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介入、人情礼俗与个体理性：乡村社会整合的多重逻辑——基于赣东北X村防疫行动的考察

作者：徐　琴  责任编辑：邓雅琳  信息来源：《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0年04月，第506-516页  发布时间：2020-10-24  浏览次数： 1667次

【摘　要】通过对赣东北X村防疫行动的参与式观察发现，行政力量在疫情时期的乡村社会发挥绝对性的主导作用，行政权力以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方式推动乡村防疫工作的展开，原子化村庄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有效整合，村庄秩序在疫情时期基本得到维持。与此同时，以人情礼俗为表征的乡村社会逻辑和以个体理性为主导的个人本位主义逻辑对行政权力的介入方式和介入效果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阻碍着村庄公共利益和国家治理目标的有效实现。因此，在乡土规则和个体理性的双重作用下，行政嵌入型整合模式所建构的乡村社会秩序并非是有效而稳固的，乡村社会秩序化的实现需要综合考量行政介入、人情礼俗与村民个体需求的多重作用。构建行政力量与人情礼俗、村民本位即国家-社会-个人三者间的互嵌式整合模式，在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同时兼顾乡土人情与个体权益，从而推进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与双赢，不失为达致乡村社会秩序化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乡村整合；行政介入；人情礼俗；个体理性；互嵌式整合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而秩序化则是衡量乡村治理有效的关键指标，所谓秩序指的是一种兼具稳定性与确定性的状态，故而，乡村社会秩序化即指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促进农村社会诸要素的有效互动与整合，从而使得乡村社会达致相对稳定与均衡。也就是说，乡村整合是实现乡村社会秩序化的核心。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不同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呈现不同的样态，从传统时期的文化-道德整合模式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行政整合机制、改革开放之前的意识形态整合模式及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乡村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1]，乡村社会整合机制的演变成为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缩影。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遭遇科层权力式微、自治机制异化所导致的外生性秩序失范与内生性秩序失衡的双重困境，乡村治理也因之陷入无序状态[2]。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为重构乡村社会秩序、推进乡村善治，学界对乡村社会整合机制的探索总体上可以归纳为国家整合、社会整合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整合模式3种类型。

国家整合模式的倡导者认为，应该充分发挥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作用，通过国家政权的制度建设影响乡村社会的发展，实现乡村有效治理。譬如，李松玉[3]认为，制度权威不仅是乡村治理的秩序化保障，也是推动乡村整合和可持续发展的要素，当前乡村治理失序很大程度上源于制度权威的缺失，因此，政府应当完善制度设计、增加制度供给、回应制度需求以重构乡村治理场域中的制度权威，从而推动乡村秩序的构建与乡村善治的实现。部分学者则认为，国家权力过度介入乡村社会极易造成“自治行政化”现象，挤压村民自治空间，村级组织有成为脱离群众和乡土社会的“悬浮型组织”的风险[4]，故而主张发挥乡村社会自发秩序的作用，利用乡村社会内生资源实现乡村整合。丁胜[5]认为，在村规民约、社区记忆及行为规范基础上所形成的价值共识和在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及文化共同体基础上而形成的自然权威是维持乡村良好秩序的内生力量，也是实现乡村整合的低成本途径，其主张代表了社会整合模式的主要观点。除此之外，学界还流行着第三种观点，即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整合模式，该模式主张通过打造“强国家-强社会”构建乡村社会秩序，一方面增加制度供给，强化基层组织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则通过培育村庄精英、发挥农村社会资本的作用以提高乡村自我均衡能力[6]。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学界对乡村社会整合及乡村秩序的考察多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切入，分析村民个体在乡村社会秩序建构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的相关研究较为有限。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说，社会秩序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模式、结构和状态，而个体的行为逻辑是考察社会交往模式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就此而言，乡村社会秩序实际上是由乡村治理场域中各行为主体共同塑造的。就目前乡村治理实践来看，其行动主体包括以基层干部为代表的行政主体和以村民为代表的村庄个体，各主体的具体行为方式又受到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因此，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引入个体维度，构建国家-社会-个体的分析视角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乡村社会整合及其秩序建构的深层逻辑。一般来说，在常态状况下，形塑乡村社会秩序的各种因素、关系、机制等往往隐而不显，但在“问题化”状态下，乡村社会中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各种关系都被激活，乡村社会内部、外部各种要素之间的互动更加活跃，乡村社会秩序的生成逻辑可以更好地从各行动主体的行为模式中得以窥见。鉴于此，笔者以家乡2020年春节期间防疫行动为观察样本，结合自身经验与片段访谈，在对村庄疫情防控过程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剖析疫情期间村庄各行动主体的应对方式及其行为逻辑，以此分析中部农村地区村庄秩序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以期从国家-社会-个体的视角为促进乡村整合、推进乡村社会秩序化提供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思路。

二、村庄“防疫战”：一个典型样本

2020年初，新冠肺炎侵袭全国各地，春运潮更是加速了病毒的传播和扩散，来势汹汹的传染性肺炎促使武汉市政府不得不以“封城”举措应对之，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农民工、大学生等流动人口返乡过年使得农村地区极有可能成为病毒的爆发地，农村、社区由此成为抑制病毒扩散、战胜疫情的关键环节，笔者所在的村庄X村也吹响了新冠肺炎防疫战的号角。

