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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村社联动治理下政治亚文化的存续状态——以陕西省为例

作者:王 进 徐天舒  责任编辑:杨文茹  信息来源:《兰州学刊》2020年第8期,第195-208页。  发布时间:2020-08-31  浏览次数: 328

 在经济欠发达的西北地区村社联动的治理模式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暴露出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鉴于文化与制度的互构作用从政治文化角度思考村社联动治理的完善问题显得尤为必要。故文章以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分类理论为支撑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乡村政治亚文化的类型指标体系并对陕西省内的村社联动治理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在村社联动治理下村民的政治亚文化呈现出三级分化普通村民群体形成了以地域型为主要特征的地域—参与型政治亚文化、社员群体形成了以依附型为主要特征的依附—参与型政治亚文化、能人群体形成了世俗化驱动下的参与型政治亚文化建议构建村民利益的表达渠道、以制度的形式明确合作社在乡村经济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在治理实践中形成对能人群体的培育与管控体系。

关键词村社联动治理乡村利益格局乡村政治亚文化地域—参与型世俗化


一、引言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在发展乡村产业、深化农村改革时要着重发挥农民合作社组织的经济作用。作为一种扎根于乡村的“草根组织”,合作社组织在凝聚农户、提供农村建设物质资源与公共服务、推动农村有效治理等方面扮演着“中坚力量”的角色,这有助于改进现有的村治格局[1]。目前,我国的农业合作社数量已逾200万家,尤其是在广袤的西北农村地区,合作社组织与公司、村两委、新“乡贤”等主体联结成多种模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力量[2]

与此同时,在合作社的实践中也暴露出了嵌入程度欠佳、合作治理作用难以发挥等问题,我们认为,乡村治理离不开文化认同、文化基础,上述问题的形成,与实践中没有重视乡村治理的文化根基有关。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在一定的区域内,利益集团、阶层、个体构成了该区域的政治体系,不同的组成部分有各自的特殊倾向或者趋向,这些各具差异性的“特殊趋向”便是政治亚文化[3]。而社会治理的效果却是以稳定的政治文化认同作为根基[4]。因此,要保证村社联动治理的质量效率,不仅要使治理模式适配于目标区域的主流政治文化,还要最大限度地与多种亚文化产生共鸣[5]。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从区域、群体、阶层等视角对政治亚文化进行了剖析,发现在社会政治领域中,不同阶级的政治地位也有高低之分,这诱发了分属不同阶级的政治亚文化分野[6]。当具体到特定的群体中时,性别、家庭背景、生活环境的差异也会成为形塑不同政治亚文化力量[7]。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某些有宗教渗透历史的少数民族群体,这部分民族成员的社会化过程伴随着宗教与政治的缠结,形成了宗教色彩浓重的政治亚文化[8]。如果以资源分配的多少为尺度进行群体划分,那么在获得资源较多的强势群体中政治亚文化与主流政治文化相近,而在弱势群体中会出现“被剥夺”的特征[9]。上述的研究成果运用了田野调查、问卷调查等方法,从总体以及特殊群体入手研究了政治亚文化的现状,但是对于环境内单个因素带来的影响以及政治亚文化的类型研究却不深入,在研究方法中也多采用定性方法,缺少定量研究。因此,引入层次分析法构建测量指标对乡村政治亚文化的类型进行定位,具有实践与理论价值。

本次研究以实证研究的方式,对陕西省内实施村社联动治理的农村进行实地调查,考察了农户、乡贤、合作社带头人、社员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以期把握村社联动治理格局下政治亚文化的实际样态,并给乡村政治文化与村社联动治理的相关研究提供帮助。

