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农村研究 > 海外农村研究

从韩国“新村运动”解锁乡村振兴新思路

作者:陈业宏 朱培源  责任编辑:杨文茹  信息来源:《人民论坛》2020年第2期,第72-73页。  发布时间:2020-09-23  浏览次数: 243

【摘 要】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韩两国的农村问题有着较强的相似性。1970年开展的“新村运动”帮助韩国走出了经济结构失调的困境,而中国当下正面临着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难题。因此,吸取和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启示意义十分重要。

【关键词】新村运动;乡村振兴;城乡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城乡发展不均衡是重要一环,如何吸取和借鉴人类文明史上的经验教训,使城乡发展能够优势互补、互为促进,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乡村衰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过去有许多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韩国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就是典型一例,1970年4月,时任韩国总统的朴正熙正式提出要开展“新村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所有的村庄都能从落后的停滞的传统村庄发展成先进的现代村庄”。“新村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蓬勃发展的农村给韩国经济的增长带来了新的动力,在1970—1987年的这十几年时间中,韩国经济增幅名列世界第二。学界对韩国“新村运动”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在我国如火如荼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研究“新村运动”有了更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韩两国的乡村问题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韩两国的农村问题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一是农业发展情况具有同质性,我国和韩国的经济发展背景有着十分类似的地方。第一,两国的农业都属于东亚式的农村经济,人口稠密但耕地稀少,整体农业生产力不足,因此农村大多呈现分散式小农经济的形式,机器化大生产还没有十分完善。第二,两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都在飞速提高,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动,农业占GDP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也正因为如此,中韩两国的很多农村问题都是由类似的“农情”所致。

二是现代化进程中农业问题的相似性。第一,发展基础薄弱。中韩两国都是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前提下开始社会化进程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在百废待兴中开始现代化进程。同时,由于经历了战争的破坏,韩国“光复”后的工农业也非常落后。第二,发展失衡。中韩两国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经济的迅速提升,但随之都出现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城乡发展的失衡,无论是中国的“三农问题”,还是韩国的经济结构失衡,都反映出两国城乡发展的不均衡问题。第三,引发社会问题。农业发展问题都给两国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农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等。

三是两国文化背景的相似性。古代中国的国力强盛,亲仁善邻,因此朝鲜半岛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中韩两国在文化的本质上有着类似性。同时可以发现,中韩两国的农业发展都是政府主导的形式,发展路径和政策也有一定的相似性。综上,中韩两国在农业方面存在大量相似性,值得对比借鉴。

韩国如何解决农业发展问题

韩国新村运动从发展过程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1—1973年,为打牢基础阶段。这段时间的工作是以政府引领为主导。主要工作是改善生活基础设施,扩修道路,改善房屋,修建清洁洗涤设施,同时,改善乡村的农田和种子等生产资料。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政府会以前期给到资源的利用效率为评判标准,将村庄分级,对于完成得好的村庄,政府会加大支持力度,以更大程度上激发农民的积极性。

第二个阶段:1974—1976年,为拓展阶段。这段时间的特征是扩大项目的实施范围,同时增强政府官员对新村运动的理解与共识。该阶段,新村运动的推行直接由韩国中央内务部管理,并成立了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以协调中央各部门的关系,组织干部去往农村对新村运动的具体实施进行指导。而且,成立了新村运动研修院,为新村运动的进一步推行培养人才。

第三个阶段:1977—1980年,为充实提高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力求缩小城乡差距。此时的新村运动已经慢慢的由政府主导推行转向为民众自发推行,因此更加注重活动的内涵。在这一阶段中,新村运动主要以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为主,希望借助于此,进一步的缩小城乡差距。

第四个阶段:1981—1989年,属于跨越发展的阶段。这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建立发展全国新村运动的私营部门组织,从而实现从政府主导转向民间主导。此时韩国明确区分了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职责: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制定总体的规划以调整农业结构,同时提供资源方面的支持;民间主导负责新村运动的宣传工作、培训与信息工作。此时,大力鼓励农民发展多元化经营,使得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接近城市水平。

第五个阶段:1990年至今,为自我发展阶段。该阶段时新村运动彻底由民间主导,此时政府主要负责配套服务。随着新村运动的实行,韩国乡村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让新村运动带有文明建设和经济开发的双重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不良社会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

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大力改善农村基础建设,为民造福。韩国新村运动最开始的落点就选择在农民最亟须解决的方面,改变了农村落后面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韩国国家也为此投入了巨大的成本。据公开资料显示,在1970—1980年的十年间,韩国累计投入2.8万亿韩元进行农村改善,这个数字相当于其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

我国同样也面临着农村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的问题,总结韩国的经验,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从实地调研出发,了解农村亟待改善的地方,先初步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再慢慢朝深处治理。第二,政府需要充分发挥民众的主观能动性,在执行发展规划时注重激励政策,如在建设物资支持方面的激励,在干部选拔上的激励等,强化基层干部群众对改造家乡的决心。

大力发展乡村教育。发展教育是新村运动的另一核心启示。韩国的乡村教育既培养了基层的领导者,也培养了现代农民,这一方面是提升了新村运动的管理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农民提升思想观念,客观促进了新村运动在农村的发展。

我国当下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依然普遍偏低,所以我们进行乡村教育时也应该进行多方面的考量。第一,乡村教育的内容应该多样化,不应只局限于文化知识的教育,在伦理道德方面也要强化教育,提升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第二,加强义务教育的法律保障力度。完备的法律是教育得以持续的保障。此外,充足的资金投入也是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可探索多元化的教育投入来源,如政府拨款、社会集资等多种形式。

政府治理和民间自治相结合。在新村运动的早期,韩国是采用政府主导的形式,在新村运动后期,政府大量开设研究院,这也为政府主导向民间主导的过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一直是新村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服务者,民间则是循序渐进的跟进和投入。在我国推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这点显得尤为重要。乡村振兴需要扩大农村的自主权,发挥农村的主体作用。在具体操作中,我国政府也要明确职能,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分配,明确政府与民间的责任,在这基础上加强村民自治组织的能力。

制度创新,产学研结合。韩国在新村运动推行的过程中,成立了准部级的农业振兴厅,将国家农林部科技教育局、农业科学院、农民教育中心等职能合而为一,将产学研相结合,对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下我国高校的研究跟基层的结合总体而言并没有那么紧密,我国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式,建立统一的部门,负责产学研的一体化,将研究深入农民群体,帮助农民解决当下农业生产的难题,提高生产力。


参考文献:

[1]邱春林:《国外乡村振兴经验及其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示——以亚洲的韩国、日本为例》,《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