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少数民族地区虚拟文化记忆空间建设研究

作者：包　鑫  责任编辑：邓雅琳  信息来源：《图书馆建设》网络首发  发布时间：2020-09-10  浏览次数： 1684次

【摘　要】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关乎农村“空间正义”的实现，更关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自觉”的使命，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然，实体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同质化、碎片化难以应对民族文化被冲击、被消解的危机，而，信息技术手段为构建支撑民族文化记忆的虚拟文化记忆空间提供了可能。本文试图厘清虚拟文化记忆空间的概念与特征，针对少数民族地区虚拟文化记忆空间建设的挑战，提出从建立数据基础设施，培育乡村主体，实现知识共建共享，多主体协同方面助力虚拟文化记忆空间建设。最后，通过引入项目实践以期为相关虚拟文化空间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农村；少数民族；记忆；虚拟文化空间

1引言

“要大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以基层特别是农村为重点，深入实施重点文化惠民工程，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习近平总书记如是说[1]。在此科学论断的指引下，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持续推进，长期缺位的公共文化空间关乎农村“空间正义”的实现，更关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自觉”的使命，成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

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目标引领下，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呈现出两个发展阶段，建设初期致力于实体的、可感知的“硬件”基础供给层面，重物理空间建设，文化站、农家书屋等如雨后春笋，但，火热建造的“文化空间”却逐渐“冷”了下来，资源匮乏[2]，同质化造成民族[3]、历史[4]特色的消解，加之农村居民公共精神的缺失[5]等使得国家自上而下的“空间实践”未能满足农村居民不断提升的文化需求；问题的解决促使空间转向，第二阶段则由重物理空间转向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建设相结合的模式[6]，更加注重乡村的内生式发展，重视农村居民的需求表达与主体性的发挥，推动现有文化空间的更新与传统文化空间的改造，使实体空间融入文字、视听资料、民俗活动等传递集体记忆的地方文化基因，随之而来的寺庙、祠堂等空间改造复苏了农村居民对于当地文化、历史的记忆。然，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实体文化空间也仅是“碎片化”的，难以应对农村“空心化”趋势下因农村居民“脱域”所致民族记忆中断，更难以支撑起绵延不断的民族文化记忆，而，这种历史性的文化记忆对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正如钱穆先生的告诫：“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世之力量”[7]。对本民族深厚的情感来源于对本民族历史的深厚了解。因而，民族记忆的重现成为农村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空间建设的不可忽视之使命。

信息技术与传播媒介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生产形态与空间的时代变迁，带来了记忆重现的新载体——虚拟文化记忆空间。该空间区别于传统的城市、社区等实体文化空间，成为新媒体环境下的一种崭新的文化空间样态。尤其在新技术的应用下，虚拟文化记忆空间被赋予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从技术层面优化文化记忆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空间建设的转型升级。

2虚拟文化记忆空间的概念及特征

2.1虚拟文化记忆空间的概念

虚拟文化记忆空间是运用“数字技术将文字、图像、音频以及视频等各类构成虚拟文化空间的要素进行编码和再现”[8]，是对数据的整理、加工与呈现。虚拟文化记忆空间由虚拟的空间成员、场所、结构、规则及归属感、互动方式等要素组成，虽与实体文化空间构成要素相似，但虚拟文化空间的建设对农村少数民族地区不只一种新的空间样态，而是增加了民族历史文化记忆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可流动性。

2.2虚拟文化记忆空间的特征

2.2.1时间与空间的超越性

传统的文化记忆空间将蕴含文化记忆的实物载体聚合在实体空间下，如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经改造的寺庙、祠堂等，主体的文化生产受时间的碎片化，空间的唯一性所限。虚拟文化记忆空间为地理空间“脱域”情况提供了可能条件，通过地理空间的重现或重构，使得实体空间不再权威与唯一，尤其在数字人文等技术的关照下，将虚拟空间中的历史文化资源沿着时间脉络组织起来，让历史“活”起来，打造了“一个穿越时间长河与空间距离的交流框架”[9]。通过技术实现空间、时间叠加，使叙事更加立体、生动。

2.2.2空间建设的开放性

虚拟文化记忆空间相比传统文化记忆空间更具有开放性。首先，对空间建设主体的开放性，虚拟文化记忆空间为村民主体参与空间建设提供路径，通过互动平台的嵌入实现共建共享；其次，表现在对空间受众的开放性，虚拟文化记忆空间的虚拟性决定了受众在空间使用时不再受到地域、时间、身份、偏好等因素的限制，开放性与包容性更强；第三，虚拟文化记忆空间与新技术亲和度高，虚拟文化记忆空间建设催生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如威尼斯时间机器项目[10]运用先进的机器学习算法，将手写的文档转换成可被搜索和引用的数字文档，效率极大提高，虚拟文化记忆空间因技术进步而不断前行。

