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脱贫时代”民族地区农村货币缺乏性贫困：内生逻辑、传导机制和变革路径

作者：骆焕琪 朱雄全  责任编辑：陈静雯  信息来源：《广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20-09-17  浏览次数： 3236次

【摘　要】“后脱贫时代”下，货币缺乏性贫困问题成了巩固脱贫成果和解决相对贫困的关键。货币缺乏性贫困的根源是传统半自给性农业生产方式，导致的结果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无法进行有效积累。对于一些商品经济欠发达的民族地区，货币缺乏性贫困的程度更深，涉及面更大。要想根除贫困，必须以第一、二、三产业融合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促进农产品增值和销售，以劳动力、土地等多要素多渠道扩大货币收入，探索农民增收新模式。

【关键词】后脱贫时代；货币缺乏性贫困；门楼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

经过多轮脱贫攻坚行动，我国扶贫减贫事业已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进入了“后脱贫时代”。不同于“上半场”整体推进的集中式脱贫，“后脱贫时代”下如何巩固脱贫成果和解决相对贫困成了主要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相对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资源，虽然可以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要，但是不足以使其达到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通常只能维持远远低于平均生活水平的状况[1]。货币缺乏性贫困也属于相对贫困的范畴，因为它不是无法维持基本温饱的绝对贫困，而是进入现代社会付费消费后的相对贫困。依赖土地生活的农民，生产出大量的农产品，获得实物收入，而进入现代消费社会却需要大量的货币支出。货币支出具有刚性，在实物—货币转化率较低的情况下，产生了货币收支缺口，进而陷入了货币缺乏性贫困。随着市场日益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农村的生产和消费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生产到消费的转化需要通过市场实现，农村被裹挟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如果农村对市场竞争的适应能力弱，就会造成实物向货币转化的困难，使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长期停留在低水平循环，难以跨越贫困陷阱，更严重的甚至有可能导致民族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逃避现代化，重回传统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2]，从而造成农村地区社会分化加剧，阻碍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与普通的资源稀缺导致的资源缺乏性贫困、能力缺乏导致的能力贫困、制度限制导致的制度贫困、文化落后导致的文化贫困等有所不同，货币缺乏性贫困是农民由自然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贫困，是农村家庭致贫和返贫的根源。因而，从货币缺乏性贫困的视角来研究民族地区的贫困对如何解决相对贫困和致富奔小康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学界一些学者已关注在民族地区存在的农村货币缺乏性贫困，但对于民族地区货币缺乏性贫困的传导机制没有进行研究，对于斩断传导机制的减贫路径也缺乏针对性。本文选取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门楼村为样本，进行案例研究，深入揭示其贫困的性质和原因，总结其传导机制，以期不断丰富反贫困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服务于民族地区反贫困工作。

一、内生逻辑：门楼村货币缺乏性贫困的产生

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在2010年之前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总人口30万人，其中瑶族人口约占60%。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115元，比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21元）低1906元。恭城瑶族自治县门楼村距县城6.5公里，全村辖门楼、南岸坪、苦竹、廖洞、庙背5个自然村，共358户1434人，辖区总面积910公顷。2013年门楼村建档立卡贫困户42户146人，贫困发生率为10.18%；到2019年贫困人口为6户21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46%1。虽然很多贫困户摆脱了绝对贫困，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一进入现代付费消费领域，就陷入了货币缺乏性贫困中，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

（一）货币收入受限

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本文选取了门楼村的2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25户非建档立卡贫困户作为研究样本，进行随机调研。在门楼村的实地调研中发现，门楼村农户的收入渠道十分单一，主要经济收入分为三部分：一是生产经营性收入；二是外出务工收入；三是退耕还林等的转移性收入。在非贫困户的收入构成里，生产经营性收入占比达到了76%，外出务工收入占比23%，政府补贴收入只占1%。这里的生产经营性收入，主要是出售农产品的收入，这些农产品主要包括桃子、李子、柿子、玉米、花生等。说明门楼村非贫困户家庭收入构成缺乏多样性，十分依赖土地所产生的实物收入，货币性收入受到实物收入在市场转换能力的影响。在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收入构成里，生产经营性收入占比58%，政府补贴收入占比27%，已经大于外出务工收入的占比15%。说明建档立卡贫困户对政府的补贴收入依赖程度较高。

