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变革：小镇返乡青年的文化与社会融入

作者：王成龙 武晓伟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青年研究》 2019年11期  发布时间：2020-12-13  浏览次数： 2395次

【摘要】本研究通过对10位小镇返乡青年的口述史访谈，展现小镇返乡青年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表现出的文化与社会融入状况。研究发现，小镇返乡青年显示出了与小镇其他同龄青年不同的心理和行为特质，并在文化与社会融入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城市化特征。大都市的隐性社会排斥和原生家庭的道德负重是青年返乡的重要原因。在社会规范融入方面，小镇返乡青年徘徊在现代公共规则与传统人情关系的冲突中；生活方式融入方面，小镇返乡青年消费和休闲娱乐方式多元分化，存在明显的鄙视链条；社会文化融入方面，小镇返乡青年较难适应小镇的乡土社会价值观至上的文化环境。

【关键词】小镇返乡青年；城市化特征；文化与社会融入

一、问题的提出

近来，有关小镇青年的研究与新闻报道越来越多。目前，不少学者在小镇青年的群体文化、消费特征、亚文化结构等方面开展了深入且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对“小镇返乡青年”这个群体的关注相对较少。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实施，越来越多的青年从一二线大都市返回到家乡工作，成为小镇返乡青年。这个群体有着较为丰富的大都市生活经验，而后返回乡镇生活居住，明显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小镇青年。

在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小镇社会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在乡村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小镇返乡青年正在经历着复杂的文化与社会融入过程。本研究将聚焦于小镇返乡青年这一社会群体，从小镇青年返乡的原因切入，展现当前小镇返乡青年群体在乡村剧烈变革中的社会融入现状，分析他们在社会规范融入、生活方式融入和社会文化融入等方面的特点，并尝试探讨产生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二、文献回顾

对于“小镇青年”的概念界定，不同的学者、媒体有着不同的观点。尹鸿将小镇青年定义为“二三线及以下城市、县城、乡镇，年龄在19～30岁之间的青年”。南方周末和拍拍贷发布的《相信不起眼的改变：2018中国小镇青年发展现状白皮书》，将小镇青年界定为“出生于县级市/县的县城、乡镇、农村，现居住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或现居住在县级市/县的县城、乡镇、农村的18～35周岁青年”[1]。王玉玲认为，小镇青年指来自三四线及以下城市的青年群体，包括出生于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如今生活在一二线城市中的青年群体[2]。以往学者对于小镇青年的界定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地理位置是否发生迁移为标准产生的分类，一类是来自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如今生活在一二线城市中的小镇青年；另一类是一直生活在地级市、县城及建制镇的小镇青年。二是城市级别的划分有所不同，有的是地级市及以下的划分，有的是三四线及以下城市。由于我国的城市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本文立足研究主题，将小镇返乡青年界定为：曾经有过一线、二线大城市生活经历，返回县城及建制镇定居的18～35岁的青年。

关于“返乡青年”的文献，存在以下两个特点。第一，研究主题方面，主要集中于返乡青年就业、创业，如胡清华梳理了青年农村创业的历史和现实机遇，探讨了青年在农村创业时面临的制度与阶层的冲突，提出大学生与务工返乡青年在农村创办的企业实现竞合的必要性和主要路径。林龙飞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了返乡青年的群体特征，分析了创业过程中面临的若干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助创建议[3]。也有几篇探讨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返乡前后生活与社会融入状况比较、返乡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如罗敏充分肯定了返乡青年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并探讨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逻辑[4]。石静比较了返乡农民工在返乡前后心理上社会融入状况，发现他们融入农村生活成本更低，但却非常向往城市生活、工作并获得市民身份，并提出了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促进社会权利公平享有等政策建议[5]。邓大松通过调研发现，返乡青年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社会保险参保率较低、社会保险“接续难”的问题，从制度、用人单位、个体三个角度分析了原因，并提出了完善返乡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6]。第二，研究对象方面，多数研究者将返乡青年界定为返乡青年务工群体，少数研究返乡大学生群体。而研究返乡大学生群体的文章主要集中于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主题，如苏海泉、孔青分别探讨了大学生返乡就业的现状及社会支持构建，认为返乡大学生缺乏系统化的创业教育[7]，获取资源的能力有限，全社会应在政策、资金、教育等方面对其进行有效支持[8]。本文所指的返乡青年，研究对象既包括返乡大学生也有返乡务工人员，研究主题是探讨青年返回小镇后的文化与社会融入状况。

