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价值、发展境遇及路径选择

作者：刘　欢 韩广福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  发布时间：2021-03-09  浏览次数： 2808次

【摘　要】乡风文明建设涉及价值体系、乡村文化、社会风俗、行为习惯、治安管理及人居环境等方面，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系统性实践活动，属于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范畴。从现实角度出发，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被赋予新的内容要求，具有以推动乡村振兴来缓解乡村相对贫因的重要现实价值。乡村全面转型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使乡村经济社会各方面深入发展，为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发展提供诸多现实机遇。与此同时，乡村在党组织组织力、集体经济、文化传承、社会风气及主体意识等方面存在诸多现实问题，这无疑向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制约其现实价值的发挥。基于此，需要通过筑起组织保障、夯实经济基础、发展文化根脉、优化外部环境、增强内生力量等措施，不断加强乡风文明建设，从而彰显其在后脱贫时代的重要现实价值。

【关键词】后脱贫时代；乡村振兴；相对贫因；乡风文明建设；乡村相对贫因人口

2020年脱贫攻坚结束，中国迈人了着力解决相对贫困的后脱贫时代。对此，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1]可见，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统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成为后脱贫时代解决乡村相对贫困的重要举措。而后脱贫时代统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促进扶志扶智向乡风文明的拓展升级”[2]。乡风文明建设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项注重关注农民内心世界、提升农民精神生活水平、改善农民精神风貌的实践活动。无论是在脱贫攻坚中还是在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对于中国乡村贫困治理事业发展始终发挥重要作用。将乡风文明建设置于后脱贫时代大背景下考察，发现其具有通过推动乡村振兴来缓解乡村相对贫困的重要现实价值。

一、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容要求及现实价值

从线性历史视角看，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要求。从中国贫困治理事业发展全局看，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具有以推进乡村振兴来解决乡村相对贫困的重要现实价值。

(一)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容要求

乡风文明建设指在乡村各项工作中，通过提倡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提升农民科学素养等方式，引导农民自觉摒弃乡村陈规陋习，破除思想上的狭隘主义与懒惰意识，全面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在乡村形成崇尚科学文明的健康新风尚。乡风文明建设涉及价值体系、乡村文化、社会风俗、行为习惯、治安管理和人居环境等方面[3]，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系统性实践活动，属于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范畴。乡风文明建设是动态、多维的客观存在，将乡风文明建设置于后脱贫时代背景考察，具有新的内容要求。

历史地看，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不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乡风文明建设突出革命阶级性，也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乡风文明建设倾向泛政治化、集体主义，更异于改革开放后新农村建设中的乡风文明建设带有多变性与不稳定性。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更具人文关怀，除了把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发展优秀农耕文化、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及移风易俗实践等作为其主要内容[4]16-19，更为关键的是把“消除乡村精神贫困”纳人其中[5]，这也正是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与众不同之处。究其原因，在后脱贫时代，乡村绝对性物质贫困虽然被消除，但乡村精神贫困仍然存在，短期内难以根除，对解决相对贫困的阻力愈发之强。而摆脱贫困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解决相对贫困也要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6]。按照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来看，乡风文明建设作为一种关联要素内嵌于乡村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实践场域，贫困与乡风文明建设因此存在强关联，消除乡村精神贫困成为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包含的新内容与必然选择。基于此，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也被赋予新的要求。

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更侧重激发乡村相对贫困人口在参与贫困治理中展现的积极精神风貌和作为贫困治理主体的自我发展意识与能力，塑造具有自主性和理性化特征的新时代乡风。从理论维度看，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要求深化对反贫困理论的再认识，冲破以往重物质反贫困、轻精神反贫困的认知局限，切实把乡村相对贫困人口视为相对贫困治理主体，激发其内生动力，增强相对贫困治理实效。从实践维度看，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要求以发展乡村各项社会事业为抓手，不断丰富乡村相对贫困人口精神文化生活，引导他们自觉抵制社会不良习气，达到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实践目标。社会文明程度是乡村相对贫困人口精神状态的最直接反应。乡风文明作为一种稳定的文明形态，通常无法以客观标准计算、衡量，因此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是否文明与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呈正向相关。从价值维度看，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要求实现乡村相对贫困人口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人的文明”是乡风文明的最高价值体现。人的文明程度如果没有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将会使乡风文明建设功亏一篑。这就要求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要在统筹乡村相对贫困人口的不同层次需求前提下，以满足其自由发展的需要为核心理念，实施可持续性反贫困措施，以求解决乡村相对贫困人口的文明发展问题。

