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界的中国妇女运动研究及评估

作者：褚艳红  责任编辑：王铭鑫  信息来源：《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  发布时间：2020-11-01  浏览次数： 5524次

【摘 要】美国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研究是美国多学科理论方法培育出的跨学科研究。美国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研究方法理论的潜通暗合形塑并推动了美国的中国妇女运动研究及其演进。美国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研究探讨党的妇女发展策略，及其赋权妇女和民族建设的运动对妇女发展起到的助推作用。美国的中国妇女运动研究是其观察中国的重要切入口，需从研究范式和话语概念层面认识美国研究的适用性和局限性，从历史文化层面理解中美学术阐释中国妇女运动的路径差异，从事实层面辨析美国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研究的各种视角。

【关键词】中国妇女运动；中美文化比较；美国中国学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的中国妇女运动带来中国妇女地位的历史性变化，引起美国学界的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美国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下的妇女运动研究，是指主要由美国学者、也包含少量欧洲和华裔学者开展的中国妇女运动研究，论著由美国的出版社、学术期刊杂志出版或发表。本文以史学史方法为基础，对美国学界的该领域研究文献进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探索美国关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研究的理论方法范式演进、整理其关于中国妇女解放的研究议题，最后就其研究视角的不足与优势进行综合评估。

一、美国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研究的理论演进

美国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研究既是美国中国学的一部分，还是美国多学科理论方法培育出的跨学科研究。梳理相关文献可知，美国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观察和研究起源于20世纪上半期，始自对中国抗战时期妇女运动的观察，主要包括两类：基于文化人类学方法的中国乡村家庭与婚姻研究；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妇女参与及女共产党员的记录性文章。

（一）20世纪上半叶美国对中国妇女观察的开端

美国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研究就其精神而言源自其本国的女性主义传统。20世纪上半叶，是西方争取性别平等和公民基本权利的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接近尾声并归于平静的时期，探索大洋彼岸中国姐妹解放运动问题成为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关注本国妇女权利问题在异国的投射。艾斯科的《中国妇女：昨天和今天》^[1]就是这种西方女性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该书基于对中国热爱而作，观察并记录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参加抗战的女共产党员。此方面的代表作还包括杰克·贝登的《中国震撼世界》^[2]。就方法而言，美国中国妇女研究则是本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表征。文化人类学在20世纪初以来的美国作为独立学科被划分出来，其研究视线逐渐扩大到非西方世界。通过中国实地调研观察异质民族女性群体的生活样态和社会结构成为美国文化人类学探索的一个重要领域。20世纪上半期美国社会学的一个研究主题为社区研究。杨懋春的《一个中国乡村：山东台头》^[3]正是将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相结合、将文化人类学方法引入社区研究的典范，通过田野调查探索中国台头村的居民、农业、生活水平、家庭结构、性别关系等。

由此可知此时美国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考察处于初步观察的起步阶段，一方面来华美国人见证记录了处于解放战争洪流中的中国妇女运动，还谈不上正式研究；另一方面虽有了人类学和社会学对中国家庭结构、婚姻制度的初步探索，但仍尚未有深入的学理探讨。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对中国妇女的研究实际上在文化多元论的原则下进行，有助于突破传教士中国妇女运动观察在文化价值上所持的“西方中心论”。

（二）20世纪50-70年代美国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研究的实质进展

比起20世纪上半叶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的零星研究，美国的中国妇女运动研究成果此时期数量迅速增长，^[4]与此前研究相比既有承袭、也有突破。这与世界历史语境和美国学术生态变迁密切相关，社会变迁催生学术变革，进而引发美国中国妇女运动研究的新特征。

一是研究学科的增加。

20世纪50年代以来，包括第二波妇女运动在内的美国各类社会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新左派思想的萌发和蔓延，学术研究发生变革的总体特征是将目光转向下层弱势群体，“新左派”思想也逐渐渗透到美国各学科中。英国学者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5]出版后在西方世界产生较大影响，也影响到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知识界因对本国的失望而将目光转向共产主义中国的妇女。据文献整理，美国国内多学科均出现对中国妇女解放的研究。社会学领域，有朱迪斯·史泰西的《关于中国妇女的一种女性主义观点》、黄露西的《对共产主义中国妇女主要角色的再评估：家庭主妇还是工人？》、玛格丽·沃尔夫等对中国家庭结构的研究^[6]；史学领域出现对中国妇女在劳工史和思想史层面的研究，有劳伦斯·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妇女角色：遗产和变革》等研究^[7]；人类学领域，有玛丽·诗里丹的《中国年轻的女领导》等研究^[8]；心理学领域有郝德·列维关于中国妇女缠足的新解读^[9]；政治经济学领域有维鲍姆·波特雅的《社会主义转型中的妇女：以中国为例》^[10]；政治学领域有沙拉·李德的《中国妇女解放》^[11]等。

