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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野下的困境留守妇女

作者:汪淳玉 吴惠芳  责任编辑:王铭鑫  信息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21-03-28  浏览次数: 87

 困境留守妇女是乡村振兴战略中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由于城市偏向的发展思路和父权制的复杂影响,疾病困扰、婚姻危机、照料负担等多重困境通常叠加在一起并长期存在。乡村振兴战略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提出了切实要求,我们应该借此使困境留守妇女也能受益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各项举措,并为之作出贡献。对困境留守妇女的关注也为乡村振兴战略增加了必要的性别维度。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困境留守妇女;多重困境;叠加效应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十九大提出的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方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作出具体的目标规划和任务分解,以2050年为完成点,乡村振兴分为三大阶段渐次实现2020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至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并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至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最终实现。它的实施将对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与之相观照的农村现实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图景。一方面,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村留守人口的规模(尤其是劳动力人口规模)逐渐开始缩小。段成荣根据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05年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发现2010年后留守妻子出现了负增长,从2010到2015年共减少了16.5%。根据他的推算,2015年留守在农村的妇女约有1717万[1]。另一方面,留守群体“留守”的主要原因发生了变化。叶敬忠等发现,在大部分农村地区,“能出去的都出去了”“只有那些家中实在无人照料子女、老人的,或因自身伤病,或身处哺乳期的群体才留守在乡村”[2]48“留守”的主要原因从“守土”(从事农业生产)“守家”(照料与养育)并重,转变为以再生产性劳动为主。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一个现实议题:如何将现阶段的农村留守群体,尤其是属于劳动力人口的农村留守妇女纳入进来,使她们能够成为从中受益的对象和积极参与的主体。我们认为,在对这一议题进行探讨时,有一个留守妇女的子群体需要得到区分和界定,我们称其为困境留守妇女。

不同于困境儿童,对“困境留守妇女”的识别和探讨还处于尝试阶段。在以往的研究中,描述留守妇女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时虽然也经常用到“困境”一词,但研究者并没有将身处某种困境的留守妇女界定为“困境留守妇女”。从语义上看,“困境”指人陷在艰难痛苦或无法摆脱的环境中。“困”可以意指“贫穷”,或指“苦难”,或指“危难”。困境留守妇女所遭遇的困境,通常具有以下特征:(1)长期性:本文不探讨留守妇女可能面临的暂时的急难,主要关注重大疾病、婚姻危机、照料重负等留守妇女需要长期面对的困境;(2)叠加性:多种困境相继或同时发生,相互作用,使留守妇女难以凭借自身力量摆脱;(3)危害性:多重困境的叠加对留守妇女带来了较为严重的身心伤害,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留守妇女的生产脱离。

全文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介绍问题的缘起,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一个现实议题:如何将一部分难以参与乡村振兴的劳动力人口(困境留守妇女)纳入进来。第二和第三部分分析困境留守妇女的主要特征及制度性成因,指出长期以来的城市偏向发展路径和父权制的复杂影响是困境的主要成因,并且这些困境具有长期性、叠加性以及危害性。第四部分探讨制度层面的哪些改变可以让困境留守妇女积极投身于乡村振兴,并从中受益。

二、困境留守妇女的主要特征

农村留守妇女并非一个同质的群体。近年来,对农村留守妇女的研究已经从一般性的统计和分析留守妇女的主要人口学特征、生产生活困难、婚姻家庭问题以及精神心理压力[3],转移到了对留守妇女的不同子群体进行研究。已有研究结合国家的教育、经济、社会政策的变迁,根据留守的不同原因、丈夫流动地点和妻子来源地点的特殊性以及照料对象的变化,区分出陪读留守妇女、哺乳期留守妇女、洋留守妇女、外来留守媳妇、留守奶奶等子群体,并探讨了其成因、特点、影响及面临的问题[1456]。在2016—2019年的调研中,我们发现还有一部分留守妇女需要被特别区分出来。她们属于劳动年龄人口不处于哺乳期,却因为多重困境,已经部分或完全脱离了生产:自身或家庭成员罹患重病,照料负担极重以及婚姻遭遇重大危机,即困于疾病、困于照料、困于婚姻。这些困境往往交错重叠,长期存在,发生于留守妇女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甚至是同一阶段。这是困境留守妇女的主要特征,也是她们无法靠自身的力量摆脱困境的关键所在。

