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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介下乡与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意识变迁

作者:陈瑞华  责任编辑:赵子星  信息来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21-02-25  浏览次数: 340

 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的调试与改造是国家重塑乡村社会以期实现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个人主体性建构要素,私人生活在传统农村社会的结构形态及其文化模式下往往隐而不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村社会改造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如何使私人生活从农村青年的传统关系网络剥离,并将其纳入国家管理变得愈加重要。在建构农村青年私人生活的诸多要素中,大众媒介扮演着关键角色。早期大众媒介多以权力中介化的角色与功能而存在,随着大众媒介日渐嵌入农村青年日常生活与交往场景,媒介化成为大众媒介影响青年私人生活的核心机制。正是这个过程使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实践经验及其意识发生变化,同时改变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关系。

关键词大众媒介私人生活公共生活乡村文化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就是乡村。其中,作为积累并延续农村社会文化的生力军,农村青年是农村社会结构维系和发展的重要构成要素,是持续推动农村社会变迁的关键力量。但农村青年作为整体性社会角色,并非只是生理过渡阶段的呈现或人口特征的简单描述,而是具有清晰结构特征和广泛关联的持续性群体,承载着社会的期待和想象。就此而言,农村青年变迁问题成为理解农村社会的缩影。对农村青年变迁的分析则因为社会对其具有的想象,使其容易被外在结构力量及其变化所裹挟,从而落入传统公共生活议题的巢臼,如国家集体利益、家庭制度等。与此同时,这些议题多被模式化为整体性宏观视角,而从青年自身微观现时在场经验进行的剖析则被忽视。其实,农村青年变迁问题还可以通过更具能动性的私人生活切入。作为在理想状态下既不受公众监视、也不受国家权力干预的那部分个人生活,私人生活弥补了以往研究过多强调家庭结构及其集体性的不足[1]。正是在此基础上,文章以私人生活作为解析农村青年变迁的切入视点,试图理解农村社会存在的相关问题。

私人生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既体现公共与私人的哲学观与道德论,也是政治经济角逐的场域,同时还是个体私密性的日常经验,涉及亲密关系、情感及其在日常生活空间的实践。从文章关注的私人生活的经验实践层面看,农村青年个体的私人生活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议题,很多学者认为传统农村青年生活缺乏私人性,尤其是从家庭在农村社会的角色来看,其背后暗含的公共化力量对私人性具有绝对的压倒性限制,私人性容易消弭在外在制度结构中[2]。在这些对私人生活形成控制的公共化力量背后,农村青年日常生活交往中的私人性实则不断萌发。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试图通过农村青年私人生活重塑以实现农村社会现代化改造所推进的媒介下乡政策,更是带来该群体私人生活意识的兴起。换言之,早期大众媒介以下乡方式进入农村,突显国家权力试图通过媒介实现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改造的目的。随着媒介在农村青年生活中的普及,以及私人生活在媒介中的呈现,青年与媒介的内在关系随之发生了变化,青年私人生活状态及其意识同样有新的转变,并反过来对农村社会公共生活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试图探究大众媒介下乡与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意识变迁的关系,即媒介如何塑造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实践,及其对农村公共生活造成何种影响等。

一、农村青年私人生活的遮蔽与呈现

农村青年私人生活之所以长期被遮蔽,与传统文化及其内在的社会秩序观念有着紧密关系,尤其是家庭、国家赋予青年的社会角色规制着私人生活出现。如费孝通所言,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3]77。五四运动引入西方权利观念,虽然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产生短暂的影响,但很快被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生活规约,直到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逐渐放松对农村青年日常私人生活的控制,私人生活才有了发展的空间。总体来看,对于农村青年私人生活的遮蔽与呈现,目前研究多从自我观念、家庭与国家等几个维度进行分析。