（二)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价值

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不仅具有新的内容要求，更被赋予深刻现实价值。从中国贫困治理事业发展全局看，乡风文明建设对乡村贫困问题的解决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脱贫攻坚视域下的乡风文明建设，主要依托美丽乡村建设实践活动，对贫困地区的陈规陋习与不文明乡风进行革除，强调其在解决乡村绝对贫困中的价值作用。而党和国家提出的“十四五”时期“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7]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表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能增强脱贫可持续性，最大程度减少返贫现象[8]。因此，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要对标解决长期性相对贫困问题，发挥其在相对贫困治理场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价值。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乡风文明建设能为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供内生动力源，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具有促进产业兴旺的经济价值。一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城市居民的消费观由占有性消费转向共享性消费，更注重消费的质量。乡风文明建设通过引导传统农业向生态、低碳方向发展，迎合了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为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增添“绿色”原动力。二是广大乡村地区拥有的丰富红色革命传统是相对贫困治理中乡村产业发展的历史特色。乡风文明建设通过传承乡村革命传统，突出乡村产业的历史特色，为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供“红色”原动力。三是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有利于将乡村的作物、器皿、古建筑、农业技术、民间风俗、田园景观、特色美食、传统服饰工艺及自然风光等文化资源转化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特有资本，使乡村文化产业散发出以乡土景观、乡土情怀与乡土风韵为特征的乡村淳朴气息，为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增添“淳色”原动力。

第二，乡风文明建设能带动乡村人居环境整体优化，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具有提升乡村宜居水平的生态价值。乡风文明建设能够从自然生态环境和地域空间环境两方面带动乡村人居环境整体优化。一是农业生产污染与乡村生活垃圾污染是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发展遇到的现实难题。乡风文明建设中对农耕文化精髓的传承与发展，能够有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同时，乡风文明建设中提倡的现代绿色生活方式能够有效缓解乡村生活垃圾污染问题。二是和谐地域空间环境能够促进乡村人居环境的空间结构布局合理、有序发展。乡风文明建设十分注重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原则对乡村进行规划建设。通过合理定位村庄类型，顺应村庄自身发展演进的规律与趋势，根据不同村庄的固有特点与优势，合理布局村庄生产生活空间，分类推进村庄有序健康发展。

第三，乡风文明建设能繁荣与发展新时代乡村文化，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具有提升乡风文明水平的文化价值。乡村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乡风文明实现程度的重要表征。一是乡风文明建设能通过秉持“两山”理论繁荣与发展新时代乡村文化。乡风文明建设能通过秉承"两山"理论深化与重构新时代乡村文化内涵，使其发展符合“人—自然—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有利于形成新时代乡村文化发展的生态格局。二是乡风文明建设能以真善美相统一的实践原则繁荣与发展新时代乡村文化。“真”体现为，其能客观反映乡村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在地化发展新时代乡村文化；“善”体现为，其能主动把握时代需求且兼顾农民的需要，让乡村文化永续发展；“美”体现为，其能在保护传统文化中体现自然之美，在对万物生命的同理心中体现生命之美，在满足人精神文化之需中体现生活之美。三是乡风文明建设能通过构建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繁荣与发展新时代乡村文化。乡风文明建设能通过坚持乡村文化本体性地位和尊重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互补性、共生性而构建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为繁荣与发展新时代乡村文化寻求内在依据；确定发展方向。

第四，乡风文明建设能推动乡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具有实现治理有效的政治价值。和谐是社会秩序的最高境界，同时是乡村社会治理的理想目标。乡风文明建设能够挖掘利用乡村传统自治文化中村规民约、乡贤自治、以德治村等思想与实践的积极部分，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一是乡风文明建设能按照现代法律精神，赋予村规民约新的时代内涵，在村规民约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彰显农民民主自治的主体地位，完善乡村社会规范。二是乡风文明建设能够发扬乡贤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政治文化传统，积极培育新乡贤力量，发挥新乡贤在精神引领和道德垂范方面的积极作用。三是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能弘扬乡村传统文化中以文化人、德行为先、勤俭持家、乐善好施的道德教化理想，形成基于道德交往的乡村社会精神秩序。