(一)婚姻困境与疾病困境的叠加

困境留守妇女因婚姻问题而罹患疾病,或因疾病困扰而无法应对婚姻危机,这是我们在实地观察到的一个普遍现象。一般而言,留守妇女在遭遇婚姻问题后情绪波动抑郁,若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的舒缓,较容易产生心理障碍,引发精神疾病。有些疾病也会使留守妇女缺乏独立谋生的能力,使她们在面对婚姻问题时应对措施有限。

案例1被丈夫抛弃后精神失常。YQP,47岁,小学文化。21岁时经人介绍嫁给第一任丈夫李某,生育了一女一子。女儿8岁,儿子6岁时,在外务工的丈夫提出离婚。YQP在丈夫提出离婚后精神状况就开始变差,不肯离婚。李某起诉离婚。在父亲的力争下,YQP获得了儿子的抚养权。不久,父亲安排她带着儿子嫁给了第二任丈夫支某,并在32岁时生下一女。YQP离婚后,慢慢失去了劳动能力,不知饥饱,不知早晚,干不了农活,经常忘记给儿子和女儿做饭。但还记得自己生育了三个孩子,记得留在前夫身边的大女儿。YQP已经确诊为精神分裂。

案例2抚养丈夫的私生子。SHF,45岁,不识字,有一个22岁的女儿已出嫁。她现在还抚养着丈夫出轨私生的6岁儿子。35岁时SHF得了肺气肿,每年要动1~2次手术,每次手术要4000~5000元。手术之后,她不能耕田,也不能提重物,因为提重物会让她肺部的血管破裂充气。家庭主要靠丈夫的打工收入维持。儿子是ZXZ唯一的骨血,当初他怕SHF对自己的儿子不好,丈夫将私生的儿子留给SHF照料时,一开始怕她对孩子不好,还经常回来看看。但SHF对这个儿子一直很好,丈夫放心了,回来得就没有那么频繁了。SHF还说,“后半辈子就靠这个儿子了”。

在不断增多的农村离婚案件中,有不少留守妇女是被外出务工的丈夫抛弃[7]10,或事实上被抛弃[8]21-22。而且留守妇女因婚姻问题而导致精神疾病并非偶然。已有的研究表明,留守妇女的抑郁症状严重程度显著高于同地区非留守已婚妇女[9]。我们在调研中也接触过不止一例类似的案例。当婚姻危机发生时,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往往体现在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上很少有专业的心理疏导。例如案例1中的YPQ在确诊为精神分裂后,每个月有127元的低保。YQP的父母虽然已经年近八十,还年年来给她种花生和稻子,不时给她送点米和菜,也帮她收拾园子。去年YQP的母亲腰椎劳损,再也直不起腰来,不能继续照顾女儿,只能请同住的二儿媳妇帮忙照应。婚姻困境对YQP的影响渐进而且漫长,这使她逐渐失去了劳动能力;而这期间,YQP并没有得到、也没有主动寻求专业的心理疏导。案例2中的SHF因为身体状况不好,不识字,基本上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只能依靠丈夫的经济供养。照料丈夫的私生子成了她在家庭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职责和贡献。近邻和其他村民没有给她精神上的抚慰,反而对她有所取笑。

