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农村：民国时期中研院与满铁无锡农村调查比较研究

作者：郁　花  责任编辑：高新水  信息来源：《档案与建设》2019年第9期  发布时间：2020-11-20  浏览次数： 4038次

【摘　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陈翰笙为首的中研院人员与满铁调查部上海事务所都对无锡农村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深入调查，农村土地关系、农村劳动力、农村经济等多项内容都在其中。尽管二者调查目的与调查背景全然不同，但对这两份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进行定量定性分析比较，可以更为客观立体地展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无锡农村面貌。

【关键词】无锡；农村；调查；中研院；满铁

20世纪初，位于长三角核心地区的无锡素有“小上海”之称，城市工商业经济发展令人瞩目，农村经济变化迅速，引起了国内外研究机构的关注。以陈翰笙为首的中央研究院人员于1929年对此地进行农村调查，十年后，日本在中国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也将目光倾注于此。全然不同的调查背景与调查目的成就了两份颇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国内外学者对此多有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这一时期无锡农村社会面貌进行分析评述；^[1]其二则侧重以无锡农村调查为着眼点，或是探讨陈翰笙的调查，^[2]或是探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社会经济，^[3]或是评析满铁的中国农村调查。^[4]而鲜有研究将目光放在二者的比较之上。不同的背景与立场所构建出来的无锡农村面貌必然不尽相同，但通过定量与定性的分析比较，可以更为立体地展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无锡农村变迁状况。

一、不同的缘起：两种调查概述

中研院对无锡进行的农村调查主要是以陈翰笙为首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进行的。早在苏联时，陈翰笙已有对中国社会进行一番调查的设想。1929年，受蔡元培赏识，陈翰笙进入中研院社科所工作。作为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党员，他认识到“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而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5]农村研究成为了其工作的第一步。至于选择无锡作为调查地，一方面这是陈翰笙家乡，另一方面这是中国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

中研院的无锡农村调查，在20世纪中期共经历了两次。1929年，“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成立，其成员既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也有当地小学教员，由此来应对深入农村调查时面临的种种棘手问题。第一次调查在1929年7—9月进行，45人的调查团对无锡地区22个村进行挨门挨户调查，对55个村进行概况调查，并对8个市镇1204户的经济生活进行调查。第二次则是在1930年对上年的调查进行补充，目的是为了“确知该县全县各户所有地亩数”，^[6]因此又派钱俊瑞、张锡昌二人再次赴锡。

中研院所做的调查，主要包括农村经济关系、农业生产水平、农村副业、农村人口、农村劳动力等多方面内容。由于种种原因，第一次农村调查的结果并未发表，原始数据均保留在中研院社科所，诸如《无锡市曹庄村农村经济调查》《无锡市东吴塘村农村经济调查》等都是那时留下的第一手史料。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者整理后将调查结果附于《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一书中。第二次补充调查的结果则完整地保留在中研院的档案里，现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

满铁调查部对无锡的农村调查是随着上海的沦陷而进行的。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满铁筹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由在七七事变前就已担任满铁天津事务所所长的伊藤武雄负责。上海事务所不但成为满铁在上海乃至华中的活动中枢，而且在日本对华调查情特机关中也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7]由此对华东农村进行的分批次调查目的明确，内容完善。1939年，第一次农村调查选择了嘉定、太仓、常熟三县。1940年下半年，第二次农村调查在松江、无锡、南通三县展开。选择以上六个县，主要是基于当地农业经济形态考虑。以第二次调查为例，松江代表的是粳米生产地带；南通以棉纺和土布手工业为代表；而无锡则是著名的养蚕之地。^[8]

对无锡的农村实态调查主要在1940年进行。其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土地、小农生产、农家经济等内容。这一时期的无锡农村，资本主义工商业已有渗透，因此，满铁的无锡农村调查重点在于工业文明影响下的农村面貌。此次调查成果最终编入《江苏省无锡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中。

统观两次前后间隔十年的农村调查，中研院的调查目的是探讨中国的社会性质，而满铁调查则有更多的经济侵略性质。调查者立场与调查背景不同，两份报告侧重点不同，十年的间隔期也使农村面貌全然不同。

二、定性比较：农村劳动力

中国农村是一个复杂而多样的实体，而构成这一实体的核心便是农村劳动力。劳动力是农村社会生活的主体，他们脱胎于农村而又为农村服务。以农民离村、农村教育为着眼点，探讨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的日常生活状况，成为了中研院与满铁调查的重要内容。

