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贫：南非农业的使命——来自中国的经验借鉴

作者：何　蕾 辛　岭 胡志全  责任编辑：赵子星  信息来源：《世界农业》2019年第12期  发布时间：2020-12-25  浏览次数： 4534次

【摘　要】农业部门经济增长具有最大的减贫效应。贫困是当前全球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通过农业部门经济增长实现了大规模减贫，成效显著。从中国实践中获取有益经验有利于推进全球，尤其是非洲的减贫事业。本文考察了南非贫困现状，对比了各阶段南非和中国的农业减贫主要做法，并对南非今后减贫事业提出了相关建议。研究发现，南非在减贫道路上面临着农业发展限制多、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家庭粮食不安全等挑战。南非减贫当务之急是促就业、提收入、缩差距，这与中国2001—2012年减贫阶段性任务有相似之处，但在减贫措施上截然不同。南非没有充分认识到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增长对减贫的重要性，而更多采用诸如社会保障等福利型扶贫措施。基于中国减贫经验，要使农业产业发挥可持续的减贫效果，南非首先应继续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将发展置于第一要务，加大公共政策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增长；其次要把握好社会保障扶贫的度；第三要积极参与农业减贫实践的国际交流和合作。

【关键词】减贫；农业；经验借鉴；中国；南非

1引言

贫困仍是当前全球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一直走在世界减贫的前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8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1]，对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2]。一些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学习中国减贫经验，因而分享中国减贫经验，讲好中国减贫故事，贡献中国减贫智慧和方案，对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现实意义^[1]。

当前，非洲国家深受贫困问题的困扰，即使是非洲经济大国——南非，也无可避免。得益于强劲的财政政策，1994年以后南非国内多维贫困水平有所降低，但由于近年来经济增长放缓和失业常态化，2011年以后南非城乡贫困广度和深度呈上升趋势，城乡不平等加剧^[3]，南非迫切需要实现可持续减贫。有研究表明，包括小农农业在内的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持久的减贫效应^[4,5,6]，农业农村发展对非洲经济转型发展，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7，8]。南非一度将支持小农场作为南非农业发展的重要政策，但是由于农业发展模式错误、土地产权缺失和公共服务不足等原因，该政策对减贫的效果甚微^[9]。考虑到国内绝大部分家庭生计脆弱，当前南非将社会保障扶贫作为减贫的主要措施^[10，11]，事实表明短期内社会补助极大降低了南非诸如东开普省、林波波省等深度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水平^[11，12]。但是社会保障扶贫措施给南非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长期内面临不可持续的问题，为此南非需要通过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减贫。

即使中国和非洲各国农业发展的历史和政策背景不同，但仍有一些文献针对非洲从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实践中获得的有益经验展开讨论^{[13，14，15，16]}。但是少有学者从减贫的角度，对中国和个别非洲国家小农农业减贫实践加以对比分析，从而为其经济增长和减贫事业提出相关建议。

2011年南非将消除贫困和减少不平等列为《2030年国家发展规划》的基本目标^[3]，要求农业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17]，这表明农业产业承担着南非可持续减贫的时代重任。为此，Ismaël等^[12]指出南非必须提振经济，促进人均收入增长。但是南非并没有充分认识并利用农业农村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16]。为更好地发挥南非小农农业减贫效应，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减贫目标，基于2019年5月笔者在南非调研所得资料，本文重点比较了南非和中国小农农业减贫实践，以期为南非今后小农农业减贫事业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2南非农业与贫困现状