关于“社会融入”方面的研究，西方学者关注较早。“社会融入”与“社会排斥”概念一般被视为20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的产物[9]。有从公民资格角度界定，认为“融入”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还意味着机会以及社会成员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10]。有学者从社会秩序角度界定，认为社会融入是一种关于社会如何整合与和谐的理论，其目的在于促进社会团结，关注的是如何让每个社会成员在遵守社会规范、法律的前提下充分地参与社会，不被社会所隔离和疏远。在此意义上，社会融入的结果不仅仅是个人平等，而且意指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11]。有学者从制度角度界定，认为融入不是让个人去适应已经存在的补缺性或支持性的制度安排，而是要确保制度安排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合法参与需求和希望从国家制度安排中受益的愿望[12]。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社会融入研究也逐步增多。国内外关于社会融入的研究一般集中于流动人口，尤其是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状况。具体来说如生活习惯的适应、生计方式的适应、文化的相互认可和相互适应、心理的归属感、获得城市社区的接纳等方面一系列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引起的一系列的问题和由于相互的作用所带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变化[13]。张庆武、卢晖临、李雪红结合国内学者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成果，将北京流二代的社会融入分为经济、生活、制度和文化融入四个方面[14]。本研究借鉴以往研究的成果，从社会规范、生活方式、社会文化三个方面，探讨小镇返乡青年的社会融入现状和成因。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口述史研究方法，对10位有过大中城市生活经历、返回小镇的青年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口述史是由亲历者的口述组成的丰富、灵动、充满个人情感和体悟的资料，虽样本量有限，客观性也有待商榷，但借助访谈而获得的第一手“回忆”帮助研究者获得了从官方文献中难以见到的珍贵资料[15]。通过口述史研究方法，可以较为真实地还原小镇返乡青年的生命历程，以分析他们返乡后的文化与社会融入状况。基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返乡前工作地点、职业等因素，以及研究的便利等因素考量，本研究选取了10位具有代表性的小镇返乡青年作为研究对象，并对他们进行了深度的口述史访谈。样本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研究对象基本情况统计表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1.城市“隐形社会排斥”是小镇青年返乡的重要原因

正如有些学者所言，近八成“小镇青年”有过大城市生活经历[16]。本研究中10位小镇青年中9位均具有大城市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经历，如北京、上海、杭州、厦门等。故而，这些小镇返乡青年在价值观念、生活习惯、语言表达方式、消费方式、社会交往方式等方面或多或少留下大都市特征的印迹，并且这些都市化特征并不会因为他们返回家乡而显褪色。然而这些印迹并不能取代他们小镇青年的身份。通过访谈可见小镇青年返乡的主要原因来自他们的“身份歧视”，即他们在大都市遭受到了“隐性社会排斥”，即包括户籍身份、社会保障制度、地域文化偏见等在内的各种显性制度和隐性规范，使得很多外地青年产生“这里不是我的家”的感觉。

ZAH高中毕业后18岁就和父母一起到北京经营早餐生意。在北京生活了10年的ZAH在她28岁时毅然决定与家人搬离北京，回到老家的乡镇集市上从事麻辣烫的生意。当问及她返回家乡的原因时，她眼泪簌簌地诉说道：

在北京太难了，总感觉北京不是我的家，没有一点家的温暖。虽然干早餐很赚钱，但我们一家四口没有什么安全感，没有保险、没有医保卡，生一次病都要花好几百上千元。回到家里还有农村医疗保险，而且在北京谁都不认识，看个病排队都要等上一整天。回老家就不同了，大家都认识，干什么都方便些。在北京经常被人说是“外地人”，有时候还会遭到本地人的白眼和嫌弃，觉得我们外地人哪儿哪儿都不如人家。不如回到家算了，再没人说我们了。再说了，我那时候都快30岁了，也想着老在北京漂着也不是个事儿，趁年轻赶快回家学一个技能。不然，外地人到了中年，在北京就会有“中年危机”，等到40多岁的时候，我还只会卖早餐，如果政策再有什么变化，我肯定不能继续生存下去。那时哪里都不会要我！

今年34岁的FYJ,4年前研究生毕业于北京的一所985院校，选择回到了家乡的一所小学任教，现在已经是该校的校长助理。对于返乡原因，他说道：

按理说，我们学校是一所非常好的高校，但一个外地人留在北京想找一个体面的工作，真的很难，“外乡人”的身份一直会伴随着你，比如户口、编制等等，你都跟本地人不同，很多工作都要求北京户口。我认识的很多研究生同学，在北京工作都是没编没户。据说买房子还要交几年社保，买车也是要等好几年！最后想想还不如回老家，起码没有这么多限制。