（一）农民离村

20世纪初期，中国农村出现大规模农民离村现象。农村的衰败、城市工业的吸引等诸多因素使得农民自动或被动地选择离开。中研院第一次调查时，无锡某农村共有299人外出，外出人口率为9．53％^[9]，而这些外出人口中劳动力又占据了半壁江山。农村劳动力离村务工，农民转变为工厂工人及职工，逐步向城市产业部门过渡，这一现象的主要驱动力是经济收益。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在工厂做工是一项相对高薪而又稳定的职业。具体考察农民外出后的职业类别，两份调查均显示以产业工人与手工业工人为主。1929年农村外出人口成为工业劳动者的比例约为40％,^[10]1940年这一比例则高达50％,^[8]城市工业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大。

对待这一现象，中研院着重从阶级成分的角度来看待农民离村原因及离村后的职业选择。调查认为，贫农离村主要是由于受地主富农的剥削，不得不离村出卖劳动力，成为劳动工人，据此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有着血肉的联系”。^[10]地主富农成分的人口外出，主要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如陆培之、荣宗敬、荣德生之流，由此所体现出来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与传统封建经济部门的联系。学者对此已有独到见解。^[13]

而满铁对农民离村关注更多的则是外出劳动者的性别、年龄构成及外出日期。调查显示，16—35岁的青年男性外出比例相当高，外出人口渐趋年轻化，这种趋势的出现与20世纪30年代无锡工业发展迅速有密切联系。而农民外出时间的差别则与其外出职业相关。70％的人一年外出11个月之久，只有相当少的人一年仅仅外出数月。一般而言，在上海等城市工厂做工的农民外出时间相对较长，而选择在无锡缫丝厂从事制丝工作的女工，因为行业时间的季节性，每年仅需外出50天。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研院所选取的调查村落与满铁选择的荣巷镇三村，均属于经济较为富裕的自然村。而同一时期无锡最贫穷地区之一的坊前乡，农民外出以工业为生的比例则较低。据调查，“全乡共有七七三户，到城市里做工的有五十三户。”^[14]人口外出以工业为生的比例仅有6．8％，可见农村本身的经济程度是影响农民外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农民离村现象的分析，不能以城市工业吸引程度作为单一的评价标准。

（二）农民教育

农民教育是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重要反映，长期以来，农村的落后衰败使得农民文化水平一直相对较低。20世纪初，作为长三角核心地区之一的无锡，尽管有不少实业家利用设立的义庄资助族内贫困子弟上学，如怀海义庄、荣氏义庄的义塾等，但农村整体文化水平相对低下，文盲率较高。根据中研院对无锡进行的农村调查，占农村人口50％以上的贫农拥有农村58％以上的文盲，越是贫穷的农民，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机会就越渺小。即使是生活相对宽裕的地主富农，大部分文化水平也十分低下，以致就整个农村而言，14岁以上人口中文盲比例占到73．41％。换言之，农村绝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没有受过教育。

这种情况在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开始有了改善。满铁调查显示，以荣巷镇为例的较为富裕的农村，平均每户在教育费上要支出6．92元，占据了农民文化费（包括教育费、卫生费、医药费、通信费等）支出的71．6％。^[8]其调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选择的自然村经济程度均较好，不具有代表性；对农家人口与教育费用支出的关系欠缺考虑；调查周期较短，存在阶段性大额教育支出的可能性等等。但农村教育状况在这一时期得到改善却是事实，这与无锡的工业资本家有密切关系。钱穆晚年回忆时曾提到，“凡属无锡人，在上海设厂，经营获利，必在其乡设立一私立学校，以助地方教育之发展。”^[16]仅荣氏一家，便在无锡创办了六所小学、三所中学、一所大学。无锡工业资本家所创办的学校，除了普通中学授人知识外，还有技术学校传授现代工业技术。思想与技术的双重教育，不仅使受教育者本人得到了发展，也使整个农村地区的文化素质得到了发展。

统观两份调查报告对农村劳动力的研究，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劳动力的转移带动了社会流动，社会阶层的固化被打破。农村教育则在当地企业资本家的投资下逐渐兴盛，农民自身得到发展。

