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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中的“文化功效”

作者:王慧斌 董江爱  责任编辑:赵子星  信息来源:《决策》2020年第9期  发布时间:2021-04-16  浏览次数: 712

随着基层治理难度的加大,迫切需要将乡土社会中文化资源、礼俗规范与现代文明相结合来进行治理,构建一种新型的文化治理模式。

从乡村文化礼堂到新乡贤文化,从大规模挖掘村史村志到倡导移风易俗,各地的乡村治理越来越倚重文化。文化治理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一个新路径和新趋势。

乡村振兴是全方位的振兴,不仅需要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更需要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如果说前者是乡村振兴的外在基础,后者就是其内在意蕴。

提升农民精神风貌,绝非简单地进行文化输入,更需要在田野上、村庄中找回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这就需要把文化建设与乡村治理相结合,实施文化治理,以乡风文明促进治理有效,以治理有效保障乡风文明。

乡村的痛点

长期以来,由于在乡村建设中“重经济利益、轻文化精神”,导致农村出现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滑坡等现象,传统的德孝、诚信、宽容、互助等精神消解,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干群矛盾突出,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尤其是在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冲击下,传统农村文化中重情义、重家庭、重人伦、重乡土归属的优秀品质逐渐淡化,乡村文化也逐渐遭到消解甚至消失,农村地区正面临着文化边缘化荒漠化的风险。

以往乡村文化建设中过多重视文化设施、场所等外部硬件建设,忽视了文化的价值功能和治理功效。虽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群众文化娱乐需求,但失去价值引领的投入必然没有长久的生命力,“文化设施成为摆设、没人维护、随意私占、建了又建”的现象在农村大量存在,不仅造成资源浪费,更影响了农民的公共精神。而“大水漫灌”式的文化输送,过度建设、千篇一律的文化开发更剥蚀了乡村文化的根基。

同时,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一些村庄陷入整体性衰落与凋敝,而空心化不仅造成农村经济停滞不前,还带来更多的治理问题。以往的乡村治理过度强调“票选”“自治”,忽视了农民对集体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的培育,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乡村的原子化和离散力。因此,从乡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治理建设的历史和现实来看,必须注重价值引领,实现文化治理,凝聚农民共识,培养互助精神,重塑乡村共同体。

从乡村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城镇化和社会专业化分工进程的加快,传统以地缘、血缘及集体经济边界为基础的乡村社会结构正在不同程度消解,以复杂“业缘关系”为主体的新型社区将不断涌现,乡村社会结构、价值观和群众需求日益松散化、多元化和多样化,加之公共资源的拥挤化和利益的复杂化,导致了基层治理难度的加大,这就迫切需要将传统乡土社会中文化资源、礼俗规范与现代文明相结合来进行治理,构建一种新型的文化治理模式。

乡村振兴是全方位的振兴,不仅需要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更需要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

乡村振兴是全方位的振兴,不仅需要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更需要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

楚村的故事

楚村是中部地区一个普通的传统农业村。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农村社会大变迁的背景下,该村逐渐呈现出衰败的特征,村庄“脏、乱、差”,集体认同感、归属感弱化,加之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等增多,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成为一个“谁也不愿意来”的穷村、乱村、脏村。从2003年起,在该村新一届党支部领导下,通过开展一系列德孝文化实践活动,大力弘扬德孝文化,大兴爱老孝老之风,不断提高村民的集体认同感,社会风气明显改善,成了全国闻名的德孝村、文明村、先进村。

德孝文化是农耕文明的核心,是乡土社会最重要的价值遵循和治理方式。楚村历来重视德孝,但在城镇化大潮下,农村原有的血缘纽带逐渐松解,德孝传统遭到削弱,婆媳矛盾、家庭纠纷等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

为改变这种不良现象,楚村重新挖掘和发挥德孝文化的治理作用。党支部带领全村党员,利用村集体废弃库房建立了德孝大讲堂,邀请相关专家学者举办讲座,动员村民亲自登台讲述身边的好人好事,逐渐将此作为弘扬德孝文化的阵地。同时充分利用传统节日、习俗、集会等,大力举办孝老爱老活动。比如在重阳节,全村老人身穿村委会统一定制的大红衣服,村干部为老人佩戴大红花,村集体组织全村子女为自家父母或公婆开展洗脚活动,公开向父母谢恩。

楚村的另一项做法,是建立公开评比和集体监督机制,强化社会约束。除了创办德孝大讲堂、开展德孝活动、强化村民道德自觉外,楚村还建立了公开评比德孝好家庭和集体监督机制,形成全民参与、互相监督的社会氛围。

