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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治理:乡贤参与的作用机理及路径选择

作者:李少惠 赵军义  责任编辑:邓雅琳  信息来源:《图书馆建设》网络首发  发布时间:2020-10-08  浏览次数: 150

【摘 要】在“治理真空”与“治理内卷化”背景下,当前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问题在于如何培育和激发乡村社会的内生活力。“乡贤治村”具有悠久的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是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第三领域”的重要治理主体,对于化解基层文化治理“纵向到底”而“横向未到边”问题大有裨益。采用扎根理论的编码策略对22位农民企业家的文化实践予以考察,研究发现,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治理是基于“文化自觉”的社会实践,其“上传下达”的中介效应调和了政府-村民、市场-村民间的僵化关系,需要在人才培育过程中遵循内生与嵌入的双重逻辑,通过乡贤理事会、“内置金融”分别为其提供组织和经济基础,从而实现政府、市场、乡贤理事会、普通村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推动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乡村文化治理;乡贤文化;“第三领域”;协同治理


1引言

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模式通常呈现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是中央集权与基层自治相结合的“双轨制”[1]政治结构。在地方自治过程中,乡绅或乡贤依托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一方面利用“皇权止于县政”的地方“政治真空”状态,担任地方官府征派赋税徭役、兴修水利工程等重任,以博取地方官府的信赖,达到“惟地方之事,官不得绅协助,则劝诫徒劳;绅不得官提倡,则愚迷弗信”[2]之目的,使官绅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另一方面,通过扶危济困、创办学堂、赈济救灾等善举,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承上启下的作用以赢得乡民支持,逐步完成对广大乡民的有效控制,实现“皇帝无为而天下治”[3]的乡村治理格局。

近现代中国的乡村社会治理则伴随动荡的社会局势而陷入“国家政权内卷化”[4],这一时期国家对乡村社会全面控制的意图在于开启“国家政权建设现代化”[5]进程,而乡绅作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纽带,主要扮演着征收赋税、传达信息、维持社会秩序等中介者角色,并随着士绅阶层成分的变化逐渐演化为“经纪人”。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权下乡”等形式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也由此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的全面控制,农民亦高度依附于国家政权。这一时期,乡村治理的基本单元是通过国家政权构建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标准化、科层化组织体系,将传统社会中封闭的农村社会和独立的农民个体直接纳入了国家的政权体系”[6],乡绅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效果式微。

1987年试行并逐步在全国推广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结束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党政不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了延续至今的“政社分开”的“乡政村治”[7]政治模式。取消农业税后,这一本意在于调整农村分配关系的改革却引起了农村社会结构和价值领域的变动[8]。不仅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直接治理”取代乡村集体“间接治理”的变化[6],而且随着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基层政权逐渐由汲取型向“悬浮型”转变[9],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更为松散,城市化建设吸附了大量的乡村社会精英,“空心化”“原子化”成为乡村社会关系的典型写照,乡村社会再度陷入“治理真空”和“治理内卷化”[10]

由是,当前乡村治理的重要问题便在于如何培育和激发乡村社会内生活力[8]。梁漱溟认为,建设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创造新文化[11]。梳理现有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不难发现,学界的研究重点在于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譬如,部分学者基于乡村治理实然与应然鸿沟,提出“分利秩序”[12]“分类治理”[13]与“治理内卷化”[10]等命题;部分学者关注到乡村治理的“经济路径”[14]与“政治路径”[15],但经由“文化路径”推动乡村治理的研究较少,仍然属于“乡村救济”范畴。而关于“乡贤治村”的研究,学界虽早已关注到乡贤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16],但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研究并不多见。部分研究虽涉及乡贤在“政府-村民”“市场-村民”之间的中介效应,但并未就相关的约束机制展开探讨。现如今,乡村治理已进入乡村振兴的全新阶段,需要创造性转化乡村传统文化[17],特别是因势利导新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治理,“重达自治”[18]以解决当前基层治理“纵向到底”而“横向未到边”问题,盘活乡村文化资源和生态,实现乡风文明。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以22位农民企业家的文化实践为分析样本,探讨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作用机理及可行路径,主要回答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内在动因是什么?其如何在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发挥实效?可行的参与路径是什么?

