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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入乡人才推进空心村振兴:生成逻辑、实现路径及其运行机制——基于广东省W村的案例分析

作者:张 勇 路 娟 林千惠  责任编辑:赵子星  信息来源:《世界农业》2020期第10期  发布时间:2020-11-28  浏览次数: 123

【摘 要】城市入乡人才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对破解乡村“空心化”具有关键作用。基于广东省W村的调查,剖析了城市入乡人才推进空心村振兴的生成逻辑、实现路径及其运行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入乡人才个人目标追求、空心村发展现实需要以及政府农村政策目标实现的一致性是推进空心村振兴的根本生成逻辑,优化村庄精英结构、完善村庄组织结构、增强村庄动员能力是城市入乡人才推进空心村组织振兴的实现路径,培育村庄产业主体、完善村庄产业体系、优化村庄产业环境是城市入乡人才推进空心村产业振兴的实现路径,重建村庄文化组织、重塑村庄价值观是城市入乡人才推进空心村文化振兴的实现路径,空心村振兴的实现,需要匹配适宜的运行机制,包括以制度让渡助推乡土共同体形成、以产权明晰增强产业发展动力和以专业化运营提升村庄品牌价值。因此,空心村振兴需要发掘和培育契合乡土实际的城市入乡人才,优化乡村工作“放管服”改革,通过组织、产业以及文化再造,实现空心村振兴。

【关键词】空心村;城市入乡人才;组织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


1引言

乡村“空心化”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2014年乡村“空心化”问题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也进一步提出破解乡村“空心化”、实现乡村振兴[1,2,3,4]。2020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推动人才下乡”,城市入乡人才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人才,对乡村振兴有着关键作用。各地纷纷成立城市入乡人才工作站,将空心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重任寄希望于城市入乡人才,并涌现出许多成功的实践。因而,有必要选取其中的典型案例,剖析城市入乡人才为何以及如何推进空心村振兴,同时基于理论视角对其运行机制予以阐释,以期为空心村改造和乡村振兴提供政策参考。

城市入乡人才对空心村治理的作用被学术界广泛认同。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一书中对农村建设日渐式微、日趋衰败的农村社会景象进行了探讨,认为人才的大量流失是导致农村建设主体缺失的主要原因,并引发关于“中国乡村往何处走”的争论。城市入乡人才是空心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其对乡村问题有着强洞察力和思考力,对村民具有强号召力和协调力,他们既是村民中的佼佼者,又是政策宣传和行动的“领头羊”[5,6],在乡村治理中起着敦风化俗、引领和示范的作用,是跨越乡村“空心化”困阻的一个重要选项[7,8]。城市入乡人才治理承继现代乡土自我良性运行的功能,凝聚着五千年乡村基层治理的智慧、经验和价值,历久弥新,是当代乡村建设固本培元的良方,在当代乡村发展中有着独特的社会经济效益[9,10,11,12,13,14,15,16]。可见,城市入乡人才是填满空心村的关键“一员”。遗憾的是,城市入乡人才推进空心村振兴的生成逻辑、实现路径和运行机制较少被阐明,理论研究的滞后难以为实践探索提供必要支撑。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广东省W村的调研,运用案例分析法对城市入乡人才推进空心村振兴的生成逻辑、实现路径以及运行机制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新时期发挥城市入乡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提供新思路。

2城市入乡人才推进空心村振兴的生成逻辑:W村的实践

2.1案例背景

W村位于广东省湛江市黄坡镇鉴江下游西畔,距离乡镇约3km,W村共有村民403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27户,拥有耕地面积1028亩(1亩=1/15hm2),其中水田950亩,旱田78亩,人均耕地面积约0.5亩。在城市人才返乡(2016年回归)之前,村内约有79%的村民外出就业,村内人力资源贫乏,集体经济基本处于空白,2015年村集体年收入6000元,呈现典型的空心村特征。W村绝大部分劳动力外流到东莞、广州、深圳等地谋生,农业经营劳动力以老人和妇女为主,全村30%的土地粗放经营。此外,村内道路泥泞,公共基础设施简陋,没有公共茶话空间和文化交流场所。随着劳动力的大量流失,村庄结构日渐萎缩,呈现未富先老、人丁单薄等样态,加剧了W村空心化态势。人口大量外流,加上内生的资本动能不足,造成村庄农业经营主体缺失,村庄治理能力低下。

