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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传统的实践与乡村文化振兴——以清潭街“舞草把龙”为例

作者:李玉雄 李 静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8(01)  发布时间:2021-02-28  浏览次数: 359

【摘 要】“舞草把龙”是清潭街重阳节期间流行且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签的特定仪式,将其置于人类学视野下,追溯并描述其缘起与流变,挖掘其在特定情境中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对维系乡村社会生机活力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清潭街“舞草把龙”仪式的社会实践,“舞草把龙”仪式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被列入“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等种种事项,不难发现“舞草把龙”仪式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研究认为,这主要归因于“舞草把龙”仪式本身具有社会互动功能、情感联结功能、教育传承功能、社会控制功能。但仪式空间式微、仪式主体缺失等潜伏性危机不容忽视,亟待破解。而时下积极倡导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合理开发与乡村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乡村传统民间仪式乡村文化振兴传承创新有效衔接


一、研究缘起

在我国广大农村,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乡村传统民间仪式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征,既是农耕文明的重要产物,也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作为一种表征或符号的仪式,其具有极强的外在表现能力,能使文化的内涵生动地表现在一种独特的外观形式中”1,即通过一定的仪式程序将当地民众认可的价值观念等外化成为村民可以看得见的行为和过程,进而对规范村民日常生活、生产以及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因其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传统,乡村传统民间仪式不仅可以助力乡村文化振兴,而且可以在文化传承中通过创新实现质的飞跃,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文化资本。因此,本文在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厘清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特定的程式与独有的功能,探讨乡村传统民间仪式与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衔接,期望通过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部分存留”与“整体发展”来实现乡村文化的传承创新。

随着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更迭升级,乡村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文明与商业经济的冲击下更好地实现传承和发展,或者说如何在乡村传统民间仪式中重构集体记忆、建立情感认同、重塑文化自信,都是值得追溯与探究的问题,这有利于弥合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断裂感”,重新审视乡村文化的价值意蕴。涂尔干指出:“仪式是组织、强化人类的集体力量和道德力量并使之定期性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手段的集合”2,认为仪式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

近年来,国内学者主要从仪式行为本身、演变过程、实际运用等方面拓宽仪式研究的功能主义视野。有的学者从仪式自身的象征意义出发,探讨仪式活动在具体情境下的象征意义与功能性解析,提出了“神圣意义被逐渐世俗化,传统被视为一种社会资本而被人们选择性地利用”3观点。解语从器物承载、身体实践与仪式操演三个维度阐释历史记忆在白依人社会中的操演方式,通过探讨器物和行动的象征性及其意义系统理解族群深层文化意识,“建立一种与祖先相互关联生活方式的期待。4有学者从仪式变迁着手,论述仪式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嬗变启示,解读了人类学视域下湘西“苗族四月八”的真实性表达,“真实性”与“场景性”5。还有学者基于Z省J县畲族传师学师仪式的考察,从过程——机制视角分析传统仪式的功能变迁与传统社会文化的再生产机制,提出地方政府应当保持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把握好社会的“产业化”与产业的“社会化”,从而应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6也有学者注重仪式的实际运用,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优化路径,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建立保护机制、动静态保护结合、改进传承方式等保护对策。7有的研究基于乡村文化建设的主题,从共同在场、唤醒同感、追求共同的善三方面解读乡村情感共同体,提出了提供公共空间、举行仪式感的活动、打造村庄公共品牌、培育情感共同体等积极措施。8张秀梅基于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地方实践,概括出仪式活动的角色转换、社会互动、情感联结等功能,提出必须发挥好仪式的功能,实现乡村共同体的重塑。9

综上述可知,学术界充分认识到乡村传统民间仪式具有社会整合、维护秩序、族群凝聚等社会功能,而且乡村传统民间仪式对于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有文献对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现实语境与当代境遇缺乏深入分析,因而难以将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实践与乡村文化振兴进行有效衔接。有鉴于此,笔者将从乡村文化振兴的需求出发,探索仪式活动的文化形态、表征形式以及社会功能,构建乡村传统民间仪式与乡村文化振兴互融共生的可行路径,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文化的和谐演进。为此,笔者于2017年10月27日至今对广西河池市宜州区石别镇清潭街多次进行实地走访,围绕清潭街“舞草把龙”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田野考察。通过对“舞草把龙”仪式的追溯、描述、解释,深度挖掘和充分阐释“舞草把龙”仪式的社会功能,分析“舞草把龙”仪式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境遇,希望以清潭街“舞草把龙”仪式作为个案,探讨乡村文化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现实路径。