南非是非洲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是非洲贸易大国，农业以出口为导向，农业竞争力居非洲国家首位。但是南非国内贫困现象突出，尤其是农村贫困。由图1可知，2011年南非生活在食物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1.4%，比2006年的28.4下降了7个百分点，以下限贫困线和上限贫困线衡量的贫困发生率分别下降了14.6和13.4个百分点，但是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失业加剧，2011年以后，各贫困线衡量的贫困发生率都呈现上升趋势^[3]，截至2015年，南非贫困人口达到304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55.5%，18岁以上成人贫困率达到49.2%，极端贫困人口1380万人，比2011年的1100万人增加了25%^[18]。图2展示了2014—2015年以上限贫困线衡量的南非各省成人贫困发生率，如林波波省、东开普省、夸祖鲁-纳塔尔省和西北省等农业大省，成人贫困发生率分别为67.5%、67.3%、60.7%和59.6%，豪登省和西开普省等非农业大省成人贫困发生率最低，分别为29.3%和33.2%，换句话说，南非全国和各省近一半以上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19]。

图1 2006—2015年各贫困线下南非贫困动态

注：食物贫困线是维持每人每天的基本食物需求所必需的消费水平；下限贫困线指不能同时满足每人每天的基本食物和非食物需求的消费水平；上限贫困线指能同时满足每人每天的基本食物和非食物需求所必需的消费水平。资料来源：StatsSA。图2同。

图2 2014/2015年度南非各省成人贫困发生率（上限贫困线）

2.1农业二元结构突出，发展限制较多

农业和土地在发展中国家普遍承担了更多的社会功能。在南非，东开普省、林波波省和夸祖鲁-纳塔尔省等农业大省也是贫困大省，小农农业仍是贫困家庭一项重要的生计产业。如果农业不能迅速增长，南非就不可能大幅度减少贫困。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南非土地集中在国家和大资本家手中，商业化农业一度蓬勃发展，而家庭农业发展受限，农业系统二元结构突出^[20]。在这种系统特征下，一方面商业化农业释放出大量经济剩余人口，资本压低农业工资，并攫取了绝大部分农业剩余，另一方面部分农村家庭只能通过生存性农业获得基本生活支持，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农业未得到政策大力支持，存在较多发展限制。相比中国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南非公共财政对农业支持水平很低，2010—2016年南非农林水事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连年下降，远低于中国和巴西对农业的支持水平（表1）。从财政资金流向看，2016年公共财政对包括农业在内的经济发展事务的支付比例为10%，远低于24%的公共服务支出、19%的教育支出和14%的社会保障支出^[21]。这意味着农业灌溉、仓储、道路等农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得不到政策大力支持，农业经济发展条件较差。对南非家庭农业的调查发现，受干旱、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因素影响，从事小农农业生产的家庭从2011年的290万户减少到2016年的230万户，下降了约20%^[22]。

总之，南非农业系统的二元结构特征仍将长期存在，农业存在较多发展限制，其减贫功能难以充分发挥。

表1 2010—2016年农林水事务支出情况

注：以2010年为不变价格。资料来源：FAO。

2.2失业率居高不下加剧了农村贫困

失业率居高不下是南非减贫道路上的主要挑战。南非家庭普查表明，工资收入和社会补助金是家庭收入两大重要来源，失业是致贫的首要原因^[23]。贫困家庭不仅劳动力少，且缺乏劳动技能，通常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弱势。2008—2018年南非失业率从21.5%上升到28.0%，2018年长期失业人口比2008年增加了170万人，达到430万人^[24]，青年失业率高达55.2%^[25]。老人留守农村，青年进城务工是南非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的常见做法，但由于失业率高，求职周期长，领取社会补助金的人数连年增加，甚至一度出现农村老人将养老金向城市青年逆向汇款的现象^[26]。因此，解决就业问题变得十分紧迫。

2.3贫困家庭粮食安全难保障

南非城乡贫困家庭的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突出^[27，28]。2017年20%的南非家庭面临严重的食物匮乏，约涉及680万人，170万家庭，导致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就业机会和稳定收入，也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实现食物自给^[27]。2016年43.7%的南非农业家庭仍从事着生存性农业，其农业生产的首要目的是满足家庭对食物的需求，但是全国仅有8.7%的农业家庭能在真正的耕地上劳作，绝大部分农业家庭只能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进行农业生产^[22]。

