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互助养老到互助共同体：现代乡村共同体建设的一种可行路径

作者：刘妮娜  责任编辑：赵子星  信息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1-03-16  浏览次数： 4018次

【摘　要】以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为目的的现代乡村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互助是中国乡村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话语，乡村互助共同体的基础是社会共同体，关键是互助组织，内容包括互助服务、互助保障、互助参与、互助合作等，与此同时，形成互助文化，推动现实与情理上的互助共同体的建立。互助养老作为农村社会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切入点，既是农村低成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途径，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从互助养老到互助共同体建立的路径大体可以总结为建立正式互助组织、进行互助服务/保障/参与、发展互助合作、互助经济-社会-文化传承复兴和互助共同体建立等。

【关键词】互助；互助养老；互助共同体；社会共同体；乡村共同体

一、引言

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农村一直是国家的工作重点，党和政府围绕农村问题推动了包括土地流转和农业合作、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普惠金融以及进行多元主体共治、环境整治等在内的一系列举措，希望能通过党委、政府、城乡社会和市场形成合力，探索与中国农村现实地情相符合的乡村振兴道路。然而，大部分地区采取的是以政府自上而下推动为主，以理性农民与市场直接对接的思路，虽然在一些具有地理、资源、经济等优势的地区取得成效，但其他乡村依然停滞不前或日趋衰落。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很多乡村研究学者提出：学习西方现代市场经济思维，采取农民变为自由劳动力个体的方式不适合中国乡土国情，^[1]农村应当为一般农业地区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保底，保留和建设乡村共同体/再造村社集体。^[2]只是这些声音往往湮没在市场经济大潮和现代国家全面梳理城乡社会的过程中。因此，需要重新思考和确立乡村发展方向——以社会而非市场为本，凸显以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为目的的现代乡村共同体建设的战略地位。

那么，应当如何建设现代乡村共同体？其可行路径是什么？梳理以往研究，主要有三类思路，一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多维并重，^[3]二是经济建设为先，包括农业合作、乡镇企业以及平台经济等路径，^[4]三是重视社会建设，包括服务嵌入、村民自治参与、虚拟公共空间营造等。^[5]总体属于与西方共同体理论对话的中国乡村发展策略研究，且以个案研究为主，较少有对中国特色乡村共同体理论的要义提炼，对具有普遍推广意义的乡村共同体建设路径论证亦较为缺乏。从2014年以来，笔者一直关注和研究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后文简称互助养老），在实地调研和文献学习过程中发现，“互助”是行为/组织、美德/需要、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生态、服务/保障/参与合作的集合体，是中国特色乡村共同体思想的概括，这同样是延续传统，引领中国现代乡村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话语。同时，社会共同体是基础，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共同体的生发土壤。故本研究将围绕“互助”这一中国乡村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话语，尝试进行乡村互助共同体的历史比较与现代构建，并从互助养老到互助共同体建设角度，尝试给出乡村互助共同体构建的一种可行路径。

二、对中国传统宗乡互助共同体的说明

要梳理中国传统宗乡互助共同体，首先应当明晰中西方历史的区别——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历史上即是以社会为本，依靠宗法伦理和由小及大的基层宗乡互助组织/共同体进行集体治理，基层的共同体也是治理工具。西方多数国家则人少地多，尤其中世纪以后，伴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市场为本，通过法律和契约国家保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和个人权利，国家、社会、市场相互约束、分立制衡。换言之，西方国家是缺乏中国式的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形成的基层共同体/组织化的国家治理工具的。故虽然共同体（Community）理论源自西方，但与中国实在的皇权/政府支持下的宗乡互助共同体相比，西方共同体因为自下而上，无法与强势资本主导的市场力量相对抗，故被刻画的更加纯粹，类似理想的或想象的共同体，有学者将其称为“一种想象出来的安全感”^[6]。西方农村和农业同样是突出表现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势掠夺下，理性农民因为利益可得而进行经济上的联合。

