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官员：基层官员直播带货的群体政治影像

作者：李华胤 张海超  责任编辑：赵子星  信息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4月6日网络首发  发布时间：2021-04-16  浏览次数： 3606次

【摘　 要】新冠疫情下，我国各地基层官员不约而同地走向“前台”，意图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直接拉动地方经济增长。通过剖析权威新闻网站的内容、消费者认知现状以及对基层官员深度访谈发现，基层官员“直播带货”是高度自主的积极性行为，该行为由信息化引致的公共行政环境变革、官员的发展性责任认知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环境恶劣度三个因素形塑。其中，基层官员的发展性责任认知和地方经济发展环境恶劣度两个变量能够区分基层官员在发展经济上不同程度的积极性行为。由此得以呈现这一行为背后的群体政治影像是积极官员。积极官员这一分析概念对于理解和解释基层官员形象与行为有一定的启发性。

【关键词】直播带货；发展性责任认知；履职情境；群体政治影像；积极官员

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为了稳定有效地发展经济，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各地做好复工复产相关疫情防控，分区分级恢复生产秩序。”^[1]由此，各地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推动经济社会有序发展。于是，大批基层官员不约而同地走进网络直播间，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宣传当地特色农产品、旅游产品等，以带动和发展地方经济，取得了较大的成效。那么，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基层官员不约而同地走进直播间进行“直播带货”？其背后反映了怎样的逻辑呢？又展现了基层官员怎样的群体政治影像呢？为此，笔者通过实地调查，探讨这一行为的逻辑，及其呈现的群体政治影像，进一步探究基层官员行为模式转变与地方经济发展间的互动关系。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是基层政府的重要责任，基层官员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2]。基层官员通过何种途径履行经济发展职能，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相关研究分以下几类。

1.通过投入资源要素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路径。

通过投入资源要素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是学界共识，也是多地普遍做法。杨海生等指出，地方官员对其管辖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当地资源禀赋的显著约束。^[3]卢盛峰等提出：“初始经济禀赋是影响城市夜间灯光总强度的最重要因素，并解释了29%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4]。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资源要素的认识逐步提高，扩展资源要素的概念范围。以信贷资源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也是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要素，地方拥有的信贷资源越多，地区经济越有可能增长^[5]。此外，地方政府官员还可通过整合资源要素的方式发展地方经济。在制度约束下，由于中央政府将财政体系重新集中，地方政府陷入财政短缺，而土地制度提供了最后的制度纽带，这使基层官员能够整合地方资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6]。陈文华等提出，打造工业园区是地方政府整合地方资源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通过打造工业园区，地方政府可以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着力打造“增长极”^[7]。区域内地方政府间对区域整体利益所达成的共识，运用组织和制度资源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样是地方政府寻求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如“成渝经济圈”“山东胶东经济圈”等^[8]。

2.通过特定经济政策发展地方经济的政策路径。

斯密认为，政府应当做“守夜人”^[9]，通过充分发挥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整个社会经济会自然而然地良续发展。20世纪初，英美等自由市场国家普遍出现“市场失灵”，凯恩斯主义由此兴起。凯恩斯认为，政府积极的干预政策能够弥补“市场失灵”^[10]。由此，政府制定积极的政策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成为了学界普遍的共识。在县域，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招商引资是地方官员惯用方法。姜威等提出，政府管制政策的包容性、产业政策导向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显著^[11]。刘秋银认为，地方政府通过政策设计、硬基础打造和软环境优化能够推动地方经济发展^[12]。后小仙等证实了营商环境的改善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3]。宋林霖等也认为，地方政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将招商引资和优化营商环境两者结合在一起，但是政府需要进一步明确，趋势上应转向优化营商环境^[14]。吴铮发现，招商引资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招商引资到位资金每增长1个百分点，对青海经济增长会起到1.02%拉动作用^[15]。孙亚男等认为，招商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二者存在互为反馈的因果关系，正向响应明显^[16]。除此之外，地方政府直接投资也是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手段之一^[17]。地方政府通过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助推地方经济发展^[18]。

3.通过制定激机制调动相关人员发展地方经济的机制路径。

周黎安建立了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型，并指出中国利用人事权激励地方官员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从而晋升激励成为地方官员致力于辖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19]。在县域经济发展中亦是如此。田雄提出，县级官员在推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通常以党政科层组织为运作载体，以整体目标责任制考核为驱动工具，促使乡镇官员在经济强激励和政治弱激励的作用下，为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而以多种策略为考核排名而展开竞争^[2]。刘冲等提出，行政分权（强县扩权）可以促使官员通过吸引更多新企业、提高企业平均利润率来促进经济增长；财政分权（省直管县）可以促使官员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来刺激经济增长^[20]。

