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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行为逻辑与路径研究

作者:刘生琰 梁 哲  责任编辑:赵子星  信息来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27-137页。  发布时间:2021-01-21  浏览次数: 141

 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乡村建设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支持。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建设的某些领域逐渐滞后于经济发展,且派生出一系列新问题。以乡村精英为切入点,论述了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某些领域的现状、行为逻辑及实现路径。结果表明: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受到制度结构、经济理性、文化规训、技术变迁、社会转型等因素的影响。构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既要注重从乡村社区内部甄选,也要注重引入原本乡村社区走出去的人才,同时也要畅通“在场”和“不在场”的乡村精英的互相协作渠道。促进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不仅仅停留在行政力量的推进,更重要的是建立显性的农村社区文化网络,促进乡村社区的全面发展,更有效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精英城乡二元对立社会治理新双轨政治行为逻辑

我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格局大致经历了传统社会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和“乡政村治”时期三个典型的历史阶段。不同历史阶段存在着不同的乡村自治状态和与之相对应的乡村精英治理逻辑。传统社会时期,皇权止于县政,国家通过乡绅阶层间接管理乡村社会,实质上就是乡绅自治,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乡村自治;人民公社时期,依靠强大的体制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国家权力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下沉,传统乡村自治彻底终结。此时期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合一,社会达成的是迪尔凯姆所描述的“机械团结”,传统形态的各类乡村精英被单一色的政治精英所取代;乡政村治时期,伴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乡村自治的局面得以恢复,现代意义上的乡村自治产生,村庄各类体制外精英也应运而生,形成了多元乡村精英共存的格局[1]

伴随着乡村自治制度的实施,目前现代意义上的乡村自治得到一定的恢复,乡村内外精英也逐渐成长起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相对于农村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而言的。其目标可概括成“二十字”方针: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学术界同仁的共识。

“精英”研究是政治学、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经典议题。帕累托在《精英的兴衰》一书中将精英定义为:“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无论好人还是坏人。”[2]当代学界的研究中通常认为“精英”是能够通过某些方式对其他人或事有所影响的人,也就是说精英是在重要的组织中掌握有话语权和资源的人。本文中的乡村精英指的是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下掌握并支配各种重要关系和资源,在组织内部通过权力或高于一般村民的资本与资源(学识学历、财富声望、经验阅历、人脉关系、品行等)因素而发挥重要功能、领导组织成员实现组织生存与发展目标的人。

当前,学界关于乡村精英参与乡村发展的路径研究有三个方面:一是“党政引领”。曹帅认为,政治吸纳为精英流动提供了体制空间和合法路径,在制度层面消解了乡村精英的紧张关系,为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以此保障了乡村精英参与乡村发展的政治认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3];张嘉凌则分析了荒凉闭塞的山村动员农民加入基层党组织进而带动村庄发展的过程,揭示了政党、国家、群众与精英塑造之间的关联性,阐明了党的价值准则和目标追求是发挥乡村精英示范引领功能的保证,乡村精英塑造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促成了乡村精英的群体式涌现。在利益和价值多元背景下,基层党组织如何创新吸纳方式,提升整合能力,使更多的精英在党的引领下参与乡村治理成为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关键[4]。二是“社会组织带动”。姜亦炜通过考察浙北与浙南十个村落的新乡贤组织演生过程,以成员政治影响力建构了新乡贤组织的四种理想类型:互益型、辅助型、分利型、协商型。从个人行动、社会网络与现存制度环境三个层面论述了四类新乡贤组织的形成、演变与职能[5];卢志朋等以地方性的乡贤理事会的运作过程,分析了乡村精英参与农村发展的过程[6]。三是“借助文化网络”。季中扬指出在当代,一些“文化网络”保存良好的传统村落,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成效往往较为突出。因此需要扎根于“文化网络”,保护、活化、利用乡村社会中的传统民俗文化资源成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发展的重要途径[7]

上述研究虽然从宏观理论层面厘清了当前乡村精英参与农村社区发展的三种主要路径,但并未指出具体微观生活世界中,身处不同文化场景和社会情境中的乡村精英以何种具体的行为逻辑参与到当前乡村振兴的国家决策之中,亦未能阐释差异性“地方性知识”对于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路径的型塑与影响。因为这种个体的发展总是与其背后的文化意义之网休戚相关[8]

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甘肃X村的个案研究,一方面以田野民族志的方式呈现这一西部农村社区内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厘清乡村精英这一社会行动背后的行为逻辑;另一方面,以这一个案为基础,探索西部特定文化场景和社会情境背景下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具体实现路径。在实施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背景下,探究和构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行为逻辑与路径对于当下的政策实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研究个案描述