而与皇权统治时期相比，宗族向集体转型的组织性和互助性在新中国成立以后、21世纪以前的这一阶段表现更为显著。^[7]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增加了人们对于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公共场域的依赖，^[8]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农村经济落后、现金流不足，基于人情伦理规范的互助互利关系主导了乡村社会生活，维持了整个农村经济社会系统的相对稳定运行，除日常互助互换以外，还包括在农忙时节的相互帮助，婚丧嫁娶，急救、造房、投资时的凑份子等。^[9]故中国传统宗乡互助共同体并没有国家、市场、社会的明显分野，反而通过集体这个共同体实现：国家、市场和社会，现实和情理，道德和理性的互嵌，个人与社会紧密相连，包含了理性小农互助互利、共同应对恶劣环境、维持生存的行动策略和由此构建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网络。

三、对中国现代乡村互助共同体的构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资本和人口的城乡流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迁，资本和市场经济进入农村，在村庄与城市、社会与市场、个人与集体的对弈中，城市、市场、优势个体占据主导，村民对原有集体和村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降低。但如前文所述，乡村互助共同体自古以来的作用就不仅是经济上的提取，还是重要的基层治理工具。而这一基层的互助共同体之所以没有被市场所瓦解，正是因为在农业经济中自下而上的血缘共同体（宗族组织）有其牢固的内生团结力，同时它也并非仅是自下而上的自治体，还有国家/党政自上而下的支持、组织与管理。迁移到现在亦是如此。中国除了一部分占据优势资源的村庄有产业振兴的希望，其他大部分村庄都是普通农业村，承载的是数以亿计的在地农民和返乡农民，一方面，多数农村地区缺乏产业繁荣的基础，农村蓄水池和稳定作用同样重要甚至大于经济增长意义。另一方面，社会互助（人的依赖）可以促进农业合作（物的依赖）和政治参与，尤其很多地区的农业合作相比于个体经营实际吸引力不足，信任与团结可以产生归属与服从。故要建设现代乡村互助共同体，同样需要以社会共同体建设为基础，寻求自上而下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支持，重新建立现代互助组织，并在此基础上或同步带动经济上的联合与合作，形成互助文化氛围，达到政治上有效治理、生态上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现代乡村互助共同体的构建如图1所示。其可以界定为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之下，延续中国传统非正式互助，以集体主义为原则，通过结合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正式组织、市场规则、法律契约等外生信用手段，公益、慈善、志愿等理念，互联网、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在“人的共同体”基础上建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共同体，倡导现代互助文化，鼓励居民互助保障、互助合作、互助服务、互助参与，同时以组织的形式联动专业组织、企业等各类资源的圈层化、正式化的社会经济系统。主要特点可以总结为：

首先，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下的正式互助组织代替传统非正式组织。农村基层治理的核心在于公共空间的培育和农村居民的参与，现代乡村共同体建设的关键仍是基础性的互助组织，但是从宗乡组织转变为党委领导下的互助组织，这些互助组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企业、行政组织、社会组织等功能相分离。依托的互助网络不单基于血缘、亲缘、地缘，而是扩展为包括朋友、邻里、同事、陌生人等的正式与非正式相结合的互助网络，同时由人情伦理指导下的劳力、物品为主的互助互利转变为融合志愿慈善理念，利用互联网等先进技术，在法律规范、社会参与、市场经营、规则指导、科技支撑下的文化、服务、物品、资金的互助合作并存。^[10]

其次，由单一的乡村管理向包含互助参与、服务、保障、合作在内的乡村治理转型。互助所代表的互助保障、互助服务、互助参与、互助合作符合农村传统基层治理的格局，同时具有保障与治理的双重意义，既可以补充国家保障的不足，也可以推动低成本、高收益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故依托互助组织提供互助服务保障，进而推动互助参与和互助合作，是现代乡村互助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这不同于社会管理和行政服务，也不同于追逐利润的市场服务，其重要内涵就在于发挥“人在组织中”和“人在社会中”的作用，通过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下的正式组织力量，通过组织化、机制化的相互帮助，动员每个社会成员和组织成员的共同参与来解决共同问题。由此，一方面，激发村庄居民内生团结动力，活化村庄公共空间，让村民在互助中获得本体性安全感、认同感和幸福感。另一方面，提供低成本、规范化的社会服务保障，以及生产、消费、信用等各类合作，解决村民经济社会发展难题。

