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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作者:颜德如 张玉强  责任编辑:冯晨晨  信息来源:《理论探讨》 2020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20-09-26  浏览次数: 384

摘 要】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关键词】乡村振兴;公共空间;接点治理;内源式发展;空间正义


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核心问题,学界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概念加以解释,然而,纵观近代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的百年发展历程,单向度的国家政权下沉和渗透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政策的贯彻执行,但也给乡村秩序带来了潜在威胁。自上而下的国家正式权力关系与乡村内部所蕴含的非正式规则之间的相互融合、共生以及相互影响,成为当前极具挑战性的研究议题。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标志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开始进入实施阶段。乡村振兴战略本质上反映的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1],在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也迫切需要学界的理论研究给予学理支撑,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单纯的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挤压并不会实现乡村善治,因而如何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不同主体间寻找协商交流的“接点”,使得多元主体能够在一定“场域”中进行有效地沟通、交流和协商,进而构建不同行动逻辑之间长效沟通的制度化机制,无疑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研究简评与问题提出

总体来看,对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研究的文献丰富而翔实,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对西方的国家—社会二分框架进行借鉴和批判的基础上,越来越关注国家和社会的“接点”问题。概括来看,学界对“接点”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角度:

一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切入,认为国家和乡村社会的“接点”主要在县域、村级组织。徐勇在对群体性事件分析后认为,县域上接中央、下连民众,处于国家和社会的结合部,应高度重视最为脆弱的县域“接点”部位[2]。此后,刘锐、袁明宝则对徐勇的“接点政治”进行了运用和修正,认为村组两级组织能够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实现乡村稳定有序,村级组织是连接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接点”[3]。谢小芹从扶贫问题的研究入手,认为“第一书记”制度直接嵌入村级组织,实现了国家权力和村庄社会的有机融合,在带来发展之“效”的同时,也带来了双重治理失效之“殇”[4]

二是从微观角度切入,认为连接国家和社会的“接点”是乡村精英。金太军认为,在村庄“场域”的权力结构中,村庄精英处于国家和社会多重互动的结合部,起到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5],学界在这方面基本达成共识。目前,国内学者对国家与乡村关系的研究也大多沿着“乡绅模式”展开,即传统帝国治理结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上层的中央政府;底层的地方性单位,由族长、乡绅掌握[6]。这也是学界认同的“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之说[7],亦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双轨政治”。按照此逻辑,传统中国治理结构呈现出“国家—乡绅—村民”的层级结构,但20世纪上半叶以来,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传统乡村治理中的乡绅逐渐被“劣绅”取代[8],使得乡村社会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被打破,国家赖以控制乡村社会的乡村精英从“保护型经纪人”向“赢利型经纪人”转变,国家政权陷入内卷化困境[9]

受上述研究的启发,我们将“接点治理”作为本文的理论框架。首先,“接点治理”中的“接点”既不同于宏观层面上的县域或村级组织,也异于微观层面上的乡村精英,而是一种中观层面上的既有国家正式权力,又含乡村社会行动逻辑的乡村公共空间。这种乡村公共空间既是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权力、社会、市场等多方主体进行互动的“角斗场”,从而形塑起一种“政府—公共空间—社会”的多边互动关系。因此,作为“接点”的公共空间除了关注接点的两端以外,还应关注“接点”两端的多元主体之互动过程,尤其是“接点”两端如何依托公共空间所形塑出的互动机制对乡村振兴产生影响。其次,乡村公共空间也不同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或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10],中国社会无法实现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直接对接,二者之间需要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要想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思考“接点”问题。

二、从“接点”到“接点治理”:乡村振兴研究的重要视角

(一)“接点治理”概念内涵

“接点”原本是一个属于物理学的概念,指的是两个部件之间的焊接点,该部位极其脆弱,容易断裂,因此对焊接工艺要求非常高。2009年,徐勇在分析群体性事件时将其引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出了“接点政治”的概念[2]。此后,诸多学者逐渐接受“接点政治”概念并进行运用和修正,提出了“接点治理”概念,认为“接点治理”不仅是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汇聚和融合形成的关系状态[4],还是一种治理方式[11]