第五，乡风文明建设能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水平，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具有促进生活富裕的社会价值。实现农民生活富裕就是要抓重点，补齐乡村社会文明建设的短板，不断“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塑造美丽乡村新面貌”[4]24。乡风文明建设能够通过提升乡村社会文明风貌、塑造乡村社会文明主体来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水平。一是文明社会精神是构成乡村社会文明风貌的内核。乡风文明建设能克服封建保守社会习气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在乡村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开拓进取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社会和谐精神和共同富裕精神等。二是乡风文明建设能完善乡村社会文明社会、家庭、个体等层面的道德规范与行为规范，并将其内化为乡村社会文明主体的社会文明意识。同时，通过在乡村发展教育，普及法律，提高乡村社会文明主体创造社会文明的基本素养。另外，通过开展社会文明创建活动，在实践参与中激发乡村社会文明主体对社会文明的需要，提升其创造社会文明的能力。

二、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发展的现实境遇

乡风文明建设总是处于一定历史条件与现实基础之中不断摸索前进的。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发展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既迎来了现实机遇也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

(一)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发展的现实机遇

后脱贫时代的中国乡村，不仅处于全面转型关键期，更深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格局中。

其中，乡村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深人发展，为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发展创造了诸多现实机遇。

1.乡村新型社会组织多样发展。乡村新型社会组织具有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互助性等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放权式的政治体制改革与乡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与发展，催生出大量的乡村新型社会组织。乡村新型社会组织是重塑乡村集体主义精神、树立文明新风的组织化表达方式，因能灵活适应乡村社会结构变化与乡村地方文化传统[9]而成为沟通乡村相对贫困人口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桥梁与纽带，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参与者、组织者与推动者，为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组织支持。目前，乡村新型社会组织主要分属经济类、服务类、公益类、政治类。在这其中，与乡风文明关联性较强、对乡风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的典型代表性乡村新型社会组织，主要有红白理事会、老人协会、乡贤理事会、妇女禁赌协会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新型社会组织形式不断丰富，在促进经济发展、协调利益关系、树立文明新风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

2.乡村产业结构不断深人发展。拥有物质准备是在后脱贫时代开展乡风文明建设的绝对前提，而乡村产业结构形态的日益丰富构筑了乡风文明建设的经济保障。同时，乡村产业结构发展状况也内在规定着乡风文明建设实践的经济空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产业结构先后经历了农业产业主导期、乡村工业化快速推进期、乡村多元产业发育与结构优化期、乡村产业融合与高质量发展期等四个演化时期[10]。乡村产业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乡村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基础稳固，截至2019年，农业产值高达70466.7亿元[11]，乡村第二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中，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非农产值占比稳步攀升，已逾60%。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明显，发展协调性不断增强。同时，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营主体队伍不断壮大，产业业态更加多样，经营主体间利益联结程度更紧密，乡村产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日益凸显。

3.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渐趋完善。乡风文明建设作为乡村相对贫困治理中的铸魂工程，天然的需要文化资源的精神滋养。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渐趋完备形塑着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能为乡风文明建设发展提供充足的公共文化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渐趋完善，主要表现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相关政策法规逐渐完善，乡村文化事业费投人不断增加，2012—2018年，县及县以下文化事业费从237.02亿元增至548.11亿元，比重由49.4%增至51.5%①；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加快完善。在2017年，我国就已基本形成覆盖全国城乡的六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同时，积极推进以文化艺术中心、乡村学校少年宫、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为载体的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内容不断优化。截至2019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到乡村演出171.3万场次，占总场次的57.9%，赴乡村演出场次比2012年提高37.1%②。在国家的支持与倡导下，部分乡村结合自身文化特色，创办了民间文化团体，自娱自乐。与此同时，一些民办文化企业也不断涌现，丰富着乡村公共文化市场化供给内容。

