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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聚落到集镇社会:甘南藏区一个回族聚落的社会生成

作者:王亚涛  责任编辑:王铭鑫  信息来源:《回族研究》 2020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1-02-04  浏览次数: 106

 在甘南藏区,有一些以回族或汉族聚居的“加科”村落,它们呈点状分布在当地藏族社会之中。夏河县阿木去乎镇加科村是一个回族聚居的村落,通过对该村新中国成立初期档案材料的梳理和分析,发现传统加科具有典型的市场聚落特征,在经历了封建政治的废除、土地产权的获得和市场的再度开放之后,实现了其内部的社会性生成,从而展现出集镇社会的特征。加科的社会生成,既补充了回族社会现代转型的不同模式,也为今天我们跨越单一民族边界以从外部民族视角进行民族社会研究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藏区; 回族村落; 市场聚落; 集镇社会


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提出“六边形市场区域理论”,通过几何形原则阐述了中国西南农村集镇市场的基本模型和等级特征,以此来解释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结构。他指出,中国农村在经济形式上并非自给自足,而是存在于与不同等级市场的相互关系之中,农村对市场的态度是开放的[1]。面对市场,藏区基层社会也呈现出非封闭性特征。由于日用资源(如盐、茶等)的稀缺及其产地的区域化,牧区和农区之间的互补性关系等,藏区催生了诸如“锅庄”“歇家”“丛拉”等多种传统市场形式[2][3][4]。这些不同层级的市场形式及其与当地社会的互动,构成理解藏族社会开放性和整体性的重要一环。

甘青藏区的“寺院型市场”是比较重要且普遍的一种市场类型[5]。传统上,藏传佛教寺院在藏族社会具有重要位置,它“可以用不同的观点来考虑:作为寺院,作为学校,作为居住区,或是作为一个县”[6]P119-120),寺院的多重角色,为“寺院型市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一是寺院作为当地经济、宗教中心的地位,连接了更广泛区域的民众;二是寺院的“辉煌富丽”和宗教法会等仪式活动对市场和手工艺的需要;三是聚居的非生产性僧侣本身对市场交换的需求。根据规模大小和辐射范围,甘青藏区市场可依次分为小市、街市、集市、集镇4个层级体系。其中,小市辐射范围仅达寺院和寺属塔哇,街市可达数部落之间,集市和集镇范围更大,甚至有些集镇已经形成专业交易市场[5]。历来为学界关注的拉卜楞“丛拉”市场即属集镇范畴。小市和街市,因其规模最小,辐射范围有限,记载较少,往往被学者所忽视。

在甘南藏区,有许多名为“加科”的村落,如合作市佐盖曼玛镇的加科村、碌曲县郎木寺镇的加科村、夏河县吉仓乡的加科村和阿木去乎镇的加科村等,它们是甘南藏区一种重要的村落类型。“加科”为藏文音译,本意即为小市场之意。它们依附于当地寺院,呈点状分布在藏族部落社会中间。加科具有地域层级市场的特征,其规模介于小市和街市之间,辐射范围大体以当地寺院所管辖的部落为界。同时,加科也展现出聚落特征,不同地方的外来人口迁居于此,形成了物理意义上的聚居区。伴随封建政治的废除和现代国家的进入,甘南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加科”也逐渐开始从一个悬浮于甘南藏区的物理意义上的市场聚落,成为甘南藏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个转变是怎样完成的?转变的动力机制是什么?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一、加科聚落的形成及其人口特点

夏河县阿木去乎镇加科村是甘南藏区诸“加科村”的代表。阿木去乎镇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南部,邻213国道,交通便利;当地以藏族家户和人口为主,主营农业、牧业两摊生计,是比较典型的半农半牧区。加科村是诸藏族村落间的一个以回族家户和人口为主的村落,为阿木去乎镇所在地,习惯上以上、下加科区分成两片,今在行政上划分为五个村民小组;与周边藏族村落不同,它是一个兼营农业、商业的村落。传统上,它就是一个商业非常发达的小市场,如今这里依旧是为阿木去乎地区提供日用品采购、牛羊贸易、农产品销售、吃饭住宿、电气维修等服务的重要集镇。