通过对门楼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主要致贫原因的统计发现，因缺技术致贫最为严重，占比为65%。门楼村的生产方式是中国南方典型的精耕细作型农业，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依赖生产经验的积累，技术更新周期长，对大市场的日益严苛的要求缺乏适应性，导致生产难以及时跟上市场需求，使得种植的农产品难以及时高效地转化成货币，形成了门楼村特有的货币缺乏性贫困。

（二）货币支出刚性

门楼村主要以实物收入为主，而日常大部分生产消费又需要货币支出，货币支出具有刚性。和原始社会形态中以物易物的实物交换不同，现代农村生产性和消费性支出，以及教育医疗支出和人情往来支出都要用货币支付，对现代消费市场的依赖性逐渐增强。

从表1家庭收支内容可以看到，门楼村的家庭年纯收入为8341.6元。以四口之家（由2个劳动力、1个老人和1个在校生组成）为例，人均年纯收入则为2085.4元，实际上是低于2019年农村贫困线标准（3747元/年）的。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在调研时将农户平时食用的口粮作价计算进去了，故生活支出部分的成本增加了，而实际上农户往往会食用自家种植或养殖的蔬菜、豆类、稻谷、家禽等来减少货币支出。

通过对门楼村家庭货币支出结构的统计发现，货币性支出最大的是生产经营性支出，占比49.2%，这些支出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中果苗和农药化肥的购买，以及农机的使用耗费（包括燃油费）中。其次是生活支出，占比16.7%。肉类是门楼村家庭的重要消费之一，但很多村民已经不养猪，日常需要的肉类主要通过市场购买。门楼村还有喝“恭城油茶”的习俗，每天早上必打一锅恭城油茶，而自家又不产茶，从市场购买。此外，日常的油盐酱醋和衣着也都通过市场购买，这些都产生了货币支出。教育支出（占比10.1%）和医疗支出（占比7.7%）也是货币性支出的重要内容，教育培训和医疗服务是农村家庭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需求，必须要用货币才能享受到。礼金支出占比7.7%，农村里人情世故的往来，结婚的用品及彩礼，生日宴的随份子钱等，都需要用货币支出。其他支出占比8.6%，主要包括将一些小概率事件摊在每年的支出里，比如摩托车、拖拉机等的购买及维修，房屋的建设及修缮等。

（三）实物—货币转化率较低

在门楼村货币实际人均纯收入较低的情况下，如果实物—货币转化率低，就往往易陷入贫困。实物—货币转化率是指农户生产出的农产品在市场中换回货币的比率，它可以用来反映一个区域中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

从表2的门楼村家庭生产经营性收入统计可以得出，门楼村实物—货币收入转化率（即实际收入与预期收入的比值）为69.9%，无法将实物收入完全地转化成货币收入，造成了货币收支缺口。实物—货币转化率低的原因，一方面是生产的产品个头不均匀、色泽差等，质量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分散农户的议价能力较低，在面对强大的收购商时不能有效维护市场利益，进而变成了买方市场，部分农户面对过低的价格会拒绝出售。此外，不可控事件的发生，例如，2019年南方的夏季连续强降雨导致南方局部地区农产品在临近收成时急剧减产，农产品实际收成比预期降低很多。

二、传导机制：门楼村货币缺乏性贫困的根源与影响

（一）门楼村货币缺乏性贫困的性质与根源

门楼村贫困的性质是农民自身再生产中的货币支付能力不足，是一种货币收入缺乏型贫困。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因而造成货币缺乏性贫困的直接原因是商品经济不发达，农民主要是实物收入，而却以货币支出。货币支出具有刚性，在实物无法有效地转化成货币的情况下，就产生了货币收支缺口，进而陷入货币缺乏性贫困。进一步剖析，从生产方式可以找到货币缺乏性贫困的根源。货币缺乏性贫困产生的根源是传统的依赖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给自足型农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能够提供自给所需的实物，但却没办法满足自足所需的货币，有对货币的需求但又不能提供足够货币收入[3]，这一矛盾造成了门楼村货币收入型贫困。

