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的乡村文化治理创新——安康市国家示范区创建中的探索

作者：闫小斌 范　红 陈碧红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图书馆论坛》2021 年  发布时间：2020-12-28  浏览次数： 1829次

【摘要】乡村文化治理是涉及到自然环境、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人口结构、文化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等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集中表现为治理主体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对乡村文化生活或受文化制约的乡村社会秩序进行规范的过程。以安康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过程中乡村文化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乡村文化治理创新理念、基本模式和实践路径，总结概括出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以期为欠发达地区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乡村文化治理；治理模式；传统文化；公共文化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也将治理问题推向理论前沿。2020年10月26日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的时间表，在此背景下探讨乡村文化治理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已有研究来看，乡村文化治理涉及“主体性”和“对象性”两个视角，以“乡村文化”为治理对象，国内研究中所涉及的宏观性理论阐释[1-4]、对策性建议[5-8]以及实践性路径[9-12]，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乡村文化治理的历史跨度和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但仍需提供一个整体性解决方案。

安康市地处秦巴山区腹地，面对“四区叠加”独特市情、公共文化建设“五大结构性”矛盾[13]4以及高质量发展新要求、乡村治理新使命、文化建设新任务、乡村振兴大格局，安康跳出了从文化到文化、就文化建设文化[14]的狭隘视野，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以下简称“示范区创建”）视为增强区域发展软实力、激发追赶超越正能量、提升群众幸福感的重要机遇，充分聚焦乡村文化“三个建设”——乡村新民风建设、乡村文化服务能力建设、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段小虎为组长的制度设计课题组提出了以新民风建设为引领，以乡村文化“三改革”“三培育”“三结合”为核心，以公共文化服务“六新实践”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发展[13]7制度设计框架，推动示范区创建取得良好成效，也为构建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理论体系提供了思路，为探索欠发达地区乡村文化治理模式提供了经验借鉴。

1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基本理论

“治理”是在全球范围内广阔领域流行的概念。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界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从形式来看，它并非是一套规则或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从实现方式来看，它不以支配为基础，而是重视调和；从主体来看，它涉及公、私、非盈利组织等多元化部门；从特点来看，它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而是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15]。20世纪后半期，联合国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在其发表的“Our Creative Diversity”报告中，将“治理”概念引入文化领域。在应对全球化趋势下的复杂冲突、认同危机等新问题过程中，“文化治理”成为各国推动传统文化管理体制变革的新宠，用“合作”取代“管理”并有助于培育一种新型公民社会关系[16]。从“对象性”视角而言，乡村文化治理是对乡村文化生活或受文化制约的乡村社会秩序进行有效规范的过程，是一个涉及到自然环境、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人口结构、文化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等因素的系统性工程。民国时期的晏阳初、梁漱溟都推崇社会教育在乡村建设、乡土重建中的重要作用，费孝通先生则主张通过经济建设达到重构乡土社会的目的[17]。

文化生态学理论与历史制度主义思想为乡村文化治理提供了理论借鉴。文化生态学理论认为，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环境中会产生不同的适应与发展过程，而在相似的环境下则有可能产生类似的发展模式[18]。显然文化发展模式与其所处环境要素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奠定了乡村文化治理的基本遵循：一方面，要从乡村文化发展的独特自然、社会、人文环境出发，才能作出科学、有效的政策与制度安排，提升针对乡村文化治理的效度；另一方面，要以乡村文化生态的修复和改善为目标，唯此，治理乡村文化的举措才具有可持续性。总体而言，乡村文化治理并非只是文化领域、文化部门的“孤立”行为，而是事关公私部门、社会组织以及村民个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与乡村振兴相协调的综合性、系统性工程；乡村文化治理以文化为中心，关乎文化发展也影响社会运行，是“工具性”与“对象性”的辩证统一；乡村文化治理既要尊重传统又要面向未来，同时必须遵循乡村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乡村文化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乡村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更好的发挥乡村文化的功能，彰显乡村文化的价值，建设与发展乡村文化是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主线”。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看，文化治理必须立足现有制度框架，选择与之相匹配的文化政策[19]，这就要求，当代乡村文化治理的政策与制度设计既要秉承乡村社会制度的优良基因，又要符合当下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新理念、新趋势。

