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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在农村:乡村优势与地方实践

作者:孙旭友  责任编辑:赵子星  信息来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发布时间:2021-02-19  浏览次数: 37

 伴随农村垃圾污染加剧与城乡环境统筹治理,垃圾分类作为现代垃圾处理的资源化管理技术被引介入村,成为农村垃圾治理的有效方式。浙江省X镇的经验表明,垃圾分类制度的乡村契合,是以村庄熟人关系、“两委”领导能力和乡村生活环境为社会基础;“互联网 ”垃圾分类的智能化管理创新,有效链接了农村垃圾分类的线上监管与线下实践,形成了垃圾分类的过程系统化、方式技术化、主体责任化等体系完整的地方实践模式。垃圾分类在农村的后发优势与实践成效,既为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治理机制优化提供借鉴,也存在分类行为外部化、分类治理技术偏好、前端分类减量失衡等现代隐忧需要克服。

关键词垃圾分类技术治理乡村嵌入地方实践

一、问题提出:垃圾分类何以切合乡村?

垃圾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伴生物,而垃圾问题是现代社会特有问题和世界性难题。中西方传统社会历史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政治文化中心主义以及农业经济基础性作用、乡村社会循环性生产生活方式等结构力量,导致垃圾问题主要是“城市病”表征之一,农村垃圾均能在生活与自然之间实现均衡流动。而在现代垃圾处理技术与管理模式完善之前,向农村转移城市垃圾以及农业循环利用城市垃圾作为肥料,不但是推动传统农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另类道路,也是治理城镇垃圾的重要方式。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紧随“垃圾围城”问题和发达国家的脚步,“垃圾围村”问题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也是我国“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需要加以克服的环境难题。在此背景下,垃圾分类作为现代城市垃圾循环产业建设的资源化管理技术、实现垃圾源头治理的有效方式和现代化知识体系,被纳入农村垃圾治理体系和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不仅获得国家的制度推动、政策倡导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更是得到众多地方社区的实践推动,成为我国农村垃圾治理方式的首选。通过我国诸多农村垃圾分类先行示范试点区域的垃圾分类实践来看,垃圾分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与乡村社会生产生活切合,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社会环境效益。

城市地区垃圾分类制度和垃圾资源化理念的出现,是为应对城市垃圾增量的生活困扰和自然资源不断匮乏的全球社会现实。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实践成效相比,中国城市垃圾分类制度实践却步履维艰,“垃圾分类难以实施”成为城市生活分类的实践困境和学界共识。而相较于城市汇聚各方关于居民垃圾分类推进困难和垃圾分类制度实践效果不佳的共识,农村地区垃圾分类治理不但存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且取得了不错的实践效果和社会环境效益[2]。农村基层工作者更是提出“农村地区更适合垃圾分类”、“垃圾分类农村先行”和“垃圾分类农村包围城市”等实践宣言。当然,基于农村地区特殊的生产生活空间和地理环境的复杂性,众多学者认为农村垃圾分类治理,需要在城市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正和乡村化。例如兼顾“传统生态要义现代技术相结合”[3]、挖掘“乡村社会的地方智慧和传统知识”[4]以及建构起不同于城市社会的“垃圾分类治理体系”[5]“农村地区就地分类回收利用”[6]等政策建议和实践技巧。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城市垃圾分类制度已经进入且嵌入部分乡村,成为农村垃圾治理的重要方式和管理手段,并取得了显而易见的实践效果[7]。已有研究对城市垃圾分类实践困境和部分地区农村垃圾分类推进顺利的实践性共识以及农村垃圾治理特殊体系建构的学术分析,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但也留下一个显而易见而未加以深入讨论的问题:原生于现代城市的垃圾分类制度和垃圾治理体系,在城市社会未取得预期实践效果甚至产生诸多治理困境,为何会在农村社会顺利推进并取得显著的实践成效?这不仅关系到垃圾分类知识和治理模式本地化适应问题,也对城市垃圾分类治理机制优化和重构城乡融合关系有重要意义。