农村青年自我观念觉醒与“五四运动”密切相关,如李大钊、新村运动与几次“下乡运动”都推动了该进程[4]。因为除民主和科学外,追求个人幸福和个性解放的“个人主义”,亦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促使青年在婚姻、家庭等诸多私人领域产生诉求,进而对家族本位的孝顺、婚姻等观念产生不满。这种不满加剧了农村青年对自我情感表达及其私人性的追求。但理想与现实存在差距,苦闷、压抑成为农村青年常见的精神状态,正是这种矛盾催生与强化农村青年的自我意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断了这种自我意识觉醒及其对私人性追求的状态,“那些平时本属正常的‘个人’欲求,在抗御外敌的特殊时势下,也会变成‘自私’和‘丑陋’的代名词,成为必须扫除清理的对象”[5]204。到了70年代末,农村社会改革再次催生并强化青年群体的私人生活转型,这体现在改革对性别观、婚姻观与消费方式等产生的影响中,农村青年亦在这个过程追求自我控制的象征性空间,这促使私人生活区别公共生活有了合法性,青年自身则成为独立且自由的个体。

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出现亦离不开家庭关系的重构,因为传统家庭制度对青年有很强抑制性。正如费孝通所言,传统的家庭事业属性及其需求排斥了普通的感情[3]66。这意味着家族在父权制领导下强调的是“合作模式”,个体必须牺牲自我以投入到家族事业发展中。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现代化对农村社会的改造,很大程度摧毁了传统的家庭基础。尤其是公社这种集体生产模式的确立,消解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存在必要。这导致父权地位的衰弱,由父权制延伸出来的农村婚姻、孝道与性别等观念日渐式微。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加剧、经济上的独立性等更是促使农村青年开始摆脱家庭的束缚,在消费理念、生活方式方面不断强调私人特征。与此同时,在择偶以及对待两性的态度上,青年个体强化了婚姻的自我选择与目的满足,小家庭结构模式成为新的向往和追求,对异性感情的流露和表达更加公开。

农村青年重新审视自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一种宏观叙事与抽象公共观念中抽离,也成为其私人生活出现的关键。通常而言,青年价值的实现往往要以公共事务为依托,私人欲求只有建立在公共性层面上才具有合法性。因此,不管是革命青年,还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农村青年都被嵌入到宏大的叙事进程,遑论自我私人性的追求与满足。由于改革开放,“私营经济显著增长,国家逐渐放松对社会生活的严密控制,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被新自由主义所侵蚀,生活机会的新结构以及促使亿万中国人迁移的流动渠道的开放”[6]2。农村青年也开始调整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跳出既往“奉公灭私”的话语体系,最明显的是在经济层面追求理性化。与此同时,在个体思想和表达,以及生活方式选择方面,农村青年的价值观导向越加多元化与流动化,现代化消费模式亦在农村青年群体中出现。除此之外,农村青年社团、宗教组织等独立于国家系统外的交往空间与关系纽带,亦带来新的关系模式与私人理念的兴起。

这些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出现及其原因的剖析,对理解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但不管是强调自我观念觉醒、家庭关系的重构,还是个体与国家关系的调整,无不将私人生活归结为外在社会变动所导致的无意识结果。换而言之,私人生活是依附于公共生活而存在的,是公共生活空间扩大与缩小带来的衍生性产物。这就忽略了私人生活本身所具有的独立性,以及农村青年仍然在形成、发展与在场的私人经验。与此同时,既有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的分析暗含着将私人生活视为公与私二元对立的矛盾体现,即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存在难以调解的冲突。在这种状态下,加之对私人生活存在的传统价值偏见,往往使得研究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本身并不关注,对其内部存在的鲜活、微观与变化的生活实践更是缺少了解,更不用说对两者的互动机制及其影响要素进行分析。事实上,把过多关注点集中在农村青年私人生活的抽象层面,将其视为政策、制度与结构导致的结果,不仅使认知本身产生偏颇以及思维固化,而且忽视了事实本身的丰富性及其能动性效果。