依据上述研究,我们认为“接点治理”突破了传统“国家—社会”“宏观—微观”的二元对立分析范畴,在国家和社会、多元主体之间搭建起了一个相互交流、协商的中介和平台,成为打通二者之间关联的一种微观层面的经验尝试。正如徐勇所言:“‘接点政治’的解释框架不仅可以分析县,也可以用于分析其他地域或领域。”[2]受此启发,本文将“接点治理”引入乡村振兴研究中来,认为“接点治理”指的是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在公共空间“接点”上,通过多元行动主体汇聚、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状态,并依托其形塑的内在机制促进乡村的发展与振兴。

(二)分析框架:作为乡村振兴“接点”的公共空间

何谓乡村公共空间?作为一个广泛运用于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领域的学科概念,目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乡村公共空间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有形的物理空间,主要包括传统的古井[12]、茶馆[13]、戏台、寺庙、河边和碾盘周围、现代性的小卖铺[14]、农家书屋、运动场地和老年活动室等;二是制度化的组织和活动形式,主要有红白喜事、大学生村官[15]、乡村仪式性活动、集会、合作社[16]等(1)。此外,董磊明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公共权威和公共资源两个乡村公共空间要件[17]。文章沿用上述观点,以此为逻辑分析乡村振兴中作为自上而下嵌入型的国家政权,与自下而上的地方社会在乡村公共空间这个“接点”中所展开的多重互动以及其给乡村发展带来的影响。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乡村发展,提出乡村要成为“看得见水、望得见山、记得住乡愁”的宜居空间。从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再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等相关文件的出台,对乡村振兴的时间节点、目标任务和指标体系等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在此背景下,无论是传统的古村落、祠堂、古街道,还是现代性的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网络空间等乡村公共空间,发展均进入“快车道”。为了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2015年以来,上海、江苏宿迁等地较早探索了通过公共空间治理来实现乡村振兴,这是“接点治理”的起点。政策和地方实践上的新变化需要理论研究进行同构性发展,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出乡村振兴中“接点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尝试着通过透视公共空间这个“接点”来实现乡村振兴的理想形态。




1.为什么需要“接点治理”模式。

从作用机制来看,公共空间作为“接点治理”蕴含着以下两个方面目的:一是以公共空间促进乡村内源式发展。如果说当前自上而下的单线性整村推进、大规模的村庄整合和迁村并居有很强的行政强制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乡村内生型力量的培育和发展。那么,公共空间治理的实践则开启了激活和发展乡村内生型力量的功能,让外源力量和内生力量两股动力在公共空间这个“接点”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乡村振兴愿景的实现。二是依托公共空间促进乡村治理能力提升。公共空间强调参与、协商与合作,无论是乡村公共空间的物质建设,还是一系列公共活动的开展和商议各类公共事务治理,都必须要求村民的“在场”。通过在公共空间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协商,既实现了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小叙事文本,也实现了维护乡村稳定和振兴的大叙事文本。

2.构成“接点治理”的主体是什么,即“接点治理”的依托问题。

作为实现乡村善治和乡村振兴的一种方式,在乡村场域中,通过公共空间治理可以汇聚国家、社会力量与乡村社会内生力量等三方主体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一是国家政权主体,主要是基层政府通过“项目下乡”的资源输入方式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与治理;二是社会力量,大致包括市场力量和社会组织两类;三是乡贤、村民等乡村内生主体力量。这三方主体力量可以通过公共空间这个特定中介搭建起一个互相交流、对话与协商的平台,并通过公共空间治理实现有效融合,更好地沟通国家与乡村社会。这三方主体力量基于公共空间治理而交汇形成的关系形态,可以称之为乡村振兴的结构场域。