门楼村的生产方式是传统的半自给性种养业。所谓“传统”，是指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经验为对象。称之为半自给性，是因为门楼村的种养业既不是完全自给自足，也不是完全商品化，而是分两部分，即用于家庭所需的农畜产品和用于出售的农畜产品。在用于交换的剩余农畜产品中，虽然在收入统计的口径上是属于收入，但往往由于商品经济不够发达而未能转化成货币，加深了货币缺乏性贫困程度。

货币缺乏性贫困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尤其在西部民族地区，货币缺乏性贫困现象更为突出。农村商品经济越不发达的地方，货币缺乏性贫困程度越高。但货币缺乏性贫困不是难以维持基本生存的绝对贫困，因为在这些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都相对优越的地方只要肯耕种，基本上都能养活自己，只是一旦进入现代社会的付费领域，就会陷入货币性贫困。从历史进程来看，在农村地区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以货币交易为主的商品经济必然会替代物物交换的自然经济。人们对教育、医疗、水电、通信等现代消费的获取必然要以货币为载体，以实物收入为主的半自给性农业生产方式，却没办法足够满足现代消费的货币刚性需求，所以门楼村的货币缺乏性贫困是历史的产物。

（二）门楼村货币缺乏性贫困的传导机制

门楼村的货币缺乏性贫困的根源是传统半自给性农业生产方式，其造成的恶果，除了降低生活的质量外，更重要的是阻断了扩大再生产的进行，一步步陷入了贫困陷阱当中。当货币用于价值增值时，就成了资本，如果货币的存量不足，就无法进行必要的资本积累。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托马斯·皮凯蒂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根源归结为r>g，即资本收益率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率，从而否定了库兹茨涅提出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倒U型理论[4]，这警醒我们，中低阶层如果没有资本积累的收益，贫富差距将会越来越大，进而导致马太效应。从门楼村的家庭收支表可以看到，绝大部分家庭都是收支相抵或收不抵支，仅仅维持了日常生活的运转，没有进行多余的资本积累和投资。对于一个家庭乃至一个社会来说，如果总是倾向于把全部剩余收益从生产系统中剥离开来，只进行消耗与存储，而不投入物质生产系统中，将会形成“停滞型经济”，其生产力将处于长期停滞的或发展缓慢的状态[5]。相反，如果一个家庭一个社会能够将它所生产的剩余收益持续不断地投入于其物质生产系统之中，物质生产系统才能升级和进步，生产力才能不断得到提升。门楼村农户中的48.2%货币收入都用于日常消费中（假设子女教育在当期不产生收益），只有49.2%的货币收入用于再生产当中，用于再生产的比例和绝对值都相当小，只是在维持原有规模基础的简单再生产，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本数量不变，其获得的收益也没有变为追加资本投入扩大再生产中。没有扩大再生产，想突破贫困陷阱，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资本增殖性是资本的根本性质，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革新与广泛应用，资本的形态也发生了嬗变。胡鞍钢认为资本主要分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国际资本、知识资本五大形态[6]。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我们可以主要归纳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两大类，这两大类均是农业增长的源泉。与此相应，门楼村的货币缺乏性贫困的向下传导机制可分作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两大系统。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认为在经济发展中，人的影响因素是最关键的，而非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的多寡[7]。因此，首先我们研究人力资本的传导机制。人力资本是人的能力和素质的总和，主要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技术熟练程度等。这种能力来自后天的训练和培养，个人无法出售自己的人力资本，也无法将其复制给他人，也只有自己可以加以利用和转化[8]。在门楼村农户的文化程度统计中，“文盲或半文盲”的占比为2.7%，“小学”占比为40.54%，“初中”占比为45.95%，“高中”占比为8.11%，“大专”占比为2.7%，可见，门楼村农户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人力资本的获得源自对人的投资，门楼村农户处于货币缺乏性贫困状况中，没有足够货币投入自身人力资本增殖中，无法支付自身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费用，缺乏用于更好的医疗保健的预留货币收入，无力承担用于为寻找更好的职业而流动和迁移的货币消耗，进而丧失了人力资本自我增殖的机会。

