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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文化建设实践路径的类型化分析——基于对农民文化需求实践的分析

作者:毛一敬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重庆社会科学》 2020,(03),  发布时间:2021-03-22  浏览次数: 118

【摘 要】遵循村庄本位的研究视角,立足于对变迁中乡村社会文化需求的分析,发现农民闲暇生活单调乏味和村庄秩序面临危机是现阶段乡村文化建设亟须回应的两个问题。基于此将乡村文化建设区分为回应农民闲暇文化需求的日常性文化建设和回应村庄精神文明和社会秩序需求的引领性文化建设,前者强调文化建设的实践性和生活化特点,后者强调文化建设的先进性和仪式性特征,并基于具体案例对两种文化建设的实践主体、文化内容和文化供给形式等实践机制进行分析,从而将整体性、学理化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进行在地化的操作和理解,丰富已有研究视角。

【关键词】农民文化生活; 农民闲暇;社会秩序;日常性文化建设;引领性文化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1],文化建设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应有之义和重要手段,在新时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已有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从文化建设实践、存在的困境、解决对策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首先是关于乡村文化建设的着眼点和落脚点的确定问题。乡村文化建设首先需要将抽象的文化概念在地化操作成为能够具象感知的客体,这同时也确立了学者进行乡村文化建设研究的出发点。张良将农村文化分为以公共文化设施为代表的实体性文化、以道德伦理为代表的规范性文化、以价值信仰为代表的信仰性文化三类,并提出农村文化重建必须从实体性、规范性、信仰性三个文化层面同时着手[2]。王家新等学者认为,乡村文化主要包括五大基本要素,分别是作为文化参与者和传承者的农民群体;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农村聚落内的文化设施、设备和场所;农村社区与外界的物质和信息交换渠道;与农村文化活动相配套的组织和制度;以及面向农村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并基于对这五方面的实践调研,对乡村文化建设进行现状分析和战略思考[3]

其次,学者从以下角度出发,指出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和建议。第一,立足于乡村社会物质资源匮乏而文化建设投入不足现状,学者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提出要不断推进文化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形成健全的供给体系,为农村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3,4];第二,立足于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文化供给方式,以及由于与农民文化需求脱节而出现的资源闲置和资源浪费,学者指出文化供给方式上要强调村民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和对乡村社会的动员[5,6];第三,立足于现代性的文化产品与乡村社会的不相适应,学者提出乡村文化建设要加强对村庄本土性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和保护,不只是送文化,而且要种文化[7,8],要促进村庄中农在文化建设中作为承接主体作用的发挥[9]

已有研究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指导,富有启发,但在以下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扩展:首先,已有研究关于乡村文化的着眼点往往从乡村文化本身出发,在村庄内部识别出相应的文化因素,将其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以乡村文化为本位的研究视角。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研究视角定位于农民的文化需求,通过对农民文化生活实践的分析,对农民和村庄社会的文化需求进行定位,再针对性地进行相应的文化建设实践机制分析,是一种村庄本位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进路。其次,在研究视角上,无论是为了实现资源供给与需求对接而进行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还是强调村庄动员、主体培育和内生资源发掘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本质上还是将政府作为资源供给主体,将村庄社会和村民当做文化建设客体,遵从着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和实现资源更好落地的研究路径。与此不同,本文从村庄社会出发,立足农民文化生活实践现状,分析农民最为迫切的文化需求,再基于农民文化需求特点和类型分析,探寻有效的文化建设路径。在这种自下而上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视角下,政府角色的发挥表现出很大的弹性,与资源本位下需要政府时刻在场进行监督控制不同,不同类型的文化建设机制政府扮演的角色也具有差异性。最后,已有研究基于对乡村文化建设现状的整体性分析提出一般性的理论构想和实践建议,因为没有看到乡村的社会文化需求本身具有层级性和差异性,使得关于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建议或是过于理想化而难以发挥实践效益,或是将乡村文化建设变得过于简单化和庸俗化。本文基于对变迁中乡村的人口特点和社会特点的分析,识别出农民不同的文化需求,并结合具体的乡村文化建设实践案例深入分析其运行机制,以期从中提炼出乡村文化建设有效可行的实践路径。