2文化自觉:乡贤缘何参与乡村文化治理

乡贤是本乡本土培育的具有权威、声望、学识、财富、信息、技术等所长的杰出人物,农民企业家因其突出的财富和声望优势,是乡贤群体的典型代表。因此,本研究从中国知网和中国农村研究网收集了80篇农民企业家的相关报道,经过逐一研读,最终挑选出22篇包含农民企业家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纪实性报道,作为本研究的分析资料。农民企业家涉足的文化领域包括乡村教育、乡村文化产业以及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等,农民企业家参与乡村治理并非局限于文化领域,相反,其更多涉足经济领域。正缘于此,投身于文化领域的农民企业家行为才显得弥足珍贵,其文化治理动因或许能在推动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找到普适性意义。

在研究过程中,以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为辅助,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编码策略,重点围绕“农民企业家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动因”对研究资料进行“概念化”“范畴化”,始终遵循扎根理论研究“不断比较”的要领,共得到222项概念与范畴编码。并在编码过程中及时撰写“备忘录”,最终串连起农民企业家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故事线”。

2.1超越与沉沦:对“小富即安”的再认识

“小富即安”用以指代乡土气息浓厚的农民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小进即满、固步自封的自醉心理,是社会对农民企业家群体的惯用评价。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相比,农民企业家无论是出生背景,或是事业发展的轨迹,大多都充斥着“悲情色彩”,这使得人们很容易将农村由于经济落后而自带的负面标签与农民企业家形象捆绑起来,生成“小富即安”“小进则满”的刻板印象,导致农民企业家超越身份标签限定的有益社会实践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其社会公益性实践背后所蕴藏的文化意义便不得而知。

关系营销理论认为,与企业发展初期更多关注自身利益的利己原则不同,在企业发展后期,他们往往会以互利为原则关注供应商、购买者和员工等各方利益[19],具备“为富且仁”的高贵品质。农民企业家创业初期,囿于文化程度低、经济条件薄弱等现实性因素,“小农意识”成为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小农意识”向“现代意识”的转化是衡量其能否成功的“门槛”,在这一点上,农民企业家面临着“超越或沉沦”的考验。如农民企业家钟华生的成功正是完成了由“小农意识”向“现代意识”的转变之后,才使得企业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做大做强。在“小农意识”阶段,农民企业家将全部精力投入在创业思维与计划孵化方面,由于自身缺乏专业素养且无相关指导,创业初期的所有想法与实践都是在“摸石头过河”,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民企业家个人的胆识、眼光和魄力。正缘于此,农民企业家的创业史都颇具传奇色彩。

在编码过程中发现,创业初期的艰辛经历与未知因素,使得农民企业家只能尽力“保全自身”,而无暇惠及邻里,因此主要采取利己原则行事;但在其创业成功之后,农民企业家通常会将造福桑梓的心愿付诸于行动。例如,农民企业家林洪先生面对记者采访时说道:“过去我没钱,想繁荣家乡只不过是一种愿望;如今功成名就,便毫不犹豫地去实现自己的诺言,让乡亲们享受甘棠之惠。”农民企业家造福桑梓的善举同时也会受到政府与乡民的肯定与回报,这为企业进一步发展强大提供了支持。李国玉在政府的帮助下成功追债200多万,并帮助其摆脱黑社会势力威胁;农民企业家钟华生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这为他带来了许多社会资源。需要明确的是,在筛选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并非所有的农名企业家都会在事业成功之后造福桑梓,其要么只照顾费孝通先生所言“差序格局”中基于血缘关系的“最小圈层”,也即与自己有亲属关系的群体;要么只顾自己享乐,可谓“小富即安”。可见,关系营销理论并不能解释所有农民企业家创业后期的价值判断与实践行为,其在创业成功之后是否践行造福桑梓之善举,承担“为富且仁”的社会责任,关系着企业发展能否得到政府、社会的认可与支持,是其再度面临的“超越或沉沦”的考验。

