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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聚合与精准解码:农村广播大喇叭在突发疫情传播中的政治功能 郭淼郝静

作者:郭 淼 郝 静  责任编辑:赵子星  信息来源:《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1-03-29  浏览次数: 70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所引发的重大公共卫生风险使隔离人员、信息畅达成为防控疫情、维护秩序稳定、防范次生风险的首要任务。农村因春节期间返乡人数激增成为防控关键区域对返乡流动人口及留守村民的疫情管控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为实现精准的防疫信息传播有效发挥风险预警的作用广播大喇叭成为农村疫情预警和疫情期间隔离管控等信息传播的重要手段是通过精准解码缩小政治信息鸿沟、垂直到村以增强个体理解、激活政治参与意识的工具是规范性政治权力虚拟聚合、政治信息传播仪式化的表征是基层政治治理的隐喻符号。“溢散”和“共鸣”使新媒体与农村广播大喇叭实现联动二次传播增强了政治传播效果创新了基层治理手段为引导社会舆情防范社会风险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农村广播大喇叭虚拟聚合精准解码政治传播风险预警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月21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会开班式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要求增强忧患意识及时防范风险、应对并化解风险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防范社会重大风险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风险预警及应对是防范化解风险的关键环节。重视风险预警中传播手段的建设与创新既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1]的明确要求也是突发疫情期间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稳定政治传播秩序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

2020年1月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由武汉扩散至全国一周时间确诊人数破万。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相关汇报对疫情防控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会议决定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调动一切力量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成为当前国家的首要任务。此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各省指挥部根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统一指挥先后开展一级响应组织协调各自行政区域内的应急处置工作各部门从保障物资供应、控制疫情继续蔓延、打击哄抬价格不法行为、加强野生动物监管、航空铁路安全等多维度入手力求遏制疫情蔓延。

中央政令迅速抵达各省根据疫情传播特征从市区到乡镇开始“封路”“封城”管制出行避免人群聚集减少病毒感染降低疫情传播。各级政府借助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对实时监控的疫情状况实行定期及时公开。而在广大农村村民卫生防范意识普遍不强对疫情防控认知不足加之春节期间返乡人数激增因年俗村民聚集性机会增多疫情风险防控任务艰巨稍有懈怠极易形成聚集性爆发。乡、镇、村等基层政府机构借助传统的农村广播大喇叭及时公开疫情实况、发布疫情预警信息和政府应对政策及时满足群众对疫情信息的知情需求收集群众反馈以掌握民意把握舆论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灵活调整完善区域性应对政策提升基层治理水平。顶层设计与基层治理耦合联动在充分运用无人机、短视频等技术手段的基础上创新传播方式使用广播大喇叭精准传播疫情预警信息和疫情应对的政策解读提升民众政治参与感和基层治理现场感实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与探索。

一、规范性权力的基层政治传播符号

疫情期间防控形势严峻村干部最为普遍的选择是通过广播大喇叭使用当地方言传播防控知识顺口溜、快板、唠家常、戏剧等各种“土味又硬核”的形式齐上阵其中包括“有理有据”宣传型、“再三强调”唠嗑型、“温柔鼓励”提醒型、“家长训话”暴躁型等几种类型。[2]传统的农村广播大喇叭在特殊的疫情期间蕴含了丰富的意义。

特殊情境传播下广播优势凸显

广播是依靠无线电波所传送的声音为媒介的大众传播工具具有伴随性、广泛性、及时性和亲和力的特性。[3]声音具有强穿透力使广播不受空间限制即时向用户传播信息以声音作为表达手段受众门槛低任何年龄层、文化水平的人都可成为接收广播信息的受众相比电视的录制剪辑和报纸的采写编辑更能及时处理、发布信息声音本身表现力强、感染力强、更逼真、更可信、更贴近群众可通过直接、通俗易懂和充满感情的语言传达信息激起听众的情感共鸣。同时广播大喇叭作为传统媒介传播手段与报纸、电视一样拥有相当的公信力是国家机器发声的具象化形式。近两年新媒体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的迅速崛起在日常信息传播过程中吸引了大量用户但在特殊情境下依托封闭性区域内的公信力广播重新获得生命力价值得以凸显甚至其传播范围有限的劣势也在疫情期间管制出行的情境下使传播呈现出地域接近性及文化接近性下的精准化特点。疫情期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潜伏期较长人传人扩散因此减少人员聚集、限制出行、居家隔离是主要的行动策略。广播大喇叭渗透性好不受空间及交通条件成为居家隔离受众的重要信息源广播大喇叭传播迅速时效性强传播门槛较低普及率高可在第一时间覆盖区域受众且内容消费门槛低对受众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水平要求不高群众性强感染力强可强化传播效果。[4]