(二)疾病困境与照料困境的叠加

据国务院扶贫办最新摸底调查显示:全国现有的7000多万贫困农民中,因病致贫的比例高达42%[10]“家有病人”对留守妇女而言意味着经济、精力、精神和心理的多重压力,尤其是当留守妇女本身也患有一种或多种疾病时。通常而言,因家人和自身疾病陷入困境的留守妇女也会遭遇照料困境。

案例3自己患癌症,还需照料3位老人,1个患癌的儿子和2个外孙。RYP,50岁,初中肄业,育有两女一子。儿子四岁的时候,她将儿子留给母亲,二女儿留给婆婆,自己南下打工。丈夫因赌博杳无音讯,她的打工收入除了养活三个孩子,还要养婆婆。2004年她查出患有淋巴癌,当年年底做了手术,术后继续打工;2009年和2015年癌症复发曾短暂入院,都因缺钱放弃了继续治疗。儿子初三时(2010年)因腿疼入院,后查出MI型急性白血病。过继出去的大女儿捐献了骨髓,七八年没有联系的丈夫也开始提供经济支持。所幸术后儿子的病情基本稳定。她自己靠廉价的替代性药物维持生命。因常年在外打工、求医,村中的房屋已经坍塌,宅基地也被丈夫的异母哥哥卖掉,她和儿子只能在镇上租房居住。平时她需要照料儿子,帮两个女儿看孩子。每隔10天还需回村照顾年迈患病的母亲、父亲,以及因腿伤卧床的婆婆。

RYP和儿子先后患上癌症,RYP无法再从事高强度的工厂工作,儿子的学业也被迫中断。全家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丈夫的务工收入。患病后,RYP在基督教堂受洗了,并让手术成功的儿子也受洗。这一举措让RYP及其儿子得到了更多的来自基督教会的经济支持。儿子术后上了教会学校,衣物用品都是教友捐赠。儿子毕业后留在教堂工作,基本生活费用能够自理。同时儿子还通过网络求助的方式,获得了热心网友的捐赠,很多亲戚也表示所借的钱款不用还。RYP和她的儿子都享受医保,也有大病医疗救助。所以对RYP来说,最大的困难不是经济困难,而是照料重负。哪怕身患癌症,只要还能动得了,RYP还是要去照料儿子、外孙、父母以及婆婆,而这种负担是无法请别人分担的,虽然她也常想,“谁能替替我就好了”。

另据统计,我国目前有8500万残疾人,其中有6500万生活在农村;农村残疾人贫困发生率较一般人口贫困发生率8%高2倍以上[11]。这部分残疾人中的残疾留守妇女依然要承担照料的责任。

案例4残疾人照料病瘫婆婆。WJY,50岁,文盲。1岁时患小儿麻痹,不能干农活。女儿26岁,在外务工。她的三个兄弟早就离开了农村,也都不能提供日常照料,所以她还需要不时地回娘家照顾父母。当初她嫁给丈夫时,丈夫的父母及奶奶都患病,需要人照料。丈夫也正是因为家中负担太重,才娶了她。夫家三位老人中最后过世的婆婆曾瘫痪在床4、5年,不能自理,她照料起来非常吃力。婆婆有次从床上摔下来了,她想把婆婆扶起来,但有一条腿不能用力,两人都摔到了。

尽管享受了低保,但照料负担仍然让身有残疾的WJY不堪重荷。实地的调研资料表明,当遭遇突发疾病、婚变等重大生活事件时,留守妇女通常能够得到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这些支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留守妇女的压力,帮助留守妇女重新投入生活。但对于日常的照料困境,哪怕是身患慢性重大疾病和身有残疾,留守妇女一般也是得不到支持的。因为照料已经被视为现阶段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要职责,她们的生命意义就在于从事这种日复一日的无偿劳动。疾病和照料困境的叠加,是留守妇女最为常见也最无力摆脱的困境。

(三)婚姻困境与照料困境的叠加

有些留守妇女在遭遇了婚姻危机时,丈夫对于家庭的经济供养并未中断,但他寄回家的钱、回家的次数以及对子女及长辈的关爱和付出都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处在婚姻危机中的留守妇女往往还面临照料的困境。