2019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城乡人才合作交流机制,探索通过岗编适度分离等多种方式,推进城市教科文卫体等工作人员定期服务乡村”。吴川市委、市政府以乡情、亲情和友情为纽带、举办“弘扬乡贤精神、凝聚乡贤智慧、共谋吴川乡村发展”茶话会,创新政策倾斜、产业引导、政治激励、服务优化等制度性安排,吸引在外有成就又具备乡土声誉的城市人才。为进一步鼓励城市人才反哺桑梓,吴川市政府精简乡村工作行政审批程序,实行“一个项目、一张时间表、一个程序、一抓到底”的机制创新,开通城市入乡人才兴村办事“绿色通道”,构筑城市入乡人才兴农服务“一卡通”制度,畅顺城市入乡兴村引资农业项目的“最后一公里”,从组织、产业以及文化振兴3方面开创了W村振兴的新格局。

2.2城市入乡人才推进空心村振兴的生成逻辑

“人口流失”和“城市扩张”是导致乡村“空心化”的根源[17,18,19]。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人才大量外流,留守人口结构畸形化,造成人力资本乏力、精英衰减、农地耕作无实体注入、耕地大量流失等社会问题,引发乡村“空心化”[20]。城市入乡人才具有文化、经济、社会整合等多方面功能[21],可以全面补足空心村的发展短板,重塑空心村肌理,激发空心村内生发展动力。那么,城市入乡人才推进空心村振兴有着怎样的生成逻辑呢?从W村的实践看,城市入乡人才推进空心村振兴最根本的生成逻辑是空心村发展现实需要、城市入乡人才个人目标追求以及政府政策目标实现三者相统一的结果。下面将通过W村的实践来具体说明城市入乡人才推进空心村振兴的生成逻辑。

2.2.1空心村面临的现实约束需要城市入乡人才

空心村的基本特征是组织涣散、产业缺失以及文化萎缩,在组织、产业以及文化方面面临着很多现实约束。

组织约束方面,人力资本流失和社会资本缺乏,使得村落自治处于“真空地带”。村落自治机构面临精英人才缺乏、集体经济收入不足和管理组织虚化等问题,无法对农地生产经营建设给予科学的管理和引导。空心村公共事务治理常处于“反公地悲剧”,公共权威式微,村落公共生活日渐衰落和凋敝。长期以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基层管理组织“村社合一”、政经不分,村落集体“生产角色”弱化和村落管理“权威和资源”双重空心,乡村政权日益“悬浮”,乡村集体陷入无动力、无作为之困境。村落不存,村庄如何振兴,亟须乡土特质的“载体”嵌入引领,树立村落公共权威,摆脱乡村治理“空心化”。W村面临着精英缺乏、组织涣散、向心力弱等约束。村内事务基本由村书记掌控,其他人员参与感较弱,形成“一人专权”的组织治理结构,治理绩效较差。“一人专权”的组织治理结构具有浓厚的人治色彩,容易导致以权谋私、寻租行为,损害村庄的集体利益,同时容易造成村庄内部纠纷,影响村民团结。W村需要引进更多精英,以非正式治理的方式平衡村书记“一人专权”的正式治理,参与村庄管理建设,为村民的集体利益发声,而具备精英特质同时对地方具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本地城市入乡人才则是精英群体中的较优选择。

产业约束方面,人口结构性流失是空心村普遍面临的困境。W村以老人、妇女和儿童居多,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务工,农业产业经营凋敝。全村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亩,每个家庭拥有耕地地块约6~7块,人多地少且采用均田制分配,造成土地细碎化严重。村民长期以种植稻谷、番薯为生,1斤(1斤=0.5kg)番薯在集市上仅卖几角钱,耕作收入微薄难以负担日常支出,农户从事农业经营的意愿普遍低下。受市场化驱动和城乡收益的剪刀差影响,绝大部分农户外流到东莞、广州、深圳等地谋生,村里耕作的主要劳动力已然变为老人和妇女。田地无力耕作,30%的耕地为粗放经营。此外,农业经营需要匹配资金,农户难以寻求正式的金融组织予以贷款。目前W村农户在村镇银行能获得贷款的比例仅为25%,绝大部分靠亲友借贷。农户虽可以申请“贫困空心村互助资金”项目的资金支持,但这一项目仅能为农户提供5500元以下的担保借款,同时77.2%的农户因害怕承担无法还款的连带责任而不敢担保借款,资金援助不足,让不少农户放弃农业经营。劳动力大量外流,加之资金获取掣肘,造成村庄农业经营主体缺失,产业发展受限,村民收入低下。

