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族聚民：国民整合与中华民族建构的发端及遇合（1895—1925）

作者：冯育林  责任编辑：高新水  信息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21-01-29  浏览次数： 3446次

【摘　要】中日甲午战争加速了中式天下体系的瓦解，近代中国由王朝国家转型为主权在民的民族国家。为了救亡图存，资产阶级革命、改良、立宪各派均认为，亟需提升国民程度。而时之中国人实则一盘散沙，欲论国民程度，既要促国民独立，也须促国民合群。这时，先期觉醒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日本舶来民族主义范式，又基于中国历史创制出中华民族概念，将之视为国民合群符号的不二选择。经过资产阶级各派别的不断论说与辛亥革命等事件的催化，呈散在状态的国民逐渐被包裹到统一的民族主义中，及至化为一个以中华民族为称谓的民族共同体，促成了“国民”与“民族”在中国场景的遇合。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华民族被赋予国族形式建构，成为凝聚国民共识和展开国民动员最为重要的价值标识和政治机制。于是一条“以族聚民”的现代性逻辑，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革故鼎新中呈现出来，并持续影响了中国民族政治的发展演变。

【关键词】国民整合；国族建构；中华民族；民族国家；清末民初

一、问题的提出

无论基于什么样的历史起点来思考中国的国民整合与中华民族建构，都无法回避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到孙中山逝世这段历史。因为甲午海战的爆发和马关条约的签署，加速了中式天下体系的瓦解，将中国人推向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汇之以梁启超、杨度等为代表的改良派、立宪派，正是在甲午海战和马关条约的倒逼下，腾升起救亡图存的国民整合意识和国族建构意识。故而这三派在产生后，随即投入了如何借民族主义来聚合全体国人，以在天下体系瓦解后再造新邦的政治角逐中，且在经历辛亥革命、民国成立等历史环节后，演绎出一条“以族聚民”的现代性逻辑。虽然中华民国成立后，改良派和立宪派逐渐隐没，孙中山等早期革命派代表人物亦相继离世，但是由他们共同定格的“以族聚民”逻辑却没有退出历史政治，相反却成为了此后国民整合与中华民族再建构的历史基点，影响至今。

如今，百年历史已去，全体中华儿女汇聚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期许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对国民全体凝心聚力的政治方略，再度审视“以族聚民”的最初发生，具有以古鉴今及澄清历史与现实关联的重要意义。目前已有部分学者注意到国民整合与国族建构在近代中国政治中的彼此勾联（1）1，且围绕民族国家的演进逻辑道出了中华民族是一种国民整合的社群形式^［1］、中华民族的构建过程就是一个国民整合过程^［2］的历史真相。但有所缺憾的是既往研究并没有回到历史场景中，就国民整合与国族建构（中华民族建构）两个看似独立的范式关系，到底是在怎样的历史变革中走向了彼此勾联、又是如何实现了历史性遇合，作出完整阐释。

本着廓清历史迷雾、描绘历史底色的目标，文章采用线性历史的手法，以《马关条约》签署之1895年至孙中山逝世之1925年为历史时段，以资产阶级革命、改良、立宪三派的政治叙述为内容主体，以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等为过程性事件，努力在波诡云谲的近代政治面相中，解剖“以族聚民”的历史发生。其中，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民族”这种社群形式如何在天下解体中成为了散在国民的整体性机制；二是国民整合与中华民族建构怎样演绎了“以族聚民”的历史逻辑；三是近代中国的“以族聚民”产生了怎样的历史遗绪，其与当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二、“天下”解体中的国民唤醒