再次，由个体与市场对接向村民互助合作和市场经营社会转型。中国传统社会重农业轻商业，重集体轻个人，后伴随市场经济发展，我们又在实践中把社会和市场对立起来，强调小农理性和经济合作，而不重视集体组织和社会互助。将二者结合来看，一方面，市场是社会交换关系现代化的体现，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延续中国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其所处地位并非根本性或基础性的，至少从乡村建设角度而言，其根本和基础还在于社会。故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的乡村社会和市场关系仍需在延续传统基础上进行现代更新，社会与市场不能分立制衡，而是通过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下的村民互助合作，让社会与市场之间进行合作制衡，市场资本应当着重探索与乡村共同体（村社集体）的合作/经营，而非仅是农民个体。

图1 现代乡村互助共同体构建示意图

四、互助养老到互助共同体建立的可行路径

根据前文所述，中国地域面积广阔，不同地区/农村存在很大差距，虽然一些占据资源优势的农村采取经济为先的思路取得成功，但如果从整个中国的乡村建设角度来讲，互助共同体，尤其是社会共同体建设仍然是乡村建设的基础和关键。而与此同时，人口的急速老龄化和深度老龄化是中国现代乡村建设面临的最重要背景（地情），根据全国老龄办的预测数据，在2020—2050年间，中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农村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将从2020年的22.3%增加到2035年的37.7%，再增加到2050年的39.9%。

事实上，面对农村老龄社会治理背景，以及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保障的现实困难，在政府推动和民间自主探索之下，互助服务保障中的互助养老服务已经在很多农村地区实践和发展起来。故笔者认为，互助养老可能是乡村互助共同体建设的很好切入点，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一是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严峻，同时他们比一般人群更需要低成本的互助服务、互助保障和集体化的互助组织生活（参与），二是养老互助服务与互助参与是一体两面，可以充分发挥农村妇女、老年人以及其他居民的闲置时间参与其中，并向其他类型服务、保障、合作拓展，三是从老年人的联合逐步向农村所有人群的联合扩展，具有探索社会建设和逐步推进的意义，比大范围的农民联合风险低、可操作性强，四是我国有开展互助养老的圈层化的互助组织基础。

具体的讲，如图2所示，在养老互助组织建设方面，非营利的互助组织是互助养老区别于市场养老的核心标准。根据笔者的调研，各地农村开展互助养老依托的互助组织相对多元，包括村两委、妇联、老年协会、义工组织、农业合作社以及村庄内部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等。尤其是村两委、妇联和老年协会都属于既有自上而下的管理层级，同时也有自下而上的群众基础，^[11]既提供互助服务，也推动了农村居民的互助参与。同时一些地区依托企业、公益慈善组织、专业社工机构等，为互助组织赋能，帮助其规范化、专业化与经营化。

根据服务对象也可以划分为救助型互助服务和适度普惠型互助服务。救助型互助服务一般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进行，由互助志愿者上门为村里空巢、孤寡、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家务帮助、生活照顾等各类服务。适度普惠型互助服务则是以社区居家养老照料服务中心/托老所/幸福互助院等为载体，服务人员不仅包括互助志愿者，也包括雇佣人员，被服务者为全体农村老年人，服务内容包括就餐、文化娱乐、日常照顾、康复保健等无偿/低偿/有偿的服务。互助志愿者包括村内志愿者和村外志愿者两类，村内志愿者主要由村干部、党员、妇女、低龄健康老年人等组成，村外志愿者主要由专业社会组织工作人员、义工、各类党政机关和大学生志愿者等人组成。其他互助参与还包括文化娱乐、民主议事、自我教育、纠纷调解等。

进一步地，在企业、公益慈善组织、社工机构等帮助其规范化、专业化、经营化的过程中，可以链接外部城乡资源、政府/企业/社会资源、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公益慈善理念，提供资金-文化-服务互助，自身拓展或与其它互助组织合作，发展生产合作、信用合作、供销合作，建立和发展乡村经济、政治、生态、文化共同体，降低治理、供销和服务成本，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驱动互助文化复兴、凝聚乡村善治、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再建乡村互助共同体，带动家庭经济的繁荣，助推善治社会的形成和乡村振兴的实现。^[12]