二、样本与指标体系

(一)样本与数据的获取

此次研究的样本属性为实践村社联动治理模式的地区,从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文化来看,它不仅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有意识的表现,即关系、生产活动、人际交往、政治领域的组织对个体有意识的表现。综合上述两点,要定位村社联动治理实践下政治亚文化的类型,必须选择能够全面反映村社联动治理现状的地区作为研究的样本,唯此方能得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结果。基于这一原则,此次研究将陕西省作为研究的样本,主要因为陕西省的村社联动治理实践中出现了内需驱动型、政府主导型、项目引领型、体制创新型等多种类型,足以从不同的角度真实地反映村社联动治理实践的整体面貌,能够满足研究的需求。除此之外,在调研过程中,为了保证问卷的有效性,调研小组针对访谈流程与问卷设计问题咨询了三位专家,并在符合条件的样本中进行了预调研,随后调研小组又从问卷语言、问题排列、物质鼓励、语气措辞等方面完善了问卷与访谈。整个调研过程历时三月有余,分六组前往三地展开调研,并获得了多项数据。

(二)指标与指标体系

在中间层指标确立方面,根据比较政治学对政治文化与政治亚文化的论述,并结合现有的研究,我们将乡村政治亚文化变迁的评价指标分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政治文化认为,在任何政治体中,政治文化是不可能完全同质的,政治文化的“清一色”现象在政治时代乃至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存在[10]。并且,社会中政治主体呈现出多元分化的特征,以此为前提,不同的政治主体会在特定时间内产生并存在特殊的政治主观趋向,即政治亚文化。换言之,政治亚文化属于政治文化范畴,但是与主流政治文化或者整体政治文化相比,其处于次级的位置。因此,我们按照政治文化的三维取向,将政治亚文化的次级指标划分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以此把握不同政治亚文化的显著特征,进而定位不同政治亚文化的类型。

在确立方案层指标方面,我们需要对理论成果与调研实际进行综合。根据比较政治学对政治文化的基本论断,政治文化的内容按照映射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体系、过程、政策三大组成部分,其中,体系文化是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主要以个体对政治体系的认同为表征。若按照伊斯顿对政治系统的分析,政治体系是由政治共同体、政权、权威有机地组合而成[11]。由此,我们得到了政治亚文化的一般性分析维度,而要以此为标尺定位村社联动治理下的乡村政治亚文化,还需要观察一般性分析维度中的指标在村社联动治理下乡村环境中的实际情况。从村社联动治理的逻辑来看,其本质是合作社作为新的利益主体嵌入到乡村的各类事务中,与村两委形成合作与博弈关系共存的治理主体,并在乡村事务治理的过程中表达并实现其所代表的共同利益。从主体角度来看,合作社的嵌入引发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且合作社的经济领域优势也推动治理主体的职能扩展,进而触发村域环境中人们对主体认知、情感、评价的变化;从政策的角度来看,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合作社表达并实现利益的方式是通过参与政策制定,引导政策的利益方向尽可能趋向其所凝结的利益指向,这势必会影响乡村社会不同主体对政策的内容认知、情感认同、效果评价;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作为体制外主体的合作社无法修改法律层面的制度规定,但是能够通过嵌入行为影响制度的动态运行,制度的运行结果、制度的有效性、制度的运行过程与状况也会随之改变,这些改变最终会在乡村群体的意识领域产生映射;在群体的角度来看,合作社作为新的利益共同体嵌入到原有的利益格局中,带来乡村社会基于利益的群体分化,村社联动治理对不同群体的利益有不同程度地表达与实现,这与治理核心密切相关,因此,不同群体的政治效能感会依据自身利益表达与实现的程度产生波动。综合上述各因素,从认知、情感、评价三个维度来观察乡村环境内政治主体、政策、制度、自身效能在不同群体意识层面的映射,能够很好地描绘出村社联动治理下不同群体的政治亚文化特征。

按照层次分析法的基本理论架构,将乡村政治亚文化的类型评价进行层次结构划分,形成了三层指标:目标层,即要定位的乡村政治亚文化类型;分目标层,即政治亚文化的特征指标;特征层,具体反映政治亚文化类型特征的因子。具体如表1至表4。


1 乡村政治亚文化评价指标



2 政治认知及下属指标



3 政治情感及下属指标



4 政治评价及下属指标



(三)指标权重的确定及检验

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政治亚文化类型进行定位,首先需要我们确定各要素的权重数。众所周知,各要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且要素权重数越客观评价结果越准确,因此,我们在确定权重时除了发挥德尔菲法的权威性优势外也注意规避其主观性的缺陷,在问卷设计环节,我们从村社联动治理下的乡村政治环境中选取指标,并按照1—9标度法设计成问卷。在专家问卷评估环节,我们将调查和访谈的结果进行了整理,连同问卷发放给专家组,并最终获得判断矩阵,具体见表5。