二是方法路径的丰富。

20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社会科学界在方法论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各学科理论、方法、概念之间长期渐进的相互借鉴，各学科研究方法的潜通暗合形塑了美国的中国妇女运动研究，一个重要表现在对中国妇女运动史研究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研究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的历史学化。根据文献整理分析，美国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研究方法大致有如下四种：其一，此时段美国学界利用极为有限的中国民间数据，基于实地考察或访谈开展研究。如克劳迪·布罗耶的一项中国妇女解放研究，是由作者和12位来自法国各省、包括单身女性、母亲、工人、农民、学生和办公室人员在内的为妇女解放而斗争的女积极分子在1971年11月访华实地观察中国妇女的基础上形成^[12]；劳伦斯·宏对新中国妇女角色的研究基于对在华居住多年的中国移民访谈，并将访谈数据与官方文章、报道比较对照开展研究。类似研究还有玛丽·诗里丹的《中国年轻的女领导》等。^[13]其二，各学科视野下参引中文文献的文本研究法。艾伦·肯罗伊翻译的《关于中国妇女》一文主要参考引用的中文文献包括《人民日报》《毛泽东选集》等文献。^[14]其三，跨学科方法下的比较研究。朱迪斯·史泰西的《关于中国家庭与革命的理论》一文将中国女性主义问题置于比较和历史的路径中，以家庭社会学、革命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理论解释革命前后的中国家庭制度。^[15]

三是研究理论的激进倾向。

集中表现在激进女性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美国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研究中的应用。其一，美国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研究是对美国社会运动和学术精神的投射，美国女性主义思潮的传播成为其关注中国姐妹的思想来源。以激进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16]以及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的《性的辩证法》^[17]等著作为代表，凯特·米利特首次明确将“父权制”这一表达“男女不平等”的概念引入女性主义理论，其犀利、鲜明的激进理论也影响到当时美国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研究，使中国妇女也成为世界妇女受压迫的一部分。如劳伦斯·宏即引用《性的辩证法》中的观点来论证新中国妇女在家庭和公共领域的角色。^[18]此时激进女性主义出于对性别生理的特殊限制而倡导维护女性权益，这一思想也显著体现在比沃利·胡珀的《中国妇女：毛与儒教》、史沫特来的《中国革命中的妇女画像》、詹尼·萨勒夫等的《妇女与革命：来自苏维埃和女权主义的教训》等研究中。^[19]该类研究引用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关于妇女解放的基本标准，即晚婚晚育和社会参与，论证中国政府关于晚婚和家庭计划的政策，以及产假和育儿设施，致力于把妇女从传统家内角色解放出来，以拥有教育、参与社会经济的机会。其二，此时期美国的中国妇女运动研究受到马克思主义等新左派思想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1950年代以后盛行于欧美学术界，其妇女解放的基本思想^[20]也渗透进美国中国妇女运动研究中。菲利斯·安多斯在《中国发展的政治：以妇女为例（1960-1966）》中就明确指出比起西方自由主义，一个更辩证、更根本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路径更必要，本文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认为妇女为自由进行的斗争是1960-1966年期间妇女解放的一个基本议题，而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事件。^[21]玛格丽·沃尔夫和罗克珊·维特克编辑的《中国社会妇女》也指出，中国妇女地位及她们在经济中角色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科学中的基本研究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基本假设，如妇女受压迫主要是因为她们不能进行社会生产”^[22]。

（三）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研究的理论传承与革新

20世纪80-90年代的世界历史语境的重大变迁和美国学术生态的转变导致美国中国妇女运动研究在学科方法上的“不变”与“变”，即研究理论的传承与革新并存。

美国中国妇女运动研究理论的传承主要表现在学科特点和方法路径上。

第一，此时期的美国中国妇女运动研究仍呈现出多学科、跨学科特征，主要是由于美国社会科学界对中国妇女运动的持续关注和激进女性主义思想的存留所导致。人类学领域，马格里·沃尔夫在调研中国不同区域妇女婚姻状况等后写成《延迟的革命：当代中国妇女》。^[23]历史学领域，李瑶依（音）的著作《中国妇女：过去和现在》^[24]将对当代中国妇女生活经验的研究纳入到中国妇女通史中。韩起澜的《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纱厂女工，1919-1949》^[25]致力于揭示中国无产阶级女工的生存状况和内部阶层的复杂性，也是此时期西方学术界“新工人史”研究在美国中国妇女运动研究中的具体应用。政治学领域，凯·安·约翰逊的《中国妇女、家庭与农民革命》^[26]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江西苏维埃时期、延安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时期、1950年婚姻法、“文革”时期等各阶段开展革命和活动中的妇女参与，焦点在于探索婚姻与家庭变革。社会学领域，朱迪斯·史泰西的《中国父权制和社会主义革命》前言中指出“这本关于中国家庭和革命的书写作源于西方的文化革命。1960-1970年的女权主义运动给了我热情和挑战……我因此从事社会学和家庭、家庭变革研究”^[27]。该学科代表作还包括菲利斯·安多斯的《中国妇女未完成的解放，1949-1980》等。^[28]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和方法仍是此时美国中国妇女解放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一是劳动的性别分工或按性别的劳动分工，妇女走出家庭、参与公共经济很重要，女性解放与社会主义目标一致；二是认为男女不平等是由于经济的不平等，经济平等是性别平等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这充分体现在此时期部分美国学者关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研究的论述中。凯·安·约翰逊在其关于中国妇女权利和家庭变革政治的研究中即指出，“在妇女方面，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必须满足”^[29]。菲利斯·安多斯在《中国妇女未完成的解放：1949-1980》中开篇即引文指出，“妇女和男人一样，当然有必要给她们平等。还有很多在思想、文化和风俗上需要做的……解放她们，并不意味着制造更多的洗衣机”。作者批评西方现代化理论将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看作标准的观点，也批判社会学家关于妇女家庭角色的生物决定论思想。^[30]肯特·詹宁斯关于中国乡村的社会性别和参政研究提出，中国妇女在1949年前被卷入从农村走向全国的阶级斗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性别不平等的全面斗争开始启动。^[31]