3.“接点治理”的客体构成要素问题。

公共空间作为内嵌于乡村社会中的物理空间和公共活动集合,从来不是人们抽象的理想追求,而是体现在乡村社会不断的建设、使用和变化过程中。具体来讲,“接点治理”的客体构成要素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具象的物理空间,主要包括祠堂、茶馆、戏台、村口门头、北方的水井和碾盘附近、集市等;二是公共资源,既可以是乡村内生的资源,也可以是外部赋予的资源,主要包括村集体资产、宅基地审批权和公共财物等;三是公共活动,主要有红白喜事、文艺活动、社火和舞龙狮等;四是公共权威,既可以是超越个体力量被众人认可的价值、习俗、村规民约等,也可以是凭借个人威望和号召力被认可的乡村能人。

基于以上认识,从最初“为何要接点—接点的主体—接点的客体构成要素”出发,构建起一个“目的—主体—要素”分析框架,并借助这一框架对上海市Y村空间治理实践的案例进行深入解读与分析。

三、案例呈现:上海市Y村的空间实践

Y村地处上海市金山区F镇南部,紧邻国家历史文化名镇枫泾古镇,村内河网密布、交通便利。Y村历史悠久,据官方资料记载,已有1000多年历史,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留下来的莲锡庵和圣心堂等公共空间已成为村民活动的重要场所。现在的Y村面积4.34平方公里,全村689户人家,共2400多人,各类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共34家。2006年以前,该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贫穷落后村。到2019年,在新一届“两委”班子的领导下,通过一系列空间治理变革,Y村迎来了发展转机并取得了惊人发展,被评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

(一)公共空间治理的缘起:陷入“内忧外乱”的Y

Y村位于上海市九大涉农区之一的金山区,农业和旅游资源丰富。按理说,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Y村能够在乡村发展中大有所为,然而,2006年前Y村仍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贫穷落后小村庄,城市的快速扩张使得Y村大量的人口、土地等资源流向城市,村里公共资源被侵占或闲置,公共空间里乱搭乱建、河道污水横流等成为Y村可感知的空间失序表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上海市确定郊区发展的“三个集中”战略方针的大背景下,Y村原来的几家工厂逐渐向F镇集聚,遗留下来的厂房、水利设施、闲置荒地等集体公共空间成为村民堆放杂物的场所,大量公共资源被村民占用,公共资源的公共属性逐渐向“私”属性转变。此外,Y村村民长期靠养猪补贴家用,个体化养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户收入,但也带来了乡村公共空间失序的问题。村民尽可能地扩建猪圈,道路旁乱搭乱建的猪圈、厕所成为Y村的一道独特“风景”。村民沿河而建的猪圈将污水直接排入河里,使得整个河道公共空间混乱不堪、气味难闻。这不仅导致村庄里人居环境的混乱,而且也因违规建设导致邻里矛盾、安全事故时有发生。Y村就曾发生过多起因私搭猪圈而引起的邻里纠纷和安全事故,有些村民甚至通过寻求上访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如何最大限度地盘活村里的公共资源、化解邻里矛盾,成为摆在当时“两委”班子面前的头等难题。

乡村物理空间的表征失序,实际上是乡村利益空间、权力空间以及乡村社会文化空间等深层次多维空间失序的反应。在市场化浪潮下,Y村村民开始离开土生土长的村庄,进入大城市寻求生计,同时外来租住人口也涌入村庄,村民与村庄的自然关联已逐渐断裂,村干部权威丧失。正如现任村委会主任YLM回忆说:“当时接任村主任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由于没有钱,村干部走到哪里都会被村民嫌弃,在刚接任村主任的头几年,过年都不敢回家,村委会门口停满了车,都是来要债的。”(访谈记录:20181215Y03)(2

总之,村庄公共资源被侵占或闲置,公共空间乱搭乱建,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中公共权威被私人利益所侵蚀,成为Y村公共空间失序的表征。Y村逐渐成为内忧外患,令上级政府头疼的贫困村、“问题村”。

(二)空间治理的启动:Y村保留“底色”的公共空间再造实践

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如何实现乡村发展2006年,在Y村换届选举中YLM高票当选村主任,2010年,又实现了村主任和村书记“一肩挑”。新上任的YLM能否赢得村民信任、真心实意为村民服务,能否改变Y村的发展面貌?当时村民心里都没有底。新“两委”班子通过逐户调研,开始尝试通过保持“底色”的公共空间治理方式来实现村庄的长远发展。

