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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乡土中国背景下的养老模式与乡村建设——基于冀南S村实践经验的思考

作者:王雪辉 胡 湛  责任编辑:赵子星  信息来源:《兰州学刊》2021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21-03-22  浏览次数: 131

 具有后乡土性的乡村社会呈现人口结构老化和家庭空巢化的特征,面临人口老龄化和自身发展滞后两项艰巨挑战。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乡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乡村逐渐演变为银发社会与空巢社会,传统家庭养老方式难以为继,仅靠老人自力养老更难以持久。通过开展乡村建设解决乡村养老问题是有效的路径,也是实现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选择。冀南S村的实践经验表明,依托中国孝道传统,重建互助乡邻文化,整合乡村社会资源创建乡村无围墙的养老院,同时引导基层百姓参与乡村建设并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是新时代乡村社会养老模式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性选择。冀南S村的发展经验亦表明,无论是乡村社会养老问题的解决,还是推进乡村建设,均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和引领,尤其要重视乡村基层行政组织的资源整合作用,共同建构乡村社会的敬老孝老文化氛围,实现乡村的振兴与发展。

关键词后乡土中国养老模式乡村建设乡村产业

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消灭贫困目标,乡村养老和乡村发展日益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具有明显的后乡土性特征,伴随着人口结构老化、家庭空巢化和社会结构老化的发展趋势,乡村社会同时面临着空巢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和乡村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专业养老服务人才严重匮乏、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薄弱,这些因素决定了乡村难以发展类似城市的规范化、标准化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另一方面,乡村老年人养老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赖老年人自身和乡村资源,提升乡村的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是有效应对乡村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关键。针对乡村地区的特点,我国政府大力提倡乡村地区探索发展互助养老,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中特别提出“通过邻里互助、亲友相助、志愿服务等模式大力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历史上,我国深受“孝亲敬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邻里守望相助”等优秀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这为乡村探索互助养老模式提供了文化基础[1]。同时,国家发布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022》,将乡村建设提上新的征程,也为乡村地区解决养老问题提供了良好机遇和政策环境。

中国社会经济和养老事业发展的短板均在乡村地区,补短板是我国未来较长时期内的重要发展任务。因此,乡村地区既要探索符合乡村发展实际的养老模式,同时也要挖掘乡村各类社会资源,推进乡村建设的步伐。那么,乡村地区能同时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吗是否存在可行性的发展路径这是文章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文章旨在通过对冀南S村的个案考察和典型案例分析,呈现中国乡村的养老模式探索和乡村建设实践,分析其发展过程及运作机制,思考新时期乡村养老模式的选择和乡村建设的方向。

一、后乡土中国背景下的乡村社会特征

与费孝通提出的“乡土中国”概念一脉相承,学者陆益龙提出“后乡土中国”这一概念。他认为,将当前经历过一系列改革和变迁的乡土社会理解和解释为具有“后乡土性”,主要是基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特质和性质[2]。乡村社会由无数个独立的村庄构成,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形成了自身的特质,即生活共同体、熟人社区、情感的天然联系。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断转型,从乡土社会进入后乡土社会。

费孝通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一书中归纳了中国乡土性的几个特征,一是乡村社会中人的“土气”,也表明了农民与土地的密切关系二是乡土社会的封闭性,村落是乡村社会的载体,村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均是在村落的空间内开展,与外界的交流较少,除通婚外,村与村之间的交往稀少三是熟人社会中形成的亲密信任关系,一般而言,建立在共同习俗规范和熟人道德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相对稳固和牢靠[3]。与费孝通笔下的乡村社会相比,当前乡村社会已经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迁,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形态逐渐呈现后乡土性的特征。

政治形态上,与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不同,后乡土社会的治理遵循法治秩序。随着城乡互动的频繁,乡村社会空间的公共性日趋明显。乡绅作为基层的权威不再,由村委会作为国家设置的基层政权实施乡村社会事务的管理和治理。因此,乡村基层政权的干部素质对于乡村的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

经济形态上,在乡土社会中,农业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后乡土社会农民的生计模式则更加多元化[4]。尽管国家仍旧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粮食生产也逐年增加,但农户的经济收入中农业收入占比日趋降低,农民更多依靠外出打工或经商获得收入,非农收入的比例快速提高。

文化形态上,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后乡土文化在交流融合中不断分化和多元化。乡土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共同体,村民遵循传统的习俗规范和伦理道德,伴随着市场意识和现代性对乡土社会的影响,在外来观念、知识、规范和价值观等不断输入的背景下,乡土社会本身的文化元素日渐消失,甚至深深植根于乡土社会的孝道观念也被动摇[5]