美国中国妇女解放研究的革新主要体现方法充实、范式创新和理论深化三个方面。

第一，美国学者因中国改革开放而深入到中国各地、开展更为广泛的实地考察和文献调研，学者对访谈年月、性别和年龄比例、阶层与城乡差异等因素的细致考量使研究内容更加充实精微。例如肯特·詹宁斯的论证数据来源于安徽、河北、湖南和天津的农村和郊区数据，每县样本采集自18岁及以上成人。个人访谈是在1990年2-3月，最后合并1270个样本数据，75%接受访谈者为农民，男女性别比为53：47。^[32]类似研究还有珍·罗宾逊的《妇女和洗衣机：社会主义中国的就业、家务和孕产》等^[33]。此时期还第一次将当代批判文化研究理论的关注点和方法引入中国研究，安吉拉·兹托和塔尼·白露编辑的《中国的身体、主体和权力》^[34]重新思考传统权力和身体的概念，是借性别的身体思考中国研究的一个例证。

第二，新的美国中国妇女运动研究范式因女性主义学术谱系的更新换代而出现“社会性别”研究范式。伴随盖尔·卢宾、琼·斯科特、琼·凯利-加多等女性主义学者关于“社会性别”理论的提出和阐发，这一分析范畴也逐渐影响并应用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研究中，其研究特征是将中国妇女和社会性别置于中国历史的中心，结合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分析得出跟以往不同的历史图景。如柯临清的《造就中国革命：20世纪20年代的激进妇女、共产政治与群众运动》一书^[35]重写中国性别政治历史，揭示革命者致力于妇女解放的热诚和改变性别关系和妇女低下地位的努力，包括共产党形成过程中的社会性别、国民革命中的性别政治两部分。1992年在哈佛大学召开的“从社会性别角度研究中国：妇女、文化和国家”研讨会^[36]也是将性别作为中国历史研究分析范畴的尝试。

第三，美国中国妇女运动研究理论伴随世界范围内理论界的反思而有了深入进展。一是对此前“普遍的妇女特性”（universal womanhood）的主流女性主义观点提出质疑，代表性后殖民女性主义者钱德拉·塔尔佩德·莫汉蒂、贝尔·胡克斯提出一味强调妇女在全世界范围内是男性施暴的牺牲品和依附者的论调限制了西方理论的分析深度，也强化了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故应重视第三世界妇女的经验。^[37]罗丽莎在《女性主义在哪里：来自中国的田野调察》^[38]中即努力打破西方的自我与非西方的他者二分法，强调中国妇女在特定政治运动中形成身份认同的代际和阶级的特殊性，以此展示中国女性声音的复杂性。二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研究受到后现代主义等时兴学术思潮的影响。塔尼·白露在《中国女性主义思想中的妇女问题》中考察中国近现代女性主义与历次政治、文化、经济运动的关系，^[39]认为中国女性主义者们在这些运动中的积极参与使中国女性主义成为殖民主义、革命、现代乃至市场经济话语的重要内容。三是“民族主义”概念在中国妇女解放研究中的应用。杜赞奇的《真实的制度：现代中国的永恒、性别与民族历史》^[40]将性别与中国历史相结合，阐述中国妇女作为民族国家隐喻的形成过程和方式，从而使“女性美德成为中国文明真理的代名词”。相似研究还包括黛安·琼斯的《民族主义和妇女解放：印度和中国的案例》^[41]等。

二、美国中国妇女运动研究的若干议题

文献整理可知，美国在20世纪对中国妇女运动的研究包括对1949年前中国妇女与共产革命、社会发展与妇女地位、中共妇女运动与社会制度、中共妇女政策、中国妇女角色、中国妇女参政等若干议题的探讨。