文化约束方面,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W村正日益接受来自城市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逐渐萎缩。乡村文化纽带进一步瓦解,日益凋敝,村民公共空间拉家常已不常见,村民聚集并非为乡村公共设施建设的“一事一议”,而是热衷谈论“一年挣了多少钱”,其价值观被社会物欲横流和金钱崇拜的思想所占据,日益世俗化,去意识形态化,乡村集体主义价值观几乎丧失。原本充满乡土浓郁情怀的乡村因农民个体原子化、疏离化、自私自利和公共事务意识冷漠走向凋零瓦解。

综合来看,组织、产业以及文化3方面的现实约束需要城市入乡人才来推进空心村振兴。一是城市入乡人才可以完善现有的村庄治理结构,促进乡村组织振兴;二是城市入乡人才可以集合各类要素,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三是城市入乡人才可以丰富乡贤文化,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2.2.2城市入乡人才个人目标追求要通过推进空心村振兴实现

自我实现、理念分享是城市入乡人才的个人追求目标。城市入乡人才多是富有经验、学识、荣誉威望和强烈家乡认同意识的乡村精英,其本身是个经济能人,物质生活已得到满足。按照马斯诺的需求理论,城市入乡人才早已实现了生理、安全方面的需求,而上升到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层次,个人最大的期望是将其长期在社会工作、生活上的理念向家乡输送,振兴家乡。

第一,城市入乡人才经济资本较高,经过在城市的多年打拼,其经济压力一般很小,追求财富已经不是城市入乡人才的主要人生目标。以W村为例,很多城市入乡人才通过在外经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早已实现了物质层面的需求,更想要追求精神层面的富足。而故乡是个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入乡人才通过反哺故乡可以获得村民尊重和自我实现。城市入乡人才一般对村庄公益事业十分热心,尤其对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十分支持,可为空心村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硬件设施。

第二,城市入乡人才的社交需要可以通过空心村振兴满足。农村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传统乡情维系着乡村社会的运转,荣归故里是城市入乡人才社交需要实现的重要途径。城市入乡人才长期在城市谋生,具有集政治、经济、社交于一体的组织行动能力和做人做事的智慧,其价值观、社会感悟和做事能力,能被家乡乡亲所信服,城市入乡人才能够带动空心村村民意识的转变,为其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软环境。

第三,通过文化传播获得自我实现是城市入乡人才个人目标追求。乡土社会滋生着以知识传承、乡里教化、道德教服为主,旨在维护乡村公共秩序、提升乡村社会公德和形塑乡土社会风清气正的“乡贤文化”。城市入乡人才连接着故土,维系着乡情。

2.2.3政府农村政策目标实现需要城市入乡人才

中国“三农”政策一直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基础,尤其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更加需要城市入乡人才等乡村振兴人才参与。从乡村振兴的内容看,包括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5个方面,但居于核心的是人才,人才决定着要素的使用效率,决定着组织结构的完善,也决定着生态理念和文化传播的好坏。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也呼唤着城市入乡人才的回归。以W村所在的吴川市为例,政府高度重视城市入乡人才力量,充分利用雄厚的民间资本和城市入乡人才宽广的社会人脉资源,依托驻外商会,开展以商招商,善待城市入乡人才,鼓励城市人才回乡参与推动乡村振兴。政府建立起全面联系外出人才的机制,打破地域限制、时间限制,打好“乡情牌”,激发城市入乡人才参与家乡建设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党组织阵地,与时俱进,认真组织会员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开展主题教育,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扩大会员参与面,找准中央、省、市相关政策精神和商会、协会发展之间的契合点,引导商会、协会组织相关政策的宣讲学习。坚持“走出去”和“请回来”的有机统一,吴川市委定期走访商会组织,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利用每年春节把外出党员、各行业人才聚在一起,召开座谈会,听取商会会员的意见和建议,帮助商会、协会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因人制宜、因势利导、因村施策,充分挖掘在外党员干部资源,聚拢在外的各行业人才、企业家等城市人才资源,建立完善畅联乡谊、汇聚力量助推家乡发展的互动机制。

3城市入乡人才推进空心村振兴的实现路径:W村的例证

空心村发展现实需要、城市入乡人才个人目标追求以及政府农村政策目标实现是城市入乡人才推进空心村振兴的生成逻辑。城市入乡人才推进空心村振兴还需要有具体的实现路径,从W村的实践看,主要包括组织振兴、产业振兴以及文化振兴3方面的实现路径。