图2 农村互助养老到互助共同体的发展逻辑示意图

五、从互助养老到互助共同体：三类村庄案例的呈现

为进一步呈现农村互助养老到互助共同体建设的可行路径，笔者选择了广西宜州市庆远镇围村（农业村）、河北省邢台市威县孙家寨村（空心村）、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城郊村）三类村庄案例，从①建立正式互助组织②提供互助服务/保障/参与③发展互助合作④互助经济-社会-文化传承复兴和互助共同体建立等4个方面尝试展示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到互助共同体建立的现实路径（如表1所示）。^[13]

表1 从互助养老到互助共同体的现实路径

（一）村庄情况：农业村、空心村和城郊村

广西宜州市庆远镇围村是一个互助传统保留较好的民族村庄，村庄总人口2210人，其中70%为壮族，其他主要是汉族、么佬族和瑶族。有围、毛、苏、吴等4个大姓（宗族）。村内约有1.1万亩耕地（包括水田），2万亩林地，土地肥沃，适宜种植。故本村人口多种地、养蚕、打零工，长期在外打工的相对较少。河北省邢台市威县孙家寨村则因青壮年外出务工，成为典型的“空心村”，全村共有320户、1238人，有接近1/3在本地或外地务工，65岁及以上老人133人。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是上海市城郊的一个大村，由原来的堰泾村、杨典村两村“撤二建一”而成，下辖26个村民小组，966户，户籍人口3213人，外来流动人员1476人。辖区内有上海幸久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等9家实体型小企业。目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051人，在户籍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32.7%。

（二）建立正式互助组织

三个村的正式互助组织分别是村两委和老年协会、村两委和义工组织（成立7年）、养老机构（成立4年）。关键领袖分别是老年协会会长（前村支书）、义工组织会长（村支书）和养老机构发起人之一（本村人）。

围村的老年协会于1988年即成立并且一直开展活动，现有常务理事会成员7人，村支部书记任名誉会长，村里的317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全部加入协会。老年协会规章制度完善，从2016年开始就明确记录了活动、会议、财务等状况。承担村里事务包括环境卫生整治、维持村内治安、协调邻里关系和家庭矛盾、老年人文化娱乐与互助养老等。根据村支书介绍，老年协会负责村里环境卫生，每月清扫1-3次，同时负责河道垃圾清理、修路等工作，这些都是理事们无偿负责组织安排，而且他们本身在各屯、小组都享有较高威望，所以说话办事非常具有公信力。

孙家寨的互助组织成立要晚于互助服务——饺子宴。饺子宴发起人是本村的1名在外工作后返乡的80后，他返乡之后发现农村老年人面临的最大养老需求就是缓解精神孤独，故倡导每月初一、十五为老年人开办饺子宴。在开办饺子宴的同时，他也组织孝道讲习班，招募义工，故后来成立义工组织，从只有他1人张罗到目前在村里工作的长期义工人数超过20人。

堰泾村的幸福老人村是一家农村养老机构，由3名公益人士（其中1人为本村人）投入400余万元，租用本村9户人家的10栋房子建设而成，有49个床位，目前入住40位老人。其中，超过80%为高龄老人，本村老人占60%，本镇的占80%，其他集镇的占20%。幸福老人村的重要特点在于它既为本村以及临近的农村老年人提供日托、全托服务，还辐射本村和周边村落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文化娱乐、餐饮、上门护理等服务。

（三）提供互助服务/保障/参与

正式互助组织的两个重要作用就在于：一是组织和发动亲朋邻里、志愿者等，提供互助服务/保障/参与；二是链接和动员外部资源，如与专业社会组织合作、从政府和企业处寻得资金、人员支持等。

围村开展的互助照顾项目由政府每年拨款1万元支持，老年协会组织8名互助养老服务人员（志愿者）。目标对象30余人，包括村里孤寡老人、留守老人、贫困老人和残疾老人，双方签订互助服务协议，一般1名志愿者服务5～6名老人。^[14]

孙家寨村则是动员了村内外的义工和志愿者群体，除了饺子宴那天有50～100名来自各地的义工过来帮忙，其他时候常住在村里的义工也有20人左右。^[15]与此同时，在影响力扩大之后，政府项目支持和社会物品资助接踵而至。每次饺子宴，大家会给这段时间过生日的老人祝寿，附近的民间剧团、秧歌队都来演出，还有理发师给老人们义务理发。志愿者有本村村民、中学学生、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组团，也有县城和邻村的百姓、义工、退休人员自发前来。