文化本位资源本位的研究视角不同,本文立足于村庄社会,在对转型乡村的社会特点和农民特点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一方面,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的在村主体虽然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但却面临着生活单调乏味,日常闲暇无处安放的困境;另一方面,乡村社会的传统秩序在外部力量冲击下不断瓦解,传统价值标准的规范性越来越弱,村庄面临着秩序危机。乡村文化建设迫切需要对这两方面问题作出回应,虽然两者在本质上相互依靠并相互转化,但在实践中表现出不同的运行逻辑。因此本文将乡村文化建设分为回应村民闲暇生活的日常性文化建设和回应村庄秩序及乡村精神文明的引领性文化建设,并基于具体案例分别对两种文化建设的实践机制进行分析,以期丰富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本文分析思路如图1所示。

二、变迁中的乡村社会及其文化建设需求

温铁军指出,任何制度安排都不过是宏观环境制约下要素机构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10]。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上层制度安排的一部分,本身也是对村庄社会要素变迁的回应。市场化和城市化是乡村文化建设重要的宏观外部环境,在此背景下农民家庭生产生活的变迁及村庄社会结构与之发生的共变,是影响乡村文化建设最重要的变量。


1 基于农村文化需求分析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框架

(一)单调乏味的农民闲暇

打工经济背景下,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是农民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的基本特征,80%的农民家庭都可以同时获得子女在外务工收入和父母在村务农收入[11]。农民家庭这一生计模式决定了:一方面,市场务工成为农民家庭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不仅为家庭发展带来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也释放了作为在村主体的家庭剩余劳动力在农业生产外自由活动的空间;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生产在家庭经济收入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农民家庭土地投入呈不断收缩之势。借助机械化手段和作物品种的改良,繁重的农业耕作也越来越变得休闲化,乡村社会中的农民不再一年到头忙忙碌碌,在完成基本的农业生产任务后还有大量可供支配的闲暇时光。

从广义上,学者将闲暇时间界定为劳动时间以外用于消费产品、休息放松、促进自身发展的活动时间[12];人在温饱问题没解决的时候,迫于生存的压力难得休闲,休闲更多是为了恢复体力和脑力;当人摆脱了生存压力,闲暇生活更多地被视为是一种生命的存在状态,是感受生命的充实、愉悦和学习社会文化以发展完善人自身的一个过程[13]。若以与劳动时间的对比来定义闲暇,村庄的经济机会特点和农业生产特点使得在村主体都是有闲阶级。市场经济背景下,村庄社会的生产性价值逐渐下降,底线保障功能不断凸显。农民依靠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土地和房屋,在村庄维持着低积累和低消费的生活实践。

已有关于农民闲暇的调研发现,看电视、打牌、闲呆着无所事事是农民闲暇时间的主要度过方式[14,15]。农民闲暇生活以个人为主体,以家庭为主要活动场域,表现得单调乏味。甚至在一些农村,由于缺乏引导和组织,在外来因素的作用下农民闲暇不断发生变质,赌博、恶性人情竞争乃至邪教都从边缘走向中心[16],这些落后的文化形式对村民家庭和村庄社会造成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与生产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意义感等价值生产功能不同,对在村主体来说,如何重新赋予生产活动剩余的大量空闲时间以意义,丰富农民闲暇文化生活,是村庄文化建设首先要回应的问题。

(二)面临秩序危机的村庄社会

市场化和城市化不仅改变了农民家庭的生计模式和生活状态,还在村庄社会层面产生影响。农民家庭主要生计模式的非农化不断瓦解着村庄社会建基于农业生产上的协作互助体系,农民之间基于农业生产建立的利益关联不断弱化。同时村庄主要劳动力进入市场务工,村庄社会内部的生活互助体系由于人的不在场而难以维系,通过市场务工获得货币积累使农民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市场购买服务的方式获得家庭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这又不断瓦解着村民生活上的互助体系。因此在资源匮乏的中西部农村,农民基于生产生活形成的社会关联不断弱化,农民之间越来越成为无关的个体,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也不断瓦解。除了市场因素对村庄的塑造,行政因素也影响着村庄实践样态。随着农业税费的取消,基层政府也从直接组织村庄公共品供给中退出,使得现阶段建立在公共财政和农村社区基础上的公共品供给制度难以施行,由于国家财力不足及社区自组织能力缺乏,农村公共品依然缺乏[17]