4.乡村社会主流思想健康向上。乡村社会主流思想的健康发展，不仅体现了农民群体对乡村社会深刻变革的积极回应，同时也反过来构成乡村社会秩序稳定的内在行动动因，能为乡风文明建设良性发展提供和谐的社会空间。后脱贫时代背景下，乡村中整体形成了开放平等、科学自主的主流思想与乡村风尚。这主要表现为：从一元到多元。乡村相对贫困人口的封闭性人格持续地受到市场经济积极进取、有序竞争、责任意识等理念的影响，传统农民的经济思想由保守转为开放，多元开放逐渐成为乡村社会主流经济思想；从情理到理性。乡村相对贫困人口追求个人权利，要求平等人权，重视民主法治的理性思想意识逐渐增强，平等民主成为乡村社会主流政治思想；从迷信到科学。农业科学技术的使用不仅增加了乡村相对贫困人口的物质财富，更使其用科学知识破除了对自然的蒙昧无知，使乡村社会主流文化思想从迷信封建思想转向崇尚科学技术；从奴役到自主。市场经济中的工具理性逐渐消解了传统家庭伦理对乡村相对贫困人口心理上的束缚，催生出独立自主、自由发展、平等互惠的思想意识。

5.农民科学素质培育不断加强。开展农民科学素质培育工作，能够让乡村相对贫困人口更好地掌握科学研究的知识与方法，用科学逻辑思维辨别伪科学，破除封建迷信，从而培养其文明生活理念与生活方式，在乡村形成移风易俗新风尚，为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主体支撑，营造良好社会思想环境。进人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科学素质培育的人才队伍建设能力逐步提升，结构日趋合理。同时，从全一范围来看，科普经费来源渠道日益多元，形成了以政府拨款为主、自筹科普经费为辅，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赠的科普经费多元主体投人结构。农民科学素质培育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信息化水平提升较快。截至2019年，中一科协共配发科普大篷车1075辆，全年下乡次数3.5万次，行驶里程737.8万公里，受益人数达1834.3万人次[12]。网络电视平台在乡村已非常普及，成为乡村相对贫困人口获取科技信息的主渠道，乡村科普与信息化融合度不断提高。农民科学素质培育活动丰富多样。例如，一家积极实施巾帼示范村、科普之冬(春)及科普月（周、日)等乡村科普宣传活动。

(二)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发展的现实挑战

后脱贫时代统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将中一乡村置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格局中考量，发现其在党组织组织力、集体经济、文化传承、社会风气、主体意识等方面仍存在诸多现实问题。这无疑向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发展提出了挑战，阻碍其在乡村相对贫困治理场域中发挥应有的现实价值。

1.乡村党组织组织力相对偏弱，削弱了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保障。乡村党组织是党沟通乡村相对贫困人口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最直接的组织链条。然而，在乡村经济发展与组织建设转型过程中，乡村党组织不仅工作覆盖面不够全面，更因部分党员干部的基层微腐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组织形象，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削弱了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保障。目前，乡村党组织组织力相对偏弱主要表现为：部分乡村党组织组织成员关系松散，组织生活进行得较为缓慢，在乡风文明建设中难以产生高效的政治领导力；部分乡村党组织存在组织活动数量偏少、内容相对空泛、形式老旧等问题，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思想引领力存在一定提升空间；受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乡村党组织执行党有关乡风文明建设政策时存在一定的执行偏差问题，政策执行力有待提高；部分乡村优秀党员不断流失，乡村党员服务群众意识降低，乡村挂名党员现象增多等现实情况，使乡村党组织社会号召力仍需加强；部分乡村党员领导干部难以适应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使党组织的改革发展力表现不够突出，不能为引领乡风文明建设工作创造丰富的经济来源。总体来说，乡村党组织组织力相对偏弱，会直接降低乡村相对贫困人口对乡风文明建设工作的配合度，不利于乡村党组织高效开展乡风文明建设工作。因此，乡村党组织组织力相对偏弱在组织层面向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发出了挑战。

2.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式微，消减了乡风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乡村集体经济实力是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实后盾。然而，在2018年农业农村部统计的54.5万个村集体组织中，有约19.5万个完全是没有集体经营性收人的"空壳村，占全部村庄的35.8%[13]57。同时，乡村集体经济地区发展不平衡，收人差距较大。按地理位置来看，一般而言，靠近城郊，有旅游资源或稀缺矿产资源等的村集体经营性收人较多，中西部地区及除辽宁省外的东北地区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益较少。另外，乡村集体经济收人来源单一。截至2018年，村集体经济总收人中补助收人与发包及上交收人一共占比41.8%，而经营性收人与投资性收益一共占比35.4%，可分配收益中外来投资分利仅占到0.5%[13]56。可见，乡村集体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对不足。此外，村集体固定资产收益较少，村集体的宅基地、“四荒地”及其他建设性用地收益有待提高，这些未充分利用的收人渠道，阻碍了乡村集体经济收人结构的优化。薄弱的乡村集体经济实难支撑起乡风文明建设工作。因此，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式微在经济层面向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发出了挑战。

