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龙族传统生产生活逻辑的价值反思——兼论“美蒂斯”的传承与复兴

作者：杨　艳  责任编辑：王铭鑫  信息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10期  发布时间：2020-11-20  浏览次数： 2998次

【摘　要】伴随现代化进程在农村的持续推进，如何处理好传统乡村与现代产业发展的关系，是我国和发达国家农村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该文以独龙族为个案，通过“美蒂斯”概念的提出，即农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传统生产逻辑和生活智慧，从村落空间保留、循环时间认知与生存理性取向三个部分，反思和阐述了产业发展中传统生产生活逻辑的现代价值。认为其产业脱贫的成功之处在于，基层政府带领小农户将现代科技与地方智慧进行了有效衔接，使农业生产契合了生态文明要求与乡土习惯，同时为进入市场的小农户保留了生存退路与“安全阀”。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单纯的产业发展，更是“美蒂斯”的传承复兴，是乡村文明的整体复兴。

【关键词】独龙族；传统生产生活逻辑；现代价值；乡村振兴

 “mêtis”被译为“美蒂斯”、“米提斯”，源自希腊语。古希腊神话中，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曾参加特洛伊战争，献计攻克了特洛亚，战争结束后他率部在海上漂流十年，历尽艰险得以返回故乡。荷马史诗在歌颂奥德修斯坚定意志与豪迈精神的同时，亦赞扬他正是具备丰富的“美蒂斯”经验才能找到回家的路，“美蒂斯”因此被英文翻译为“狡猾的技能”。詹姆斯·C·斯科特在其著作《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中对“mêtis”^{[1]（P.426）}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用“mêtis”形容传统农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与耕作相关的传统知识，如降雨、气候、自然灾害等，不仅指“在对不断变动的自然和人类环境做出反应中形成广泛的实践技能和后天获得的智能”^{[1]（P.400）}，还“包括了将蕴含于地方经验中的知识形式与国家及其机构所使用更一般和抽象知识进行比较的手段”^{[1]（P.398）}，它们与自然和生态相互照顾、给予，生产了“mêtis”，这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由于“美蒂斯”所蕴涵的内容“每次应用都需要针对本地条件做出相应地调整”^{[1]（P.406）}，所以本土性为其根本属性。斯科特以“美蒂斯”的智慧认识社会，提出须处理好科学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关系，并以此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新进行了梳理。从这个意义上讲，“mêtis”就是生产生活中的本土建构。

国外人类学、民族学对于传统生产知识的研究历史久远。早在1906年，法国人类学家莫斯和伯夏（M.Mauss&H.Beuchat）就在《社会学年鉴》上合作发表了《试论爱斯基摩社会的季节性变化》一文，研究爱斯基摩人伴随季节性变化而采取不同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1940年，英国人类学家普里查德（Evans-Prichard）出版《努尔人》一书，考察了非洲尼罗河畔努尔人在不同季节所采取的差异化生计方式及其政治制度。这两项被学界誉为最早的生态人类学著作，呈现了传统生计方式与经济、政治生活的互动。20世纪5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类学、民族学者介入该领域，出版了《传统生态知识》（J.T.Inglis，1993）、《本土环境知识及其转型》（RoyEllen，eds.，2000）等重要学术论著。克利福德·格尔茨首次提出了“地方性知识”的概念，认为它不仅指生计、生活方式，还包括文化与制度的各个方面，该概念一定程度上和詹姆斯·C·斯科特在其著作中所提到的“mêtis”不谋而合。还有现代农业经济理论的奠基人舒尔茨，在提出以“技术变化”^{[2]（P.101）}改造传统农业的同时，亦强调了农民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知识的本土价值。国内研究方面，主要成果归纳起来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民族学领域对少数民族传统农业知识价值的探讨。刘旭霞（2009）以贵州黎平黄岗侗寨香禾糯为例分析了我国农业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柏贵喜（2010）等阐述了土家族传统农业生产知识对现代科技合理互补、保护物种资源多样性等方面的典型现代价值，并提出挖掘和反思传统农业知识现代价值的重要意义；李技文（2010）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作了研究成果的综述；龙运荣（2010）则对恩施红烈村传统养猪技术进行了调查。二是农学领域对传统生产技术现代价值的研究。王先明（1996）以西藏自治区为例，重点分析了传统的农作物品种、种植方式、栽培技术在西藏的实际应用，在强调传统农业技术价值的同时提倡应与现代农业技术相结合；张琦（2004）认为传统农业技术是现代农业技术的基础；李向东（2007）通过传统农业技术与现代农业技术的比较，提出在继承传统农业优点的基础上应通过技术的改造和提升来实现向现代农业技术的转型；蒋和平（2008）从技术结构、发展步骤、地域适应性、功能和技术体系角度为改造传统农业技术设计了选择路线；梁惠清（2008）则分析了传统农业技术发展的制度意义，借用现代战略管理工具重申了传统农业技术在现代区域农业发展中的独特价值。综上，无论民族学还是农学领域，以往传统知识研究主要聚焦于农业生产知识及其在产业经济发展中的技术价值，对乡村文明的整体性关照略显不足；研究内容上，多为个案知识现状的描述和归纳性研究，较少从深层逻辑出发对本土元素以解释性梳理。