出于划分阶级和发展生产的需要,1964—1965年,加科公社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组深入加科村,对当地人口、财产等进行了详细调查,其中既涉及调查当时的情况,也包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是我们理解加科村现代转型关键时刻的重要档案资料。本文主要基于这些档案资料对加科村特点及其现代转型机制展开论述和分析。

(一)聚人成落:加科的物理性形成

从档案中得知,加科村并非一个自然形成的村落,而是由外来人口逐渐迁入、聚居于此而形成的。调查显示,加科居民都是从外地迁入的,而且来的地方各异,大多来自临夏、临潭,也有些来自循化、泾川、隆华、湟中等其他周边地区,其中大多是以家庭或个人为单位前来的,少数则是以同乡为单位结对或帮带而来。他们来的缘由不尽相同,其中有些是附近地区走投无路、无法生活的破产农牧民被迫流落至此;有些是为了躲避灾荒和兵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部分是因工作原因迁居来的;他们中更大部分则是作为商贩和手工业者来加科寻找机会的。加科居民来到阿木去乎的时间也前后不一,以下加科为例,1964年该队的32户家庭全是外来户,其中1942年以前来的5户,1942—1948年来的8户,1949—1957年来的15户,1958年以后来的4户[7]。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人因各种原因来到这里,不断充斥其中,逐渐扩大着加科的规模。因此,加科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规模形态,它的形成也没有一个确切的起始时间。

(二)以回族为主:加科的民族及其特点

自形成至今,加科都是一个以回族家庭和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村落。根据文字记载和当地人讲述,加科村的阿木去乎清真寺始建于1909年[8]P156)。以此来推,在1909年的时候,当地很可能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由外来回族人口组成的聚落。档案材料显示,1949年时加科有回族30余户,1957年已经增加至60余户,且家庭户数占比都超过半数。1965年的加科已经是一个汉、回、藏、撒拉四民族杂居的小集镇,当时其下辖上加科、下加科和藏民队三个生产队,共105户,其中回族70户,占66.67%[9]。上、下加科的回族家户比例更高,上加科的54户中有回族41户,占比71.93%;下加科的32户中有回族27户,占比84.38%[10]。从统计数据来看,至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加科已然是一个以回族家户为多数的村落。


1 加科村1965年各民族户数和人口数   

数据来源:关于加科公社的经济特点和所有制问题的有关方面的调查报告(1965年6月11日)[9]


在家庭规模上,加科各民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根据1965年的调查,回族户均5.21人,家庭规模大于汉族的4.39人和藏族的2.71人;撒拉族的家庭规模最大,户均达到7人(见表1)。同时,在各家户调查的单行材料中,我们发现,大多回族家户属于“核心大家庭”类型,这种家庭类型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家庭结构属于核心家庭,家庭成员由一对夫妻和他们的未婚子女组成;另一方面,很多家庭又呈现出生育率较高、子女数较多的特点,由于兄弟分家的风俗,新兴家庭人数较少,大多家庭人数均在7—10人间;少数兄弟尚未分家的家庭人数最多达到25人[11]。在加科回族这种“核心大家庭”的家庭结构下,许多人从年纪很小时候起便成为父母经商或手工业生产的助手或学徒,这在一定程度上从家庭内部解决了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商业和手工业生产活动所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从而无需再从外部寻找维持生计的劳力的来源。这种以家庭劳力为主的经济形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加科回族家庭的生育率,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核心大家庭”结构的维系。

二、加科的市场特征:1958年前加科居民的财产状况和生计方式

由于社会历史的复杂性,20世纪50年代初,党和政府在甘南藏区采取“慎重稳进”方针,并未对藏传佛教寺院各项制度进行彻底变革,各寺院的“各种宗教特权和封建特权基本保持不变”[12]P194)。阿木去乎寺院依旧由拉卜楞寺委派“吉哇”“更擦布”进行管理。直到1958年的平叛之际,才“不但摧毁了多少年来统治人民的土官头人、部落制度,而且也废除了宗教寺院的一切封建特权和剥削制度”[13]