3.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损伤了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根脉。乡村文化的繁荣是乡风文明建设发展的不竭力量之源。虽然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在资金投人、设施建设、组织活动等方面已有大幅度提升，但国家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的文化投人结构，使乡村文化建设存在较多历史欠账，与城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加之乡村文化自身的相对稳定性与封闭性，使之在向现代转型中遭遇城市化冲击后，呈现出城乡文化不平衡的发展态势。相较城市文化一路高歌猛进式的扩张势能，乡村文化发展面临乡村现代文化发展迟滞与乡村传统文化传承的断裂危机的问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出现.内卷化，[14]，乡村传统文化发展失利，这些情况使乡村文化共同体逐渐消解，乡村相对贫困人口精神家园失守，不能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引领与文化支撑。因此，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在文化层面向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发出了挑战。

4.乡村不良社会风气滋长，污染了乡风文明建设的发展环境。社会风气内在地凝结着群体的价值取向，外在地表现为群体行为方式的社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乡村社会风气的嬗变。社会风气嬗变对乡村社会无疑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如果对其未加正确引导，就有可能使乡村传统社会风气在向现代社会风气转变过程中偏离正轨，滋生不良社会风气。目前，受主客观多重因素影响，一些不良社会风气在乡村表现尤为突出，如部分乡村地区不良陋习泛滥，攀比、不孝之风盛行，部分群众沉溺于宗教迷信，沾染黄赌毒不良习气；乡村地区某些群众道德标准缺失，极端个人主义凸显，金钱观与荣辱观扭曲[15]；乡村某些群众存有的.等靠要，心理，助长了好逸恶劳之风；部分乡村地区长期笼罩在村霸、宗族恶势力等黑恶势力的阴影下，社会影响恶劣。这些典型性问题破坏了乡村文化生态环境，使乡风文明建设发展的社会空间遭到精神污染。可见，乡村不良社会风气滋长在社会层面向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发出了挑战。

5.乡村相对贫困人口主体意识相对薄弱，削弱了乡风文明建设的主体力量。乡村相对贫困人口主体作用的发挥对乡风文明建设发展进程及实践成效起决定性作用。然而，乡村快速转型期的文化堕距现象不可避免，城乡平等发展制度性壁垒的长期存在以及乡村相对贫困人口自身文化素养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等因素，导致乡村相对贫困人口主体意识相对薄弱，不能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内生动力。这主要表现为：部分乡村相对贫困人口的市场主体意识未能完全确立，对国家的财政补贴、农资服务等惠农政策产生长期的依赖心理，经济主体意识较弱；部分乡村相对贫困人口对.权利，本身的理解存在误区，参与政治生活仍以手段性参与为主，政治主体意识较弱；部分乡村相对贫困人口人格上仍存有对外部社会环境的顺从心理，缺乏对乡村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文化主体意识较弱；部分老年农民与乡村妇女社会接触程度偏低，无法定位自身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与价值，社会主体意识较弱；部分乡村相对贫困人口缺乏生态环保观念、生态道德情感、生态科学意识及生态价值意识等，生态主体意识较弱。可见，乡村相对贫困人口主体意识相对薄弱在主体层面向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发出了挑战。

三、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发展的路径选择

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诸多现实挑战，需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主体等方面出发加强乡风文明建设，从而发挥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助力乡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价值。