1.盘活村庄闲置公共资源。

作为公共空间的构成要件,公共资源对于增强村干部权威和治理效能至关重要。面对一穷二白的窘境,新上任的YLM将“第一步棋”放在了盘活村里闲置公共资源上。一是盘活闲置厂房。Y村的主要做法是通过转让出租的方式,将原本闲置的厂房出租给第三方建筑公司,由其代为出资翻新。这样,Y村在原本闲置厂房的基础上新建了4个标准厂房,为吸引外部资本提供了良好平台。此后,又召集村民代表集体商议将招商企业的返税比提高到10%,这一举措吸引了众多的企业前来投资建厂,极大地提升了Y村的招商引资竞争力。截至2014年年底,Y村实现招商引资税收达1300多万元(3),村庄经济实力从原先的全镇倒数第一跃升至第三。通过努力,Y村在短短几年里就偿还了村级债务,民生也得到了极大改善。二是采取“村干部 村民”的运作模式,实现农业资源整合,加快多产融合发展。Y村世代都以种植水稻、小麦为生,当村“两委”第一次在村里提出大面积种植黄桃时,遭到了村民的极大质疑。2007年,为实现农业资源整合,加快产业转型,YLM率先带头种植50多亩黄桃。此后,又动员其岳父和村“两委”其他成员带头示范种植。直到2010年,黄桃丰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村民纷纷开始尝试种植黄桃。如今,Y村黄桃种植面积已占到全村农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黄桃种植大村。在走访中了解到,村民都亲切地称YLM为“黄桃书记”。Y村通过整合与盘活公共资源,为后续的公共空间治理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访谈时,村支书YLM说:“通过把公共资源整合起来,获得的收益用于村里改造,村里装上了路灯,新建了健身广场、石桥。以前我们也想做,可没钱啥也做不成。”(访谈记录:20181215Y03

2.村庄物理公共空间再造。

Y村抓住作为F镇“乡村更新”战略试点和乡村振兴示范村的有利契机,在保留村庄“底色”的基础上对村庄公共空间进行改造。

一是对河道旁的公共空间进行改造。河道是Y村村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日常聊天的重要场所,然而,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河道两旁被村民乱搭乱建的猪舍侵占,污水直接排入河里,给村庄环境带来了严重破坏。从2014年起,Y村启动河网改造工程,由村干部带头“腾出”侵占的河道,之后,村民纷纷拆除乱搭乱建的猪圈。在走访中了解到,当时村民之所以能够放弃固有利益,积极“腾出”侵占的河道公共空间,除了村干部的动员和带头示范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Y村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将村民的猪舍出租给企业,签约15年打造“众创空间”。这一举措既为Y村吸引企业和创客搭建了空间平台,也增加了村民的收入。经过改造,原本破烂不堪、臭气熏天的河道成为Y村独特的“河网休闲走廊”。2016年,党中央发出“每一条河流都要有‘河长’”的号令,Y村同全国其他村庄一样,为全村的17条河道都安排了“河长”和养护员,村庄的河道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在走访中,村民ZZF说:“以前村里的河道旁都是各种乱搭乱建和污水,一到夏天,整条河臭气熏天,都不敢开窗户。可村民为了增加点收入也没办法。现在河里的水也干净多了,仿佛回到了小的时候。现在最愿意做的事儿就是,吃完晚饭在河边走几圈。”(访谈记录:20181215Y07