图1显示，2006—2015年南非处于食物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波动较大，表明确保国内粮食安全对南非减贫尤其重要^[18]。考虑到南非城镇化率不断提高、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持续恶化，如何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使南非农业面临巨大压力^[29，30]。

3中国和南非农业减贫实践对比

3.1中国和南非贫困阶段对比

表2梳理了中国减贫的历史阶段。2000年以前中国减贫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2000年以后减贫任务则是以提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发展能力、缩小贫富差距为主^[31]。减贫措施从开发式扶贫转向精准扶贫，开发式扶贫以贫困地区经济开发为主，精准扶贫在开发式扶贫的基础上深入贫困家庭，分析其致贫原因，并分类施策。贫困发生率从1985年的78.3%降低到2018年的1.7%。

表2 中国减贫历史阶段梳理

资料来源：侯波^[31]（2019）；汪三贵^[32]（2008）。

表3梳理了南非减贫的历史阶段。1994—2011年南非减贫任务是解决贫困家庭温饱问题^[12]，2011年以后减贫任务则是以促进就业，提高贫困家庭收入，减少消费贫困为主。减贫措施主要是社会保障等福利型扶贫措施^[11]。虽然贫困发生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处于温饱线上的人口比例波动较大^[18]，相对贫困情况仍很严峻，城乡贫富差距拉大。

表3 南非减贫历史阶段梳理

资料来源：Fofana^[12]（2018）；Stats SA^[18]（2017）。

从减贫阶段性特征看，南非减贫当务之急仍是促就业，提收入，缩差距，这与中国2001—2012年减贫阶段性任务有相似之处，但在减贫措施上截然不同。

3.2中国和南非减贫实践对比

在减贫措施上，中国注重通过经济增长，特别是农业部门经济增长来实现大规模减贫，其减贫路径是从针对贫困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走向了主要针对贫困家庭的精准扶贫^[33]；而南非虽然一些科研教育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正在积极探索产业扶贫等造血式扶贫模式，但小农农业产业扶贫措施并未得到南非政府的政策支持^[34]，如提供社会工资和基本公共服务等福利型扶贫仍是当前南非减贫的主要措施，其减贫路径主要是针对贫困家庭的社会保障扶贫。

3.2.1小农农业承担造血式扶贫

由于农村改革和国家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农业增长带动了中国快速减贫。据估计，中国大规模减贫集中在1978—1984年、1993—1996年和2004—2007年这3个时间段是农民收入增长最快、农村贫困人口下降最快的阶段^[32]。

提高南非农村家庭对土地的可获得性，可以成功将农业融入家庭生计^[35]，确保粮食安全^[5]。但是由于缺少土地生产资料，南非绝大部分城乡家庭只能在庭院内从事农业生产。根据2016年南非家庭农业普查数据，在庭院内进行农业活动的农户占比为83.8%，在农用地上从事生产的农户占比为8.7%，在公共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的占比为5.0%。这些家庭从事小农农业生产的主要原因是获得食物，其中农业为43.7%的农村家庭提供了主要甚至唯一的食物来源，为37.5%的农村家庭提供了补充性食物来源^[22]。相关研究表明，女性、老人、黑人家庭、家庭成员多的家庭和教育程度低的家庭是小农农业的主要参与者^[34]，这些人和家庭构成了南非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的绝大部分。这说明南非小农农业保障着部分农业家庭口粮安全，减少了极端贫困的发生，缓解了家庭食物支出压力，提供了贫困户主动脱贫的途径。

除了自发的小农生产活动，以福特海尔大学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发起了一系列社区参与项目，帮助贫困家庭发展生计产业，并对接市场，其中包括向贫困户推广小农耕作模式并强化培训和推广服务^[36]、建设农业产业园、发展村级乳品加工以及开设农夫集市等。这些项目紧紧抓住城市需求增长的契机，通过壮大小农农业，延伸初级食品加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小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为贫困家庭增加了补充性食物来源，创造了家庭边际收入，实现了农民就地就近就业^[36，37]。