二、清潭街传统民间仪式——“舞草把龙”

清潭街位于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东南部,地处宜州区、忻城县交界地,据宜州市区21公里。早在明清时代,清潭街就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商、贾集散地。如今,在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影响下,清潭街遵照“一村一品”的思路,开始打造和培育民族文化品牌,使乡村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融合。时至今日,清潭街已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批传统村落,成为以乡村旅游为重点的魅力村落,吸引八方游客蜂拥而至。

(一)“舞草把龙”的缘起与流变

中国传统节日是传承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从文化内涵、文化载体到仪式活动,都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其富含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故对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挖掘,以及对文化载体、仪式活动的重视,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1989年,国家将每年农历九月九日定为“敬老节”,清潭街借此契机将传统习俗与现代文明巧妙结合起来举办孝老敬老活动,该活动具有明显的地域性,需要做较长的前期准备,其向广大群众表达孝老敬老、团结友善等传统美德,这些传统美德浸润在当地的一些具体的民俗活动上,比如“舞草把龙”。这是当地民众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一项古老而传统的民俗活动,亦是当地居民的个人经验与公共意识交汇的民俗活动。清潭民间一直流传着草把龙的传说:古时,清潭街先祖在此扎根后,有九位书生也来到水潭边结庐读书。有一年,村里突发瘟疫,村民无力挽救。九位书生看到此景,用稻草编织草龙,以炮竹鼓声相伴舞草把龙再烧掉,之后瘟疫被驱赶,生活恢复平静。村民想要感谢九位书生时,却发现九位书生已经离去。村民为纪念九位书生,便在每年的九月初九舞草把龙。10

据清潭街老者讲述,敬奉石碑、“舞草把龙”曾被当作“四旧”和“资产阶级”给予抵制和批判,一直处于“休眠”的状态。改革开放后,当地居民以此为契机,倡议恢复“舞草把龙”,并获得政府重视以及政策支持。终于,“舞草把龙”民俗活动得以再次举办。11而后,随着全球性的文化遗产保护热潮兴起,许多民俗活动逐渐被纳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2010年,就职于宜州市(现为宜州区)文化体育旅游局的干部在下乡开展文化普查时发现,“舞草把龙”能够向广大群众展现地方的传统特色与独特的文化气息,具有天然表演特征与性质。12自2011年起,清潭街“舞草把龙”往往有“出龙”的传统,即应邀到其它地区或者市区进行仪式操演和文化交流,例如参加福龙瑶族乡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参加河池市非物质文化展演活动荣获二等奖,参加河池市第二届刘三姐旅游文化节开幕式获得众多民众认可,获得众多民众的认可。当下,清潭街“舞草把龙”民俗活动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蜕变成带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签的文化标记,诉说着清潭街的古往今来,延续着清潭街的社会记忆。

(二)清潭街“舞草把龙”的表征形式

仪式的要素可由生发根源(原生环境)、本真内涵(民间信仰)和表征形式(仪式程序)三部分构成,即在一定的条件下,促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发生互动,进而形成集体意识和“公共性原则”。“舞草把龙”仪式依托于传统节日,承载着追念先祖、规范道德、巩固伦常等内容,其以象征性的展演方式呈现当地群众特定的文化意识,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巩固发挥着重要作用。

1.清潭街“舞草把龙”的制作工艺

我国大多数传统技艺都是来自乡土,其繁荣衰败与乡土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息息相关。临近敬老节,清潭街民就会聚集在潭边的大榕树下制作草把龙。“草把龙”这一民间传统工艺以竹编、稻草为核心,分成龙珠、龙头、龙心、龙身、龙尾五个部分,先是在稻草为主要材料的基础上,再辅以竹木作为龙身的支架……每道工序都需要师傅们齐心协力完成,具有原生态的实用价值、审美意趣。随着“舞草把龙”知名度的提高,草把龙制作工艺逐渐从村落特有的传统技艺演变成对外展示的文化名片,宜州论坛、宜州旅游在线等微信公众号争先报道,引来众多游客、学者们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扎草把龙的过程可以说是清潭村落进行社会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它的本意在于通过乡村社会教育的途径,采取“手把手教”的方式,将传承传统工艺、民俗文化的重任交付给年轻一辈,建立具有乡土情怀的心理纽带,令乡村文化得以焕发新的生命力。