X村位于赣东北县市结合部，在行政建制上是一个自然村，徐姓为该村主姓，何姓、朱姓次之，人口千余，村民基本实现离土不离乡，外地就业村民仅为少数。作为武汉返乡人员，独特的“身份”使笔者成为X村疫情防控的亲历者，完全参与观察者的角色为笔者提供了村庄防疫行动的体验式观察经历[7]，参与者与观察者的双重身份既能获得村庄防疫行动的第一手经验资料，也能够深入理解村庄防疫场域中各主体的言行及其行为逻辑[8]。X村的防疫行动从1月23日开始，经历了从监控重点人群的局部防控到出入登记、村民限行的全面管控两个阶段。总体而言，村庄防疫行动由行政力量主导，村民自组织力量在防疫期间失语和缺位，个体理性成为普通村民抗击疫情的主要驱动力，而以面子文化为核心的人情礼俗则摇摆于行政权力和个体理性之间，三者共同成为X村疫情期间秩序再生产的内驱力。

（一）行政介入：防疫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披露已有14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且十分肯定地指出该病毒具有明显的人传人特征，各地政府因之陆续启动疫情防控工作。21日，S市委市政府召开首次防控工作会议，23日，X村的防疫行动拉开序幕。

1.政策防疫：

层层部署1月21日，江西省召开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全省各地迅速启动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确保疫情及时发现、有效处置。在省委省政府的会议部署下，S市委市政府、G区区委也于当日召开疫情防控会议，要求加强人员摸排、信息报送工作，健全联防联控网络。23日，G区召开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各镇（乡、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相关区直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等皆列席参会，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要求村（居）基层党组织对每家每户、逐人逐户进行全面排查，迅速组织开展体温筛检工作，同时对联防联控工作机制进行了细化分工，乡镇、村（居）分片包干，责任到人。1月25日，S市卫健委通报首次确诊病例，次日，G区也出现首次确诊病例。26日，G区召开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扩大会议，区委书记强调要以最严格的措施落实“一级响应”，对防疫工作的组织机构、人员摸排、活动管控、宣传教育、信息报送等工作再次作出具体部署。

2月3—5日，S市卫健委通报全市新增确诊病例分别为13例、18例、19例，S市疫情进入爆发期，确诊人数直线上升，截至2月7日，S市确诊人数居全省第四，累计确诊病例达86例。鉴于疫情发展的严峻形势，2月4日，G区公交线路暂停运营且防控应急指挥部发布公告，自5日起对G区行政范围内的村（居）民进行出行管控，中心城区内个人机动车、电动车一律不得上路行驶，每户家庭每两天可指派一人凭通行证上街采购生活物资。就政策层面而言，为最大程度抑制疫情、切断病毒传播源，G区最终以“封城”措施应对之，区县进入全面戒备状态。在中央的高位推动之下，各级地方政府对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以领导高度重视为依托、以开会为重要手段[9]，以各种政策、通知为执行蓝本，经过省、市、区、街道的层层部署，打响了防疫战的第一枪。

2.基层防疫：

政策执行政策文本层面的防疫部署需要基层干部将其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才能发挥政策效力，X村的防疫举措也随着S市委市政府、G区区委区政府下发的各种指示性通知而不断升级，防疫行动实现了从局部监测、下发通知书到村干部巡视、全村出入管控的实质性转变。

1月23—28日，X村的防疫行动仅限于对武汉返乡人员及其家庭的局部监控。笔者于1月16日于武汉返乡，作为X村唯一一个武汉返乡人员，自然成为了重点关怀对象。23日下午，村干部及村医上门为笔者测量体温并拍照上传至街道乡医群，并告知居家医学观察期间，除不得外出之外，每天需测量体温并附上本人正面照片，将自身体征与体温情况通过微信发送至村医，结束时间另行通知。也就是在这天，有关新冠肺炎的话题才真正进入X村并成为部分村民讨论、闲谈的对象。25日，村委会向每家每户下发了S市联防联控指挥部的会议通知，要求村民春节期间不要串门拜年、不要聚餐，取消所有回娘家、红白宴席、广场舞等聚集性活动。这一阶段，村干部采取的实质性防疫举措仅限于监控外地返乡人员，村庄范围内的防疫行动除了下发通知书、禁止村民于晚间在村文化广场上开展集体活动以外，并无其他实质性措施。因此，村民对新冠肺炎的认知较为有限，防疫行为仅体现在未参加及举办各种家庭聚会上，村内的娱乐活动尤其是村民间的串门、打牌现象依旧较为普遍，村民的生活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1月29日开始，X村在村庄出入口处设置关卡，对进出村的外来人员予以登记并进行体温测量，村庄防疫行动全面升级。接下来的两天时间内，派出所干警和负责包干X村的街道书记对村庄内赌博、闲谈等聚集性娱乐活动展开监管和巡视，村干部也派专人手持大喇叭和铜锣巡查，告知村民尽量不要外出，若外出需佩戴口罩并配合工作人员的体温测量等。2月5日，居委会向每家每户派发了采购通行证及告知书，村民出入通行受到全面控制。路卡的设置、基层干部的巡视、大喇叭的循环播放在村庄内营造了紧张、严峻、肃穆的气氛，村民对疫情加以重视的同时也开始采取防护性措施，外出佩戴口罩的人明显增加，聚集性娱乐活动渐趋减少，在行政力量的介入之下村民的防疫认知逐渐提升、防疫行动渐次展开，疫情期间村庄秩序相对平稳、安定。

