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成就瞩目，在促进农产品增产、农业结构优化、农民收入增加、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农业引进来走出去和领跑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方面成就突出。但要实现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进一步发展，还需着力解决农村要素市场发育迟缓、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足、农村集体经济改革滞后、贫困山区绿色资源开发难等发展难题。

【关键词】农业农村；发展成就；经验；愿景；四川

经过70年建设与发展，伴随着新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辉煌历程，地处内陆的四川省也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方式正由传统农业朝着现代农业转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正在深入实施，脱贫攻坚业已进入了决战决胜阶段，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斐然。本文梳理了建国70年来四川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成就与重要经验，解析了农业农村现代化进一步发展中面临的突出挑战，并对新时期四川农业农村的发展愿景进行展望，以期为四川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序推进提供理论思考与历史借鉴。

一、70年来四川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成就

（一）农业综合产能快速提升，主要农产品供给量充足。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即1949—1978年，四川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增速为4.16%，全省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年增速仅1.7%和1.2%。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系列顺应时代的改革政策出台落地，四川率先在全国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激发了农业生产活力。21世纪以来，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相继出台，四川农业经济总量呈现阶梯式增长。从粮食生产角度，2018年四川粮食总产量3493.7万吨，相比1949年增加2402.9万吨，粮食单产水平从1949年的1617.0千克/公顷增至2018年的5575.5千克/公顷，确保了全省粮食安全供给。从特色农产品生产来看，蔬菜、油料、水果、茶叶、生猪等农产品全面蓬勃发展。2018年，四川蔬菜、油料、水果、茶叶产量等特色经济作物总产量分别为4438万吨、362.5万吨、1080.7万吨、30.1万吨，相比1949年，年增速为4.4%、4.0%、8.3%和6.1%；与此同时，畜禽及水产养殖业发展迅速，2018年四川肉类总产量664.7万吨，相比1949年增加661.2万吨，年增速7.9%；2018年全省猪肉产量481.2万吨，相比1978年增长451.39%，年增速4.36%；同期，牛羊肉产量年增速为1.34%；水产品产量年增速达9.2%；牛奶产量年增速超过了6%，市场农产品供应充足且品类不断丰富。

（二）农业产业结构日趋优化，农业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四川农业产业政策的不断演变，推动全省农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区域布局也随之日趋优化。从农业内部结构来看，四川已从粮食种植业为主朝着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转型，“川字号”农产品加工业也成为四川农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构成部分。从农业生产区域布局来看，四川现已形成农业主体功能区划分明确，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地位凸显的格局。1949年，四川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比重高达85%，畜牧业占比12.8%，林业和渔业产值微乎其微；在“以粮为纲”政策指引下，种植业又以粮食生产为主。1978年，四川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比重降至77.2%，畜牧业比重增至19.0%，林业和渔业分占3.3%和0.4%。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四川农业产业结构逐渐由以种粮为主朝着农林牧渔业多种经营方式转变。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推动下，小麦、棉花、糖料等不适宜四川种植的作物播种面积不断缩减，油料、蔬菜、茶叶、水果、水产等四川特色种养殖业规模不断扩大，并带动农林牧渔服务业发展壮大。2018年，四川种植业产值比重57.7%、林业5.0%、畜牧业31.2%、渔业3.4%，农林牧渔服务业2.6%，更加顺应了居民对农产品消费转型升级的诉求。

（三）农民收入水平大幅提升，农民消费能力显著提升。

2018年，四川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31.0元，相比1957年增长了196.5倍。分阶段来看：改革开放前30年里，四川农民收入长期低水平徘徊，1957—1978年间农民收入的年增速仅3.06%。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升，农民收入快速增长。1978—2000年，四川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速13.1%，该阶段是农民收入增速最快的时期。其后，随着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及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民收入结构趋向多元化，2010年以来，四川农民收入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年增速11.96%，超出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增速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推动其消费能力显著提升，2018年，四川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2723.3元，相比1954年增长了2508.5倍；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35.2%，相比1978年下降了39.6个百分点，农民用于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等方面的支出达3926.3元，相比1978年增长了1962倍，农民消费层次向着全面小康转型。