个案1:“舞草把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LXQ,男,汉族,85岁

我自年轻时候就开始制作草把龙,从选材料、搭骨架到扎稻草,制作一个草把龙要花上十天左右的时间,细节繁琐,费时费力。因此不仅要下点功夫,而且不能够有半点马虎。现在还没有人能传承这门传统技艺。

个案2:“舞草把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人

PJH,男,壮族,45岁

经过多年的制作,草把龙得到了改良,龙须、龙齿、龙角等造型更加生动,草把龙舞起来更灵动。实际上,清潭街民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将草把龙传承下去。故每次制作时都会招呼村里的年轻人和小孩子来到现场,培养他们对这项传统技艺的浓厚兴趣。

个案3:心系、情怀乡村文化的清潭街民

LHK,男,壮族,58岁

我刚开始学习草龙制作工艺,以前八九十岁的老师傅不做了,就到我们六七十岁的接班,我们要跟着老人家多学点,否则以后没有人传承草龙制作工艺,没有人传承祖辈们的传统习俗、传统美德,尤其是尊老爱幼的孝道文化,这些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2.清潭村“舞草把龙”的仪式操演

第一,祭拜“社王”13。

清潭街“舞草把龙”仪式的第一道程序,便是在百年道德碑前举行祭拜仪式,以此表现当地民众对“舞草把龙”仪式的敬重与谨守。火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村落的兴旺发达。它可以驱逐咆哮的野兽与作祟的精灵,免去夜间的恐慌,寻求人身庇佑;可以释放热量、产生蒸汽并烤熟食物,解决温饱问题,满足精神需要。以火祭本地社王,表达对“社王”的尊重和敬畏;以火祭神明祖先,表达对祖先的缅怀之心和尊崇情感;以火祭天地万物,表示对天、地、人合一理念的诗意追求。在这一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仪式操演通常是隆重的、严肃的,身在其中的清潭街民凭借着共同的文化认知,逐渐理解“舞草把龙”仪式在此环节中所表达的伦理思想,并构成一定的价值认同与外化成一定的行为准则,即推崇尊老爱幼、团结友善、知恩图报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第二,请龙。

清潭街因方圆二十多亩的碧清潭水而得名,“舞草把龙”的请龙仪式便是在清潭边进行,以表达九位书生的感激之情、对大自然的崇敬心理。据清潭街民口述,龙平常潜在清潭水中,年轻人将草把龙移至清潭边取水(将龙头轻轻地沾上清潭水),进行一番仪式后,真龙就附在草把龙身上。为了表示庄重严肃,清潭街民按照当地习俗对“舞草把龙”的时间、舞龙人员作了一定的安排,如下:

“第一晚(九月初九晚),是清一色的“红花崽”舞龙到清潭边去烧香接龙,表示清白纯净,这头一晚上身有孕的妇女和她的丈夫都不能参加;第二晚(九月初十晚),是中年人舞龙,表示送瘟接福,渴望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第三晚(九月初十一晚),是老年人舞龙(送龙),表示送龙归海,延寿求平安。”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趋于简化的“舞草把龙”仪式似乎更能适应当地居民的生活需要,故清潭街民对草把龙进行技术上的改良,注入时代元素和商业元素,并将“舞草把龙”仪式的时间缩短为一天,这实际上是乡村传统民间仪式在外界因素影响下寻求的“积极调试”。

第三,舞龙。

在完成请龙仪式之后,便是“舞草把龙”的核心环节——舞龙。在前期的操演练习过程中,舞龙队员在锻炼体魄、陶冶情操的同时,也带动着当地民众的热情。草把龙又叫“香龙”或“香火龙”,一出场,清潭街民、众多游客纷纷涌向社庙前,点燃手中的香火便插上龙身、龙头等部位。事毕,伴随着锣鼓声、鞭炮声,十一位年轻人组成的舞龙队伍,在当地群众的簇拥下开始舞动插满香火的草把龙,他们撑着草把龙上翻下滚、盘旋环绕地游走在清潭街的大街小巷里。草把龙所到之处,家家户户必须开门迎接草把龙,由此才能得到神灵庇佑,同时押钱、放置水米以犒劳舞龙队伍。14当地民众在其乐融融的热闹场面中,得以释放自己的情感,希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老人平安。