这一背景下,村庄社会面临新的治理难题。有学者指出,村庄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伦理危机[18],一方面,在村庄社会弱关联的背景下,原本对村民行为进行规范和指导的乡风民俗、村规民约不再能够对个体行为产生约束,乡村社会各种小道理大行其道,村庄公共事项中无公德的个人崛起,乡村社会面临着秩序危机;另一方面,政府引领的公共价值在村庄社会浮于表面,勤劳朴素的传统美德被市场化带来的享乐主义和娱乐主义所取代,乡村社会赌博之风盛起、各种地下教会蔓延迅速、烧香拜佛等迷信活动重新兴盛,在此冲击下,农村原有的历经几千年绵延的文化传统迅速解体,农村出现了文化荒漠化[19],乡村精神文明建设面临危机。

对转型期乡村社会的结构特点及其文化需求特点的深入分析发现,丰富农民闲暇生活和通过精神文明建设重塑村庄秩序,是乡村文化建设亟须回应的两个问题。两种文化需求虽然统一于农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但在具体的实践机制和建设要求上存在一些差异。回应农民闲暇生活的文化建设强调供给的文化产品具有实践性和日常性特征,是村民喜闻乐见并能常态化实践的文化形式,要求一种下里巴人的文化内容,农民是其实践主体;而回应实现村庄精神文明的文化建设除了内含着农民享有丰富的日常文化实践外,还强调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内容对村庄社会的引领,强调利用先进文化对群众的教育和对村庄落后文化的改造,因此,这一层面的文化建设更强调其先进性、引领性、示范性,也更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下文结合具体案例,对两种类型的文化建设实践及其机制进行分析。

三、日常性文化建设及其实践机制

立足于农民村庄文化生活实践,将回应村民日常闲暇生活需求的文化建设称为日常性文化建设,其突出特点是强调文化服务的实践性和日常性,参与文化活动成为农民闲暇生活的主要度过方式,农民大量无所依托的空闲时间通过参与文化活动被重新赋予意义。

(一)案例经验介绍

案例一:老有所乐的老年人协会

湖北沙洋贺集村是中西部较为典型的农业型村庄,在村庄主要劳动力进城务工背景下,老人作为在村主体,承担着农业耕作的责任,较为便利的农业耕作条件使老人在完成农业生产任务后,有大量的闲暇时光。2002年,在外来资源的支持下,村庄成立老年人协会,确立了固定活动场所。老年人协会致力于老有所乐、老有所能、老有所得,老年人既是参与主体,也是管理主体,自主运行。协会设有电视、报纸、棋牌等娱乐设施以及妇女舞蹈表演等常规性活动。经过多年运行,老年人协会成为村庄老人日常闲暇活动的主要去处,协会活动成为村庄老人日常闲暇生活的主要度过方式1

案例二:“敲门小组”的村庄互助

鲁东D村是城市近郊农村村庄,依托较近的市场距离和丰富的务工机会,农民较早实现了生产方式的非农化转型。村庄成为村民主要的生活场所,村民居住紧密,日常交往密切,邻里关系融洽。中青年嵌入市场务工,村庄是老年人的生活和养老空间。考虑到村庄有些独居老人生活不便或可能会面临一些生活风险,几个村民自发成立敲门小组,对村庄高龄独居老人提供日常关怀,具体活动内容包括,时常到独居老人家中,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帮助老人买菜、做家务等。通过帮助村庄老人,敲门小组成员退休后的闲暇生活也变得充满意义和价值感2

通过调研发现,这些案例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组织化的文化活动方式。无论是老年人协会还是敲门小组,村民都是以组织化的方式进行日常闲暇活动。这一组织形式既可以是农民自发组织形成后政府给予一定的支持,也可以是政府支持下农民组织成立,村民通过实践参与的方式获得闲暇活动需求的满足。相比于个体化、私人化的休闲方式,将村民纳入公共空间中组织共同文化活动,不仅能够满足其娱乐需求,还能够满足其交往需求、情感需求等。