受益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作了进一步补充与完善。首次将“美蒂斯”的概念应用到我国少数民族农村的脱贫实践中，将“生产知识”拓展至更广泛的日常“生产生活”，从而使价值反思能从产业发展走向乡村文明的整体脉络；方法与内容上进行了民族学与农学的交叉研究，采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报导人制度等具体技术，从蕴含于深层社会结构中的空间、时间和观念切入，去阐释个案的传统生产生活逻辑。研究不囿于对个案经验进行归纳总结，更希望追寻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中“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维度，将产业发展、资本的分析性关照与民族学对“人”与“物”的深描相结合，^[3]既能通过经济学分析判断社会的发展现实，又能立足民族学的文化解释路径让现实分析回归乡土社会的大背景。在小农阶层还将长期存在的国情下，尤其受农业机械化影响程度较小、地方性知识保存相对完好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该研究能从生产生活的角度，为农耕文化研究提供与乡村振兴互动的思辨空间，亦能为乡村振兴研究拓展从传统文化切入的应用领域与知识样本。

基于此，笔者以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为样本框，采用立意非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了独龙族为个案。独龙族聚居在中缅边境的深山峡谷，历史上长期与世隔绝，是典型的跨境、“直接过渡”和人口较少民族，全国人口总数不过万，唯一聚居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1）进入新世纪以后，各级政府高度关注了该乡的深度贫困状况，将其作为云南省落实人口较少民族扶贫攻坚政策的重点，经数年整体式帮扶、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成效显著。2018年底，独龙族在怒江州率先实现整族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63%。^[4]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给独龙江乡群众回信表达了祝贺。考虑到该个案的典型性和发展的延续性，调查组在2015年12月至2019年5月间三次进入该乡，完成了历时4年、累计近1年的田野与追踪调查，时间跨度自其整体式扶贫开始到实现整族脱贫之后，尤其对产业扶贫状况予以持续关注。下文将从传统空间保留、循环时间认知与生存理性取向三个部分进行反思和阐述。

一、空间：原有村落结构保留了社区的生产核心和本土性

“十二五”伊始，上海市联合地方政府对独龙江乡实施了对口援助，“整乡推进整族帮扶”项目共落实建设资金13.04亿元，从安居温饱、基础设施工程、产业发展、素质提高、社会事业发展、生态保护六个方面展开了民族帮扶工作。产业发展方面，经详细论证基层政府将重点锁定于两个部分：一是以“西南秘境”为主题大力发展旅游业；二是以草果为主要经济作物，推广现代农业技术，扶持特色生态种植。落实过程中，由于现有软硬件条件不能满足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与持续增长的游客数量等需求，同时为配合怒江美丽公路建设，基层政府对独龙江景区进行了暂时的停业再建，并将“十二五”产业发展的重心调整为以特色生态种植为主。^（2）

（一）独龙族生产生活的“过去”与“现在”

独龙江地区过去的生产类型主要为刀耕火种、轮歇耕作，耕地主要有“火山地”、“水冬瓜地”和“园地”三种。“火山地”数量最多，通常种植一两年便会“烧火山”，然后自然歇耕回复土地肥力；“水冬瓜地”指以人工方式培植树林、砍烧蓄积肥料的轮种耕地；“园地”则主要为村前屋后的耕地。以上传统种植方式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分散性。独龙河谷为高山峡谷地貌，不具备如平原地区般大规模推进机械化的条件，不适宜集约化生产，世居于此的村民长期以来只能零星种植。二是本土性。源于神秘的高山峡谷地貌，交通一直是制约独龙江乡发展的瓶颈，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后虽然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但种植、养殖业仍保留了传统生产特点，如劳作时间自由，较少使用农药、化肥、地膜等，对外界依赖较小。三是自足性。自给自足是独龙族生计方式的原生属性，落实项目扶贫后种植经济作物，亦是被视为补贴医疗、子女教育等费用的辅助收入，伴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村民们才渐渐有了营利概念，投入种植业的产业化发展。

传统的生产方式———小农式生产规模小、扩大再生产难度大，其局限性毋庸置疑；但另一方面，该生产方式之于山区种植环境与本土居民种植习惯的适宜性又确实存在。所以，基层政府带领小农户们对传统小农式种植进行了现代改造。一是构建家庭、集体、合作经营共同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10年，遵循“公司 专业合作社 基地 农户”的运作模式，独龙江草果合作社以乡供销社为主注册建立，之后每个村都建成了2-3个小型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同时发展集体经济和合作经营，提高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从而有效带动小农户发展。2011年，乡政府引进180多万元在孔当村建成了草果烘干厂。二是以现代生产及管理技术指导小农户种植。种植业刚起步乡政府便制定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规划，结合独龙江乡全面发展的综合设计拟建“草果生态乡”。为此，贡山县农业和科学技术局为各乡置办了农业补贴机械用具1069台，完成中央补贴资金93.134万元。^（3）同时，尤其注重以现代农业技术和管理技能培训小农户，组织村民们定期参加草果、重楼等作物种植技术的培训和宣讲。三是加大产业扶贫力度，提高项目精准性。该乡共有6个行政村，除最北边的迪政当村因地质条件不适宜种植草果改种重楼，其它5个村均推广了草果生态种植。2009年，县政府根据相关文件组织实施了独龙江乡草果基地建设项目。初期试种10000亩；2010-2011年，熬过艰难的挂果期实现大幅增产后，小农户们纷纷追加投资；2012年底，全乡草果产出80吨，收入48万元；至2017年12月，经过基层政府对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项目的不断投入与调整，草果产量达1000余吨，产值高达1700余万元。^（4）