（一）1949年前中国妇女与共产主义革命

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妇女一向是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妇女的一个焦点。美国学者对此议题的观察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亲历中国的美国记者、激进女权主义者对1949年前中国妇女的观察持有同情友好的态度，包括史沫特莱等对当时参与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的女共产党员的记录^[42]。二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中国妇女革命地位的研究集中探讨妇女运动与社会各因素之间的互动。玛丽琳·杨主编的论文集《中国妇女：社会变革与女权主义研究》讨论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根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城市妇女生存状况，社会转型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党的领导对妇女问题的重视等问题；^[43]凯·安·约翰逊的《中国妇女、家庭与农民革命》一书探讨中国婚姻政策与家庭制度变革的历程，包括中国传统家庭、亲属制度特点与共产党早期进行的婚姻家庭改革及基于此之上的妇女家庭地位变化；^[44]三是土地改革对妇女解放的作用，在推进妇女解放中也促动所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黄旭（音）的《通过抗争取得妇女解放》一文^[45]在对1947年中国共产党《解放区土地改革方案》研究后指出，妇女组织对农村妇女的动员及妇女在土改中起到带头作用，土改意在摧毁封建制度，确立性别的经济和教育平等，在此过程中中国也走向集体化道路。

（二）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与妇女地位

此项研究突出表现在对中国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以后妇女地位的集中探讨上。首先，对大跃进之后妇女家内角色和经济参与的研究主要是探索妇女运动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菲利斯·安多斯的《中国发展的政治：以妇女为例（1960-1966）》^[46]一文中，作者指出农村妇女处于由男性主导、比城市妇女面临更多复杂情况的环境中；农村的传统思想和物质发展程度决定了女性发展程度；对女性参与生产的不同态度也影响到妇女解放程度；大跃进的重要成绩是使农村妇女参加到各种工作和参政议政中，期间政策帮助妇女大众走出家庭，融入到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其次，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妇女地位的探讨出现多元和矛盾的声音。帕翠霞·比弗的《中国农村妇女：经济改革的两面》一文^[47]通过个案研究探索改革开放对女性发展的不利影响，认为“尽管法律规定了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但古老中国重男轻女的价值观又重新出现”，一是重视妇女家务和农活，导致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农村女性文盲率高于男性，二是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和贬低行为仍然存在；三是1980年代关于妇女回归家庭意义的辩论，由此得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被推迟甚至脱轨，此类研究还包括珍·罗宾逊的《妇女和洗衣机：社会主义中国的就业、做家务和孕产》等文^[48]。比沃利·胡珀的《中国现代化：年轻女性出局了吗？》^[49]认为中国在政策文件层面打破儒家思想中男尊女卑的观念，确认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家内领域的性别平等，同时指出城市女性在教育和就业中受到的性别歧视。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与社会制度分析

受国内激进女性主义思想影响，美国学者构建了中国妇女受压迫的结构性因素的解释，即男权思想的存留、延续、以及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妇女对此进行的纠正举措，凯·安·约翰逊认为儒家家庭制度是导致中国妇女依赖、受奴役的根源^[50]；朱迪斯·史泰西的《关于家庭和革命的理论：对中国个案的思考》一文^[51]提出，“儒家父权制的压迫是动员许多妇女和青年的一个有吸引力的问题，因此共产党与农民家庭制度直接斗争”。她建立中国儒家父权制分析框架，提出中国家庭改革存在若干局限。^[52]后在《中国父权制和社会主义革命》一书中认为，“新的农村家庭制度、新的民主父权制在席卷家庭革命的人民战争中建立”，进而提出“真实的妇女解放最重要的是依赖女性主义者代表自身利益反抗父权制”。而露丝·赛德关于中国城市家庭的研究关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社会秩序是如何致力于克服旧社会习俗和文化中的男尊女卑观念。^[53]鲁斯·泰普林的一篇发表在《洪堡社会关系杂志》上的文章《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发展中国家妇女解放的典范吗？》^[54]以“父系制”社会的分析模型探索中国妇女解放，认为以父系为基础的血缘结构维持了家庭作为经济生产单位，阻碍了中国农村的妇女解放，作者还认为家庭的社会结构对女性地位至关重要，而父系继承和异族通婚决定了中国女性的弱势地位。

（四）中国共产党的妇女政策

美国学者对于中国妇女政策的立场、内容等做了细致研究。首先是对抗日战争至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妇女政策研究。帕特里夏·杰克对1935至1947年中共延安妇女政策的研究中^[55]认为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立场，在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对妇女问题予以特殊关注，陕甘宁边区的领导认为妇女是革命的巨大蓄水池，只有通过生产劳动才能获得经济独立、实现男女平等，并制定妇女政策，以获得更多群众支持、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类似的研究和观点还体现在《延安妇女和中国共产党》^[56]等研究中，中共妇女政策根据社会形势制定，提倡妇女参与生产和社会，从而使妇女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其次是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政策的研究。茱莉亚·克莉丝蒂瓦的《关于中国妇女》一文^[57]通过考察新中国婚姻法得出其总体有利于中国妇女解放，甚至比西方的妇女法律更偏护妇女，但缺乏对多种情况的精确考虑，给具体实施的解释留下空间。莎拉·李德的《中国妇女解放》^[58]探索中国自1950至1970年代的妇女政策，描述和评估中共关于妇女政策的重视度、目标和标准，认为中国尚未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找到有共识的路径。马格里·沃尔夫的研究认为毛的妇女政策试图把妇女从男人和家庭的压迫中解放出来。^[59]