本文所调研的X镇自2014年实施农村垃圾分类制度,尤其是2017年10月全面推行“互联网 ”的垃圾分类处理“全过程监管、大数据分析”模式以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体系,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取得巨大社会环境效益和经济收益。截止到2018年3月,X镇“考垃”APP注册用户1.25万。回收可再生资源2099吨,其中通过“考垃”APP回收524吨;处理可腐烂垃圾256吨,生产有机肥82.64吨;低温热解不可回收利用垃圾248吨。实现垃圾减量率54.6%,回收利用率43%。本文以浙江省X镇的农村垃圾分类治理实践为蓝本[8],主要通过两个分解问题回答上面的疑问:一是,垃圾分类制度切合农村社会而取得实践成效的乡村优势何在?二是,农村地区垃圾分类处理的地方化实践模式,有何价值供其他农村地区甚至城市借鉴?

二、调查地点和资料获得

本次调查地点是浙江省金华市X镇。金华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扎实推进和实践经验,不仅于2016年被住建部颁布的《关于推广金华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经验的通知》中加以全国推广,而且在2019年3月,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报告》中树立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典型地区和学习样板。X镇地处金华市辖属的县级市—东阳市中部,距东阳市区26公里,辖区总面积98平方公里,下辖28个行政村,75个自然村,总户数1.67万,总人口4.2万,下设镇东、镇西、镇北三个工作片区。X镇垃圾治理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12年之前的家庭农户自行处理阶段、2013-2014年的城乡垃圾一体化收运到县垃圾填埋场集中填埋和2014年后垃圾分类治理智能化处理阶段,且于2017年10月开始,借助互联网平台(“考垃”APP[9])实施农村垃圾分类智能化治理。

本文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笔者于2018年7月间对X镇及下属的H村[10]进行了为期10天的田野调查。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访谈资料,这是本文资料主要部分。笔者访谈了X镇分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副镇长以及H村委会主任、保洁员、监督员、村民等20多人,力图从多个角度把握农村垃圾分类体系、运行逻辑和治理成效。二是参与式观察所得资料。笔者深入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现场,观察村民垃圾分类行为、保洁员分类清运和处理情况,亲自参与了X镇互联网垃圾分类管理系统的后台处理和数据分析。三是现成的文字资料,主要包括村、乡、县三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笔记和会议记录、工作报告等。

三、垃圾分类切合乡村的三种优势

X镇农村垃圾分类实践成功和治理效果显著,虽然有国家动员、政府支持和制度设计、组织管理等多重原因,是与垃圾分类的乡村社会基础的实践切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熟人社会:乡村社会的关系优势。一直以来被学界津津乐道的农村“乡土关系”或“熟人社会”[11],虽然深受城市化、人口流动、个体主义和商品化等结构力量冲击,但是其地缘血缘关系、邻里互助、社区道德压力等内在维度,依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农村社会关系和农民思想行为。乡村熟人关系和村庄关系网,能够有效动员、监管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为农村垃圾分类源头治理和农民垃圾分类行为培育,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

一方面,熟人关系有利于把农民、农户组织起来,把垃圾分类行为嵌入乡村关系网。垃圾源头分类是垃圾治理的关键,但面临如何将个人行为公共化和家庭组织化的治理难题。而乡村熟人关系为农民组织化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关系嵌入奠定基础,进而有利于农民垃圾分类行为推动和制度落地。尤其是差序格局底蕴下的乡村社会人际交往结构,通过个人关系的延展和“点-线-面”关系建构路径,可以有效地把村民整合进村庄人际关系网。例如X镇H村充分利用熟人关系推动农户垃圾分类,通过妇女积极分子联系家庭妇女、党员联系农户机制、村干部片区负责制等制度机制,实现了农户垃圾分类行为“村庄整体”和“联系户片区”的双重关系嵌入。H村利用乡村熟人关系构建的农户垃圾分类行为双重关系嵌入结构,把农户原有的社会关系加以重构和再利用,实现了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关系嵌入和村庄组织化,进而达成了村民垃圾分类个人行为与村庄公共行为的链接和转换。