2.2饮水思源:对“艰难情愫”的追忆

“穷则思变”几乎是每个农民企业家选择创业致富之路的源动力,其由此便成为一个“不安分的种田人”。“山里汉子”作为农民企业家鲜明的身份标签之一,在李国、马云祥等农民企业家身上得到了充分印证。人的外在形象必然形塑于生活环境,传统农村“靠天吃饭”“向土地要效益”的生活模式与环境,虽然养育出农民企业家朴实、憨厚的个人形象和可贵品格,但大多数农民企业家自幼家境贫困,生活拮据,“因贫辍学”的案例数不胜数,由此造成农民企业家群体文化程度普遍低下,增加了创业的艰辛与挑战。也正是因为农民企业家拥有与普通农民相同甚至更为波折的生活经历,才使得其在心底深处埋藏下了对于贫穷的“不妥协”和对乡民生活的“感同身受”。

不甘贫穷的精神迫使农民企业家不得不背井离乡,以寻找致富机遇。在这期间,农民企业家总是在不断试错,并在失败中吸取教训逐步走向成功。成功的因素不仅包括农民企业家穷则思变、言出必行、富而奋进等鲜明的人格魅力,同时与地方政府、乡民乃至社会的信赖与支持有很大关系,这种“被认可”的情感体验给了农民企业家莫大的鼓励,也成为其创业途中以至于创业成功之后难以忘记的珍贵回忆。农民企业家吉克加加认为“自己正是依靠党的富民政策,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才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土族农民企业家李国玉在回忆自己的创业经历时坦言“特别令他难忘的是,自己一路走来,尽管也遇到许多困难,但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他一步步走向成功”,印证了地方政府支持在农民企业家创业途中的重要性。农民企业家刘志华生病后昏迷不醒,乡亲们主动凑钱为其治疗使其脱离生命危险;农民刘善忠竖起大拇指称赞农民企业家李国是自家的大恩人;“文化界专家对农民企业家郭乃群表示崇高的敬意”等,则印证了乡民与社会认可对于农民企业家创业取得成功的重要意义。

在编码过程中发现,政府、乡民乃至专家学者的认可与支持不仅使得农民企业家“身兼要职”,形塑了农民企业家的“多重人格”,而且促成了农民企业家自利与互利实践原则的良性循环。农民企业家“身兼要职”是其获得政府、乡民与社会支持的直接结果,案例中农民企业家身兼的职务包括政协常委、管委会主任、校长、学术顾问、村支书等。当农民企业家被赋予了某种超越“山里汉子”标签的形象时,更能激发其不断向好的潜力。例如,“村党支部改选,全村36名党员30人投了他的票,33岁的农民企业家刘春海被推选为双街村党支部书记,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农民企业家“想乡民之所想,急乡民之所急”的高贵情怀,不仅得益于其对乡民艰难生活的“感同身受”,而且有赖于其在创业途中“被认可”的情感体验。从而在追忆过去时,才能将以往的“艰难情愫”自觉与家乡乃至社会上的“困难群体”勾连起来,激发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并付诸实践。