二是对古银杏树、莲锡庵、圣心堂等公共空间进行再造。文化是保持村庄公共空间“底色”的历史基础。据Y村资料记载,圣心堂建于1933年,莲锡庵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是当地杨姓家庵,故也称杨家庵。古树、庵堂和庙宇都蕴藏着诸多村庄故事,构成村民日常聊天活动的重要场所。从2018年起,Y村重点依托“众创入乡”田园综合体项目,对莲锡庵、圣心堂等传统公共空间进行旅游开发,新增莲锡书院、乡创路演和心联鑫主题公园等公共空间。虽然改造后的古银杏树、莲锡庵和圣心堂等公共空间注入了较多的商业元素,但仍是村庄婚丧嫁娶、日常活动的主要活动场地,在传承当地文化、追寻村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从2016年起,Y村成立“郁林兴工作室指导站”等一批培养业余故事作者和讲述者的机构,对莲锡庵等公共空间的民间故事进行整理和保护,并组织9位故事作者通过收集素材,整理出32Y村民间故事和传说,以《白果树下金鸡啼》为题出版。讲故事、听故事成为村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公共活动,这些活动使得村民的自豪感、归属感不断提升。在走访中,村民SXZ说:“从小学开始就一直在外面读书,但近些年来,每当寒暑假回来的时候,就会听到关于村里的各种‘故事’。我觉得村里开展这些活动挺有意义的,让我知道了村里的来龙去脉,我的‘根’就在村里。”(访谈资料:20190116Y13

3.村庄公共权威重塑。

公共权威作为乡村公共空间的构成要件应当如何重塑?当然,新时代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一个总的方向。因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人民为满足美好生活需求的内生追求,但其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18]。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就是如何激发村民的主体自觉以及参与意愿和能力,获得村民对乡村公共组织的情感支持。就Y村的实践来看,逐渐探索出了一条自下而上、村民参与、共建共享的“四治五建”工作法。

从内部机制来看,“四治五建”工作法突出了党建引领、坚持村民导向的重要性。一是发挥村“14点”党建阵地的引领示范作用,即以村“两委”为核心的党建服务站和分布在全村的4个党建服务点。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充分发挥村干部在违建现象自拆、宣传和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带头示范作用,使村“两委”权威和号召力不断增强。二是坚持村庄事务共议、共评、共管。通过“咖喱厢”党建服务点、村民议事厅、微信、QQ等实体性和虚拟性公共空间,广泛吸取村民的意见建议,让村民参与商议村庄事务,激发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在充分激发和尊重村民参与意愿的基础上,让村民参与到村规民约、环境整治责任书、“五个一”美丽乡村创建标准当中,进一步激发村民的自治意愿,形成了农户之间互评互查、互相督促的良好局面,使组织权威性不断加强。

(三)Y村的新貌

经过新一届“两委”保持“底色”的公共空间治理实践,Y村面貌焕然一新。2019年,Y村集体可支配收入达到318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6万元;充分发挥村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将工作重心下沉,认真梳理和回应村民需求,公共权威不断增强;全力打造成为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于一体的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截至2019年,Y村先后荣获“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中国故事村”“乡村振兴示范村”等称号。

四、乡村振兴中公共空间治理的内在机制

乡村振兴的实践困境就在于国家与乡土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的“接点”,多重行动主体之间的矛盾和行动逻辑难以平衡。上海市Y村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采取公共空间治理的方式,在乡村社会多元行动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通上搭建了有效的“接点”,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一次有益探索。Y村公共空间治理实践之所以取得良好效果,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机制: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

(一)主体多元:公共空间治理的权威机制

公共空间的治理主体可以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进行延伸。一是横向维度,包括村“两委”、市场力量、社会组织和村民,从而形成中心—外围治理网络;二是纵向维度,从村小组一级到乡镇政府。Y村的公共空间治理主体就是在这两个维度上进行调整。