另一方面,熟人关系有利于村规民约、垃圾分类制度、村庄监督机制的实践落实。垃圾分类处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垃圾源头分类是基础。村庄集体经济奖惩激励、村干部谈话、邻居举报等类似的规章制度、村规民约的实践成效,都是以熟人社会为发生基础。熟人社会借助地缘、亲缘、血缘等不同的社会关系所建构的社区道德感、压力感和面子、社区责任等共同体意识,可以有效培育村民垃圾分类意识、监督垃圾分类行为。H村在宣传、落实和监管垃圾分类的过程中,不但利用妇女积极分子、清洁员和党员对普通村民加以示范和劝导,也在村庄内部借助“红黑榜”考评制度、管理员定期检查等制度,给农户垃圾分类行为加以排名,让村民感受到舆论压力和道德羞耻感。

(二)“两委”领导:乡村社会的组织优势。农村村民委员会和村党委(“两委”)带有承接基层政府工作和村民生活诉求的“节点”位置,可以实现基层政府行政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交融,使其具有天然的组织优势。村“两委”的组织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村“两委”作为乡镇基层政府下一级的村级行政机构,是实现乡村基层治理和各种政策制度落地的坚强力量。村“两委”既可以通过行政渠道贯彻基层政府垃圾分类意图和接受上级政府考核,也能够通过政治要求发挥党员联系机制,动员村内党员参与垃圾分类事务。二是充分发挥扎根乡村社会的嵌入位置动员村民参与,以及借助村规民约来推动垃圾分类的实施。村庄内部村规民约的制定、动员村民参与、垃圾分类“红黑榜”考评制度等相关激励机制的执行,都离不开村“两委”强有力的组织能力。

乡村社会“两委”组织强有力的组织能力和组织优势,可以保证村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外在监督,也可以动员村民真正实践垃圾分类,使实施垃圾分类的村民融合为有组织体系的治理主体。X镇在28个行政村、75个自然村推行垃圾分类,都是以村两委及其班子成员为中心,逐步建立起垃圾分类体系。H村村委会黄主任:要说推行垃圾分类,没有村干部、党员去带头、动员,啥都干不成。刚开始的时候实行门前三包,我们就带着党员志愿者一起,各家各户的做工作,帮着清理陈年垃圾、清除沟的杂物。到后来,垃圾分类慢慢得到村民认可了,也习惯了,村干部和党员还是日常监督和劝告。那些真是不愿意改的农户,村里也有办法,年底分红少发钱,扣一点社会医疗保险费用。

(三)生活切合:乡村社会的环境优势。垃圾分类行为养成与分类治理实践需要深度切合分类主体的生活环境。虽然农村社会及其生产生活方式受到工业化、城市化的冲击,但是原有的小农化生产方式、有机农业的生产类型、松散的时间安排和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等生活样态,得到部分保留且构成了垃圾分类契合农村社会的生活基础。

一方面是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多样和使用灵活,切合农村生活方式。X镇为了落实垃圾治理的资源化、减量化和再利用,在全镇布设了1个分拣中心和22个可再生资源兑换超市,配备4名上门预约回收工作人员。农户既可以步行到村内或镇驻地的兑换超市兑换,也可以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预约垃圾分拣人员到家回收。这些垃圾分类设置,不但有醒目的图文提示和清晰的兑换流程,而且嵌入到农民生活环境和农村社区,农户再生资源回收兑换可以“不出家”与“不出村”。既实现了农户分类垃圾从家到回收点的“最后一公里”,也切合农村生活压力较小的情况、有更多时间、精力以及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便于推行物资奖励等方式的生活环境。H村村民:现在的这个废品回收,都很方便。可以直接去村里的商店去兑换生活用品,也可以网上预约废品回收人员来家里卖给他们。尤其是老人、孩子在家,直接拿着去兑换;家长、成年人忙的时候,可以在手机预约好时间到家里去。