1958年以前,外来的加科人以寺院之“客人”的身份寄居在阿木去乎地方的藏族社会,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耕地、草山和牧场,就连他们建立聚落的地方都是属于尕加毛村和克莫村的,经阿木去乎寺院同意后才得以使用;另外,虽然少部分人有些驮牛、乘马、骡子、毛驴等牲畜,但大多是役畜,能够繁殖的很少,因此也没有发展牧业的基本条件[9]。在这样的财产状况下,加科人的生计方式受到很大限制,他们或是为寺院和僧人做工,或是出卖劳力做长短工,或是以乞讨为生,此外,更多人是小商贩和小手工业者。在进行小型商业贸易和小手工业生产的人员中,最多的是回族人。

根据对1958以前加科居民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和生产方式的调查,上、下加科两队的86户居民(其中,回族人口占比近80%)主要从事以下生计[9](见表2)。

第一大类是经营商业。其中又有小商贩、盐商、开饭馆、开旅店以及铺面坐商等几种形式。第一种是小商贩,共47户,包括杂货摆摊小商、小贩和流动商贩。他们一般属于小本生意,经营方式比较灵活多样,有的在家摆摊子,有的串乡或到当地牧民帐圈去进行交易,贩卖的货物主要有纸、茯茶、针线、黄烟以及葱、蒜、辣椒等各种蔬菜。小商贩经营一般以家中男子为主要劳力。第二种是盐商,当地人也称之为“牛客”,共户。食盐贩运一般采用几个家庭联合运营的模式,三户、五户结成一队,赶着大帮驮牛,从青海贩运食盐到阿木去乎(有时也贩运到临潭等地);每年驮运两次,每次时长三个月,获利较为丰厚;为避免货物半路被劫,他们常通过赠送盐和其他物品而与当地寺院和部落交好,以寺院或头人“客人”身份穿行于藏族社会;实力较强的,自己组织贩运、边运边卖,实力弱的则作为“赶脚”为当地寺院活佛贩运。第三种是开饭馆、馍馍店的,共3户。第四种是经营旅店的,有3户。饭馆和旅店经营,主要是为来往旅客提供服务,一般采取夫妻经营的模式。第五种是铺面坐商,共5户。他们资本较为雄厚,地位较高,与阿木去乎地区的寺院、牧主、头人保持有良好关系,他们的商业活动行迹于汉、藏之间,一般从临夏、临潭等地进口大量日用货物或其他寺院所需物品,贱买贵卖,获取暴利;有些也会雇佣长工劳力,坐享其成。以上包含了加科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商业经营活动,以商业为生计方式的家户共69户,占到了总户数的80.23%。

第二大类是从事小手工业生产,即各类工匠,共11户。其中,银匠2户、铜匠1户、木匠3户、铁匠3户、画匠1户、靴匠1户。他们占有小型生产工具,一般是自备原料,自产自销,主要服务对象是当地寺院和僧人,有时为寺院无偿提供服务;经营方式比较灵活,有些在家生产,有些外出去做工匠;生产规模一般较小,专业性技术一般在家庭内部通过代际习得,从事小手工业生产的家户占总户数的12.79%。

第三大类是出卖劳力,共6户。他们多是因躲避灾荒或压迫,由临夏、临潭等地迁来的人,靠为寺院、活佛或当地富农、富牧等打长短工为生。以此生计方式维系生活的家户仅占总户数的6.98%。

 

2 1958年前上、下加科各户生计方式


数据来源:关于加科公社的经济特点和所有制问题的有关方面的调查报告(1965年6月11日)[9]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只是依据主业对家户生计类型做出的归类。日常实践中,一个家户经营的生计往往是多元的,如靴匠在为寺院僧人提供靴子的同时,也串乡进行其他货物的小型贸易。