堰泾村幸福老人村一方面重构了村庄互助网络，另一方面，也建立了机构内部老年人的互助机制，同时链接了各类政府项目支持和社会公益资源。如微孝早餐活动就是通过公益众筹的形式，由爱心人士自愿认领老年人爱心早餐，后来政府给予了部分资助，为村里70岁以上的共计106位老人提供爱心早餐。在这一过程中，村里老党员自发组织了8支志愿者队伍每天过来帮忙，包括准备和发放早餐、院内卫生清扫等。同时，入住老年人成立了自己的老年工作委员会，由全部入住老年人投票选出，进行自我管理。老年工作委员会每个月开一次例会，一是对近期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或者互相之间指出一些不恰当的行为，互相敦促改正坏习惯；二是进行自助服务安排，如打扫卫生、收拾餐具等。另外，“微孝1 1”“微孝工坊”“幸福庆生会”“微孝百分百”等活动链接外部公益团队和公益人士。爱心年夜饭从厨师到配菜、端菜、收拾卫生、表演全部都是志愿者完成。

（四）发展互助合作

发展互助合作的目的：一是筹集资金，实现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带动村民进行农业上的互助合作，包括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等，推动农民致富增收。这三个典型村庄的做法同样很值得借鉴。

围村的做法是让老年人和子女共兑支出，同时通过经营红白喜事租赁业务获得收入。从共兑支出角度来看，一是老年人每年交纳会费，一般每人10-20元，每年大约有5000元左右。^[16]二是老年协会发动老年人子女共兑老年人活动支出，虽然每个子女每次可能也就出几十块钱，但是加起来已经可以解决老年人活动经费的问题。2017年的老人节就收到了3.3万余元的捐赠款。在经营性收入方面，老年协会筹资2万元购买了红白喜事用的锅碗瓢盆，用于租赁，每年会有1～2万元收入。在农业合作方面，围村现在仍然保留村民互助劳动——帮工、换工的习俗，农忙时由生产队-生产小队组织结成互助队伍，不以现金计算工酬，按照需要，分别共同到各家抢收粮食、剔蚕茧，一般每家1～2天，主人负责招待中饭。遇到家里劳力少的困难户，劳力多的家户（亲属居多）会匀出一些剩余时间帮他们完成，同样不收现金报酬。

孙家寨村则形成了粮油米面满足自己同时外销、接受物品捐助的良性循环体系。他们承包流转130亩村民土地，带领村民种植了30亩有机莲藕、100亩有机小麦，满足饺子宴的同时进行外销，借助饺子宴形成的光环效应，有机莲藕、“孝道面粉”等都成为孙家寨的品牌。另外，他们还有由村民捐出、由义工管理的7亩菜园，满足菜品的自给自足。在此基础上，村里也接受社会上的物品捐助（不接受资金捐助）。^[17]

堰泾村幸福老人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老年人入住机构的费用，用于居家互助养老的费用则主要来自于政府补贴和公益捐赠。据统计，仅2018年一年，幸福老人村就收到捐赠物资10386件/斤，收到捐赠现金99269元。同时，由于幸福老人村与外部资源对接较多，他们也通过联系乡镇农业专业合作社，帮助本村的家庭农场主进行“合作社 基地 农户”的供销合作，如松江大米等。

（五）因地制宜探索现代乡村互助共同体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无论农业村、空心村还是城郊村，都可以通过因地制宜地建立正式互助组织、提供互助服务/保障/参与、发展各种类型的互助合作，增加乡村互助文化和互助氛围，逐步形成现实与情理上的互助共同体。即便像围村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村庄，很难发展各类产业，但在浓厚的互助氛围中，村民团结一致，向心力强，也可以形成现代乡村互助共同体。每年的重阳节是老年人的盛会——敬老节，白天节目有唱山歌、打扑克、下象棋、抛绣球等，下午大聚餐，晚上举办文艺晚会，村里90%以上的老年人都会参加，虽然称作老年人的节日，但实际也是村庄节日，在村里的村民（也是老年人的子女）或者帮忙采购做饭，或者来看节目打牌，没在村里的村民，村两委会通过微信联系转账或买礼物等形式督促参与。

