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农村研究 > 相关学科

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硬核”喊话的逻辑——一个法社会学的考察

作者:崔 玮  责任编辑:陈静雯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20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20-10-12  浏览次数: 86

摘 要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组织领导的村庄防疫是贯彻落实国家防疫安排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一过程中,村支书的“硬核”喊话发挥了重要作用。村支书的“硬核”喊话直观反映了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自治权力运行的具体样态。在乡村社会中,喊话主体、喊话工具、喊话风格和喊话效果的合力,促成了村支书“硬核”喊话的内在逻辑自洽。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应在肯定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功能和价值的基础上,理性认识并合理吸纳农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赋予村支书及村党组织必要的自治权力和自治空间,并积极发挥村支书推动法治乡村建设的枢纽作用,形成农村地区自治与法治的良性融合。

关键词重大疫情;村支书;乡村治理;乡土规则;法治乡村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战争中,每一名奔赴一线的“逆行者”和守卫乡土的“坚守者”都值得尊敬和铭记。

一、引言

2020年农历春节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全国上下共同阻击病毒传播的战役中,农村地区的防疫斗争对于是否能及时阻断病毒传播、有效控制疫情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此次农村地区的防疫组织实施也成为检验中国农村治理实效,考验农村基层自治能力的试金石。经过一系列农村民主政治改革探索,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成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并被以党内法规、国家法律的形式予以肯定。村党组织成为实现党的领导、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良好融合的重要关联。事实证明,村党组织在此次农村防疫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为村党组织班子“主心骨”的村党支部书记(以下简称“村支书”)更以“硬核”喊话的方式成功在互联网络刷屏。一时间,操着各地方言和腔调的村支书喊话视频成为“宅家”国人竞相观看以及评论的对象。村支书的“硬核”喊话在网络上意外走红,为学界了解农村地区权力运行提供了宝贵的直观性经验。尤其是在重大疫情“兵临城下”的紧迫现实下,伴随着大量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在春节假期返乡,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上演的村支书们组织数以亿计的村民开展村庄防疫的工作场景(1),更是深刻反映了中国农村地区基层自治的真实面貌。

何谓“硬核”喊话?具而言之,就是指村支书通过村庄大喇叭向全体村民进行的防疫动员宣传。村支书的“硬核”喊话不同于广播电视中的防疫宣传节目。未经过播音主持专业培训的村支书操持不同的方言和各式各样的腔调,将村庄防疫的急迫性以及村支书个人的性格心情表露无遗。村支书的喊话语言是乡俚俗语,朴实无华、直截了当,没有一丝的矫揉造作和些许的官僚衙门文风,而是充满着与乡村生活浑然天成的乡土气息。其中,有的村支书喊话侧重于耐心讲理、好言相劝、百般叮嘱,流露出润物无声的细腻柔滑;有的则妙语连珠、诙谐有趣、谈吐幽默,显示出机敏睿智的独特魅力;更有的则是简单粗糙、指责反讽、不留情面,以至于讲到“动情时分”,会表露出“以暴制暴”的警告威胁,展现出雷霆万钧的恢弘气势。从村支书“硬核”喊话视频在网络中广受网民留言称赞,以及政府官员、官方媒体的肯定表态(2)来看,村支书“硬核”喊话无论在表现形式,还是实际效果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要追问村支书“硬核”喊话成功的原因,就有必要探讨村支书“硬核”喊话背后的内在逻辑。

梳理文献发现,学者们已对与村支书相关的研究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一批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按照研究路径,可以将既有研究成果划分为以下几类。一是“裹挟式”研究,即将村支书置于村干部的范畴之内,对乡村基层干部进行整体性的分析。如学者们提出的乡村干部需要注重乡土人情(陈柏峰,2009)、构建村干部胜任力指标体系(黄颖、余秀江,2019)等。二是“分类式”研究,即对村支书等村干部进行类型化,进而抽取其中的特定类型进行分析。如针对农村经济能人参与乡村管理而引发的“富人治村”研究(贺雪峰,2011;陈柏峰,2016;韩鹏云,2017)。三是“关联式”研究,指部分学者对村支书与村民委员会主任(以下简称“村主任”)之间关系(陈涛、吴思红,2007)以及背后的“两委”分工(刘明兴等,2009)等展开了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综合性地分析了村民自治中涉及村支书的系列问题,但是仍欠缺能够直观反映村支书具体工作情形的“场景式”研究。而此次疫情下村支书以“硬核”喊话组织村庄防疫的情形,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了丰富且生动的素材,满足了“场景式”研究的条件要求。