（二）人情礼俗：疫情下的乡土社会

X村仍旧保留着熟人社会的某些特征，大部分村民都生活在地缘和亲缘交织而成的关系网中，情面、恩义、人缘、口碑等传统礼俗规则仍然在村庄内起着一定的作用[10]。但疫情笼罩之下的X村，宗族性公共活动暂停，人情往来也因疫情而中止。

徐氏宗族作为X村的第一大族，每年除夕和正月初一都会在祠堂举行集体祭祖和拜谱活动，这也是宗族一年一度的集体性公共活动，年长的族人在祭祀中慎终追远、缅怀祖先，年轻族人则将此视为公共交往的机会，在年味渐淡的村庄中，宗族性活动为村民提供了追思、社交的契机与场合，平时大门紧闭的祠堂在这两天便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但今年适逢除夕下雨，集体祭祖颇有不便，族人便各家各户自行祭祀祖先。原本以为天气好转，正月初一祠堂会如期举行拜谱仪式，但受疫情影响，大部分族人并没有参加活动，零星几户家庭来到祠堂见无人组织、参与，便自行离开了。

与宗族性公共活动的消弭相伴而生的是村庄内人际关系的微妙变化，作为武汉返乡人员，笔者父母则成为“微妙”的源头。笔者父亲朋友圈较广，与村干部的私人关系尚可，在村庄内人缘、口碑较好，但疫情期间父亲仍受到不少冷眼。24日下午，父亲前往村内小卖部购买生活物资时，便遭到其他村民的特殊询问，父亲的朋友也通过微信求证笔者是否从疫区回乡，言语之中皆是惊恐。村委会虽然没有在笔者家门口拉横幅和警戒线，但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口耳相传早已将笔者家视为是非之地和病毒源头，连村干部送口罩都不敢亲自上门，而是委托笔者奶奶送达。

行政体系在X村所采取的防疫行动向村民传达了危险的信号，以村医和村干部为代表的乡村行政权威对村内重点人群的监控通过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传至整个村庄，疫区回乡的重点人群及其家庭成员成为村民避之不及的对象，传统的人情往来及面子文化在疫情时期的乡村社会略显颓势，人情礼俗在未知的恐惧及行政力量的介入下以极其微弱的状态存在着。

（三）个体理性：个别“战疫”与自组织的消弭

在X村的防疫行动中，自始至终没有看见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抗击疫情的志愿力量，在个人本位主义逻辑的驱使之下，个别村民被行政力量吸纳，成为村庄抗疫小组的成员；而部分村民则不顾政府号召和疫情发展的严峻形势，依旧在暗地里组织、参与棋牌等聚集性娱乐活动，村庄呈现出个别“战疫”与个别“逃疫”的极端两极，而大部分村民则对抗疫活动消极应对。

1.个别“战疫”与个别“逃疫”

在X村的抗疫战场里，走在第一线的除了包村干部以外，还有个别村民，但这些村民的行动或受利益驱使或出于“半行政化”的身份而不得不为之。1月30日开始，连续三天有专人拿着移动喇叭绕村庄环行，告诫村民不要外出，配合防疫工作。承担该任务的村民表示，并非自己主动担责，而是受雇于村委会，日工资为100元；在村口路卡处值勤、测量体温则由村干部、村医负责，由于风险相对较大，日工资则为300元，皆由街道财政统一负担。这些走在X村抗疫一线的村民表示，疫情期间所有活动都取消了，趁这个机会挣点外快，和村干部搞好关系，也算是间接为村庄的防疫工作出力了。

与此同时，在个体理性的驱动下，村里的小卖部仍然在暗地里运营棋牌室，个别好赌的村民仍是常客。小卖部位于村委会大楼30米处的县道边，店主为X村村民，除出售日用品之外，主业为棋牌娱乐，往年春节期间，营业额可达上万元。受疫情管控的影响，小卖部失去了大部分收入，为了躲避县委、街道包村干部及辖区派出所干警的巡视，店主将棋牌点设在了小卖部后自家的民房中，桌位数则削减至2桌。疫情期间，每天都有村民前往，店主更是在饭点前后便打电话联系潜在“顾客”，除参与者之外，“地下棋牌室”也有若干好热闹的围观者，这一娱乐聚集地与X村抗疫前线所营造的肃穆氛围形成鲜明对比。

2.村民的原子化应对

X村虽然属于宗族村落，村庄中也有三座祠堂，但宗族的作用仅限于人生礼仪层面，以祖先崇拜和操办白事为主，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影响甚微。随着老一辈人的先后逝世，年轻一代已不再关注宗族事务，宗族的动员能力大为降低，而村庄内也无其他趣缘与业缘组织，村庄自组织力量消弭，村民对疫情的应对呈现原子化特征。

在村干部展开防疫行动之前，村民对新冠肺炎的认知仅限于武汉地区很严重，并未认识到此次病毒的高传染性和扩散性特征，即使1月25日S市卫健委通报本市出现首例确诊病例时，大部分村民也未能及时关注到这一消息，29日，村庄按照上级要求升级防控举措时，村民才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戴口罩出行的村民增加了，大家也尽量减少出行、避免前往人流处及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总体而言，大部分村民的应对方式只是“原子化的个人行动”，主要表现为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对抗疫情[11]，并未想到主动协助村委会或是为村庄做些什么，也没有要求甚至是期待村委会实施口罩发放、消杀村庄公共场所等服务性工作。