广播的发声满足小范围内精准受众对疫情的知情需求真实、及时、透明的政治信息公开可消除恐惧心理避免谣言滋生。近两年互联网发展迅猛双微平台虚拟社群众多网络的匿名性、集群化容易导致情绪极化、谣言传播广播大喇叭作为特殊情境下公信力较强的政治符号能够实现农村广泛的熟人社交中信息有效传播可以及时辟谣避免网络言论与行为的极化。

村头大喇叭激活政治传播功能

1.政治宣传

广播大喇叭运用有意义的符号传播预警信息和国家政策对同一信息以不同形式向人们重复传播影响人们的思想引导人们的行动。[4]这一方式契合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意见领袖说服群体所使用的“重复法”本质是在传播观念。这种观念可以具象为理论、方针、政策、伦理道德及立场态度此时的广播大喇叭具有政治政策宣传功能。此外庞勒在《乌合之众》中从心理学的独特视角研究了说服群体的原则和方法——原则为尽可能简单化说服的手段包括断言法、重复法和感染法。而在突发疫情感染性较强的情况下农村广播大喇叭将专业化的疫情预警信息与国家政策通过简单易懂的符号传播给村民通过不断的重复使观念进入人的“无意识自我”的深层区域进而影响村民的行动。

2.规范性权力的基层治理

广播大喇叭是规范性权力掌握发布权的象征是基层政治权力的隐喻和表征是基层政治治理的一种有效的信息传播手段发挥预警、规范、宣传等功能。如果一定范围的人们普遍地以某种价值标准或行为规范来规制权力的行使所形成的权力可以将“强制性”与“合法性”结合起来以使人们服从这种特定的权力即规范性权力。[5]村干部作为行政体制内部规范性权力的最小个体单元是基层政治权力的关键要素。疫情期间的广播大喇叭作为传播渠道由村干部作为传播者发起规范性权力掌握信息发布权向所辖行政区域内的村民传播预警信息和政策解读等信息以改变村民观念、规范其行为且可凸显村干部在疫情防控体系中的角色、激发基层政治的生命力。广播大喇叭不仅成为基层村干部规范性权力的有效工具还具有传播政治信息的功能是基层政治治理的手段。政治传播是实现政府和民众沟通的重要手段借助各种传播媒介提供或增加民众政治意愿的表达渠道可提高村民对政治参与的广泛程度和深入程度对村民政治观念起到引导和支持作用能及时缓和社会政治矛盾通过有序的基层治理秩序以稳定政治局面。

预警传播和及时的政策回应是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广播大喇叭是预警信息和政策实现精准传播并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有助于预警信息及时准确地触达受众满足受众知情权防止社会舆情失范及时防范社会意识形态风险及其他联动风险因此疫情期间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依靠广播大喇叭对预警信息和政策进行及时传播和解读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虚拟聚合满足疫情时期的政治传播要求

广播作为人类听觉能力的延伸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迅速、渗透性强的优点且只需占用单一听力器官即可。农村广播大喇叭实现的虚拟聚合满足了非常时期身体不在场的要求即减少实体聚合接触的机会但信息在场的虚拟会议形式。虚拟包括会议形式上的虚拟性以及传统会议传播主体的虚拟化。虚拟形式下所形成的聚合包括村落基础上的观念聚合和统一的行为框架。

所谓虚拟既包括传统的聚合形式会议转化为使用大喇叭传达会议政策的虚拟性又包括信息传播主体的虚拟化。一方面村民因为疫情只能足不出户使用农村大喇叭广播如同村里开会家家户户打开窗户就可收听实现了具有仪式感的虚拟聚合成为特殊时期下传统会议有形聚合的新形式。另一方面由村干部和大喇叭共同组成新型传播主体大喇叭可将某一信息记录并重复当大喇叭重复村干部第一条录制的信息时承担了传播主体的角色具有虚拟性。这也区别于传统网络社群所形成的虚拟聚合不仅持有规范性权力的约束性和强制性还具有沉浸式的现场感可实现政治传播的深度场景化。[6]