当研究主题和研究素材均已确定后,接下来就是研究视角的选择。由于隐藏在村支书“硬核”喊话背后的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已被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所确认,以村支书为重要能动主体的村民自治成为法律规范下的基层自治,村支书的行为更是直接体现了法律法规的具体适用。因而,村支书“硬核”喊话也就成为一种法律现象。基于此,笔者选择以法社会学为研究视角。简单来说,法社会学以法为研究对象,以社会学为研究视角或框架。“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2006)。在法社会学的场域中,作为客观社会反映的法被当作一种“社会事实”,并以“行动中的法”的姿态与传统法学研究中“书本中的法”相区分。借助法社会学的社会视角可以对法律制度进行手术刀般的“抽丝剥茧”,使得抽象模糊的规则框架逐渐清晰明朗。

本文立足于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试图通过法社会学的视角,分解村支书“硬核”喊话的有机组成,透析村支书的权力行使,以期清晰阐释村支书“硬核”喊话何以可能的内在逻辑,并对法治乡村进行展望。本文分析的村支书喊话视频来自于互联网络(3)。

二、“硬核”喊话的行动者:村支书

要阐释村支书“硬核”喊话的逻辑,首先必须分析疫情期间“硬核”喊话的行动主体,解释为什么是村支书进行喊话。

依照《中国共产党章程》,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成立党的基层组织(4)。通常情况下受党员人数限制,村党组织多是党支部。经过党员大会选举出来并经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支部书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村支书。另一个常见的称谓是村主任,是指经过村民投票选举出来的村民委员会主任。以村支书为代表的村党组织和以村主任为代表的村民委员会并存,形成了农村公共事务管理体系中的“二元权力结构”(郭正林,2001)。那么,为什么是村支书喊话,而不是村主任喊话?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从权力法定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了村支书领导的村党组织在村庄治理上“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5)。《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进一步强调村党组织全面领导村的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6)。而疫情防范属于重大村务,由村支书带领村党组织进行村庄防疫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二是由于中国政府体系的“压力型体制”(荣敬本等,1998),处于国家政权组织底层的乡镇政权(欧阳静,2009)承担了各级上级政府传导下来的重重压力。而乡镇党委和村党组织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使得村党组织成为乡镇党委、政府的“嫡系部队”(刘明兴等,2009),承担了分解乡镇党委、政府压力的重任。具体到疫情期间的防疫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防疫部署经过层层传递,最终通过乡镇党委、政府转递至村党组织。村支书作为村党组织的“主心骨”,自然“首当其冲”,贯彻落实上级部署的防疫任务也就落在村支书的肩上。三是正在推进的村党组织书记和村主任两个职务由一人兼任的“一肩挑”工作,进一步增加了村支书领导组织村庄防疫工作的可能。

村支书自身的社会身份也是促成其进行喊话的因素之一。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国乡村治理自古都是“能人治村”。千百年来,乡村本土培养的精英人物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角。小到村民邻居之间的琐事纷争,大到耕地林地的权属确认,无不需要乡村精英人物出面协调解决。时至今日,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本质上也是一种“能人治村”模式。村支书不仅具有示范引导、组织动员和整合资源的作用,还在维护乡村秩序、建设乡村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孙枭雄、仝志辉,2020)。进言之,可以将村支书细分为社会能人、经济能人和政治能人(陈寒非,2018)。社会能人是指在农村中具有较高威望、见多识广、对村庄事务比较熟悉的人。社会能人是传统型的农村权威,一般多是农村中大姓宗族的年长者。经济能人是指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先富起来的且热心村庄事务、具有奉献精神的村民。新兴的农村经济能人通过生产经营活动获得一定经济基础后,也希望参与或者主导村庄的公共权力和公共决策。经济能人凭借与其他村民悬殊的财力优势,在村庄政治竞争中往往具有绝对优势(林辉煌,2011)。政治能人则是指具有一定从政经历的村干部、退休乡贤。这些人具有熟谙农村权力运作的经验优势和联络上级党组织、政府的人脉优势,能够为村庄争取到一定的资源。村支书的能人身份增添了其对村民的影响力,强化了村民对于村支书的信任和依赖,进一步赋予了村支书组织开展村庄防疫的合理性。