（四）领跑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断丰富土地改革内涵。

1978年，四川广汉县金鱼公社率先开启了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之后在全省范围内逐步探索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1982年末，四川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比重达97.15%。随着“集体统一劳动、统一分配”体制的瓦解，“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生产经营体制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1]。四川广汉县向阳公社在全国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帽子，并推动全省8559个人民公社实行了撤社建乡的改革，成功实现了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改革^[2]。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多举措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聚焦激活农村内生发展动力。2014年，四川被列为全国首批3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整体推进试点省之一，并率先以放活土地经营权为重点推进“三权分置”。截至2018年末，四川基本完成了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确权任务，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率达到93.1%，承包耕地流转率达39.5%，土地规模经营率达25.2%。以“大园区 小业主”“股份合作社”“共营制”等为代表的农业经营模式大量涌现，为全国农村土地改革模式创新提供了诸多实践依据。

二、70年来四川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经验

（一）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强调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

20世纪80年代初期，鉴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高度刚性对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严重束缚，四川省广汉县金鱼公社率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紧接着又对“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促使农民生产自主性显著增强。其后，随着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工业反哺农业和城镇化带动农村发展的作用力逐渐增强，四川在试验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开展了以“还权赋能”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改革范围从承包地扩展到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户房屋上，改革目的在于归还农村和农民的财产权利，推动城乡走上融合发展道路，这反映出生产力水平在更高层面对生产关系改革的新要求^[3]。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改革历程，四川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农村改革第一要务，不断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破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激励农村生产力向着更高水平提升。

（二）始终保障农民基本权益，不断增强农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四川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1978年，四川率先推行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迅速提升，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化快速发展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为破解这一矛盾，四川积极推动农村土地制度、农村税费制度、城乡户籍制度和农民就业制度等多方面改革，创新性提出“两田制”“增人不减地、减人不减地”“大稳定、小调整”等改革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农业产业化发展新路径，极大地减轻农民生产负担，并逐步将小农引入社会化大生产中来。21世纪以来，四川积极开展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践，强调重塑城乡关系和走融合发展之路，着力破解农民增收后劲不足的难题。四川多地大量实践表明，只有确保农民是改革与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才能确保各项惠农政策落到实处，也才能切实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坚持农村市场化改革导向，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基本得以消除。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相继探索出一系列具有地域特色的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改革模式，推动四川城乡关系从分割到统筹并朝着融合发展过渡。2007年，成都市获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由此开启了以“还权赋能”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并为四川全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4]。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将“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作为治蜀兴川的重要经验，深刻把握平原、丘陵和边远山区的区域性特征，确定不同地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重点，厘清了城乡要素资源互通互融的内在逻辑和推进思路。近年来，四川多地农村土地改革创新模式大量涌现，随着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趋势不断增强，四川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城市与农村、农业与非农产业这两对异质性主体的互补性和协同性进一步增强，城乡二元壁垒基本得以消除。

三、当前四川农业农村发展中的突出挑战

（一）农村要素市场发育迟缓，要素配置红利难以释放。

一是，乡村人才素质偏低。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数据，四川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占比58.1%，相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5个百分点，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占比5.2%，较全国平均水平低3.1%。乡村人才素质偏低严重制约了现代化农业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的推广和普及，人才短板成为四川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约。二是，耕地资源不断趋紧。尽管在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下，城镇化对耕地侵占的显性数量明显减少，但多地对耕地隐性质量的伤害依然存在^[5]。借口耕地占补平衡，导致耕地“进山上坡”现象依然存在，被吞噬的耕地多是区位条件好、土地肥沃的良田，严重危及农业安全生产。三是，乡村资本要素严重短缺。2017年，四川劳均农林水务财政支出额5340.6元，远远低于浙江15554.6元、江苏11520.3元的支持力度，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四川财政支农力度将进一步趋弱。与此同时，城乡分割的金融管理体制导致农村资金持续流失。