5 分目标权重矩阵表



6 政治认知及其下级指标相对重要程度矩阵表



7 政治情感及其下级指标相对重要程度矩阵表



8 政治评价及其下级指标相对重要程度矩阵表



我们在获得判断矩阵后,需要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以规避德尔菲法得出的结果异变为不同观点的“自说自话”。因此,我们首先依次利用公式mi=∏j=1naij,i=1,2,⋯n与公式w⎯⎯⎯=mi‾‾‾√n,i=1,2,⋯n求取mi的n次方根,并获得由不同指标权数的n次方根组成特征向量集W⎯⎯⎯⎯,再利用wi=wi−/∑k=1nwk−,i=1,2⋯n对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基于上述运算,我们可利用求得最大特征根与一致性指标,最大特征根公式为λmax=1n∑i=1n(Aw)iwi,一致性指标公式为CR=CΙRΙ,CΙ=λmax−nn−1。在一致性指标公式中,RI为平均一致性指标参数,具体见表,当CR值小于0.1时,视为矩阵通过一致性检测。


9 一致性指标值



10 分目标层处理结果



11 政治认知及其下属指标数据处理结果



12 政治情感及其下属指标数据处理结果



13 政治评价及其下属指标数据处理结果



至此,乡村政治亚文化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要素权重获得了科学的配比。整体来看,政治评价对某一群体的政治亚文化类型的影响效力要明显高于政治认知与政治情感,这是因为政治评价趋向是人们在获取政治信息与知识、形成社会化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所在环境中宏观与微观系统的选择与判断12,相比作为对政治体系基本认识的认知取向以及作为政治体系直观感受的情感取向,政治评价取向在意识领域处于更深的层次,能够反映政治亚文化的精神内核。从分目标层与方案层的判断矩阵来看,自身角色认知、参与村务意愿以及自身参与效用获得了较高的权数值,这说明政治参与中的个体在意识层面形成的关于自身的映射对政治亚文化的类型有较强的塑造效力,其次是个体对政治体系以及政策的意识层面映射,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政治亚文化定义中的群体内涵。综上,村社联动治理下,特定群体所特有的政治评价和对自身的意识层面映射将会集中反映该群体所承载的政治亚文化类型。

三、数据分析

(一)村社联动治理下的群体划分

政治亚文化的概念被提出以来,其研究视角便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从政治体系功能的研究视角分析,可以分为政策性亚文化和结构性亚文化;从政治生活中不同阶层的地位来分析,可以将政治亚文化分为精英与大众两类[13];以时间轴为尺度,可以发现我国历史上存在过传统型、资本主义型、社会主义型的政治亚文化;而从利益群体独特性为尺度分野政治亚文化,则可以发现不同空间下的政治系统内会出现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这取决于系统内不同的利益群体。可见,不同的研究视角会产生相异的研究结果,这需要我们结合政治亚文化的定义与研究环境做出选择。

政治亚文化的定义是基于群体异质性、环境异质性对政治亚文化的塑造作用做出的,因此,选择研究视角时也应当考虑异质性的表达。此次研究的空间尺度是乡村环境,物理环境既定的前提下环境内部的异质性是作为群体异质性的表达背景而存在,故此,此次研究将以群体异质性为视角展开。

社员群体。村社联动治理的实质是合作社组织嵌入到对乡村各类事务的管理中,进而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在合作社组织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合作社为了实现自身的发展,不断吸收散落在乡村环境中的劳动力、生产资料等资源,具体表现为吸纳作为资源载体的村民加入合作社,同时,合作社也将村民纳入到其利益网络中,形成了村民与村民、村民与合作社之间的利益共同体,这些对共同利益与身份表示认同的村民逐渐凝聚成新的群体——社员群体,而作为合作社利益表达与实现渠道的村社联动治理模式,也因为社员与合作社利益的共同性成为社员群体利益表达与实现的渠道。故此,社员群体通过身份认同,使得村社联动治理模式也成为社员群体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这也塑造了社员群体对政治体系的认知、情感、评价相比较非社员群体的独特性。