3.1城市入乡人才推进W村组织振兴的实现路径

乡村治理需要通过健全完善的乡村基层组织的权威力量实现,而乡村社会的城市入乡人才治理模式具有内生权威的特质,能够对村两委工作进行监督,有效地提高村庄重大事项的决策效率和村两委的执行力度,破解村庄治理主体缺乏的难题,让基层民主得以实质运转。城市入乡人才是民情、民意的代言人和乡村多元协同治理体系中重要的主体之一,能够通过优化乡村精英结构,汇集各方力量,有效弥补乡村治理组织发育不足的缺陷,维持政府缺位时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自城市人才入乡以来,W村的村庄组织重新焕发了活力,村庄精英结构得到了优化,组织结构不断完善,组织动员能力明显增强,促进了空心村组织再造。

3.1.1优化村庄精英结构

城市人才入乡前,W村精英结构以村书记为主导,其他群体参与少,其治理绩效很大程度上依靠村支书的个人权威,村庄公共利益容易被忽视。由吴川市政府领头,各级政府积极倡导城市人才回归本村,出台相关政策为城市入乡人才参与村内公共事务治理提供绿色通道。城市人才入乡后,W村精英结构得到了优化。回归的城市入乡人才通过公益活动参与村庄治理,使村庄公共利益得到更好的兼顾。以W村的乡村共享大道修建为例,城市入乡人才在资金筹集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严格监督资金使用,保证了乡村共享大道的顺利修建。一些空心村(如广东省化州市大坡村),虽有城市入乡人才嵌入却无法兴村,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地方对村庄治权的严格管制或是治权赋予不完全,导致城市入乡人才陷入“赋权-限权”的两难境地。城市入乡人才进一步改进了W村原有的权威治理,加之上级政府对城市入乡人才嵌入的放权,为城市入乡人才振兴乡村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

3.1.2完善村庄组织结构

W村的城市入乡人才联合村内德高望重的老人和村民小组代表成立了城市入乡人才参事会,促进了W村组织结构完善,形成了多元参与的治理新格局。具体而言,城市入乡人才参事会的主要职能是为W村发展提供参事咨询,将决策权交由村民代表大会决定,将公共事务处置权交由村委会施行。参事会每个季度将工作流程、财务支出和工作事务公示在村内宣传栏,接受村民监督;每年召开一次年终总结大会,对理事履职进行评议,对不履职不作为的理事进行替换,征求各理事和村民小组的意见,明确未来W村发展的重心,修复W村建设主体。村里的民事民议由参事会会议内部讨论,再交由村民代表大会决定。为保证会议决策的质量,一般选在节假日召开会议,对村内重大事项进行决议;对常年不在家的村民,通过网络、QQ群、微信群等新媒体与之交流。对一些大型村内项目的决议,城市入乡人才根据自身经验和眼光,采取轮流跟踪对接;对曾经直接参与过此项目的村民,城市入乡人才亲自拜访并给予经济激励,将W村发展与个人情感相结合,优先考虑村内共同利益,超越私人化的家族利益,充分尊重村民意见。可见,通过城市入乡人才参事会,进一步完善了W村的组织结构,使村庄的组织功能得到了增强。

3.1.3增强村庄动员能力

在W村实践中,城市入乡人才进一步增强W村的组织动员能力。通过号召异乡游子回流,组织生产经营,保证W村具有足够的经营行动主体,从而促进村落系统的正常运行和自发道德秩序的形成。以W村的农地经营“空心化”整治为例,不仅需要企业精英的经营能力、社会资本等,还需要占有其他互补性资源的村民参与。城市入乡人才在促进W村农地经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创新分配制度,以土地股权加入合作社赋予了农户剩余索取权,保障了在外务工无法参与社内经营农户的合法权益,减少了行动主体间摩擦,增强了农户组织凝聚力,让乡村从“空心”变为“实心”。

3.2城市入乡人才推进W村产业振兴的实现路径

城市入乡人才有资金、有技术、有项目,是空心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通过培育产业主体、完善产业体系以及改进产业环境助推空心村产业再造。随着青年才俊外流,乡村陷入人才“空心化”困境。对产业而言,同样缺乏相应的主体带动,而城市入乡人才作为村庄的精英群体,其中就有经济能人,他们具有丰富的创业经历和资源,同时对空心村的发展环境和条件都较为了解,加之对家乡的情感,由其牵头成立的企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具有起步快、适应性强的优势,是空心村产业发展的主体。空心村由于发展基础薄弱,产业体系十分不健全。城市入乡人才是现代乡土孕育在各行各业的精英,具备熟练的专业技能、先进的经营理念和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通过凝聚各行各业的城市入乡人才,可以帮助空心村进一步完善产业体系。城市入乡人才从事的行业涵盖了一二三产业,不乏与农业相关的产业,由城市入乡人才来带动空心村产业发展,有利于整合村内资源和借助外部资源,以农业为基础,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业态,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对夯实空心村产业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3.2.1培育村庄产业主体