（五）中国妇女角色

美国女性主义者向来关注中国妇女在家内或公共空间的角色。关于工作的性别倾向，玛格丽特·贝肯在研究^[60]中发现，幼教行业只有女性，小儿科和妇产科的女医生更多，钢铁企业和大学里男性多于女性。关于妇女角色的转变，黄露西对中国妇女承担家务还是在外做工进行考察，^[61]重新评估在60年代国家意识形态对妇女角色的界定给女性的家庭、工作观念带来的影响，认为共产主义中国的妇女劳动动员给家庭关系带来变化；菲利斯·安多斯认为中国妇女在1953-1957年和1958-60年间妇女角色发生了由家庭主妇、母亲角色向被赋予社会劳动权、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这是由大跃进政策造成的。^[62]关于妇女的育儿角色，《中国妇女：毛和孔子》一文指出比起男性，中国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在事实上仍然主要承担家务活。^[63]关于妇女工作的薪酬，劳伦斯·宏指出中国妇女在家庭以外的工作中薪酬仍受歧视。^[64]关于妇女的家内角色地位，朱迪斯·史泰西在其《关于中国妇女的一种女权主义研究》^[65]中指出，家庭是女性附属地位的普遍发生空间，中国从夫居制度导致对女性收入、教育和权力的歧视，劳动力的性分化也使妇女保持了次等地位。

（六）中国妇女参政议政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妇女是否实现参政议政以及参政程度、效果及反馈如何？美国学者基于文本和田野考察、访谈做了分析研究。比沃利·胡珀的《中国妇女：毛和孔子》指出，“从60年代末文革以来日益增加的妇女政治参与已经实现，并有对妇女干部的培训”。还指出应批评儒家思想“不让女人干预政治”、歧视培养女干部的言论。玛丽·诗里丹的《中国年轻的女领导》分析参政女干部对自我价值的认知，指出“今天中国的单身优秀女性群体仍被旧社会的顽固男性观点所谴责”，发现女干部把赢得能起到‘引领、支柱、桥梁作用的劳动模范’头衔视为非常重要。^[66]肯特·詹宁斯在《中国农村的社会性别与参政》中基于调研评估改革开放背景下农村男女参政比例，发现在各种模式下农村男性参与率均超过女性，因此仍存在参政领域的性别不平等^[67]。斯坦利·罗森的《中国妇女和政治参与》在对1949年后的中国妇女参政研究中指出中国妇女参政水平将持续受到政府政策、现代化、外来文化等因素的影响。^[68]

概言之，美国学者对中国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解放的状况及程度做了专门探索，从社会与家庭分工、妇女组织与妇女干部培养，社会发展与城乡妇女参与等层面展示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角色、措施与效应，她（他）们在研究中试图描述和理解中国妇女的真实处境，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已将妇女解放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因素之一，详细探讨党的妇女发展策略如何改变男性权威和等级结构、妇女参政障碍和促进因素，以及共产党和妇女运动的组织和思想关系等问题。经其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赋权妇女并提升其社会适应性、进而助力民族建设，而这些民族运动策略对重新定义男女两性形象和妇女发展实际上起到助推作用。

三、对美国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研究的评估与思考

综上分析，从美国中国妇女解放研究的理论演进来看，美国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研究在西方学术谱系中发展变迁，成为妇女学、历史学、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的时代表征，印证了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的属性。从其研究议题来看，美国对中国妇女解放的关注领域颇多，其视角独特的研究成为我们开展妇女问题研究绕不过去的必要海外知识参照。在整个20世纪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社会主义探索和改革开放，中国的失落、复兴，和具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发展道路引发世界热议，美国的中国妇女运动研究正处于这一世界格局转变的历史语境中。美国的该领域研究是其观察、评判中国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值得我们对其理论方法、研究议题和观察视角进行深入分析、思考和评估。

其一，从美国研究范式和话语概念层面探索其对中国研究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纵观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对中国妇女运动的观察，其研究初衷总体上是出于对中国姐妹的女性主义关怀，然而其研究范式和话语概念需要我们持有理论清醒，经分析鉴别后进行批判和取舍。首先，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研究中出现了“性别研究”的范式转型，这一研究范式开拓了中国妇女解放研究与中国革命、中国文化等关联的诸多新研究领域，深化了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研究，因此这一分析框架对我国妇女研究学科建设具有方法论启示意义。其次，对于其研究中“父权制”概念应用的分析。前述可知，部分美国中国妇女论著中一直贯穿着“父权制”分析模式，这一源自希腊语的概念首先被17世纪英国学者罗伯特·菲尔默系统论述^[69]，后曾被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理论阐发，^[70]进而在20世纪中期被法国女性主义学者波伏娃应用到女性主义理论中^，[71]1970年代被美国激进女性主义学者发展并进一步应用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研究中。对此，我们要看到这一分析概念在解释中国问题时的有效性和有限性。中国在传统儒家社会、尤其是农村地区确实存在男尊女卑现象，也体现在儒家思想关于性别关系的观念表述、婚姻制度和女性活动领域中。然而儒家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社会意义究竟如何，是否对女性来说完全意味着桎梏和压迫？值得深入讨论。伴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发展，西方对自身话语概念应用也有自省和反思，如克劳迪·布劳耶在研究中就指出，“我们不再对关于妇女的处境或‘男权制’社会的以往观点感到满意，即使它们看起来很流行”。^[72]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儒家社会中女性主体性、才女文化、“缠足”的探讨颇多，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纯粹受害者”的女性形象，^[73]因此“父权制”概念适用性具有时代、区域、理论的局限性，不能将其没有限制的生搬硬套。