第二,与农村日常生活实践相符合的文化形式。老年人协会提供的电视、报纸、棋牌、舞蹈表演等文化活动都是村庄老人最为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迎合了老年人的基本文化需求,对老年人具有吸引力,并能够作为一种日常闲暇生活方式被老年人所乐于接受。敲门小组所进行的互助行为也是融合于退休农民的日常闲暇生活,自然而有意义。

第三,低成本、低投入的组织方式。老年人协会最开始由村庄乡贤投入成立,由老年人自己运行,每年乡贤对老年协会投入5 000元(后有增长),是老年人协会运营的唯一稳定的资金来源,其主要用于老年人协会日常性活动举办和娱乐设施购置,整体看来,资金投入量并不大。而村民自发成立的敲门小组,几乎不需要物质资源的投入。

第四,正式力量的有限介入。老年人协会的成立、日常管理、活动举办都由老年人自己组织,村委会和基层政府参与并不多。政府对敲门小组的活动介入也只停留在活动宣传层面上,具体组织和运营也由村民自己开展。

(二)日常性文化建设的实践机制

1. 文化建设主体:强调政府的服务性角色和村民的主体性

哈贝马斯在生活世界和系统二元划分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生活世界以语言为交往媒介,承载着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和人格社会化等功能;系统主要包括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以货币和权力为媒介进行着物质再生产。现代社会,系统的地位不断上升,对生活世界入侵并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和文化贫困[20]。作为生产生活单元的乡村社会构成村民的生活世界,村民在熟人社会的村庄场域中遵循着生活的逻辑,通过直接在场的交往、互动建立和强化相互间的关系,获得个体需求的满足。在农民生活世界的日常实践中,市场和行政的影响和力量是隐而不发的,农民是村庄生活的主体。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虽然在根本上与村民的利益具有一致性,但与村庄生活的非正式性和社会性相比,行政力量作为异质性因素往往会改变村庄常态化的生活实践逻辑。在日常性乡村文化实践中,过多的政府介入和行政干预,往往会使具体文化实践表现出表演性和刻意性特征,打破生活世界中农民文化实践的日常性和自然性,使得农民参与往往需要承担一定的心理成本。一些政府主导和建设的文化项目甚至被村民视为政府的面子工程而心生排斥。

因此,日常性文化建设想要实现将积极的文化意识融于农民生活世界的日常实践中,使参与公共文化活动成为农民日常闲暇的主要度过方式这一目标,需要明确村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在文化建设的主客关系上,政府在回应农民闲暇需求中应发挥好服务者的角色,应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在农民进行需求表达时,政府要积极地回应,在农民生活化的闲暇实践中,政府应该扮演好守夜人角色,给予基层社会自主发展文化活动的空间。

2. 文化产品内容:强调与农民日常性文化生活实践的同质性

在政府主导下,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农村形成了以农家书屋、电影放映、文艺下乡、文体设施建设等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文化公共品供给模式[21],然而郑欣对江苏农村8个乡镇的文化站、农家书屋和体育健身设施使用情况的调查表明:79.1%的农民从未去过文化站或参加过其组织的活动,没去过农家书屋的人比例更是高达90.9%,而经常使用体育健身设施进行锻炼的农民也只有13.6%[22]。面对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规范化、标准化的文化公共品供给已呈现出的供需困境,日常性文化建设必须强调内容供给上与农民生活具有契合性,而保证这种契合性的方式就是对村庄社会原有文化形式的发掘和再创造。

乡村社会,农民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会内生出许多形式多样的文化内容,这些文化内容可能存在着质量上的高低之分,但其内生性保证了它们本身就是农民村庄生活的一部分,故一定是村民愿意参与和实践的。因此,乡村文化建设可以从农民日常闲暇实践入手,对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和内容进行识别,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活动的引导和改善,真正实现文化活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此日常性文化建设之所以强调对村庄文化的发掘和利用,是因为这些文化形式与农民生产生活具有极强的同质性,本身就是农民村庄生活的一部分,能够在根本上化解供需对接的难题。