所谓聚合一是实现了村落基础上的观念聚合。传统行政划分下的乡村开始发挥作用。郡县制是古代中央集权制在地方政权上的体现而现代的乡镇划分与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广播大喇叭成为传达政策的重要手段成为特殊时期基层会议的特殊仪式更是政治仪式化的重要形式。广播大喇叭以乡村为单位传播信息建立了基于已有现实社会关系的新型虚拟社群通过传达国家政策的解读符号强化用户的政治参与意识形成群体身份认同影响村民观念实现村落基础上的观念聚合。而村民观念聚合最终统一于国家的政策信息统一于国家意志。二是构建受众疫情防范的统一行为框架。预警信息传播的效果和目的在于改变行为。村落基础上的观念聚合表现在影响受众行为使之形成统一的行为框架。媒介的可信度和受众对媒介的认同度直接影响媒介对公众的影响力。[7]受众行为的改变往往依赖情绪驱动而情绪波动依靠传播者拥有强公信力、受众对信息的有效理解及其与疫情的相关性感知。

农村广播大喇叭本身既包括传播者作为村干部所蕴含的公信力代表规范性权力又作为传统的主流媒体的传播工具增强了传播者所传内容的公信力还带来新媒体不可替代的现场感和沉浸感增加群众对疫情和国家政策的相关性感知促使群众树立集体目标。高尚的集体目标有助于增强个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利用方言、顺口溜等对信息进行精准解码有助于受众理解信息内容保证了信息被有效理解。这些要素可直接增强受众对规范性权力的认同感、政治参与感和使命感从而提高自身疫情防范意识改变自身行为进行居家隔离、戴口罩出门等行为最终实现控制人流、防控疫情的治理目标。

三、精准解码推动政治传播垂直化与精准化

精准解码既包括针对各区域内传播形式的精准化精准到语言和表达方式又包括对信息解码、编码使信息实现精准抵达垂直传播。美国心理学家米德认为象征符号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通过语言、文字、手势、标签等象征符号进行交往达到共同理解。[8]现代社会作为一个符号域即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和机制任何符号都有其意义。方言俗称地方话在中国传统中历来指的是通行在一定地域的话。[9]方言是一种生活语言是该区域内成员共同认同的符号内部形成自己的亚文化圈有助于区域内生活成员更好地交流思想、表达感情。[10]索绪尔将单一符号分成意符和意指两部分。意符是符号的语音形象意指是符号的意义概念部分。若将普通话和方言、专业术语和顺口溜唠家常分别视为两种意符这两种意符分别是始源域和目标域的两种表达符号虽然符号不同但其意指相同。同时由于结构性差异编码与解码往往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根源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文化关系、社会背景和地位利益等结构性差异。[11]编码与解码的不对称会使信息传播阻塞增加信息折扣和误读。而且符号所载之意义并不是发送者“传递”的而是接收者“生产”的。[12]“意义和信息并非简单被‘传递’而是被生产出来的首先产生于编码者对日常生活原材料的编码其次产生于观众与其他话语的关系之中。每一阶段都举足轻重运行于自身的生产条件之中。”[13]始源域编码主体的专业化与目标域编码主体的生活化和参差性使意义的生产条件存在差距后者难以理解前者的信息意义会产生传播隔断。此时村干部成为国家机器和群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对信息意义加以解码通过结合生活材料以及对群众的了解重新编码构建跨越不同年龄和文化程度的群众可理解的意义符号进而实现信息内容的精准抵达。

村干部通过地方方言这种特殊符号对官方信息解码重构编成顺口溜、快板、戏剧等形式可缩小专业鸿沟便于乡村地区群众理解信息、增强认同感。各村方言不同政策传达方式因村制宜可实现精准传播高效地将预警信息和政策解读及时抵达目标用户消解政治传播中因为层级传播所带来的核心思想的传播折扣实现垂直化传播精准到人。如表1

表1关于农村广播大喇叭内容和形式的不完全统计表数据来源于互联网


精准解码有助于强化规范性权力。规范性权力作为一种特定权力类型它不仅是一种具有正当性的引导性力量它还具有不可削弱的强制性。[5]乡村范围内的人们在以往的行政机制和人民民主下形成了特定的规范权力主体即村干部。这种权力不仅因合法性拥有正当的引导性力量还拥有人民民主所赋予的强制性。农村广播大喇叭是村干部规范性权力的具象化意符其强制性一方面体现在广播大喇叭本身具有高度渗透性覆盖整个乡村范围区域内村民必然会接收到广播信息另一方面表现在信息由村干部通知出行管制、居家隔离、佩戴口罩是一种政策性行为虽居家隔离和佩戴口罩是建议式的但存在一定的强制性和严肃性能够影响和约束村民行为。通过广播大喇叭发布信息规范性权力掌握了发布权便于实现信息的层级传递在确保信源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完善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沟通提高民众政治参与感维持政治传播秩序缓释社会民众政治焦虑减弱社会政治风险。[14]