村民群体。村社联动治理下原有乡村环境内的村民群体受到合作社嵌入的影响逐渐分化瓦解,其中一部分通过共同利益与身份的认同凝聚成社员群体,还有一部分则依旧维持着原有的行为方式与利益关系,但是,在面对乡村各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内的新动态时,村民群体也会产生意识层面的映射变化,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以直接套用现有的村民政治亚文化类型,应当设立评价指标体系,对其进行再定位。

能人群体。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经常伴随着能人的参与,经济能人利用自己的经济资源与关系网为合作社的发展贡献力量,政治能人则利用自己的职权以及体制内的优势为合作社的发展争取各类政治资源,可见在合作社嵌入到乡村环境的过程中,政治能人与经济能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利益关系的角度来看,经济能人与政治能人同合作社的利益关系也不同于社员。因此,合作社参与村务而形成的村社联动治理模式下,政治能人与经济能人会扮演不同与社员与村民的角色,这也意味着在能人群体中会形成不同于村民、社员的政治亚文化。

(二)村社联动治理下政治亚文化特征评价

在对村社联动下乡村环境内的各群体分析后,我们以群体为分类标准对调研结果进行了归类,并把访谈记录与调查问卷进行匹配,最后将结果进行标准化处理。


14 村民、社员、能人政治认知数据标准化处理结果



15 村民、社员、能人政治情感数据标准化处理结果



16 村民、社员、能人政治评价数据标准化处理结果



依据政治亚文化的内容建立的分目标层指标评价集合Bi,可得

三类群体的政治认知指标B1的评价指标值为:

 

三类群体的政治情感指标B2的评价指标值为:

 

三类群体的政治评价指标B3的评价指标值为:

 

所以,村社联动治理下三种群体的政治亚文化对乡村政治亚文化类型的影响指标值:

 

从指标的计算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村环境中三种群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的指标值整体呈三级分化,并且不同群体的政治亚文化在三大分目标层的指标映射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整体来比较三大群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后,我们发现村民群体的政治认知匮乏、政治情感薄弱、政治评价低下,能人群体的政治认知完备、政治情感高涨、政治评价积极,而社员群体则介于村民群体与能人群体的中间水平。若单独比较其中单一群体的分目标指标时,我们可以发现村民群体的政治情感指标显著高于政治评价与政治认知,社员群体则是政治评价指标高于政治认知与政治情感,而能人群体的政治认知、政治评价则显著高于政治情感。综上所述,在村社联动治理下的乡村环境中,不同群体会形成各自群体内独特的文化特征,即形成不同的基于群体分类的政治亚文化。

(三)村社联动治理下乡村政治亚文化的类型

政治亚文化作为社会群体意识层面形成的主观映射产物,必然会受到社会群体的属性影响,这造就了不同社会群体间政治亚文化的异质性。村社联动治理模式是合作社作为新兴利益主体嵌入到乡村环境的结果,它意味着原有利益格局的变动,以及以利益关系变动为导向力的群体分化的产生,这为我们按照群体分类乡村环境内的政治亚文化提供了现实的可行性。根据比较政治学体系对政治文化类型的界定,研究将政治亚文化定位于地域型、参与型、顺从型,抑或是三者的混合类型,因此,以比较政治学中政治文化的分类为坐标,基于对村社联动治理中三类群体的利益关系以及不同群体的文化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村社联动治理下村民、社员、能人群体中的政治亚文化类型进行定位。