(一)乡村概况

X村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什社乡中心地段,西合公路沿线,是乡政府所在地。全村共辖7个村民小组,总户数539户,总人口2345人,总耕地面积5320亩;主要种植冬小麦、油菜花、土豆、玉米、小米等粮食作物;拥有林地320亩,其中经济林果地100亩,人均经济林果地1.21亩,主要种植苹果、梨、桃、樱桃等经济林果以及当归、党参等中药材。

总体来讲,X村有以下几点特征:

1.与传统的西北农村相比,X村处于董志塬上,具备良好的农业发展条件,村民可以较好地维持生计,但当地乡村特色产业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X村传统的经济作物为苹果和少量种植的黄花菜,现有当归、党参等中药材种植,受近两年市场环境影响,该村整体呈现出不富裕的状况。

2.该村的村委会班子成员年龄老化较为严重,主要工作由年轻的村干部完成,村干部工作压力大,不能及时完成村政工作时便会出现应付和造假的情况。

3.该村的文化娱乐活动较少,除赶集这个重要的相互交往的“场域”外,只有在小型文化广场组织的广场舞。

4.该村受“撤点并校”政策的影响,所在Z乡撤销了高中部,该村学生初中毕业后将从军、去外地打工、在本地谋生作为主要的出路。

5.村民居住条件普遍较好,2016年在村庄里修建了小区式居民楼,很多村民在小区购买楼房居住。

选取X村作为个案对象,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其一,X村位于西合公路沿线,距离庆阳市西峰区城区约20公里路程,处于城乡间的中间地带,可以较典型地反映城乡二元结构对立下的乡村特点。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的“空心化”问题愈发严重,该村因处于城乡中间地带,乡村精英向外虽有流失,但仍然有所保留,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

其二,X村整体经济情况在西北农村地区较好,但也存在比较明显的贫富差距,从产业发展上来看,该村并没有将本地的优势产业做大做强,侧面可见乡村精英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功能与影响在当下并非十分满意,存在改进的可能与空间。

(二)X村乡村精英现状

乡村精英是一个界限较为模糊的群体,不仅体现在身份边界的确定上,即没有量化的标准划分其身份边界,还体现在内部不同子类型的划分上,即某一人兼有多种乡村精英类型,可能既是政治精英也是经济精英。该群体所拥有的高于一般村民的资本与资源优势并不一定是外显的,例如学识学历、财富声望、经验阅历、人脉关系、品行等都可以促使其在乡村日常生活及公共事件中发挥重要功能甚至充当主持管理者的角色。

X村的乡村精英群体主要包括:退休人员、村干部、合作社社长、乡村医生、乡村教师、乡村手艺人、酒店老板、超市老板(大型乡镇超市)等。

二、X村乡村精英类型及特征

X村精英类型的划分是一种理想类型,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技术精英、文化精英、传统精英的类型是按照其主要表现出的特点或X村村民的评价划分出来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传统精英可以视为有较高威望、在农村公共事务有影响力的人,也可以视为前述四种精英类型未包含进去的其他精英类型。这种划分方法缺乏定量范式的严谨性。实证研究表明,乡村精英类型的划分是复杂且多变的,也会出现某名乡村精英兼有多种乡村精英类型的情形,这种理想类型的划分是否可以从脉络上厘清乡村精英这一行为主体仍有待考察。但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每个人的具体主观意识不同,对于社会行动意义的理解也不同。他认为人的行为复杂,惯常使用的概念常常面临两种困境,即或是由于概念过于宽泛,使其失掉现象的某种具体特征,或是由于概念过于狭窄,无法包容相关的现象,而理想类型分析方法正有利于解决这个困境。基于这样的思考,在本文中将这种分类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使用,并不表明这种类型学意义上的理想划分能够体现X村内乡村精英复杂且多变的特征。

(一)政治精英及其特征

X村的政治精英主要有村主任、村支书、村文书等掌握有实际权力的人或者退休回乡的领导干部等在村务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这类群体的特征一是熟悉公务,对国家政策有较强的敏感度,二是人脉较为广泛且主要集中在行政事业单位。以退休回乡领导干部为例,其往往也是文化精英,身份上有部分的重叠,但其在乡村中的主要角色是政治精英。

现在村上文书要求都严了,现在不是用电脑多嘛,村干部至少对电脑办公要熟练,我们都年纪大了,这些我们也不会弄。(X村,GJK

我们可以及时看到相关政策文件,所以就比一般老百姓知道的多一点,家里亲戚有个啥事了都到我这来打听,有时候还送点东西。其实我知道的这些一般的村上干部都知道。(X村,ZZ

