统社会中女性的角色较一般乡村社会而言更为牢固地依附于男性，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维吾尔族女性涉入劳动力市场，显现为女性劳动力绝对年轻化、未婚的明显特征，恰好印证了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关于女性移动的限制，与认同和空间一起，在某些文化语境中是附属性的一个重要方式的论断[1]（179）。同时，流动中现代工业社会价值观也引起部分维吾尔族女性劳动力延长务工时间以延迟婚姻、萌发自主创业意愿，以期实现自我价值等行为的变化，尽管这些均可汇入一般女性劳动力的意识中，却由于流出社会的复合“传统”而使该群体的认知变化显得更为可贵而又“格格不入”，且对于所处传统社会之冲击更为深刻。流动的结果是，由于新疆南疆地区维吾尔族传统社会较中国一般乡村更为贫困的情形，使薪酬的获取对于家庭之补给、社会之发展更见成效，但其社会更为深刻的传统性却使得由薪酬引发的内地乡村社会父权制可能的衰微在南疆地区维吾尔族传统社会并未出现丝毫撼动。性别角色的展演在民族性、宗教性渗入的传统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博弈中，体现出较一般传统乡村社会而言有所差异的复合性特征。

四、结论

经济发展规律、资本市场需求及利益驱动，将不得不扩大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西方世界与处于弱势、通过供给廉价劳动力资源以寻求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卷入全球化资源的重新配置中，参与的双方均有其诉求。当我们聚焦于中国乡村女性劳动力涌入流动之中及其在流动过程中的角色展演时，发现其中渗透着资本和市场影响下空间变化带来的一系列影响，而传统社会对性别角色的设定，使得女性劳动力在卷入资本市场的进程中，充斥着女性个体及群体所附着之传统社会在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的空间变换、往复中的各种回应、博弈与回归；资本市场需求和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诉求进一步将少数民族女性劳动力卷入其中，使得传统与现代、资本与劳动力、性别角色等不同类型的二元博弈在复合“传统”下趋于激烈。上述进程中，各参与主体——乡村传统社会、女性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现代工业社会，在获取不同程度满足时也兼具挣扎。而当我们专注于被卷入之传统社会时，当前各种迹象均表明，传统的根深蒂固很难撼动。然而，流动中女性劳动力行为和认知的变化，使得影响传统社会的各类因素不断累积和叠加，今日依旧坚韧存在的传统性将不得不一次次面临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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