在上、下加科的86户中,有80户在从事不同层次的商业经营和小手工业生产,占到总户数93.02%。由此来看,加科具备典型的市场特征。除占比很小的家户靠长短工为生外,基本每家每户都与当地市场紧密联系。一位来自临夏、在加科定居并经营餐馆生意的回族商人讲述了他搬到阿木去乎的动机和过程:

1953年由于庄稼没成,我到阿木去乎来做生意,随后看到这个地方还好过日子,所以1954年初我就把家搬到阿木去乎。5年以来就开馆子到1958年,1962年又开了一个多月的馆子。[14]

对他来讲,定居加科,一方面是因为原来地方生活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阿木去乎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他们属于农牧社会的外来者,没有土地、牲畜等基本生产生活材料,离开市场,他们一无所有。市场是阿木去乎乃至甘南藏区对他们最大的吸引力!

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加科市场的发育程度还是比较低的,属于比较低层次的市场类型。首先,加科人的商业经营和手工业生产基本是以家户为单位的,没能构成集中的大规模生产或贸易形式,这很可能与我们前面谈到的加科回族的“核心大家庭”结构有紧密关联。其次,以物易物是加科市场的主要交换形式,商人或手工业者主要是以物产或手工艺品来换取当地农牧民的牲畜产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程度是比较低的。第三,市场的辐射范围有限,消费群体主要集中在阿木去乎寺院及其管辖下的阿木去乎八大部落,加科市场没有突破阿木去乎范围。

通过对加科历史档案的梳理,我们发现,与当地藏族社会所体现出的集体性不同,加科人在家庭结构和财产占有、生计方式等经济形式上呈现出更多以家户为基本单位的个体主义色彩。上面提到,不同地方的人因不同缘由聚集到加科,使加科形成一个聚落;在这个聚落的各家户间,既没有血缘连接,也没有集体规则的约束,更没有共有仪式带来的集体欢腾,可以说这种聚落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而非社会意义上的。

三、有关传统加科性质的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加科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市场不同,严格来讲它的市场是带有强烈封建性质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档案材料中,有关“加科村”的性质,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应将加科村落定位为当地市场,如同拉卜楞寺前的“丛拉”;另一种则将加科村落视作当地寺院的“塔哇”,认为加科村民传统上多是为寺院提供服务的人[9]。事实上,加科村落的确包含了“丛拉”和“塔哇”..的一些特点,加科聚落的形成,是基于善于经商和手工业的回族人与阿木去乎寺之间的相互需要,在两者相互需要基础上形成一种封建式的契约关系,即外来的回族为阿木去乎寺提供商业和手工业等方面的服务,阿木去乎寺则为外来回族提供居所及区域范围内人身财产方面的保护。加科村及清真寺修建的土地是以阿木去乎寺院的名义供给使用的,而且加科传统上不设头人,归寺院的“四大衙门”——吉哇、更擦布、协敖..、聂日哇..直接管辖,担负阿木去乎寺的摊派和苛捐杂税,并服一定的劳役。如每年春节寺院会给加科摊派红枣,六月僧人浪山时摊派白面,三年一次的吉哇换任时摊派白面和清油等[14]。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加科视为阿木去乎寺院的“塔哇”,因为在法律身份上,作为加科家户和人口主体的回族并不完全依附于寺院,他们并不束缚在土地上,在人身和劳力上都是自由的,有着更加自由、更多形式的生计方式和谋生手段。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加科包含着较强的市场特征。在形式上,加科与拉卜楞“丛拉”呈现出同样的“围寺而商”的“寺院型市场”特点。但是,加科又与“丛拉”有所不同。首先,在市场等级上,拉卜楞“丛拉”属于较高等级市场,它的服务的范围更广泛,包含了今夏河、合作、玛曲、碌曲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辐射至其他省份;而加科属于次级的和基层的市场,如前所述,其服务范围大体是以寺院管辖的部落范围为界的。其次,在社会关系上,一方面加科是与寺院关联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建在当地部落土地上..,跻身藏族部落中间,与当地社会也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是经济层面的,也是社会层面的;既包含了与寺院的关系,也包含了与当地藏民部落的关系。事实上,加科从物理性聚落到社会性村落的现代转型,也正是从社会层面上开始的。