X村的这两个访谈对象可以划分为政治精英,前者是X村本地土生土长的文书,是典型的乡村精英内部再生的代表;后者是X村走出去担任公职成为禁毒所所长,后又退休回乡的人。这种类型的精英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精英,并且因其曾经担任公职的影响力以及人脉关系,在X村的公共事务中有一定的话语权。

(二)经济精英及其特征

X村的经济精英主要有合作社社长、苹果套袋厂总经理、产业致富带头人等。这类群体的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见识广博,年轻时走南闯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二是拥有一技之长,这点在产业致富带头人上特别突出。X村村民YSJ20世纪80年代外出学得木工手艺,回乡后利用木工手艺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户,是该村第一个购买录音机、摩托车的人,他投资200多万元兴建的发泡厂(苹果套袋)为其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三是善于做决断有实干精神。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信息不畅、社会治安不佳的时代背景下,村民WSX不再务农转而进城经商,目前回到乡镇经营一家大型乡镇超市。以上三个特征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些村民成为了乡村经济精英。

我那会学了个好手艺,那些年基本家家都是木家具,找我打家具的人多得很,我就是那些年挣了点钱,回来后想着钱留着又不能生钱,干脆办厂,让钱生钱,我看到外面做苹果套袋的生意有前景,正好我们这一片全是种苹果的,所以就开了这家厂。(X村,YSJ

我们两口子本来在兰州做买卖,生了两个娃娃。娃慢慢大了,想着给他们好好念书,把娃放到兰州上学又不现实,没办法只好回老家来了,我媳妇会做衣服,在兰州那会做的都是高档西装,我在兰州学的是门窗加工的手艺,想着既然在城里上学困难,那我们两口子把兰州的店铺关掉到镇子上重新开店做生意,还可以照顾俩娃上学。(X村,WSX

个案中的两个经济精英资本积累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从他们资本积累的过程来看,一种是外出闯荡习得某种技术,回乡后利用这种技术发家致富;另一种是外出闯荡多年,最后迫于孩子上学以及家中老人无人照看的压力,被动返乡,回乡后利用其在当地的社会网络以及外出闯荡积累的见识、经验和资本从事经商活动,并获得成功。

(三)文化精英及其特征

X村文化精英主要有教师、乡村表演者等,这类群体的特征是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或熟谙人情世故,在乡村场域内,文化精英因其识文断字掌握更多的知识因而更受村民尊重。受传统文化中对知识分子敬重的影响,村民认为文化知识在孩子的教育中能起到重要作用。在这种集体心理作用下,文化精英在乡村事务中也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我们两口子都在村子的小学里教书。一年级到六年级一共教了二十来个娃娃,教室大的很,冬天了娃娃烧个炉子房子暖和不起来,太冷。我就把娃娃叫到我学校里面住的地方。有时候都不想干了,但一想家里还有老人,还有咱们自己娃娃要看,再说也舍不得带的这些娃娃,我要是走了这些娃娃不知道咋办哩。(X村,WH

这两名小学教师属于文化精英,他们从教十多年,多次向城市调动,但均未成功。他们试图通过从事教学工作为乡村的未来培养新一代的年轻人,这是其谋生的手段,也可视作其个人参与乡村振兴的方式。

(四)技术精英及其特征

X村技术精英主要有乡村医生、乡村手艺人。乡村医生有两种:一是拥有一定技术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牙医、诊所医生等,二是因X村在乡政府所在地,乡医院的医生也属于技术精英。乡村手艺人则类型更加多样,门窗加工手艺、木工手艺等都是凭着自身拥有的专业技能在乡村获得收入。如前文所述,拥有木工手艺的经济精英村民YSJ也属于技术精英,技术精英的显著特点是通过自身所拥有的技术成为乡村中的富裕人家。获得技术有三种途径:一是家传手艺,二是外出闯荡学习技术,三是进入职业院校习得技艺。

我那会上学学的牙科,本来是要留在沿海哩,结果家里人不同意硬叫我回来了,父母就我一个儿子,不想我离开家那么远,我没法子就回来了。我来老家当牙医已经有三年了。(X村,JSM

我是到外面机缘巧合学的手艺。以前那会儿做木家具的人多,我这个人算是勤快的,做活也肯花心思,打的家具市场上也喜欢。慢慢有点名气后,有些好活就寻上门来了。就这么弄了几年攒了点钱,盖了个新房子。后面我看咱们这儿种苹果的人多,就想着弄个发泡厂给苹果做套袋,我是咱们乡第一个做这生意的,当时花了大价钱买设备。那几年挣钱容易,也没有咋愁。(X村,YSJ