乡村文化治理的现代性构建是解决乡村文化发展逻辑“断裂”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社会治理新矛盾的重要突破口。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以及乡村文化治理的社会基础、制度规范、价值观念等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的“伦理本位”“礼治秩序”“差序格局”已不再是当今乡村社会的基础性秩序。然而，发源于乡村的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无数先人的集体智慧，是中华文化的根脉，所形成的治理机制，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乡村社会有序统治的密码[20]，也是奠定乡村文化自觉和自信的基础，绝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随意割裂或任其衰落；与此同时，“现代化”作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已经建构起一个高度制度化和效率化的社会，完全回归“礼俗社会”传统或重返乡村文化治理的“自然、自治、自适”[21]16状态也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乡村文化治理的现代性构建，旨在通过治理要素、理念、机制、方式、手段等的改革创新，推动乡村“文化场域”、内生机制和价值体系重塑[21]21，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环境、新要求。

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时代的要求。2019年6月，两办《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对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机制、标准等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22]，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必须遵循乡村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发展状况。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通过治理理念创新、结构改革、方式变革，构建起符合新时代乡村社会发展要求、更好满足乡村社会需求、有助于乡村和谐稳定的乡村文化治理新生态。

2安康在乡村文化治理领域的创新探索

依托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制度设计的引领和创建工作的直接带动，安康在乡村文化治理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文化治理创新实践。

2.1新民风建设重塑乡村文化价值共识

对于当代乡村文化治理而言，首先要解决的是文化的根脉问题、认同问题，只有让主体懂得该尊重什么、学习什么、传承什么，才能重塑他们的行为导向，文化共识是乡村文化治理的根基。尽管乡村文化发展的社会基础、制度规范、价值取向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重大改变，乡村文化“再生产”秩序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23]，并伴随着大量消极因素和不协调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基层党员和群众中存在的不良人情风、盲目攀比风、低俗恶搞风、打牌赌博风等，严重影响了当地社会风气；另一方面，部分群众丧失自我斗志，出现“等靠要”“争访闹”等怪象，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进程；然而又必须认识到，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乡村文化的“基因”并没有因为新思想、坏风气的冲击而彻底泯灭，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而已[24]，特别是那些优秀的传统、高尚的精神。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明史•叶伯巨传》）。为了旗帜鲜明地反对恶俗陋习、树立文明新风，2017年3月安康市出台《关于大力推进新民风建设的实施意见》，启动了以“诚

孝俭勤和”为核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的新民风建设工程，计划用三年时间，以“道德评议、移风易俗、文化传播、文明创建、诚信建设、依法治理”六大活动为载体，推动乡村文化观念、社会风气重塑。新民风建设工程大大增强了普通村民的文化归属感、认同感、自豪感，其现实意义在于把个人团结到稳定的社会结构之中，从而使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25]。为了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的积极作用，按照国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安康市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对优秀传统文化采取“三步走”方案盘活存量、发展增量、彰显价值：第一步是采取村级申报和区县普查相结合的方式，摸清家底；第二步

是按照“一事一议”方法制定保护与传承方案，符合条件的纳入“区县非遗保护名录”；第三步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旅融合等灵活方式，挖掘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通过实施“新民风建设”和“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两大工程，并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发挥了“传统”与“现代”两种规范力量，有效解决了乡村文化价值观念分裂、社会风气低俗、发展动力不足、群众文化生活单调等问题，凝聚起乡村文化共识、发挥了价值引领作用。