上述路径中，地方官员只是扮演“幕后”推动者角色，间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这均无法解释疫情期间地方官员何以走进直播间，走向“台前”，通过“直播带货”直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二、基层官员“直播带货”行为的发展与特征

1.基层官员直播带货的缘起。

“直播带货”通常是网红或一些流量明星的举动，基层官员亲自“直播带货”一直鲜有发生。基层官员“直播带货”兴起于2018年12月阿里巴巴在杭州举行的脱贫攻坚公益直播活动。活动中，来自50个贫困县的102个农产品亮相淘宝直播，其中，安徽砀山、甘肃礼县、内蒙古科右中旗、新疆吉木乃等9个贫困县的官员走进直播间，和淘宝网红主播薇娅、可乐、李欣瑜等共同推介特色农产品。

随后，各地陆续出现基层官员“直播带货”现象，但未成规模。2019年3月，吉林省汪清县副县长王胜民通过阿里巴巴的直播平台推介汪清县的黑木耳；2019年5月，山东省商河县常务副县长陈晓东在西瓜地里直播卖瓜。这一时期，基层官员“直播带货”主要是为了脱贫攻坚。新冠疫情发生后，给全国各县域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压力。自2020年3月中旬起，各地基层官员不约而同地走进直播间，推介本地的特色产品。2020年3月中旬陕西周至县、宁夏同心县、吉林靖宇县、陕西宜川县、黑龙江虎林市和重庆石柱县的6位县委书记和县长走进“战疫助农”抖音直播间，向网友们推荐当地特色农产品，累计销售农产品95万斤，成交额超1000万元。2020年4月，广东、湖北、湖南等省数百个县的领导干部走进直播间，为当地农产品带货。

2.基层官员“直播带货”的分布特征。

（1）总体分布特征：离散型分布。

笔者统计了东部地区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四省，中部地区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省，西部地区四川、重庆、贵州、陕西4省共计12个省（直辖市）的数据发现，我国东、中、西部各省均不同规模地出现了基层官员“直播带货”现象总体呈现为“离散型”分布（见表1）。无论是在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广东、山东还是在经济欠发达的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中西部省份，都存在此类现象。

（2）区域间比较：东少西多。

将上述12个省按东中西分为三组，再对这三组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西部地区有基层官员“直播带货”现象的县域最多，比例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低，呈现“东少西多”的分布特点。

表1 东、中、西部代表省份基层官员直播带货分布情况

在西部四省（直辖市）中，除重庆以外，其他三省有基层官员“直播带货”现象的县数量均在45个及以上，所有省份有这一现象的县数量占总数量的比值（以下简称带货比）均在36.61%以上，其中，重庆、贵州超过一半，分别为57.89%、56.82%。而在东部四省中，有这一现象的县数量均低于36个，且四省的县级带货比均低于35%。中部四省中，出现这一现象的县数量均在31个至48个之间，除湖北省的县级带货比高达60.29%以外，其他三省的县级带货比均在25%到36%之间，整体略高于东部省份。

（3）省内比较：穷县多、富县少。

考察各省内部情况发现，出现基层官员“直播带货”现象的县主要是各省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县。笔者以江苏和浙江两省为例来呈现这一判断（见表2）。苏南苏北经济发展差异巨大，苏南经济发展远胜于苏北。比较苏南苏北发现，苏南出现基层官员“直播带货”现象的县（区）只有吴江、梁溪等9个，只占全部县（区）的8.33%，而苏北有包括邳州、赣榆等在内的18个县（区），占全部县（区）的16.67%，是苏南的两倍。浙北平原及浙东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浙南、浙中山区及舟山的岛县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前一类只有北仑、宁海等9个县（区）出现了基层官员“直播带货”，占全部县（区）的10.01%，相比之下，后一类有金东、泰顺等21个县（区），占全部县（区）的23.60%。