可以看出,技术精英存在向经济精英转化的可能性,但并不意味着掌握一种技术就可以实现向经济精英的转型。技术精英作为一个专门的子类划分出来,主要是考虑到技术发展对于传统乡村发展的作用,这种作用是渗透式、渐进式的。

(五)传统精英及其特征

X村传统精英主要是指村中年长者,在村民中有较高的威信,类似于乡贤评理员,可以协调解决纠纷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新乡贤在乡村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凝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村民对传统精英的信赖源于多个方面,如处事公正、品行端正、德高望重等,传统精英在乡村发挥着稳定剂的作用。

前些年咱们村这些老人说话年轻人愿意听哩,这些年听的越来越少了,听的少了这些老人也不太愿意管村子里年轻人的事情了。有的家庭出了大事情,一般都是自己家族里面的长者出面解决了,基本上面子上都过去着哩。(X村,YHS

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村民追求更好生活的动力,但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对乡村的侵蚀下日渐崩坏,传统精英在乡村内部的权威受到侵蚀。恢复乡村的优秀传统文化、改进乡村的有效治理的根本在于能否有效发挥地方性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三、X村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现状

贺雪峰认为国家资源下乡与农民组织能力的提高必须要结合起来:要研究国家资源下乡提高农民组织能力的途径与办法,要充分利用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和村社制度中既有的组织资源,要充分利用农村“中坚农民”与“负担不重的人”的力量等,这方面可以做的文章很多[9]。他所提到的“中坚农民”与“负担不重的人”,在实践层面上略同于乡村里的精英群体。笔者试图考察的是,这些乡村精英其自身作为理性人的自发行为是如何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各个过程中去的,厘清他们的行为逻辑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层面梳理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

(一)政治精英参与基层治理振兴

乡村的基层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政治精英参与基层治理有三个步骤的工作,一是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选拔,确定政治精英参与基层治理的主要成员。二是广泛收集各方面意见,确定基层治理工作的重点及各项工作的先后顺序。乡村基层治理一般涉及教育、婚嫁、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治安、精准扶贫、民政、社保等各个方面,其中精准扶贫、民政、财政、社保等工作要向上级政府汇报。近两年各项工作中精准扶贫、社保是乡村工作的重中之重。三是组织协调各方力量将乡村基层治理工作落实。

我们基层这工作压力大,现在我们这工作内容中最重要的就是评低保户和精准扶贫。评低保户的时候村子上这个过来给你打个招呼,那个过来给你打个招呼,以前有两成左右低保户都是靠关系评上的,现在我们在全力甄别清除。精准扶贫这个政策对基层影响很大,以前那些日子过不到人前头的,一下日子就有盼头了。(X村,ZZ

国家权力通过一些政策渗透到基层运转的日常中,这种国家权力对农村原有的运转秩序构成了新的挑战。通过这种政策性的国家资源的投入,有效消弭了基层政府和农民剥离的张力,但这并不能成为一种长久的策略。政治精英在这一过程中承担了国家权力落实者和乡村村民代言人的角色,拥有了乡村公共事务的话语权,这是其参与乡村振兴最为直接的途径。

实证研究表明,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方式是复杂且多变的,本文所揭示的只是整体中的部分。比如,政治精英不仅可以参与基层治理振兴,也可以参与产业振兴;传统精英不仅可以参与乡村生态振兴,也可以参与基层治理振兴。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是基于实证经验的部分提炼总结,这种理想类型的划分是否可以从脉络上厘清乡村精英这一行为主体仍有待考察。

(二)经济精英参与产业发展振兴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乡村的熟人社会和差序格局逐渐受到影响,并且在该村出现了先富并不能带动后富的情况。以上文中提到的YSJ为例,在其通过木工手艺积累起第一桶金后并没有将该村村民有效组织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乡村精英自发的创业行为实质是参与了产业发展振兴。

这个庄子上的人不行,你说有个啥赚钱的事情,都害怕叫人知道了,现在这些人都精得很,没有听说是赚钱的事情把大家都叫上,倒是有风险的事情自己也不太确定,才想方子看看有没有人一块弄。(X村,GFD

究其原因,一是村民受市场经济背景下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影响,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分配不均衡,垄断信息或者资源获得一定时期内高额的回报成为常态;二是受该地文化传统的影响。该村是传统的农业地区,并没有历代沿承下来的经商文化,也缺少抱团谋取利益或抵御风险的意识。这些都导致了经济精英往往是单打独斗的局面,没有很好地运用乡村内生性的动力将优势技术转化为该村的产业资源。