(一)筑起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保障

建设乡村精神文明是党在乡村工作的重要内容，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想要深人发展离不开乡村党组织的全面领导。面对乡村党组织组织力相对偏弱的现实挑战，要从突出政治功能、发挥模范作用、密切群众联系三方面人手，重点提升乡村党组织组织力，筑起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保障。一是突出乡村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以思想建设稳固乡村党组织的政治定力，要对乡村党员和干部开展经常性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学习教育活动，增强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性认识；强化乡村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要把政治建设摆在乡村党组织建设的根本位置上，在乡村相对贫困人口中进一步增强党中央的政治权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要以党章为遵循、党规为准则、党纪为底线，增强乡村党组织内部政治生活的原则性、组织性与纪律性；要在服务乡村相对贫困人口的实践中讲政治，培养其对乡村党组织的政治信任心理。二是发挥乡村党组织的模范作用。组织内的成员与制度是影响乡村党组织先进性的主要因素，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发挥乡村党组织的模范作用，要从提升其队伍质量与制度化水平两方面人手。提升乡村党组织队伍质量，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展现组织的先进性，从而形成对农民言行的示范带动效应。要严守党员人口，优化乡村党员内部结构。要重视乡村党员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维护其合法权利，重视提升乡村党员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个人素质。另外，要提升乡村党组织带头人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胜任力，加强乡村党组织带头人相关工作的考核监督和激励保障。另一方面，提升乡村党组织建设的制度化水平，用制度规范其权利行使，从而以优良党风淳化民风乡风。制度是乡村党组织建设之基、发展之本，要以发挥制度效能为重点提升乡村党组织建设制度化水平。需强化乡村党组织及其成员对党内制度的尊崇、敬畏意识，树立党内制度权威。提升党内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保证党内制度得到贯彻执行。强化对党内制度执行的监督与激励，使制度执行成为乡村党员和干部的党内生活惯习。三是密切乡村党组织的群众联系。乡村党组织只有深人到乡村各处，才能密切同农民群众的联系，真正为乡风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构筑起坚强组织保障。这要求在传统组织设置方式基础上，按照便于党组织成员参加活动、行使党员权利的要求，在外部形态上突出组织设置的灵活性与多样性，以扩大党在乡村的组织覆盖面。采取横向联合式设置党组织，实行村村、村企、村居横向联合建立党组织。在乡村出现的带有产业、行业和协会性质的新兴经济、社会组织中建党组织。另外，乡村党组织要理顺与乡村各种组织间的关系，利用乡村各种组织将自身的主张、政策融人相关活动中，加深乡镇党委与乡镇政权组织、村民自治组织、乡村群团组织、乡村新型经济和社会组织间的协同互动，扩大党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工作覆盖面。

（二)夯实乡风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

分属精神领域的乡风文明，其形成与发展需要充分的经济条件。同时，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乡村集体经济在集体统一经营层次的主要经营内容。因此，要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迎接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遇到的经济挑战。一是走出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是“旧瓶装新酒”的认知误区。要认识到后脱贫时代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是要彻底打破承包经营权不分的壁垒，通过不断实现乡村相对贫困人口增产增收来解决乡村相对贫困问题；走出乡村集体经济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无法共存的认知误区。要认识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乡村集体经济的构成部分，即使是在乡村土地“三权”分置情况下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也并未超出乡村集体经济范畴；走出乡村集体经济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市场经济形成的个人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认知误区。要认识到重视保护个人利益是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必然要求，集体利益的充分实现是保护发展个人利益的坚强后盾。二是不断深化乡村集体产权改革。要开展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工作，规范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整体原则，并明确成员身份的唯一性。解决集体资产所有权的归属及实现问题，应从法理上明确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乡村集体资产所有权，合理划定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责任财产范围[16]。同时，要坚持"确权在先，改股在后，的工作思路，推进乡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制改革。确保乡村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组织的集体所有性质，合理设置成员股权，完善股份权能。另外，要重点解决乡村集体经济持续经营难问题，加快集体资产监管平台建设。发挥“村两委”与乡村相对贫困人口对集体资产的服务监管作用。三是探索乡村集体经济有效形式。经多年实践经验表明，集体所有生产资料与农民合作劳动结合以及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资本化与雇佣劳动结合[17]是较为有效的集体经济发展实现途径。与此同时，各地形成了丰富的发展实践与典型案例，总的来看，需要借鉴社区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合作社 农户 公司”联合经营等典型的有效途径发展新型乡村集体经济。