表2 江苏、浙江两省基层官员直播带货分布情况

3.“直播带货”中基层官员的形象与行为逻辑呈现。

基层官员形象的展现与其行为逻辑密不可分。笔者以新华网、人民网等权威新闻网站的相关内容，抖音、淘宝等代表性直播平台的调查数据以及笔者对基层官员的深度访谈为依据，展现参与了“直播带货”的基层官员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进而解剖出隐匿在其形象背后的行为逻辑。

（1）亲民、服务的形象。

参与直播带货的官员大多呈现亲民、为人民服务的形象。从衣着风格来看，他们往往身着polo衫、T恤等较为休闲的服装，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员还会穿着民族服饰；从语言风格来看，他们往往常在普通话中夹带方言，善用网络词汇，在与网友互动中，常妙语连珠，引得网友频频发笑；从直播地点来看，他们往往基于推销的产品、直播活动的规模而选择在田间地头、商场大厅、风景胜地等“接地气”的场所进行。

（2）积极履责的行为逻辑。

当某副县长W被问及为何会直播带货，是否有上级政府要求，W回答道：“基层官员直播带货暂无上级专项文件指导，基本都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当被问及您会如何做好“直播带货”？W回答道：我首先会进入生产车间，了解产品特点以及生产过程以提升对产品的认识；其次，我会去观看一些主播的直播，学习推介产品的技巧，力图让观众记得我推介的产品。^①可见，直播带货是基层官员在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工作创新。

4.公众对基层官员“直播带货”的评价。

为深入了解公众对基层官员直播带货的评价，开展了问卷调查。结果如下：一是多数人认为它能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有91.67%的受访者认为它能在短期内提高农产品销量。二是七成民众认为它提升了政府形象。70.83%的公众认为官员“直播带货”塑造了更加积极、亲民的形象。三是超七成民众认为，基层官员“直播带货”应常态化。高达75%的公众认为，政府应建立长效的市场—农户对接机制，将直播带货常态化，25%的民众甚至认为“政府应当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带货”。可见，基层官员“直播带货”深受公众喜爱，能够发展经济，提升政府形象。

三、基层官员直播带货的内在机制与影响要素

官员的行为是受特定的行为动机驱使的，遵循一定的行为逻辑^[21]。由此可见这种直播带货是一种自主性履职行为。其产生取决于信息化时代下的行政环境变革、基层官员的发展性责任认知以及县域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恶劣程度三个重要因素。

1.直播带货是基层官员的自主性履职行为。

制度可以规范、影响人的行为^[22]，但无论何种制度，都会给人的行为留下自主空间。对于基层官员而言，这种自主空间表现为基层官员可以自主选择实现组织既定目标的策略。众所周知，政绩考核制度是影响基层官员履责行为的重要制度，这项制度决定地方官员的代理人属性，同时也赋予其能动性空间^[23]。而基层官员也是理性的个体，实际上也是精于利益算计的理性行动者^[24]，因此，在实现既定目标时，他们并非是僵化地执行上级政令的“代理人”，他们还是具有自主意识和利益偏好的“能动者”和“战略性群体”。

发展地方经济是基层官员的一项重要职责，并且实际上是其政绩考核中的重要一部分。政绩激励制度能够为基层官员发展经济的行为提供外部诱因，但是，基层官员们在这一制度空间下如何作为，则取决于内部诱因。^[23]一般情况下，基层官员往往基于地方优势，结合自身偏好，将政策执行转换为政务绩效。同样，基层官员也会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环境和地方发展需要，采取适宜地方的发展策略。直播带货本质上是基层官员履行经济发展职责的行为。这一履职行为不同于招商引资等常规性行为，而是在特殊时期，基层官员利用互联网资源创新性发展地方经济的行为。

尽管“直播带货”也存在群体性。与既有的“晋级锦标赛”^[19]“压力型体制”^[25]“行政发包制”^[26]等分析框架下基层官员的行为特点不同，参与直播带货的基层官员呈离散性分布，并非所有的基层官员都采用了“直播带货”的方式。不同省（直辖市）的参与度与“直播带货”的数量及比例有很大差别，省内不同地市的参与度也并非高度一致。但就参与地域广泛性看，这一集体行为是在充分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和资源优势条件下，利用网络资源而做出的自主性履职责集体行为。

2.信息时代下的公共行政环境变革是基层官员直播带货的基础条件。

公共行政与公共行政环境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共行政环境的变革决定了公共行政的运行模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下，新兴信息技术的嵌入已经成为公共行政组织的变革方向，构成了国家治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加重视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27]。信息化时代下的公共行政环境变革的核心是围绕着互联网治理工具而展开的，这一变革意味着基层政府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上突破了传统的供给方式，是一场政府服务方式的深层次变革。