第四,送龙。

清潭街民会将草把龙送到固定的地点——清潭桥头进行烧掉,“送龙回宫”,这便意味着整个“舞草把龙”仪式结束。烧龙时,不准高声喧哗吵闹,以表示对龙的尊重和期待明年龙再归来。对龙的崇拜是稻作文化语境下人地互动的产物,象征着清潭街民对生命的敬仰和对美好生活的希冀,表现出清潭街民的文化心理与世俗追求。清潭街“舞草把龙”与其他地方的“舞草把龙”具有共性特征,如承载性,舞龙运动中蕴含丰富多彩的伦理思想,积淀着清潭街民的精神追求。当然,清潭街的“舞草把龙”与其他地区的“舞草把龙”亦有鲜明的差异性特征,如清潭街“舞草把龙”具有突出的民俗规约性,其百年道德碑就蕴藏着乡土社会的生活秩序和社会规范,承载着乡土社会的伦理观念与精神风貌。在百年道德碑的教化下“舞草把龙”充满意识形态的隐含话语,引导着当地民众自觉遵守乡规民约,孕育出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团结友善的淳朴民风。

三、仪式与功能人类学视野下的“舞草把龙”仪式

古老淳朴的乡村传统民间仪式是乡村文化的一块“三棱镜”,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形式,其体现着乡村文化的深刻意味和神秘色彩,折射出生活在传统村落里的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民间信仰;其塑造着乡村共同体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能够促进当地居民的情感交流与加强当地居民的社会互动。在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狂欢的背后,总是体现一定的社会功能,这些功能又在影响人们的行为准则。为了保持“舞草把龙”仪式的纯粹性,需要探求稻作文化的产物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这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乡村传统民间仪式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适应性提供一些思考。

(一)从仪式主体性看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社会互动功能

农业经济是“土地捆绑”的社会,在那里邻里关系是社区小社会中至关重要的结构形式,“远亲不如近邻”以通俗的逻辑揭示了这样的道理。15乡土社会以农业经济作为主导产业,村落邻里关系呈现出“差序格局”,生活在村落里的人的交流交往建立在乡村文化基础之上。乡村传统民间仪式有固定的受众群体,因此,受众群众的主体性不容忽视。任何社会关系都要在仪式操演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如何在仪式操演中体现受众群众的主体性?潘峰指出,互动就是一种与观众主体性的协商16。人们在共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会策略性地根据自身需要适应社会关系、选择行动和行为。

从仪式主体性来看,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作用在于引导受众群体在村落集体仪式中进行社会互动,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保持村落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舞草把龙”仪式的举行需要乡村居民的集体参与,此规范在清潭街已约定俗成。这些仪式主体主要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仪式的组织者,即清潭街委会成员与“社头”17。街道干部主要负责敬老节活动的统筹工作和对外联络,“社头”主要负责对内开展工作,如牵头筹资、设平安宴等,在仪式活动的筹备、开展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和高度的责任感。第二,仪式的参与者,即当地居民。平时老一辈人多留守村落,年轻一辈多外出工作、求学等,每到九月九日时都会从各地赶回清潭街参加敬老节,他们认为:孝老敬老活动和舞草把龙民俗活动是清潭街的文化名片,在这个节日里男女老少都是应该到场的角色,不能缺席。18第三,仪式的观看者,即慕名而来的游客、新闻媒体、高校学者,统称为“他者”。传统村落的淳朴民风、仪式过程的神秘色彩、民俗活动氛围浓厚等都是“他者”所关注的焦点。“他者”的凝视中,当地民众看到“舞草把龙”仪式作为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符号被关注,促使当地民众更新对“舞草把龙”仪式的认知,从而更加认可村落的历史文化资源。

乡村传统民间仪式将当地民众、外地游客、高校学者等不同身份的人放置在特定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中,由此形成“共同在场”,他们基于“平等观念”而进行情感的交流、意愿的传递,有利于整合传统村落的社会关系。在仪式活动营造的神秘氛围下,个体记忆通过平台的传播,被更多的人了解和记住,成为“集体记忆”中的一部分,有利于增强受众群体的内部认同。因此,作为一种社会群体行为的乡村传统民间仪式需要这些仪式主体才能发挥效用,而仪式主体也需要通过参与乡村传统民间仪式进行文化解读,两者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选择过