（三)发展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根脉

乡村文化是乡风文明的核心构成要素，后脱贫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离不开一定文化根脉的滋养。面对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挑战，需要从理念引领、效能提升与文化传承等方面，发展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根脉。一是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文化。新时代繁荣发展乡村文化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促进乡村文化不断创新表现形式，扩大自身融合力，增强可持续发展性、对外开放性、资源共享性，不断实现乡村文化以新思路新举措向高质量发展。二是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面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卷化，问题，需要坚持.不论贫富都要办文化“越穷越要办文化”的理念，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增强乡村公共文化对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引领力。加大乡村公共文化供给，形成城乡并进型投人结构。可考虑提高中央财政对国家文化事业的财政投人比例，以文化项目、转移支付、定向资助等方式增加投人。走供给驱动与需求引导融合发展之路，疏通农民文化需求的表达机制，发挥文化活动的教育舆情作用。以有选择性地文化供给引导农民需求偏好产生实质性提升。三是传承发展提升优秀农耕文化。优秀农耕文化作为经过历史检验的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是乡村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面对农耕文化传承发展失势情况，要培养高质量农耕文化传承发展主体。发挥有农耕经验的老农在传承发展农耕文化中的作用，鼓励民间艺人、农耕文化遗产传承人参与农耕文化传承发展的社会实践，加大对农耕文化传承发展专业人才的培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健全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对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建议国家制定《农耕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地方相应制定地方性法规。建立农耕文化遗产建档制度、资金保障制度、传承人保护制度。另外，要健全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农耕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导责任制，成立跨部门综合协调管理文化遗产的专门机构，制定农耕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建立完善社会参与补贴机制等。赋予时代特色，丰富表现形式，提升农耕文化资源开发程度，同时，建立农耕文化博物馆，开发农耕产业示范园区、农耕文化园，发展特色农耕文化项目与服务等。

(四)优化乡风文明建设的外部环境

文明乡风的形成发展与外部环境紧密相连。乡村文化生态的良好发展状态能够为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发展提供生态基础、社会条件。而乡村不良社会风气的滋长破坏了乡村相对贫困人口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关系，阻碍了乡村人文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面对乡村不良社会风气滋长的现实挑战，要从乡村人居环境、内生自治机制、移风易俗等方面出发优化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外部环境。一是发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伦理价值。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不单是表层的环境治理，更体现着重要伦理精神。在生态保护方面，积极开展生态治理工作，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在生活方式方面，要实现城乡联动，“推进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18]，持续开展“三改”活动，重点提升生活垃圾收运及分类能力、乡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厕所粪污资源利用程度及农户生活污水梯次管控力度等，清理乡村生活污染，更进一步方便农民生活起居。另外，要不断加强乡村建设的规划性，明确不同村庄发展定位。顺应村庄自身发展、演进的规律与趋势，根据不同村庄的固有特点与优势，分类推进村庄发展。二是盘活乡村内生治理机制自治功能。在后脱贫时代，盘活乡村内生治理机制自治功能要充分发挥不同内生治理方式的自治作用。发挥村规民约的自治作用。要源于乡村集体生活实际需要由村民自主订立村规民约，并以组织化与制度化方式执行；发挥新乡贤的自治作用，创新乡村治理格局，通过乡贤议事会、乡贤评理堂、乡贤理事会等组织形态促进新乡贤参与乡村自治实践；发挥新型乡村合作社的自治作用。要不断积累合作社社会信任资本，重视新型乡村合作社社会服务职能的实现，在合作生产经营中培养乡村社员的社群意识与自我发展能力。三是因地制宜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实践。要开展文明乡风创建活动，营造移风易俗实践氛围。如开展“传家风、立家训”、“好人好事”选树、婚育新风进万家等主题创建活动，树立文明新风；进行移风易俗宣传教育，强化乡村相对贫困人口对社会新风尚的价值认同；注重发挥乡村自治组织的服务规劝作用，吸纳红白喜事从业人员、养老服务人员、道德模范等乡村群众加人乡村自治组织；建立健全移风易俗管理机制与基本工作制度，形成多元主体管理机制与共建机制，健全移风易俗工作考评机制与监督机制。