四、加科的社会生成“三步曲”:身份、土地和市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加科面临的诸多因素,阻碍或限制了其内部的社会生成。其一,作为一个四面八方的外来客所组成的聚落,除少数分家的兄弟家庭外,加科居民之间缺乏血缘关系,它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形成社会的基础要素。其二,与周边固定在土地和草场上的藏族社会不同,加科是一个流动性极强的聚落,不断有人迁进迁出。以下加科一个回族的迁移史为例,1928年其由于生活所迫卖掉临夏的土地后逃荒到下加科,1931年从加科跑到临潭,1935年迁回临夏,1949年迁至合作,1952年迁至阿木去乎加科定居,之后赶一头小毛驴串乡卖菜为生[14]。由此可一窥加科内部人员高度的流动性。其三,尽管民国时期聚居于加科的回族商人成立了“学董乡老”制以加强对内部社会事务的管理,但是作为一种自发的民主管理制度,“学董乡老”制本身缺乏强制性,另一方面相对当地原居民而言作为“客”的身份,又使得加科人在更广泛的当地社会事务参与上缺乏优先性。

开垦并占有土地,是加科社会生成的重要一步。1958年,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下,加科村新开垦土地 370多亩;1964年,又在阿木去乎寺院废迹上平整开垦土地170多亩[9];尽管这些新开垦的土地在不同时期的所有权或属于集体,或属于家户和个人,但加科第一次开始在产权意义上占有土地。1958年实行公社化,牲畜、土地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大体做到了统一生产,统一调配劳力,统一分配。自此,加科开始作为一个法人团体,对他们新开垦的一千多亩土地拥有了实在的产权,而不再是借用寺院土地的依附者;正是因为土地的拥有,加科开始出现明晰的村落边界,成为一个法权意义上的独立单位;加科人也开始变“客”为“主”,他们拥有了一个平等的社会身份和法律身份来面对寺院和周边藏族村落。

当时,加科居民被抽调编入牧业组、农业组,集体化生产代替了以家户为单位的单干[15]。但是很快发现,在牧业上,加科的绝大部分牲畜是役畜,不能生育,在牲畜繁殖上面临很大困难,发展牧业潜力不大;在农业上,周边村落传统上就都有明确的边界,很快可开垦的土地已经开垦殆尽,加科人均占有土地极少(人均不到3亩),且新垦土地肥力不足、产出不大,农业发展也出现瓶颈。加科既不同于牧区,也不同于半农半牧区的特殊性很快被当地政府管理部门意识到,“发展生产究竟是以农为主,还是以牧为主,或者是以手工业或牧业为主呢?”[15]开始成为加科发展面临的新问题。经过系列调查,最终决定加科走农副业为主的发展道路。

从档案材料我们发现,哪怕是集体化时期,加科人的商业活动也从未中断。受传统生计和商业惯性影响,加科人普遍存在“重商轻农”或“重小手工业轻农牧”的思想,认为农业收入慢、获利小,而热衷于小商贩、家庭手工业和副业运输[9]1958年公社化时期,加科商业和小手工业被加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实行公私合营。当时,加科小商贩即投资入股组成了联营杂货铺(6人投资)、联营蔬菜铺(6人投资)和联营饭馆(7人投资),但是不到半年,私人商业活动被定义为“投机倒把”而遭到禁止,杂货铺转入供销社、蔬菜铺解散、饭馆转为大公社经营,他们这次较早尝试超越小家户形式的商业实践无疾而终[16]