2.2文化理事会推动乡村文化治理结构改革

从宏观视角看，当代乡村文化治理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嵌入性[1]6，从中央到基层都有一个党组织引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政府部门、公共文化机构及组织等为主导，形成了当代乡村文化治理基本体制。然而现实表明，这种体制容易造成文化创造主体、消费主体与服务主体、管理主体的“错位”，难以解决乡村基层的文化供给问题，也不利于乡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安康示范区创建制度设计课题组提出建立“乡村文化理事会”，推动乡村文化治理结构改革的设想。具体做法是，以新民风建设中倡导的“一约四会”村级治理机制为基础，以新乡贤、文化能人、文艺骨干为主要成员，组建具有现代治理结构特性的“乡村文化理事会”组织。乡村文化理事会根据政府相关政策制定《章程》，统筹安排并整合村级各类文化资源，自主制定本村公共文化发展规划和文化活动年度计划，代表村民向上级文化主管部门或区县、乡镇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提出需求反馈意见。同时通过事权下放、财权下移、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方式，培育文化“自组织”能力，激活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对于乡村文化理事会设立程序规范、管理制度完善、活动内容丰富的行政村，上级部门根据相关政策和规定给予奖补，资金由乡村文化理事会根据村民意愿和实际需要，自主组织活动或购买相关文化器材与服务，逐步扩大乡村文化理事会服务供给和经费支出自主权。

乡村文化理事会使一度被严重忽视的乡村社会“自治”传统和被边缘化的“乡贤”群体重新回归文化治理领域，推动乡村文化由行政管理向民主治理转变，逐步实现乡村文化创造主体、消费主体和管理主体“三体合一”，有效激发了乡村文化发展活力，提高了乡村文化治理的效率和稳定性。

2.3供给侧结构改革化解乡村文化供需矛盾

从新公共管理理论来看，服务是政府治理的本质属性，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优化服务[26]。一方面，政府在实施乡村文化治理中，要重视对文化服务的供给，化解乡村文化供需矛盾，推动供、需体系有效对接，只有解决了百姓的文化需求问题，才能实现良好的治理；另一方面，乡村社会问题往往都有着复杂的文化根源，一些地区存在的不良风气、封建迷信乃至暴力犯罪等问题，与文化供给不足、供给结构不合理、供给品质不高有着紧密关联。安康通过乡村文化供给改革，用先进文化占领乡村文化阵地、引领乡村文化发展，从而实现良好治理。通过乡村文化治理提升文化服务水平，在乡村文化建设与服务中实现文化治理变革，达到了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

一是改革乡村文化供给结构，培育以乡村文化理事会为主体的基层供给体系。通过完善乡村文化理事会制度，强化其公共文化服务决策权、资源配置及经费支出自主权等，提升了文化供给效能。二是着力增加供给总量、提高供给质量。扶持业余文化社团发展，组织开展艺术培训、全民阅读、群众文化艺术创作、文艺演出、科学普及、普法教育、非遗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推广等服务活动；聘请民间工艺传承人、退休教师、有专长的文化志愿者作为村级文化指导员，为村民提供文化娱乐、政策咨询、文化培训等服务。三是加大对乡村文化服务的保障力度。确保各级政府专项文化事业经费用于文化领域，引导社会组织、企业单位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市、县区文化馆、图书馆结合村（社区）服务点实际，有计划地开展业务培训、项目指导、送服务等。四是多元参与共建乡村文化供给新体制。通过创新社会帮扶机制、组建乡村文化理事会、引入科技手段等，初步构建起了以法制为基础、党建引领、政府支持保障、公共文化机构指导、乡村文化理事会为主体、社会机构帮扶、村民参与、科技为支撑的多元化参与、共建、保障乡村文化供给新体制。

随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设施体系的不断完善、服务能力和服务效能的全面提升，不断用先进文化引领乡村、哺育乡村、充实乡村、文明乡村。读书看报、听讲座、参加文化活动、观看演出、非遗技能学习等日渐成为乡村文化消费的新风尚。

2.4“三结合”拓展乡村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

早在十月革命时期，列宁就指出：苏俄农村文化建设是苏俄农村政治、经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必须以其为突破口促进苏俄农村的建设与发展[27]。以乡村文化建设为突破口，推动重点改革任务落实落地，实现乡村全面发展，是作为欠发达地区的安康在示范区创建之初就谋划的战略构想，为此制度设计课题组提出了乡村文化建设“三结合”的思路，拓展乡村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

一是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在示范区创建的推动下，安康采取文化引领与产业带动“双轮驱动”，价值重构、项目培育、政策扶持、产业布局、文旅融合“五策并举”战略，使文化“软实力”成为经济发展的“硬支撑”；通过文化服务提升发展环境，通过文化能人带动创业就业，通过文化创意推动产业升级，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二是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相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是党中央为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巩固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推动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守正创新、全面加强而采取的一项战略举措，将乡村文化建设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相结合，统筹政治目标、文化目标和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实现资源共建共享。