同时，村民在日常防护层面也存在误区和盲区，口罩佩戴不规范或者佩戴棉布、活性炭等不能抵御病毒的口罩、使用后的口罩随意丢弃等现象在X村极为常见，对居家场所进行消杀的行为更是少见。村委会作为基层政府的“准代理人”，在“形式思维”主导下，村干部趋向于留痕管理，在执行政策时将精力放在监控重点人群、把守关卡等容易量化和显见成效的领域，防护知识的宣传则沦为形式化的走过场，作为网络生手的大部分村民又缺乏习得渠道，只能通过子女的转发和劝告获得有限的防护知识，村庄志愿力量的消弭和村委会的服务缺位加剧了村民疫情应对方式的原子化程度。

三、乡村整合的变奏曲：疫情下乡村秩序再生产的逻辑与张力

以政府介入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为变量，可以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划分为利益劫取型、行政主导型、合作共治型和自主治理型[12]。X村属于政府介入能力强而社会自治能力弱的行政主导型管理体制，在这场抗“疫”行动中，行政权威更是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自2006年合村并组成立居委会以后，村干部实行坐班制，其运作越来越行政化、科层化和程式化，但乡村社会却呈现出既非传统又非现代的“非程式化”特征，行政力量和农村社会遵循着完全不同的运作逻辑[13]，科层化的村委会与不规则的乡土社会之间的张力与胶着在疫情时期的非常态状况下越发凸显，与此同时，以个体理性为主要表征的个人本位主义成为市场化背景下村民的主要行为逻辑。也就是说，行政介入、人情礼俗和个体理性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形塑着疫情时期X村的社会秩序。

（一）上级指示遭遇乡土人情：灵活变通与刚性执行

一般而言，当指示性通知发出以后，下级机关必须严格执行，但执行者也可以通过对政策文本的“灵活解读”寻找到其中的弹性部分或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14]，政策执行者个人的利益动机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在X村，街道下达的所有抗疫政策由村干部R和村医Y负责落实，当刚性的上级指示遭遇不规则的乡土社会，政策执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者的选择偏好。当执行者以上级指示为纲领，企图对上级政策予以刚性执行时极有可能会遭遇乡土社会的舆论压力和道德谴责；反之，当执行者在上级政策和乡土社会之间选择中庸立场时，则会在乡土社会赢得“会做人”的名声，但也可能面临“执行不力”的处分。在X村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的战“疫”中，行政逻辑与乡土人情之间的张力无时无处不在，而村干部R和村医Y则分别选择了不同的选择偏好和执行策略。

村干部R是X村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负责X村的一切党政事务，经街道党工委批准任命后于年初正式上任，抗疫防疫成为其上任后的第一件行政任务，但其个人对上级的防疫政策却采取了某种“灵活执行”的策略，这主要体现在其对村内隔离家庭及棋牌室的态度上。在14天观察期内，疫区返乡人员及其家属应当居家隔离，村干部R通过电话向笔者父母传达了这一通知，但笔者父母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一规定，偶尔也会到村口小卖部采买，R见状也曾口头告知笔者父亲尽量遵守规定，出于熟人社会的情面原则，并没有采取其他较为严厉的强制性措施。此外，在派出所干警和街道书记驱散村内棋牌室的聚集人群以前，村干部R对该场所存在的人群聚集现象也未采取任何措施，而是听之任之，甚至偶尔也会参与其中。吊诡的是，该棋牌室距离村委会大楼仅30米且位于县道旁边，1月26日村委会集体办公后，对此人群聚集的敏感场所也是置若罔闻。针对此现象，村干部R表示“来玩的都是村里人，自己也是X村的成员，又是刚刚上任，不想做得太绝，容易伤感情。这种事情（驱散村内聚众赌博的人群）由街道和派出所来做，大家更听，在心理上也容易接受1。”换句话说，R作为新上任的干部，一方面出于“不得罪人”的心理，另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双重角色，在执行街道指示和命令的同时兼顾乡土社会的情面原则，在行政逻辑和乡土逻辑之间选择了较为保守的中庸立场。

村医Y则选择了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行为方式。Y除经营自己的诊所以外，作为X村的乡村医生，也协助街道卫生院负责村内的预防接种、健康教育等工作，根据政策要求，村医Y在抗疫期间负责监测并上报村内返乡人员的体温，同时在村口路卡监测点处值勤。作为从疫区回来的人员，笔者自然成为其重点关注对象，也因此与其发生了一些颇有戏剧性的故事。1月25日为大年初一，对于农村人来说，这是个讲究吉利的重要日子，医生上门量体温在农村被视为不吉利的开始，会触犯新一年的霉运。村医Y也认识到正月初一在乡土社会的特殊性，在上门之前几次征求笔者父母的意见，并进一步寻求村干部R的许可，R为此特意打电话给笔者父亲，言语之中责骂村医不懂得变通。为了配合工作，同时也出于乡土社会的情面原则，笔者父亲同意了村医在正月初一为笔者上门量体温的行为。但经此一事，笔者父亲便对村医行事不顾人情礼俗颇有微词，在1月31日，双方因继续进行体温监测发生了一些不愉快。按照规定，返乡人员只需居家医学观察14天，但村医以上级指示为由，要求继续上报体温与体征状况，父亲便为此与其争吵了几句，村医也于当天取走了体温计。隔天，村医向前来巡视的街道书记状告笔者父亲不配合工作，街道书记以潜伏期20余天为理由通知父亲督促笔者继续配合体温监测与上报工作，而笔者也终于在回乡后第二十一天结束了医学观察。街道对重点人群的体温监测工作实行指标量化与责任到人原则，且与村医的补贴挂钩，行政命令的外在压力和谋取津贴的内在动机是村医的行为逻辑所在，其多次援引村干部和街道书记等行政权威的力量为自身工作建构合法性并向笔者父亲施加压力，同出一房的宗亲情谊在行政任务和个体理性的双重挤压之下已然淡出村医Y的行动视野，其所谓“不顾乡土社会人情礼俗”的行为为其带来了“不会做人”的道德评价。