1.村民政治亚文化:以地域型为主要特征的地域—参与型

村民群体所承载的亚文化特征是,对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政策取向偏低的地域型文化特征,这意味着他们不期望政治体系、政策能为自身带来改观,同时也不期望通过政治过程来实现自身处境的改善[14]。造成此现状特征的原因可以从村社联动治理机制形成前后进行分析,在前期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中,村民群体淡漠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匮乏的政治文化素养阻滞了村民的政治参与[15],并且原本作为村民利益表达与实现途径的自治制度在多重力量共同作用下逐渐异化,致使村民自治得不到有效的实现。此外,在税制改革后,作为治理核心的村级组织经济功能被削弱,公共服务主体的角色模糊,组织成员整体素质降低,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导致村级组织日益涣散[16],自治制度失效和治理核心功能性缺位引发了村民对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政策的期望滑坡。在村社联动治理机制形成后,村民可以通过身份转变实现个体利益与组织利益的同位化,继而在组织利益的实现过程中完成个人利益的实现,这本有助于弥合实践中自治制度与组织的缺陷引发的期望滑坡,然而,全体村民的身份转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况且,存在部分村民通过“半工半耕”模式完成了乡村劳动力的再生产,实现了家庭收入的最大化[17],这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村民入社的经济驱动力,使传统的生产活动得以存续,因此,村社联动治理下的村民群体对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政策的主观映射呈现出地域性的特征。但不可否认的是,村社联动治理机制在乡村政治、经济等事务中表现出的强劲动力对村民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提升村民对联动机制的认同感和参与意愿,这意味着随着村社联动治理机制的实践深化,村民群体将逐渐形成对参与的取向,以及对自身认知、情感、评价的积极取向。故此,村社联动治理下,村民群体形成了以地域型为主要特征的地域—参与型政治亚文化。

2.社员政治亚文化:以依附型为主要特征的依附—参与型

社员群体所承载的亚文化基本特征是,社员群体对政策、自治制度的取向评价值相对政治过程、参与者身份而言较高,从输入对象方面来看,社员群体的积极取向偏重于合作社,这意味着社员群体意识到当下环境中存在着政治系统的输入对象,并且认可其部分工作成效,对于政治体系中输出方面也存在积极取向。相比纯粹依附型文化的显著特征,即个体取向集中于政治体系的输出方面,对输入方的取向以及作为“参与者”的自身身份取向极低,社员群体的亚文化特征并不是对输入方一致的低取向,而是产生了对政治体系输入方面的取向分化。塑造出这种文化特征的主要因素是合作社嵌入行为中产生的荫庇—附庸心理,根据斯考特对荫庇—附庸关系的定义,其实质是两种角色的交换关系,即处于高经济层级的庇护者向被庇护者提供保护,而被庇护者也要为庇护者目的的实现提供支持与帮助。在村社联动治理形成的村域环境中,联动形成需要以基层民主制度为前提,而社员则希冀合作社组织能够带来经济利益,因此,基于社员与合作社间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各得所求的前提,两者形成了庇护关系,并在社员中间形成了荫庇—附庸的心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心理虽然会塑造出社员群体生活在“保障”中的安全感,但是合作社所需的政治支持并非建立在社员对合作社政治领域成果的满意,由此产生的政治忠诚固然是无法长时间延续的。这种基于物质欲望的行为选择虽然会对政治的发展提供一定程度的推力,但是庇护关系所产生的角色间交换与权力关系终究是基于社会的地位的不平等,这是乡村政治发展不完善的必然结果[18]。故此,随着村社联动治理实践的逐步深入,并与现存制度深层磨合,庇护关系会逐渐丧失根基,社员与村民会在世俗化动力的驱动下主动进行政治参与。综上,在社员群体中的大部分成员暂时形成了对经济权威、经济权威影响下的政策、政治制度的高频率取向,不容忽视的是,也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形成对政治体系中村两委与合作社更加全面的文化取向,并且对自身参与怀有积极的态度,因此,村社联动治理下,社员群体形成了以依附型为特征的依附—参与型政治亚文化。