2.3文化自觉:对“乡土情结”的践行

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企业家而言,创业前的社会实践为其事业发展提供了特殊的“启蒙教育”。贫穷且艰难的生活经历一方面使农民企业家形成了保守、盲目、患得患失的“小农意识”,即便不满足现状也很难有胆识做出变革性突破;另一方面,反而培育了农民企业家对于乡土的深深爱恋之情,这种难得的恋乡情感为其日后造福桑梓,特别是捐助家乡文化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民企业家通常家境贫寒,文化程度低,然而当企业做大做强时,其自身的文化素养和人生境界也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通过编码发现,这一巨大反差与农民企业家的“再教育”经历有关。创业过程中不论是社会实践的磨练,或是与文人志士的沟通交流,都是农民企业家接受“再教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企业家接受了大量的先进文化,“小农意识”得以突破,逐步养成了创办企业所需的“现代意识”,也让其深信“知识改变命运”的人生信条,内心充满了对于知识的敬意和渴望,浓厚的“教育情结”得以形塑,并再次为农民企业家日后投身于家乡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了保障。例如,土族农民企业家李国自小便因贫穷而断了求学梦,但却在打工过程中意外结识了众多建筑界的朋友,留心学习了许多建筑学、建筑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为他后续在建筑行业大展宏图打下了基础。这不得不归功于“再教育”经历所带来的的福利。

浓厚的“乡土情结”是促使农民企业家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首要因素。“农民企业家郭乃群的感恩便是源于一种故乡情结,自己富起来后,看到乡亲们文化生活的匮乏以及低俗文化的影响,他选择了支持和振兴乡亲们喜欢的家乡戏。”可以看到,类似于郭乃群先生的文化实践已经表现出其对家乡传统文化的“自知之明”,达到了费孝通先生所提倡的“文化自觉”[20]高度,从而主动将“乡土情结”付诸于实践。“事实上,有时候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不能产生,主要原因是文化创新未能产生……当企业组织内部的价值观趋同且难以扩展时,通常需要从外部引入新的价值观加以改变。”[21]虽然农民企业家同样面临企业价值观重塑的问题,但其改变企业价值观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仅依靠“现代文化”的外部植入,还有赖于“传统文化”的回归及其创造性转化。农民企业家参与乡村文化治理,不仅能改善乡村文化生态,践行“文化自觉”;而且通过自我人格和形象的重塑,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从而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总体而言,农民企业家创业过程中的雄心壮志与前途未卜,实质上都是处在“做梦”阶段,梦里有关自身飞黄腾达的设想,也有关造福家乡、兴办教育与繁荣文化的野心;而创业成功之后的为富且仁与饮水思源,尤其是能够投身于家乡文化事业的发展,则是在文化自觉的高度践行“乡土情结”的社会实践,构成其“圆梦”之旅。

3上传下达: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作用机理

“乡政村治”政治模式发展至今,一方面,乡村社会由于乡政府与村之间的“指导”而非“领导”关系,导致乡政府对乡村的纵向管控能力弱化;另一方面,村民自治权利不能有效落实进一步恶化了干群关系,政府与村民的不信任度增加[2]。在此背景下,乡村文化治理工作虽然有政府财政投入作为保障,以确保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充足,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得当,乡村特色文化资源开发良好,村民公共文化生活丰富,乡村民风和谐文明。然而,乡村文化治理的实际成效并不乐观,公共文化服务供需错位、服务效能低下,特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不当,村民文化生活单调,“弱参与”[22]等问题依旧未能真正得到解决。原有乡村文化治理机制虽已将市场力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纳入其中,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政府部门单方面供给公共文化服务力不从心等问题。但从实践效果来看,城乡二元文化差异背景下,市场力量“标准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时常面临服务有效性考验,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依旧存在,乡村文化治理需要寻求新的突破机制。

学界关于乡村文化治理研究主要形成了行政化治理和市场化治理两种取向,分别指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和乡村文化产业,且主要围绕文化作为治理的“工具”或“对象”展开。学者沙垚基于对现有研究的反思,从传播学角度提出了“媒介化治理”概念,认为“以媒介化进行乡村文化治理,不仅可以摆脱工具化还是对象化的无谓争论,而且是对在地化和历史逻辑的遵循,更是一种中介和反思。”[23]乡贤“生于斯长于斯”,对乡村社会的情感牵挂始终如一,能够理解乡民的需求,了解乡村发展的桎梏和优势[24],而且基于“文化自觉”意识的培育,其有意愿有能力在政府-村民、市场-村民间搭起沟通的桥梁,承担“上传下达”的中介形象,并经由“熟人社会”关系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进程。