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私人生活意识角度出发,转变既往整体性分析视角,从相互关联的动态关系去剖析农村青年私人生活经验。这意味着将从青年的主体性和在地性出发,去理解青年自身私人感觉的变化,诸如对待爱情、婚姻与隐私等观念的改变。这与威廉斯提出的“感觉结构”概念类似,强调的是“一种现时在场的,处于活跃着的、正相互关联着的连续性之中的实践意识”[7]。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意识的出现与大众媒介密切相关,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大众媒介下乡政策。因为大众媒介是国家力量的化身,早期媒介下乡隐含着国家对农村现代化改造诉求,私人生活是其中重要的改造内容。与此同时,媒介也在农村青年日常使用中被消解与驯化。随着广播、电视、报纸和电影等大众媒介在农村社会普及,其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影响愈加重要,不仅使青年个体、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和多元,而且改变了农村社会的交往时空与场景,这无疑使农村青年私人生活遭遇了更大的变革。就此而言,大众媒介究竟如何影响农村青年私人生活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意识在大众媒介影响下又有哪些新变化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后大众媒介下乡这一历史现象为背景,通过分析电影、广播和电视等大众媒介在农村的扩散,以试图解答前述问题。

二、媒介下乡与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公共化改造

农村社会变革与大众媒介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广播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在国人的生活之后,便有意识的用于农村社会的教化,并以“广播下乡”方式进行推广。电影同样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引入农村社会用于战争动员。大众媒介真正在农村社会组织化传播则在新中国成立后,得益于技术、经济与政策扶持,开始大量铺设大众媒介网络。这背后与大众媒介在农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需承担的责任相关,即传媒组织化下乡意味着现代性任务,是国家主导对农村社会的现代性改造,尤其试图重构农村社会的交往空间,正是这个过程实现了对青年私人生活塑造及其公共化目的。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青年角色

如何通过媒介影响将农村青年塑造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角色,是媒介下乡及其现代化改造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巩固新生政权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决定了农村在国家整体政治体系中的地位,而农村青年同样成为改造对象,即调动其积极性以融入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在这个迫切需求下,国家启动了“宣传下乡”的组织化传播行动。“宣传下乡”的重要功能是对分散的农民进行组织整合,将农民由一个自在的阶级上升为自为的阶级,从而使之成为具有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的革命阶级[8]。大众媒介作为宣传系统的组成部分,从传播内容、参与等层面着手对农村青年进行思想动员。这些媒介动员通常遵循着较为固化的叙事模式,有学者对十七年1949—1966革命抒情正剧进行总结,认为“建立在矛盾对立和冲突基础上的戏剧式电影,正适宜正面表现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的题材,这种影片样式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那个时代的要求和反映”[9]。正是这些特定叙事模式及其典型媒介人物的塑造,突显了新旧两个社会不可避免的冲突和矛盾,而农村青年则需要从中跳脱与解放出来,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在这背后,其实是促使农村青年不断走向“集体化”的过程,个人私欲、利益与情感等都不被允许表达,如何将自我完全嵌入国家建设才是农村青年的至高价值和存在意义。

私人生活交往空间的公共化转向

私人空间在个人主体性及其信仰生成中具有重要作用,而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交往空间改造也就成为媒介下乡的重要责任。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私人空间是相较于国家层面而言,诸如传统节庆、婚丧嫁娶等闲暇交往中的农村青年日常生活空间。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私人交往空间由于存在某些封建色彩,或者由于私密性而问题不断,因此亟待进行改造。对私人交往空间改造的过程是系统性的,体现在农村教育、卫生等诸多领域。其中,大众媒介是改造农村青年私人交往空间的重要力量,其在私人空间重塑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这不仅表现为大众媒介对农村传统私人交往场所及其议题的替代,更体现在媒介下乡整套仪式化背后权力对空间的塑造,即重构私人交往空间的秩序与强化国家观念的权威性。因为不管是广播或者电影,早期媒介下乡往往被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或仪式,其对播出时间、场合与内容的安排,以至于谁去播放等细节,都需要遵循严格要求,以凸显高度政治责任感和神圣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完成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交往重构,国家概念日渐侵入并占据其日常生活的核心,既往的私人生活亦被新的集体价值与公共性所占据。正如电影产生的影响,“打破了传统农村闲暇方式中的乡国分离倾向,闲暇原本具有的自主性被由国家管理的观影活动所替代,以往少有管控、弱政治化的分散农民受到电影召唤,被纳入国家尝试重构的农村社会秩序”[10]