3. 文化产品供给方式:组织化的文化公共品供给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3],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生存发展,社会关系是人的活动以及自身发展的基本条件[24]。人的这一社会属性就决定了只有在与他人和社会的交往互动中,个体才能够获得意义和价值的实现。虽然农民在家看电视、听广播也能够获得娱乐需求的满足,但这一私人性的文化活动方式由于抽离出主体间的交往互动而缺乏社会性和公共性的一面,对农民来说也只能是对空余时间的打发,而不具备价值生产能力。

在村庄场域中,分散的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具有集体行动的能力并能够在村庄文化建设中发挥创造力。首先,组织化的农民具有进行公共文化诉求的表达能力,实现将村民分散化的文化需求凝聚成村庄的公共文化意志,从而与政府的公共文化资源相对接。其次,村民聚在一起就能够群策群力,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力,使日常闲暇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实现自我文化需求的满足。最后,组织能够给予农民一种归属感,同时这种归属感也能够衍生出一种责任感,这一过程对部分村民来说也是文化意识的培养过程,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过程。

四、引领性文化建设及其实践机制

乡村文化建设不仅要在实践层面上满足村民闲暇的文化活动需求,还要担负转型期重塑村庄秩序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因此,需要政府的强势介入和引导,通过发掘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符合时代发展的先进文化引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乡风文明,重塑乡村秩序。本文将这一文化建设活动称为引领性文化建设,其在文化建设主体、形式和内容上都表现出与日常性文化建设不同的实践逻辑。

(一)案例经验介绍

案例一:本土性文化资源的利用和改造

民间信仰作为乡村社会传统文化形式之一,内含着宗教性、道德性和民俗性等文化意涵,是乡村文化建设可资利用的重要内生性资源。以山东博山为例,地方政府在分类识别的基础上从思想引领和仪式改造着手,使地方传统信仰颜文姜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在政府引导下,颜文姜信仰宗教性一面被不断弱化,其道德性和民俗性得以强化,围绕其开展的文化活动表现出内容形式的丰富性和群众参与的广泛性等特征。新时期,颜文姜作为一种模范代表重新被当地农民传颂,成为博山孝文化的名牌3

案例二:村庄道德模范评比的示范效果

小寨村位于陕西扶风县,每年年底该村都会召开村民大会,其中一项活动内容就是评比出的村庄道德模范,村庄设立了包括好村民”“好媳妇”“好婆婆”“好党员”“好邻居等荣誉称号。村干部宣布获奖人名单,获奖人佩戴大红花在大家的注视下走上主席台,接受乡镇干部为其颁发荣誉证书和大家的鼓掌祝贺。同时村干部也会巧妙地对一些违反村规民约的村民行为进行提醒,倡导大家共同维持村庄生活的秩序4。这一活动可以激励村民弘扬传统美德,树立文明乡风。

通过调研可以发现这部分案例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文化内容来源于村庄生产生活实践,但又超越村民的日常生活。颜文姜信仰作为乡村社会本土性文化资源,内生于农耕文明下的村庄生产生活实践。在政府的引领改造下,其作为一种优秀的孝文化成为村庄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的倚靠力量。小寨村道德模范评比的重要意义也在于对村庄道德文化的弘扬以及文明乡风的培育。

第二,文化活动形式具有很强的仪式性,强调造势,形成一种氛围。政府主导的文姜庙会每年举办一次,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当地人聚集在一起,共同浸润在颜文姜文化之中;小寨村道德模范评选每年一次,为上台领奖的村民佩戴大红花是仪式的高潮;这些每年一次的活动超脱于村民日常生活,通过极具仪式感的活动营造弘扬优秀文化的良好氛围。

第三,文化建设主体为政府,强调政府主导性角色的发挥,辅之以一定的资源和政策投入。政府在颜文姜信仰的建设和改造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包括对庙会仪式的规范引导、对其蕴含的文化思想的再解读和再塑造。小寨村道德模范评选代表着正式权威对于道德模范人物行为的认可,通过正式力量的确认使道德模范在村庄具有示范性。