城市人才入乡前,W村产业主体缺失,村庄内缺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集体经济组织,村庄产业“空心化”严重;全村农产品多以农户自销为主,产品附加值低,村民靠农业增收困难,农村劳动力流失严重。城市人才入乡后,开始培育村庄的产业主体,由乡贤牵头成立合作社、农业公司,发展以番薯为特色的农作物,开创“一村一品”的产业格局,形成“公司 村集体 贫困户”“农业专业合作社 基地 农户 双订单”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相继申请“W村番薯”与“W米”两大乡土农作物品牌,走农产品品牌化道路壮大集体经济。全村土地托管于广东源泰公司进行统一经营,与企业共享农地种植决策权和处置权。为防止广东源泰公司发生偷懒行为,采用“定面积、定田段”的管理模式,并给该企业免费提供农机服务。在城市入乡人才带领下,W村催生出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化了产业发展模式,增强了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3.2.2完善村庄产业体系

城市人才入乡前,W村并未形成产业体系,全村长期以小农经济、分散经营为主。城市人才入乡后,不仅催生出合作社、农业公司等产业经营主体,同时带动了W村产业体系的完善,推进了W村的产业融合。借助广东粤西中心区域的交通优势,乡贤在村内设立与“W村番薯”结合的农耕文化产业区,发展休闲农业。从基本农地种植,到农产品深加工,再到一二三产业融合,演化成强调体验和观光的农耕文化区,并在文化区内展销“W村番薯”“稻谷红”等品牌农作物。在农作物营销方面,用“小米模式”卖“W村番薯”,成立“W村特卖”网络平台,与淘宝天猫、京东商城和一号店等电子商务平台合作,推行线下体验、线上购买的销售模式。

城市入乡人才通过聘请中国国家一级作家洪三泰题诗,为番薯品牌嫁接文化气息,用8个月时间成功创立了以“W村番薯”为主的国家名优农产品品牌商标,基本形成“一村一品”的农业产业发展格局。W村番薯由原本的0.3~0.5元/斤涨到现在至少5元/斤,“身价”翻倍,其中“W村番薯”中的“南瓜红”5元/斤、“冰激凌”6元/斤、“薯王”7元/斤。而且,“W村番薯”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W村番薯”在2016年11月的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广州年货展览会上进行推广,销出共计1万多斤、1022箱番薯,当天认购2000多箱,还有电子商务平台上订购的1000多箱,共计4000箱左右,加上湛江各大商会和机关部门的认购,需求量高达4万多斤;2016年在京举行的第七届湛江驻外商会会长联席会议上,“W村番薯”俨然是明星产品,争得20多家部门认购,7元/斤“薯王”更是抢手。

在“W村番薯”的基础上,城市入乡人才进一步规划了“稻田香庄园”项目,开展休闲农业旅游。整合W村的临江土地和附近岛屿资源,逐步延长农业产业链,打造集水韵景观、临水娱乐游玩和农耕文化体验“三合一”的乡村休闲旅游胜地。临江旁的农耕文化区风光旖旎,作物葱茏,设有“渔歌晚唱”的乡村旅游平台。“W村番薯”生产空间展示厅与传统的W村农耕文化相映照,2017年3月吸引了2千多名游客前来品尝、体验、游玩和娱乐。

从表1可以看出,城市人才入乡前,W村的产业结构以传统的种植业为主,产业结构单一,产业体系不完善;城市人才入乡后,带动了二、三产业发展,推进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使W村初步建立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并进一步促进W村的集体经济发展。


表1 城市人才入乡前后W村产业体系对比分析



3.2.3优化村庄产业环境

村庄产业发展需要良好的市场环境,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制度改革等。城市人才入乡后,W村的产业环境得到优化,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具体而言,在城市入乡人才带领下,W村启动了“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的优化乡村工程,推进农田水利、环境治理、公共事业、文化建设、产业升级、乡村旅游等整村项目27项,完成自来水、排灌渠、文化活动中心、文体广场、农产品加工基地、农产品展示交易中心、村民议事场所等25个项目。