精准解码有助于引导社会舆情保障社会安全。社会舆情是一种非传统安全。网络舆情是人们受到疫情刺激后产生的对疫情本身及其关联领域和影响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信息集合[15]能够直接反映公众对社会现象和社会热点问题的观点和看法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形式。[16]2020年初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背后承载了大量非传统安全因素。非传统安全是指非军事因素导致的国家安全问题其价值目标指向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和国家政治安全。[17]疫情的舆情发展与社会医疗、卫生健康、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政治社会治理、国际交流等现实要素息息相关需要全国上下齐心共同阻击。及时、权威、有效的疫情预警信息通过精准解码抵达用户边缘缩小专业知识鸿沟满足用户对疫情信息的知情需求实现信息对等增强作为网络边缘受众的基层群众对政府及主流媒体的理解和信任影响用户线上传播行为形成理性的民意反馈环境并有效减少用户恐慌以及识别谣言的能力防止谣言滋生。同时增强基层群众对政府及主流媒体信息的理解和信任。

四、二次传播增强政治传播效果

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及微信、微博等平台对五花八门的农村广播大喇叭内容的录制剪辑引发了二次传播高峰与线下广播大喇叭形成联动联动引发了二次传播增强了预警功能成为政治传播的创新传播手段。如图1现实空间中的广播大喇叭与网络新媒体在讨论疫情议题中实现联动。广播大喇叭作为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主要通过“溢散”和“共鸣”两种方式实现联动。[18]“溢散”指媒体评论的议程从新媒体流向主流媒体以溢散方式对一些敏感议题不断扩音这些议题由网民爆料扩散而来引起主流媒体大量报道“共鸣”指主流媒体对一些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话题设置议程即主流媒体作为传播源头引发话题随之自媒体平台利用自身特性围绕话题背后的道义、情感发布相关文章及观点引爆舆论场。传统媒体与新兴的自媒体通过溢散与共鸣方式使热点事件达到扩音的效果即通过联动扩大影响范围增强传播效果。

传播优势互补形成联动

从媒介的发展史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的传播媒介每次都是迭代式发展并非取代式更新。广播大喇叭是对电视报纸这两种传播媒介的补充。在精准解码下尤其是将预警知识、科普知识、政策等专业性知识蕴含在接地气的方言传播语态中补充了电视报纸等不具备的与受众之间的接近性和趣味性。新媒体又在媒介特征上补充了广播大喇叭劣势完善反馈实现录制传播。广播大喇叭因其独有的强渗透性凸显传播价值成为疫情期间的重要传播媒介。但广播大喇叭的劣势为单向传播难以收到反馈信息广播信息一瞬即过且只能被动适应广播者语速。而在新媒体参与下传播者可在新媒体平台及时收到反馈完成整个传播闭环。例如微信上线的监控疫情正是线上新媒体作为联动的一种开放性反馈渠道。同时新媒体平台加入了花样剪辑功能、各地受众录制广播内容后经过拼接、倍速、放大、重复等手法既克服了广播信息一瞬即过的缺点又增强了吸引力刺激私域流量传播与现实广播大喇叭形成联动。


图1互联网关于乡村大喇叭和农村大喇叭的舆情发布指数线型图数据来源清博舆情指数

2020年1月30日前后、2月4日前后微博出现两次关于农村广播大喇叭的热搜微信平台中央视新闻、侠客岛微信公号于1月31日前后发布的关于农村大喇叭的文章较为典型阅读量10万 抖音平台#硬核大喇叭#话题内共3637个视频6.7亿次播放其中播放量10万 的视频大多上传于1月30日前后且三平台所传视频具有同质化。数据统计日期2020年2月12日

二次传播强化联动效果

线下的广播大喇叭与线上抖音、微信、微博平台中的短视频传播通过“溢散”和“共鸣”相互联动通过对疫情这一统一议题的报道和算法推荐互相论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增强受众对疫情信息的理解深度提高受众对信息真实性的感知和参与度激发相关主题的二次传播。

新媒体平台中私域流量对大喇叭内容录制剪辑后的音视频加以传播是对信息的二次传播与广播大喇叭直接的一次传播有所差别。广播大喇叭更注重的是传播事实真相、传播预警信息和政策的本地化解读注重真实性、垂直性和准确性。而新媒体平台的二次传播是通过私域流量中的超级节点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传播录制、剪辑好的广播内容视频或语音面向个人的私域流量池形成新的圈层式传播在此基础上实现“去中心化”拓宽了受众传播面丰富了播放和传播的形式通过蒙太奇手法为其赋予情绪更注重调度公众态度。作为个体的传播者所影响的私域流量具有高信任的特征保证了二次传播的传播效果。