社会形态上,不同于封闭稳定的乡土社会,后乡土社会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流动性。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乡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乡村社会形态逐渐演变为银发社会与空巢社会,留守老人和儿童成为后乡土社会的生活主体,这也使得乡村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加凸显。

二、乡村社会面临的养老困境和发展挑战

21世纪初,中国正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与城市地区相比,乡村社会的老龄问题更加严峻,主要表现为乡村社会的双重老化趋势,即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老化[6]。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使乡村社会的生育率水平大大降低,家庭户的人口数量不断减少,导致总体上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需要重视的是,后乡土社会同时还面临着社会结构的老化问题。人口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持续的大规模劳动力年龄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社会的生活主体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老年人成为乡村社会的主要成员。后乡土社会面临的双重老化问题,意味着乡村的养老问题更复杂、挑战更艰巨,同时养老问题的解决对于乡村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一方面,乡村人口结构的老化将直接影响乡村家庭的经济收入和负担系数,进而对乡村整体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乡村社会结构的老化将使老年人不得不自己维持日常生活的运转,当不能从家庭获取养老资源时,乡村老人只能靠自己养老。

从全国层面来看,人口老龄化最突出的两个问题是未富先老和少子高龄化,“未富先老”问题是指用于国民养老的再分配的财政资金不够强大,“少子高龄化”问题不仅意味着需要被抚养人口的数量大,也显示了未来交付养老保险的劳动人口的严重不足。实际上,养老问题既涉及钱的问题,更涉及人的问题。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快与核心家庭的增加,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面临解体,养老服务社会化成为必然发展趋势。这是城市与乡村面临的共同问题,但城市凭借经济上的优势和不断涌进的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在养老保险制度和养老护理服务制度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尝试和创新,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均在稳步推进中。与城市相对应,尽管乡村也建立了基本养老金制度,但给付标准较低,多数乡村地区的基本养老金尚不能满足最起码的生存需求。同时,乡村青壮年劳动力的不断流失,导致乡村空巢留守老人家庭、隔代家庭大量增加。乡村老年人面临的境况是不仅没有专业的养老服务,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照顾都难以获得。缺少资金,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实施调节和再分配,但养老服务却很难通过再分配机制将资源调节到乡村。2012年4月,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乡村老年人口及其养老保障挑战与前景》报告提出,中国乡村与城镇地区老年人口抚养比差距不断加大,2030年老年人口抚养比分别为34.4%和21.1%,同时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型及乡村年轻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乡村养老服务供给问题更加突出[7]。乡村社会面临的上述养老困境,既是后乡土社会在现代化和城镇化冲击下的现实写照,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乡村养老问题的解决意义重大。乡村社会的老龄化和养老问题更为突出,更加需要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同时也需要反思当前乡村养老机制及其问题,探索解决乡村养老问题的合理路径,寻找改善乡村老年群体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可能选择。

乡村振兴同样面临着产业发展的困境,国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明确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位一体”的总要求,其中,产业兴旺是首要目标,决定着乡村振兴的成效。当前我国乡村产业整体上存在同质化竞争严重、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产业链不全、产业融合度低等诸多困境[8]。如何有效破解上述难题既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也是应对乡村社会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必然选择。

三、融合发展乡村养老模式探索与乡村建设推进

近年来,国家多措并举大力推进乡村建设。作为国家乡村工作和发展战略,乡村建设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在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9]。随着乡村建设的推进,我国乡村的民生事业成绩显著,社会公共服务滞后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但是乡村养老问题依然突出。冀南地区S村以解决乡村养老问题为突破口,整合当地社会资源,大力推进乡村建设,逐步探索出乡村振兴与乡村养老相结合的发展路径。文章将结合冀南地区S村的具体实践,深入分析该村如何统筹实现乡村发展建设与乡村养老问题的解决。