土地流转方面,由城市入乡人才引导村民以入股的形式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出现纠纷时,由城市入乡人才出面对村民进行劝说,对多次劝说无果的村民,由城市入乡人才参事会出面,施行互惠共赢的原则,对村民给予经济补偿,让乡村的产业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得以顺利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村庄修建了长7km,宽6m的共享大道,开发了集餐饮、观光、游玩、娱乐的4000m2的农家乐园,以及中心公园、文化广播站、文化活动中心和文化大楼等基础设施。城市入乡人才通过捐款募资、争取政府项目资金等方式为村庄环境整治提供资金支持,W村的村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村庄绿化水平显著提高,2018年公共空间绿化覆盖率超过80%。此外,人畜饮用水安全、饮水难、走路难和排水难等问题得以解决,村容村貌得到极大美化。可见,城市入乡人才促进了W村产业发展环境的优化,为村庄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3.3城市入乡人才推进W村文化振兴的实现路径

城市入乡人才既是乡村文明的承载者,也是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交融的载体,是乡村文化重建的主体之一。城市入乡人才具有很高的道德考量和强劲的亲和力,利用所学的专长知识和所积累的社会资源,反哺桑梓,整治环境,发展经济,减缓因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公共与私人及贫富分化等造成乡村价值观失衡的矛盾,重塑乡村认同感、归属感,培育乡民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乡贤文化”根植乡土,是乡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尚善的力量,能够唤起村民对于淳朴乡风的美好记忆,效仿贤达之人言行,推动文明乡风形成。城市入乡人才有助于发挥优秀传统文化,重塑乡村道德文化秩序。自城市人才入乡以来,W村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家文化”在W村重新焕发活力,对转变村民观念、重塑W村价值观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空心村文化再造。

3.3.1重建村庄文化组织

W村城市人才入乡后,以城市入乡人才参事会为核心,成立了“好人好事理事会”“红白喜事理事会”等文化组织,推进了W村文化振兴。城市入乡人才创新宗祠建设的募款方式,借助乡土差序格局的特征,贴出关于“修建宗祠”的倡议书,充分发挥村民的私人关系,推进人带人募资,修建宗祠。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本禀赋,利用自身社会关系,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到W村的公共服务和文化建设领域。以乡情为枢纽,以乡村为桥梁,以参事会为平台,由“在场”城市入乡人才带动“不在场”城市入乡人才反哺桑梓,建设家乡,为W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注入新动力。利用城市入乡人才在政府的影响力,推进由政府主导的农家乐园、亲水乐园、文化大楼、文化活动中心等文化娱乐项目入村,满足村民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在文化娱乐项目落地后,定期给村民播放电影,为村民传播新知识和普及社会动态。每年重阳节,举办重大敬老活动,与留守老人共同拉家常,让留守老人获得心灵上的慰藉,并通过自身权威,将村民凝聚在一起,共同参加文化节、番薯节等一系列的乡村文化活动。

3.3.2重塑村庄价值观

城市入乡人才立足乡村文化基因,结合村落过去和面向未来,辩证地从乡村“空心化”中找寻“掣肘点”和“痛点”,将昨日乡村、今日乡村和明日乡村贯穿于兴村过程中,在乡村更新过程中重塑乡村价值观。城市入乡人才植根于乡土,涵括心系家园、报效桑梓、德高望重和通情达理的乡土特质,为重构乡土建设主体和变“空心”为“实心”的重要载体,符合W村内生的乡土特质,为W村的价值观重塑奠定了基础。

在W村的实践中,城市入乡人才参事会充当解决村民纠纷处置的“和事佬”,每年过年过节,通过举办各重大活动,召集村民一道商议谈心。城市入乡人才的睿智,表现在其法律意识、权利观念、民主信念和知识阅历的充盈,在村治和重构乡土建设中能与时俱进地垂范乡邻、感化村民和普及乡土风情,又能充当着乡土建设主体修复的“风向标”,既适应现行的社会规则生态,又契合乡土社会及其公共事务管理的协调机理。在城市人才入乡前,W村未举办过大型文化节庆活动。在城市人才入乡的3年间,W村举办的各种文化节日(如书香节、定时放电影、番薯节、番薯苗观光节等)都有了明显上升。村民们平时有讲有笑,在每个法定假日均会聚在一起交谈沟通;村民们的争吵也有了明显减少,村民间和睦乡邻。有时过年过节供应菜饭不够人手,或村里红白喜事,村内的乡邻好友互帮互惠互助,大家边做菜边拉家常,正如个别村民所言的“吃不了多少,图个热闹”。城市人才入乡后,村民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素养有了极大改善,使得W村被评为“湛江新农村先进村”。