3.1行政化治理中的乡贤角色

在“政府-乡贤-村民”链条中,乡贤群体主要承担着代表村民利益向政府表达文化诉求,并将政府的相关文化政策向下传达的任务。以往政府在供给公共文化服务时,由于不能准确把握村民的文化喜好,一味按照“标准化”原则而不分城乡与地域区别地向乡村输送文化资源,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而且导致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低下。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意义一方面在于,乡贤了解村民真实的文化喜好与诉求,明确村民参与文化活动的时间与动机,同时也对乡村文化建设有自己的认知和理解,一定程度上能够准确辨识适合本村村民消费的文化内容与形式,为政府供给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决策参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完成上级政府的考核任务,通常以公共文化服务硬件设施配置情况作为衡量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成效的主要指标,而理应配套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处于缺位状态,在缺乏政策宣讲与服务指引的情况下,原本用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空间设备,出现了闲置、私自占用等情况。乡贤群体的介入,可以帮助村民了解政府供给公共文化服务的初衷,转变村民对公共文化服务冷漠甚至排斥的态度,使其认识到公共文化服务对于自身生活以及农村社区人文环境的积极意义,提升其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意识和能力,从而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正式权力非正式化运作”。

3.2市场化治理中的乡贤角色

在“市场-乡贤-村民”链条中,乡贤群体的作用一方面在于利用自身学识、人脉、信息等优势,准确获取市场信息,将乡村文化资源重新整合,谋划合理的保护与开发路径;另一方面,在获取政府认可与支持的基础上,乡贤群体重点发挥示范引领和帮扶带动作用,通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带动村民参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性,逐步实现经营增收。例如,农民企业家昝圣明在获取市场信息后,通过精密策划组织发挥村民们娴熟的刺绣技艺,并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办了绣衣厂,生产外贸产品,取得了成功。不仅将乡村传统刺绣技艺通过生产性保护的“活态传承”方式予以保存,而且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乡村传统文化的外溢效应,为村民带来了经济收益。可见,乡贤群体参与乡村文化治理能够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但需要建立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村民主体”的基础上,并将真正有意愿有能力为乡村文化治理建言献策的社会精英纳入“乡贤群体”之中。

4协同共治: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路径选择

传统乡村社会因其具备社会主体的非流动性、社会空间的地方性和社会关系的熟悉性而被认定为“熟人社会”[25]。如今的乡村社会虽然表面上已不同于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社会,但乡土性的“神”依然还保持着,只是乡土性的“形”散了而已[2]。由此,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文化生态仍然存在。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乡贤不一定必然是精英,但一定具有民间权威[26]。权力具有强制意味,权威是建立有序社会的政治基础,权威不同于权力之处在于权威是使对象因信服而顺从的影响力[27]。能否成为乡村文化治理中的乡贤,关键在于其是否适应并遵从当地的传统文化惯习,获得声望并以此丰富乡民的公共文化生活,生成乡村公共文化生活、文化产业及文化生态持续向好的长效机制。

4.1内生与嵌入:乡贤培育的双重逻辑

近年来,中国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将“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中,指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治理已经上升为国家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然而,在乡村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当代乡贤,已不能完全等同于受封建礼俗文化熏陶的传统乡绅阶层。“当代乡贤主要是指正在或曾经生活在乡村的各个领域的具有杰出成就的精英群体。具体而言,这一群体主要包括乡村中的致富能手、英雄模范人物、离退休人员、德高望重的社会知名学者、各类专家等。”[28]与传统社会的乡绅阶层不同,对于新乡贤的识别已不再拘泥于乡贤的身体“在地性”,而是要看其是否曾经有过“乡土经历”。只有具备较长时间的“乡土体验”,才有可能激发其对于乡村“艰难情愫”和“乡土情结”的追忆,进而在文化自觉意识的规约下主动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由此,乡贤的培育工作可以延续乡村秩序的“二元生成逻辑”,从“内生”和“嵌入”两个角度分别展开。