孙家寨村则是在饺子宴和发动互助养老之后，实现了村民公共场域的参与，进而推动了互助合作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空心村的振兴与繁荣。如为支持以饺子宴的方式供养老人，村里人纷纷来当义工，一起种粮种菜，种的粮油米面供老年人食用富裕的，就免费送给全村人分享。在这种情况下，村两委召集议事，得到村民的大力支持。全村的党员干部和几十名村民代表一致同意建设敬老院，并且免费提供土地；在建设过程中，村民们有的捐钱、有的捐建材、有的捐器材，很多村民都来当义工干力气活。另外，村里推行移风易俗、暖气改造、打造“田园综合体 全域旅游”的孝道水镇等工作，也得到了村民的大力支持。

上海堰泾村在城郊地区，与外部资源链接较为方便，幸福老人村通过设计以“微孝”为主题的各类活动，让文化宣传与志愿服务有载体可以落地，同时鼓励村民参与，自助互助。2018年一年，就有18个团队、7566名志愿者来到村里，为机构和村里老人提供各类服务。从2017年开始的微孝家宴每年都有超过500余人参与，爱心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进行认领捐赠。在这些互动参与之中，村庄的凝聚力、影响力都得到很大提高，2020年幸福老人村荣获“上海城市治理最佳实践案例”优秀案例奖。

六、相关对策建议

互助是现代乡村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话语，如果考虑到乡村社会稳定的战略意义，社会共同体建设应先于或至少重点同步于经济上的互助合作。故本研究提出，应当确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下的以社会共同体为基础，互助组织为关键抓手，互助文化、互助服务、互助保障、互助合作、互助参与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互助共同体建设思路，市场/企业以及专业社会组织等外部资源作为经营和赋能工具进行创新参与，既保证农村居民基本收入，也对组织化的亲密关系和本体性安全归属进行再建。互助养老是农村社会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切入点，其不仅是农村低成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途径，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互助养老到互助共同体建立的路径大体可以概括为建立正式互助组织、进行互助服务/保障/参与、发展互助合作、互助经济-社会-文化传承复兴和互助共同体建立等。从历史传承的角度，需要扎根于不同农村的互助文化和非正式互助网络，激活内部的需求与供给的匹配；从现代创新的角度，需要链接外部资源，包括人力、物力、企业和专业社会组织等，为农村本土互助组织增权赋能；从互助养老的角度，需要从娱乐型的精神文化活动转向劳务型的生活照护服务，并由此促进互助共同体的建立。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是抓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各类互助组织建设。各类互助组织是互助型社会养老发展和现代乡村互助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村民自治组织及其他群团组织是主干力量，负责动员内生-外部资源。应当寻找好村庄关键领袖，明确现代服务型乡村治理要适应人口老龄化的需要、构建村庄互助共同体的思路。互助合作社、民间团体等草根型互助组织既是一个个自我组织、自我服务的群众团体，也起到农村辅助治理的作用，其重点在于建立清晰的组织机制、活动机制和评价机制。可以探索成立农村社会组织联合会或老年协会、老年服务会，村支书/村主任担任会长，并进行市县级平台建设，形成圈层化的组织体系。

二是创新互助合作形式。农村互助养老运营和乡村互助共同体建设的理想机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专业性的互助社团（包括集体企业或互助合作社等），制定标准、规则，联合国有企业、金融机构、专业服务机构等资源，同时发挥村一级的能动作用，进行精细化农村社区经营，资金互助合作 设施建设 各类农业商业经营，低成本地生产、生活和供销，尝试发展乡村内置金融，发展合作经济，促进乡村振兴。例如相对较大的郊区农村/中心村可探索发展“社区 合作社 养老”农业社区综合体或村社集体，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居民无偿/低偿/有偿的享受就餐、照护、生活服务、购物等福利服务，进行农业合作、统购统销等，同时可以辐射周边村落。有条件的中心村可以采取村民资金合作的形式，或者争取省市县试点资金，建立小型养老院，由互助组织参与、个人/企业组织负责运营，在满足本村老年人需求基础上对外开放，本村、镇、县老年人分级定价。资金互助社或农业合作社的储蓄部门可以设置老年人储蓄业务，凡是储蓄达到一定限额，即可分级、分类免费就餐、入住相关养老机构等。也可以试点成立农村互助养老基金，用于补贴农村高龄、独居、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生活照顾费用或报销一部分入住养老院的费用等。账目公开，接受村民监督。具体做法可探索以家庭为单位，共兑资金，在有条件的地区提高资金统筹层次，由市县（区）乡（镇）村进行补贴，成熟一批、发展一批。