3.2.2社会保障承担输血式扶贫

中国社会保障扶贫是建立在开发式扶贫的基础上的，主要措施包括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住房和饮水保障，及对部分兜底人群的最低生活保障。在健康扶贫方面，主要做法是将贫困家庭人口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落实家庭医生服务，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2014年针对贫困家庭患病人员的医疗救助达到1亿人次^[38]。在低保方面，中国在社会救助方面的投入占社会服务事业总费用的45.8%，在强有力的资金保障下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在不断减少，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农村共有4047万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较2016年减少了约539.5万人^[39]。

南非主要减贫路径是社会保障扶贫，减贫措施重点体现为社会工资，包括为贫困家庭提供社会补助金，免费的基本电力、卫生设施和水，保障安全住房，实施义务教育以及保障基本医疗^[12]。其中，扩大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是南非减贫的重要举措之一。2017年，南非政府财政支出的14%流向包括养老金、妇女儿童救济金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事业，10%流向经济事务，其中仅有1%流向农业。从保障广度上看，截至2018年，社会保障覆盖了1700多万贫困人口，占南非总人口的30%，占南非家庭的50%^[11]；从保障深度上看，社会补助金成为继工资收入之后的最重要的家庭收入来源，甚至承担了一些贫困地区家庭的兜底保障^[23]，大多数家庭高度依赖公共转移支付^[40]。图3显示了2018年南非各省农村社会补助情况，在如东开普省、林波波省和夸祖鲁-纳塔尔省等农业大省，社会补助几乎实现了对农村家庭食物支出的全覆盖。

在南非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扶贫下，南非贫困发生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多维贫困水平大幅降低。截至2018年20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下降到4.5%，家庭电力普及率增长到84.7%，家庭饮水安全普及率增长到89.0%^[23]，多维贫困发生率从2001年的18%下降到2016年的7%^[12]。但是，这种输血式扶贫也面临不可持续的问题。一方面，近年来由于失业和通货膨胀等原因，申请社会补助金的人口和家庭在持续上升，政府财政相当紧张；另一方面，补助金未能支持贫困家庭培养主动脱贫能力，不具有长期可持续减贫效应。

图32018年南非各省农村社会补助情况

注：1南非兰特约合0.48元人民币，2019。资料来源：根据笔者的调研资料整理所得。

4相关建议

基于中国减贫经验，笔者们认为为了实现减贫目标，南非应该并重造血式扶贫和输血式扶贫两种相互补充的模式。为此，南非应首先将发展置于第一要务，特别是要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增长，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保障国内粮食安全；其次要把握好救济式扶贫的度；第三要加强农业减贫实践的国际交流和合作。

4.1深化土地改革，提振农业农村经济

开展土地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振了农村经济，促进了农业转型发展，这是中国农业减贫的成功经验之一。南非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生产资料以自给自足，以确保家庭粮食安全^[22]。据此，南非应该坚定地推进土地改革，归还并保障农民享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权利，促进商业化农业以外的小农农业发展壮大，倡导年轻人在农业领域创业和就业。

4.2加大公共政策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长久以来，南非公共政策对农业支持力度较小。表1显示南非公共财政对农业支持水平不仅低，而且一直在下降，2010年农林水事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1.72%，2016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34%。反观中国，长期将农业农村置于发展的优先位置，把农业产业作为减贫的重要产业，每年财政对农林牧渔业支付比例保持在9%以上。

在非洲，粮食产量每增加10%，贫困发生率将降低7%，农业增长对非洲减贫的作用十分显著^[27]。因此，南非应加大公共政策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在农业生产方面，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机械化等方面倾斜，以此提高农业生产率，保持农业快速增长；在农业关联产业方面，通过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创建农业产业园等吸引国内和国际商业资本投资农产品加工业，以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29]。