人们常以为“天下观”是古代中国独有的一种世界观，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完全准确。西方世界也有其独特的“天下”观念，所不同的是，古代中国是“教化天下”，西方世界则是“征服天下”（2）2。罗马帝国就曾希望在基督教普世主义之上建立一个由教皇统治的世界社会，只是由于十字军东征的失利与世俗政权的反叛，使得西方“天下”较早时候就遭致瓦解。瓦解后的西方“天下”，在贵族、国王、资产阶级的多重博弈中幡然醒悟，转而求诸在天下中建立利维坦式的民族国家，行丛林法则。但“天下”追求并没有就此在西方消失。民族国家的需求与竞争，很快由国家内部溢出向外，生成民族帝国主义，并伸手于世界，欲图再造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天下”。也恰是此时，持民族帝国主义的西方“天下”，器物的战斗力、意识形态的渗透力，似乎都反超了文明已久的东、中、南几个古老“天下”（3）3。于是继十字军东征、蒙古军西征之后，新的一轮“天下”角逐开启。客观地讲，这场角逐并没有绝对的胜利者，因为既有的“天下”在彼此的碰撞中，连其自身都一块被摧毁了。西方民族帝国主义失去了殖民地，未能如愿建构新“天下”。其他几个古老“天下”，也在反抗以西方为中心的“天下”时相继瓦解。譬如一直自负于“天朝”之外皆为蛮貊之邦的中式“天下”，在与携民族帝国主义袭来的西方“天下”相遇时溃不成军，领土受侵、主权丢失、属邦离异，连整个伦理价值体系和政治实践体系都瞬间坍塌，直至进入天下不存、国将不国、种将不保的空前浩劫。

总的来看，这场“天下”碰撞，是以西方的新“天下”企图为肇始。但西方民族帝国主义为了达到其经济扩张、原料剥夺、资本榨取、建构新天下体系的目的，也在竭力地向外输出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政治—宗教伦理价值。而“天下”结构破碎后，在现实中颠沛流离与迷茫徘徊的非西方世界亦开始期冀能够习得西方之法，以图“师夷长技以制夷”，日本可谓这方面的先行者。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成为能够与西方国家相匹敌的东方式民族国家，并很快也像西方那样携民族帝国主义而向外，试图建立一个由日本主导的大亚细亚“天下”。日本的这一“天下”追逐，直接导致了东方“天下”内部的中日甲午战争，并予中国沉重打击。彼时，战败的中国彻底从“天下”睡梦中苏醒过来。晚清政府为了挽救王朝统治危机，亦试图效法日本，拜西洋为师，继“求富”“求强”后，又兴起变法求新。然始料未及的是，在民族帝国主义的渗透及清政府主动地西式学习中，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结构和帝王—贵族—平民社会结构出现了分裂，中国产生了相较“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及作为其后果的资产阶级。新生的资产阶级在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外国资本主义的交相压迫下，在生存处境的挫折中，开始反思曾被视为“夷”的西方世界及本是“蕞尔小国”的日本为什么能够战胜“文明”的中国，并对西方的经学体系和政治伦理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历史中的“东学西渐”在这时出现了反转，“西学东渐”成为一股不可逆的浪潮。

资产阶级和先期觉醒者接纳了西方新型知识体系，并将之与中国纲常伦理进行比较，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政治理念进行反思，使得他们认定中国式“天下”节节败退与瓦解的罪魁祸首乃是君主专制。由于长期的君主专制及其腐朽无能，导致了社会民众的无知无力。整个社会，一是普遍缺乏国家观念，只知道“天下”和朝廷，而不知道国家；二是普遍缺乏国民观念，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三是普遍缺乏独立性，君令民为黔首，民亦自视为君之子民，又或整体仰庇于洋人。痛定思痛后，资产阶级内孕育出革命、改良、立宪等多个派别，并纷纷认为，“天下”已不复，人类进入了物竞天择的国家社会，而在国家社会中，国民才是根本。一时间，一场爆发于社会精英中，以唤醒国民为目的的政治自由运动铺陈开来。各类报章、公论皆以国民为主题，国民成为“磅礴于国中之一绝大名词”^［3］。革命派追求申民志而扶国宗；改良派申论“国所兴立者何，曰民而已”^［4］62；立宪派提出“谋国者之所宜主张者，惟国民责任论”^［5］208。国民性成为资产阶级各派别的抗争与认知焦点。