案例5抚养三个儿子,再婚丈夫家暴、出轨。TYF,44岁,有3个儿子,大儿子22岁,两个双胞胎儿子15岁。2003年,双胞胎儿子2岁时,丈夫在外打工时意外溺亡。因为日子艰难,TYF经人介绍再婚。再婚后夫妻感情严重不和。再婚丈夫不仅出轨,还对她及其三个儿子施行家暴。她因此酗酒,并产生过自杀的念头。TYF一开始其实不会喝酒,只想用酒来麻醉自己。喝完以后她就躺在地上睡了,儿子在旁边守着她哭。有一次她喝醉了乱踢,二儿子被踢撞到了门上,小儿子见状撒腿就跑,但她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她醒的时候还在地上躺着,天已经黑了,只看到双胞胎儿子在门口站着。小儿子说,“妈,你差点把二哥都踢死了”。从此她开始减少喝酒量。现在儿子大一些了,有时候看到她喝了酒,就让她早点休息,他们把碗筷洗了。丈夫在眉山的榨菜厂上班,一个月只寄700元左右回来。TYF会主动在村里村外找活干,可惜这样的机会不多。找不到活时她跟双胞胎儿子一起去挖野生芦笋到集市上卖,一次能挣40元钱左右。大儿子外出打工挣钱了,都存着给他娶媳妇用。她表示现在要为她的几个孩子活下去。

TYF在面临婚姻困境时,不仅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子需要照料,还有三处老人(前夫的母亲,婆家,娘家)需要关照。她只能通过打零工的方式获得一点额外收入补贴家用。这使得这类妇女的生活压力异常沉重。一方面是丈夫的不忠造成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另一方面是经济供养的减少带来的经济压力。而她们因为自身身体健全,正值壮年,一般都不会被同情、被关爱。所以她们排遣苦闷的途径不是找人倾诉,而是喝酒。这类困境妇女生命的全部意义已经完全转移到了子女身上。她们的下一代也是在这样压抑和不安的氛围中成长。

纵观这五个典型案例,我们可以观察到困境留守妇女的生活常态,并发现困境留守妇女不同于一般的农村留守妇女的特征:(1)困境的长期性。重大疾病或残疾、照料困难以及婚姻危机是她们需要面对的日常。这些并非一时的急难,她们难以从外界获得有效的、长期的支持。(2)困境的叠加性。这些困境通常同时发生,相互作用,使得其负面影响成倍加大。例如身患重症和身有残疾的留守妇女也无法摆脱照料的重担;疾病困境和婚姻危机往往相伴发生;婚姻危机使得经济供养和亲情陪伴付诸阙如,照料成为留守妇女的独角戏。(3)困境的危害性。因为长期无法摆脱这些困境,困境留守妇女或者精神失常,或者抑郁,或者信教,或者酗酒,其劳动生产能力受到严重的损害。此外,还有可能发生类似于唐成芳、杨改兰等在多重困境中杀子、自杀等极端的案例。如果我们将遭遇这些困境的留守妇女视为个别现象,将原因归结于她们自身的不足,那我们自然也无需对这类妇女给予太多关注。但事实与此相反。从2012年唐成芳事件后我们开始关注这个群体,迄今为止在多次调研的每个村庄都能发现这些身处多重困境的留守妇女,或多或少而已。她们面临的困境的长期性、叠加性和危害性,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她们的身心健康、生产生活,并对下一阶段的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现实挑战。我们认为,困境留守妇女现象普遍发生的原因必须回到制度层面去找寻。

三、困境的制度性因素分析

婚姻危机、疾病困扰和照料重负是当代每位妇女都可能遭遇的,但这些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何以相继或同时发生在留守妇女身上,使其难以摆脱?这些貌似个人不幸的背后似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城市偏向的发展思路与被迫留守