1962年,加科的市场再度开放,并被纳入当地社会发展。据1965年调查,上下加科的86户中,“投机倒把比较严重的18户,约占总数的26.5%;一般投机倒把活动普遍存在”[17],由此可见当时商业活动之频繁。一方面,加科人继续以家户为单位,从事小型的传统商业贸易,如“大量宰杀贩卖牲畜,倒卖白银黄金和各类物资票证”等;另一方面,一些人紧跟时事,开始探索新的商业形式和更广泛的市场,其中一位石姓回民在街上开设了一处饭馆接待往来汽车司机,一跃成为大老板,两年多时间营利近2万元;一位马姓回族商人贩卖当归等药材,甚至将市场扩展到西安、郑州、四川、广州等地,大获其利,并以部分收益在夏河盘房7间,收租吃利[17]。差不多同一时期,还有一些商业和手工业形式不容忽视,即按照传统职业分工进行的公私合营和集体化生产。加科最主要的举措首先是把银匠、木匠、铁匠、靴匠等小手工业者组织起来,采取发原料、收成品或加工订货的形式进行以季节性活路为主的生产;同时由于手工业技术性强、小而灵活的特点,采取了集中生产与分散生产相结合、固定设点和流动服务相结合的多种多样的经营方式。其次是把全村车辆、畜力、人力配套组织起来,搞短途运输、装卸、搬运、伐木、采集药材等副业活路[15]。虽然之后不久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组织被解散,但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加科商人对商业形式和市场的探索,以及商业经营和手工业生产的集体化发展,为加科社会的内部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

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1958年以来党和人民政府采取的系列举措,使得加科一个从外来人口组成的物理性市场聚落,转变为了一个以土地和市场为核心的集镇社会,完成了其内部的社会生成和现代转型。综上所述,加科的社会生成和现代转型大体经历了三步,这三步既是时间上的呈现,也是结构上的累积。第一步是对封建政治的废除,等级制度被打破,加科及其人民获得了身份上的平等地位。第二步是土地的开垦和分配,使加科首次以法人团体身份获得了明确的土地产权,从而明晰了加科的社会边界;但是以土地资源为基础的农牧业并不符合加科实情,不能真正激发其内部发展的活力。第三步是市场再次开放确保了加科内部的繁荣,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形式的商业经营和手工业生产实践,一方面使加科延续了传统的商业特点,另一方面也为后来加科内部行业团体或行会的成立提供了经验。

五、余论:跨越单一民族研究的可能

加科村在甘南藏区扮演着多重角色。第一,加科村是一个传统基层市场,而且直到今天依旧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商贾、能工、巧匠云集其中,它的服务范围是以所在地区寺院和藏族社会为主的。第二,加科村是一个社区,但它不是一个血缘基础上形成的自然村落,而是由不同地方的人在此聚居逐渐形成的纯地域性聚落;直到1958年的土地开垦和分配开始,它才开始逐步具备社会的特性。第三,加科村落还是一个多民族互动场域,是以回族为主体,汉、藏、撒拉等多民族共居之地。在经历了获得平等身份、获得土地、市场重新开放这关键的“三步曲”之后,甘南藏区诸藏族村落间的回族村落——加科,已经从一个悬浮于藏族社会的市场聚落,转变成为甘南藏区社会内部的一种重要村落类型,而且从其他藏区的经验来看,这种村落类型可能在全藏区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

对加科回族村落及其内部社会生成和现代转型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对回族社会的不同类型进行有效补充,以探索回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不同模式;另一方面还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进一步理解藏族社会及其内部民族关系提供了启发。对今天的藏区研究来讲,要想达成对藏族社会的整体理解,除了通过对藏族社会内部结构进行考察以获得对共同体特征和民族特性的把握这一研究路径之外,或许我们还可以从加科这样的、由其他民族人口组成的不同层级市场切入进行研究,以从外部获得对藏族社会整体性和开放性的理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加科回族市场聚落社会生成机制的考察,提供了跨越单一民族边界进行民族社会研究的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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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7] 下加科生产队各户经济状况初步调查(1965年1月24日)[A].阿木去乎镇档案室,档案号:1281-153.