(二)引领性文化建设的实践机制

1. 文化建设主体:强调政府主导和农民的配合

面对凸显的乡村秩序危机,乡村文化建设不仅要在较低层次上满足村民基本的闲暇娱乐需求,还要通过引领性文化建设在公共性层面上建设乡村精神文明,重塑乡村秩序。与日常性文化建设强调的生活化和实践性不同,引领性文化建设需要通过优秀文化的弘扬重塑村庄的价值标准和道德秩序,更强调文化建设的规范性和示范性。因此这一文化建设过程就包括两个方面,在识别的基础上剔除村庄的落后文化和不良风俗,同时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重塑村庄价值评判标准。这一文化建设过程的顺利实现是以强制执行力和对话语权的主导为基础,而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在引领性文化建设中当仁不让地占据主导性地位。政府的主导性和在场感使特定的先进文化弘扬活动从农民日常生活中凸显出来,村民对政府权威的认同和再确认的过程也是村民吸纳和学习优秀先进文化的过程,先进文化通过政府的确认和支持在村庄逐渐确立合法性。

2. 文化产品的性质:对比和区分基础上的引领示范性

日常性文化建设强调村民通过直接参与来获得基本文化需求的满足,引领性文化建设的目标是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村民心中的主导地位,实现先进文化思想观念对村民行为的规范和引导,以重塑乡村社会秩序。农民遵循的生活化的实践逻辑一般是去价值评判的,各种文化因素服务于不同的个体需求而冗杂在一起,农民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往往缺少反思和自觉性,加之乡村社会本身具有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实践中的村庄文化形式不可避免也会包含一些落后因素,因此引领性文化建设进行的先进文化供给主要通过与农民日常文化生活实践的对比和区分实现。对比内含着村民通过将自身行为与政府弘扬的先进文化思想对比来实现自身文化思想的改造;区分在于村民通过将政府所弘扬的优秀文化与村庄社会中流行的其他价值标准进行对比。正是通过对比和区分的过程,引领性文化建设将贴合时代发展的先进文化和价值思想在农民日常文化实践中凸显出来,使普通村民能够在对比中识别先进文化的优越性,通过长期积累实现文化内化。

3. 文化供给的形式:强调具体活动的“造势”和氛围营造

涂尔干通过对澳洲瓦加拉人的火庆仪典的研究,分析了集体欢腾的社会整合功能,作为物质媒介的集体欢腾不仅被用于显现与之相关的精神状态,还有助于创造这种精神状态,行动的同质性使群体形成了群体意识[25];王树生进一步研究指出,社会借助于集体欢腾在个体意识中获得现实感,通过在个体意识中的延伸为个体提供支持与力量,同时个体的人性也由此得到重塑[26]。引领性文化建设要实现先进文化思想对村民行为的引领和村庄社会风气的塑造,需要以具体的活动形式为载体,创造一种村民共同参与的氛围,村民在指向共同目标的一致行动中能够切实感受到文化思想的引领力量,潜移默化中实现思想的改造。这种文化形式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在资源投入方式上,强调一次性资源投入的造势;二是与日常性文化建设活动的日常性相比较,这一文化活动形式具有极强的仪式性,强调村庄参与的广泛性。

五、区分与融合:统一于农民文化生活实践的文化建设

基于村庄本位的研究视角,从农民文化生活实践出发,基于对乡村社会文化需求层次的分析将乡村文化建设分为日常性文化建设和引领性文化建设,使学理化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更具有实践性和现实可行性;但同时,在共同的村庄场域中,以农民为共同的目标群体,两种文化建设在实践效果上又紧密联系、相互转化,统一于农民村庄社会文化生活实践之中。

在日常性文化建设和引领性文化建设的二元分析框架下,乡村文化建设表现出从个体到集体、从小我到大我的层级性特征。日常性文化建设是对农民无处安放的闲暇时间的回应,能够在最低层次上满足村民的娱乐需求、交往需求,使村民在有目的的生产活动之外能够感受到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感,有利于农民精神生活的健康愉悦。因此,这一文化建设活动以农民为本位,强调农民的实践性参与及其从中得到的情感体验,是通过公共力量的介入实现对个体文化需求的满足。