三、“硬核”喊话的工具:乡村大喇叭

村支书“硬核”喊话的传播借助的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乡村大喇叭。曾经有过乡村生活经历的人,对于伫立于村庄中央的大喇叭都会再熟悉不过。大喇叭曾经是安排生产劳动、传达各项通知以及转播新闻联播、天气预报的“神器”。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大喇叭开始被边缘化,逐渐“失声”隐匿于乡村生活。此次疫情的爆发,使得大喇叭在村庄防疫中被委以重任,成为辅助村支书进行“硬核”喊话的权力行使工具。

虽然以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形成的现代信息网络已在农村普及,但是村庄给人特有的、根深蒂固的“世外桃源”的感觉,会让人觉得“电视里说的都是外头哩”,仿佛村庄与现代传媒播报的场景是两个世界。疫情期间,农村地区广泛实施的“封村”措施,更让身处村庄的村民内心容易形成一种“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关”的田园自得。加之,农村中仍有相当比例的留守群体(老年人、儿童)脱离于现代的互联网络。在都市社会中行之有效的电视广播、互联网络形式的防疫宣传动员,在农村地区的覆盖范围和宣传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存在着“最后一公里的困境”。而乡村大喇叭则通过高音贝的、贯穿村庄的声波传递以及循环播放的方式编织成了联结每一位村民的“乡村网络”,能够将村庄防疫的知识和要求传达给每一位村民。

村支书借助乡村大喇叭进行的“硬核”喊话又具有“官方认证”的确信力和清楚表达村支书要求的“语音功能”。疫情时期的互联网络充斥着大量的不明来源、不知真假的信息,让身处城市的现代人应接不暇、难以分辨。而操持特色方言、不同语调的村支书喊话则在乡村社会中具有天然的身份认证功能,让村民一听喊话开头的几声“喂喂”,就能准确判断是“支书开始吆喝哩”,进而增添对村支书喊话内容的内心确信。同时,村支书在大喇叭中声情并茂的喊话,时而和声细语,时而厉声严词,既可以生动地将身处广播室中村支书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形象地展现在村民面前,给人一种唾沫星都可以飞到脸上的错觉,又能形成余音绕梁的功效,将村支书反复强调的村庄防疫注意事项镌刻在村民脑海。

疫情期间,乡村大喇叭成为村支书进行防疫动员、布置防疫工作最直接、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当然,通过大喇叭喊话也是最安全的一种工作方式。

四、“硬核”喊话的缘起:为何“硬核”

从听觉传媒的角度,村支书“硬核”喊话迅速走红网络可以归因于村支书们喊话的表达风格。苦口相劝、严肃训话、挖苦反讽等不同风格的喊话,响彻在乡村大地上空。对于习惯了城市中行政官员语言表达风格的人们,在听到村支书喊话的第一时间就会被喊话的“乡土气息”所吸引。在一番听乐之后,人们可能会心生村支书为何如此喊话的疑惑。要回答这个问题,则需要站在村支书的角度去了解疫情期间村庄的情况,体会村支书的管理处境。

正式拉响全国范围防范新冠肺炎疫情警报的时间是2020120(7),也就是农历腊月二十六日。按照中国的风俗,腊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小年夜”。外出务工的村民一般都会赶在“小年夜”之前回到农村。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已经在各地采取交通封锁、隔离劝返等措施前返回至农村。此时,村庄的村民群体形成了长期留守人员和返乡务工人员的二元结构。留守人员多是老年人和儿童,在长期的农村生活中养成了“听支书话”的习惯。而返乡务工人员则常年混迹于城市,基本脱离了村庄集体生活,并亲身感受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和城市生活的便捷,对于村支书的喊话和要求可能会有些不以为然。而春节期间普遍的走亲访友叙旧的风俗习惯,进一步增加了村支书组织防疫工作的难度。这正是有的村支书在喊话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大部分人还是好咧,就是那几个从外面回来的不听话!”的原因。