乡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养老现况

走进S村可以发现,该村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群体一是70岁左右的老年人,这个群体的生命历程较为特殊,他们是一群征服过饥饿的农民。这个群体经历了乡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大改革,同时他们没有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子女数量较多,家庭负担沉重。历经大锅饭时代和包产到户的改革开放时期,他们是这个国家最辛苦和最贫穷的一代。现在这个群体中的多数已经成为体弱多病的老年人,在面临子代离开乡村的同时,不少还要承担抚养孙代的责任。这个群体一辈子生活在乡村,其中大多数的最终归宿也是乡村。二是50岁左右的中年人,这个群体兼具农民和打工者的双重身份。他们经营着乡村中的责任田,同时迫于生计需要利用农闲的时间到城镇打工以贴补家用。由于自身学历较低,缺乏专业技术,在城市主要从事体力劳动。他们的根在乡村,不能真正融入城镇,从而成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穿梭者。三是30岁左右的青年人,这个群体包括通过上大学跳出农门并落户城市的佼佼者和加入农民工群体的打工一族,无论是哪种方式,乡村的年轻人都希望能够在城市改变自身的命运。从S村的主体构成情况可知,老年群体是其主要社会成员。无疑,S村面临着人口结构和家庭空巢化的现实,老年人难以及时获取家庭养老资源的支持,村内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日益凸显。

日常生活方面,冀南S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即是各种形式的日常劳作和抚养孙子女。一般情况下,只要身体条件允许,S村的老年人基本都会参与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在缺少其他收入来源的情况下,他们主要通过劳动参与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以满足日常生活开支。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大多数老年人基本上维持着终身劳作的状态,一定数量的乡村老年人在失去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近乎衰竭后,往往也面临着生命的终结。

生活起居照料方面,从冀南S村的现状看,大部分需要照料的老人如高龄、失能或生病住院的老人主要依赖配偶或子女提供照料服务,照料者通常是老伴,配偶间的相互支持和陪伴对于乡村老人来说非常重要。即便是生活不能自理,完全依靠子女照料的乡村老人也极少,社会上可以为乡村老人提供的照料资源更是近乎空白。

精神文化生活方面,从对冀南S村的实地调研发现,乡村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较为贫瘠。乡村老年男性的文化休闲活动以打麻将、聊天为主,乡村老年女性以在家看电视为主,偶尔外出串门闲聊。S村村委会旁边建有一个公共活动场地,配有一些简单的健身器材,通过观察可知,乡村老人对这些公共设施的利用率不高。总体上看,乡村老年人的精神与文化生活相对传统,受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较小,他们的日常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村落共同体内部,精神生活的满足通过彼此的简单互动获得。

作为华北地区的一个普通村庄,冀南S村老年人的生活现状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欠发达地区乡村社会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养老现状。面对乡村社会不断凋敝和衰落的现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是继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的又一重大国家发展战略,为乡村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强大动力,同时也有利于乡村社会养老问题的解决。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冀南S村就已开始实践国家倡导的乡村振兴战略,并取得良好成效。2010年以来,S村将乡村养老与乡村建设事业实现了同步发展,在后乡土中国背景下逐步探索出乡村社会养老与乡村建设有机结合的新路径。

新时期乡村养老模式与乡村建设策略

S村是冀南地区的一个普通村庄,该村当前面临的问题体现了在城镇化过程中乡村地区各种典型问题,如村庄人口老龄化和空心化、产业发展滞后、村民增收缓慢、村内基础设施薄弱等。由于大量子女外出务工经商,S村有不少老年人面临老无所依的困境。面对这一现实,S村的应对策略是在重建传统孝道文化的基础上,将解决乡村养老问题和发展乡村产业实现有机结合。

1.乡村养老新模式———以孝道大餐为载体的孝老家园

自2010年开始,S村举办孝道大餐,享用孝道大餐的对象是65岁及以上乡村老年人,孝道大餐的具体安排包括饺子宴、公益助老活动和文艺演出。选择饺子作为孝道大餐是基于饺子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团圆意义,而且农村空巢老年人平时难得吃顿手工包的饺子,更重要的是这种形式可以增强老年人的积极性和参与性。目前,孝道大餐已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上千人,最多时高达两千之众。孝道大餐每月初一、十五定期举办两次,平时由村民自发组织的义工团队为空巢老年人送餐。S村逐渐发展成“没有围墙的养老院”,该村老年人实现了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特别是村内的空巢老人得到很好的照顾,大大提升了乡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孝道大餐给S村带来巨大变化,这种模式极大地唤醒了当地村民的孝心。面对急速凋敝和衰落的乡村社会,在急需提升孝心的当下,S村将自发创建形成的“孝道大餐”活动变成了一张重塑乡村文明的方式,具有新的时代内涵。从“小孝”到“大孝”,从一个人到全民义工,帮助乡村空巢老人实现了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乐,创造了尊老敬老的良好社会环境,把全村变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养老院,使“孝道”成为全村人尊崇的道德准则,乡村社会失落的人心正在一点点被改变、提升和扩大。

长达十多年的坚持,S村的孝道大餐不断扩大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市的乡村和城市社区在自发地学习和借鉴这种行之有效的模式。这种孝老敬老的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乡村接受和效仿,通过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拓展和创新,日益成为一种促进乡村旅游、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一种新尝试。