那么何谓国民呢？时论者有谓“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6］56。但以当时中国之情形而论，持有这种国民观念和国民身份意识的仅仅是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少数清流士大夫，那些真正统掌国家政权的官僚阶层尚未完全具备，广大的底层民众则更无需待言。一些民众“当洋兵攻城，多作壁上观”^［7］323，乃至为了谋取自身利益而加入“外籍”，甘愿充当帝国主义的顺民。于是为了造就国民性，资产阶级和有识之士提出，国民应当从君主王朝的专制统治和洋人的剥削压迫中独立出来，实现自由、平等。概要而言：一是要开民智，“国非能自强也，必民智开，然后能强焉”^［4］68；二是要张民权，“民权未能扩张，国权无由巩固之时”^［5］232；三是要树民责，“全国人民人人尽有之责任，而非君主之责任，国家即在吾人肩上”^［5］245；四是伸民力。总而言之，就是要造就一种现代国民程度，以图救国保种。

由于资产阶级“国民唤醒”运动的施压与刺激以及同西方世界的直接碰触和专门考察，“天下”瓦解中的晚清政权亦萌发出国家理念和国民观念，认识到“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8］43，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豫储立宪国民之资格”^［8］44。“国民资格”“国民教育”“国民主义”“国民精神”“国民权利”等概念与观念开始在清王朝的官方策论中流行，尤其是在地方各界奏请清政府开设国会、开设议院以启民智的奏折中。于是，为了顺乎时势，晚清政府颁布了象征着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思想正式产生的两部法律文件：一是《钦定宪法大纲》，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其在确保君权的基础上，注入了代议制、国民权利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元素；二是《大清国籍条例》，其以国籍而定国民，对中国人国民身份的本有、获取、失去作了详致规定。这两部法律文本与时之政治—社会话语，反映出晚清政府已被动地接受现代“国民”理念，折射出几千年的“臣民”开始向现代的“国民”转型。只是清皇室和官僚阶层，囿于其尊严和特权需要及其故有的保守性，仍在心理层面视“民”为“臣民”。

三、觉醒中的国民合群方式探寻

晚清之际，“只知天下、不知国家”的中国民众，既对失去“天下”依托感到沮丧，又对君主朝廷感到失望，加上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式微，他们变得更加迷离茫然。鉴于此，资产阶级在吸收西方论国民独立之自由主义哲学的同时，对促国民合群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表现出极大兴趣。借“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的进化论观点，革命派认为“聚人以为群……国之群大于部落，亦犹是群”^［9］，改良派强调“人非群则不能使内界发达，不能与外界竞争”^［10］，均希望实现独立之国民的合群化，来弥补“天下”瓦解后的国民凝聚力缺失。但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中，中国民众被塑造为兼具奴性、依赖性和地方性的社会个体而散乱于江湖，适应了小农状态，并不具备合群的公共德性。一直到了近代，整个社会依然弥漫着家族和家乡观念，“庞然四百兆人经数千年聚族而居者……含小群无数”^［11］44，终究不过是一盘散沙，毫无力量。

为了促民合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比较西方国家政治思想变迁历程，观察西方之民缘何而聚、缘何而强后，认定民族主义是最合时宜的合群范式。唯民族主义能对内统一全体之群力，对外而有界，唯民族主义能合群以救国保种并对于外敌。民族主义之所以能让资产阶级产生这样的认同，并得到其青睐，大抵有这么几种缘由：一则早期接触西学的人，被西方民族主义建国的成功所吸引，并被民族国家展示的宏伟之力深深震撼；二则在他们的观念里，民族是促民众生国民性的必经阶段，唯民族建国能予国民自治与独立，实现自由、平等之权利；三则民族因语言、风俗、习惯、历史、地理的同一性特质，而与群有了很大的相通之处；四则民族主义所提供的集体历史记忆，正好能填补“天下”瓦解后的情感空白与认同缺失，形成新的人群凝聚纽带。所以接触合群观念后，时之思想家常把“群”与“民族”“种族”等族类概念相混用，甚至直接由群的思想发展出民族联合的观念。西方学者也由此而判断，近代中国思想家实际上是以“民族结合了民的观念和族的虚构”^［12］92。