此次疫情爆发在春节期间也促成了村支书的“硬核”喊话。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费孝通,1998)。”而能够集中彰显乡村社会中私人关系网络的时间节点,春节肯定是其中之一。在中国,春节期间亲朋好友之间相互拜年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传统习俗。如今,城市里的拜年习俗已被简化。而在农村地区,“乡土规则仍以强大的历史惯性持续运行于乡村社会空间,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处世所遵循的逻辑”(唐京华,2019),春节期间的拜年习俗就较好地保留着原貌。以笔者的家乡豫北平原为例,晚辈不仅要在春节期间历经多轮的“一对一”拜年流程:拜访父姓宗族所有健在的直系血亲长辈,以及母系三代内直系血亲中的健在长辈,还要参加本宗族声势浩大的“多对一”拜年活动。即在农历大年初一的清晨,农村中不同宗族的人们分别在村庄中各自固定的集会地点集合,然后浩浩荡荡地往来穿梭于各自宗族中健在长者的院落之间。每到一位长者家中,带队的几个人向长者道几声新年问候,然后就带领队伍齐刷刷下跪向长者叩头施礼。如果长者已经离世,就到其后人家中供奉的牌位前磕头跪拜。农村的春节拜年习俗之所以保留下来,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熟人社会的道德制约。假如你没有向其中一位长者拜年,轻则受到这位长者及其家人的冷漠,重则将遭到其他族人的道义谴责。在农村这个由血缘和地缘组成的“从摇篮到墓地”的熟人社会,这种冷漠和谴责的杀伤力往往威力无穷,常使违反乡土规则者付出高昂代价。在这样的背景下组织防疫工作,让广大村民违背拜年习俗待在家中,村支书实质上抗争的是千百年留传下来、惯性巨大的风土乡俗,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在近年来的乡村治理中,存在着“行政下乡”和“自治下沉”的现象。“行政下乡”是行政化逻辑指引下党和国家意志向乡村社会的渗透,“自治下沉”则是在公共服务逻辑下自治单位(权力)向自然村和村民小组下沉。在贯彻落实国家政策以及建设基础设施方面,“行政下乡”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无法解决基层治理中的诸多难题(赵晓峰、魏程琳,2018)。“乡村治理中的常规性公共服务(如治安调解、教育医疗养老、环境卫生、生产服务等)需要更多依赖内生性乡村自治组织”(耿国阶、王亚群,2019)。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原本薄弱的乡镇政府防疫力量在重大疫情面前,尤其在疫情暴发初期显得脆弱不堪。加之,在每个人都可能是病毒携带者的合理怀疑下,乡镇政府等外部的支援力量无法有效下沉至村庄防疫一线。这就意味着,农村地区的防疫工作将更多依靠各个村庄自行组织实施。那么,发生在一个个乡村“孤岛”(8)上的“防疫纪实”,记录的就是村支书率领村干部开展村庄防疫的自救故事。

此外,村支书也面临着来自法治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履职压力。2018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颁布实施。村支书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9)的身份成为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疫情期间,地方监察机关强化了对村干部的履职监督(10),给村支书带来不可低估的履职压力。同时,乡村社会的宗族网络等非正式制度也会通过道德层面的压力督促村支书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Tsai,2007)。

概言之,春节期间的村民二元结构、拜年习俗的巨大惯性、村庄防疫的自救处境以及履职不力的追责,使村支书承受着空前巨大的防疫压力。这就不难理解村支书为何将防疫喊话调整成“硬核”模式。

五、“硬核”喊话何以有效:乡土中国

为了全面理清村支书“硬核”喊话的内在逻辑,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喊话效果何以生成,即为什么村支书“硬核”喊话会取得效果?总的来说,是因为村支书的喊话源自乡村社会的话语体系,可以获得乡土规则的支持,从而能够直达村民心底、慰藉村民的心灵。

首先,村支书的喊话内容朴素直白,接地气,容易被村民接受。表达方式与听众特点的合理匹配是达成表达目的的必要前提。电视广播、互联网形式的防疫宣传报道,预设的适用范围是城市,并非是为农村量身打造。其话语的表达风格和语言逻辑,对于村民,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村民可能并不受用。而村支书喊话的乡俚俗语源自农村的乡土语言,叙事的方式贴近田间地头的街坊聊天,表达的风格接近村民喜怒哀乐的日常表达,能够得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类似“疫情已经极其严重!极其严重!……刀都架到脖子上了,还不知道厉害!”“再出来逛,明年这时候就是给你烧纸!”“都是啥时候咧,还出去跑,你真不怕死?”“等你死了,连棺材都没人敢给你抬!”之类的表述,乍一听觉得粗俗简陋难登大雅之堂,但仔细品味后又倏然觉得每一句都是朴实真诚的“下里巴人”,能够刺痛村民们的神经,给人以震撼。