一是公开评选村中德孝模范,通过集体组织、村民参与、社会荣誉、共同监督等强化村民的德孝行为。以评选“好媳妇”为例,分为“夸”“选”“授”“展”四个步骤,产生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并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肯定。

二是公开签订赡养协议。全村中青年人在全体村民面前与自家老人签订赡养协议,并在德孝大讲堂公开展出,由村委会监督落实。至于每个月给多少赡养费,村集体不做具体规定,根据自家经济状况确定,但每个人必须签订协议,写明具体金额。

三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楚村“德孝治村”不仅在本村内接受全体村民的监督,还公开接受周围村庄的监督。比如对于当前农村存在高价彩礼、不孝敬父母、不勤俭持家的问题,无论在不在楚村,只要是楚村走出去的人,都要接受村集体的教育和监督。

人心就是生产力,道德就是竞争力。楚村通过弘扬德孝文化,不仅优化了社会风气和公共秩序,而且成功吸引了十余家企业投资建厂,集体收入、公共福利和村民收入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楚村正是通过弘扬传统的德孝文化与村庄治理相结合,将文化和道德的软约束变成村民自觉遵守的硬制度,营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实现了村庄持续稳定发展。

浙江的文化礼堂

如果说楚村是村庄自发推进文化治理,浙江文化礼堂则是政府层面的强力推进和大力支持。

2012年底,杭州市临安区上田村建起浙江首家文化礼堂。2013年起,浙江全面推进文化礼堂建设,目前农村文化礼堂已超过1.5万余家。

农村文化礼堂具有“公共空间”性质,不仅为村民提供互助合作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塑造公共精神和共同价值观。文化礼堂设置的“村史廊”“民风廊”和“孝悌榜”“寿星榜”“贡献榜”等,将村庄以往的共同历史记忆和良风美俗作大众化的呈现,就是一种公共性的交流、互动,以此唤起村落的情感归属和崇德向善的价值认同,为村民之间,特别是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之间提供更多充分沟通、密切交往、紧密联系的空间和机会,建立起互相熟悉、互怀敬意和互感亲切的乡里情谊,打下构建共同家园的生活化基础。

在浙江,不少地方将文化礼堂活动与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建构民众互助、基层自治的社会化空间平台。这些公益性、社会化的基层社会组织,以乡村历史中德治、礼治、教化等熟人社会治理方式中的积极因素为资源,助力乡村治理,在今天重视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同时,发挥了以德治国文化治理的独特功能和作用,丰富了乡村自治的层次和内涵。

乡村文化治理的关键

发挥文化治理在乡村振兴的作用,不仅需要一定的组织、载体和平台,更需要进行资源整合,实现文化认同。而乡土社会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长久以来形成的集体共识和历史记忆,对于凝聚农民的情感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因此,整合传统乡土优秀文化的治理资源,深入挖掘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并结合现代文明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当前乡村文化治理的关键和重点。

首先,挖掘、整理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形成共同的情感认同。通过大力实施乡村文化记忆工程,如编辑整理村史村志、村歌村谣、历史名人资料,建立村庄博物馆,开展文化活动等,打造集体认同,形成具有村庄特色的文化符号或村庄精神文化地标,以此来提高农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

其次,深入挖掘和阐发乡土文化中忠厚仁义、孝老爱亲、扶危济困、邻里互助等道德力量和治理优势,发挥其教育劝化、凝聚共识、规范秩序的功能,把优秀乡村文化内化为农民判断是非、明确行动的价值标准,使乡村治理的正式规则和柔性约束互相补充,形成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的乡村治理模式。

最后,积极培育和发挥乡贤作用。乡贤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人才资源和社会资本,新乡贤既是对传统乡贤精神的继承,更是新时代各行各业涌现出乐于奉献的时代精英,他们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乡村、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一方面,完善激励政策,通过大力实施新乡贤培育与成长工程,增强新乡贤对家乡的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感,吸引广大乡贤投身乡村振兴;另一方面,创新和发展理事会、参事会、议事会等新乡贤组织,充分发挥新乡贤在文化建设、乡村治理特别是矛盾调解当中的重要作用。

同时,政府亟需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质量和效果对于提高农村文化治理功效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依然存在政府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民的文化需求脱节的情况,导致乡村文化建设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因此,深化政府公共文化供给侧改革,创新有效实现形式,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形成多元主体合作共建机制,才能实现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