以民族主义作为合群方式的观念形成后，民族主义很快成为救亡图存的不二法门。面对民族帝国主义的强势来袭，“速养成我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国民所当汲汲者也”^［13］22，“以我国民族主义之雄风盛潮，扼其民族帝国主义之横风逆潮”^［14］等声音播散全国。民族主义建国和民族主义救国成为了整个社会的热浪。然从当时的历史情形来看，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观念，仅是经由日本舶来的一个“历史新生儿”，人们尚难以对其进行客观定义和准确理解。论者常把民族主义界定为“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15］120，又或简约为“合同种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15］486。基于这样的界说，倡导民族主义的人们，依据各自的民族主义想象、民族主义认知和民族利益考虑，而选择性地界别哪些人属于同种，哪些人具备国民资格，并因此可合在一起组成一民族，进而组织一新国家。

对此，革命派以黄帝子孙作为民族主义想象和民族革命的合法性源泉，认为满族“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者”^［16］29，提出“扑满兴汉”，誓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一个汉族中国为民族国家，实现汉族的民族主义。革命派的这一主张，使得民族主义所潜藏的政治悖论和故有局限显现出来，并演化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重大内部分歧。针对革命派革除满清的主张，“蒙受皇恩”的改良派认为“满洲、蒙古之人，皆吾同种，何从别而异之”^［15］212，进而以西方“合多数之民族为一国家”的伯伦知理学说为理据，提出“必离满洲民族，然后可以建国乎，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诸民族，而亦可以建国乎”^［17］75的时代追问，并以此来阐明以“排满”而论建国，实在是“造成国民资格之一道魔障”^［17］75。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相持不下之际，携西人甄克思国家主义学说而来的立宪派，直接以民族论国民资格，认为“中国为广土众民、种族庞杂之国家，其国民程度，各自殊异，不相齐一”^［5］260，汉、满、蒙、回、藏五族中唯汉人具备国民资格，若要实现国民合群，须先“谋文化之同一”^［5］305，施“满汉平等，蒙、回同化”^［5］305之策。其实，立宪派的主张也是民族主义的，只是其自视为国家主义罢了。不过在排满问题上，立宪派此时独具慧眼，认为若汉满各持民族主义互相排斥，最终结果将是全体瓦解、外人乘之。以当时中国岌岌可危的状况而言，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或许，引入民族主义理论的早期人物，在引入这一理论并倡导中国民族主义之初，只看到了民族主义在西方国家展现的磅礴力量，而未能想到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工具以及民族作为一个兼具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多重属性的共同体，可能招致的误读与误解。同时，他们作为运思于民族主义理论和民族国家模式的思想者和革命者，也没能充分认识到原生型民族国家与中国现实的差异。西方国家在开启民族国家建构以前，其内部人口已经在罗马化的“刨子”下和基督教的世界社会中变得同质化，且民族意识已经觉醒，具备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条件。而中国民族意识和国民意识都未能全面觉醒，在推翻帝制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自然就会面临国民与国家、国民与民族、民族与国家、民族与内生于其中的各类人群等复杂关系问题。由于这些现实差异与理论借鉴不一，兼以“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历史观念的根深蒂固，认知上有差别、操作主张有分殊也就在所难免。

然尽管如此，资产阶级和早期觉醒者，他们追求的目标却是极为相似的，“都主张以民族主义唤起国民，以民族为基础打造国民，最终都是要实现一个‘民族’与‘国民’一致的国家”^［18］。所以，资产阶级各派别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民族主义作为国民合群途径。经过时论者的宣传动员以及人们对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压迫的直接反触，民族主义成为一股风潮，由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扩散深化至官僚阶层和社会大众，各式各样的拒俄运动、反日运动、抵美运动甚嚣尘上。“谁非国民，谁无热忱”^［19］成为弥漫于国民心中的一股民族精神和民族热情。更为庆幸的是，借鉴于西方经验，资产阶级从中国历史话语体系中探索到了一个既具有国民合群所需的容纳性与聚合性，也能符合民族主义特性与要素的“超然”价值符号，这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完整概念出现，最大限度地消解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论争，修成了新共识，使得全体国人有了一个统一的族性称谓。