（二）独龙族原有村落结构所蕴含的传统生产生活逻辑

历时四年的田野调查中，调查组参与了村民种植、收割、销售草果的一系列过程，见证了在基层政府的带领下众多小农户成功走通了一条生态种植脱贫之路。笔者认为，村民们响应产业发展政策，积极将人、财、物力投入到草果等特色作物种植中，得益因素之一在于传统农村社区生产生活空间结构的保留。虽然全乡上下产业发展之心迫切，但基层政府并未强制要求村民们开发一切可利用之耕地，而是在安居工程和现代小集镇建设规划、实施中仍然保留了独龙族传统村落的形式、功能和文化元素。

1．以生产为主旨的家族聚落式安居规划

独龙族传统生产以大家族为劳动单位，家族从本氏族内部分裂出来形成独立组织，占有本家族周边的土地。每一个自然村基本上就是一个血缘集团和一个劳动单位，大者11户，小者只1户，同一个家族的自称“日歪”，几个家族同一个祖先的自称“尼柔”。过去，从姓氏上识别自然村非常容易，看名字就知道他属于哪个家族。一个独龙族人的名字先是家族名称，然后是父亲或母亲的名字，最后是本人在家里的排序，比如“龙棍（家族名）·雄罗（父亲名）·朋（大儿子）”。据访谈，现在迪政当村的熊当小组就是由以前“熊当”家族的“熊当·彭戛、熊当·戛罗都利、熊当·戛冷普南、熊当·戛冷国、熊当·郭九生利国、熊当·桑利勇朗、熊当·莫拉古鲁”7户家庭发展而来。又如巴坡村斯拉洛小组原意为“善于使用弓箭的人”，指这个家族的人都善于狩猎。这种传统居住和取名特点十分有利于生产，所以新安居规划以集中为原则，在原有家族基础上重建了村民小组社区，建成26个卫生、交通、用水、用电、文化等设施齐备的村民安置点，落成了具本土特色的安居房共计1068户。5人与空间的关系是共生的，生产生活空间凝固了人们的需要、情感和追求，并把这些传达给一代又一代人，渗透到他们的性格和日常中。以传统独龙族家族聚落为基础建成新农村社区，亦意味着以便利劳动为主旨保留了不同家族的特色和生产核心。

2．发展传统“园地”经济

传统乡村空间是一个基于自足性、相对闭合的复合体系，由村边、住宅、庭院、地头等一系列要素构成，尤其庭院经济，过去既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亦负担了生活、消费的大部分支出。伴随过去农村城镇化的粗放推进，农民搬入新的城镇社区，日常生活缺乏空间与距离的缓冲，各种冲突与纠纷凸显并激化，生活空间被压缩的同时与所种植土地之间的距离被逐渐拉大；^{[5]（P.123）}另一方面生产成本与劳动负担却与日俱增，水费、电费、卫生费等都是过去没有的开支。^{[6]（P.127）}生存环境发生变迁迫使农民离乡进入城市，寻找更多的收入来源和就业机会，从而导致农村“空心化”“离农化”。所以，“庭院”是农民生存的最后一道“安全阀”，降低了市场对农民生存的影响和风险。斯科特将小农户为应对市场、自然灾害等不确定因素风险而进行的庭院种植和手工业称之为“退却方案”^{[7]（P.79-80）}，这种天性中对市场的远距化是小农户降低风险的重要策略。独龙族传统种植所界定的“园地”种植即“庭院经济”，通常地势较平、最为肥沃，但面积少，主要用于种植玉米、土豆、芋头等日用粮食作物。安居工程建设中，所有新建安居房不仅为村民留出了自建庭院的空间，还为每户专门规划了家禽养殖区域，村民们可在房前屋后种植蔬菜等粮食作物，饲养家禽，亦可在庭院编织独龙毯、安置蜂箱，以此补充生计、改善生活。实现整族脱贫之后，乡政府还发文组织村民们开展了“最美庭院”创建与评选活动，通过经济与人文发展的双推进，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美丽乡村。

3．保留独龙族村落空间的本土文化生态

漫长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传统村落空间，不仅调节着日常生活与生产之间的节奏和距离，赋予村民以安全感，同时文化元素依附于公共空间表达了共享的集体性历史记忆和人文价值，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基于此，基层政府投入6800万元实施了独龙族特色民居改造工程。^（6）新建民居和小集镇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尊重民族建筑风格和本土文化生态，结合当地建筑工艺就地取材。具体实施中，以突出民族特色为核心，按照规划设计、房屋式样、建筑风格、建设标准、组织施工统一的原则进行，同时以原始古朴的独龙族民居元素为主格调，注重文化内涵以及人与自然和谐，体现一房一景、一片一景、美观实用的构思。整个民居在外墙用水冬瓜树进行包装，屋顶在青瓦上面加盖一层茅草，以独龙族红、黄、白、蓝基色装檐线、木门、木窗。经重建后的独龙民居不仅保持了传统建筑的主体风格，还更加特色鲜明、美观大方、适用宜居，成为独龙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利于推动特色生态种植与民族旅游的融合发展。