其次,村支书的“脸面”使其喊话能够获得支持。其一,村支书的能人身份彰显出其在某一方面具有高出其他村民的能力,村民们存在求助村支书的潜在可能。于是,村支书在村庄里具有较大的“脸面”,村民们对于“村支书张罗的事”多多少少都要配合支持。其二,宗族势力的逐渐“回潮”强化了村支书的影响力。在不少农村,村级组织的换届选举往往暗含了村庄派系斗争。各宗族、派系在各自精英的领导下,极力争取村民的选票(卢福营,2011)。大姓宗族人口多、势力大;无论是民主投票,还是上级党组织委任,大姓宗族的人更容易成为村支书的人选。现实的结果也往往是村支书多由村子里大姓宗族的人担任,形成了“党、政、族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郑智航,2016)。大族的人担任村支书可以获得本宗族人的支持。本宗族的人在潜意识里会把同宗族的人担任村支书与宗族地位相挂钩(刘行玉,2015),并以“自己人”担任村支书感到荣光。本宗族人会积极配合村支书的工作,以显得村支书领导有方,争取获得上级组织的肯定,进而将这个职务继续保留在本宗族之内。而在宗族之外,村支书背后的宗族势力也会对其它宗族的成员造成一定的威慑,人们都对其礼敬三分。

再次,村支书的喊话有助于村民摆脱乡俗民情的束缚。此次疫情的爆发与春节“不期而遇”。在乡村社会,民间习俗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是“地方性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斌、黄改,2019)。受制于春节拜年的习俗,村民很难以害怕传染为由而不去拜年、或者将拜年人拒之门外。假如真有人这么做了,直接的后果是让对方误以为不想与之来往,引起对方“那我也不与你来往”的对等回应。更严重的后果是被身边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视为“异类”或者“异端”,从而受到排斥。对此,笔者深有体会。笔者曾极力劝阻一位执意在今年大年初一凌晨赶回乡下串门拜年的亲戚,这位亲戚其实已离开乡村在城市工作多年,但他仍担忧地反问道:“不去拜年,这些老亲戚还要不要了?”所以,如果没有外力的有效干预,即使疫情重大危急,在春节期间的农村,也依然是拎着各式各样礼物的人们,穿梭于各家各户的景象。进言之,在疫情下的春节时期,乡村社会中拜年人和被拜年人之间会产生心理博弈。一方面,拜年人担心不去拜年会引起对方的误解,也忧虑去拜年则会因“带毒拜年”的嫌疑而引起非议。另一方面,被拜年人既希望前来拜年的晚辈“接踵而至”以展示自己的宗族地位和威望,又顾忌病毒会趁机“登堂入室”,然而碍于情面又难以拒绝拜年人登门。在这种情况下,有效协调拜年人和被拜年人之间的微妙关系,需要有第三者居中调节。村支书最适于该角色。村支书通过乡村大喇叭喊话的方式直接挑明拜年人和被拜年人各自的担忧,明确禁止串门拜年,使得二者达成共识,有助于维持二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实践中,村支书的喊话内容不仅有对拜年人的劝阻,例如“拎着两盒点心去别人家,就像扔了两个手榴弹一样。”“你走亲戚,别人都很喜欢你?你不要太自信。”“坚决不能溜门子,不能串门。烦你看不出来烦,不好意思撵你!”等;还有对被拜年人的宽慰,例如“今年都不让串门了,谁都不能走亲戚,辈高咧也甭挑理,也是为了恁健康着想。”“听到广播的也都给家里老人说说啊,今年统一要求不让走亲戚,等明年让孩子们多给恁捎点好吃的嘞。”如此一来,经由村支书居中的“挑明直言”,使得村民能够以村支书的要求为依托,摆脱春节拜年习俗的束缚,心安理得地深居家中或者闭门谢客。