2.2.3受众与空间的交互性

虚拟文化记忆空间“具有技术和文化的双重属性，既是文化的呈现载体，又是文化的生产场域”[8]。同时，受众通过虚拟文化记忆空间重现的民族文化历史与本民族建立的文化心理关联，进行文化自生产，从而建设起群体自我同一性，虚拟文化记忆空间以交互的形式实现对受众的历史文化渗透，完成受众对本民族历史记忆的重建，达成“主体和技术的相融共生”[[11]。

3农村少数民族地区虚拟文化记忆空间建设的挑战

3.1民族文献资源碎片化

少数民族地区虚拟文化空间的建设植根于民族文献资源，在民族研究者的努力下，虽不乏民族文献资源，但资源的碎片化却成为空间建设的重要掣肘。首先，文献资源分布碎片化，以达斡尔族为例，欲更全面地还原其历史原貌，要广泛收集分布在俄罗斯、日本、我国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三省、自治区多地史实文献，学术研究团体、研究学者的文献资源，以及尚未被文献化的民间资源，且，在文献收集过程中还会遭遇收集对象对他民族的不信任、不认同等文化障碍，收集难度大；其次，文献资源类型碎片化，项目组在文献资源整理中，需要对线装图书、内部期刊、手稿、手绘地图、音像资料等多类型、多载体甚至不同语种的文献资源进行规范化的数字化整理，对技术与设备要求较高，整理难度大。

3.2数字资源建设内卷化

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成为应对实体民族文化资源的脆弱性以及服务对象地理空间“脱域”的必由之路，从国家、各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民族地区、民族高校图书馆少数民族特藏数据库、民族文化传承平台等可见一斑。然，现阶段数字资源建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内卷化：其一，数字资源建设往往在民族文献的收集、整理、数字化间循环往复，止步于文献载体的转变、数量的增加、检索方式的优化，呈现出重“文献”而轻“文化”的态势；其二，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地处边疆，现有设备以及数字人文技术手段的限制，使得建设主体缺少对民族文献中“看不见”资源的挖掘，忽视了民族文化存在的“时间”与“空间”，未能将历史文化资源沿着时间、空间脉络组织起来，让历史“活”起来。

3.3乡村主体边缘化

乡村主体的边缘化制约了其对文化记忆空间建设的深度参与，村民在文化权利中长期被“边缘”也造成了村民主体的主动疏离：首先，农村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权利的长期缺位与失衡导致村民在政策的制定、文化服务产品的提供中处于“失语”状态，乡村主体的文化参与被忽视，造成其文化表达的边缘化[12]；其次，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处于信息通信技术覆盖的末梢，导致村民的信息意识、数字技术能力较弱，整体信息素养不足，限制其有效参与；再次，村民文化表达边缘化加之文化参与不足造成公共精神的消解，乡村日趋“原子化”，如调查中被问及是否愿意参与到文化记忆空间的建设中时，“我不会、我不懂”等回答实则隐含着对公共文化服务的主动疏离。

3.4空间建设主体分散化

少数民族地区虚拟文化记忆空间建设尚未建立多主体协调机制，各方资源缺乏有效整合。记忆空间建设的主体涉及地方文化管理部门、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民间文化传承人等。囿于体制、技术等障碍，部门之间不能有效融合，加之共建共享意识的薄弱，使得有史实资料等文献资源的档案馆与图书馆，有实物资源的博物馆，有学术研究资料及技术支持的高校等科研团体以及民族文化体验的村民主体“各自为战”，造成表层资源的重复建设且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技术标准各异导致资源无法共建、共享。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文献资源的碎片化、无序化致使地方性的数据基础设施整体较为薄弱，从而制约文化记忆空间的信度与效度。

4农村少数民族地区虚拟文化记忆空间建设的依赖路径

4.1数据基础设施——虚拟文化记忆空间建设的重要基石

民族文献是民族精神的血与肉，民族文献数据基础设施是支撑起民族文化记忆空间的重要基石，需要进行了大量的文本数字化、数据挖掘、分析，建立庞大的数据基础设施工程。具体而言，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涉及以下几个环节：首先，少数民族文献的收集是个动态的、不断完善的过程，数据的广度、深度以及质量等因素对虚拟文化记忆空间的信度、效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对书籍、档案、地图、照片、音视频多种类型文献进行持续化的收集基础之上，应按照主题等进行分类、布局，文献的整序是数据有机生长的保障；其次，围绕相关主题建立基础知识库、核心文献库并规范元数据记录，运用数据技术挖掘各类型文献的事实、数据等信息，将文献与实体或历史史实建立关联；第三，依据不同主题建立相应的功能模块，如将民族历史资料库中提取的信息映射到地图上[13]，形成民族历史文化与实体、时空关系的叠加，构建民族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民族文化数据基础设施将碎片化的民族历史文化运用数据技术打破“独立”，建立链接，筑成关于民族历史文化的虚拟记忆空间，并通过乡村文化主体的觉醒，知识的共建共享，构建一个生长着的民族文化数字生态系统。