农村青年私人交往关系的社会化

大众媒介除了重塑农村青年社会角色及其交往空间外,同样在其私人交往关系社会化方面带来重要影响。在传统的农村社会,青年生存网络多嵌入在家庭结构中,家庭提供了物质、经济与情感等多维度的支持,同时为日常生活出现的纠纷、矛盾等带来道德解决机制,即私人交往关系离不开家庭制度本身。但是,随着大众媒介下乡及其背后现代知识、观念不断输入农村地区,青年群体逐渐学会摆脱家庭带来的限制,而在家庭之外去寻找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并试图在政府管理体系框架下解决争端。例如在婚姻方面,20世纪50年代上映了大批反映农村青年婚姻状况的经典电影,包括《刘巧儿》、《李二嫂改嫁》和《小二黑结婚》等作品。这些电影作品对农村青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农村女性青年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婚姻权利。在这背后,其实是农村青年将原本私人化的问题,或者是在私人关系网络能够解决的问题进行公共化的过程。换言之,他们学会如何寻找外在社会舆论、法理的支持,进而建构有利于自身的话语资源与策略,这就打破了费孝通提出的“长老政治”,进一步压缩传统交往网络的适用空间。同时,这种交往关系的改变使农村青年与国家之间的身份关联发生变化,因为大众媒介向农村传递信息不需要经过层层筛选和过滤,可以直接传达到农村青年群体,这就导致国家观念及其政策能够在青年人中产生权威,甚至是依赖。这种信息依赖及其信息关系的建构,某种程度改变了农村青年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想象,进而提升农村青年的政治效能感。

三、日常化媒介交往中的私人生活实践意识

大众媒介作为国家对农村进行现代化改造的重要力量,从多个方面重构了农村社会,尤其是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进行改造,表现在社会角色、闲暇空间与交往关系网络等方面不断转向“公共化”。与此同时,大众媒介也催生农村青年新的交往方式与生活理念,这背后与大众媒介生成的交往空间以及青年日常化媒介使用中的世俗观、亲密性关系等密切相关。换言之,大众媒介促使农村青年日渐抽离传统生活网络以走向公共空间的同时,带来了农村青年新的私人生活实践及其空间想象,并不断为之付诸实践。

流行文化传播与农村青年世俗化

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间的集体化历程,农村青年的世俗化趋势体现得愈加明显,他们试图从高度集中的政治生活及其构建的整套信仰体系、制度与价值观念,以及由此相关的规范中解放出来,转向一种日常的现实经验性,这种经验性倡导的是个体化的理性、价值自我选择等。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媒介既是集体化信仰塑造的力量,同时也是解构的力量,尤其是开始进行商业化探索的电视等大众媒体更是如此。作为国家权力延伸到农村社会的关键力量,电视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积极意义。伴随电视嵌入日常生活及其在农村社会的普及,其影响逐渐由国家权力工具转变为青年娱乐消遣的方式。这背后与电视的传播属性密切相关,尤其是电视内容的设置与安排。例如相较于电影而言,电视剧背后的“电视情节铺叙更长更细致,故事更引人入胜,电视剧里的生活更富足,并且人物的命运往往围绕着性格与机遇而不是围绕政治运动展开”[11]。这样的叙事具有流行文化的基因,其传播方式更容易引起青年群体的情绪和情感体验,进而在故事人物中找到共鸣。