(五)增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内生力量

农民作为乡风文明建设的核心主体，只有不断增强其主体意识，才能增强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内生力量。教育能够提升乡村相对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和自主发展意识，发展乡村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使其承担起培育乡村相对贫困人口主体意识的责任。面对乡村相对贫困人口主体意识相对薄弱的现实挑战，要重视乡村教育发展，培养其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主体意识与能力。一是不断提升乡村义务教育质量。合理调整乡村中小学校布局及办学条件，具体做好乡村寄宿制学校与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建设与日常管理工作，解决好优质教育资源在乡村地区的覆盖面问题。大力提升乡村义务教育师资水平，建立完善乡村中小学教师待遇保障机制，实施乡村中小学教师支持计划，开展乡村全科教师公费培养计划。探索乡土文化教育教学内容与形式。要在乡村中小学校课程中融人乡土文化内容，以实践教学为主，灵活运用体验式、叙事式、探究式等教学方式，利用节假日开设乡土文化教育社会实践课程。二是优化提升乡村职业技能培训。降低成本，提升参培率。重点加大对非农技能培训补贴力度以专项经费为乡村相对贫困人口接受技能培训费用“埋单”。应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增强乡村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与科学性。对于人才输人地劳动力市场需求量大的行业，如快递业、建筑工业、加工制造行业等，应积极吸纳乡村相对贫困人口参与此类技能培训。应切实立足实际需求，提供多样化的乡村职业技能培训。形成多元化供给主体，针对不同年龄段、性别与学习能力，开展不同类别培训内容。创新乡村职业技能培训服务方式，保证乡村相对贫困人口参培实际效果。合理调整乡村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布局与结构，把培训课程安排在农闲时段，靠近农业生产的地方，开展网络线上培训。三是转变乡村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以乡村相对贫困人口的需求出发，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乡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要符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乡村发展的政策思想，紧密结合乡村振兴的形势特征，以农民美好生活需求和乡村社会发展紧要任务为现实依据进行设置；增强乡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务实性。乡村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既要把握好思想传播的主导性与引导性，又要给予乡村相对贫困人口接受主导思想时的自主选择与自我辩驳机会。同时，要摒弃整体性的政治动员教育方法，转向采取尊重个体性的隐性教育法、开放式教育法、典型示范法以及网络宣传普及法等；提升乡村相对贫困人口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相容性。需要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载体、文化载体、活动载体和大众传媒载体的外在形式，同时深化其内在吸引力。

在后脱贫时代，乡村相对贫困治理工作虽扬帆起航，但任重道远，需更加注重提升乡村相对贫困人口的自主意识与自我发展能力，乡风文明建设因此被赋予新的内容要求。乡风文明建设因其特有的精神实质与乡村相对贫困治理要求巩固扩大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目标相耦合。在后脱贫时代，应采取多种措施不断加强乡风文明建设，以彰显其在乡村相对贫困治理场域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EB/OL].[2020﹒12﹒31].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0﹒12/30/c139628945.htm.

[2]卢黎歌，武星星.后扶贫时期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学理阐释[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2)：95.

[3]郑百灵，周龙仁.欠发达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调查与思考[J].求实，2006（11)：42.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5]韩广富，刘欢.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逻辑理路[J].理论探讨，2020（2)：142﹒143.

[6]汪三贵，冯紫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关系[J].贵州社会科学，2020（1)：4﹒6.

[7]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0﹒11﹒4（1).

[8]姜正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贯通：逻辑、难题与路径[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20（12)：109.

[9]蔡斯敏.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研究―――基于甘肃省Z县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的个案[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68.

[10]郭芸芸，杨久栋，曹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特点、问题与对策[J].乡村经济问题（月刊)，2019（10)：27﹒29.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0[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56.

[12]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协2019年度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0﹒06﹒19)[2020﹒11﹒21].https：//www.cast.org.cn/art/2020/6/19/art-97-125455.htm1.

[13]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结.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2018[Z].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9.

[14]杨光，高子健.乡村文化“内卷化”问题何解[J].人民论坛，2018（11）：128.

[15]徐学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意义及其路径[J].中州学刊，2018（9）：72-73.

[16]林广会.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集体所有权主体制度的机遇与展望[J].求是学刊，2020（3）：103-105.

[17]冯蕾.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39-40.

[18]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关于深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意见[EB/OL].（2020-11-27）[2020-12-01].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11/27/content-5565387.htm.

①原始数据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2012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foot/site1/20140421/

782bcb888d4914bf24b301.pdf；《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9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006/22/content 5520984.htm。

②原始数据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