另一方面是垃圾分类适应农村家庭农场和庭院农业的生产方式。家庭农场的集约化生产可以充分利用农村土地流转优势,推动着农业商品化和生产工业化。而庭院农业可以充分利用庭院空间,发展农副业生产,以提高庭院空间的利用率和生产率,来满足家庭和社会的需要。X镇采取偏远地区设置片区垃圾堆肥机器和镇垃圾中转站集中堆肥两种方式,对可腐烂垃圾进行堆肥处理。可腐烂垃圾经过生物菌种发酵处理,形成可利用的有机肥。充分利用小农生产和规模化农业的各自优势,以有机农业为主要发展导向,采取与生产大户签订协议和家庭农户自行取用的方式,对可腐烂垃圾的堆肥加以互惠性处理。这些有机肥免费送给当地村民种植苗木、蔬菜、果树以及养花等,实现了废弃物的再循环利用。

四、垃圾分类实践的地方经验

X镇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体系,开展技术治理为导向的垃圾处理方法,构建出垃圾分类主体责任化、过程体系化和治理技术化等为特征的实践模式。如同MarshallR等[12]对垃圾管理系统的分析认为,一个区域的垃圾管理系统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系统具有开放性、复杂性、自组织性动态演化性等属性。这种颇具地方化的农村垃圾治理实践,以垃圾分类的乡村切合和互联网智能化管理结合为基础,把农村垃圾治理行为、制度与技术融合,串联起“农村”垃圾分类实践空间、“农村垃圾”分类处理对象和农村“垃圾分类”治理技术三个关联性实践范畴。

(一)分类过程系统化:从“四个阶段”到“三个重点”。垃圾分类作为现代社会应对垃圾增量和生活垃圾污染处理的有效方式,是一个系统化过程和多阶段层次体系。X镇的农村垃圾分类系统工程,通过夯实“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四分过程系统和打造“垃圾分类行为培育、垃圾资源化利用、垃圾分类过程监管”三个重点,夯实垃圾处理系统化的分类过程。

一是夯实垃圾分类“四分”系统。X镇农村垃圾处理,以分类为核心理念,以分类治理“垃圾”为手段,以垃圾资源化和减量化为目标,夯实农村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四分过程及其有效链接。每一个阶段都以物化的垃圾作为治理对象,把分类垃圾处理的有效性贯穿其中。尤其是实施“互联网 ”垃圾分类之后,X镇农村垃圾四阶段分类处理系统,把前端源头分类、中端分类运输和末端分类处理加以过程分解、阶段镶嵌和全过程监管,不仅能够更加明确垃圾处理环节的主要任务和责任主体,更有利于多元主体合作模式的实践和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目标实现。

没有“考垃”之前,也实行垃圾分类,但是效果不好。有了智能化垃圾处理系统,我们镇的农村垃圾分类处理得到巨大提升,堪称升级版。每个阶段该干什么,由谁负责,达到何种效果,都有比较明确的定位和预期。(X镇齐镇长)

二是打造垃圾分类三个重点环节。垃圾分类系统化和阶段性,既具有普适性和实践性特征,也需要区分环节重次和阶段串联。X镇利用互联网平台优势,以“考垃APP”智能化监管为基础,实现垃圾资源化处理产业链的两端延伸,打造垃圾分类行为培育、垃圾资源化利用、垃圾分类过程监管三大重点。前端农民垃圾分类环节,不仅利用两委干部分片包干、党员联系农户、红黑板公式、绿色家园公益协会等机制加以垃圾分类宣传、督查和考核,在具体工作中为每户设置固定垃圾桶和二维码,并每百户配备一名检查员加以日常监护,力图让垃圾分类成为农民生活一部分。垃圾资源化利用不仅始终贯穿垃圾分类各阶段,也通过可腐烂垃圾直接堆肥给农户使用、对接DF公司可再生垃圾循环回收利用和其他可燃烧垃圾到县垃圾焚烧厂发电等方式,将原先条块分割的生活垃圾处理各环节一体化,形成资源化处理的产业链。更为重要的是,利用“考垃APP”智能化监管平台,把垃圾分类处理各个环节纳入大数据分析和监控体系,每个环节都做到“垃圾有分类、分类有考核、考核有依据”的各环节无缝隙链接和无空白监管。