三是与乡村学校教育相结合。实施“山区百校文化月”项目，开展传统美术、民间文学、传统音乐和书法、摄影、剪纸、舞蹈等免费培训活动，使山区学校的孩子在享受艺术普及和审美教育的同时，激发内在潜质、点亮艺术之光；通过“留守儿童关爱”公益项目，将艺术培训、艺术创作、艺术欣赏送到山区留守儿童身边，用艺术的阳光温暖留守儿童的心灵、激发美丽的梦想；通过“安康•阅读起跑线”项目，实现西安“最美校园图书馆”结对帮扶山区中小学图书馆，提升了阅读推广、数字化及信息化服务能力。

3安康乡村文化治理成效

当前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的目标在于扭转乡村文化发展逻辑扭曲、内生动力不足、传统文化传承断裂、文化供给错位、乡风民俗恶化等不良趋势，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基础。作为融入示范区创建全局、欠发达地区创建示范区突破口和致力打造的核心亮点，安康乡村文化治理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

3.1乡村优良家风民风得到强化

在新民风建设工程的推动下，安康地区乡风民俗治理机制不断完善、道德评议活动常态化、乡村优良家风民风得以强化。

一是机制不断健全。作为破陋习、树新风重要抓手的“一约四会”机制不断完善，全市所有行政村在立足村情、群众认可、可行管用的原则上，修订完善了村规民约，建立了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等基层自治组织。

二是道德评议常态化。全市1653个村(社区)均组建了“道德评议委员会”，重点结合改革发展中的“等靠要”和“争访闹”、婚丧嫁娶中的大操大办、日常生活中打牌赌博、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开展定期评议。累计开展道德评议会4260场次，树立正面典型6290例，帮

教转化2528例，734户群众通过努力走上致富路，农村大摆酒席现象减少三分之二，人情份子钱下降七成，乡村居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经济条件参加公共文化和体育健身活动，基层群众思想道德水平明显提高，涌现出全国文明单位18个，文明村镇13个，乡风文明建设效果明显。

三是家训文化进万家。全市推广了“汉阴沈氏”“白河黄氏”“岚皋杜氏”等12部家训家规，编印了《安康优秀传统家训注译》《安康最美家庭故事选编》，开展新民风和家训家规活动6000余场次，以家风建设正德树人、淳化民风；全市共评选“最美家庭”80000余户，表彰“好婆婆”“好媳妇”“好妯娌”10000余名，上榜“中国好人”36人、“陕西好人”76人，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3人、“全国文明家庭”1个。2017年，枞岭村被国务院授予“创建无邪教示范村”荣誉称号；2019年“陕西省家风教育示范基地”在沈氏家训展览馆挂牌成立，成为安康首个、陕西省第四个由省委文明办、省妇联命名的家风教育示范基地。

四是孝道文化渐浓。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新时代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关于“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美德”“自觉传承中华孝道”的要求，县区38个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机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互助幸福院开展了“艺养天年”老年人公共文化服务活动，通过送阅读上门、文艺展演进门、艺术欣赏、文艺联欢等方式，向老人们提供文化服务，满足老年人基本文化需求，促进了爱老、敬老的社会风气，弘扬了传统孝道精神。

3.2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戏曲之花”再现“雄风”。通过实施“汉剧振兴”七大工程，使这个曾经在金州大地繁盛数百年的“戏曲之花”历经多年沉寂之后，再次焕发勃勃生机和艺术魅力。一是保护与传承效果显著。收集整理了200余本古典大戏剧目，编辑出版了500多万字的汉调二黄系列丛书，发展“二黄班社”近50个，安康剧院、汉调二黄文化园建成投用。二是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每年元旦、春节举办汉调二黄迎春晚会，端午节期间举办“我要上龙舟节汉调二黄电视擂台赛”，举办“汉调二黄大舞台”展演活动等。三是人才培养体系基本建立。举办培训班1000余场，培训各类戏曲人员近5万人次；命名47位市级汉调二黄传承人，落实市级传承人每人每年2000元的传承经费，选派青年骨干赴中省学习深造，“汉调二黄进校园”示范学校发展到102所，联合高校开办的“汉调二黄艺术班”（童子班）已招录学员65名。四是精品剧目打响全国。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成功申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市政府每年预算50万元支持大剧创作，恢复和编创大戏、折子戏几十部并在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新疆、西藏等地巡演，《大破天门阵》获“陕西省第六届艺术节”综合一等奖，《莲花碑》与《五女拜寿》获“陕西省第七届艺术节”最高奖——优秀剧目奖，大型汉调二黄现代戏《风雨赵家楼》二次斩获“文华剧目奖”。