二、时间：传统循环逻辑契合了人与自然的协同生产与生态性

“六点左右，一丝微白的晨曦穿透密林点亮夜幕，峡谷深处的独龙寨子还在酣梦中，偶有一两声鸡鸣略显突兀。到达独龙江乡的第十天，我仍然早上七点从BLJ家（笔者寄宿的孔当村丙当二组村民小组组长家）出发，沿着刚做过路面硬化的乡村公路，在孔当村五六个村民小组之间边逛边看。清晨，村子里忙碌着的基本是外来务工人员，比如开小卖部的小申，她来自四川绵阳，已经早起整理货架了，我总爱找她买东西、闲聊。一直转到八九点，才看到大多数村民的厨房冒起了早餐炊烟。与很多内地农村一样，这里劳作的人们通常每天两餐，午饭并不定时。下午两点半，饥肠辘辘的我终于在孔当村孔美小组村民LXM家解决了午饭。”以上文字出自笔者的田野笔记，浅描了独龙江乡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隅。

（一）“北京时间”与“独龙时间”

我们通常会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来形容农村劳作节奏，而访谈中据在此务工的外乡人和游客反映，当地村民对于时间概念及时间标准的界定比较模糊，对此笔者深有体会。田野调查中由于常常要与访谈对象预约面谈时间，调研组成员便会习惯性地询问“请问我们具体约几点比较好”“请问您几点在家呢”，对方的回答一般是“你们中午来”或者“晚饭后吧”；追问具体时间点，回复通常是“随便嘎，差不多就行”；如果经多次沟通，被访村民答应“下午两点可以呢”，那下午两点到该户人家家中可能还要再等一两个小时，被访对象回来后见到我们会不好意思地小声嘟囔：“真是抱歉嘎，忘记时间啦！”

《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中，杜尔干将时间确定为人类最基本的分类概念。他认为，社会活动尤其仪礼、节庆、公共仪式等社会活动的节奏与周期性发生，一方面源于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也规范了社会生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法既表示集体活动的节奏，同时也保证了这些活动的规律性。^{[8]（P.138）}同一文化中的人群以相同方式思考与安排时间，于是形成了“社会时间”。^{[9]（P.10-11）}当前已被认可的“社会时间”通常按两种原则建构：一种是从诸多事物的不可逆性中建构出的线性时间观。^{[10]（P.2-3）}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的我们看来，时间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线性过程，由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由时、分、秒、年、月、日、周构成，它是一种客观、物理的存在，表现为“北京时间”、线性时间，是商业文明与工业化生产背景下对时间进行精确掌握和分割之后的钟表逻辑。另一种“社会时间”则是基于对日夜交替、季节变换、植物生长规律等自然现象的观察与体验而发展出的循环时间观。在各自时间观的基础上，进而构建出了一套为该群体共同接受并遵守的时间度量准则，人们所有的活动都依照这一套时间准则与节奏安排，并赋予其丰富的文化意义。独龙族传统生产生活逻辑对时间的认知便是典型的循环时间观，其传统时间认知是循环往复、遵循自然劳动节奏的“独龙时间”，线性时间观并不为独龙人所习惯，哪怕多么盼望多劳多得、增加收入，村民们仍然希望最大限度地拥有生产生活的灵活性和自由性。正如一位荷兰农民所说：“我拥有自由，安排自己的工作和时间，我们与自然和动物结伴，每天都面对着指涉生命的价值。”^{[5]（P.138）}所以，用一种文化中的时间观去评价另一种文化的“不守时”，某种程度上是不同观念碰撞后的价值错位。

（二）独龙族循环时间观所蕴含的传统生产生活逻辑

民族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在于整体观、主位研究和文化相对论，故而民族学者对时间概念的理解与诠释在于关注社会文化语境中时间与人的关系，能够通过一个文化对时间的建构与度量来理解该文化的社会活动实践。

1．循环时间观表达的生产生活实践

老一辈独龙族人有一套自己的季节历，人们根据季节和万物生长的变化安排山地农耕、采集和狩猎。独龙江下游地带的族人将一年分为花开、播种、鸟鸣等十个月，重视花开、鸟鸣等物候的变化，春花开放时就要赶紧播种，“崩得鲁那”鸟鸣则停止播种，对于时间节令的划分并不严格，每个月具体多少天也不固定，这种历法被称为“花鸟历”。上游族人则将一年分为12个以“龙”（汉语“月圆”）为单位的节令，12个节令轮转往复。得则卡龙：指“山上还有雪，男人打猎、女人织布”，意为无活可做；阿蒙龙：指“山上还有雪，开始种小麦、小米和青稞”，意为草开始发芽；阿暴龙：指“砍火山地，种洋芋”，意为地上有草；奢久龙：指“砍火山地，种南瓜等”，意为有些鸟开始叫；昌木蒋龙：指“插秧、种玉米、稗子”，意为所有的鸟都叫了；阿累龙：指“插秧、薅草、挖贝母、捕鱼”，意为长竹子了；布安龙：指“挖贝母、薅草、捕鱼结束”，意为麦子可以吃了；阿送龙：指“种荞麦，吃青包谷、瓜类，收小米”，意为松叶开始黄了；阿长母龙：指“收包谷，砍草”，意为山上下霜、树叶已经黄了；曹罗龙：指“山上又有雪，收包谷、搭包谷架”，意为稗子、包谷要收了；总木加龙：指“山上有雪，收稗子等”，意为各种粮食要收完；力哥龙：指“江边有雪，收集柴伙、狩猎”，意为江水清且小。^[11]