4.3科学确定补助金水平，建立健全贫困退出机制

南非国情决定了社会补助金仍将承担减贫的重任。在补助金水平方面，补助金高低影响着贫困家庭脱贫主动性，当贫困农户对社会补助依赖性低，补助金将促进农户追加农业投资，实现造血式扶贫。在补助年限上，南非受益家庭接受社会补助金的平均时长约为9年，最少的也有1.2年^[11]，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接受社会补助金的家庭不减反增，对政府财政形成巨大压力，南非需要科学确定补助金水平，制定实施一套合理的贫困退出机制。因此对于南非而言，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确定适度的社会补助金水平，建立健全贫困退出机制将提高转移支付利用效率，惠及更多贫困家庭，激发贫困人口发展内生动力。

4.4开展中国—南非扶贫经验交流和国际农业合作

中国与南非存在扶贫经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实用技术方面交流与合作的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经验表现为坚持发展是减贫的第一要务、重视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等^[31]，但是如上所述，南非并没有将农业等经济事务的发展置于国家事务的优先位置，这是今后南非需要做的，因此两国有必要就扶贫经验进行交流；在基础设施方面，如东开普省和夸祖鲁-纳塔尔省等贫困大省普遍面临仓储、道路、灌溉设施等基础设施不足^[30]、农业增长滞后的问题，小农户对包括灌溉设施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比较强烈，两国存在该方面的国际投资合作空间；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考虑到南非农业家庭“资本短缺，劳动力丰富”的现实情况，两国存在研发示范合理密植、加强田间管理、土壤改良、节水灌溉等实用技术的合作空间^[41]。

参考文献：

[1]侯波.新中国70年扶贫减贫事业的历程与经验[N].重庆日报,2019-09-26(017).

[2]汪三贵.可持续减贫:创造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J].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19(Z2):56-57.

[3]STATS S A.Poverty mapping in South Africa:applying small area estimation techniques using IES 2010/11 and Census 2011[R/OL].(2018-06-28) [2019-10-03].http://www.statssa.gov.za/publications/Report%2003-10-00/Report %2003-10-002011.pdf.

[4]KALIBA A R,NGUGI C C,MACKAMBO J M,et al.Potential effect of aquaculture promotion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J].Aquaculture International,2007,15(6):445-459.

[5]WIGGINS S.Can the smallholder model deliver poverty reduction and food security for a rapidly growing population in Africa?[R].Brighton UK:Future Agricultures Consortium,2009.

[6]BEKUN F V,AKADIRI S .Poverty and agriculture in Southern Africa revisited:a panel causality perspective[J].SAGE Open,2019,9(1):1-10.

[7]TIMMERY P.Agriculture and pro-poor growth:an Asian perspective[J].SSRN Electronic Journal,2005(5):1-28.

[8]BADIANE O.Beyond economic recovery:the agenda fo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Africa[R].Washington D.C.: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2012.

[9]ROOYEN V C J ,NENE 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previous small farme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South Africa?[J].Agrekon,1996,35(4):325-331.

[10]SATUMBA T ,BAYAT A,MOHAMED S .The impact of social grants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South Africa[J].Journal of Economics,2017,8(1):33-49.

[11]SIKHULUMILE S,MAXWELL M,EDILEGNAW W.The impact of social grant-dependency on 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among rural households in Kwazulu-Natal,South Africa[J].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2017,51(3):63-76.

[12]FOFANA I,CHITIGA-MABUGU M,MABUGU R.South Africa milestones to achiev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on poverty and hunger[R].Washington D.C.: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2018(1731):1-20.

[13]RAVALLION,MARTIN.Are there lessons for Africa from China’s success against poverty?[J].World Development,2009,37:303-313.

[14] LI X,QI G,TANG L,et al.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Africa:a comparative analysis[M].London:Routledge,Taylor&Francis,2012.

[15]CHEN K Z,HSU S,FAN C.Steadying the ladder: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engagement in Africa[J].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2014,6(1)2-20.

[16]BINIAM,MEKRU.China model:what can Africa learn from China’s path?[C].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sian B&R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operation,2018.

[17]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南非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2018年对外投资合作指南——南非[EB/OL].(2017-02-09) [2019-06-22].https://www.yidaiyilu.gov.cn/wcm.files/upload/CMSydylgw/201902/201902010450025.pdf.