与此同时,磁带录音机、私人收音机等媒介形态亦加剧流行文化在农村青年群体中的传播,典型事件是“邓丽君热”的出现。但邓丽君、费翔等流行歌手大多演唱的是关于爱情、亲情或者乡愁类的情感歌曲,“这种情感在很多年里,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糟粕而不耻。它不再关心宏大的人类,只关心个体的细微之情,缠绵脆弱、刻骨铭心”[12]。这些大众媒介流行文化在农村青年中受到追捧,其实是农村青年自我感情释放与呈现。在集体化生活状态下,对个人情感的压抑,以及社会赋予的诸多期望,使农村青年被嵌入到宏观结构性关系中,进而淹没了自我。大众媒介对流行文化的传播与推崇,促使农村青年在媒介使用过程实现情感的复苏。正如王朔所言,“听到邓丽君的歌,毫不夸张地说,感到人性的一面在苏醒,一种结了壳的东西被软化和溶解”[13]。由此可见,不管是流行音乐的兴起,还是琼瑶等言情电视剧热的出现,农村青年都在这股新的媒介文化中追寻自我情感的满足。这种情感或许表现为对所谓“黄色”歌曲或影视的好奇,抑或对情意缠绵、卿卿我我恋爱关系的向往,甚至是对个人婚姻再思考。透过这些情感表达与张扬,呈现的则是对个体私人性的渴望与尊重,以及个体自主与亲密性关系的追求。这意味着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孕育着新的世俗化个人主体性,“既具有自主性与独立人格,又积极关注公共事务的新颖主体”[14]

媒介使用私人化与私人生活隐退

早期大众媒介发展和普及的结果之一便是媒介使用私人化,即个人对媒介的选择和拥有变得更具主动权。例如电视机在农村的出现与普及,“最初一个生产队一台电视机,有专门的保管员,有固定的播放时间”[15]。80年代后,随着农村社会改革带来的收入增加,更多的农民开始购入电视机。《人民日报》报道显示,1983年底全国电视机拥有量为三千五百万台,其中,农村拥有量近八百万台[16]。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的加剧,便捷的、私人化的盒式录音机开始流向内地,并在农村日常生活中逐渐出现。录音机以及磁带的技术形态与传播属性,使其迥异于组织化的传播形式,其移动化、场景化与社交化的使用场景,使录音机挑战了以广播和电视为代表的单向大众媒介形式,而媒介使用私人化属性同时打破集体化信息接收行为。与此同时,诸如卡拉OK、家庭舞会等亦日渐成为农村青年的娱乐活动与交往空间。相较而言,电影的生产和传播属性使其难以进行私有化操作,但是录像厅、电影院的出现,使观影行为拥有了私人性的特征,看什么、和谁看与在哪里看等都突显个体的主观选择性。

在媒介使用私人化趋势的背后,则是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及其交往空间的圈子化和私密化。早期大众媒介将农村青年从传统闲暇交往状态解放出来,让其参与到社会公共性事务中。但是,媒介使用私人化则促使青年回到圈子化交往。正如电视所引发的收看现象,早期农村青年收看电视那种仪式般的场景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小家庭结构的收看场景,甚至是一个家庭拥有好几台电视,而观看电视的行为愈发变得私密,这就为农村青年亲密关系开辟新的空间。与此同时,随着盒式录音机、卡拉OK等大众媒介流行,更是助推了农村青年交往的圈子化,“盒式录音机因其便携性因此亦会被称为‘便携式录音机’,带来播放—聆听经验的流动性,并因此推动听觉空间的移动与私人听觉空间雏形的出现”[17]。概言之,媒介使用与消费私人化导致农村青年交往时空不断隐退,这种隐退是对既往国家所倡导的公共生活的消极应对,转而在圈子化、私密化的交往过程中构造新的生活方式与独特的交往行为。正是在这个过程,农村青年逐渐接受并适应诸多新的关于恋爱、婚姻的亲密理念,农村青年亦开始对新的个体空间、自我隐私保护等日常私人经验实践展开追求。