三是切实开展服务互助并推动互助参与。服务互助是互助养老的重点，笔者认为应当探索建立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体系，首先，应当明确基本的互助服务类型、价格，以及政府购买农村互助服务方式，如补贴给老年协会、专业社会组织还是直接补贴给服务人员，以实物还是货币形式补贴等。其次，可以以某个或几个社区/村居为单位，培训以兼职/志愿和有偿/无偿相结合的互助服务队伍，建立日常巡访、卫生清洁、生活护理、医疗保健等分级分类服务、计费和评估制度，为高龄、独居、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居家照护服务。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尤其是已经建立空巢老人巡访制度的区（县）乡（镇），可以在提高统筹层次的同时，扩大服务人群范围和增加服务内容，由县/镇一级进行管理和评估，并给予政策、规范、制度等方面的统一安排、指导、培训、监督，促进其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四是建立农村互助养老的内外部监管和评估机制。农村互助养老具有“福利 公益”属性，更需要进行资金、服务等方面的监管和评价。首先，政府在农村互助养老的资金转移支付方面负有重要责任，笔者所调研的多个地区都建立起县级统筹的留守老人巡访制度。对于一些投入较大地区和村庄，如何进行资金的有效监管、避免资金浪费、重复建设、将资金真正补贴到老年人服务上，需深入探讨。其次，互助服务具有无偿和低偿性质，酬劳支付可调节性较大，同时服务质量较难评价，这也是互助服务与市场服务相比的劣势所在。一方面，政府应当及时出台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评价方案，服务员守则等。同时，对于农村养老服务资金转移支付的流向进行定时公开，或交给社会组织，如前文提到的互助组织联合会进行统一管理和拨付。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互联网 互助养老的形式进行服务的供需匹配以及监督、评价。

最后，广泛宣传，推动构建现代乡村互助共同体的联合。互助是行为方式、组织形式、文化形态，在社会效用和民间美德的交汇融合之中，广泛的存在于中国乡土社会。当互助理念成为一个范围内的文化形态时，“人”的共同体组织起来就变得容易很多。故政府应当借助各类媒介进行广泛宣传，以互助文化补充孝道文化在中国传统养老文化中的主导地位，提高农村居民的互助意识和共同体意识，同时推动城乡互助，号召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参与经营乡村共同体。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和依法治理的前提下，通过建设好一个个的基层乡村互助共同体，联合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团结、和谐、文明、有序的现代乡村互助社会。

注释：

[1]毛丹：《村落共同体的当代命运：四个观察维度》，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

[2]贺雪峰：《谁的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前提》，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

[3]参见周永康，陆林：《乡村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学思考》，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王芳，邓玲：《从共同福祉到新型乡村共同体的重构——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载《理论导刊》2017年第6期；甘娜，汪虹成，陈红利：《乡村振兴背景下“五位一体”乡村共同体建设路径研究》，载《农村经济》2019年第11期；仝志辉，侯宏伟：《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对象选择与构建策略》，载《改革》2015年第1期等。

[4]参见陈旭堂，余国新：《农村电商助推乡村共同体的形塑与重构——基于浙江省遂昌县的实证分析》，载《探索》2019年第5期；康胜：《乡镇企业的集群化模式与乡村共同体的形态变迁》，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4期等。

[5]参见谢安民，薛晓婧、余恺齐等：《重建乡村共同体：从村民自治到社区自治》，载《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郭明：《虚拟型公共空间与乡村共同体再造》，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项继权：《中国农村社区及共同体的转型与重建》，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许远旺，卢璐：《中国乡村共同体的历史变迁与现实走向》，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等。