从“乡贤内生”角度来看,乡贤群体主要包括乡村中有威望的致富能手、英雄模范人物、离退休人物等。“乡贤内生”培育工作首先在于乡贤识别。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坚持权威导向原则,不能仅仅以权力大小作为评判标准。乡贤是否能切实发挥乡村文化治理的中介效应,关键之一在于其是否能得到乡民的认可与支持,而拥有乡村权威的社会精英通常易得人心,与村民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另一方面,乡贤必须具备爱国精神,对国家的制度设计高度认同。以上条件构成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基本前提。其次,“乡贤内生”培育的工作还在于乡贤再教育。农民企业家之所以能够在创业成功的过程中同时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和人生境界,与其接受创业过程中的“再教育”不无关系。因此,要组织乡贤群体接受先进文化的“再教育”,尤其是了解学习与乡村文化治理相关的知识,提升乡贤“上传下达”的专业素养。

从“乡贤嵌入”角度来看,乡贤群体主要包括离乡大学生、农民工、农民企业家、社会知名学者、各类专家、社工等。“乡贤嵌入”培育工作重点在于乡贤识别。离乡大学生常年背井离乡外出求学,缺少长期“驻村”的乡土体验,但其离乡前的生活主要在乡村度过,对乡村生活依然保有最纯真的记忆,可以作为乡贤人才的一份子;虽然不确定社会知名学者专家必然有“乡土经历”,但可以通过专业识别进行筛选,乡村文化治理领域的专家学者具有与在地乡贤不同的“乡愁”认知,其决策建议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乡村文化治理的未来走向;社工虽然对乡村地方文化了解不够,缺少长时间的乡村体验,但可以凭借较强的学习能力优势,短期内弥补功课,在掌握乡村地方文化传统的前提下,运用现代乡建理念,以“新村民”身份重塑乡村文化生态。长沙“乐和乡村”[29]治理过程中,通过多年的“社工嵌入”,不仅找到了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可行路径,而且探索了一套文化与旅游结合的乐和生计模式,充分印证了“乡贤嵌入”的可行性。

4.2乡贤理事会:“第三领域”的组织基础

学者黄宗智将中国政权的治理模式总结为“集权的简约治理”[30],此治理方式的典型代表则是“行政发包制”。基于以上制度框架,一种依赖的不简单是正规带薪人员,而是不带薪的、低成本的社会半正式人员的“第三领域”治理模式广泛兴起,而国家与社会-经济体系间的二元合一则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第三领域”中的一个基本特色[31]。乡贤理事会作为联结乡贤内部关系的有效平台,能够在政府与村民的支持下,以半正式行政的方式为乡村文化治理的“第三领域”提供组织基础,从而实现乡村文化的简约治理。

首先,乡贤理事会的职责在于为乡村文化治理工作建言献策、捐资出力。乡贤理事会是参与乡村文化治理,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帮助的志愿性社会组织。对于提升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精准度,调动村民参与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性,重构乡村邻里乡亲的互助意识和乡情关系,推动乡村民风乡风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乡贤理事会的定位应当是地方政府和村两委的协助组织,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村民主体”原则。乡贤理事会在遵从地方政府和村两委领导决策的基础上,以自然村为单位为地方政府和村两委提供乡村文化治理工作便利,组织落实村落公共文化活动,调解乡村邻里矛盾,和谐民风。再次,乡贤理事会的产生要以村民选举为基础。乡贤理事会的职责关乎乡民的切身利益,其成员构成应当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在选举的基础上,将初始名单上报行政村党支部审核,经自然村公布后确定。建立线上乡贤人才数据库,及时发布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优秀事迹,通过宣扬优秀乡贤事迹激发更多乡贤的“文化自觉”。最后,乡贤理事会应当坚持“三事分流”组织原则。坚持“大事政府办、小事村社办、私事自己办”,通过责任共担实现政府、村社和乡贤理事会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乡贤理事会一方面可以帮助政府文化政策更好地落地,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政府文化政策允许的范围地,适时组织开展相关的公共文化服务。譬如,乡贤理事会通过吸纳各地“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开展讲故事、演地方戏等非遗传承展演,提升村民对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实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乡村民风乡风和谐的协同进步。