由此可见，这些小镇青年虽然他们已带有明显的“都市化特征”，但“小镇”身份仍旧无法摆脱，由这一身份所遭受的城市中隐形社会排斥使得这些青年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不得不返回家乡。

2.中国传统“孝”文化束缚青年群体使其被迫返乡

除了大都市的隐性社会排斥之外，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对于青年群体的道德束缚，也是小镇青年返回家乡的重要原因。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孝道大于天”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骨子和血液里。对于在大都市工作生活学习的青年而言，这种情感作用于他们身上，浑然天成地异化为道德负重，使得他们在就业或重新择业时，不得不考虑返回家乡反哺父母。小镇青年自决定返乡那一刻起，就开始了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抉择、生活。

31岁的LXG去年从武汉某知名大学博士毕业后，本来可以选择留校任教，为了承担起赡养年迈父母的责任，他回到了家乡的一所大学任教。正如他所言：

我是家中的长子，还有一个妹妹在上大学，父母都已经60多岁了，也没有工作。家里当年为了支持我读书父母牺牲了很多，现在我念（书）出来了，如果不回去，父母就无依无靠，没有一点经济来源，妹妹也没人照顾。我于心不忍。

28岁的DXH现在是一所乡村学校的副校长。大学毕业后，他曾在河南洛阳找到了一份薪酬很高的保险推销员工作，工作满意度也较高。但在洛阳工作4年后，父母却让他返回家乡参加乡村教师招聘考试。DXH在百般无奈之下，不得不回到家乡的一所村级小学任教。

我当初回乡其实是一百个不愿意，（我）那时候工资已经挺高了，而且在洛阳生活的各方面都已经习惯了。可是，我是家里的独生子，我不回来，父母怎么办！记得那时，一想到这些事我就觉得“烦”，我喝醉了好几次，不是想喝（酒）其实就是想麻木自己，不想这件事情。可是逃避是没用的，最后为了父母还是得回去。

从访谈可以看到，中国农村传统孝道文化的束缚，使得这些小镇青年，尤其是男性，背负着家庭、家族的高期待和养家糊口的责任，因此，当他们学成后选择就业时，反哺父母家庭是他们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3.社会规范融入：现代公共规则与传统人情关系的冲突和价值转换

回到小镇后，小镇返乡青年在文化与社会融入方面遇到的第一大问题就是社会规范融入的不适应。已经习惯了大都市的公平自由竞争、按劳分配这一丛林规则的小镇青年，一时难以适应熟人社会中的人情、面子潜规则，徘徊在现代公共规则与传统人情关系的冲突和价值转换之中。

小镇青年在返乡前生活的大中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陌生人社会，社会交往规范表现出异质的、价值多元的、功利的以及非人格化的特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赖于较为精确的规则以规范彼此的契约关系，必然滋生出个人自由主义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平等互惠的契约观念[17]。返乡前的小镇青年就是在陌生人社会中树立起现代社会的公共规则意识。

而小镇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关系的维持是人们和谐相处的基础，因而也就特别注重关系的维护与修补[17]。在这种社会中，人情伦理发挥着比现代公共规则更重要的功能。熟人社会的关系大于规则，“有关系好办事”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为深谙现代公共规则的小镇返乡青年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在适应制度松散、人情兴盛的社会空间时，缺少本土化社会资本的他们将会陷于一定的不适应困境之中[19]。

29岁的GQQ从厦门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出于家庭经济负担和男友工作的原因，选择回到家乡工作，通过公开选拔考试被县教育体育局录用为公务员。她在谈及刚刚参加工作的情景时，吐露了因为人情、面子社会关系带来的不适应。

我在厦门读书时，很喜欢厦门这个城市，虽然不大，但秩序井然。只要自己足够优秀，就可以在很广阔、公平的舞台上发挥才能。我觉得大城市更加讲规则，大家都不认识，只有遵守规则。但回到家之后，就不一样了。这里是熟人社会，是有“圈子”、有“场子”的社会，也是有领导感存在的社会。办一个小事情，就要托各种关系，你如果不融入其中，就办不了事。两天一小聚、三天一大聚，已经成为常态。我是个女性还好一些，男同志基本上每天都是醉醺醺的，他们要维持这种关系。我看过《中县干部》这篇博士论文，县城都是这样的，都是人情和面子。

虽然小镇返乡青年要经受现代公共规则与传统人情关系的冲突和价值转换，也经历过很长时间的不适应的状态，但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心态，逐渐适应并融入这个“有圈子、有场子”的熟人社会。