(三)文化精英参与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是与乡村文化衰落相关联的,乡村人口流失则是乡村文化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乡村文化包含了乡村风俗、人情、公共文化活动等多个向度,本文以其中的公共文化展开论述。

现在咱们村里面主要文化活动就是跳广场舞。年轻人都出去了,村里面剩下的都是些老人娃娃,老人能做的就是跳跳广场舞,男的只要还能动弹就想方子看到哪里能挣点钱。(X村,MXB

咱们村里面没什么人么,你说年轻人都出去了,娃娃能带到城里面上学的都带到城里面去了,谁给你弄你说的文化哩,知道的就是有些年轻娃娃在咱们乡上办了个辅导班,现在高中都没有了,我看那个辅导班情况也很一般。(X村,MXB

乡村的广场舞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但流失的年轻人也加剧了文化生活的衰落,导致出现了乡村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单调的情形。笔者观察到村庄内部的文化娱乐活动主要有三种:一是打麻将,这项活动不分男女老幼,参与人数众多;二是跳广场舞,这项活动的参与者以留在农村的妇女为主;三是看影视剧或者使用短视频软件,这项活动同样以农村妇女为主。而要实现文化精英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必须要从外引和内生这两个方面着手。外引就是利用村民的乡土情结将该村流失的文化精英聚集起来。如过年时将文化精英聚集起来,让这些文化精英为村民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同时就乡村文化的发展,请这些文化精英建言献策;内生是对该村本地的文化精英进行良好的培育,如设立村集体的基金,对积极从事乡村文化工作的村民进行奖励。

(四)技术精英参与乡村教育振兴

教育振兴指两个方面,一是对义务教育及高中阶段该村的学生,通过帮扶教师等方式,使其享受到更好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二是对于义务教育阶段后辍学的学生以及年龄很小外出打工的学生,由乡村的技术精英通过师徒制培养方式,让他们掌握一门手艺,村集体对这种行为给予经济补偿和精神奖励,鼓励技术精英积极参与到乡村的教育振兴中去。

现在都没有人学手艺了。像以前学手艺,师傅都不给开工资,把食宿一包就对了,现在你想叫人过来学手艺给人开工资都不一定有人来。(X村,JJ

只要是家长愿意给点钱把娃送过来叫我们给辅导作业的,我们都收上了,不能把娃娃亏了么。(X村,WH

在实证调研中,技术精英参与乡村教育振兴的途径极其有限。该村主要的家庭生计结构为老人在家务农并照顾孙子孙女,年轻人外出打工,农村的“空心化”问题导致乡村教育振兴只能依靠国家的行政力量进行政策性的国家资源投入。鼓励技术精英参与教育振兴成为国家制度设计之外的有效补充,可能是促进乡村教育事业发展可行的办法。

(五)传统精英参与乡村生态振兴

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类型中将权威划分为三种,即传统型权威、超凡魅力型权威、理性型权威[10]。传统精英即传统型权威,传统精英在村民中有较高的威望和影响力,从田野调查中得知,村民自身亦需要一个宜居的生活环境,目前缺乏的只是合理的引导。故以传统精英为核心倡导督促村民对村内生态环境治理是一种可行的思路,有一些折衷的办法可以帮助实现这些目标,如我们发现,上级政府在财政拨款时有专门的垃圾清理费用,若将这笔费用通过奖补结合的方式,经由传统精英裁定发放给积极配合乡村振兴实施的村民,可以较好地提高村民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同时也赋予了传统精英政策性的权威。

X村生态宜居建设另一个主要的矛盾是冬天无法集中供暖,由于北方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土炕,这对于广大北方农村地区来说冬天无法集中供暖并不是核心问题。

你说的生态振兴就是村容村貌么,这两年村容村貌倒是比以前好了很多,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这个村就在乡镇街道上,离省道也近,所以这一块儿投入还是挺大的。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弄了个垃圾箱,结果大多数人里外垃圾还是胡乱扔着,最后就弄成有个专门收垃圾的车定期过来收垃圾。(X村,JDH

生态宜居这个现在还做得不行。宜居是啥,就是要有水电暖,水电倒都没有啥问题了,就是这个暖不行,你看我家都在乡镇街道跟前呢,冬天了,我们那个三层楼没有暖气,根本就没有法子住人,要是冬天我这房子有暖气,早都把房子租出去了。(X村,FYW