媒介公共讨论与私人生活意识合法化

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及其影响深化,其对农村青年的改变不仅体现在作为交往工具带来的生活方式与理念变革,亦突显在媒介如何以其自身可见性赋予私人生活意识以社会合法化的地位。换而言之,农村青年私人话题本身成为媒介关注的对象,进而引发社会对该议题的广泛讨论。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反映农村青年话题的电影、电视作品不断出现,这些影视剧一改以往革命化的叙事模式与话语逻辑,而是从人性角度呈现农村青年在时代变革中的心灵、情感变化。例如基于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导演通过巧珍这个鲜明的角色,很好地阐释了农村青年面对爱情时的丰富内心情感张力,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关于爱情的美好和悲剧。同时,巧珍这个角色隐喻该时期农村青年女性私人生活意识的复杂性,即农村青年女性渴望平等、自由的爱情关系,但传统性别权力关系要求她们在婚姻中保持从属地位农村青年女性向往浪漫、炙热的爱情,但世俗要求她们是温婉、隐忍的性格。这些矛盾与复杂性引起社会对农村青年情感表达的广泛关注。当然,这些作品不免带有一种他者眼光,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呈现也是为了突显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等社会矛盾,甚至话题本身最后沦为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其却不可否认的促使农村青年私人话题得到关注与获得正当性。

如果前述农村青年私人生活的媒介呈现内含他者眼光,农村青年通过媒介行动捍卫的私人生活追求,则突显了该群体的自我主体性。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接续五四时期倡导的启蒙传统与内涵,“那时,特别热闹的是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人性’、‘大写的人’、‘个人的主体性’、‘个人的自我设计’等成了人们挂在嘴边的词汇,随时随地都能引起一片争论”[18]。农村青年也在这股启蒙浪潮下不断接受新的知识,对个人理想、利益与情感的追求成为某种内在信仰,这进而解构“社会主义新人”的社会角色与道德责任。与此同时,当这种内在价值诉求遭遇外在挑战,且理想与现实产生鸿沟与落差时,大众媒介便成为青年表达不满与迷惘的渠道。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5月发表署名潘晓的来信,题目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次来信引发热烈讨论,其意义是“通过展示青年们共同关心的话题而构筑了一个‘公共空间’,从而让他们有了充分表达自己的平台和机会”[19]。总而言之,不管是他者视域下的农村青年私人生活,还是群体自身的媒介行动,都整体反映了青年对私人生活实践意识的追求。不可忽视的是,这种追求又容易陷入大众媒介的陷阱,尤其是消费主义加剧了这种内在矛盾性。

四、从对立到共存私人生活意识变迁中的公私观念

纵观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意识的嬗变,背后离不开一条核心线索———“个人主义”的兴衰,即青年如何从传统关系网络挣脱并催生个体化的进程。当然,这种个体化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农村青年作为独立个体的出现,离不开五四运动带来的思想启蒙,以及20世纪七十年代末复苏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对农村青年主体化建构的影响。杨美惠认为,个人主义主体的运作话语由两个不同但又经常关联的主题构成,一个可被称作“自我主义”,另一个是“人道主义”[20]。杨美惠虽以城市青年为探究对象,但其分析同样适用农村青年。阎云翔注意到农村青年的个体化,其特征是为了国家牺牲自我[6]342。其次,西方权利观念对农村青年个体化影响同样重要,杨念群认为“‘个人主义’完全是西方的产物,在中国找不到任何相似的根基和传承依据”[5]203。可见,农村青年个体化既有现代精英启蒙的痕迹,也夹杂国家发展及其现代化的影响。

随着大众媒介开始进入农村,其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日渐显现,并以自身逻辑重塑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意识及其道德结构。当然,媒介在不同阶段的影响机制是变化的。首先,媒介作用表现为内容传播与观念输入平台,尤其早期电影、广播和电视等给青年带来外面世界的流行文化、生活理念,这些内容的扩散改变了农村青年诸多观念。其次,媒介是权力延伸的中介性工具,在国家对农村进行现代化改造时期体现得更为明显,通过媒介对农村交往网络、闲暇时间与话语空间的不断改造,试图实现农村社会的整合,赋予其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角色安排。当大众媒介成为农村青年的日常交往手段,其影响则超越一般媒介功能论,而且以其自身逻辑重构青年私人意识,背后体现的则是媒介化内涵。媒介化强调的是多因素互动的过程,而媒介所指不只是权力中介工具,更是承载社会记忆、延续文化的物质与技术形式所生成的关系网络,意味着新的认知方式、群己关系与交往边界形塑等。这解释了为什么农村青年能够对大众媒介内容进行创造性解读,生成独特的圈子化交往空间,甚至是与主流文化相抵触的亚文化形态。基于此,媒介化是以媒介逻辑为起点,融合了技术、人与社会的互动过程,既指媒介作为技术形式所产生的规约,又指媒介对日常生活实践渗透带来的长远影响。以此审视大众媒介与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意识变迁,如何从媒介传播属性出发,以适应媒介语境的社会交往,已经成为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意识重构的核心驱动要素,这亦促使媒介成为私人生活及其影响要素的互动场域。概言之,媒介化关注媒介形式的影响,聚焦媒介沟通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及其产生的制度化实践功效,这是媒介化区别中介化的关键。