（二）行政下乡与个体考量：服从与规避

基层防疫以行政体系自上而下的介入为主要方式，并以公安机关的强制力为依托和保障，是国家权力试图借助行政整合的方式将国家意志输入于农民个体并重构疫情时期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举措。对于X村的村民而言，负责包干村庄抗疫防疫任务的街道书记和派出所民警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和代理人，也是强制性力量的合法化身，普通村民尤其是部分老年人出于对行政权威的敬畏心理，一般都能够主动接受和服从行政指令。同时，随着市场化的快速推进，村民的人际交往和行为取向呈现出个体化特征，即越来越张扬自己的自由与权利，甚至将个人的目标追求置于社会和集体的目标之上[15]，当行政下乡与村民的个人目标追求相冲突时，想方设法逃避行政指令的作用便成为部分村民的选择。

一方面，在“去组织化”的X村，普通村民对于疫情的信息获取主要依靠村委会这一正式组织自上而下的传递，对于村民来说，相比于网络上真假难辨的防疫信息，村干部的宣传和警示则要可靠得多。疫情防控工作与个体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大部分村民都比较配合村干部的防控工作，特别是在后期村庄防控措施全面升级以后，公安机关对于聚众娱乐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村民意识到了疫情的严重程度及不配合的后果，愈加遵守各项防控规定。在G区对村（居）民出行实施全面管控之后，X村各家各户在房前屋后基本拥有菜园子，新鲜蔬菜供应充足，而农村历来便有准备鱼肉等年货的习俗，生活物资基本满足日常所需。在行政力量的宣传和管控下，大部分村民能够做到足不出户，村庄社会秩序整体上得以维持，国家治理目标大体上得到实现。

另一方面，在乡村社会个体化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专注于“为自己而活”的信条，村民更加关注自我发展和个人目标的实现。个别村民在经济诱使下幸运地被行政体系所吸纳，成为防疫队伍中的一员，既能够获得个人私利，又间接地为村庄疫情防控作出贡献；而个别村民则出于谋求经济利润的动机专注于自家营生，以轻慢的态度视疫情于微小。X村棋牌室店主是这样为自己暗地里经营棋牌业务，与包村干部“躲猫猫”的行为辩解的：“每年就靠春节这段时间大家在这玩牌赚点钱，都是小本经营，勉强糊口而已。去年搞创卫整顿，好几台麻将机被没收，棋牌室也不让营业，一年到头根本没赚到几个钱。再说，我们村，就是整个街道都没有确诊的，就两三桌，一桌四五个人，都是自己村里的熟人，平时出门也少，没大要紧的2。”参与“地下活动”的村民则认为春节期间玩牌娱乐已经成为传统，并以爱好和自由为自身的聚集行为提供某种正当性依据。在个人本位主义逻辑的驱使下，小部分村民对基层防疫措施进行了有限规避，成为行政力量建构村庄社会秩序的一股潜在妨害力量。在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出现之前，这股力量尚构不成对村庄整体秩序的冲击，一旦感染风险发生，这股力量便会置安宁村庄于漩涡之中。即使认识到这股力量的潜在危害，原子化的村民群众也没有对之采取任何干预措施，即使是身兼防疫大任的村干部R对此也抱以打哈哈的态度，“他们又没有在明面上打牌，况且人家也指望着这个时候做点生意，村民也有这个需求，哪里好断了人家的财路呢？闹得大家都不愉快3。”

行政体系所实施的村庄防疫措施，大部分村民都能够遵守与执行，乡村社会秩序在行政介入之下得以再次建构并在整体上得到维持。然而，在个体理性的驱动下，部分村民将个人目标的实现置于疫情防控这一国家治理目标之上，规避了行政体系的防疫举措，对村庄秩序的维持和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换言之，即使是在行政主导型的村庄，在突发状态下，行政力量施于乡村社会的的整合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受到乡土人情和个体理性的制约和消解，乡村社会的行政建构型秩序也因此而处于某种非稳固状态。

四、乡村社会秩序化如何可能？

通过对X村防疫过程的考察发现，村庄的防疫行动是在行政力量的主导下展开的，抗疫防疫虽与村民个体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但从整个村庄的行动来看，不论是村干部还是村民群众均将其视为实现国家治理需求的行政任务，以街道下沉干部和村干部、村医等为代表的行政权威通过重点人员监控、村落宣传、路障设置等手段试图将国家出台的防疫措施落到实处以完成国家治理目标，但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介入在一定程度上遭遇着乡土社会的人情礼俗及村民个体理性的消解，使得乡村防疫效果大打折扣，影响国家治理目标的有效落实。换句话说，现阶段行政权力的介入虽然能够实现乡村整合，但在乡土规则和个体理性的双重作用下，这种整合模式所型构的社会秩序并非是有效而稳固的，稳定化的村庄社会秩序需要考量行政介入、人情礼俗和个体理性3种因素的协同作用。