四、中华民族作为国民合群符号出现

面对民族主义招致的种种论争与纠葛，改良派意识到中国领土范围内民族种类繁多，并不具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条件，故而提出改造民族主义的方案。由民族的语言文字等文化要素出发，改良派认为，“中国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17］75－76}。就改良派而言，之所以持此主张，一方面是对西方民族国家内部并非只有一族的洞悉；另一方面是受天演论之“合群者所以平群以内之物竞，即以敌群以外之天行”^［20］33理念的影响；再者也是受到“忠君爱国”之传统伦理的规约，认为保皇与保国、保种（中华民族）乃是一体同构的。据此，改良派以“绌小群而就大群”为目标，提出了“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17］76的帝国政略。

改良派的这种大民族合群政略，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精神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譬如立宪派继之认为，“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5］304，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一分为五”^［5］304。清政府为了平息“排满”一说，也在众家的声讨中，逐渐意识到“化除满汉畛域”“平满汉之界”才是保全统治之策。部分满人官员和留日旗人，也开始树立起合群与大民族的观念，认为“合两民族以上而成一国者……欲绝内讧之根株，唯有使诸族相忘，混成一体”^［21］41，提倡“五族大同”“合群保种”。在此过程中，革命派的民主共和理念渐趋成型，对中国的民族格局渐有新体认，并察觉到西方民族主义的潜在隐忧，故而改变了以往过于激进，乃至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承认“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9］324，民族革命也并不是要灭满洲民族。尤其是在边疆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势下，革命派意识到“欲保守汉人土地，尤当以保守满、蒙、回、藏之土地为先务……欲改革今日之君主立宪，非融合汉、满、蒙、回、藏之民党亦有所缺憾也”^［22］245，且在武昌首义之后随即提出“五族共和”的国家建构设想。

“五族共和”作为国家建构理念的提出，是革命派在资产阶级内部较量及其与晚清遗留势力的斗争中所体现的政治清醒与政治妥协，也“可谓中华民国得以建立的政治思想基础以及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得以形成的政治前提”^［23］97。辛亥革命爆发后，正是在“五族共和”“不分满汉”“一律对待”等口号下，“五族”乃至壮、苗、维、哈、傣等众多少数民族投身到了各省独立自治运动中。一些受大民族主义浸染的爱国人士，甚至发起由多个民族组成的联合会，号召各族联合起来，以谋共和统一。经过南北议和、清帝退位等历史环节，初立的中华民国集革命派、新旧政要一道宣称“举满蒙回藏汉五族国民合一炉以治之，成为一大民族”^［24］400，进而实现了对于中国历史疆域及其人口的现代性承继，且反映出民族融合理念在乱世中的萌芽。

遗憾的是，此时的大民族还只是存于知识分子头脑里和流于社会的一种思想观念，其虽有中华民国国民作为形体，但却没有一个恰当的合群符号以作为其族性称谓，更勿妄论获取全体国民的认同与接受。实际上，定一个怎样的国号，用怎样的一个族性概念来指称全体国人，一直是启蒙思想家的困惑。改良派在推动戊戌变法时，便已从中国历代朝号、外人称呼和国人自称中攫出中华一谓，认为“今定国号，莫若用中华二字”^［25］342，并破天荒地将古已有之中华与晚近舶来之民族合构在一起，生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为了给中华民族正名，唤起与增长“民族共同之感情”，改良派还专门就中国历史民族演进做了考察，断定“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26］4，古代中国曾存在的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皆已同化其中。清末新政中与改良派有所相通的立宪派，承袭了这种认知，直接使用中华民族作为国民合群符号，主张消除蒙回藏诸族“种族即国家”和“君主即国家”的观念，使“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尽成为中华民族，而无痕迹、界限之可言”^［5］372，进而实现国民统一和国民幸福。