4城市入乡人才推进空心村振兴的运行机制:W村的探索

城市入乡人才之所以能顺利推进W村组织振兴、产业振兴以及文化振兴,离不开良好的运行机制,包括外在的政策、产权机制和品牌环境等。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4.1以政策让渡助推乡土共同体形成

在W村的实践中,吴川市政府通过政策优惠,鼓励和吸引了一批外出成功人士返乡建设家乡。政府的优惠政策为城市入乡人才推进W村振兴提供了客观基础,而城市入乡人才则弥补了政府与乡土主体修复之间的短板。吴川市政府以富有荣誉性质的地缘化社会群体——城市入乡人才为重要载体,推进城市入乡人才反哺桑梓,是实现乡土主体重构的策略选择,也是摆脱乡村“空心化”、复活乡土“生机”、增进乡土福利的有效途径。

城市人才入乡后,W村成立了城市入乡人才参事会,并规范了参事会的规章程序设计,界定了参事会的功能价值走向。参事会在W村纠纷解决、公益事业建设和村民自治拓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有助于增进村民对村集体和城市入乡人才的信任,提高乡土自治的内部民主化程度。若未能界定并明晰城市入乡人才对乡土建设的权利安排,很难增进其在村民内心中的威望,并可能阻碍乡土建设主体修复。信任是城市入乡人才介入乡村,促使乡村达到善治的因。城市人才入乡除了自上而下的合法性认同,还需自下而上的合意性认同,否则乡贤也只是政府实现既定目标安排的“伙计”,而非乡村振兴主体建设的权利伙伴。W村正是实践迎合了这一特质,才实现了空心村振兴。

4.2以产权明晰增强产业发展动力

一个有效率的经济行为,必须建立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一个有效的产权设计,也少不了有效的交易装置进行调配。在W村实践中,城市入乡人才通过设立经济合作社促进了空心村产业振兴。一方面,城市入乡人才联结镇政府、村委,共同推进已确权到户的农户承包地在“进不添、生不增、死不减”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减少地块细碎化,做到每户拥有的地块数不多于3块)。在集体资产制度设计上采用“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方式,赋予农户完整的农地使用产权,尤其是农地的自由处置权,强化和维系农户人格化财产的稳定性,明确不享有集体产权分配的成员负面清单化,改变传统的“有份无股、有份无值”的不良现象。另一方面,城市入乡人才动员农户承包地的经营权,同意集体土地以股权契约化形式加盟到经济合作社,划分调配土地股和资金股的配置比例,其中土地股认购比例被固化,资金股允许永续认购,明确农户在经济合作社个人股的分红权、处置权、现金流权和交易权(仅限于本村成员间的转移)与集体股的处分权、使用权、收益控制权和退出权,对退出土地股权的村民予以一定补偿,在集体股的剩余收益分配上按照公积金、公益金和股东权利优先次序,界定合作社待分配利润在集体股和个人股的分配权限,农户承包经营权由残缺走向完备,变“虚权”为“实权”。此外,城市入乡人才将农地经营权细分为种植决策权、田间管理权和用地处置权,外包给农业龙头企业代为耕作管理,与之共享农地经营权。W村的土地产权设计,保障了村民作为乡村发展的主体地位,进一步盘活了农地经营权,拓展了农地权能空间,为城市入乡人才推进W村产业振兴夯实了基础。

4.3以专业化运营提升村庄品牌价值

W村实践中,城市入乡人才以其道德威望和社会资源网络,加强乡村和城市的多样性联系,引导资本和劳动力回流,将作为传统农业生产载体的农地与乡村文化、旅游相结合并演化为一个复合型农业生产空间;借助现代技术,衍生出与本村优势农产品结合的农耕文化区,展销农产品品牌文化;以农业生产过程路演、农家乐体验和节日欢庆活动吸引游客参观游玩,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收入。

W村的实践之所以成效骄人,离不开城市入乡人才的专业化运营能力,通过发挥社会网络资本和经济合作社的组织优势,推进W村农业品牌化建设,走出了一条品牌兴村之路。城市入乡人才以绿色健康农产品为基、优势农产品品牌培育为质,利用W村特色资源禀赋,引进和开发新、甜、精等口感独特且优质的农产品,打造“专、奇、美”的高品质、高品位、高营养价值的农产品(即“W村番薯”)。借“小米模式”利用线上线下市场渠道,高效、快速地将农产品生产与个性化高端市场的健康需求衔接起来,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抢夺先机,同时利用自身的专业化运作能力和管理理念,拓展农业增值空间和农业功能,注入社会资本、现代技术和现代经营业态,在保持村落文化肌理不受破坏的基础上,形成集产品生产、绿色消费、生态娱乐和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生产运营模式,实现合作社、农业企业、村集体、农民等多元主体的效益增收。