[6]郭台辉.共同体：《一种想象出来的安全感——鲍曼对共同体主义的批评》，载《现代哲学》2007年第5期。自古希腊时期就是商业和对外贸易比农业更加有利可图，对于法律和个人利益的依赖要大于伦理和集体利益。故虽然在中世纪以前的封建欧洲，血缘关系对其社会生活有一定影响，但受蛮族入侵以及暴力征战和利益掠夺等，人际关系更多表现为对英雄/领主和保护人的依附关系，尤其伴随土地大垦荒、圈地运动和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兴起，农民自由流动、变成自由劳动力进入城市，依附关系进一步转变为工人对于资本家的依附。

[7]皇权统治时期的宗乡内部绅和民、地主和佃农之间的互助是等级化的，故虽然存在因血缘、亲缘、地缘而生发的互助合作，但更多表现为绅、地主维持秩序需要和民、佃农维持生计需要而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也即阶级统治的关系。

[8]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9]陆绯云：《苏南农村的社会支持与社会保障体系——历史与现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

[10]本研究认为现代互助组织可以界定为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之下，由一群进行经济、社会等方面相互帮助的个体成员组成，通过组织化管理、企业化运营达到可持续发展目的、满足本组织成员各类需求的非营利组织。按照组织性质可以划分为行政型互助组织和草根型互助组织，按照组织功能可以划分为经济型互助组织、社会型互助组织、综合型互助组织等。目前乡村行政型互助组织主要包括两类：在村民自治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群团组织，包括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他们既有自上而下的层级管理，又在最基层有一个个实在的会员群体。乡村草根型互助组织主要指活跃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有会员群体的各类组织（以自组织为主），如各类合作社、志愿者/义工组织、老年协会、文化娱乐组织等，很多农村地区还成立了义工站、志愿服务协会、妇女组织、红白理事会等多类社会组织，一些农村探索成立了社会组织联合会，进行统一管理。

[11]刘妮娜：《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的定位、模式与进路》，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12]需要说明的是，乡村社会共同体到互助共同体的逻辑和发展并不影响其他共同体的建立，如集体资产量化确权及与外来资本的合作等经济共同体建立，其与互助文化之间亦没有绝对的先后顺序，只是社会共同体是重要基础，需要提前于或与其他共同体建设同步进行。

[13]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人地流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城乡融合将成为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一些城郊村在征地过程中转变为城市社区，一些农业村在乡村振兴中成为田园综合体，村民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城镇化和现代化，还有一些空心村在人口外流之下走向衰败和消失。事实上，互助养老、有效模式是多种形式且因地制宜的，笔者只是选择了这三类村庄进行初步验证。同时，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基础不同，建立乡村互助共同体的指标体系也并非整齐划一。

[14]村里有个老人因腿部受伤，无法下床，生活不能自理。由副会长负责照顾她，每个星期都去几天，给她送饭、收拾卫生。还有一个老人，身体状况不好，去卫生所不方便，协会为他专门设置了电话，突然发病、头痛可以向协会拨打电话，老村医是他的服务人员，还能为他配点常用药物。

[15]根据笔者的访谈，这些义工没有工资，但是住在村里包一日三餐和住宿，每次过节会发1000～2000元过节费。日常工作包括每天为空巢老人做饭、送饭，每周为全村老年人蒸爱心馒头，农忙时候为全村人做饭，开展老年人文化娱乐和上门洗脚、理发、收拾卫生等服务，种植有机农业等。

[16]笔者在调研中就发现，这里的老人仍然保留了淳朴热情好客不计较的性格，平常老年人有活动，或者共兑支出，或者会员们你一斤米、一瓶酒，我一把菜、一些肉，然后一起吃。他们的聚餐很简单，鸡块、牛肉、内脏、蔬菜分别放到锅里涮一下就行。每到一个调研点都备了饭等着我们，非要让我们吃两口再走。与很多发达地区农村相比，这里的村民人均纯收入1万元左右，并不算富裕，但他们的山歌里传达的都是感谢主席、感谢党、感谢人民的社会正能量，看到他们，课题组成员亦在反思和讨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能不只是一个被市场经济、利己主义、无限欲望所侵蚀的社会，与物质极大丰富相比，在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社交的增加、受到尊重的感觉、精神的富足与愉悦反而更加重要。

[17]物品捐赠方面，村民基本都会送菜、送面，2017年有一位爱心人士捐赠1吨食用油，一个爱心厂家捐赠200多公斤木耳。用不完的捐赠物品村里还会再组织二次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