相比线性时间，循环时间概念与生动的自然界密切相关，季节、动植物生长的规律十分稳定、可持续，人们从中获得了对时间顺序、连续性与循环性的认知，如独龙族“花鸟历”“月圆历”、农历、二十四节气，均为长期观察日月运行、四季变换、植物生长周期等自然现象的结果。

2．循环时间观中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生产生活逻辑

宗教的“灵魂”观念不同于哲学所指在身体中依存的精神实体概念，认为“灵”脱离身体独立存在，不随形体湮灭而死亡，是超脱物质世界的世间主宰。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生产生活严重依赖自然界的社会形态中，祖先崇拜进一步发展为对自然物与自然力的崇拜，“灵魂”得以异化为“神灵”。过去，生活于高山峡谷间的独龙族处于半封闭、自给自足的刀耕火种状态，人们对世间万物均存有敬畏，认为在构成自然界的各要素中都蕴含着“灵”，独龙族传统生态观念里自然和神灵、鬼灵神圣一体，他们用对“灵”的认知与崇拜来表达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LZX（女，独龙族，73岁，独龙江乡迪政当村熊当小组，务农，独龙族即兴说唱传承人）给笔者即兴说唱了一段祭“拉”（山神）仪式的内容，歌词大意是：“村寨的男女都要你来保佑，愿我们村人口兴旺，人人长寿、长生不死，愿你永远保佑我们，我们将献给你最好的东西。”^{[8]（P.91）}LZX用即兴说唱与“灵”沟通，祈求年年人畜平安、五谷丰收，类似的活动还有“开昌哇”节中的“剽牛祭天”。

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独龙族历算法，其核心便是构成自然界各要素都有“灵魂”的思想，即“万物有灵”的本土原始崇拜，时间逻辑建构与原始“灵魂”分类体系息息相关。族人们将“灵”分为鬼灵和神灵，致人生病和灾祸的是鬼灵，自然界的日、月、山、风、电、树、河、花和各动物里则存在着神灵。神灵中与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事物或动物，它们的生长生活规律被作为循环时间以及历法的核心要素，如“花鸟历”“月圆历”，以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关联和协作。这种循环时间观中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生产生活逻辑，体现了人类生产活动与自然界的统一。

3．传统生产逻辑与现代发展理念达成了生态价值共识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提升到“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为科学论述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习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两山”理论，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具体到地方，“两山夹一江”是独龙江乡的地势特点，高黎贡山与担当力卡山纵向并立，中间一条独龙江南向奔流。该乡所处高黎贡山段是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主要区域之一，而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其生物多样性被学术界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同时，这里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地澜沧江、金沙江、怒江“三江并流”的核心区域，该区域内生存着77种濒危的珍稀国家级保护动物。所以，在独龙江乡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必须思考地方经济发展、人类永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体现其生态服务功能。基于此，该乡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探索了生态保护与脱贫致富共建共赢的产业发展道路，着力推动以草果种植为主的绿色产业。

另一方面，独龙族传统生产生活逻辑中蕴涵着人与自然协同生产、可持续的生态伦理，让村民们在现代农业种植中自发使用农家肥涵养土壤、抵制化肥“灼烧大地”^{[12]（P.111）}、植树护林保护环境。以下是笔者在草果地与MJL（男，独龙族，31岁，初中，巴坡村村支书，独龙江乡巴坡村木兰当小组）的一段对话。问：“能介绍一下您正在用的肥料吗？”答：“可以啊，这个是农家肥，我们现在种草果施肥都用这个。”问：“会配合化肥使用吗？”答：“我们村草果种植上没有用过化肥，肥田用的都是农家肥，这样种也好卖啊！技术员也不建议使用化肥和地膜，这些对土壤土质有破坏。我们用农家肥是自发的，大家曾用过一段时间磷肥和尿素，发现对土质不好也就不用了。”问：“那这种肥是怎么制作的呢？还有没有其它的农家肥制作方式？”答：“农家肥有好几种，现在用的最多的是这个，往猪圈里放草，沉积一段时间后把它漓（沥）出来就行了，再就是粪肥。”MJ还向笔者介绍了当地制作农家肥的几种老方法，如禽畜肥、草木肥、饼肥（花生、芝麻、油菜等榨油后剩下的饼）等。村民们认为，人与土地之间不仅是“施”与“受”的关系，更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地育万物、量力而出”^{[12]（P.111）}，以上做法契合了发挥独龙江乡生态服务功能的要求，有益于边境生态屏障安全、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和水土涵养。

诚如梭罗曾感叹的：“农事曾经是一门神圣的艺术”。^[13]独龙社会千百年来积累而来的传统生态观、人与自然协同发展逻辑，以及“有灵”论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推崇隐喻，一直是独龙族地方性知识的精髓。传统生产生活逻辑为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打下了认知基础，并在实现脱贫致富的工具理性层面上，完成了传统智慧与现代发展理念对接的产业摸索，满足了本土文化可持续的价值需求。