在长期以来的城市偏向的发展思路影响下,中国城乡之间产生了的巨大差距。这不仅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而且随着国家对流动人口的政策逐步放松,人口流动的特征也出现了从只身外出到举家迁移的转变[12]。因此,在长达30年的人口外流之后,农村地区目前的留守人口大多是因为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劳动技能、照料责任等种种原因“无法外出”而被迫留守。而留守妇女是其中一个很微妙的群体。一方面,从人口学的角度看,她们是劳动力;另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她们不是劳动力市场的储备军,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剩余人口。作为剩余人口,现阶段的留守妇女大多数只能从事无酬或低酬的工作,例如照料,务农,或打零工,无法进入到经济系统的正式部门当中。可以说,因为国家主导的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目前留守妇女在经济上的不独立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

同样因为城市偏向的发展思路,中国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并出现了结构性失衡[13]。更为严峻的是,1978—2003年间,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对差距在拉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对差距大体在缩小;而2003—2016年间,情况刚好相反,随着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对差距的缩小,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对差距则有拉大的趋势[14]。这意味着相对于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的医疗资源相对匮乏而且差距在扩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检测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城市婴儿死亡率为4.7‰,而农村婴儿死亡率为9.6‰,农村高于城市1倍多;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城市为5.8‰,农村为12.9‰,农村高于城市1.2倍。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不止一例重病患儿童以及残疾儿童。而且全国残疾人口中的大多数也生活在农村,他们不论是老人或儿童,都会成为留守妇女的沉重负担。留守妇女的身体状况方面虽然缺少全国性的统计数据,但我们的调研显示,留守妇女因为相对于非留守妇女而言要承担更多的劳动,长期的劳作让她们更容易患上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严重的胃病,甚至会因外出务工的丈夫而患上难言的性病。

(二)父权制与性别分工

早在21世纪初,有学者运用家庭社会学的视角对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家庭变迁作出了预言。他们预计,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生活方式的转变将促使农村社会家庭‘隐私’观念的建立,从而把家庭逐步变为一个私人生活的场所”,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将使农村家庭真正实现“从传统的父系父权家庭制度向现代家庭制度的转变”[15]254。这一前瞻性预言过去十年之后,学者对流动人口的家庭变迁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父权制的影响依然存在而深远。因为中国的人口流动“充满离乡与返乡、离土与守土的多向流变以及现代性和传统的反复冲折……父权制家庭在流动中的变迁既有解构,同时也有重建过程在发生。在解构和重建的交错过程中,父权制家庭在变动中得以延续”[16]

具体来说,父权制下的性别分工是妇女留守的主要动因,并因为人口流动而掺杂了“健康”“母职”等现代话语[2]160。其他研究也显示,留守妇女对留守儿童的健康有积极的意义。通过6个年份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研究者发现仅母亲外出及父母均外出的留守儿童生病或患慢性病的概率较父母均在家的儿童分别增加2.76%和3.82%,增加幅度分别为52%和71%,而仅父亲外出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不显著[17]。这似乎进一步巩固了“妇女留守”的话语。而且,留守妇女也必须依靠妻子的身份获得村民资格,“土地及其福利的分配依然建立在男性血统之上”[2]160。很多留守妇女不敢离婚、不愿离婚,因为家庭的维系已经成为她们生命的意义和存活的根基。婚姻的破裂对她们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这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上的生计无着,也体现在精神层面上的骨肉分离。

此外,父权制的影响力还在于农村地区对于男性的偏好。尽管科技的进步、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已经使农业生产不再需要太多的重体力,但农村地区还是存在强烈的“生男孩”的倾向。不生男孩无以“继宗祀”;“双女户”被视为绝户,可以享受五保。为生育男孩而产生的有选择性流产(其中有很多是密集性、大月龄流产)以及未生育男孩的心理压力,对很多留守妇女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严重伤害