其二，从历史文化层面理解认识中美学术阐释中国妇女运动的路径差异。

从美国的研究可得，一些学者对世界妇女运动路径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进行的探讨直接影响到其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研究，即：是妇女自发独立组织运动还是通过官方力量制定政策自上而下推动实施，这基本反映了中美历史文化因素导致的妇女解放之路的差异。美国妇女运动受启蒙运动“天赋人权”思想的启发，认为妇女也拥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对本国社会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妇女在公众领域缺乏参与的敏锐感悟促使她们自发组织起来，争取自身权益。而作为拥有2000余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具有办事效率高、见效快的特征，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和发展实际上兼顾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路径，通过民主座谈调研等方式征求妇女群众意见，进而上升到决策层制定并推行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保证妇女发展收到切实的稳步成效。历史文化的底蕴与发展决定了不同国家的道路差异，其妇女解放和发展也必须遵循实事求是原则，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

其三，从事实层面辨析美国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研究结论。

一是大量美国学者和观察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持高度肯定，表现在对官方法律文本规定层面、实践层面男女平等的观察，认为中国妇女参与共产主义运动并获得解放和地位提升，成为“社会主义创新”的一部分，是关于妇女解放的“中国道路”，反映出西方妇女争取自身解放时面临的诸多问题，^[74]对此我们应予以肯定和尊重。

二是部分因文化隔阂、材料使用和语言生疏等导致的一些美国学者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产生误读和偏差，^[75]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中国妇女解放的巨大进步，然而最终实现妇女解放仍需长期曲折的过程，对此我们应予以理解并开拓更多渠道展开中美妇女研究深度对话，欢迎更多相关领域的学者精英来华实地考察，亲身了解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妇女解放取得的巨大历史性成绩，达到对中国妇女全方位、多层次的清晰理解。当然我们还应留意到因历史遗留问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确实存在一些不同阶层、区域的女性发展不均衡问题。对此我们应着眼全局，逐步解决，最终实现妇女整体的发展和进步。

三是对于极少数学者因西方中心论和意识形态偏见故意完全否认中国妇女在现当代中国得到解放的事实，^[76]对此需予以坚决回击。自从上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至今，中国共产党一直将中国妇女解放和发展作为党的行动纲领、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所有环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77]，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从相关统计数字可知上海女性官员、科学家、学者、管理人员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数和所占性别比例逐年稳步增长，各公共领域女性劳动者的劳动保障和收入水平也稳步提升，^[78]也是中国各地妇女发展的一个缩影，说明中国妇女基本权益得以维护，妇女解放和发展总体上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四，在学术实践层面对中国妇女运动研究开展多学科、跨领域的合作。

当前中国妇女研究在社会学、史学、哲学、人类学、文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学科已取得丰硕成果，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研究中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和协同创新，实现对中国妇女综合、全面、深入的研究，是建立更有逻辑性和系统性妇女研究的重要环节。比如对当前妇女问题的讨论既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数据调研，又有对该问题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的解读，加之对不同女性群体多元声音的聆听，兼顾女性生理学、心理学解析等多学科研究，有对历史和现实、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兼顾，在学术上方能提出更经得起推敲和实践检验的观点，这也是实现中国妇女解放和发展的必要途径。

注释：

[1]Florence Ayscough，Chinese Women：Yesterday and Today，London：Jonathan Cape，1937.

[2]Jack Belden，China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9.

[3]Martin C.Yang，A Chinese Village：Taitou，Shantung Province，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5.

[4]刘霓、黄育馥著：《国外中国女性研究：文献与数据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5]E.P.Th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Vintage，1966.

[6]Judith Stacey，“A Feminist View of Research on Chinese Women”，Signs，Vol.2，No.2 （Win.，1976），pp.485-497；Lucy Jen Huang，“A Re-Evaluation of the Primary Role of the Communist Chinese Woman：The Homemaker or the Worker”，Marriage and Family Living，Vol.25，No.2 （May.，1963），pp.162-166；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eds.，Women in Chinese Society，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7]Beverley Hooper，“Women in China：Mao ‘v.’ Confucius”，Labour History，No.29，Women at Work （1975），pp.132-145；Lawrence K.Hong，“The Role of Wome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Legacy and Change”，Social Problems，Vol.23，No.5 （Jun.，1976），pp.545-557.