三、观念：传统生存理性实现了经营的自主性和风险共担

“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最终的命运。”^{[14]（P.400-401）}1877年，摩尔根质疑了人类追求的终极意义，认为对于金钱的渴求容易使经济发展偏离目标，把逐利变成生存的习惯而非生存的基本条件。所以，继时、空结构之后，“生存理性”认知是生产生活逻辑更深入的表达，是从价值观层面对“美蒂斯”的探寻。

（一）“懒”与“闲歇性劳动”

调研中，笔者将“他者”分为基层公务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两种，运用偶遇非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被访者展开深度访谈，公务人员主要包括在该乡工作的大学生村官和外来驻村帮扶干部，以下是其中两段访谈内容。

访谈1：

2017年12月25日，笔者打电话与尚在独龙江乡龙元村驻村帮扶的朋友CCX（女，白族，31岁，大学，怒江州民宗委办公室主任，驻村工作队员）交流帮扶近况，她介绍道：“自2016年春天来到这里就一直想着要做点实事，扶贫后容易出现的‘等靠要’现象，多数由于没有切实带动起群众脱贫的积极性。2017年5月份，我们单位支援20万元对口帮助龙元村建立合作社，由我负责落实。找合作社带头人、动员村民真是费了不少功夫，好些村民都不愿意参加，几乎走访了全部的村民小组宣传动员，碰到没车的时候得靠步行，来回要走20多公里。”的确，笔者看CCX该时间段的微信朋友圈信息总是在山路上，于是安慰其辛苦。她在电话那边爽朗地笑道：“村里的第一个合作社‘贡山县源丰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如期成立，辛苦是值得的！养猪厂在夏天很快就建起来了，种猪投放、技术培训等步骤都在同步进行。”

访谈2：

2016年元旦，笔者约外来务工老板ZYH（男，59岁，汉族，小学，经商，丽江市永胜县人）在BLJ（男，31岁，独龙族，初中，务农，独龙江乡孔当村丙当二组）家中进行访谈。ZYH到独龙江乡包工程已经有六年，主要做村级公路路面硬化。他一边教MJX（BLJ爱人）做永胜油茶一边聊在这里生活的感受：“本地独龙族村民们都很热情，平时相处愉快，大家经常串门，围坐火塘喝酒、闲聊、唱歌。但用工的话我一般不愿意雇本地人，施工队里雇了几个也是看BLJ的面子，一大半工人包括技术工人是我从永胜带进独龙江的，自己的工人出工效率高，日工资两三百块。本地工人相对懒一点工作效率就低，早上不能按时出工的情况比较常见，日工资也要低些大概一两百块。”

从主流劳动观来看，被访者不同程度地描述了本地村民“懒”的直观感受。但站在当地村民立场，他们为什么对自己不熟悉的劳动方式持消极态度，仅以“懒”字并不能概括，在他们看来劳动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通过劳作与自然“交流”，享受“闲歇性劳动”比刻板、程式化的“工作”更加重要。

历史上的独龙族是狩猎-采集民族，解放前处于原始社会解体时期，除了与外界为数不多的物品交换，长期以来自给自足。高黎贡山上的野生植物繁多，可食用块茎植物就有20余种，非常合适晾晒加工后作为食物储藏，如董棕、葛根、百合等。年闲时，常交换生产生活物品的家族之间会经常“走朋友”，相约聚会、上山采集狩猎，孩子们通过家庭教育和娱乐活动跟随长辈学习生活和劳动技能，比如做家务、织独龙毯、打猎、挖掘、砍树、采野菜。参与观察中，笔者与SLZ（男，独龙族，27岁，小学，务农，独龙江乡巴坡村斯拉洛小组）一家同吃同住同劳动近一个月，SLZ每周天气好的时候会上山挖三七、黄连等野生药材，一次他摸着一棵树说：“它叫做董棕，您在县里卖土特产的地方最常见的就是董棕粉，家族的老人们常在董棕树上刻横线记录时间。这树成熟可慢，成熟以后的味道跟甘蔗一样，董棕粉就是用它树根做的。我们把树根切成小块，拿大石头捣碎，水泡之后滤掉树渣，晒干就成了董棕粉。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用它做成的烤饼和蒸饼，您可能觉得上山挖山货辛苦，但我们却更倾向于把在山里转生活当成一种娱乐。”此外，调研组发放的问卷有一题是：“业余时间您一般选择什么消遣活动？”答案设定为“上山逛、打篮球、找朋友闲（云南方言“玩”的意思）、看电视、看书、上网”，统计结果除“上网”以外，“上山逛”和“找朋友闲”都是当地常见的传统休闲方式。所以，独龙族人原有生计方式表现出的“辛苦糊口”更带有“闲歇性”劳动的性质；采集的野生植物也许也并不似我们认为的“难以下咽”，而是他们喜食的味道；危险的山林狩猎也许并不代表餐风露宿的窘迫，集体活动何尝不是加强人际互动和亲情纽带的过程，茂密的森林又何尝不是传统家庭教育的场所。^{[8]（P.137）}正如用不同时间观去评价碰撞后的生活逻辑易产生价值错位，“懒”与“闲歇性劳动”的区别亦在价值判断的一念之间。