(二)分类方式技术化:从生活化治理到“互联网 ”监管。垃圾分类作为现代化知识体系,带有城市文明和现代文化烙印。垃圾分类作为一种现代知识和外来技术被传入乡村社会,需要一个过程加以适应和镶嵌,更需要一种技术化的操作勾连起生活、技术与垃圾分类的内在关联度和实践亲和性。X镇通过两种方式对垃圾分类知识加以技术化操作,即垃圾分类生活化治理和垃圾分类技术监控。

一是垃圾分类生活化治理。X镇把前端农民垃圾分类作为重点,力图实现垃圾分类与农民生活融合,让垃圾分类成为农户家庭生活的日常习惯,构建垃圾分类生活化治理模式。不但借助政策宣传、党员包户、妇女积极分子联系户等方式,把分类知识和分类技巧传达给家庭农户,增强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还利用两委干部分片包干、党员联系农户、红黑板公式、绿色家园公益协会等机制加以垃圾分类督查和考核,并为每户设置固定垃圾桶和二维码,每百户配备一名检查员加以日常监护。另外,通过“干湿两分”简单化、社区网点布置以及手机APP、电话预约上门回收等形式,使垃圾分类回收便利化,促进居民垃圾分类习惯形成;更通过积分兑换生活必需品等激励形式,提升居民参与的积极性。H村民:以前家里的垃圾随便扔,没什么分类不分类的。现在不一样了。每天倒垃圾能想到两件事,一是不能乱倒,各家都有垃圾桶;二是不能混到,不分类不行。按照村里的要求,“垃圾入桶、垃圾分类”,都成生活习惯了。

二是“互联网 ”垃圾分类数据监管。X镇“考垃(考核垃圾分类)”APP系统,主要有两大功能:一是利用互联网监管系统介入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分类利用、分类处置“四分过程”,实现垃圾分类的全过程精准监管。例如前端农户分类环节,为每户设置包含农户信息和联系农户的党员等信息的“考垃”APP专属二维码,便于督察员督查和农户自查。垃圾分类清运环节,第三方清运工通过“考垃”APP上的二维码扫描签到,系统后台将自动生成清运时间、地理位置等相关信息,清运工作人员需拍摄存放点清运前后的照片上传至APP后台,镇管理员可以通过查看清运前的照片,了解村保洁员是否存在垃圾混装混运现象;通过对比清运前后的照片,掌握清运公司是否清运到位。

二是借助互联网后台智能化分析数据建构的“有效监控、精准考核、决策依据”三大治理机制,实现垃圾分类日常监管与主体监管、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的有机结合。系统管理员根据后台垃圾分类情况,不但可以对垃圾分类不同阶段的督查员、审核员、清运公司和再生资源回收公司等四个责任主体实施有效监管,还可以对各村、农户、保洁员、督查员的考核排名,可以精确计算出第三方公司的考核数据,以便利用后台统计数据准确展示垃圾分类治理成效,为垃圾分类考核提供科学依据。

(三)分类主体责任化:从多元合作到人尽其责。农村垃圾分类是一个多阶段、系统化过程,需要政府、企业、村庄与农民四方合作才能充分实践和达成目标。X镇的垃圾分类多元合作治理模式,建基于两种治理主体权责明确的合作机制。