[8]马晓军.甘南宗教演变与社会变迁[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9] 关于加科公社的经济特点和所有制问题的有关方面的调查报告(1965年6月11日)[A].阿木去乎镇档案室,档案号:1281-158.

[10]阿木去乎乡加科公社所属生产队基本情况表(1965年3月6日)[A].阿木去乎镇档案室,档案号:1281-153.

[11]各户阶级成分及单行材料(1965年)[A].阿木去乎镇档案室,档案号:1281-157.

[12]常丽霞.藏族牧区生态习惯法文化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以拉卜楞地区为中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

[13]阿木去乎人民公社1958年工作总结(1958年)[A].阿木去乎镇档案室,档案号:1281-112.

[14]加科公社社教工作组—本公社藏民生产队公开划分阶级成分表册及各户单行材料[A].阿木去乎镇档案室,档案号:1281-155.

[15]关于加科公社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及其有关方面问题的情况报告(1965年)[A].阿木去乎镇档案室,档案号:1281-158.

[16]关于1958年加科公社社员私人投资所经营的杂货铺等三种营业资金问题的请示报告(1965)[A].阿木去乎镇档案室,档案号:1281-158.

[17]加科公社关于当前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敌情的调查材料(1965年1月26日)[A].阿木去乎镇档案室,档案号:1281-149.

注释

①锅庄,藏语音译,指由“本地藏族贵族开办,集旅店(同乡会馆)、堆栈与贸易中介功能为一身的经济组织”(郑少雄:《清代康定锅庄:一种讨论汉藏关系的历史路径》,《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以康定地区“48锅庄”最为出名;也有学者认为锅庄是歇家的一种形式。

②歇家,是“藏边民族贸易”的产物,分布于甘、青、川等汉藏交界处。明清以来,外来商人或农牧区人民在县城等地进行贸易交换,会在县城寻找一固定家户结对,该家户为他们提供食宿便利、人身庇护、语言沟通以及贸易、赋税、诉讼等领域的中介服务。歇家一词,既被用于称呼该家户,也指此类贸易交换形式。

③丛拉,藏语音译,意为市场。尤以拉卜楞“丛拉”最为出名,是围绕拉卜楞寺及其塔哇,由外来的汉回等民族商人组成的一种贸易市场,他们向寺院交租,受到寺院庇护。

④为论述方便,下文所写“加科村”即为“阿木去乎镇的加科村”。其他情况会说明。

⑤当时阿木去乎行政设置为夏河县第六区阿木去乎乡,其下辖加科为公社建置,基本就是今天加科村的范围。

⑥吉哇,藏语音译,是拉卜楞寺派往一些属寺主管寺院教务的代表,充当寺院大管家的角色,主要负责管理全寺财物或后勤工作。

⑦更擦布,藏语音译,是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派往一些属寺的全权代表,其代表嘉木样活佛在所派寺院及所辖部落执行政教一切权力。从嘉木样的80名侍从中选任,一届任期三年。

⑧在当地寺院和封建头人的策划和组织下,1958年农历2月21日,阿木去乎地区以插箭为名,纠集反革命武装叛乱,1958年10月基本平息,平叛过程中摧毁了阿木去乎寺院。

⑨尕加毛村,自然村名,隶属阿木去乎镇黑力宁巴行政村。位于加科村南偏西方向,距加科村1.3公里左右。

⑩克莫村,自然村名,隶属阿木去乎镇扎代行政村。位于加科村东偏北方向,距加科村1公里左右。

⑪塔哇,藏语音译,意为“寺院周围的村落”。一般是指没有土地、牲畜,靠为寺院服役以维持生活的完全依附于藏传佛教寺院的村落。

⑫协敖,藏语音译,主管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的僧众戒律,处理僧人中的纠纷等。

⑬聂日瓦,藏语音译,主管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的财务工作。

⑭加科村的居住地建在尕加毛村和克莫儿村的交接地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