（二）独龙族生存理性所蕴含的传统生产生活逻辑

1929年出版的《牛津英语字典》对“需要”有三种解释，其中最原初的界定是对“生存需要”的满足，并最终为满足需要而行动。^{[15]（P.397）}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满足需要与数字息息相关，这是市场、工业背景下现代生产生活的逻辑。但是，对于接受援助的发展主体而言，主流文化普遍追求的是他们真正所需吗？什么才是本地村民认可的需要？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将从蕴含在独龙族生存理性中的闲暇需求、谨慎天性和集体互助惯习里寻找答案。

1．根植于本土文化的闲暇需求保持了经营自主性

通过前文“懒”与“闲暇”的阐释，可见“闲暇需求”是独龙族传统生存伦理较为重要的部分，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表现为对经营自主性的要求。独龙江流域物产资源丰富，获取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后村民们并不会持续劳作，其生活价值在于是否能够通过劳动获得支配剩余时间的自由，对于独龙族村民而言时间自由与财务自由并没有必然联系，劳作是为了余下闲适时间用以休歇和娱乐，以此作为与劳动的互补、转移和补偿。以草果为主的小农式生态种植正是满足了深植独龙文化中的“闲暇”需求与自主理性。^{[8]（P.137）}草果生长迅速、生命力极强，且极为适宜独龙河谷的温度、湿度环境，除第一年开荒播种稍费劳力，中后期打理起来相对简单，不仅可以保护、修复河谷森林景观，且能保证稳产量产的生态经济效益。再者，在村民们看来过多地陷入市场就失去了自主性，而以个人、家庭为劳动单位的生态种植、开发“园地”（庭院经济）、自主安排量产劳作时间与生产规模等，可以满足小农户不被模式化生活和市场支配的生存诉求。

2．小农户天然的谨慎取向降低了投资风险

斯科特曾这样描述市场之于小农户的风险：“（生存经济中）在小规模的有限市场内，当地的收获量越少，单位收获物的价格越高，反之亦然，在世界性市场上地方收成和价格的关系却被打破了。”^{[7]（P.75）}虽然不景气的年度，基层政府会择情予以最低收购价保护农民们的利益，但变化无常的市场仍然令村民们担心和迷惘。面对波动的市场，谨慎是小农户在生产经营中天然的价值取向，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生存理性不是营利，而是安全、稳定、低投资风险。

访谈中笔者了解到，虽然草果种植收入可观，但村民们考虑是否扩大种植规模时仍然十分谨慎，选择种植规模的主要条件为本家族的劳动力数量和可投入资金。BJL（男，独龙族，27岁，大专，务农，独龙江乡孔当村丙当二组）谈起他新开的草果地时说：“其实有人劝我多开一些地种草果，村里分给我闲着的地上百亩，我一个人开不了（BJL未婚，跟随父母居住、耕作、经营，父母身体不好，全劳动力主要为他1人，其大哥、二哥已分家单过），本来准备只开20亩，后来大嫂给我在迪政当村找了十几个亲戚过来帮忙，现在还是开了50亩，但不能再多了，家族里人手也有限。”笔者追问：“开这些地要投入不少资金，有没有想过把家里的积蓄都亏进去怎么办？会不会出去打工？”他答道：“乡里有保护政策，有最低定价的话应该不会亏很多吧！真亏的话就在家里种点别的，暂时没有出去打工的打算。”可见，村民们在扩大种植规模时仍以家庭为单位、量力而行。这种谨慎的天性归根结底来源于小农户生存理性的价值取向，亦有其民族性格中保守内向特征的影响，生产生活中体现为“守土性”，如果投资失败其备选项里没有离乡进城打工这一条，种植失败即意味着生存堪忧。

3．传统集体互助惯习分担了生存风险

基于过去落后的生产力水平，这种生存理性还体现为一定程度的集体主义互助行为，以此分担自然灾害、疾病等不可控因素带来的风险。这种集体互助行为源于历史上的“共耕”习俗（独龙语称为“马哇木朗”），直至现在独龙族家庭还保留着“主妇管仓”“轮流煮饭”“主妇分食”的遗俗。粮食储备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捧千”，即属于整个大家庭的大仓房；还有一种叫“捧秋”，是以火塘划分的小家族用来堆放杂物和储存粮食的地方，小仓库由小家庭主妇来管理。日常生活中小家庭的主妇会轮流为大家庭做饭，通常先从大仓房取粮食，作为传统义务，大仓房用完后则由小仓库轮流支出。不仅家庭生活，传统社会交往中独龙族人也特别讲究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家族成员有互相帮助和保护的责任，经济上互相协作，生活上则相扶相济，杀猪、杀鸡或猎获猎物时要共同分食，通常一家无粮全族共同帮助。生活贫困的人走到任何一家，主人分食时都会像家人一样给他平均分得一份，人人有房住、大家同生存。不管哪家兴土木、办婚礼、丧礼，乡亲邻里都会不请自来，无偿援手。若有老弱病残、鳏寡孤独，族人们亦会尽自己所能赡养老人、抚养孤儿，寡妇改嫁也被认为是夫家应尽的义务。独龙社会极少见乞讨和流浪的现象，族人热情好客从不拒客进门，“人敬礼而膳之，不取值，卫之出”^[16]。多次调研中笔者还发现，大多数村民家的大门均未上锁，夜不闭户是常事。