最后,中国的“和”文化也推动了村民遵守村支书的喊话要求,避免影响其与村支书之间的和谐关系。文化的力量体现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上。中国文化的特质是:“调和协和”(钱穆,2011)。中华民族对“和”的追求,完整地体现在农民身上。“农民阶层作为传统东方文化的典型群体,基本的行为准则就是对均衡与和谐的追求”(杨力,2007)。在乡村生活中,当有人破坏了和谐,往往会受到消极评价。为了维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们必须努力去做他人期望的事,而尽量避免做对方期望他不做的事,以免产生冲突矛盾。村支书的“硬核”喊话将其在疫情下对于村民行为的期望全面、生动地展现出来,而且丰富的表达方式进一步让村民感受到村支书希望村民闭门不出的严肃性和急迫性。尤其是,当村支书苦口婆心地反复强调或者声色俱厉地三令五申后,村民的潜意识中会形成尽量少出门的思想自觉,避免因外出被发觉而与村支书“撕破脸”。

六、“硬核”喊话的联想:法治乡村

“过去的几十年,中国最重要的、最成功的制度和法律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兴起的……法学家和法律家直至目前所作的工作也许仅仅是这一变革巨著中的一个小小的注”(苏力,2014)。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村支书“硬核”喊话的分析终究要回到法治层面。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指引下,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自然离不开法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9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推进法治乡村建设。”20203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体现新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乡村之路,为全面依法治国奠定坚实基础。”村支书作为村民自治的主要主体,其法治意识状况会直接影响乡村治理体系法治化和法治乡村建设的进程。综观村支书的“硬核”喊话内容,可以发现村支书在组织村庄防疫时体现出来的法治意识具有两面性:一面是有些村支书的法治意识淡薄,存在着侵犯村民基本权利的可能;另一面是有些村支书已经意识到法治的作用,在组织村庄防疫工作中开始借助法治的力量。

村支书的法治意识淡薄主要体现为不尊重村民的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部分村支书的喊话包括了对于不遵守防疫要求的村民,进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给予经济处罚的内容。例如,有位村支书针对村民在路边聚堆聊天的现象,进行一番苦口婆心的说教后,喊道:“如果你再聊天,就让你到大队来,我把院子门一锁,让你搁里面说个三天三夜,饭也不让你吃,不让你回家。”还有村支书规定:“凡是发现有人聚堆聊天的,发现一次罚款五百。”按照现代法治精神,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的措施必须由特定的国家机关严格依照国家法律做出,而不能由村支书直接决定。村支书在喊话中提出限制村民基本权利的措施,显然是以自治权力威胁了村民的合法权利。

令人欣慰的是,部分村支书的喊话显示出主动引入法治力量参与村庄防疫的迹象。有位村支书在宣传如何应对谣言时,喊道:“不要信谣,要相信上级政府宣传的事。不要造谣,再造谣会被拘留的。”还有村支书对于有些村民打麻将的现象,强调:“不准再打牌,今天再发现一个打牌的,我打电话报警,我非要看着派出所把你带走,我再走。”这些迹象表明,部分村支书已经意识到“一人说了算”的农村治理模式已经式微,需要改变传统的威权式农村治理方式,进而开始寻求借助法治的力量,获得公安司法机关的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乡村治理正在发生的自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

人类社会的制度是规范行动者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张志原等,2019),具体包括了正式的法律、政策和非正式的习俗、文化、惯例(道格拉斯·C.诺思,2014)。中国乡村治理的法治化进程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博弈的过程。受中国法制建设中长期存在的“重法律移植、轻本土构建”的路径偏差影响,大量以西方法治理念为基础的法律规范、法学理论被原封不动地引入中国,并与中国乡村社会中的习俗、文化、惯例等“本土性法律资源”产生了激烈碰撞。在此背景下,推动法治乡村建设的模式选择有三。一是社会演进型,让乡村社会自行演变,蓄积迈向法治化的内生动力;二是政府推进型,由政府设定目标和步骤,依靠外界力量推动乡村社会快速完成法治化进程;三是混合型,综合适用前两种类型的方式方法,注重“内外兼修”,以达至乡村治理法治化目的。综合看来,第一种模式的潜在风险太高,乡村社会自行孕育法治文明的周期过长,会加剧乡村与城市在法治文明发展方面的失衡,阻碍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拖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第二种模式则会遇到“送法下乡”的尴尬处境,普法教育无法有效下沉至乡村生活,国家法律遭受到“地方性规范”柔软而坚决的抵抗,政府推进的效果不够理想。