疫情期间，基层官员充分利用电商平台进行直播带货，正是公共行政环境变革下基层政府充分利用互联网治理工具履行经济职能的新模式。2003年“非典”结束后，为发展地方经济，各地政府主要将精力集中在利用国家财政资源与市场资源救助企业、补贴消费者以刺激消费需求、规范行业需求和深化国际合作等四个方面^[28]。这一时期，各地政府的主要措施均是从宏观政策层面展开的，政府官员主要扮演“幕后推动者”的角色。2003年，我国的互联网技术尚未成熟，网购远未成风尚。而当下，互联网技术已较为成熟，网购蔚然成风。面对同类传染性疾病引致的经济发展困境，在2020年，除了利用制定宏观政策等方式间接发展地方经济外，各地基层官员还能够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积极从“幕后”走向“前台”，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直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3.发展性责任认知是基层官员直播带货的基础性要素。

基层官员直播带货行为的出现并非偶然。作为基层官员的自主性履职行为，它反映了基层官员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主观性责任认知。正是农村基层存在着一部分有着较高责任认知的官员，“直播带货”这一非常规的履行经济发展职能的行为才能得以产生。“责任确定了人在公共生活中的位置，同时划定了人的义务范围。”^[29]在经济恢复中，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要求主要是行政系统内部层层传导的经济考核，自下而上的经济发展诉求主要源于民众对稳定的地方经济秩序及由此带来的收入持续性增加的渴望。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要求与官员的政治绩效直接挂钩，这直接激励基层官员积极履行经济发展职责，由此形塑了其发展性责任认知。库珀提出，掌握公共权力的行政官员都应当具备行政伦理，他们不是简单地为自我实现而工作，而是以增加公共福利的方式为公民服务，应当是公民利益的忠实代理，一切应当以公众的福利为重。他们的行为都要以是否符合公众的利益为标准来衡量是否是负责任的行为。作为公共权力主体，行政伦理呼吁基层官员以积极的方式履行发展地方经济的责任，以满足在民众的经济发展诉求。

由此，无论是满足自上而下的要求，还是回应自下而上的诉求，都要求基层官员积极发展经济，具备发展性的责任认知。责任认知是主观性的，只有基层官员主观上具备发展性责任认知，才会在客观上做出积极性的履职行为。进一步说，基层官员的发展性责任认知越高，其履职行为越积极有效。因此，基层官员的发展性责任认知是其直播带货的基础性要素。

4.恶劣的履职情境是基层官员“直播带货”的关键性要素。

客观的经济发展环境恶劣程度（以下简称履职情境）也影响着基层官员的履职行为。面对新冠疫情，经济发达的县域因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而拥有更强的抵御经济衰退的能力，如在复工复产之时，经济发达的县域（如昆山、常熟、义乌等）能够直接出资跨省接工人返厂复工，相比之下，一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县则无能力做出此举。相比经济发展程度相当的河南、湖南等省，湖北省经济发展停滞时间最长，在复工复产之时，更需要积极的举措快速恢复经济。可见，在复工复产之时，经济发展越好、受灾程度越小的县域基层官员的履职情境越好，反之，县域基层官员的履职情境越坏。

我国省域经济发展程度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特征。东中西部省份有基层官员“直播带货”的县的数量和及其省内占比依次递增，其中湖北省这两项数据都比较高。进一步考察各省内部差异时发现，经济发展较差县域基层官员直播带货的概率更高。这进一步说明，基层官员是否采取这一方式履职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当地方经济遭遇困境时，具备发展性责任认知的基层官员都会采取积极的措施履职，经济发展较差的县才会出现基层官员“直播带货”行为。

由此可见，基层官员所客观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恶劣程度不同，导致了其履职策略存在差异。当经济发展环境恶劣程度越高时，基层官员所面临的客观经济发展压力就会越大，因而所采取的发展策略就会更加积极，开展“直播带货”的可能性越高。

四、积极官员：基层官员群体政治影像的呈现与分析

疫情之下基层官员直播带货这一不约而同的群体性行为是基层官员基于较高的发展性责任认知且在履职情境较为恶劣的条件下做出的积极性履职行为。实际上，基层官员直播带货呈现出的群体政治影像是“积极官员”。