2.乡村建设新策略———依托孝道产业推进

S村孝道大餐运行初期,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1个人积蓄;(2义工、村民及社会爱心人士的捐赠。随着孝道大餐规模逐渐扩大,参加人数多时高达两千人左右,需要的成本超出个人的承受能力。他们意识到‘输血’不是长久之计,需要找到“孝道大餐”持续开展的‘造血’机制,孝道产业应运而生。

从地理区位看,S村地处华北平原南部,隶属于冀南低平原区,以种植棉花、蔬菜和林果为主,是国家优质产棉基地。利用地理区位优势,S村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先后种植了有机小麦、无公害蔬菜和有机莲藕项目。同时延伸农产品产业链,在本村和其他村发展加工有机石磨面粉、有机小米、有机花生油、棉被加工等产业,并在工商部门注册了“孝道村”商标,通过直销、网络平台等多种方式销往全国各地,帮助当地村民增收。目前,S村已经形成孝道蔬菜园、孝道有机莲藕项目、孝道榨油厂、孝道石磨面粉厂、孝道棉被棉服加工厂等孝道产品。这一系列的孝道产业,是S村孝老敬老事业和推进乡村建设的有益探索。S村的发展模式源起于一项公益事业,鉴于“输血”机制难以长久的不足,促使他们提升自己的‘造血’功能,确保孝道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带动乡村建设,二者实现了有机结合。

依托其敬老孝老模式和孝道产业,S村正在推进“田园综合体 乡村旅游”的规划方案,尝试打造现代化的特色小镇,形成当地特色产业。根据规划设计的定位,S村作为以保留整治为主的村庄,未来将以休闲养老和国学教育及现代农业为特色,集旅游观光、民俗体验、生态保护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现代乡村。S村未来的发展策略是以村庄为核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公共设施建设,加强孝道文化建设,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乡村复兴再造。


图1 冀南S村的养老模式与乡村建设的运作机制

四、重建互助乡邻文化应对乡村老龄危机与推进乡村建设的基础

回顾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可知,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本质是由农业文明社会转变为工业文明社会。基于此历史背景,中国乡村社会先后经历了土地归农民所有、土地集体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发展乡镇企业等系列重大改革,继而又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城市化和流动化大潮,对传统乡村文化体系产生深刻影响,乡村社会逐渐由富有人情气息的“熟人社会”变为精于利益算计的“逐利社会”。费孝通先生早年在对“乡土中国”开展长时期深入研究后提出两大历史性课题,即实现中国的“乡土重建”和“文化自觉”[10]。多年后的今天,尽管当前的中国乡村社会与费老笔下的乡土社会存在巨大差异,但依然面临类似的历史重任,即全面推进“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

梁漱溟曾指出,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和主体,是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形成和孕育的根基[11]。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在血缘和地缘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基层社会结构,围绕血缘和地缘,建立起整个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乡土文化[12]。诞生于农业文明时期的中国乡村文化以乡规民约、传统习俗、社会禁忌等为主要内容,受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乡村文化生存的土壤发生巨变,在城市化工业文明的强势来袭下不断式微。当下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快速的变迁,如农民本体性价值丧失,家庭关系高度理性化,个人行动逻辑去公德化[13]。与此同时,乡村公共文化也面临严重危机,在家庭和公共场域的具体表现就是老年人社会地位的衰退,老年人的角色日益边缘化[14]。乡村文化式微明显制约乡村建设,最为明显的表征就是人们对乡村发展的信心不足,具体表现为农民不愿固守土地而寻求城市的发展机会,社会资本看不到希望而不愿下乡,原本彼此信任的村落人际关系被人们的逐利倾向损伤。鉴于此,有效应对乡村老龄危机和推进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是重建乡村文化,特别是要重建友爱互助的乡邻文化,以恢复乡村社会人际信任网络和发展活力[15]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冀南S村是后乡土中国背景下探索乡村老龄问题解决之道和有效推进乡村建设的成功典范,形成以孝道文化和孝道产业为支撑的现代乡村,其实践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方面