3.能人政治亚文化:世俗化驱动下的参与型

在村社联动治理下,经济能人与政治能人对治理核心、政策、自治制度以及作为参与者的身份取向都处于较高频率,这意味着在能人群体中形成了参与型的文化特征,在调研中我们还发现,能人群体在表达政治体系、政策、政治过程、自身角色的取向时带有世俗化的特点,具体如下,在政治体系的输入层面,实际效果成为经济能人认同体系合法性的基础,而并非基于对传统权威的习惯性认知或是新兴经济权威的认知,因此村社联动治理模式下村两委与合作社的功能互补使能人群体对两者的取向评价相近,并非单方面认同村两委或合作社而产生两极分化;在政治过程层面,能人群体认为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充满政治机会,这些机会应该被利用以实现自身的目的,这造就了村社联动治理下的经济能人群体拥有最高的参政意愿和政治效能感;在政策层面,能人群体将政策看作政治过程的产物,认为政策可以在被干预的前提下为自己与组织的利益目标服务,极高的政策效用与政策认知评价值也说明了这一点。能人群体世俗化文化特征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现代教育为世俗化提供价值尺度,能人群体都接受过一定程度的现代教育,政治知识的学习与积累为能人群体的政治参与提供了理性的价值体系,这为能人群体建立世俗化的行为选择体系奠定了价值基础;其次,利益感知为世俗化提供行为动力,村社联动治理作为合作社嵌入乡村环境至一定程度的产物,乡村环境内原有利益格局的分解与重组推动了利益主体逐渐明晰,能人群体凭借着信息与教育优势,充分地感知到自身的利益,从而为世俗化的价值选择提供了原动力。再次,经济能力为世俗化提供了物质基础,能人群体,尤其是经济能人,拥有一定水平的经济能力,这为他们的政治参与提供了物质保障,也为其“知政”、“参政”铸就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增强了能人群体政治参与的信心与世俗化程度。综上所述,能人群体的政治亚文化体现出了参与型的特征,而世俗化特征作为参与型文化形成的主要动因,穿插于参与型文化特征的表达中,因此,在村社联动治理下,能人群体形成了世俗化驱动下的参与型政治亚文化。

四、结论与讨论

农民是乡村社会的核心群体,农民群体的参与能力强弱与否,将直接决定乡村振兴战略的成败。然而,当下乡村社会正经历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的演变,其中关系网络的流变触动了传统“共同体”的稳定根基,同时也模糊了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的角色意识[19]。因此,唤醒农民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主体角色,强化农民的治理参与能力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之重要旨归[20]。农村环境中,不同群体的政治亚文化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乡村治理机制的落地效果。提高环境中政治亚文化对治理机制的认同度,首先要客观地描绘当下环境中政治亚文化的现状,科学地梳理政治亚文化发生变化的逻辑。基于陕西省村社联动现状的调查数据,结合调查问卷法与访谈法,使用AHP指标评价体系,定位村社联动治理下乡村环境内的政治亚文化类型。研究发现:首先,村社联动治理机制对乡村环境内不同群体的政治亚文化形成明显塑造作用。普通村民群体形成了以地域型为主要特征的地域—参与型政治亚文化,社员群体形成以依附型为主要特征的依附—参与型政治亚文化,能人群体形成了世俗化驱动下的参与型政治亚文化。其次,政治认知维度,非社员村民、社员、能人群体对合作社与政策的认知要明显高于对村两委的认知,能人群体比社员群体与非社员村民群体更能充分认知自身在乡村政治活动中的角色、权利、义务。再次,政治情感维度,非社员群体相比较社员群体更倾向于参与村务。在对组织的认同方面,非社员村民更倾向于认同合作社,这与社员群体和能人群体截然相反。最后,政治评价维度,能人群体普遍认为自己的政治效用是通过参与自治活动影响政策制定得以发挥,社员群体则更倾向于通过合作社的政治参与行为发挥自己的政治效用,村民群体则认为环境内的政策效果的显著性是源自于自身的政治效用的影响。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我们可得到以下启示:一是需要对普通村民群体的政治亚文化进行引导。地域—参与型政治亚文化具有高参与意愿与低制度认同、低制度效用评价的特征,若是缺乏对村民思想和行为的有效引导,村民群体形成政治参与行为的选择异化的,进而威胁农村基层的稳定。在村社联动治理机制下,村民的利益需求发生了改变,但与之适配的表达渠道尚未形成,致使利益表达受阻而转化为强烈的村务参与的意愿,而村民群体由于缺乏政治常识,往往会采取如“拉横幅”、“堵大门”等非法的参与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因此,为了规避参与行为的选择异化,在乡村的治理实践中要注意构建村民利益的表达渠道,或是在充分把握村民利益需求的基础上完善现有的利益表达渠道。二是需要普及政治常识、深化政务透明。乡村各主体对政策的认知、认同、评价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不仅反映出普通村民缺乏政治常识,尚未形成主动关注村务政务的意识,也折射出村务政务透明化程度不高,政治常识普及渠道单一低效等问题,这不仅影响村民对村务政务的支持度,更影响政策执行阶段的顺利程度,这直接关系到政策能否“落地”。合作社在经济事务中的独特优势,弥合了村两委经济职能的缺陷,这使得合作社在村民中有较高的认同度,借助合作社进行政治知识的普及与政务的公开,能够提高村民对信息的认同程度,同时也能加快推进政策的顺利“落地”。三是联动治理中要辩证对待经济能人。合作社社员群体形成了依附—参与型的政治亚文化,即便社员对环境内制度的认知与认同度较高,但是政治参与意愿较低,这意味着他们更愿意依附于合作社或者负责人的政治参与来表达需求,这会导致村民参与村务的边缘化。故此,应在充分肯定乡贤在提高村民物质生活、优化乡村治理格局、塑造村民道德价值共识等[21]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注意规避能人效应,在治理实践中从教育、监督、评估三方面入手,形成对能人群体的培育与管控体系,规范其政治参与活动,发挥其模范带头作用。