1.积极官员：“直播带货”行为背后的群体政治影像。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充分健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地方积极性体制机制的建立既取决于积极性体制建设，更依赖于官员的积极履职。官员积极履职是政府经济社会管理取得良好绩效的重要前提。当前，什么样的官员可以积极履行、可以推动地方积极性体制机制的建立呢？从参与直播带货的基层官员群体中可以找到答案。直播带货背后所呈现的群体政治影像可以界定为“积极官员”。积极性来自自主性，自主性又来自体制给予的空间。事实上，直播带货并非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而是基于县域经济发展状况考量，基层官员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工具，自主选择以积极的方式来履行经济发展职责。“直播带货”是地方官员的个体行为，但当“直播带货”这一积极履职行为成为一种群体性行为时，实际上已经呈现出一幅“积极官员”的群体政治影像。当然，“直播带货”也只是履行经济发展职责行为中的一种，以积极方式履职的行为还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可见，“积极官员”是指无论在何种履职情境下都能够以积极的行为履职的官员。

2.“积极官员”下基层官员的履职行为模型。

上述已说明，“积极官员”可以理解为积极履责的官员，只要官员积极履责，都可以视为积极官员。主观性发展性责任认知与客观性履职情境是影响积极官员积极行为的两个变量，并形塑出基层官员不同积极性程度的行为。高度的发展性责任认知与更恶劣的履职情境能够形塑基层官员更积极性的履职行为，随着二者的程度降低，基层官员履职行为的积极性程度也随之降低。

依据发展性责任认知程度与履职情境的恶劣程度两个变量可以建构出作为“积极官员”的基层官员在履行经济发展职责中的行为模型。如图1所示，X轴表示基层官员履职情境的恶劣程度，Y轴表示基层官员的发展性责任认知。L1和L2曲线是无差异曲线，代表基层官员履行经济发展职责的行为不同的积极性程度。在该坐标上，有无数凸向原点且互不相交并不与X轴Y轴相交的无差异曲线，每一条曲线上任意一个点所代表积极性程度都相等，曲线离原点越远表示积极性程度越高。A区域表示，基层官员的发展性责任认知程度与其所面临的履职情境的恶劣程度都很低，进而呈现低度的积极履责行为。在部分经济较为发达的县，主政官员得过且过地履行经济发展职责的行为可归属于此类。他们的发展性责任认知不强，同时其所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恶劣度低，往往会按部就班地履行经济发展职责。

图1 “积极官员”下基层官员的履职行为模型

B区域表示基层官员的发展性责任认知程度与履职情境的恶劣程度均很高，进而呈现高度积极的履责行为，“直播带货”行为即属此类。官员的发展性责任认知很高，同时所面临的履职情境恶劣程度高，这使得他们很想发展好地方经济，会别出心裁地发展地方经济。C点和D点分表代表基层官员的发展性责任认知程度与履职情境的恶劣程度处于一高一低、一低一高的情况，进而产生中度积极的履责行为。经济发达县的主政官员安排人员跨省接工人返厂复工的行为可归属于C类；这些主政官员的发展性责任认知很高，所面临的履职情境恶劣程度低，在经济发展压力不大的情况下，通常会选择在求稳的方式发展地方经济；在部分经济发展并不好的县，主政官员并未进行“直播带货”，而是采取常规措施发展经济的行为可以大致归为D类。官员的发展性责任认知不强，但是其面临的履职情境恶劣程度高，迫于较高的经济发展压力和问责压力，在一定程度的发展性责任下，基层官员会选择采用常规性方式发展地方经济。总之，基于发展性责任认知与履职情境的积极官员行为模型为理解地方官员的履职行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释模型。

五、结论与讨论

疫情中各地基层官员直播带货的现象，具有“非制度安排性、群体性”等特征，其实质上是基层官员自主性履行经济发展责任的行为。而既往研究没能解释基层官员为何会从“幕后”走向“前台”，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直接推进经济增长。笔者认为，直播带货是在信息化时代公共行政环境变革之下，由基层官员的高发展性责任认知与其所处的恶劣履职情境两个因素共同催生的。基层官员不约而同地、成规模的直播带货型塑了“积极官员”这一群体性的政治影像。透过这一现象发现“积极官员”不止“直播带货”这一种实践样态。在不同程度的发展性责任认知与不同恶劣程度的履职情境之下，会呈现多样的行为样态。整体而言，基层官员的发展性责任认知越高，所面临的履职情境越恶劣，他们越会积极履行经济发展职责。“积极官员”既是一个理解性的概念，特指那些无论在何种履职情境下都能准确感知履职情境，并采取积极的行为方式去履职的官员；也是一个分析框架，在主观性发展性责任认知与履职情境恶劣度及其感知度的互动下，会形成不同样态的积极履职行为。在新时代，地方积极性治理体制机制的构建需要从基层官员对履职情境的感知和发展性责任认知两个层面入手，塑造一大批积极官员，以积极官员为基础实现地方的积极性治理。