总体而言,城市偏向的发展思路所推动的乡城人口流动,使迄今为止留守在农村的妇女成为了剩余人口,她们被甩出了通往发展的高速列车,只能从事无酬或低酬的工作;父权制的威力犹存并有了新的发展,在谁留守、谁拥有土地的使用权、生育上的性别偏好等方面对留守妇女的身心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匮乏并与城市的差距日益增大,这使重大疾病、先天残疾等现象更容易发生在农村。这些制度性和文化性因素的合力使婚姻危机、疾病困扰和照料重负很容易相继或同时发生在农村地区的留守妇女身上,让我们看到了现阶段困境留守妇女的整体图景:婚姻危机、疾病困扰和照料重负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产生叠加效应,超出了困境留守妇女的承受能力。

四、乡村振兴与困境留守妇女摆脱困境的可能性

留守妇女属于劳动年龄人口,是生产者和照料者。在这样的预设下,留守妇女即便是需要帮扶或支持,也多数落在生产技能培训和文化娱乐体育等方面[1819];哪怕面临各种压力和生活事件,也可以自己生成抗逆力,而这种抗逆力得以生成,是因为“中国农村的乡土性、留守妇女自身拥有的周围资源、自立自强的精神品质”[20]28。研究者强调留守妇女自身的社会网络资源(亲朋好友邻居)能够及时有效地给予留守妇女关怀和支持,而留守妇女固有的精神品质如自立自强、不妥协、坚持等,也能够帮助其渡过难关以及压力事件遗留下的不良影响。但文中没有述及未能生成“抗逆力”的留守妇女的遭遇。而已有的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络比较单一和脆弱,社会支持供给与留守妇女需求之间矛盾突出,非正式支持在留守妇女的生活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21]。在农村人口已经大量外流的情况下,寄希望于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或者鼓励留守妇女坚强坚持下去,似乎不是有效的解决方法。

对困境留守妇女的描述并不能止于悲情的叙事和个体的抗争,而需要看到宏观层面的经济结构、文化权力等制约性因素。偏向城市的发展道路、父权制的长期存在和发展,使留守妇女承担了个体难以纾解的苦难。所幸的是,近年来中国的发展政策和路径已经开始发生调整与转向。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明确要求要“健全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2018年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困境留守妇女要摆脱困境,正需要上述制度层面的转变。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乡村不再是被放任凋敝的对象,乡村人口也不再是需要被改造为工业人口的群体,而是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的主力军。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更应该看到留守妇女所处的困境,从制度层面上设计并提供更多的社会化服务。不仅要将她们从照料的重负中摆脱出来,为她们提供必要的心理疏导,而且还要为她们提供自我学习的平台和家门口就业的机会,使困境留守妇女重新成为有生产能力的个体以及乡村振兴的主体。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困境留守妇女摆脱困境的可能,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所需的对性别维度的关注。


参考文献

[1]段成荣,程梦瑶,秦敏.剧变中的我国留守妻子及其学术与公共政策含义.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21-26

[2]叶敬忠,潘璐,贺聪志.双重强制:乡村留守中的性别排斥与不平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3]叶敬忠,吴惠芳.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陈锋,梁伟.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家长陪读经历及其影响研究——基于甘肃华县的实地调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55-63

[5]冯小.陪读:农村年轻女性进城与闲暇生活的隐性表达——基于晋西北小寨乡“进城陪读”现象的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17(12):60-66

[6]吴惠芳,吴云蕊,陈健.陪读妈妈:性别视角下农村妇女照料劳动的新特点——基于陕西省Y县和河南省G县的调查.妇女研究论丛,2019(4):28-38

[7]王道春.湖南农村留守妇女配偶权受损之缘起与救济.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4(4):19-25

[8]王晓丽.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和婚姻生活解读.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9]钟斌,姚树桥.农村留守妇女的抑郁症状及相关心理社会因素.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6):839-841