以媒介化思维审视媒介与农村青年的关系,发现农村青年私人生活能动性与自发性愈加突显,私人生活本身在场、现时与动态的经验得到呈现。这背后,是私人生活意识的变化,以及传统公私观念的改变。首先,是私人生活范围及其对应关系的转变,传统社会中的私人性往往对应的是家庭、家族到社区等小规模的公范畴,大众媒介带来交往关系的扩大,使城市、国家与全球化交往均被纳入到农村青年的私人生活进程。这种改变使得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意识、公共生活状态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即私人生活已非既往相对固化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多元复杂关系网中伸缩自如的动态过程。换言之,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已经难以用一种静态的划分界限进行区别,表现为某种含混性的状态,这同时意味着既往公私标准已难以适用,不能对现实问题进行有效阐释。其次,是私人生活核心所指及其理念的改变,既往私人生活更多强调个体自我的同一性,即私人生活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彰显的是内在的自我固守。但是,大众媒介使更多农村青年人愿意把私人生活公之于众,并与他人进行分享。从私人生活自我固守到主动公开,这种私人生活转变背后意味着什么显然与私人生活本质变化相关,即狭义的“私”转变为广义的“私”,“这种‘私’包含着自我异质性的、内在于他者之中的另一个自己”[21]。这意味着私人生活是超越个体的公共性问题,是与他者共存基础上的关系调试。总而言之,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已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动态化状态。

私人生活意识及其背后公私观念的变化,同时对农村公共生活的重构带来影响。通常而言,在农村社会公共生活建构过程中,国家与农村内在组织是两股关键力量。但不管是政府倡导公的一元论,抑或农村内在力量催生的公共生活,都稍显极端,不能有效兼顾个体自我尊严的内在需要,以及对他者应该具有的公共性关怀,要么是对个体私人生活极度侵蚀,要么是群体之间的相互敌视。从私人生活角度出发去思考和建构农村社会公共生活是新的视角。相较而言,私人生活是个体实实在在的经验、意识与感受,是人之自我和主体性的基础,对个人私人生活的尊重成为个体延续的关键。就此而言,农村公共生活可以从维护私人生活角度出发去建构,对亲密关系、私人交往的尊重孕育着新的公共性可能。同时,私人生活不是自我封闭,也需要与他者进行关联,并把私人生活意识中的公共性因素传播与嵌入到日常生活交往,从而构建某种更大的公共行为,这也成为驱动农村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力量。概而言之,私人生活相较于公共生活而言,已不是一种依赖与被动关系,而是相互影响和改变的持续性动态关系,私人生活能够孕育出新的公共性,进而带来农村公共生活新的契机及其形态。

五、结语

在当下数字化时代,移动社交媒体成为农村青年新的互动平台,尤其是短视频已然构成青年新的生活方式。由于数字媒介移动化、碎片化与数字化等新的传播特征,其给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带来的影响更为明显,不仅改变了私人生活的实践经验,并促使私人生活观念本身经历迅速的变化。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是突然涌现出来的,而是有其自身的历史脉络。这就需要回到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史,需要以发展的眼光审视其与媒介之间的关系,进而建构两者之间的有机关联。本文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透过早期大众媒介发展及其嵌入乡村社会的进程,发现农村青年的私人生活出现及其改变,以及私人生活意识与公共生活理念变化之间的动态关系。这对理解移动社交时代农村青年私人生活现状,以及公共生活重构等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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