4.3“内置金融”:“第三领域”的经济基础

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治理不仅体现在为乡村公共文化发展建言献策,而且要求其在自身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捐资出力。既然“乡贤治村”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而并非所有乡贤都具备农民企业家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解决乡村文化治理“第三领域”的经济基础问题便成为乡贤(理事会)能否长久发挥实效的关键。

中国乡建院院长李昌平曾经通过长时期的返乡实践,探索出“内置金融”的乡村复兴模式,并在全国17个省200多个村庄验证了“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新农村建设及综合发展,是‘四两拨千斤’的乡村复兴之法……通过村社共同体服务,我们把‘乡贤’文化找回来了,把传统‘孝道’文化找回来了,把‘合作’文化找回来了。”[32]“内置金融”乡建思路作为乡村“土地、组织、金融、社保和文化”五位一体的村社振兴模式,已经显现出其对于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价值。针对目前尚不具备构建“五位一体”体系化的“内置金融”村社而言,可以借鉴其思路进行乡村某一领域的治理实验,乡村文化治理就是其一。在政府和村两委的支持下,通过村民和乡贤捐资,成立“乡贤理事会金融合作社”,为乡村公共文化治理提供资金支持,避免一部分乡贤由于“有想法没资金”而无力组织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的问题。以乡贤理事会为基础,制定开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非遗”传承展演、乡村文化产业开发等项目的资金申报、评审和考核制度,通过制度规范激发乡贤、乡民主动组织、参与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性,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5讨论

“乡贤治村”现象由来已久,也得到了学界充分的研究和论证,但相关成果主要聚焦于乡贤参与之于乡村经济发展以及“重达自治”的特殊意义,对于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内在价值关注不足。相对而言,本研究的贡献在于一方面将“乡贤治村”现象明确引入乡村文化治理领域,探讨了乡贤缘何参与及如何参与乡村文化治理问题,对于化解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农村存在的公共文化生活贫瘠,公共文化服务“供需错位”,优秀传统文化没落,乡村乡风民风蒙昧等问题有一定借鉴意义;另一方面,本研究的相关见解并不局限于乡村文化治理领域,针对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动因分析、作用机理以及参与路径等研究结论,可以不同程度地在乡村“五位一体”的治理框架下得到验证,具有乡村治理意义上的共性价值。

在肯定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治理价值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关注以下问题:第一,避免纯粹的“资本下乡”。乡贤捐资与“资本下乡”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以获利为目标,而后者带有很强的市场导向,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第二,防止“精英俘获”现象。在“资源下乡”“资本下乡”过程中,“精英俘获”成为治理资源“缩水”的重要因素。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治理同样需要规避治理资源决策权过度集中的问题,通过完善的制度建设提高文化资源使用效能。第三,坚持乡贤激励方式的多样化。农民企业家成长过程中正是因为有政府、乡民、社会的认可与支持,才使得其始终保有“饮水思源”的情怀,从而达到践行“乡土情结”的“文化自觉”高度。而“现代乡贤的崛起有可能也是伴随着以出让农民利益为代价的。”[33]因此,应当从物质激励、精神激励、社会尊重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等多重角度激发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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