但需要注意的是，改良派和立宪派主要是从各族群的历史共生与文化交融的角度，来论证中华民族作为合群符号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在他们的认知中，中华民族更多地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并不具备多少政治意涵。中华民族的政治化主要还是由革命派完成的。革命派在辛亥一役之前，虽然鲜有对中华民族一词的直接使用，却在“振兴中华”“恢复中华”的革命进程中，以中华来展开民族主义动员，使中华的合群性质浸润于社会民众，并成为一个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族类概念。而在革命与新政权的建立过程中，早期有所纷争的革命、改良、立宪各派又不断展现出共识与合作端倪，历史文化意义的中华民族与政治化的中华随之交汇为完整的民族概念，继而嵌入到新生民国的国家建制中。故此，后人在撰写中华民族史时，恰似回应般地指出历史中国“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唯‘中华’二字既为民国命名所采用，且其涵义广大”^{［27］14－15}，若论民族之名，“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7］15。

这样一来，以中华民族作为国民合群符号和族性称谓，遂逐在民初的政学两界中毫无掩饰地表现出来。一些进步人士，明确提出中国人种“若僮、若瑶、若苗、若番，不知凡几，又不止五族，故谓之中华民族”^［28］166，又或指出中国各族已结合一体，“合满汉蒙回藏之民谓之五族，毋宁谓之大中华民族”^［29］。继孙中山出任大总统的袁世凯，亦不仅在诸多政令中使用中华民族概念，而且还较为自觉地“使用‘中华民族’的名称来涵盖中国境内所有民族”^［23］110。甚至中华民国官方还希望以忠孝节义的中华民族特性作为立国精神，以感发兴起国民的合群观念。基于种种观念论证与现实发展，用中华民族来作为这个“新国家”国民全体的整体性符号和族性称谓，似乎已是顺理成章。

不过，仍需承认当时的中华民族认知还不是十分稳定，时而包含满、蒙、回、藏、苗、瑶各族在内，时而又仅仅指代汉族。在概念的使用上，中华民族也非表征国民全体的唯一。诸夏、支那民族、震旦民族、中国民族、黄汉民族等概念都曾被广泛使用，而且中国民族和支那民族的使用率与包容性，还一度超过了中华民族。本质而言，中华民族出现于清末民初的政治社会，起初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寻找一个国家名号和群体符号而拟制的合体概念，并不具有民族主义意涵。只是在后来，人们逐渐发觉中华民族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动员成效和集体象征意义，才对其加以理论的界说与现实的建构，赋予其关于中华国民的集体内涵，并将之内外传播。

五、向着国民整合的中华民族建构尝试

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由天下帝国转向民主共和的现代民族国家，以语言、文字、宗教之文化意义来厘定的中华民族进阶为政治民族，过去被唤为臣民的中国民众被统一纳入到民族的国家体系中，在政治上化身成为国民。但从本质上来讲，辛亥革命只是摧毁了专制统治的政治结构，历史延续的地方割据、士人治理、洋人殖民和封建伦理，仍然桎梏着广大民众，国民离散和族群涣散依然存在。为了适应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成长逻辑，体现国民性与民族性，初生的中华民国不得不在理念上超越以往人种学意义上“人之由散入群”的合群观念，在实践逻辑上由“五族共和”转向“五族合一”，从而展开更深层次的国民整合与国族建构。为此，民国甫立，当即宣布“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30］16，把国家统一、国民整合、民族一体三者胶合到一起，揭开了超越国民离散性和原生族群多样性的国族建构序幕。