1.定期举办的孝道大餐重建了乡村邻里互助关系。S村的孝道大餐每月定期举办两次,已长达八年之久,这一孝道传承仪式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所产生的积极影响逐渐渗透到人们的内心,借由孝道大餐形成的相互扶助意识成为参与者平时生活中的自发行为,传统守望相助的乡邻关系实现重建,乡村社区的自我整合机制得以形成。事实上,和睦互助的邻里关系不仅是日常生活居住形态,也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对于乡村空巢老人精神慰藉、生活照料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2.乡村沉重的养老负担通过乡村内生力量实现了有效缓解。与城市地区相比,政府和社会在乡村养老责任中存在明显的缺位,乡村老年人养老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乡村自身实现。S村倡导的乡村传统孝道文化在缓解空巢留守老人养老压力中有效发挥了调动、协调和整合乡村社会资源的功能。从S村的实践经验可知,尽管政府、市场和外部社会力量的介入有助于乡村的发展,但乡村问题的最终解决离不开乡村内生力量的支持,而以传统孝道文化为代表的乡村文化机制在发现自身资源、激励村民参与、协调利益关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6]

3.以空巢老人为代表的乡村留守群体的精神文化和社会参与需求获得满足。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结构与代际关系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代际关系变动引起的精神文化需求变动及相应文化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在当前的乡村社会,“半工半耕式”农民家庭普遍存在,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务农兼务工的中年人等三类乡村社会主体力量的精神文化需求不容忽视。在S村,传统文化讲习班、城市文化下乡活动、孝道大餐、自组织的文艺表演等丰富了村民的日常生活内容,既满足上述三类乡村留守人群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为其开展社会参与及发挥自身价值提供了平台。

4.围绕“孝道”形成的文化品牌和产业链为乡村建设提供了发展机遇。根据费孝通早期的观点,中国乡村的发展问题不能仅仅依靠解决土地问题,只有恢复乡村产业,增加农民收入,才是解决乡村问题的根本措施。基于此,费孝通提出以乡村工业化作为提高农民收入主要途径的发展思路。同时他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本身具有的稳固性和封闭性限制了其内部的变革动力,需要依赖外部力量推动变革。S村的发展经验也证实了这一观点,F作为返乡服乡村空巢老年人的创业者实际上代表着S村的外来力量,在其带领和影响下,S村逐渐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孝道村,并逐步建立系统的孝道产业链,在有效解决乡村老人养老问题基础上,不断推动乡村建设的步伐。

五、结论与启示

中国人口老龄化整体上呈现“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特征,这一特征在中国乡村社会更加明显,乡村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异常艰巨。同时,伴随着乡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具有后乡土性的乡村空巢社会成为常态化存在,留守老年人成为乡村社会的主体。基于这一社会发展趋势,乡村社会的养老问题不能只依靠家庭和老年人本身,政府和社会力量有必要在乡村养老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方面,国家应该加强乡村养老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加大对乡村老年人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投入力度,提高乡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质量。作为政府基层组织的村委会有必要拓展公共服务功能,承担一定的乡村养老职责,发挥村级组织在老年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的作用,部分弥补乡村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缺位另一方面,应积极挖掘乡村社会精英,引导他们利用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建设,并在乡村重建尊老敬老文化和乡邻互助文化。一定程度上讲,文章中的冀南S村为中国乡村社会养老模式探索出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即将中国传统孝文化的践行与乡村建设实现有机结合。冀南S村的发展模式取得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目标,一是有效满足了乡村留守和空巢老人老有所养和精神文化的需求二是通过延伸农业产业链和发展孝道产业提高了当地村民的收入水平三是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和建设生态乡村,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S村的孝老模式和乡村建设模式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其核心目标是解决乡村老龄问题和实现乡村发展,其复制关键是需要一个受乡村社会认可的权威式人物的引领与行动。

注释

[1]李振纲、吕红平《中国的尊老敬老文化与养老》,《人口学刊》2009年第5期。

[2]陆益龙《后乡土性理解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理论框架》,《人文杂志》2016年第11期。

[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41页。

[4]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13-117页。

[5]王露璐《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土伦理研究及其方法》,《哲学研究》2007年第12期。

[6]陆益龙《后乡土中国的自力养老及其限度---皖东T村经验引发的思考》,《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7]世界银行《中国乡村老年人口及其养老保障挑战与前景》报告,2012年。

[8]李玉双、邓彬《我国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与对策》,《湖湘论坛》2018年第6期。

[9]陆益龙《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1期。

[10]王露璐《费孝通早期乡村伦理思想述析》,《齐鲁学刊》2017年第5期。

[1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1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17页。

[13]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

[14]印子《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式微与再造---基于湖北农村老年人协会建设实践的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15]李振纲、吕红平《中国的尊老敬老文化与养老》,《人口学刊》2009年第5期。

[16]王雪辉《尊老社会情境对当代农村孝老行为的影响---河北孙家寨的个案研究》,《老龄科学研究》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