一是建构“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和市场介入”的多元合作治理结构,明晰各方权责关系和行动边界。X镇政府利用公共服务提供者和服务购买者的双重身份,行使监管者和指导者的角色,对村民源头垃圾分类与企业垃圾分类清运等行为,加以乡村关系监管与村干部权力运作和大数据分析与视频监控的“双重技术治理”。LC保洁服务部、YC环保公司、GY固废处理公司和DF科技公司等四家公司作为服务购买,分别负责X镇可腐垃圾的清运、不可回收利用垃圾的清运、垃圾中转站的运营与维护、可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市场化力量和企业服务供给,主要被政府用于垃圾分类的清运、处理和再利用阶段,真正实现了农村垃圾的分类处理与垃圾处理的专业化、“一家出资、多家购买”新型政企关系和“服务购买与服务提供”新格局,极大提升了垃圾分类处理效果和服务供给能力。而村民、村委会、党员积极分子和社区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作用发挥的空间,被限定和设置在村民源头分类阶段。通过乡村社会力量的介入、动员和监督等机制的发挥,让垃圾分类成为村民的生活习惯和村庄事务,真正实现了农村垃圾分类的生活化治理。

二是源头分类治理的人尽其责。农村垃圾源头分类治理是整个垃圾分类处理的开端和关键。X镇在明确政府整体监管和负责资金提供、企业负责垃圾处理事务的治理逻辑后,把工作关注点和垃圾分类处理难点聚焦于农户源头分类。农户源头分类治理实现了垃圾生产者、收集者和监管者三种主体的责任明确化和垃圾分类监管的循环结构。一方面,垃圾源头分类主体角色化。不仅在家户、清洁员和村干部、党员等主体之间,制造出垃圾制造者、垃圾收运人和垃圾分类监管者的差异化角色,且制度化明确了不同主体“合理-不合理”行为,并规定了不同行为所给予的应对之策。例如家户源头分类的积分奖励和排名机制、保洁员的清运任务、党员联系户的监督责任等。另一方面,建构垃圾源头分类监管循环体系。X镇垃圾源头分类力图在家户、清洁工和村干部等责任主体之间,建构出“内在控制—外在控制”兼顾、多条监管链交织和延展的监管循环体系。例如家户源头分类的自我监管与清洁员外在监管、清洁员受到家户、基层政府和企业、村干部等多方监控。X镇各村庄通过划分干部负责片区、党员负责联系户、政府与企业监管清洁工等方式,可以明确监督者的监管范围、空间和责任;村庄也可以借助熟人社会关系、排名机制、积分换商品机制,在片区间、农户间形成互相监管和相互切磋的分类生活化。某种程度上,以“政府-企业与村庄”多方合作治理为基础,在村庄内构建出农户、清洁员、村干部、党员互为监督者的关系网。

五、结论与讨论

城市化的加速扩展和现代化力量的持续推进,不仅带来农村垃圾种类增多和垃圾增量等消极后果,也把垃圾分类等现代技术知识和城市文明生活方式送到乡村。垃圾分类作为环境友好行为和现代垃圾治理方式,在城市陌生人社会面临社区居民无法充分动员、社区组织治理能力不足、激励机制不健全与效果不佳等现实困境,导致城市垃圾分类制度整体面临“垃圾分类难以实施”的实践困境。这就为垃圾分类的技术推广、制度实践和治理成效提出了新要求,即垃圾分类需要一定的熟人关系作为社会基础,也需要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深度的生产生活环境切合。而乡村社会为垃圾分类的良性运行和成效取得提供了有效的实施基础,亦为城市垃圾分类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