[8]Mary Sheridan，“Young Women Leaders in China”，Signs，Vol.2，No.1 （Aut.，1976），pp.59-88.

[9]Howard S.Levy，Chinese Footbinding：The History of a Curious Erotic Custom，Walton Rawls，1966.

[10]Weinbaum Batya，“Women in Transition to Socialism：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ase”，Th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8：1（1976），pp.34-58.

[11]Shelah Gilbert Leader，“The Emancipation of Chinese Women”，World Politics，Vol.26，No.1 （Oct.，1973），pp.55-79.

[12]Claudie Broyelle，Women’s Liberation in China，Atlantic Highlands：Humanities Press，1977，Introduction.

[13]Lawrence K.Hong，“The Role of Wome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Legacy and Change”，Social Problems，Vol.23，No.5 （Jun.，1976），pp.545-546；Mary Sheridan，“Young Women Leaders in China”，Signs，Vol.2，No.1 （Aut.，1976），p.59.

[14]Julia Kristeva and translated by Ellen Conroy Kennedy，“On the Women of China”，Signs，Vol.1，No.1 （Aut.，1975），pp.63-64，72）；Phyllis Andors，“Politics of Chinese Development：The Case of Women，1960-1966”，Signs，Vol.2，No.1 （Aut.，1976），pp.89-119.

[15]Judith Stacey，“Toward a Theory of Family and Revolution：Reflections on the Chinese Case”，Social Problems，Vol.26，No.5 （Jun.，1979），pp.499-508.

[16]Kate Millett，Sexual Politics，New York：Doubleday，1970.

[17]Shulamith Firestone，The Dialectic of Sex：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Morrow，1970.

[18]Lawrence K.Hong，“The Role of Wome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Legacy and Change”，Social Problems，Vol.23，No.5 （Jun.，1976），p.556.

[19]Agnes Smedley，Portraits of Chinese women in Revolution，Feminist Press，1976；Janet Salaff and J.Merkle，“Women and Revolution：The Lessons of the Soviet and Feminism”，in Marilyn B.Young ed.，Women in China：Studies in Social Changes and Feminism，Ann Arbor：Michigan UP.1973，pp.145-179.

[20]Janet Thomas，“Women and Capitalism：Oppression or Emancipation？A Review Articl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30，No.3 （Jul.，1988），pp.534-549.

[21]Phyllis Andors，“Politics of Chinese Development：The Case of Women，1960-1966”，Signs，Vol.2，No.1 （Aut.，1976），p.90.

[22]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eds.，Women in Chinese Society，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23]Margery Wolf，Revolution Postponed：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24]Esther S.Lee Yao，Chinese Women：Past and Present，Mesquite，Tex.：Ide House，1983.

[25]Emily Honig，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1949，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26]Kay Ann Johnson，Women，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pp.3-4.

[27]Judith Stacey，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1-2.

[28]Phyllis Andors，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1949-1980，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3.

[29]Kay Ann Johnson，“The Politics of Women’s Rights and Family Reform in China”，（Ph.D.diss.，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1976），p.105.

[30]Phyllis Andors，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1949-1980，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3，pp.1-2.

[31]M.Kent Jennings，“Gender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0，No.4 （Nov.，1998），p.954.

[32]M.Kent Jennings，“Gender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0，No.4 （Nov.，1998），p.956.

[33]Jean C.Robinson，“Of Women and Washing Machines：Employment，Housework，and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hood in Socialist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101 （Mar.，1985），pp.32-57；Margery Wolf，Revolution Postponed：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Etc.

[34]Angela Zito，Tani Barlow eds.，Body，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35]Christina Kelley Gilmartin，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Radical Women，Communist Politics，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36]Christina K.Gilmartin，Gail Hershatter，Lisa Rofel & Tyrene White eds.，Engendering China：Women，Culture and the Stat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37]Chandra Talpade Mohanty，“Under Western Eyes：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in C.Mohanty，A.Russo，L.Torres eds.，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 University Press，1991，pp.51-80.

[38]Lisa Rofel，“Where Feminism Lies：Field Encounters in China”，Frontiers：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Vol.13，No.3 （1993），pp.33-52.

[39]Tani E.Barlow，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40]Prasenjit Duara，“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Timelessness，Gender，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History and Theory，Vol.37，No.3 （Oct.，1998），pp.295-308.

[41]Diane M.Jones，“Nationalism and Women’s Liberation：The Cases of India and China”，The History Teacher，Vol.29，No.2 （Feb.，1996），pp.145-154.

[42]Agnes Smedley，Portraits of Chinese Women in Revolution，Feminist Press，1976；Jack Belden，China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9.

[43]Marilyn B.Young eds.，Women in China：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Ann Arbor：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1973.

[44]Kay Ann Johnson，Women，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pp.5-84.