“现在以及任何别的时候,法律的发展重心都不在于立法,也不在于法律科学和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欧根·埃利希,2009)。受村支书“硬核”喊话的启发,混合型模式或许可以成为今后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的最佳选择。即注重发挥村支书等村干部的主体作用,将其作为国家法律的学习者、传播者和“地方性规范”的执持者、扬弃者。具言之,一方面,推进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11),强化村支书等村干部的法治意识,促进村干部依法用权,并在村庄治理过程中对村民进行法治宣传,实现国家法律的“入村”。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内生于乡土的秩序对于乡土社会的有序化是必需的”(杨玉豪,2003),借助村支书等村干部的力量,发挥乡村社会中习俗、文化、惯例等“本土性法律资源”的积极功能(12),推动中国乡村孕育符合中国实际的法治文化。

七、结论

本文聚焦于疫情下村支书的“硬核”喊话,主要讨论了喊话主体(村支书)、喊话工具(乡村大喇叭)、喊话风格(“硬核”喊话)和喊话效果的生成,并对法治乡村进行展望。通过这几个方面的探讨,笔者已对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硬核”喊话的内在逻辑进行了“乡土化”的剖析;对村支书“硬核”喊话蕴含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也有了一个初步的分析。基于此,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初步结论。

首先,在乡土秩序层面上,乡俗民情可以形成良性的制约,起到安定、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作用。毋庸置疑,在重大疫情时期,村支书“硬核”喊话的实际功效离不开正式制度之外的非正式制度。村民遵守村支书的喊话要求,并不单单是由于“村支书”这顶帽子,还有帽子背后支撑村支书话语权威的乡土规则。村支书正是利用能人身份、宗族影响以及“和”文化等乡土规则抑制了传统拜年习俗对村民的惯性束缚,给予村民违背传统习俗的正当理由和心理慰藉,实现了整合乡村社会、维系乡土秩序的功能。

其次,在基层自治层面上,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在乡村社会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重大疫情下,村支书带领下的村党组织作为贯彻落实国家防疫要求的“神经末梢”,却不失敏感和迅捷,能够快速有效地传达落实上级党委政府的防疫指令和要求;又可以借助乡村秩序规则,通过行使一定的权力,确保村庄防疫工作得到广大村民的支持。这些事实显示出村支书带领下的村党组织经受住了防范疫情的艰巨挑战,在突发紧急情况下具有极强的执行力和抗压力。反观部分地区存在的村支书等村干部逐渐缺失公共权威(万江红、孙枭雄,2017),并陷入“治权缺失,事务增多”的现实困境,以及村党组织等成为科层制的延伸,乡村治理越发行政化与“悬浮化”现象(金江峰,2020)。应该在坚持当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加强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赋予村党组织必要的自治权力和自治空间,让村民自治权力具有一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灵活性(贺雪峰,2019)。

再次,在依法治国层面上,村支书可以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农村篇章”的关键角色。村支书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对于乡土秩序具有天然的传承。而基于农村治理法治化的发展趋势,村支书又形成了学习并运用法律的客观需求。村支书对于传统乡土规则和现代法律规范的协调融合,会对法治乡村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今后应重点加强以村支书为代表的村干部的法律知识传授和法治意识培育,推动农村治理方式从能动治理转向规范治理(雷望红,2019)。同时,通过村支书等村干部的治理实践将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播撒于乡土大地,并合理利用传统乡土规则的积极功能,形成“政府——村干部”式外力推进和“村干部——村民”式内力发展的农村法治建设发展的双路径模式。此外,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保障村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确保村支书等村干部具有广泛的民意代表性也是应有之义。

最后,在学术研究层面上,笔者在文献检索过程中发现,法学学者创作的涉及法治乡村的文献资料不多,涉及村支书的研究成果更是少见。这意味着法学学者们将目光更多投向喧闹的城市“法律森林”,而忽视了乡村这片“法治原野”。因此,法治乡村建设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功能和意义,还期待有更多法学学者给予更细致、更深入的研究和揭示。


参考文献

[1]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2006:《普通法》,冉昊、姚中秋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陈柏峰,2009:《乡村干部的人情与工作》,《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3]陈柏峰,2016:《富人治村的类型与机制研究》,《北京社会科学》第9期。

[4]陈寒非,2018:《能人治村及其法律规制--以东中西部地区9位乡村能人为样本的分析》,《河北法学》第9期。

[5]陈涛、吴思红,2007:《村支书与村主任冲突实质:村庄派系斗争--兼论支书主任“一肩挑”的意义》,《中国农村观察》第6期。

[6]道格拉斯·C.诺思,2014:《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7]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8]耿国阶、王亚群,2019:《城乡关系视角下乡村治理演变的逻辑:1949~2019》,《中国农村观察》第6期。