5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广东省W村为例,深入剖析了城市入乡人才推进空心村振兴的生成逻辑、实现路径及其运行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入乡人才个人目标追求、空心村发展现实需要以及政府农村政策目标实现是城市入乡人才推进空心村振兴的根本生成逻辑,优化村庄精英结构、完善村庄组织结构、增强村庄动员能力是城市入乡人才推进空心村组织振兴的实现路径,培育村庄产业主体、完善村庄产业体系、优化村庄产业环境是城市入乡人才推进空心村产业振兴的实现路径,重建村庄文化组织、重塑村庄价值观是城市入乡人才推进空心村文化振兴的实现路径。当然,城市入乡人才推进空心村振兴需要匹配适宜的运行机制,包括以制度让渡助推乡土共同体形成、以产权明晰增强产业发展内生动力和以专业化运营提升村庄品牌价值。

本文研究结论对如何借助城市入乡人才力量助推乡村振兴,以及空心村治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一,城市入乡人才是空心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对空心村振兴发挥着关键作用,应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引导城市入乡人才参与空心村治理,形成政府、村委会、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的治理新格局。第二,应深化空心村土地产权改革,鼓励城市入乡人才参与空心村的产业发展,为空心村注入新活力,促进空心村现代产业体系的建构和完善。第三,应充分发挥城市入乡人才在凝聚村民向心力方面的优势,通过制度让渡助推乡土共同体形成,重塑空心村价值观,为空心村发展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龙开胜,陈利根.基于农民土地处置意愿的农村土地配置机制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80-87.

[2]许世光,魏建平,曹轶,等.珠江三角洲村庄规划公众参与的形式选择与实践[J].城市规划,2012(2):58-65.

[3]王跃梅,姚先国,周明海.农村劳动力外流、区域差异与粮食生产[J].管理世界,2013(11):67-76.

[4]李长印.“空心村”形态特征与生成机理分析:以河南省农村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95-99.

[5]罗琦,唐超,罗明忠.村治能人推进农村集体产权改革:逻辑分析与案例解剖:基于安徽省夏刘寨村的调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86-92 155-156.

[6]冯健,叶竹.空心村整治中的多元有机规划思路:河南邓州的实践探索[J].城市发展研究,2017(9):88-97.

[7]李金哲.困境与路径: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乡村治理[J].求实,2017(6):87-96.

[8]李宁.乡贤文化和精英治理在现代乡村社会权威和秩序重构中的作用[J].学术界,2017(11):74-81 325-326.

[9]赵浩.“乡贤”的伦理精神及其向当代“新乡贤”的转变轨迹[J].云南社会科学,2016(5):38-42 186.

[10]刘淑兰.乡村治理中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J].理论月刊,2016(2):78-83.

[11]季中扬,胡燕.当代乡村建设中乡贤文化自觉与践行路径[J].江苏社会科学,2016(2):171-176.

[12]胡鹏辉,高继波.新乡贤: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20-29 144-145.

[13]白现军,张长立.乡贤群体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与机制构建[J].南京社会科学,2016(11):82-87.

[14]万涛.权力的文化网络视角下的新乡贤返乡困境及对策:基于H省G村的调查和实验[J].城市规划,2016,40(11):21-29.

[15]芦恒.农村“草根性”社会工作创新发展:以东北农民志愿者的自助实践为中心[J].社会科学战线,2017(2):203-210.

[16]HIWATARI M. Social networks and migration decisions:the influence of peer effects in rural households in Central Asi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6(4):1115-1131.

[17]周祝平.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及其挑战[J].人口研究,2008(2):45-52.

[18]刘彦随,刘玉,翟荣新.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J].地理学报,2009,64(10):1193-1202.

[19]田毅鹏,韩丹.城市化与“村落终结”[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51(2):11-17.

[20]武小龙,刘祖云.村社空心化的形成及其治理逻辑: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4):108-113.

[21]王文龙.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地区差异、治理模式选择与目标耦合[J].农业经济问题,2018(10):78-84.

注释:

①以上数据根据调研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