[45]Hsu Kuang，“Women’s Liberation through Struggle”，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7：4 （1974） ，pp.100-108.

[46]Phyllis Andors，“Politics of Chinese Development：The Case of Women，1960-1966”，Signs，Vol.2，No.1 （Aut.，1976），pp.89-119.

[47]Patricia D.Beaver，Hou Lihui and Wang Xue，“Rural Chinese Women：Two Faces of Economic Reform”，Modern China，Vol.21，No.2 （Apr.，1995），pp.205-232.

[48]Jean C.Robinson，“Of Women and Washing Machines：Employment，Housework，and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hood in Socialist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101 （Mar.，1985），pp.32-57；Mary Erbaugh，“Chinese Women Face Increased Discrimination”，Off Our Backs，Vol.20，No.3 （Mar.1990），p.9，p.33.

[49]Beverley Hooper，“China’s Modernization：Are Young Women Going to Lose out？” Modern China，Vol.10，No.3 （Jul.，1984），pp.317-343.

[50]Kay Ann Johnson，Women，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p.1.

[51]Judith Stacey，“Toward a Theory of Family and Revolution：Reflections on the Chinese Case”，Social Problems，Vol.26，No.5 （Jun.，1979），pp.499-508.

[52]Judith Stacey，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53]Ruth Sidel，Families of Fengsheng：Urban Life in China，Harmondsworth，Middx.，and Baltimore，Md.：Penguin Books，1974，p.60.

[54]Ruth Taplin，“Chinese Socialism：A Model for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in Developing Societies？” Humboldt Journal of Social Relations，Vol.10，No.2，（Spri./Sum.，1983），pp.198-214.

[55]Patricia Stranahan Jackal，“Changes in Policy for Yanan Women，1935-1947”，Modern China，Vol.7，No.1 （Jan.，1981），pp.83-112.

[56]Patricia Stranahan，Yan’an Wome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57]Julia Kristeva and translated by Ellen Conroy Kennedy，“On the Women of China”，Signs，Vol.1，No.1 （Aut.，1975），p.59.

[58]Shelah Gilbert Leader，“The Emancipation of Chinese Women”，World Politics，Vol.26，No.1 （Oct.，1973），p.56.

[59]Margery Wolf，“Marriage，Family，and the State in Contemporary China”，Pacific Affairs，Vol.57，No.2 （Sum.，1984），pp.213-236.

[60]Margaret Bacon，“nan nu ping dun：men and women are equal”，Off Our Backs，Vol.3，No.11 （Oct.1973），pp.16-17.

[61]Lucy Jen Huang，“A Re-Evaluation of the Primary Role of the Communist Chinese Woman：The Homemaker or the Worker”，Marriage and Family Living，Vol.25，No.2 （May.，1963），p.166.

[62]Phyllis Andors，“Politics of Chinese Development：The Case of Women，1960-1966”，Signs，Vol.2，No.1 （Aut.，1976），p.90.

[63]Beverley Hooper，“Women in China：Mao ‘v.’ Confucius”，Labour History，No.29，Women at Work （1975），p.140.

[64]Lawrence K.Hong，“The Role of Wome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Legacy and Change”，Social Problems，Vol.23，No.5 （Jun.，1976），p.545.

[65]Judith Stacey，“A Feminist View of Research on Chinese Women”，Signs，Vol.2，No.2 （Win.，1976），pp.485-497.

[66]Mary Sheridan，“Young Women Leaders in China”，Signs，Vol.2，No.1 （Aut.，1976），p.65.

[67]M.Kent Jennings，“Gender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0，No.4 （Nov.，1998），pp.954-973.

[68]Stanley Rosen，“Wome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Pacific Affairs，Vol.68，No.3 （Aut.，1995），p.341.

[69][英]罗伯特·费尔默：《“父权制”及其他著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vii.

[7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71][法]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72]Claudie Broyelle，Women’s Liberation in China，Atlantic Highlands：Humanities Press，1977，Preface.

[73][美]曼素恩：《缀珍录》，定宜庄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74]Nancy Milton，“A Response to ‘Women and Revolution’”，in Marilyn B.Young ed.，Women in China：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Ann Arbor：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1973，p.180；Helen Snow，Women in Modern China，The Hague，1967，p.1；Margaret Bacon，“nan nu ping dun：men and women are equal”，Off Our Backs，Vol.3，No.11 （Oct.，1973），pp.16-17.Etc.

[75]Judith Stacey曾在其研究中明言，“我的分析一定基于整个的二手资料，所以特别容易被不准确的信息所迷惑和影响，这一障碍是不能补救的”，See：Judith Stacey，“A Feminist View of Research on Chinese Women”，Signs，Vol.2，No.2 （Winter，1976），p.486；Beverley Hooper，“Women in China：Mao ‘v.’ Confucius”，Labour History，No.29，Women at Work （1975），p.143，Etc.

[76]Tani Barlow，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pp.59-61.

[77]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9个决议案之一，即为《妇女运动》。

[78]荒沙等主编：《上海妇女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402、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