4.2培育乡村主体——虚拟文化记忆空间建设的内在动力

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居民所面对的不仅是农村与城市，民族化与全球化，还要面对新媒体背景下的新空间。2018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了《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该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11亿，较2017年末增加了1.0%，占整体中国网民的26.3%[14]。农村网民连续多年大幅增加映射了乡村文化环境的变迁，为虚拟文化空间中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提供了可能，同时也考验着农村居民的主体适应力。对于此，培育村民的文化主体性有利于扭转“失语”状态：首先，通过国家话语的基层渗透，提升个体的文化自豪感与使命感，并赋权村民这一最终利益主体，提升地方社区的话语权与决策权；其次，依托信息技术素养培训项目，让村民知悉数字技术在民族文化记忆重建中的关键作用，掌握参与项目数据采集的基本技术手段。而项目的技术专家与相关学者不应止步于现有文献，在尊重村民主体地位的同时，发挥“引路者”与“辅助者”的作用。正如葛兰西所言：“人民不可能在与知识分子之间没有思想和情绪共鸣的情况下创造历史，同样，知识分子也不可能在与人民没有有机联系的条件下发挥自己的作用。”[15]

4.3多主体协同——虚拟文化记忆空间建设的力量保障

虚拟文化记忆空间建设依托多主体协同，尤其是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复合少数民族文化与乡村文化，且文化记忆延续古今，因此，该地区虚拟文化记忆空间建设应吸纳多方力量参与合作。在主要的三方力量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学术团体具有关键作用，农村居民起到基础作用。首先，地方文化保护立法权的下移标志着地方政府对本地区民族、乡村历史文化的保护有更大的自主权，应为虚拟文化记忆空间的建设提供政策、资金、宣传、监管等多方面支持作用；其次，学术团体是连接政府与农村居民的桥梁，也是该空间构建的主要力量，需要发起或承接该项目的图书馆馆员、文化学者、技术人员等合作以实现文化与技术的对话。第三，该空间建设的目的实则是增加农村居民对本民族的认同，而认同是通过重建村民的集体记忆实现的，应在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发挥其基础性的作用，运用实地口述访谈或虚拟社交媒体的方法与村民所记忆的过去“零距离”。为使农村居民基础作用更充分发挥，需要利用当地政府、学会为项目组深入农村社区打开屏障，使得农村居民能够更积极地投入到集体记忆的建构中。三方力量主体的协同是将碎片化的知识拼贴出相对完整的文化记忆空间的重要保障。

4.4知识共建共享——虚拟文化记忆空间建设的重要支撑

虚拟文化记忆空间使得农村居民与本民族文化的联系及身份认同不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为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开展及公民参与提供了更大空间。“当实体存在在构成‘公共’方面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弱时，媒体和通信技术在创造所谓的‘公共领域’方面一直具有根本性作用”，使学术不再局限在福柯所谓的‘真理范畴’，如大学、图书馆等文化机构的话语建构中，而是‘将公民参与推到最前线’，创造新的互动空间和互动节点”，实现开放包容的知识共建共享[16]。知识的共建共享为虚拟文化记忆空间提供重要支撑，同时信息化技术也为知识的共建共享贡献了更多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如，《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一书中，关于阿富汗难民营文化记忆的虚拟重建项目在还原历史形态的资料收集中，运用在线游戏技术创建了一个带有社交媒体和参与式功能的虚拟社区，用户通过共享资料库创造一个共享历史。此外，在多国的“记忆工程”项目中，新加坡记忆工程（SMP）、美国缅因记忆网（MaineMemoryNetwork）因为公众提供参与记忆建构的机会与途径，实现全民参与构建记忆而广受赞誉[17]。

5虚拟文化记忆空间的建设实践——以“嫩江流域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平台”为例

数字时代驱动着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资源主体由传统资源建设模式向数字化模式转变，数据资源库的建设如雨后春笋。囿于资源库的建设需要资金、人力、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持，依托已有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库是建设虚拟文化记忆空间的优选路径。齐齐哈尔大学图书馆于2016搭建了“嫩江流域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保护和传承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柯尔克孜、锡伯族五个嫩江流域少数民族的珍贵文化记忆资源。基于“平台”已建成的数据资源库，不断进行资源整合，加强数据规范化、标准化建设通过技术嵌入增加数据分析模块与互动平台，打造虚拟文化记忆空间。