(二)从仪式情感性看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情感联结功能

“有秩序的生活依赖于社会成员们的某种情感,这种情感控制了人们的行为,所以仪式就显示出一种特殊的社会作用,其可以调整、维持并一代又一代地遗传这种情感。”19情感是当地民众在仪式性场所中更新原有认知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促成社会团结、凝聚乡情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通过周期性的仪式活动,共享彼此之间的情感,不断增进人们的互动与交流。就清潭街“舞草把龙”仪式而言,人们对文化的认同感及故土情怀的激发都是伴随着仪式过程中自豪感、成就感等一系列情感的唤起和迸发而产生的。

从仪式情感性来看,乡村传统民间仪式演绎着受众群体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具有唤起情绪、升华情感的作用。在传统社会中,各个民族均有自身独特的记忆体系,其散落在各民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和口述史等集体记忆中,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在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20集体记忆不只是停留在文本、语言中,还存在于各种文化载体,例如仪式活动。在仪式操演的过程中,人们重拾村落的历史文化记忆,寻求与集体记忆相连接的自我经验、自我经历,由此激发当地民众的集体性亢奋,他们进行情感互动、巩固集体意识,感受村落集体的存在和价值,激发情感共鸣与情感宣泄,强化文化认同与地域认同。

柯林斯认为,“人们发展积极情感是最有价值的,人们可以通过参与这些仪式来增进这种积极情感,从而由这种互动仪式再生出一种共同的关注焦点,一种共同的情绪,并形成群体的情感共鸣且根据道德规范将他们符号化。”21清潭街“舞草把龙”仪式整个过程需要借助草龙、香火等道具,由舞龙队伍经过“祭拜‘社王’—请龙—舞龙—送龙”四道程序,用三天三夜的时间来完成整个仪式,带有较为浓烈的神秘感和庄重感。“舞草把龙”仪式之后,当地民众表示:这几年民俗活动越做越大,清潭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得以闻名四方,我感觉特别自豪。22一位来自北海的游客表示:这里风光旖旎,民风淳朴,民俗文化氛围浓郁,全家到此一游,的确不虚此行。23他们对“舞草把龙”仪式有着特殊的情结,而正是仪式的实践让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情感。这类涉及全村范围内的大型集体仪式,其承载的是乡土社会“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淳朴理念,“在不同程度上契合当下民间生活秩序的某种需求”24,传递着当地民众的归属感、依赖感和认同感,成为维系和加强乡村“情感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三)从仪式体验性看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教育传承功能

仪式的教育传承功能是指,人类在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和技能通过仪式的操演代代相传。一些少数民族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会采取举行民族特色仪式的方式,通过老一辈人的叙述和演练来传承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和传统文化。从仪式体验性来看,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教育传承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社会教育与文化传承。

在乡村传统民间仪式中,总是潜藏着一定的“伦理内涵”或“民间意识”。因而在仪式活动过程中,总是渗透着传统的乡村教育,这意味着乡村传统民间仪式往往能够实现国家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契合。在参加仪式的过程中,人们并不关注是否学到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注重在规则化的仪式程序中使特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得到描述和强化。25“规则化的仪式程序”,指的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整个社会深层感知的具体表现形式。在清潭街“舞草把龙”的制作过程中,老一辈的清潭街民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讲述清潭街的历史脉络,通过手把手教的方式将草把龙的编制技艺传授给晚辈……这一代际教育,实际上是村落和家庭给予的一种文化传递和责任传递,蕴含着前辈对晚辈殷切朴实的社会期许。“舞草把龙”仪式操演的过程中,“行孝尽孝”的民间伦理思想,以及知恩图报、团结友善等传统价值观念传授给年轻一辈,促使他们主动接受和践行传统的道德规范,自觉认同和遵循仪式所宣扬的价值理念,这对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正确的道德观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地民众普遍认为:传承祖辈们的传统习俗、传统美德,尤其是尊老爱幼的孝道文化,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有重要的教育意义,通过民俗活动我们要教导着年轻一辈从德向善。因此,仪式的作用在于令人们在参与仪式的过程中得到社会教育,其社会教育功能成为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一个显著特征。