浙江省X镇的农村垃圾分类实践经验,既为垃圾分类与社会基础的实践切合提供明证,也形成了具有可借鉴推广的地方样本。一方面,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和农民现代化、社会流动等结构性力量,虽然对农村社会结构、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乡村传统道德伦理等造成巨大冲击,但是乡村社会原有的地缘血缘熟人关系、村“两委”组织与集体力量、人居生产生活环境,都为垃圾分类的乡村切合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践基础。在国家推动新农村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强化农村农业优先发展、加强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推动有机农业工程以及“法治、自治与德治”的治理机制等规制,更进一步有力的夯实和凸显了农村垃圾分类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X镇侧重源头分类治理和互联网技术监管两大落脚点,以提高农民的垃圾治理意识以及资源化利用有机垃圾、因地制宜选择垃圾处理方式、简化垃圾分类形态等几个关键问题为治理重点,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效益。不但形成了前端分类投放、中间分类运输、末端分类处理的完备的垃圾处理程序和重点环节,也构建出垃圾分类生活化与垃圾分类技术化兼容、治理主体责权明确的垃圾治理结构。X镇形成的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化、治理技术网络化、治理主体责任明确化等体系完整的地方实践模式,既是“三治融合”和农村垃圾分类成功的典范,也为其他地区农村垃圾分类治理提供了学习样本。

垃圾分类在农村的后发优势与实践成效,为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治理机制优化提供借鉴,譬如垃圾分类行为的约束性、治理手段的现实性、居民参与的组织化以及垃圾分类的生活切合等。垃圾现代分类的技术推广和实践应用,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既需要持续的物质投入和经济支持,也需要动员公众参与和相应的社会基础。然而X镇垃圾分类在农村社会的情景化实践,仍面临乡村社会结构转型、村庄变迁内耗、乡村社会“去主体性”、政府资金投入压力等现实制约,以及农民垃圾分类行为外部化、垃圾减量化前端失衡、垃圾治理清洁化等现代性隐患。农村垃圾分类的现实难题与治理隐忧,既受到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城乡环境治理二元结构的影响,也跟基层政府的压力型体制、事本主义等导致的垃圾治理目标与乡村社会治理目标错位密切相关。而如何克服垃圾分类技术化困境与乡村社会固有的社会弊端,以及在借鉴城市垃圾分类治理技术和理念的基础上,建构出符合乡村社会环境、兼顾传统农村废弃物使用知识、具有可持续性的农村垃圾分类治理模式,仍是一个需要深化的研究课题和地方实践问题。

注释

[1]参见《普遍推行垃圾分类,着力提升人居环境》(2016)、《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和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指南》(201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2014)等相关规制;习总书记2019年6月再次对推行垃圾分类工作做出重要指示。

[2]蒋培:《农村垃圾分类处理的社会基础—基于浙中陆家村的实证研究》,《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3]陈阿江:《农村垃圾处置:传统生态要义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传承》2012年第1期。

[4]夏循祥:《农村垃圾处理的文化逻辑及其知识治理-以坑尾村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学报》2016年第5期。

[5]李全鹏:《中国农村生活垃圾问题的生成机制与治理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6]郑凤娇:《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模式研究》,《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7]参见: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与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生活垃圾处理行业发展报告面向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2017年。

[8]住房与城乡建设部专门下发文件推广金华市农村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的经验做法,并对金华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经验、金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6项制度等内容做了详尽分析。参见:《住建部关于推广金华市农村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的经验的通知》(住建部[2016]297号)。

[9]“考垃(考核垃圾分类)”APP是X镇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公司研发的应用程序,是一套能将垃圾分类所有环节串联,进行大数据统计分析、有效监管考核、动态监测等多功能集合化的闭环系统。

[10]H村位于诸永高速湖溪出口附近,由夏黄、烧墩、新屋、新楼、塘尾巴等五个自然村组成,共有535户,1360名村民,党员72人。2018年获评浙江省高标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村内产业主要有木艺加工、食品加工、化工设备、五金铸造等。该村集体土地流转后出租给企业园区,农户多在园区企业工作,白天村内多为本地三留守居民。

[11]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2]MarshallREFarahbakhsh K,“Systems Approaches to Integrated Solid Waste Managementin Developing Countries”,Waste Management,vol.33,2013,pp.988-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