[18]Stats SA.Poverty trends in South Africa:an examination of absolute poverty between 2006-2015[EB/OL].(2017-08-22)[2019-08-22].http://www.statssa.gov.za/?p=10341.

[19]Stats SA.Five facts about poverty in South Africa[EB/OL].(2019-04-04) [2019-09-10].http://www.statssa.gov.za/?p=12075.

[20]BENJAMINSEN T A,ROHDE R,SJAASTAD E,et al.Land reform,range ecology,and carrying capacities in Namaqualand,South Africa[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2006,96(3):524-540.

[21]Stats SA.General government spending slows in 2016/17[EB/OL].(2018-11-20) [2019-08-22].http://www.statssa.gov.za/?p=11763.

[22]Stats SA.Community survey 2016 agricultural households[EB/OL].(2017-01-30) [2019-08-22].http://www.statssa.gov.za/publications/03-01-05/03-01-052016.pdf.

[23]Stats SA.2018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EB/OL].(2019-05-28) [2019-07-04].http://www.statssa.gov.za/?p=12180.

[24]Stats SA.Who is most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long-term unemployment?[EB/OL] .(2018-10-30) [2019-07-23].http://www.statssa.gov.za/?p=11688.

[25]Stats SA.Youth graduate unemployment rate increases in Q1:2019[EB/OL].(2019-05-15) [2019-07-04].http://www.statssa.gov.za/?p=12121.

[26]SCULLY B,BRITWUM A O.Labour reserves and surplus populations:Northern Ghana and the Eastern Cape of South Africa [J].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2019,19(3):12-20.

[27]Stats SA.The Extent of Food Security in South Africa[EB/OL].(2019-05-16) [2019-07-04].http://www.statssa.gov.za/?p=12135.

[28]PRETTY J C,TOULMIN C,WILLIAMS S.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in African agricultur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2011,9(1):5-24.

[29]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2019 Global Food Policy Report[R/OL].(2019-02-27) [2019-09-24].https://doi.org/10.2499/9780896293502.

[30] WISDOM A,RASHID H,CLAUDIA R.Climate variability and maize yield in the Limpopo region of South Africa:results from GME and MELE methods[J].Climate and Development,2011,3(2):114-122.

[31]侯波.中国扶贫减贫事业70年:历史回顾、基本经验和世界意义[J].经济研究参考,2019(9):5-13.

[32]汪三贵.在发展中战胜贫困——对中国30年大规模减贫经验的总结与评价[J].管理世界,2008(11):78-88.

[33]李芸,夏英.亚太地区小农发展与扶贫:国别经验、政策趋势与最新进展——“亚太地区‘小农与扶贫’国际会议”综述[J].农业经济问题,2019(5):138-144.

[34]PHILLIPPE B,GELDENHUYS J P,JAN C.et al.Assessing the role of urban agriculture in addressing poverty in South Africa[J].Global Development Network Working Paper Series,2009,28:1-51.

[35]BRADSTOCK,A.Changing livelihoods and land reform:evidence from the Northern Cape Province of South Africa[J].World Development (Oxford),2005,33(11):1979-1992.

[36]OLIVIER D W.Urban agriculture in CapeTown:building sustainable livelihoods[J].Handbook of Sustainability Science and Research,2018:129-143.

[37]ROGERSON C M.Urban agriculture and urban poverty alleviation:South African debates[J].Agrekon,1998,37(2):171-188.

[38]左停,赵梦媛,金菁.路径、机理与创新:社会保障促进精准扶贫的政策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12 156.

[39]张旭,石宏伟.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困境与突破——基于统筹城乡社会保障视角[J].中国集体经济,2019(19):12-13.

[40]BRADSTOCK A.Land reform and livelihoods in South Africa’s Northern Cape province[J].Land Use Policy,2006,23(3):247-259.

[41]马俊乐,齐顾波,于浩淼.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的理念和实践创新[J].世界农业,2019(7):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