[9]郭正林,2001:《中国农村二元权力结构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10]韩鹏云,2017:《富人治村的内在逻辑与建设方向》,《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11]贺雪峰,2011:《论富人治村--以浙江奉化调查为讨论基础》,《社会科学研究》第2期。

[12]贺雪峰,2019:《给村干部一定的自主权--防范农村基层治理的“内卷化”危机》,《人民论坛》第3期。

[13]黄颖、余秀江,2019:《乡村振兴战略下村干部的胜任力模型构建与应用--来自广东、广西、云南三省423个样本的分析》,《农林经济管理学报》第4期。

[14]金江峰,2020:《乡村政策动员中的“权力--技术”及其影响》,《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15]雷望红,2019:《基层党员在乡村社会转型背景下的身份重塑与功能再造--以湖北Z县党建工作为例》,《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16]李斌、黄改,2019:《秩序与宣泄:乡村社区治理中的互动逻辑》,《理论学刊》第5期。

[17]林辉煌,2011:《寡头政治与中国基层民主》,《文化纵横》第2期。

[18]刘行玉,2015:《宗族观念、选举程序与均势竞争:夏村村民选举观察与反思》,《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第4期。

[19]刘明兴、孙昕、徐志刚、陶然,2009:《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两委”分工问题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

[20]卢福营,2011:《派系竞争:嵌入乡村治理的重要变量--基于浙江省四个村的调查与分析》,《社会科学》第8期。

[21]欧根·埃利希,2009:《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2]欧阳静,2009:《运作于压力型科层制与乡土社会之间的乡镇政权--以桔镇为研究对象》,《社会》第5期。

[23]钱穆,2011:《民族与文化》,北京:九州出版社。

[24]荣敬本、崔之元、王栓正、高新军、何增科、杨雪冬等,1998:《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5]苏力,2014:《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6]孙枭雄、仝志辉,2020:《村社共同体的式微与重塑--以浙江象山“村民说事”为例》,《中国农村观察》第1期。

[27]唐京华,2019:《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基于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的调查》,《中国农村观察》第3期。

[28]万江红、孙枭雄,2017:《权威缺失: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一个社会学解释--基于我国中部地区花村的调查》,《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29]杨力,2007:《新农民阶层与乡村司法理论的反证》,《中国法学》第6期。

[30]杨玉豪,2003:《乡土社会视野的法治》,《求实》第2期。

[31]张志原、刘贤春、王亚华,2019:《富人治村、制度约束与公共物品供给--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例》,《中国农村观察》第1期。

[32]赵晓峰、魏程琳,2018:《行政下乡与自治下沉:国家政权建设的新趋势》,《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33]郑智航,2016:《乡村司法与国家治理--以乡村微观权力的整合为线索》,《法学研究》第1期。

[34]Tsai,Lily L.,2007:“Solidary Groups,Informal Accountability,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01(2):355-372.  

注释

(1)2019年中国农村常住人口是5.6亿人,加上春节返乡人员,此次疫情期间农村防疫工作涉及的人口数量会更多。数据来自《新闻办就乡村治理工作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06/24/content_5402806.htm

(2)2020214日,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1 1》栏目中,介绍河南农村防疫情况时,讲道“比方村支书在大喇叭上,用通俗的方言一喊就管用。”部分官方媒体也对村支书的“硬核”喊话予以褒扬。参见何玲玲、李亚彪,2020:《基层防疫:“硬核”手段铸就防疫“铁军”》,《新华每日电讯》212日。

(3)经过搜集,共获得23段疫情期间村支书喊话视频,涉及河南、江苏、山西、四川等省份。

(4)《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

(6)《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第十九条。

(7)202012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 1》栏目中明确表示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的现象。

(8)疫情期间,采取“封村”措施进行防疫自救的村庄犹如全国防范疫情地图中的一个个孤立的“岛屿”。

(9)《中国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十五条。

(10)各地出现了多起村支书因防疫失职而被监察机关问责的报道。

(11)20203月,《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提出“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重点培育以村“两委”班子成员等为重点的“法治带头人”。

(12)《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强调法治乡村建设要注重村庄的民俗风情,指出“根据乡村自然环境、经济状况、人口结构、风土人情等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开展法治乡村建设”“推动法治文化与民俗文化、乡土文化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