从横向维度来看,小范围的公共空间治理主要依托村“两委”组织村民进行,而对于较大范围的、村民反响强烈的公共空间治理事项,则在村“两委”的基础上纳入市场主体、社会组织,从而形成一个以“两委”为主导,包括村民、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在内“四位一体”的空间治理网络。从纵向维度来看,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以村民小组为起点,然后逐级向上提升,形成一个“村民小组—村‘两委’—乡镇政府”的纵向层级治理格局。例如,在乡村振兴公共空间治理中,村民先就河道污染、村口门头、古银杏树和莲锡庵等乱占、私占公共空间行为向村民小组反映。村民小组召集本组代表成员开会讨论,筛掉那些明显不符合要求的事项,其他公共空间治理事务在村民小组讨论之后上交到村“两委”层面。村“两委”开会并确定参会人数,Y村要求每个村小组至少派1人参加,目前Y村下辖20个村民小组,再加上村“两委”人员4人,共计24人。乡镇政府对关涉乡村公共空间治理规划的事项也非常重视,以驻村专班(共分为三组:环境整治组、联动协调组、信息简报组)的形式对Y村的公共空间治理进行全程指导和协调。在走访中,村支书YLM就说:“虽然镇上面有专项资金,但是这个钱也不是那么好用,镇上要求我们(指村支书)‘眼里有美图,心里有宏图,作战有挂图,还要会画图’,没有这四幅图,就走不出乡村振兴的蓝图和路线。”(访谈记录:20181215Y03

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国家正式权力和乡土权力的有机整合,二者共同构成了公共空间治理的权威机制。首先,以乡镇政府为代表的国家正式权力,在公共空间治理过程中通过下派驻村指导员、驻村专班等参与公共空间的治理实践,不仅实现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与再组织,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激活农村专业合作社、红白喜事会等公共空间能量,使国家权力和乡土社会在公共空间这个“接点”上实现了有效衔接,从而激发出巨大的乡村发展潜能。其次,村干部(如Y村支书YLM)和其他精英主体承担了乡土权威的角色。在公共空间治理中,村干部既是国家各类公共政策执行落地的“代理人”,也是村民空间治理诉求和利益表达的上传者,这些人一般在公共空间治理中具有较大的话语权,从而形成了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内生型权威。嵌入型权威与内生型权威在乡村公共空间这个“接点”上进行频繁互动、协作,对乡村振兴产生重大影响。

(二)关系契约:村庄能人的关系动员机制

关系契约理论是美国学者麦克尼尔在《新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提出的全新理论。关系契约理论认为,“各方在长期合作中可以不追求对契约的所有细节达成一致,而仅订立一个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契约”[19]。关系契约中的双方并非陌生人,而且其互动大多发生在合约之外,不需要法院根据可见的条款执行,而是代之以合作和威胁、交流与策略的平衡机制[20]。中国乡村社会历来就是一个关系型社会,自古就有依靠教化权力治理的长老政治传统[21]。当前,虽然乡村社会异质性、流动性不断加大,但乡村社会仍是富于地方性的,村民彼此熟悉、知根知底,并保持着各自的圈子。村庄精英作为村里的公众人物,往往既具有一定的权威,又拥有较为广泛的社会网络,村民基于信任和依赖而产生的行为上的追随倾向,使得村庄精英的关系动员成为可能。

Y村公共空间治理中,村庄能人YLM的关系动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村庄内部来看,最初所倡导的黄桃种植和河道整治都是YLM先在几个熟人中通过关系契约进行劝说,并进行关系动员。在获得收益、形成利益共同体后,再按照同样的逻辑在村民中进行宣传和动员,直至将所有相关村民都纳入公共空间治理中。这一点在Y村合作社成立上表现得更为明显。Y村果蔬合作社成立于2006年,最初是由村主任YLM动员与其关系较好的叶某和张某成立,随后才动员一些种植散户陆续加入。因此,在村民眼里,他们“走得比较近”(村民语),在利益分红和资源分配中,他们作为“核心成员”也理所当然地享受一定的照顾。二是从外部来看,YLM凭借其部队退伍经历以及多年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发动各方资源来支持Y村发展,积极引入田园综合体和“众创空间”等,成为基层政府眼里的“红人”,从而获得更大的政策支持。由于Y村黄桃种植逐渐规模化,引起区、镇政府的关注和重视,被区里推荐为“一村一品示范村”。

(三)利益平衡:公共空间治理的合法化机制

在公共空间治理过程中,各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互动和利益关联。乡村振兴之所以可能,关键在于平衡各方的利益诉求,在各利益主体之间形成利益交换与平衡机制,在整合各方资源、满足各主体利益诉求的同时,实现村庄发展的需要。