“新民歌剧”焕发时代风采。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安康“新民歌剧”，是在汲取紫阳民歌、汉调二黄和陕南民间舞蹈艺术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剧种。1959年春，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庆，紫阳县文化馆以黄群众为首的文艺工作者通过改编紫阳民间流传的《嫁嫂失妻》故事，创作了鞭挞旧社会“赌与毒”、赞扬新社会淳朴乡风和善良民风的作品《王二嫁嫂》，“新民歌剧”由此走向全国；然而从1980年至2010年间，仅有两部新作品创作，民歌剧发展陷入低谷。从2011年开始，随着国家不断加大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力度以及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加快推进，特别是在示范区创建工作的推动下，安康“新民歌剧”重新迎来黄金发展期，先后有10余部紧扣时代主题的新作品问世，最新代表作《闹热村的热闹事》成为安康传统文化艺术振兴的优秀代表性成果。

3.3乡村文化内生性发展动力得以激活

2019年，安康市印发了《关于开展乡村文化理事会和乡贤读书促进会试点工作的通知》（安公文创办发〔2019〕18号），在32个行政村开展了“乡村文化理事会”和“乡贤读书促进会”试点建设，各行政村均通过民主协商制定了符合本村实际的《乡村文化理事会章程》。

汉阴县三元村在党支部带领下，通过走访群众、广征民意、问智于贤达，把讲奉献、有威信、热情高的“文化能人”和本村走出去的“成功人士”组织起来，将原来的“四会”重新整合到新成立的“乡村文化理事会”之中，增设老年文体协会、关爱妇女儿童协会、家训文化协会、书画协会、民间文艺协会等群众组织，每名文化理事会成员根据自身优势联系相关协会组织，各协会组织也有各自负责人和基本成员。乡村文化理事会可以根据具体工作需要，采取宜分则分、宜统则统的人员调配机制，统筹使用本村相关文化资源，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内生性”发展格局。

在乡村文化理事会的推动下，三元村把文化阵地留给群众，把活动主导权交给百姓，通过“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较好的解决了公共文化服务上热下冷、上强下弱、上宽下窄和政府供给单一、同质化等问题，群众主人翁意识和幸福感、获得感明显增强。过去，文化活动大多是“送”下来的，即使不合“胃口”，群众也只能被动接受；如今，按照《乡村文化理事会章程》规定：除上级政府与文化主管部门划拨和奖补资金、村级公共文化建设经费、社会力量捐赠之外，三元村每年从集体经济收益中提取公益金，用于村文化建设。2019年，三元村筹集86万元支持文化建设，建成“村史馆”并打造出“乡贤茶话会”“孝老敬亲院坝会”“农民趣味运动会”等村级文化服务品牌。在文化体育活动中，群众自发购买服装，举行盛大开幕式、入场式，参加翻轮胎、拔河、抢凳子、三人六足、投篮、跳绳等比赛项目。他们还自编自演小品、歌舞、啦啦操、情景剧等文艺节目，展现了新时代乡村居民的新形象。

2018年，石泉县政府出资400余万元创编了以鬼谷子文化、蚕桑文化、汉水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丝路之源•十美石泉》实景剧和《县令出巡》古装情景剧，100多名演员全部来自周边村或社区文艺社团，他们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公益性岗位的方式参与到演出中来，平日务农或忙家事，周末及节假日参加演出排练，既解决了民间文艺团队生存与发展问题，也满足了基层群众自我展示、自我服务的需要。

3.4文化经济价值充分彰显

“非遗”文化资源不仅是凝聚着集体智慧和群众创造能力的精神“富矿”，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只要勇于创新、科学规划，完全可以成为致富发展的“硬支撑”。