遵循朴素的道德伦理，尤其强调传统农村社区分担风险的保护性功能，制度保障之外，这种蕴含在生存伦理中的传统集体主义互助惯习是根植独龙族社会的又一道“保护网”。

余论

“一套‘令人满意’的农耕方式应可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不造成损失、不因化肥而践踏了土地，从而补充我们的欠缺，这种耕作方式也许尚未发展出来。”^{[17]（P.26-27）}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院院长贝利如此感慨。他还建议，应通过发展精英治理的农业工业化和企业化找到替代方案。令人遗憾的是，西方农村经高科技生产转化后只剩下了精英农民，非精英为生活所迫大多涌入了城市，而笔者在这个已实现整体脱贫的民族边境山区找到了答案。

语言学家索绪尔曾说：“在一切变迁中起支配性作用的因素都是原有本质的继续，这就是‘变迁的原则是建立在延续性原则基础上’的原因了。”^{[18]（P.74）}不管发展以多么多元的形态呈现，乡土逻辑都会在社会大步迈进的背后悄然发生着作用，这也正是独龙江乡发展初期旅游业投入众多，但在产业绩效上却不如草果种植的文化原因。从发展主体角度来看，旅游开发是村民不熟悉的，从事旅游业需具备的行业要求、作息要求、经营观念、管理理念，对于他们都是全新的认知；草果种植对于他们却最为熟悉，生产习惯、种植方法、生态理念均为长期劳动实践积累而来。制度层面，基层政府立足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没有罔顾传统山区的实际问题盲目推进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亦未明知时机未到仍把所有投入都跟风压到旅游开发上，而是基于传统生产逻辑对特色种植进行了现代改造，使农业生产契合了乡土习惯，还将现代科技、生产管理观念与地方性知识进行了揉合。该生产形式并不简单表现为现代生态种植，作为一个知识系统，更包括蕴含在生态种植中关于本土农业生产和发展的逻辑、理念。所以，在现代转型快速、剧烈的小型社会，鉴于少数民族边境山区的特点，现代产业发展不应以西方模式的农业工业化、规模化为标杆，亦不能将重心全部压在时下热议的文化产业和旅游开发上，须将本土建构和生态要求作为产业发展的出发点，寻找、支持和引导数量众多的小农户有选择地发展自己熟悉又能把握的生态项目，^{[8]（P.129）}通过传统生产智慧与现代科技的接合，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当然，作为基于传统小农式生产发展而来的种植模式，哪怕融入了现代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源于小农户的局限性仍然会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科技含量不足、生产效率低、资本匮乏、法制意识薄弱、耕地流转不规范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前行中继续摸索解决的有效手段。

最后，通过对独龙族传统生产生活与现代产业发展互动的梳理笔者认为，传承与复兴乡村传统文化、发挥“美蒂斯”的现代价值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结合的文化基础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途径。坚持乡村全面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准确把握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19]其中“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的思路对如何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诠释。在小农式生产还将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国情下，推动优秀农耕文化的合理适度利用，就意味着需挖掘、利用蕴含在传统农业文化中的本土逻辑、智慧和地方性知识。这些深植地方社会的“美蒂斯”元素，尤其农民在长期精耕细作中养成对土地的热爱和“守土性”，不仅是乡村的灵魂，更是农民们融入市场后生存的退路与“安全阀”。结合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这场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让我们重新去审视乡村的多种功能和价值。乡村是一个综合性的地域空间，具社会、文化、经济、自然、地理等多重属性，兼具生产、教育、生态、养老等多重社会功能，本身就是一个自足体系，小规模、低流动的特性是天然的防疫机制和空间。农民工回乡后生活成本降低且有农业收入，能经得起失去工作机会的同时，还在疫情期间保证了城市“封城”、歇工后的粮食供应，尤其城市蔬菜的供应，从种植、收获、运输到销售都以农民为主完成。这使得中国具备了应对新冠疫情的强大能力，在重大危机来临时乡村成为了国家安全的“稳定器”和化解危机的“蓄水池”。而要让“稳定器”“蓄水池”正常发挥作用、缓解“离农化”“去农化”趋势，不仅生产生活中的本土智慧需挖掘，传统空间结构的功能保留、守土爱土的心理情感、乡贤回乡的路径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构建等一系列乡村传统文化要素的传承与创新势在必行。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单纯的产业发展，更是“美蒂斯”的传承与复兴，是乡村文明的整体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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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2018-02-04.

注释：

（1）据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统计局2019年5月发布《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县独龙族总人口5920人，其中独龙江乡4324人，占比73%。其余独龙族散杂居于云南迪庆州维西县、西藏林芝市察隅县等地。

（2）独龙江景区从2017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暂停对外开放，参见：《云南独龙江景区暂停对外开放两年，封闭期间禁止游客入境》，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04446，2017年9月24日。

（3）参见文件《关于印发“贡山县2015年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2015年6月11日，贡山县农业和科学技术局办公室发文。

（4）统计数据由独龙江草果烘干厂提供，数据收集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

（5）参见文件《2010-2014年度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工作总结》，2014年12月20日，贡山县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综合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文。

（6）参见文件《传承民族文化展示民居特色---贡山县开展独龙族特色民居工作发展纪实》，2016年8月12日，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