（一）行政嵌入型秩序的非稳固性

在村民组织化程度低、村庄共同体趋于消解的乡村社会，依靠国家行政力量实现乡村整合、建构乡村社会秩序是比较快速、有效的方式，尤其是在非常态状况下，村民获取权威信息的渠道有限、自组织力量缺失，村级组织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一盘散沙”的村民整合起来，实现乡村社会秩序的再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整合尤其是行政权威整合模式在原子化的中部农村地区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整合机制，乡村有效治理也离不开行政权威的积极引导。但行政权力作为乡村社会的外生性力量，其合法性基础由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授予而非建立在乡土社会内部，社会土壤的缺失导致行政嵌入型乡村秩序缺乏长效性与稳定性。

首先，行政权力运作遵循的是程序化、规范化逻辑，而乡村社会则是不规则和多元的[16]，刚性的行政介入可能会面临乡土逻辑的消解，从而对其所构建的乡村秩序造成影响。X村的防疫行动是在国家政策供给下由行政力量主导的，除个别村民或因利益考量或因角色要求而被行政体系吸纳参与到村庄层面的防疫抗疫行动中，大部分普通村民均以原子化、弥散化的方式应对之。表面上看，村庄秩序在行政权力的介入下得以维持，但此建构型秩序却在一定程度上遭受着乡村社会内源性力量的对抗，侵蚀着国家治理的成效，这股内源性力量主要表征为村民的个体理性和乡村社会的人情礼俗。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际关系理性化特征显著，利益关系网络成为村庄权力的基础[17]，利益本位成为村民个体理性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当国家治理目标与村民个体的私人利益和需求满足相冲突时，村民会千方百计规避行政权力的管理和控制。另一方面，村干部是国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主要执行者，国家治理目标在乡村社会的实现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干部对国家政策的执行力度，但作为乡村社会的成员，其行动或多或少受制于熟人社会的人情礼俗，当国家政策未能与乡土规则有效衔接时，村干部极有可能通过“选择性执行”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策略性行动获取村庄的道德性称赞。

其次，行政嵌入型秩序以强制性权力的持续介入为保障，长此以往，不仅侵蚀村落自主性，而且极易引发村民的不满情绪，影响乡村社会的长久稳定。行政力量的合法性由国家机器授予而非来自于乡土社会内部，因此，行政嵌入型秩序代表着“国家的在场”，遵循着国家的逻辑。当国家治理目标与以乡村传统习俗为表现形式的社会逻辑和村民个人本位的个体逻辑相抵触时，行政力量往往会以强制、惩罚、规训等方式实现国家权威[18]，强制性权力的介入在短时间内可以取得较好的治理成效，但由于缺乏内在认同，一旦行政权力从乡村社会撤出，治理成效便难以保持。同时，行政嵌入型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村级治理行政化为媒介的，极易导致村级治理陷入单向度管理的泥沼[19]，与村民自治的初衷相悖。换言之，单向度的“行政本位式整合”由于缺乏参与性和公平性[20]容易导致村民自治衰弱、干群关系疏离、治理效果不明显等[21]不良后果，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村庄共同体的建构。

（二）逻辑多重性：理解乡村社会整合的理念之维

贺雪峰[22]以社会结构为视角，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团结型村庄、分裂型村庄和分散型村庄3大类型，以此为标准，X村的社会结构实际上介于团结型和分散型之间，兼具团结型村庄和分散型村庄的某些特征。一方面，村民聚族而居，村庄是血缘和地缘共同体，乡土规则仍具有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城郊结合部的地理区位使得村庄深受市场化和城镇化的双重影响，宗族血缘关系在市场理性的冲击下断裂为若干碎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乡村社会地方性规范的作用强度，村民集体行动能力较弱，不得不借助于行政权力的外部介入实现村庄秩序的再生产。换言之，像X村这样介于团结型与分散型之间的一类村庄，其社会整合需要综合考量行政介入、人情礼俗和个体理性的多维逻辑。

一方面，行政力量是促进村庄整合、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主要推动力。在X村，虽然也有祠堂、族谱等宗族象征，但宗族组织实际上只是一个松散的临时性机构，其作用仅限于仪式性层面，在凝聚共识、促成集体行动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基本不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X村的乡村治理结构中缺少以村庄公共利益为依归的集团政治，社会原子化特征较为明显，村庄集体行动能力较弱，以村庄内生性力量为主导的非正式控制机制较弱，疫情防控效果和村庄社会整合基本取决于行政介入的程度[23]。从X村的疫情防控过程来看，村民对于新冠疫情的认知是在以街道、派出所为代表的正式行政权力和以村干部为代表的准行政力量介入之后才逐渐提升的，村庄的防疫能力和防控效果也完全依赖于行政体系的政策部署和村干部的政策执行力度，行政权力成为促进乡村社会整合、维持村庄秩序的主导性力量。