但传统精英参与生态振兴极力需要政策层面予以引导。目前农村地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农民没有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而我们的施政方向是要尽可能使广大农村地区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否则国家财政难以负担。实现低成本治理,激活微观层面村民自治的活力是重要方面,而又因农村“空心化”严重,选取有威望、有影响力的老人作为村民自治中生态振兴的载体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路径。从田野事实中发现,当前传统精英在村庄事务中的话语权有所降低,这需采取一定的政策引导以加强传统精英的权威,从而实现基层治理的良性循环。

四、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行为逻辑

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有其自有的逻辑框架,这种逻辑框架深刻地影响着广大乡村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探寻这种内在逻辑对于在本土文化上建构乡村振兴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代表和行政服务冲突的制度逻辑

在一个充分发展的科层制度中,官员按章办事,不徇私情,正式或非正式的规章制度成为约束官员行为的科层制“牢笼”。我们观察到,从上到下的各级干部,都被要求“德才兼备”。“德才兼备”原则是组织上将政治代表与行政服务两种功能有机结合,作为政治代表其要完成党的政治任务,作为行政服务要保证治理措施的有效。“德才兼备”原则实际上认为,国家官僚系统中的每个位置,都同时具有政治代表和行政服务两种功能,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便形成了“政治与行政服务的混合贯穿于从上到下的所有官僚等级”[11]。但需要指出的是,村干部在角色定位中更偏重“才”,即强调行政服务的功能,村干部直接面对村民,其身份出现了“双重角色”[12]的情况,一方面他要满足村民的诉求,另一方面要完成上级的任务。田野点所在的村庄在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过程中,村干部必须要完成本村的脱贫攻坚任务,这是作为政治代表的功能呈现出的,易言之,脱贫攻坚作为一项上级任务,村干部只能照章办事,达成上级规定的各项指标。但在实践过程中,村民希望可以获得长久的收入保障,而村干部往往无法帮助村民实现这种期望,这种情境下,村干部在上级的压力下就无法有效的为村民的脱贫作长远的规划,出现了村干部给钱给物、帮助申请低保等短期行为。这种冲突割裂了其有效服务村民的才能,形成了乡村政治精英参与乡村振兴新的障碍。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逻辑

市场经济体制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手段,这一体制充分发挥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直接促进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在发育程度不高的乡村市场中,乡村精英也竭尽全力为自身争取最大的利益。在田野点我们了解到,村上的经济精英Y早年通过自身的木匠手艺获得了第一笔创业资金,而后就将其投入到苹果种植园的经营当中去,在经营苹果园成功后,又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建起了苹果套袋厂。观察其成为经济精英的历程,不难发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其一贯的行事准则之一。虽然这只是一个田野个案,但与其有着类似经历的人同样也是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并不意味着其行为不受制约,半熟人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市场经济对乡村传统社会的冲击。

(三)半熟人社会非正式制度的文化逻辑

半熟人社会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冲击下的产物,与费孝通提出的熟人社会不同,半熟人社会指在农村依然存在差序格局,但受外部信息要素的渗透,其关系格局的强度有所减弱,不过其还是为乡村的真实生活筑起了文化的安全网以消弭潜在的冲突。文化网络在农村社区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是小农经济的背景下,农民的长期日常生活实践中诞生的,体现在婚丧嫁娶、人情往来等各个方面,农民在长期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型塑出了特定的文化意义之网,这种文化意义之网影响了乡村精英的行为取向。例如,在农村社区的婚丧嫁娶中,乡村精英即便是处于农村社区的精英阶层,但也必须在村子上其他人家办酒席时“代理”或者“代劳”,否则就会被村庄中的人们所排斥。

(四))乡村社会向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技术逻辑

科学技术是消除城乡对立最强有力的杠杆。科学技术不仅能够有力促进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也一定能够广泛、大规模地运用于农村和农业,从而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13]。在乡村社会发展转型的进程中,必须注意到现代技术对乡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产生的深刻影响:一是技术对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影响,如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或经营技术后农民更容易从土地中获得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也就催生了农闲时节短期的务工行为;二是技术对国家治理方式的影响,如采用第三方评估、无人机勘测丈量土地等先进的技术手段,对传统乡村生活的村民生产生活都会产生一定影响。例如,田野点所在的村庄近年来逐渐兴起了一种家庭采摘园的经营模式,农民不必长期留在村庄内部,待果园的水果成熟后,也不必采摘售卖,而是有顾客到果园采摘,这种经营方式的改进直接提升了农民的收入,也间接促进了农村社区的发展。