私域流量各节点的信息传播圈层环绕在传统主流媒体的预警信息传播链条周边与广播大喇叭的预警工作形成联动直至抵达政府预警信息传播的受众边缘扩大了传播范围。两者联动形成预警整体线下线上对疫情议程的共同讨论及一致态度会影响受众对预警信息的感知、理解及相关性进一步改变受众作为传播者的行为包括受众的线上传播行为和线下疫情防范行为。当其线上行为发生变化时承担了KOL、意见领袖的角色和作用实现二次传播。同时谣言经常产生于线上虚拟社群内社群内身份和信息的隐蔽性和圈层性会限制公众接触其他意见的广度产生信息茧房的效果、导致意见极化而线下通过广播大喇叭对网络社会民意即社会舆情的及时回复增加了意见传播渠道突破茧房及时辟谣。

效果凸显联动价值

一是疫情预警效果凸显联动价值。预警作为对灾害及各种危险状况的提前预知和防范健全的预警机制将会成为政府与公众妥善处理突发事件、有效预防危机的前提有助于提高政府公信力、满足公众随时代变化所产生的新需求。[19]预警反应行为过程包括“感知——态度——行动”三个阶段即预警信息接收、认知和行动达成的过程[20]预警效果的检验在于是否改变态度、产生行为改变。社交媒体催生新的传播格局新旧媒体对同一议题产生信息联动尤其是信息方向一致时有助于增强受众的感知能力刺激受众快速做出态度决策和行为改变加深预警传播的效果。广播大喇叭是疫情传染肆虐这一特殊时期不可或缺的传统媒体之一也是完成预警工作的工具之一。

二是政治传播效果凸显联动价值。塑造基层政府形象扩大基层治理模式的传播范围积淀良好的政府公信力。村干部是政治规范性权力的代言人其言行使政府形象的外化广播大喇叭式的传播方式会增强亲民、负责、有利的基层政府形象。而单一线下的广播大喇叭传播范围有限若不借助新媒体平台对这一事实进行传播我国的整体基层治理模式影响覆盖面则相当有限。互联网是聚光灯也是放大镜政府行为通过网络传播得到了更多展现、传播的机会会产生跨地域的实际影响不仅改变其他地域受众的行为还会增强受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同一时期相同处境下的人们会产生心理相关性进而互相借鉴。例如疫情暴发初期除湖北外其他省市纷纷出现疫情感染者处境相似。将河南的大喇叭广播内容剪辑录制后传播到网络空间中会切实影响其他省市网民对各地政府和中央的态度同时由于各地区疫情发展状况类似确诊人数相当其他区域的人们会主动将河南的受众行为作为一种参考改变自身行为也开始居家隔离。而对各地大喇叭内容的合成剪辑也是中国乡村治理的有效呈现有助于群众增强对国家基层治理的信任度和认同度。

五、结语

信息不对称将导致流言肆虐社会恐慌情绪泛滥妨碍社会正常秩序激化社会矛盾增强社会风险挑战。因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这一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期间保持信息对等、信息公开透明极为重要基层政府运用广播大喇叭可有效应对潜在的社会风险。农村广播大喇叭因其及时性、强渗透性和受众广泛性的优势实现了虚拟聚合和精准解码为受众带来现场感和参与感增强其对信息的理解和感知影响村民的个人观念及行为实现了观念聚合和行为框架统一强化了基层政治权力的规范性和强制性保证信息精准传播和垂直传播保障基层治理工作顺利进行。同时由于新媒体对现实生活渗透广泛通过与新媒体联动可补充传统媒体劣势完成二级传播实现预警传播和政治传播手段的创新联动充分满足群众对信息的知情需求避免谣言大肆传播可有效引导社会舆情及时防范各种社会风险激发基层治理活力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世界形势日趋复杂化我国公民的风险意识和知情意识不断觉醒社会意识形态日趋多样其与社会现实联系密切衍生各类风险使得社会风险日益加剧提升了风险治理难度。高风险社会下中央和基层政府必须及时行动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采取一切有效手段防范化解社会各项风险。矛盾具有特殊性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关于化解风险更需要考虑情境依据情境精准施策积极探索传统媒体价值创新各种传播和治理手段充分发挥各手段的叠加作用。当然广播大喇叭是2020年初农村防控疫情的重要治理手段但因时间限制未能统计完整数据只能根据播放量和传播量筛选部分视频进行进行总结、量化期待后续研究将其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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