今年24岁的LXX高中毕业后就去天津打工了，在天津工作生活多年后因为婚嫁问题回到家乡和一起返乡的同学在县城开办了一个幼儿园。讲到办园经历时她说道：

我在天津时是做销售的，自己觉得口才和能力都还不错，后来是因为对象的事才决定回（家乡）来的。当时一个机缘巧合我跟我一个同学租了县里的一个废弃工厂，我俩商量了一下决定开个幼儿园。我们做好了市场调查和各种准备，以为万无一失了，可真正到办事的时候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我跟我同学天天跑“关系”，这个领导要“拜”，那个领导要“拜”。我们两个女孩子几乎每天晚上都得陪人家吃饭喝酒，后来我对象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找他舅帮忙。他舅跟县领导的一个秘书关系不错，这才把各种关卡打通，我们的幼儿园才办起来。我觉得在老家里办事咋比在城市里还要麻烦呢！

4.生活方式的融入：消费和休闲娱乐方式多元分化，存在明显的鄙视链条

文化和社会融入的另一个表征，就是生活方式的融入，包括消费方式、休闲娱乐方式。小镇返乡青年在消费方式和休闲娱乐方式上区别于其他小镇青年，由于有着深刻的大都市生活方式的烙印，他们的生活也具有城市化的特征，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和明显的鄙视链条，折射出的是城乡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差异。

接受了大都市价值观念熏陶的青年，生活方式已经具有典型的城市化特征，即追求更加有品质、品味的生活方式，心理上排斥甚至鄙视同龄小镇青年对低成本、低要求生活的追求，在消费方式上呈现消费能力强、可支配时间多、行为趋势网络化等特征[2]。但和其他“土生土长”小镇青年不同的是，小镇返乡青年的生活消费非出于炫耀性消费的目的，而是为了追求高品质、高品位的生活。在休闲娱乐方式上，小镇青年身上普遍存在的喜欢抖音、快手、网络直播、拼多多的现象，在小镇返乡青年身上表现得并不明显，甚至表现出反感甚至排斥这一“低俗”休闲娱乐方式的心理。

在河南郑州某高校毕业后的LJH，回到了县城卫生局工作，有着一份稳定工作，也兼职从事着医药超市的工作。对于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她谈道：

我当初之所以回到我们县，不是自愿的，是父母让我回来的，因为我是个女孩，父母不同意我在外地生活。回来之后，我觉得自己和其他同龄人不一样，刚开始就觉得别扭，他们（同龄人）都很斤斤计较，基本上是月光族，每天在“拼多多”上买东西，每天都看抖音，搞直播，我认为那是浪费时间。可能我在郑州生活习惯了，我买东西都是要买实用的，而且是质量好的，从来不拾小便宜。很多人都特别夸张，买一辆宝马就到处炫耀，买一个新手机也到处炫耀。我觉得他们很滑稽很俗气。

小镇返乡青年曾经凭借努力学习、学历抑或在外打拼的资本，获得了学历上的提升或原始经济资本的积累，他们知道接受高质量教育对于阶层流动的重要性，想要给孩子更多的精神上的关照和学业上的指导。这是他们与小镇青年在消费观念上的又一大差异。小镇返乡青年宁愿把更多的金钱放在原始资本积累和高质量的养儿育女上，表现出为下一代着想的理性消费特征。在县教育体育局工作的GQQ在育儿方式上就谈道：

我孩子已经3岁多了，我本科和硕士都是学教育学的，而且现在也是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对于县城的孩子而言太重要了。我以前也是农村人，高考考上了一本，后来又保送研究生。如果不是因为我学习努力，不可能有现在的我。我现在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孩子更好的将来。虽然在物质上我们不那么富有，但我努力给他（孩子）创造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自己很节省，宁愿把钱都用于孩子身上。

在县城从事房地产中介工作的LXY，高中毕业后只身一人到杭州打拼，从事了7年的房地产中介工作，凭借出色的能力有了不少的积蓄。迫于家人的压力，她回到老家结婚生子，继续在县城从事房地产中介的工作。在消费方式上，LXY认为：

我自己没太高文化，在杭州工作时受了不少罪。虽然我现在有钱了，但我一直教育我的两个孩子要好好学习，不能比吃比喝。我很多同学在老家里都相互（攀）比，比在哪里买的手镯，比买了多少钱的衣服。我很讨厌（这样），她们每天都在吃吃喝喝，醉醺醺的，都不知道在干什么。比什么都不如比孩子，孩子教育好了，是我最大的心愿。我不想让孩子走我的老路。