具体而言：一是扩大国民范畴，承认“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受制于一部者”^［31］429以及过去属于边缘人群的蛋户、惰民、丐户等，皆是中华民国国民；二是确立国民平等，在宪法层面规定不分种族、阶级、宗教的国民平等权利与义务，明令禁止严刑体罚、人口贩卖，以尊人权、保护国民；三是改良民俗，晓示人民一律剪辫，劝禁缠足，普兴国民教育，增长民智；四是促民交融，试图借助裁撤藩属、移民垦殖、边疆建设、统一文言、异族通婚、联谊感情等举措，使五族国民“共除旧见，敦睦新欢，行联合之实，相亲相爱于无极”^［32］13；五是认可中华民族的高层次性，在国民教育及相应政治社会化机制中，传播中华民族包括本部之汉人、苗瑶各土司及西北各地之满蒙回藏诸民族的观念；六是维护中华民族的主权完整性，于内部统合与外交上声明满、蒙、回、藏诸地皆为中国完全领土；七是由官方组织或民间自发成立由各族成员参加的社会团体，旨在把复杂且利害关系纵横交错的各个民族关联起来，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民初的这些官方政令、政要言论及具体实践，推动了初具国民合群形式的中华民族进一步浮出水面，于有形和无形中嵌入到了新生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如中华民国的国歌拟稿就用中华、华人、华胄来指代五族，甚至时之传唱的一些歌曲还直接将“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相对应，道出“美哉美哉，中华民国……美哉美哉，中华民族”^{［23］120－123}的向往。又如一些社会团体直接认为“中华民国不欲其统一也则已，如其欲之，则必求统一中华民族”^［28］166。

然而中华民国初年的政治社会建设并不牢固，窃取革命果实而掌权的北洋军阀，虽其政治话语中不乏发扬共和精神、依国民意愿、救国救民和谋国民幸福之类，但更多地是假借“民主共和”旗号，维护大地主大买办的阶级利益，企图恢复礼教、复辟帝制。所幸此时共和之风已开，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反而激起接受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时代新人，发出“吾人之最后觉悟”^［33］175的呼唤，并由此催生旨在从思想上改造国民性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性在于斩断历史形成的思想藩篱，构造“青春”“张扬”的国民、国族、国家，复活更生中华民族主义。但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论证者，为了使这一主义充分发挥聚合国民的功用，使民众不至于在新浪潮中感到历史文化认同的紧张与失调，故背反了新文化运动告别历史的最初愿望，转而到历史中寻求合法性理据。首先从学术上解释中华民族是“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治融而成，畛域不分、血统全泯……凡隶籍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34］285，经由历史性论证把全体国民装入新中华民族主义中；接着借“以往之中华民族，已在历史上占据独一无二之位置，未来之中华民族，其前程浩浩，殆将有狮虎啸谷，百兽震恐之时”^［35］的历史叙事与未来畅想，给予全体国民历史自信心再肯定，激发国民情感和民族主义热望。

新文化运动对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这种叙述与传播，在遇到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这根导火索后，瞬时点燃了由政治和文化路径解放出来之国民的激情热火，他们纷纷进入到反帝与爱国的五四运动浪潮。如果说甲午海战到辛亥革命期间的国民唤醒尚停留于政治、社会与知识精英，那么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无疑已触及底层民众。在“反帝”“爱国”的呼声中，在新中华民族主义动员下，民众展开了大联合，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不断上演，甚至边远地区的民众亦走上街头举行国民大会，强呼“救青岛就是救中国”。经此盛大洗礼，中华民族意识迅速传播开来，“中华民族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万岁”成为国民运动中常见的政治口号。以往的中国民族、支那民族等族性称谓逐渐消失，中华民族开始成为国民整合的唯一民族标识。如起先对中华民族一谓使用甚少的革命派于此之后，其民族主义由“排满兴汉”“五族共和”升华为“中华民族一体”，倡言“除去民族间不平等，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36］3。而这也正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的核心要义，其以临终遗嘱的形式，使其成为国民党在民国时期的执政纲领。

历史地看，民国初期围绕国民整合而展开的中华民族建构，既发端于历史遗留问题与国内政治的反复，也受迫于帝国主义的强势压力，有着很大的自觉性与非自觉性，大致经历了政治策划、社会动员、学术论证、民众自觉等过程，体现着官方性建构与社会性建构的双面逻辑。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自身局限性与社会力量的薄弱以及历史环境的纷纷扰扰，却又遗憾地使得彼时关于中华民族建构的很多有益探索，多半停留在主观构想层面而未能付诸实践。