(五)城乡二元对立下人口向城市单向流动的社会逻辑

“农业经济脱嵌”[14]产生两个现象:一是农业规模化经营,规模化带来劳动力转移;另一个是小农化带来农村人口向城市单向流动。农村非农用地或者宅基地制度无法给由城市流向农村居住的市民提供制度保障,反而给一部分农民不断提高租价提供了空间,致使城乡人口流动单向化。城乡二元对立是为推进城市化进程而采用的一系列制度设计,目的是促进人口向城市流动,这种城乡人口的单向流动是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源源不断劳动力的制度惯性导致的。在这一结构下,乡村原有的精英在城市闯荡成功后成为了城市的居民,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地区出现发展滞后的情形,这也是城镇化的背景下出现“空心村”现象的缘由。X村年轻人的流出情况日益严重,这种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往往呈现出一人一城一行业和差序格局扩散的特征,即一旦有村庄内的一个人在某个城市扎下根,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个人的直系亲属就会随着城市扎下根的人一起进入同一个行业,接着是旁系亲属,最后是本村本乡的人。这种单向的流动方式为农业人口专业拓展出了具有乡土文化的结构性空间。但这些人仍然有着较为强烈的反哺家乡的意愿,其掌握有更多社会资源,或可为乡村社区发展引入外部资源。

五、构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从前文所述的实践场域来看,乡村精英参与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呈现出多种层次的断裂,其最显著的表征就是乡村精英缺乏参与乡村发展建设的制度性通道。乡村精英作为乡村社会富有活力的群体,在历史上对于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探讨如何弥合乡村精英参与乡村建设的路径体现出特有的时代价值和内涵。

(一)内生:培育乡村本土精英,健全吸纳参与机制

乡村精英要注重从农村社区内部甄选培育“在场”的乡村精英,而甄选和培育则应该注重识别和吸纳乡村精英。在本土实践中,乡村精英作为一个界限较为模糊的群体,无法被有效而全面地识别。在乡村语境中对乡村精英的识别应该重应用、重实践。乡村精英类别涵盖面广,人才类别跟生产、经营、文体等活动密切相关,在构建信息库的过程中可将其分为文体类、生产生活技术类、经营管理类、行政服务类、传统权威类等类别,分类引导与精准帮扶,使其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培育乡村本土精英应该从长远着手,面向有发展潜力、内生动力的本土精英进行专业的技术培训,给予政策上帮扶、生活上关注、吸纳其参与到乡村振兴发展的轨道上来。如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安排大学生村官返回成长的乡村,一是大学生村官可以有效利用乡土差序格局中的社会网络,二是便利大学生村官生活,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大学生村官在乡村留不住的问题。但要注意,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并不是让乡村精英来治理乡村,通过制度上的设计避免精英治理权力集中,导致与村民自治的国家政策相背离。

(二)外引:促进在城精英返乡,稳固培育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乡村精英注重在农村社区内部甄选的同时,也要注重利用乡土情结引入“不在场”的乡村精英。乡村外部精英培育主要是指对本村走出去的乡村人才进行培育。很多乡村的年轻人外出打工,但苦于没有技术、没有经验,只能长期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最终都回到了家乡,通过精英的再生产机制将其经验“言说”给下一代,或者将社会资本传承给新一代的精英。针对这类人群,首先要准确了解其需求,从制度设计层面对于这类群体进行培育,使其在城市尽快站稳脚跟,其次通过稳定的联络机制促使其获得一定的成功后返乡参与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来。除了加强对本村走出去的乡村人才培育外,还应当注意到乡土情结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部分,一些退休干部、成功商人想在年老时回到家乡为家乡做点事情,但受到户籍政策限制,无法在家乡立户。通过“1 1”导师制,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不在场的乡村精英反哺家乡的愿望,即将有内生动力的家庭与在外获得成功的本土精英进行有效的结合,给获得成功的本土精英打通回馈家乡的渠道,也同时给有内生动力的家庭拓展了社会关系网络,更有利于双方参与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来。

(三)协作:构建沟通协作平台,促进乡村精英互助

“在场”和“不在场”的乡村精英更应协作互助。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利用乡土情结搭建信息沟通桥梁。民间力量包括传统乡绅社会中的乡绅、家族、宗族组织、民间文艺组织和当前新出现的新型合作社组织、乡贤理事会等。民间社会组织是外流乡村精英与本土居民进行有效沟通的桥梁,重视引导民间社会组织的建设可以激发乡村精英自主参与乡村建设的意愿。外在的乡村精英一般来说掌握着更多的人脉、渠道、资源,有效利用这些信息可以降低村民发展过程中的机会成本,加快乡村振兴。乡村精英也要避免单打独斗的情况,即不具体帮扶哪类乡村精英,只有加入协作平台,才能获得政策便利。发展社会组织就是一条很好的途径,利用现有组织如合作社或搭建新型合作平台,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充分赋予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多种途径,但同时设置底线制度,即建立负面清单,使普通村民、乡村精英、基层政权间形成博弈,国家力量通过技术手段(如第三方评估)来监督博弈过程。普通村民属于传统的弱势群体,乡村社会的精英群体和基层政权可能会达成合作,鉴于此,在普通村民、乡村精英和基层政权博弈过程中实行村民的一票否决,达成乡村精英想要享有政策便利需“讨好”村民,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进而达到村治的良好循环。