但另一方面,乡村文化建设并不只是对农民个体性文化需求的迎合。开放市场下的村庄社会,农民的分化程度和行为的个体性特点不断增强,产生于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保守村庄社会的传统道德规范在新时期难以对村民实施有效的约束,部分对村民个体具有合理性的行为在无形中加速着村庄原有秩序的瓦解,比如异化的人情竞争、攀比性消费等,新的价值标准和异化的评价体系在村庄盛行,乡村社会伦理性和共同体一面不断被瓦解[27],村庄面临着秩序危机。引领性乡村文化建设从村庄公共性和村庄秩序出发,着力于加强村庄场域中符合时代发展的先进文化建设,为转型中的乡村社会树立公共性的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重塑村庄公共秩序。因此,这一文化建设活动是以村庄秩序为本位,强调政府的主体地位和引领作用的发挥,是通过公共力量在村庄场域对村庄公共性的维护。

就村民具体文化生活实践而言,指向农民本位的闲暇文化需求满足与指向村庄秩序的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也存在一种共生共长、共荣共衰关系。首先,乡村精神文明首先是人的文明,农民以组织化的方式将积极的文化生活作为闲暇生活的度过方式,本身即是从个体层面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同时,个体在集体的支持下获得个人文化需求的满足,能够增强其对集体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增强其参与村庄精神文明建设的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日常性文化建设奠定了引领性文化建设的社会基础。其次,引领性文化建设致力于乡村精神文明的实现和村庄秩序的重建,为村民创造了自由发展闲暇文化的空间;同时,由于农民文化素养和文化意识的限制以及乡村文化本身具有保守性的一面,故只有在先进文化的引领和示范下,农民的闲暇生活才能更积极健康。虽然我们对日常性文化建设和引领性文化建设进行划分和分析,但两者在实践上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密不可分的。

六、总结与讨论

已有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践行的是资源本位的研究路径,强调自上而下的资源供给如何与村庄社会相对接,并围绕此提出优化文化供给制度、调动村庄主动性、培育村庄文化建设主体等建议。与之不同,本文践行村庄本位的研究思路,立足于分析变迁中的乡村社会文化需求。研究发现农民闲暇生活单调乏味、村庄边缘文化兴起并对村庄秩序产生冲击是现阶段乡村社会面临的主要文化危机。因此,乡村文化建设需要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在较低层次上提供村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丰富村民的闲暇生活;二是在更高层次上引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乡村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这两个目标虽然相互依赖并相互转化,但在具体实践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别。

基于此,本文将乡村文化建设分为回应村民闲暇文化生活的日常性文化建设和回应村庄精神文明和重建社会秩序的引领性文化建设,并结合具体案例对两种文化建设的实践机制进行分析。日常性文化建设,建设主体上强调村民的主体地位和政府的守夜人角色;文化内容上强调与农民文化生活实践的同质性,以及对村庄社会村民原有的文化实践活动的扶植和资源支持;供给形式上强调村民的组织化参与。而引领性文化建设,强调政府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建设主体地位;文化内容强调与时代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符合的先进文化,并通过与普通文化的区分确立农民关于先进文化的自觉;文化供给形式强调以具体活动为载体的宣传和造势。在分析层面上进行的日常性文化建设和引领性文化建设的区分,有助于将整体性和学理化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在标准化、规范化、可量化的输入性文化产品难以与农民需求对接的困境下,可立足于农民村庄生活实践,从农民所需求的文化产品出发创新乡村文化供给方式。乡村社会建基于农耕文明之上,是农民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的产物,本身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内涵,通过对村庄社会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和对农民已有实践的文化形式的支持,能够较好地化解文化建设中的供需匹配难题。但在现代化、市场化的冲击下,乡土社会中的传统文化似乎经历着不可逆转的衰落和消逝,如何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建设中重新发挥生机,是亟待研究的重要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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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笔者于201611月随调研团队在湖北荆门进行了为期10天的老年人协会专题调研,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式获得老年人协会运行的相关资料。

2笔者于201812月随调研团队在山东淄博农村进行了为期20天的驻村调研,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式对村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进行全面考察。

3(1)笔者于201812月随调研团队在山东淄博农村进行了为期20天的驻村调研,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式对村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进行全面考察。

4(1)笔者于20185月随调研团队在陕西扶风农村进行了为期20天的驻村调研,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式对村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进行全面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