Y村“众创入乡”田园综合体成立之前,土地、房屋等重要生产要素自然掌握在村民手中。为了实现村庄振兴发展,需要对其进行流转,但土地、房屋是村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在走访中,有些村民就说:“现在地这么值钱,没有了地干什么、吃什么?”这时候,为了实现村民诉求与企业需求的平衡,村“两委”班子积极组织动员。一方面在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和不影响村民正常生活的前提下,村干部运用熟人社会中的强关系,积极动员村民进行违建拆除、土地流转;另一方面,又与入驻企业积极协商沟通,保证企业的利益需求,最终确定以长租的运营形式对Y村闲置空间进行租赁,合同期满后使用权仍归属村民。通过这一方式,既满足了企业对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需求,也保证了村民的利益诉求。就近用工增加了村民的工资收入,房屋出租以及借助企业的一体化经营机制,也增加了村民的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实现了企业资本与村民利益需求之间的平衡。

在后乡土社会,村庄缺乏人员、技术等内生资源独自进行公共空间治理,这就需要借助项目下乡,吸引市场力量在莲锡庵、河道整治、文化广场以及各类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中发挥作用。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机制,项目制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村庄通过“抓包”机制[22],再融入自身的发展意图,在借助外力治理村庄公共空间的同时,也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Y村通过公共空间治理这个“接点”,实现了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实现了国家和乡村社会的有效对接,促进了村庄的振兴发展。

五、结论与进一步思考

乡村公共空间不仅是乡村社会秩序生成的重要场域,还是实现乡村发展与振兴的重要“接点”。对于当下乡村振兴“何以可能”的讨论是一个关涉乡村现代性的追问,与乡村的现代转型密切相关。对于究竟如何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与振兴,应当更加关注乡村的内生力量和机制。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在培育乡村内生力量、连接国家与乡村关系方面就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然而,当下乡村公共空间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和衰败,如何通过乡村公共空间再造实现乡村发展与振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构建起一个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通过分析上海市Y村公共空间治理实践发现:乡村振兴不仅是乡村物理形态、空间等方面的转型,还是乡村公共权威和人的现代化转型。乡村振兴的实现不能搞大拆大建,作为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接点”,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要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使得权力逻辑、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

在后乡土社会,村庄缺乏足够的人员、资金、技术等内生资源独自进行公共空间治理,这就需要吸引外部力量参与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与再造中,同时也要保证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服务性和宜居性的价值基准,避免行政主导的“动员式”公共空间再造以及市场资本对公共空间的过度商业化侵蚀,以保证空间正义。在乡村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当今,大多数村民的生活已不再面向村庄,而是投向更具生财机会的城市空间。近年来,学界提出村落的终结[23]、农民的终结[24]等论断,正是对这一严峻现实的回应和拷问,但是无论如何,村庄依然是村民生产、生活、交往的重要空间,是村民可以退守的最后防线。传统农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依旧没有过时,公共空间在形塑集体记忆、凝聚乡愁共识、增进公共参与、培育公共精神、维系村庄秩序、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等方面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治理后的公共空间对乡村社会整合以及乡村振兴具有正向功能,是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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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4][]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注释:

1)代表性观点参见:曹海林,《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村落公共空间——以苏北窑村为例考察村庄秩序重构的一项经验研究》,载于《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6期,第61-73页;李华伟,《乡村公共空间的变迁与民众生活秩序的建构》,载于《民俗研究》,2008年第4期,第72-101页;王东,等,《功能与形式视角下的乡村公共空间演变及其特征研究》,载于《国际城市规划》,2013年第2期,第57-63页;张良,《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败与重建》,载于《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10期,第91-100页;张诚,刘祖云,《失落与再造:后乡土社会公共空间的构建》,载于《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4期,第108-115页等。

2)访谈编码说明:访谈时间-访谈地-编号。如“20181215Y03”代表20181215日在Y村对编号03的村委会工作人员进行访谈。

32015年,根据上海市委“1加6”文件和金山区“1加7”文件,乡镇政府的招商引资职能已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