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传承功能还体现在文化传承。乡村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于文字记载、口头传承和民间习俗三种方式。“舞草把龙”仪式正是结合这三种方式对乡村文化起到传承作用,即《草把龙的传说》的撰写、传统技艺的制作以及仪式活动的举办,由此令仪式的传承功能得以实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洗礼,“舞草把龙”仪式等乡土文化在村落里边的传承度、影响力逐渐下降,仪式的传承功能的弱化趋势已是不可避免。“舞草把龙”仪式作为清潭独特的乡村文化,亟需通过乡村民众的积极参与来实现仪式的传承功能,增强乡村文化自信。为此,清潭街民举办“舞草把龙”仪式展示传统技艺和仪式程序,唤起清潭街民对村落文化的认知,实现活态传承与弘扬;同时推动“舞草把龙”仪式进行转型发展,从文化资源转变到文化资本,提高当地民众的文化自信。

(四)从仪式强制性来看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社会控制功能

乡村传统民间仪式使得一个地区的民间信仰、伦理思想通过一定的象征体系外化成集体实践行为,是强化社会规范、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在现代民族国家里,控制着社区权力的政治势力往往会利用各种仪式,或是仪式性的建构(特定的建筑和具有特点历史意义的场所)来使他们的权威获得合法性。”26由于仪式包含着一定的政治行动与政治权利,故东西方各个国家将仪式化作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中国人口居住分散而偏远的民族地区农村中,仪式的作用更为明显,通过仪式的强制性,许多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随之迎刃而解。从仪式的强制性来看乡村传统民间仪式,其具体功能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强化社会规范,维护良好秩序。人们总是在一定的仪式空间内举行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特定的价值规范通过特色的仪式活动,得以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之中。狭义的仪式空间是基于仪式活动举行和操演中具体的地理空间。以清潭街为例,百年道德碑、守节牌坊等历史遗迹所构建而成的仪式性场所,就实现“教化”与“被教化”双向互动。在祭拜“社王”“舞草把龙”仪式中,宣示着民族风俗中固有的乡规民约,这在当下的氛围中能够产生约束的作用,也会在日后的生活中形成一定的社会强制性。当仪式实现常态化,当地民众的生活按部就班的运行着,也就是实现了仪式的社会控制功能。二是培养集体意识,促进社会整合。仪式作为自发地、集体的、规范的社会情感或是“集体意识”,这两者都是表达和重新唤醒社会及其道德强制力。27乡村传统民间仪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其功能在于将仪式价情境与价值灌输给个人,加强个人从属于社会集体的观念,建构共同的社会记忆、集体意识,促进乡村地区的社会整合。“舞草把龙”仪式为例,其通常以知恩图报、团结友善等为主题,有目的、有组织的将乡村社会固有的传统道德规范与民间伦理思想广泛性的传播、全方位的渗透到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之中,从而形成积极正确的导向、获得仪式主体的认可,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实施机制。三是调试社会心理,得到心理慰藉。人们的情感寄托通常采取超人间的力量和形式。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广大民众在与环境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心里调试因素便是民间信仰,正如“舞草把龙”仪式实际上是对龙的崇拜,其以祈祷和献祭的方式与大自然产生对话,希冀能够驱逐灾害、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尽管“舞草把龙”仪式不一定有神灵庇佑的效果,但对于当地民众而言,仪式的举办便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当地民众的紧张感和焦虑感,起到心理调试的功能。

四、乡村传统民间仪式何去何从

乡村文化振兴,其基本内涵与要求就是实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现代建构,其关键是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效耦合,本质上是如何推进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28由此可知,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乡村传统民间仪式在经济现代化、全球化语境下不断获取现代性增长,实现现代性转换与发展尤为迫切。近年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为繁荣发展乡村文化作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乡村文化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正如清潭街“舞草把龙”仪式积极谋求生存与发展,便是一种具有借鉴意义的有益探索。尽管如此,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等因素影响,不少地处偏远的农村地区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尚有改进的空间,亟须深入研究以寻求破解之道。诸如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空间的式微,导致文化活力逐渐降低;乡村传统民间仪式主体的缺失,导致文化血脉难以延续。无论是市场经济的运行还是历史积淀的因素促使乡村传统民间仪式重构过程中存在一些典型性问题,我们都应该意识到乡村传统民间仪式在乡村社会中并没有被漠视与边缘化。