（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足，“川字号”品牌特色不强。

相比于全国其他地区，四川农作物病虫害呈多发、频发、重发态势，导致农民在生产中对化肥、农药、除草剂、杀虫剂、农膜等化学投入品过度依赖或不合理使用。据四川省统计公报数据，2000年四川化肥施用量212.6万吨，到2017年已经增至242万吨。同期，尽管农药使用量趋于减少，但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应用面积比重严重偏低；农膜使用量增长迅速，从7.26万吨增至13.3万吨，增幅83.2%。化肥、农药和农膜的超量使用造成土壤板结、有机质土层度下降，引致严重的农村面源污染问题，大大提升了农产品安全供给难度。土地、劳动力、环境保护、质量安全成本的显性化和不断提高促使四川农业生产跨入成本快速上涨阶段，主要农产品综合成本上涨速度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农业微利性和亏损性重挫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之，四川农业产业经营分散、产业链条短、加工率低，农产品区域同质化现象严重，众多“川字号”农产品仅停留在鲜销或初加工水平上，很难在全国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农村集体经济改革较难，乡村发展内生活力不足。

四川没有集体经济收入的空壳村、薄弱村占到2/3以上。尽管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薄弱的状况并未改变，甚至有所恶化。2015-2018年，四川有经营收益的行政村中，集体经济收益5万元以下的行政村占比从72.7%升至80.14%，集体经济收益在5-10万元、10-50万元、50万元以上的行政村占比分别下降了3.94、2.35和1.14个百分点，这与全国集体经济组织整体发展趋势形成了较大反差。从四川集体经济的收入结构来看，土地租赁、厂房租赁、征地补偿等是其主要收入来源，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等在总收入中比例明显偏低。2018年，四川全省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仅占总收入的10.27%，比全国平均低22个百分点；投资收益占总收入比重1.19%，比全国低1.89个百分点；而土地征收补偿、土地出让收益比重长期占据6成以上。四川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低、改革难度大，严重阻滞了乡村内生活力的发挥，而其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四）绿色资源开发难度较大，区域发展失衡问题突出。

近年来，尽管四川通过脱贫攻坚和“多点多极”支撑发展等战略的实施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全省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四川境内部分地区，尤其是盆周山地区和民族地区拥有着丰富的生态与绿色资源，但鉴于其区位条件差、部分县域又地处生态脆弱区，若不采用可持续开发模式，极易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不可持续等生态负外部性问题，绿色资源开发极具难度。因此，落后地区的绿色生产力和竞争力很难被激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红利难以释放，造成阿坝、甘孜、凉山三州“美而不富”问题十分突出。由此，推动四川深度贫困地区高质量脱贫，破解贫困“代际传递”困局，亟待寻求新的解决路径。

四、四川农业农村的发展愿景

面对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中的问题与挑战，须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实现乡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实现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全方位提升农业农村综合效益及市场竞争力。

展望未来，在深入践行四川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要继续稳守“三农”这个战略后院，充分发挥其“压舱石”和“稳定器”的重大作用。坚持以人为本，准确把握多元化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定位和作用，不断改善农村民生福祉；以产业为支撑，不断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强化“川字号”农产品在全国市场上的认知度和影响力；以深度贫困和衰退重点地区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注重适度开发绿色资源，促进区域间协同发展；以盘活要素资源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全面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1]胡俊波《四川农业农村改革40周年：回顾与思考》，《农村经济》2019年第3期.

[2]贾晋《四川农业农村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四川党的建设》2018年第5期.

[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还权赋能——成都土地制度改革探索的调查研究》，《国际经济评论》2010第2期.

[4]谢素芳《四川：统筹城乡，试点先行》，《中国人大》2013年第11期.

[5]郭晓鸣，高杰.《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内涵与实现机制》，《中国西部》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