5.1平台框架优化，完善数据基础设施

“平台”在实践中逐渐完善形成文化动态、民族文库、文化之旅、民族文化、文化遗产、文物博览、名人名家、讲座荟萃八个模块，各模块划分清晰，通过功能嵌入不断优化，由“平台”终端的展示层显示出来。数据加工层与数据存储层体现平台后台数据处理流程。用户可登录互联网进入到“平台”虚拟空间，进入相应模块进行历史文化资源检索浏览，同时，用户还可通过嵌入的互动平台上传记忆资源，进行互动，用户的双向使用路径增强了平台的开放性与交互性。“平台”架构详见图1。“平台”框架的优化使数据资源得以有效整合，并助力平台功能的开发拓展。资源凭借功能得以充分利用，功能依托资源得以有效发挥，两者良性互动是完善数据基础设施的有效路径。

5.2平台功能开发，突破内卷化困境

“平台”的功能开发是突破数字资源建设内卷化，实现“文化”挖掘的前提，是营造鲜活文化记忆空间的必要条件。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实现：其一，基于分析工具的功能开发，分析软件的嵌入是空间资源活起来的保障，利用可视化工具实现对文本的挖掘，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达斡尔族研究论著的分析，通过统计、导出功能，运用可视化软件可呈1949年至今平台现有文献在各时间段的数量，并形成可视化的统计图形，还可嵌入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实现对民族人物关系的网络分析，利用地理空间呈现技术，将古地图嵌入文化记忆资源等；其二，基于文献内容的功能发开，平台在相关模块下增加口述史栏目，用来增加相关模块的口述史资源，如用户获取“乌钦”这一非遗资源时，除相关吟唱作品、书籍外，还可聆听到传承人或表演者讲述非遗背后故事的口述史资源，感受“活”的艺术。其三，基于互动软件的功能开发，“平台”嵌入多个由各民族学会成员、文化传承人、学者等构成的互动平台，虚拟空间的互动往往能增加各主体参与资源建设的热情，如一次某学者的图书捐赠信息引发了群内多位族人的强烈反响，纷纷贡献了珍藏的民族文化资源，再通过资源审核、标准化及输入，助力资源共建共享。

5.3多主体协同，整合碎片化资源

数据资源是搭建数据基础设施的“砖”和“瓦”，是构建文化记忆空间的重要基础。“平台”项目组通过与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学术团体、民间文化传承者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实现多主体协同，保证了“平台”能够有效集成五民族的图书馆、博物馆等馆藏资源、网络资源、民间资源，通过数字化形式整合于记忆空间之上，使分散的资源集中化、无序的资源有序化。借助子数据库的关联功能让平台各资源模块建立联系，实现对多类型资源在统一时空模型下的组织和呈现。如用户想要获取有关达斡尔族“乌钦”的记忆资源时，“平台”能够呈现同一时空切片下有关乌钦的图书、论文、音视频作品、传承人、口述史、最新信息等丰富直观的资源内容，为用户勾勒出乌钦的整体画像，让用户获得视听体验以及内涵感知外，了解该艺术形式的历史发展轨迹。碎片化的资源拼接构建了一个时间连续、空间完整的立体化的民族文化记忆空间。

5.4标准化处理，助力平台时空呈现

“平台”注重语言文字标注标准的统一及历史文化资源时间、空间维度标注的规范，通过对各类型资源的标准化处理，确保资源的有效提取与关联，实现达斡尔等五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以动态数字化的形式传承下来，营造了一个穿越时空的虚拟文化空间。“平台”能展现宏大或微观的记忆空间：有关怀整体史的“宏大叙事”，如达斡尔族文化史，可呈现十七世纪中叶至今达斡尔族在历史、文学、音乐、舞蹈等资源的时间与空间的轨迹；还有聚焦某一方面的“微观叙事”，如欣赏达斡尔族服饰时，“平台”赋予静态的图片等信息以生命，将清末以前的狍皮服饰，清末明初的棉、布长袍，现代汉化服饰的时代元素，以及新疆塔城、海拉尔地区服饰的地域元素等鲜活地呈现在历史长河中。“平台”将资源进行空间、时间叠加，使叙事更加立体、生动，通过不同时间切面、不同空间地点的历史风貌，将文化资源融入记忆空间中，让文化记忆资源在人们的记忆中活起来。

6结语

农村地区尘封着中华文化之基因，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所有的非遗都在村寨里”[17]。建设农村少数民族地区虚拟文化记忆空间，为农村居民真正参与空间的共建共享提供路径，使得村民主体通过重建记忆到记忆重现，通过民族文化记忆给族群以民族意识，增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给日趋同质化、原子化的乡村社区以最大公约数之向心力，进而“统一家国概念与地方感”[18]，实现“延续文脉留住刻骨乡愁”[19]的乡村文化保护战略，更有助于民族文化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极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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