现代政治是责任政治。通过观念、结构、行动三个维度可以建构责任政治。责任观念源于“心灵的习性”，是建构责任政治的基础。首先，笔者提出的“发展性责任认知”将责任观念进一步细化，能够为责任政治的建构在“观念”上提供价值借鉴。其次，责任政治的“结构”在于合理“定责”，继而激励公共权力主体积极履责。履职情境这一概念囊括了责任政治的结构之维，不同的定责结构或环境能够催生出不同的履职情境。如前文所阐述的，自下而上的回应诉求能够影响履职情境，这可以进一步丰富责任政治的社会结构之维。最后，根据基层官员直播带货的行为提炼出“积极官员”这一概念，能够为责任政治的建构找到现实支撑。具有不同程度发展性责任认知的个体在不同的履职情境之下能够产生不同积极性程度的履职行为。发展性责任认知程度越高，履职情境越恶劣，基层官员更能产生积极性的履职行为。这说明，实现责任政治首先需要一批具有高度责任认知、且能够将责任高度内化的主政官员，他们会根据不同的履职情境做出不同程度的负责任的治理行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政府白皮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R/OL].（2020-06-07）[2020-10-11].www.scio.gov.cn.

[2]田雄.强激励与弱激励：县域社会中的经济增长与组织运作[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1）.

[3]杨海生，罗党论，陈少凌.资源禀赋、官员交流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10（5）

[4]卢盛峰，王翀洋.官员特征、经济禀赋与经济发展——基于卫星灯光数据的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6（5）.

[5]高睿，曹廷求.信贷资源竞争与地区经济增长[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9）.

[6]FUBINGSU.The Chinamodelwithering？Institutional roots of China’slocal developmentalism[J].Urban Studies，2017（1）

[7]陈文华，关小燕，胡大立.工业园区建设中的集群战略探讨[J].江西社会科学，2010（2）.

[8]陈剩，勇马斌.区域间政府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J].政治学研究，2004（1）.

[9]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10.

[10]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徐毓枬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社，2017：1.

[11]姜威，孙烁琪.地方政府行为与区域经济发展：基本理论与中国经验[J].学术交流，2014（6）.

[12]刘秋银.产业集聚发展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及其优化[J].中州学刊，2014（10）.

[13]后小仙，马融，南永清.地方官员任期与营商环境优化[J].经济与管理评论，2020（06）.

[14]宋林霖，何成祥.从招商引资至优化营商环境：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履行方式的重大转向[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9（6）.

[15]吴铮.招商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青海省十多年来招商引资数据的实证分析[J].企业经济，2012（1）

[16]孙亚男，庞祯敬.招商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以唐山市为例[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17]殷强，冯辉.中国式财政分权、辖区竞争与地方政府投资——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经济经纬，2019（5）.

[18]彭冲，陆铭.从新城看治理：增长目标短期化下的建城热潮及后果[J].管理世界，2019（8）.

[19]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

[20]刘冲，乔坤元，周黎安.行政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不同效应：来自中国县域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2014（10）.

[21]陈鹏.新担当和新作为：新时代地方官员激励与约束问题研究[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9（1）.

[22]ADAMPRZEWORSKI.Institution smatter？[J].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2004（6）.

[23]陈家喜.地方官员政绩激励的制度分析[J].政治学研究，2018（6）.

[24]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M].陈光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4-65.

[25]荣敬本等.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8-56.

[26]周黎安.行政发包制[J].社会，2014（11）.

[27]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EB/OL].（2019-11-05）[2020-10-01].http：//www.gov.cn/zhengce/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

[28]石培华等.“非典”后的旅游经济重建与风险管理[J].旅游学刊，2003（4）

[29]张贤明，张力伟.论责任政治[J].政治学研究，2018（4）.

注释：

①材料来自2020年11月3日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