5.社会文化的融入：乡土社会价值观至上，缺乏包容性，文化单一、保守

社会文化融入，也是文化和社会融入的重要表现之一。小镇返乡青年一直处于城市社会价值观和乡土社会价值观的夹缝中。城市社会的突出特征是彼此陌生、相互平等、崇尚个人隐私、兼容并包，而乡土社会则恰恰相反。小镇青年返乡后，一直很难融入小镇的社会文化，如小圈子里的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的工作价值评价、缺乏包容的文化单一性特征。

小镇返乡青年在小镇中，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以前从事什么工作？赚多少钱？为什么回来？现在每个月多少钱？”等等，这些无不与金钱相关。这些社交问题折射出来的是金钱至上的工作价值观念的评价方式。这使得小镇返乡青年无所适从，疲于应对类似问题。他们在大都市里彼此陌生，很少过问彼此关于金钱的隐私问题。

由于农耕社会传统与保守思想的影响，小镇中的居民对文化的多样性并不认同，缺乏大都市中的文化包容性，对于诸如大龄青年、丁克、不买房、不要编制的工作等类似话题异常敏感，大多持否定态度。在小镇生活，在婚姻、购置房产、找工作、社会交往中，要保持随波逐流的态度，不能特立独行，否则会被视为“另类”。

34岁的FYJ刚刚在事业上小有所为，自回到家乡后，一直被“婚姻、买房”问题困扰。FYJ一直秉承“工作第一”“先立业再成家”的观念，这几年一直把心思扑在工作上，以至于亲戚、街坊对他说三道四，说他“不务正业”“不着家”。在家里的压力下，FYJ经人说媒，今年结婚生子。在回忆这几年的生活经历时，FYJ不无感慨地谈道：

在北京，30多岁不结婚的大有人在，不买房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要逼着人结婚呢？小城市都这样，大家都觉得有了家庭，生了孩子，人生才完整。我觉得如果工作上没有基础，成家也是不幸福的。为什么我的价值观得不到接受呢？我郁闷了好长时间。如果你30多岁还没女朋友，大家都觉得你不正常、变态。在小城市生活，就得随波逐流。有一段时间，我都快抑郁了。

28岁的WQX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秦皇岛打工，后来看准时机回乡创业，从事物流管理的工作，回乡后也经常被这些问题所困扰。

我在秦皇岛原来做销售工作，后来觉得电商、物流很有发展前途，但城市里这些产业都饱和了，我就打听家乡的情况，发现老家这边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之后我就辞了工作回乡创业。本来我觉得这是件好事，自己也没有特别纠结是否一定要留在城市工作生活。可一回家就有好多亲戚朋友问“为啥回来了，是不是在城里混得不好啊？”“是不是找不到女朋友了？”“是不是失恋了？”等等，搞得我头都大了，而且一回来就开始给我说亲（相亲）。我本来想回来大干一场，被这些事搞得我头都大了！

30岁的LQH是县城一所公办小学的语文教师，结婚两年后，想过几年二人世界，一直没要孩子。但家里人一直不理解，逼着他们夫妻俩尽快生儿育女。LQH对此很无奈：

在大城市，丁克很正常。我和我老公又不是“丁克主义”，我们只是想过两年清闲生活，晚点要孩子，想再自由生活上两年。他们都不理解，觉得我们俩有问题，还让我们去医院检查，真是无语。

五、结语

小镇返乡青年带有明显的城市生活特征，比较讲究个人隐私、消费多样化、现代公共规则等。而小镇则处于生活方式城镇化的进程中，大部分小镇居民都还保留着传统农耕文明留下的熟人社会特征，即相互没有隐私、人情大于规则、社会价值观念相对单一且保守等。小镇返乡青年之所以在文化与社会融入方面产生一定的困难，主要原因是他们在返乡之前有着丰富的大都市生活经验，回到小镇后产生了城乡价值观念的差异甚至是冲突。

中国最具“乡土性”的农村社会正在经历一场“衰败”与“新生”的实践变革[4]，而这场实践变革实质上是一场城市文化的转向。在这场变革中，小镇返乡青年正在成为改变传统小镇文化的一股涌动力量，在大都市生活过的他们，扮演着城市文化的传播者、科技创新的实践者、乡村文明的促进者。他们对小镇传承已久的传统价值观念有着反抗、革新的精神，正在用自己的行动和价值观念影响甚至改变着乡土社会的价值观念。小镇返乡青年作为乡村振兴的新兴力量，正在成为促使传统乡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有大都市生活经验的青年返回小镇工作、创业，他们作为乡村建设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文明建设和乡村政治稳定等诸多领域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应该为小镇返乡青年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一方面促进他们尽快完成文化和社会融入，另一方面为他们在乡土社会中的改革创新提供良好政策土壤，以凝聚青年力量，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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