对人进行投资是经济中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任务，而物质资本的深化则是生产发展的基础。在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特指机械、化肥等有形要素，物质资本深化是指资本积累的速度大于劳动力增加的速度，表示人均资本装备水平的提升[9]。持续的物质资本深化是农业生产发展，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的必要条件，是克服资源瓶颈的重要前提。由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可得出资本深化的公式为△k=sy-（n d）k，其中，s代表储蓄率，d代表资本折旧率，n代表劳动力增长率。可见，人均物质资本的增量取决于储蓄率、劳动力增长率以及折旧率。对于处在货币缺乏性贫困的门楼村来说，大部分农户在银行储蓄少，甚至有相当部分靠借贷来维持，储蓄率接近于零，货币缺乏成了制约进一步扩大生产的瓶颈。门楼村现有的人均耕地面积为4.6亩，家庭人均有效劳动力为2人，在一个以依靠农业为生的4人口家庭里，4.6亩的耕地略显不足。在现有资源禀赋下，如果想扩大耕地面积，就得需要更多的储存货币来雇佣劳动力、机械设备、农药化肥等，然而，门楼村的农户年均只有靠生产经营性净收入中的18922.23元用于原有规模基础上的农业生产经营，并没有多余的货币留余，无法提升必要的人均资本装备水平，进而切断了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在货币缺乏性贫困的传导机制下（如图1所示），如果没有外部人力、资金、技术、组织等物质能量的介入，门楼村很难突破低水平均衡，深陷贫困陷阱中，难以依靠自身力量脱贫。要想依靠自身力量脱贫，打破货币缺乏性贫困传导机制成为必要条件。

三、变革路径：以第一、二、三产业融合根除货币缺乏性贫困

门楼村的货币缺乏性贫困，在货币支出具有刚性的情况下，如何增加货币收入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由门楼村货币缺乏性贫困的传导机制可以看出，其贫困根源是半自给性农业生产方式，固化这一贫困的直接原因是商品经济不发达，其结果导致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无法进行有效积累，核心节点是货币收入缺乏。要想转变生产方式，促进农产品销售，进行资本积累，唯有依靠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充分整合当地资源禀赋优势，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加快农产品流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获得更多货币收入。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推进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则专门部署“推进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将有助于改造传统半自给性农业生产方式，有利于引导农户按照市场需求进行农产品生产和加工，获得更多收益。第一、二、三产业融合以市场机制倒逼源头实行标准化生产，以现代理念、现代技术改造传统半自给性农业生产，引导传统分散的农业生产走组织化、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的道路，创新组织模式和经营方式，提高农业竞争力，让农民享受到农产品产业链延伸、产品增值和功能拓展的好处。门楼村主要以分散的、小规模的家庭经营生产方式为主，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合作组织不健全，“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成为制约农民增收和农业深化发展的主要原因。对于资源贫乏，没有产业基础，以单一种植养殖业来销售部分农产品为生的门楼村来说，需要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形成增收新模式，不断将销售、技术、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要素聚集到产业融合过程中，促进农产品增值，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增加货币收入，根除货币缺乏性贫困。

（一）以扩大农产品销售来增加货币收入

第一、二、三产业融合最核心的动力是降低贸易成本，构建产供销一体化的营销体系，促进农产品销售，增加货币收入。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H·Coase）曾提出过著名的成本交易理论，即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虽然是以第一产业为主，但却可以充分利用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新技术、新思维，结合准确的市场信息，实现资源充分利用与合理配置，降低贸易主体的贸易成本。依托当代高新技术和快捷便利的物流方式，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电商销售是一种新型销售渠道，可大大缩减农产品流通环节，降低交易成本，拓展农产品销售半径。门楼村在电商销售方面正在进行积极尝试，需要进一步探索推进。例如，门楼村青年人运作的“门楼寨彦君土蜂养殖场”，从2015年开始尝试进行电商销售，现在网上销售的土蜂蜜营业额已经是店铺销售的数十倍；门楼村的“恭城聚宝种养家庭农场”以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线上销售营业额是线下的三倍。这些是门楼村发展电商销售的开拓者和典型代表，其成功模式可以进一步总结推广。如今信息化是加快商品经济发育的重要途径，门楼村传统半自给性农业生产与大市场的衔接问题，归根到底是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过高导致销售不畅通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下，门楼村要充分利用第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大势，依托互联网技术，整合产业内资源，降低贸易成本，全方位扩大销售，多渠道增加货币收入，解决货币缺乏性贫困问题。