另一方面，聚族而居的居住格局使得村庄仍旧保持着熟人社会的部分特质，乡土社会的人情礼俗依然发挥着作用，并对介入村庄的行政权力形成或多或少的制约。隔离措施的选择和权力运作的技术必须以特定的社会结构为基础[23]，从这个角度来说，村庄社会结构会对行政权力的介入方式和介入效果造成一定的影响。从各地的防控实践来看，不少村庄都出现了在居家观察人员家门口拉横幅、挖坑断路、悬挂硬核标语等极端化的防疫措施，使得部分村民的正当权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但这类“硬核”防疫举措在X村却未见踪影，这与村庄人情礼俗对行政权力的规约有一定的关系。行政体系的防疫措施在乡村社会的落实依赖于村干部的政策执行力度，但村干部作为村庄的成员，其行为方式无法完全摆脱乡土社会人情礼俗的约束，乡村社会地方性知识“软化”了行政体系的刚性规定，导致村干部在执行上级政策时采取了有限规避的策略性行动，从而避免了来自村庄舆论的道德谴责，但村干部的策略性执行方式也为村庄的防控效果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行政权力的介入效果。

同时，市场经济背景下，村民交往方式和行为方式趋向理性化、功利化，个体理性成为村民的主导行为逻辑，乡村整合和村庄秩序的再生产不能不考虑个体理性的影响。理性行动通常是特定时期内占主导地位需求的反映，需求排序的变化促使个体在不同情境中不断调整自我行为以实现自身的迫切性需求[24]，个体理性与国家治理目标和村庄公共利益的契合度成为村庄整合的重要影响因素。在X村，大多数村民基于对新冠疫情的风险认知和自身的安全需求，能够遵守行政体系下达的相关防控规定，村庄秩序整体上得以维持。但小部分村民对疫情的风险预判不足，将谋利、娱乐等非安全性需求作为自身主导性需要，为实现这些需求对行政力量的防疫措施进行了规避，影响了村庄的整体防疫效果。

概言之，行政介入、人情礼俗和个体理性共同构成了乡村社会整合的逻辑，尤其是对介于团结型村庄和分散型村庄二者之间的乡村社会而言，行政介入是促进村庄整合的主导力量，人情礼俗起着“软化”行政权力的作用，而个体理性则成为影响村庄整体利益和国家治理目标实现程度的关键因素。因此，建构乡村社会秩序、推进乡村治理有效需要综合考虑行政介入、人情礼俗和个体理性的共同作用。

（三）互嵌型整合模式：乡村社会秩序化的可能路径

就现阶段乡村治理实践而言，乡村建设缺乏内生力量持久的自觉行动是制约乡村有效治理的最大掣肘[25]，尤其是在中部农村地区，乡村社会呈现去组织化、工具化与原子化特征[26]，传统的人情礼俗在个体理性的冲击之下也渐趋衰弱，如果缺乏以国家为代表的行政力量和制度权威的引导和支持，村庄整合和乡村社会秩序的重构将更加艰难。但行政力量若忽视乡土社会的性质和需求，将自上而下的国家逻辑强行输入乡村社会，也不利于乡村秩序的稳定与维持。因此，结合乡土实际，综合考量行政介入、人情礼俗和个体理性的协同与融合，构建行政力量与人情礼俗、村民利益的互嵌式整合模式，不失为推动乡村社会秩序化的有效路径。互嵌型整合模式的核心是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内源性力量的互动，通过构建行政力量与乡村社会利益网络、文化网络之间的互嵌关系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双赢，从而达致乡村社会秩序化，其目标在于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同时兼顾乡土社会的人情礼俗及村民个体权益。

首先，互嵌式乡村整合模式的关键在于重新定位政府在乡村社会中的角色，核心在于选择合适的行政介入方式。行政权力过多介入乡村社会导致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当前乡村治理的弊病之一，重新定位政府在乡村社会的地位成为推进乡村有效治理的前提。具体说来，政府只是乡村建设的引导者和推动者，广大村民才是乡村治理的主体，政府的权力仅限于为乡村社会发展提供方向和保障，而不应该过多介入乡村社会的具体事项。其次，政府为实现国家治理目标而不得不介入乡村社会时，应当充分考虑其介入方式与乡土社会的契合度，不能仅仅依靠以惩罚、规训等为主要方式的刚性治理技术。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说，只有当国家的政策目标及执行方式获得社会认同，政府才能以较低的成本取得较优的治理成效。自下而上的认同需要自上而下的管理在社会中找到立足点，获得生长的基础，而后才能将自上而下安排的规则、政策内在化[27]，对于乡村社会来说，这个立足点就是乡土社会的人情礼俗和村民个体需求。因此，国家在决定行政嵌入的目标与方式时，应当充分考虑乡土社会的人情礼俗，建立政策目标与村民利益的联结点，借助利益联结调动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同时增强政策在乡村社会的包容性和弹性，允许基层干部通过乡土规则的非正式运用获得村民对政策目标和政策执行方式的认可。