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29时下强调的乡村文化振兴为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提供了基本遵循,有利于解决乡村传统民间仪式传承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乡村传统民间仪式在乡村振兴语境下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新的象征意义,在广大乡村出现了复兴、重构之势。传统仪式的复兴或建构,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自上而下的权利实践过程,国家利用严肃的组织仪式代替民众自发性的活动,从而将地方仪式改造为民族或国家的象征符号;二是地方民众,尤其是地方经营对传统仪式的自我改造,力图重塑地方性的集体记忆。30围绕着“舞草把龙”仪式,清潭街民的历史记忆通过物质载体、集体实践和仪式操演等,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传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想法、观念和行动等就是历史记忆的影响和重现。基于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传统民间仪式和乡村振兴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需要激活乡村文化资源打造乡村精神文化地标,不断深化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思路,通过行政力量从宏观层面为乡村文化振兴保驾护航;需要唤醒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乡土情怀,积极建构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文化自信,令乡村文化振兴主体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内生力量和中坚力量;需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强乡村文化功能的独特性与功能性。如此一来,将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在有效的、动态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乡村文化品牌,从而有利于构筑新时代乡风文明的新高度,建设社会主义文明乡村,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精神力量。


注释

1李育红,杨永燕:《文化独特的外观形式——仪式》,载《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2[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421页。

3武志伟,马广海:《仪式重构与村落整合——以烟台市北头村祠堂修缮为例》,载《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4(1)解语:《族源神话的展演及其象征性——白依人历史记忆的器物承载、身体实践与仪式操演》,载《云南民族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5(2)陈沛照:《从民间仪式到文化展演——湘西“苗族四月八”的人类学解读》,载《广西民族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6(3)张国芳,张怡:《仪式功能的变迁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基于Z省J县畲族传师学师仪式的考察》,载《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7(4)赵丽娜:《人地关系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上海松江舞草把龙为个案》,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8(5)刘祖云,李烊:《在乡村振兴语境下培育“情感共同体”》,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9(6)张秀梅:《仪式的实践与乡村共同体的重塑——关于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思考》,载《浙江学刊》2018年第3期。

10(7)资料来源:2017年10月28日,由清潭街街委会提供,经笔者整理而得。

11(8)访谈对象:LXQ,男,汉族,86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访谈时间:2019年8月21日。

12(9)访谈对象:XHF,男,汉族,69岁,村民;访谈时间:2019年8月21日。

13(10)清潭街民将清朝嘉庆元年(1796年)九月初一刻立的“百年道德碑”视为“社王”,迄今已有220余年。石碑为正四方石柱体,上有碑帽,碑座北向南,103厘米,52厘米。立碑目的在于“教养黎元”“维风正俗”,让人“守法奉公”“敦礼义廉耻之风”“改强暴嚣凌恶习”。碑的正面列举了九条“禁令”,禁不孝位于第一条。从此,孝老敬亲正式成为清潭街民世代相传的优良传统。

14(11)清潭街民认为,吃百家吉祥米,可受到百家的庇护,能够消灾袪病、保佑安康。故清潭街在敬老节当天,推出百家福禄米作为当地的特色产品,售价10元一袋。

15(12)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91页。

16(13)潘峰:《同根同源”的文化展演》,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17(14)清潭街每年从村头和村尾轮选出四户人家担当社头,在敬老节当天进行交接仪式,这是一种固定习俗。当地民众认为能当上“社头”是种荣耀,故有“当一年社头盛当三年官”之说,可见“社头”的地位之高。

18(15)访谈对象:LS,男,当地村民;访谈时间:2017年10月28日。

19(16)[英]布林·莫利斯:《宗教人类学》,周国黎译,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171页。

20(17)[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9~40页。

21(18)[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5页。

22(19)访谈对象:LQQ,男,当地村民;访谈时间:2017年10月28日。

23(20)访谈对象:YK,男,北海游客;访谈时间:2017年10月28日。

24(21)肖青,李宇峰:《乡土传统再造中的仪式秩序与空间认同——对云南省石林县月湖村“祭山神”仪式的人类学分析》,载《学术探索》2012年第10期。

25(22)[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末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28页。

26(23)[美]大卫·柯泽:《仪式、政治与权利》,王海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20页。

27(24)[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589页。

28(25)李玉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论》,载《创新》2020年第2期。

29(26)《习近平等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新华网,2018年3月8日。

30(27)武志伟,马广海:《仪式重构与村落整合——以烟台市北头村祠堂修缮为例》,载《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