[10]徐小言.农村居民“贫困-疾病”陷阱的形成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18(8):66-72

[11]王建军,刘诚,李哲.全国农村贫困残疾人状况分析与精准扶贫对策.残疾人研究,2015(2):31-33

[12]段成荣,杨舸,张斐,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人口研究,2008(6):30-43

[13]林万龙.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求的结构性失衡:表现及成因.管理世界,2007(9):62-68

[14]林万龙.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中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变迁40年.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24-33

[15]杨善华,沈崇麟.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16]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0(4):151-165

[17]李强,臧文斌.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经济学,2011(1):341-360

[18]李楠,杨洋.广东农村留守妇女生存现状、问题及对策.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54-60

[19]黄茜,周怀峰.农村留守妇女趣缘网络的构建及其社会功能——以明碧吉祥腰鼓队为例.南方农村,2015(5):73-78

[20]赵佳琦.农村留守妇女抗逆力生成过程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7

[21]陈琦,何静.农村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研究综述.妇女研究论丛,2015(2):106-112

注释

①参见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8年02月04日。

②段成荣的研究中将留守妻子界定为丈夫外出流动后作为妻子留守在户籍所在地的20~59岁女性。这一概念还包括城市户籍的留守妻子。

③国家民政部2015年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中,将困境儿童界定为“由于儿童自身、家庭和外界原因而陷入基本生存、发展和受保护危机需要帮助的儿童”。在研究上也有一些成果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如陈鲁南:“困境儿童”的概念及“困境儿童”的保障原则,《社会福利》2012年第7期;高丽茹、彭华民:中国困境儿童研究轨迹:概念、政策和主题,《江海学刊》2015年第4期;行红芳: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建构路径探析,《中州学刊》2016年第8期等等。

④笔者于2016年7—8月在我国中部、南部和西部地区选取四个劳动力外流的大省(河南、四川、江西、贵州),并在每个省选择了一个县开展调研。与当地民政部联系人商定深度访谈的农村社区后,我们访谈了每个农村社区能找到的全部留守妇女,共计5个村庄,91人;同时访谈了村干部、社区主要知情人以及县、乡两级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包括民政、卫生、教育、扶贫、公安、疾控中心等部门以及县妇联。2017、2018年两次赴四川青神调研妇女发展问题访谈了青神县妇联主要领导。2019年8月、9月先后前往江西省石城县、湖南省宜章县调研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

⑤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情况下,留守妇女成为了主要的劳动力。虽然她们可能不被视为一个完整的劳动力,如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中计算家庭劳动力时,将妇女计为0.8个劳动力。具体参见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⑥参见:留守妈妈给三个孩子灌农药后自杀曾抱怨太辛苦,搜狐网,2012年4月01日。同时参见:甘肃28岁母亲砍杀4子女后自杀,曾哭诉压力大,网易新闻,2016年9月10日。

⑦关于剩余人口的论述,参见塔妮娅·李:使其生,任其死?——乡村土地剥夺与剩余人口保护,载叶敬忠:《农政与发展当代思潮》(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⑧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期统计监测报告,国家统计局官网,2016年11月03日。

⑨在2016年的调研中,江西、四川、贵州、河南都发现了弭患重病或身有残疾的困境儿童(如聋哑、先天性心脏病、智力低下、脑瘫等。

⑩此外,还有一部分因外出务工致残而不得不返乡的留守人口,他们也是留守妇女需要照料的对象。

⑪双女户因此一直是农村社会保障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参见穆光宗:农村独生子女户、双女户父母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研究──基于山东潍坊市的调查《人口与计划生育》2002年第1期。

⑫调研中发现,有些妇女为了生男孩2年内流产了3次其中一次孩子已经7个月了;有些妇女因为生了两个女孩后被结扎,心理压力过大,产生了精神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