其次，互嵌型整合模式还需要重视乡村社会对行政介入的反嵌作用。乡村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有着自身的运作逻辑和内在诉求，其并非以完全被动的方式应对外部力量的介入。要推动乡村整合、达致乡村善治，除了政府引导与制度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激活乡村社会内生力量，真正做到从乡村本位出发，增强乡村社会与政府对话、协商的能力，改变村庄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被动地位。因此，以利益联结为抓手满足村民个体化的目标追求，以乡土社会的人情礼俗为手段发挥社区舆论的道德性约束作用，通过宗族再组织化等方式培育村民自组织力量，提高原子化村民的组织化程度，发挥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在提供村庄公共服务方面的积极作用，可以降低乡村治理的成本。同时，村民自组织作为促进乡村整合的内生力量，遵循的是村庄本位和乡土人情逻辑，其能够以乡土规则为行动准则、以村庄利益为行为目标，站在村民的立场上与介入村庄的行政权力互动、沟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维护村民权益的作用。

五、结语

通过对X村防疫行动的考察发现，社会转型时期，乡村社会结构趋于原子化、个体化，个体理性日益成为村民的主导行为逻辑，而地缘、血缘交织而成的居住格局又使得传统的人情礼俗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人情礼俗与个体理性由此成为乡村的社会逻辑和个体逻辑。当前乡村社会结构决定了短期内乡村社会内部无法形成强大的组织性力量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因此，国家权力的介入便至关重要[28]。但是，当行政力量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目标而介入乡村社会、试图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时，国家逻辑与乡村的社会逻辑、个体逻辑便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碰撞，人情礼俗和个体理性甚至会不同程度地消解行政力量的作用，从而导致治理结果偏离国家治理目标。换句话说，行政嵌入型秩序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但这种单向度的整合模式存在不稳固性，行政权力的过度介入也与村民自治的初衷相悖。因此，从国家-社会-个体的角度出发，构建行政嵌入-村落反嵌入的互嵌整合模式，即政府准确定位自身在乡村管理中的角色与作用，选择与乡村社会相契合的介入方式实现国家治理目标；乡村社会则以利益联结、人情礼俗所形成的利益网络和文化网络为抓手，培育村民自组织力量，增强与政府对话的能力，实现对行政力量的反嵌入，找回村落自主性。概言之，互嵌式整合模式以国家权力的有限介入和合理介入为基础，以利益联结、人情礼俗为抓手培育村民自组织力量以增强乡村社会对政府的反嵌能力，是一种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同时也能兼顾乡土人情和个体权益的现代治理模式，其本质在于通过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实现国家治理与乡村诉求的双赢，从而促进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

注释：

（1）来自2020年2月7日对村干部R的片段访谈。

（2）（1）来自2020年2月7日对村庄棋牌室店主XYX的访谈。

（3）（2）来自2020年2月7日对村干部R的访谈。

参考文献：

[1]刘军艳.中国乡村整合机制的演变[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74-79.

[2]陈新.外部介入与内生权力的再整合——对乡村治理公共秩序的思考[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13-18.

[3]李松玉.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建设[J].中国行政管理，2015（3）:80-84，106.

[4]魏小换，吴长春.形式化治理：村级组织性质的再认识[J].广东社会科学，2013（4）:196-202.

[5]丁胜.乡村振兴战略下的自发秩序与乡村治理[J].东岳论丛，2018，39（6）:140-148.

[6]吴思红.乡村秩序的基本逻辑[J].中国农村观察，2005（4）:65-73.

[7]李俊.完全参与观察者的角色转换[J].社会科学家，2012（12）:51-54.

[8]蔡宁伟，于慧萍，张丽华.参与式观察与非参与式观察在案例研究中的应用[J].管理学刊，2015，28（4）:66-69.

[9]庞明礼.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一个政策过程的分析视角[J].探索，2020（1）:89-97.

[10]曹锦清，张乐天.传统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人情与关系网——一个浙北村落的微观考察与透视[J].探索与争鸣，1992（2）:51-59.

[11]耿曙，胡玉松.突发事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上海基层社区“抗非”考察[J].社会，2011，31（6）:41-73.

[12]汪锦军.从行政侵蚀到吸纳增效：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政府角色[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5）:162-168.

[13]欧阳静.运作于压力型科层制与乡土社会之间的乡镇政权——以桔镇为研究对象[J].社会，2009，29（5）:39-63，224.

[14]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J].中国社会科学，2011（5）:61-79，221.

[15]冯莉.当代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及其政治意义[J].社会科学，2014（12）:20-27.

[16]陈锋.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J].社会，2012，32（1）:104-125.

[17]贺雪峰.论村级权力的利益网络[J].社会科学辑刊，2001（4）:52-56.

[18]李斌，黄改.秩序与宣泄：乡村社区治理中的互动逻辑[J].理论学刊，2019（5）:130-140.

[19]陈锋.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J].社会，2015，35（3）:95-120.

[20]韩鹏云.国家整合乡村的运行逻辑与路径重塑[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4）:17-26，156.

[21]朱政，徐铜柱.村级治理的“行政化”与村级治理体系的重建[J].社会主义研究，2018（1）:121-130.

[22]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J].开放时代，2012（10）:108-129.

[23]吕德文.农村疫情防控及其社会机制——以“隔离”为中心的讨论[J].开放时代，2020（3）:61-68.

[24]张国磊，马丽.重大疫情下的农村封闭式治理：情境、过程与结果——基于桂中H村的调研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31-41.

[25]田雄，曹锦清.“事件团结”与村庄生活共同体再造——基于一起乡村事件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6）:37-46.

[26]张良.论乡村社会关系的个体化——“外出务工型村庄”社会关系的特征概括[J].江汉论坛，2017（5）:139-144.

[27]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83.

[28]张良.村庄公共性生长与国家权力介入[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2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