六、余论：以族聚民的历史遗绪

毋庸讳言，以族聚民作为一条现代性的政治整合逻辑并非草创于中国。西方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在早期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就已通过在国家政治地理空间内和集体历史记忆中，寻找一个富具容纳性的民族符号来聚合所有国民，并以国民整体性机制的形式，将这一民族符号实体化，使其成为能与国家相契合的国族共同体；继而又以国族共同体来构成国民全体的身份归属和认同所向，更深层次地凝聚国民共识和展开国民动员，以期把民族国家推向富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者，正是看到以族聚民模式在西方世界和邻国日本的成功实践，从而在甲午战败后急切地将其引入中国，直到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逝世前，中国的以族聚民已经清晰地呈现出来。

首先，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各派均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民众充满家族情结、家乡观念及奴隶性，不具备国民程度，所以要从人权和人格层面进行国民唤醒，从文化和人种意义上促进国民合群，使臣民、子民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国民，这一过程就形成了国民唤醒与国民整合。其次，他们还认为中国疆域辽阔、族群分殊、人口异质，所以要运用“大民族主义”来整合“小民族主义”，这样才能实现对各族民众及其生活地域的有效统合，这一过程形成了国族建构。最后，看似独立的国民整合与国族建构进程，在中华民族概念的创制和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实现了二元遇合。中华民族概念出现后，人们有意或无意地用其指称国民全体以及含括疆域范围内的各个族群，到中华民国成立后，更是希望能够更新再造中华民族主义来激发民众的国民情感和民族主义精神。

在这整个过程中，国民是前置性目的，中华民族是经建构的国民整合工具。但中华民族并非纯粹的主观建构产物，其有着极独特的客观实在性，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清末民初的以族聚民，只是中华民族在外力的刺激和生存危机的搏斗中，实现自觉的过程，并借此时机成为了牵引中国民族政治发展演变的历史性机制。根据时间序列来看，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大讨论，南京国民政府宪法制定中关于中华民族的表述之争，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大家庭”等理念的阐发与认定，及至近年党和国家推进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暗含着此时段国民整合与中华民族建构的历史影子。有所不同的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化与现实发展，由历史自在和晚近自觉而来的中华民族已与中国民族国家紧密胶合在一起，其政治社群属性不断强化，展现出来的国民整合功能亦日趋完备。尤其是在内涵幅度与实体外延方面，中华民族与国民全体不仅实现了重合，而且超出了过往任何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成为凝聚起海内外中华儿女最为重要的身份隐喻以及聚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大公约数。

但民族政治的历史演进，也并不是单向度的，很可能呈现出多重图景。一如国民、国族、国家在中华民国后期成为有所分殊话语范式；二如有关国民、国族的话语在当代中国一段时期的淡漠；三如中华民族与国内诸族同时被纳入民族语境，少数民族成为强势话语，出现“中华民族的国族性质遭到抽离乃至蒸发”^［37］的现象。这些现象图景，其实都是根植于国民整合与中华民族建构的近代历史发端，需要今人审慎地回到以族聚民的历史源头探其缘由，以寻解释之道、改进之途。也唯有此，才能有效规避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与现实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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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周平．中国何以须要一个国族？［J］．思想战线，2020（1）．

注释：

1如沈松侨的《族群、文化与国家：晚清的国族想象（1895－1911）》、王柯的《“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郭台辉的《中日的“国民”语义与国家构建——从明治维新到辛亥革命》，这些文章对清末民初国民、国族、民族主义的语义梳理，对国民整合与中华民族建构的讨论不乏见地。

2虽然古代中国的蒙古政权亦曾试图征服天下，但纵观历史长河，古代中国更多地还是以其强大的文明同化力来“教化天下”的。

3东、中、南“天下”，分别指东亚文明、中亚文明、非洲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