(四)保障: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避免乡村精英脱轨运行

乡村精英在农村社区的发展的过程中容易产生“精英俘获”的情形。在这种背景下,加强党组织建设,将乡村精英纳入党建的轨道,成为必要的路径,即乡村精英加入社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建立党支部,将乡村精英纳入党建轨道避免其对基层政权的良性运转造成障碍。在农村社区,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的身份容易发生高度黏合,即某村的村干部既是政治精英也是经济精英,在其参与到社区发展的过程中,容易形成“精英俘获”,对乡村普通村民的发展形成挤压。故而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应考虑到不同类型的精英进行分权制衡,避免乡村精英群体出现高黏合度的情形,将不同类型的乡村精英纳入党组织的轨道,或可实现乡村的良性发展。除了前述的不同类型的乡村精英分权制衡外,还应加强政府保障。乡村生活的图景因本身富有多样性,而备受政界学界关注。费孝通提出的“双轨权力运作机制”时至今日依然富有解释力,将“双轨权力运作机制”通过制度设计体现在可接触的层面,由此才能更进一步地去谈加强政府保障。政府的保障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直接的上级政府以常规工作方式保障乡村精英有效参与到乡村振兴,即乡村精英参与乡村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社会组织平台,政府实现了对分散的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保障;二是更高一级的政府通过第三方评估实现机制建构的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全过程动态监督。为保证乡村精英参与乡村建设的过程稳定可持续,通过现已逐渐发展成熟的第三方评估的方式,对乡村精英建设乡村的过程实施动态监督,两种措施并行,共同实现乡村精英有效参与乡村振兴。

六、结论与展望

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是农村社会发展的热五点问题,然而,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村的空心化和自身社区发展的动力不足共同导致了乡村社会的衰落。易言之,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既要促进“在场”的乡村精英的发展,也要促使“离场”的乡村精英参与到家乡的建设甚至于返回家乡。本文基于一个个案经验性的调查,试图探析当前乡村精英是如何参与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这种参与的背后又遵循何种行为逻辑,并且基于前述的因素建构了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受到制度结构、经济理性、文化规训、技术变迁、社会转型等因素的影响。建构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既要注重从乡村社区内部甄选,也要注重引入原本乡村社区走出去的人才,同时也要畅通“在场”和“不在场”的乡村精英的联系与沟通。促进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不仅仅停留在行政力量推进,更重要的是充分利用新乡贤建立显性的农村社区的文化网络。乡贤文化是几千年根植于农村这一特定生态环境下的文化积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正能量。“新乡贤”,就是在继承乡贤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这些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响应党的乡村振兴号召,通过多种方式,在乡村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贡献的人士。新乡贤是让农民成为最有希望的职业和农村成为最美生活的坚定拥护者与实践者。他们是全面有效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一支可依靠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在“双轨政治”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是“国家—士绅—农民”的模型,在“新双轨政治”[15]下,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是“国家—乡村精英—农民”的模型,两种模型在中国农村的层面比较而言,士绅所代表的是地方性规则、地方性文化,完成国家权力与地方规则的博弈,乡村精英所代表的是民间精英辅以信访制度,完成治理过程中的信息传输,不再直接作为农村社区治理的经纪人角色。与西方世界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崛起的中产阶层与国家争取权利所形成的公民社会不同,中国广袤地域上不同的地方性文化、地方性知识、地方性规则共同构建了真实的中国农村社会图景。而费孝通所言的“一元多线”也就是基于中国农民的乡土性建构的国家现代化发展之路。换言之,国家力量较难深入的农村社区,促进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就必须倚重农民的日常实践场域中诞生出来的文化意义体系,切勿忽略了地方性知识及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必须倚重地方性文化[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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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田鹏,陈绍军.从村落到社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老年人社会隔离研究——以河南省新乡市Y社区为例[J].西北人口,20164):75-81.

注释

①“代理”即参加酒席,“代劳”即出劳力在酒席上免费帮厨或帮工。

例如,浙江省绍兴市实施的民间人才“万人计划”,为乡村精英的发掘提供了良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