一是形成“非遗项目 精准帮扶”发展模式。依托“旬阳拐枣酒酿造技艺”成立的生态农业公司，辐射带动了全县21个镇305个行政村3万余户农户致富奔小康；依托“紫阳毛尖茶制作技艺”建设的3500多亩生态茶园，帮助10000多户家庭走上了富裕道路；依托“王彪店黄酒酿造技艺”成立的酒业公司，为当地百姓提供200多个就业岗位，年人均收入2万多元。

二是利用“非遗”成功打造节日文化品牌和“非遗小镇”。安康的“龙舟节”“硒博会”“文化遗产日”等文化品牌和石泉县“中坝作坊小镇”、岚皋县“非遗文旅小镇”、镇坪县“腊味小镇”、汉滨区“火龙小镇”等，每年都会吸引大批游客，为当地百姓带来可观的文化红利。石泉县“中坝作坊小镇”还通过集中30余项“非遗”，吸纳41个农户带资入股，每年户均分红3000多元，聘用30多位村民在作坊小镇务工，人均年收入2万多元，辐射带动周边5个村增收致富，“非遗项目 特色小镇”模式成为当地的经济增长点。

三是调动传承人和文化企业积极性。通过搭建学习平台、政策和资金支持等形式，调动“非遗”传承人和当地文化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在宁陕县政府的支持下，“秦巴木根艺雕刻技艺”传承人陈盛宁成立了“雕刻工艺坊”，吸纳当地村民共同致富。镇坪县文化企业陕西南山燕实业有限公司专门招聘105名当地劳动人口，将其培训为刺绣、竹编技艺工人，实现自强自立；还通过“互联网 特色家庭手工业”的方式，组织具有布鞋制作技艺的农村妇女制作传统手工布鞋，利用京东等电商平台定制销售，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4总结与展望

安康示范区创建制度设计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转化出台了五大类15项政策文件和制度，初步形成了新民风建设引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一是出台了《安康市乡村公共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意见》《关于全面推行乡村文化理事会建设的通知》，在试点工作取得重大成效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全市11736个行政村、社区全面推行乡村文化理事会建设；二是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民风建设引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全面采纳了制度设计提出的乡村文化建设与服务发展思路，并将“六新实践”提升为“八大工程”，对示范区验收后的重点任务、工作规划和保障措施作出了制度安排。

理论研究与实践表明，当代乡村文化治理有以下基本认识：一是随着时代发展，乡村文化发展都会存在无法适应现代化进程的问题，乡村文化治理必须处理好“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有效衔接问题。二是乡村社会几乎所有问题都有其复杂的文化根源，乡村文化治理不仅要解决文化自身的发展问题，而且要在提升村民精神风貌、参与乡村建设、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完善乡村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三是乡村文化治理不仅要推进科学化的政策制度体系建设，更要在遵循文化发展内在规律与发展逻辑的基础上改善乡村文化生态。推动我国乡村文化治理要重点解决基层组织性缺失与内生动力不足、行政主导下的文化供需错位及发展逻辑扭曲、社会参与程度较低等核心问题，安康创新实践正是在上述认识基础上的探索。从思想共识入手，以文化建设为主线，以重塑文化生态为依托，以结构性改革为抓手，以拓展功能为方向，以实现文化健康发展为目标，是安康实践的基本思路。

从现实来看，治理结构改革是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问题、核心问题，也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将为推动基层民主管理、凝聚群众集体智慧和力量、构建“德治”“法治”“自治”三治融合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提供动力机制。如果说安康实践在乡村文化治理方面有所突破的话，那么关键就是抓住了治理结构改革这个核心，即构建了以乡村文化理事会为主体的基层文化“自组织”体系，并结合当地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文化传统以及示范区创建实际，融入文化服务观念变革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同步推进。对于地处山区的安康来说，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硬支撑”实属无奈，也正是其独特之处，不仅为欠发达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做出了示范，也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乡村文化治理模式。当然也应该看到，在理论方面，探索形成体现“中国道路”、彰显“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治理创新理论体系还有待持续深化；在实践方面，面对数字化技术、产品日益盛行的趋势，推进乡村文化服务数字化、探索乡村文化数字治理也是未来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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