村社联动治理是基于嵌入式治理的实践产物,相比嵌入式治理中等级化的主体安排,村社联动治理中主体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基于平等地位而进行的。通过总结村社联动治理下乡村利益群体、建立评价体系,对乡村政治亚文化的样态进行观察与分析,这不仅有助于认识乡村治理对乡村环境的影响以及乡村利益格局与政治亚文化之间的逻辑关联,亦将促进乡村治理的影响与保障理论体系。在实际操作中,定性研究虽能为我们的观察描绘出全景式图画,但对实际问题缺乏针对性的研究也会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因此,要在乡村环境的各类变化中把握政治亚文化的样态,仅进行定性研究是杯水车薪,必须构建基于实践的量化指标体系,并以此为坐标对现实进行研究。


注释:

[1]刘风:《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及其贫困治理能力》,《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90-98页。

[2]黄佳民、张照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实践角色》,《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年第4期,第188-195页。

[3][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7页。

[4]周定财、张勇:《多民族国家的社会治理与政治认同及其互动关系》,《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03期,第155-159页。

[5]徐炜、陈民洋:《农村社会治理案例比较与难题:政策话语转变的视角》,《武汉大学学报》2015年第05期,第123-129页。

[6]洪燕:《当代中国弱势群体政治亚文化的状况、影响及对策》,《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11期,第148-150页。

[7]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4页。

[8]李艳丽:《张力与互动:政治亚文化对政治稳定的积极功能分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5期,第12-15页。

[9]王树亮:《政治亚文化:冲突与和谐循环论》,《学术界》2010年第12期,第38-44页。

[10]周琴、王卓君:《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中国大学政治文化变迁机制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261-266页。

[11][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30页。

[12]王久渊:《政治学概论》,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6-248页。

[13]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9页。

[14][美]阿尔蒙德、鲍威尔:《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张明澍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7-18页。

[15]崔健、李晓宁、赵杭莉:《农民政治参与的三维空间分析及其对策研究》,《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70-75。

[16]王进、赵秋倩:《西北地区合作社嵌入与村社组织联动治理机制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41、第60页。

[17]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第117-137页、第207-208页。

[18]王进、赵秋倩:《经济能人治村背景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边缘化问题研究》,《理论导刊》2015年第10期,第82-85页。

[19]吴业苗:《乡村振兴的问题情境与实践面向》,《兰州学刊》2019年第11期,第189-199页。

[20]陈晓莉、吴海燕:《增权赋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民主体性重塑》,《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第26-33页。

[21]刘昂:《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伦理价值及其实现路径》,《兰州学刊》2019年第4期,第165-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