三、定量比较：农村经济

农村经济是研究农村日常社会生活绕不开的话题，涉及面广，内容复杂。对农家消费与收入进行定量研究，不仅能直观地反映出农家生活状况，更可以由此窥测这一时期农村经济变迁情况。

（一）农家消费

农民家庭消费是农村经济的一个缩影，开支项目、收支平衡与否，都是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条件。两次农村调查对此均有详细记载。中研院的调查，因农户数较多，且并未按照阶级成分对农户家庭消费有完整统计，因此，本文选择了1929年一户中等消费水平的农家作为研究对象。调查显示，家庭开支主要包括饮食费、衣服费、住房费及燃料费。^[17]在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的1930年代，家庭开支以维持生活为主要目的，因此饮食是家庭开支的主要内容，而用于耕种的谷子、麦子又占据了饮食开支的主要部分。

而满铁则以荣巷镇三村20户的现银支出为研究对象，饮食费仍占据了主要内容，但相比起十年前中研院所做调查时的占比69．44％来说，饮食费在家庭总消费中的比例已有明显下降，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民的生活水平在稳健提高，其详细支出也可印证。1929年，用于耕种的粮种和蔬菜占农民粮食费支出的半壁江山。到了1940年，以“大米、白面、猪肉、鱼”为代表的细粮和荤菜成为农民主要粮食消费内容。^[8]农民所能购买的粮食种类更为多元化，凸显的是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研院对中国农村的熟悉程度远较满铁高，故而一些特殊的农家消费在其调查中也得以体现，“供神费”即为其中一项。“供神”，一般指农家祭祀。江南一带的农村，人们相信“灶王爷”“观音菩萨”“财神”等神仙能够保佑家宅平安，因此会在农历每月初一进行祭拜。这种现象在今天的农村地区仍能见到。无锡毛村的扎黄钱、东吴塘的织黄麻布，这种成本低下又有迷信氛围的副业在解放前的农村一度盛行。此外，在每年农历七月、腊月，烧黄钱、“元宝”一类的“冥间财产”，以此来祭祀逝去的亲人的习俗也成了“供神费”的来源之一。

对农村熟悉程度的深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农村的调查研究。满铁事务所因其对无锡农村只有短期的研究，诸多事项不能面面俱到，尤其是印刻在社会生活中的文化传统。

（二）农村收入

相比起消费，农村收入更能体现农村的经济发展情况。在接近工业城市的无锡农村，家中收入一般由农业生产、副业、外出人口寄回、租赁劳动力、田地出租等组成。^[19]

农业生产收入，一般指将所种植的农作物变卖后所得的收入。优良的地理条件赋予了无锡农村农业种植的多样化。粮食收获物以谷子、大麦、小麦、红芋为主，同时也兼种少量玉米。蔬菜种类较为丰富，依据不同的时节相应有不同的收获物，白菜、韭菜等较为常见。农民种植的这些农作物，除了自家食用及留作来年春种时的种子，其他多为变卖。

副业收入在无锡农村收入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农村人多地少，迫使剩余劳动力另谋出路以维系生活。明清时期，无锡农村副业就以项目众多、物产丰富而著称于江南一带。辛亥革命至全面抗战前夕，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刺激下，无锡农村副业不仅在生产规模和生产水平上有了巨大的提升，其经营性质也开始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20]中研院对无锡的农村调查显示，蚕桑及动物饲养（主要是猪、羊、兔）是比较寻常的副业种类，而依据不同自然村的特点，又有果蔬种植、织布、做花边、打铁、贩稻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具体考察这些副业，可以发现一些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如动物饲养、果蔬种植，另一些则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如打铁制作农具。然而这些副业并没有真正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兴起的原因是为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每当一种副业衰败下去，另一种副业就会兴盛起来。甚至为了生存下去，已经苟延残喘的副业还在苦苦挣扎。因而尽管副业在农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这种重要性并没有真正得到重视。

所谓其他收入，地主富农阶级的农家一般有地租、出售耕具、出售农具等收入来源，只是因农民经济差距甚大，这些收入并不能以现金方式获得，以相应数量的谷、麦进行偿还是普遍的现象。如中研院在对无锡农村进行第二次考察时发现，曾有农民以8石谷子交给地主以抵地租，折合现金20元。^[17]这些收入在农家总收入中占比并不高。