（二）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来增加货币收入

第一、二、三产业融合以第一、二产业的融合为基础，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来延长产业价值链，获得更多货币收入。产业链理论认为，尽可能延长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比重，可以显著提升价值增值。第一、二产业融合而生的农产品加工业不仅仅是农业产业链的延伸，更是使农产品增值的一项重要产业，是比农业规模大、效益高、贡献多的产业。一般来说，粮食经加工可增值1～4倍，棉花经加工可增值2～4倍，薯类经加工可增值1～3倍，果品蔬菜经加工增值高达1～10倍。实现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需要利用工业技术、装备等来改造传统农业，采取机械化、自动化的管理方式，发展集约高效农业，推广并完善“企业 基地 农户”等组织模式，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化发展。恭城瑶族自治县是著名的“中国月柿之乡”“中国椪柑之乡”，门楼村拥有一定规模的柿子、桃子、李子、沙田柚等，如果仅靠卖鲜果的话，农户的收入将十分有限，唯有进行初级加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延长产业链，才能获取更多货币收入，化解货币缺乏性贫困难题。

（三）通过农旅融合发展乡村旅游来增加货币收入

农旅融合是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重要方式，也是增加农民货币收入、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拓展农业功能，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生态等产业深度融合，让小农户分享第二、三产业增值收益。民族地区的农旅融合是指在农业现代化和旅游者需求多样化的背景下，利用民族地区的农业、农村的自然风光和文化景观吸引游客，使得农业和旅游业的原有边界模糊，相互交叉产生新业态的过程[10]。以乡村旅游为主要业态的农旅融合，以农产品种植、采摘、销售和村寨风貌、生态田园为基础，充分挖掘农业资源，把农业生产、游客体验、文化赋能、生态保护结合起来，集旅游观光、休闲、购物、饮食、住宿等功能于一体，可促进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交叉和渗透，实现农业的多项增值。同属于恭城瑶族自治县的红岩村，就是以月柿种植发展乡村旅游的典范。红岩村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万亩月柿为基础，开发为集田园农耕体验、山水风光游览、会议商务观光和餐饮住宿等为一体的生态特色旅游新村，极大地促进了农民就业增收。门楼村与红岩村地理相近，资源禀赋相似，同属于喀斯特岩溶地貌，可以尝试发展乡村旅游来增加货币收入。

（四）以提升劳动力就业和加快土地流转来增加货币收入

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可以创造部分就业岗位，吸纳更多闲置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户的货币收入。劳动力是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中生产要素发挥作用的载体，在产业融合的各个发展领域，都需要劳动力。在农村第一、二产业逐渐融合中，农产品加工、物流、销售等环节需要大量从事普通操作工作的劳动力，给很多农村劳动力尤其是中青年劳动力创造了返乡就业的机会。随着农村第三产业的逐渐融入，服务业将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服务业中的农家乐经营、农村电商运作、农产品营销与售后、休闲农业的开拓、农业专业技术的指导与培训等，均会产生对专业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以劳动力报酬增值提高了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直接增加了货币收入，有效缓解了货币缺乏性贫困。

土地租赁是最原始、最普遍的做法，在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农民可以通过获取一定的土地出让租金来增加货币收入。近年来，随着土地流转政策法规的不断健全，流转市场的不断完善，土地流转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入股、出租、转包、借用、互换、转让等新形式，其中土地入股和出租逐渐成为农民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流行做法。第一、二、三产业融合中无论是在农产品加工方面，还是乡村旅游方面，都需要土地。农民通过把土地作价入股参与其中，获得一定股权，这样不仅可以从中获得务工的货币收入，还可以在年后获利润分红，保障长期收益，享受农村产业融合的增值收益。即使不能将土地入股投资，也可以通过土地租赁的方式参与产业融合。门楼村拥有一些百香果种植基地、淮山种植基地、竹鼠养殖基地等，农户可以将土地以一定期限有偿地出租给这些基地，获得货币收入。在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加快土地流转，可以避免农村土地出现荒废闲置的现象，让土地出租出去的农户更安心地从事第二、三产业的相关工作，获得更多货币收入，减轻货币缺乏性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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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文内无特殊说明的数据，均为笔者调研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