除此之外，外出务工的农民将在外所获收入寄回家中，也成了农村经济的重要收入来源。1920年代，美国学者卜凯在调查中国农村经济时就曾提到：“有一种家属，出外谋生，而同时仍然继续寄钱回家。每家平均每年收到此项寄款十一元。”^[22]这一现象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无锡也相当普遍。1929年调查的11个村外出人口约为400人，其寄回金额约占全村总收入的8％。而1940年满铁调查的3个村，大部分在城市谋生的农村劳动力都给农村的家中寄钱，比例一度高达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23]而类似无锡荣巷镇这样较为富裕的村庄，“外出者汇款占农家收入，约占40％”。^[8]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经济结构与发展。

明清时期，江南一带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通过给地主商人做工而换取报酬并不少见。这一工资性收入在满铁的无锡农村调查中也有体现。以荣巷镇为代表的无锡农村，除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收入，因在地主家做雇工而获得的报酬也成了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劳赁所得在农民现银收入中占到了28．1％,^[8]资本主义雇佣方式的劳动在农村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地主富农来说，一层层的剥削使得其农田耕作面积不断扩大，雇人劳动成为形势所趋，长工、短工或农忙时的临时工都是其土地租佃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而受雇的农民则使劳赁所得成为其家庭收入的重要方面。至于受雇的农民是否有女工存在，报告并未显示。但据卜凯的研究表明，20世纪30年代的长江稻麦作物区，妇女承担了全部农活的19．1％，但她们只占雇佣劳动总量的6．3％。^[26]

比较两份间隔十年的农村调查报告，可以明显勾勒出无锡农村的经济变迁。从最初的农业生产占主要收入，到之后的蚕桑贩卖，雇佣劳动的大面积盛行，农村收入结构发生变化。农民的消费从传统的维持生活必需到之后的文化费用的出现，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进步，间接说明农村经济发展受城市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之大。

四、结语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无锡农村，受城市工业发展影响较大。邻近城市的农村人口外出率逐年增加，农民通过职业的转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农民的家庭收入与消费比重也随着农村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很大的倾斜。而农村的文化教育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发展。

统观中研院与满铁进行的无锡调查，因其所处立场与角度的不同，各有千秋。中研院的调查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人力、财力、物力上投入较大，调查范围广，周期长，故而调查研究更为深入。但受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潮影响，阶级观念自始至终贯彻其中，反而容易使人忽略调查所展现的农村社会面貌。而满铁的农村调查一开始便带有政治上的侵略性，对当地农村熟悉程度也较差，故而调查结果更多的是对数据的定量分析，凸显了更为客观真实的农村面貌。

尽管两种调查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而进行的，但都给后世留下了较为立体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村发展面貌，成为研究这一时期无锡农村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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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有李章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翰笙农村调查的历史考察》，《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任霞：《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翰笙农村调查的重要意义》，《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汪效驷、郑杭生：《史学和社会学视野中的陈翰笙无锡调查》，《苏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等。

[3]主要有[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中华书局2010年版；赵学军：《无锡农户收入结构的变迁（1929—2010）——基于“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系列资料”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6期等。

[4]主要有曹幸穗：《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概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解学诗：《日本对战时中国的认识——满铁的若干对华调查及其观点》，《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

[5]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6页。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研院调查浙江钱塘道属农村及无锡县农村经济文件》，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258。

[7]解学诗：《日本对战时中国的认识——满铁的若干对华调查及其观点》，《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2页。

[8][11][15][18][24][25]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编：《江苏省无锡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大陆新报社1941年版，第9、132、171、165、103-104、150页。

[9]无锡县志编纂委员会：《无锡县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1994年版，第285页。

[10][12]中研院社科所：《无锡县（市）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29-—1948）》，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页。

[13]马俊亚：《近代无锡传统经济部门的运营与新式工业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4]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1952年版，第116页。

[1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岳麓书社1980年版，第232页。

[17][21]《江苏无锡农村经济补充调查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2488(1）。

[19]赵学军：《无锡农户收入结构的变迁（1929—2010）——基于“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系列资料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4页。

[20]汤可可：《抗战前的无锡农村副业》，《中国农史》1983年第1期，第1页。

[22][美]卜凯著，张履鸾译：《中国农家经济》（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69页。

[23]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90页。

[26][美]黄宗智：《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第2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