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治理：乡村振兴的内在意蕴与实践路径

作者：王慧斌 董江爱  责任编辑：邓雅琳  信息来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02期，第14-20页  发布时间：2020-05-01  浏览次数： 10708次

【摘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必须深刻理解其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无论从我国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求来说，还是从未来乡村治理发展趋势来说，文化治理都是乡村振兴的内在意蕴。文化治理关键是文化与治理的结合，通过主体间良性互动，强化价值认同，建构精神秩序，达到自觉治理，将文化的软约束上升为治理的硬制度。因此，梳理文化治理的理论内涵，并结合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对于探索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文化治理的实现路径极为重要。

【关键词】乡村振兴；文化治理；实践路径；农民主体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我国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乡村振兴是全方位的振兴，不仅需要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更需要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如果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外在基础，那么，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就是其内在意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而提升农民的精神风貌，绝非简单地进行文化输入，更需要“在田野上、村庄中找回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1]。这就需要把文化建设与乡村治理相结合，实施文化治理，即以乡风文明促进治理有效，以治理有效保障乡风文明。

一、文化治理的内涵和功能

（一）治理是文化的内在属性

文化，广义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主要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认知性、情感性的精神成果。马克思认为文化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2]524，本质就是人创造性的实践劳动。毛泽东认为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3]663—664。格尔茨认为：“文化是指一个群体或社会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主要包括人们的思维模式、生存模式和行为模式。”[4]5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还是从西方文化人类学看，不论以何种方式解释“文化”，“文化”的核心都是人，即人类在实践活动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对个人和社会进行“教化”，从而塑造个人，引导社会。[5]因此，文化不仅具有传递文明和构建精神世界的作用，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还具有规范行为、凝聚社会的作用。而治理的目的是“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6]。可以说，治理是文化的内在属性，文化本身不仅有价值规范的特性，更是一种有效的治理资源和治理工具，是“一种作用在社会关系之上的治理机制”[7]60。

（二）文化治理的内涵及作用

不同于国家进行强制性规范的文化管理，也不同于单纯进行文化设施投入的文化建设，文化治理既包括文化创造、管理和建设，更包括通过文化进行价值规范，其主要特征就是通过所有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共同参与和良性互动，强化价值认同，建构精神秩序，进而在心理认同下进行集体行动和自觉治理，即“透过文化和以文化为场域达至治理的目的”[8]。因此，文化治理不仅体现治理的工具理性，更看重治理效果的价值理性。[9]只有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深度融合，才能有效发挥其治理功能。

从功能上看，文化治理综合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功能，政治层面上是文化领导权的塑造过程和机制[10]76，经济层面上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效率，社会层面上则是通过明确“文化身份”和“文化合法性”来实现认同与凝聚[11]55—56。从历史上看，文化治理经历了从政治延伸的统治性文化治理、“文化生产资本化”的弥散性文化治理发展到当今多中心合作性的文化治理[12]54，深刻反映了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无论从功能层次还是从历史过程看，文化治理的终极目标都在营造一种黏合的心理认同和价值共识基础上的“社会共同体”，建构良好的社会秩序，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和价值共识是治理权威的主要来源。随着“陌生人”社会的到来，文化治理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3]，尤其是社会治理功能愈加凸显，即如何通过文化治理实现社会认同，进而形成社会凝聚和社会协作，显得日益重要。同时治理还是一种满足公众需要、寻求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的持续互动过程，要求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联系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治理作为一种强化主体互动协商的治理资源和治理工作也日益受到重视，甚至是决定治理绩效的关键性因素和最终解释变量。

二、文化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内在意蕴

作为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因此，只有深刻理解其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才能保障乡村振兴战略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而无论从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之间的内在关系和我国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现实需求，还是从未来乡村治理发展趋势和历史长时段下“乡村共同体”建构来说，文化治理都是乡村振兴的内在意蕴。

（一）文化治理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内涵和内在动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乡土文明不仅是勤劳朴实的中华儿女的精神情感寄托，更是长久以来维持中华文明永续不断和乡村良好秩序的基础力量，尤其是蕴含着丰厚的文化治理资源，更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精神动力。而文化治理作为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强化价值认同、建构精神秩序的重要方式，则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同时，乡村振兴不仅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更需要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是“五位一体”全方位的振兴，其中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硬件目标，反映乡村经济发展水平；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反映乡村的精神风貌，一定程度上影响硬件目标的实现程度和持续能力。因此，必须通过文化治理将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相结合，大力挖掘和培育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以乡风文明促进治理有效，以治理有效保障乡风文明。

（二）文化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求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在乡村建设中“重经济利益、轻文化精神”，导致农村出现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滑坡等现象，传统的德孝、诚信、宽容、互助等精神消解，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干群矛盾突出甚至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尤其是在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冲击下，传统农村文化中重情义、重家庭、重人伦、重乡土归属的优秀品质逐渐淡化，乡村文化也逐渐遭到消解甚至消失，广大农村地区正面临着文化边缘化荒漠化的风险。

以往我国乡村文化建设中过多重视文化设施、场所等外部硬件建设，忽视了文化的价值功能和治理功效。虽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群众文化娱乐需求，但失去价值引领的投入必然没有长久的生命力，“文化设施成为摆设、没人维护、随意私占、建了又建”的现象在农村大量存在，不仅造成资源浪费，更影响了农民的公共精神。而“大水漫灌”式的文化输送，过度建设、千篇一律的文化开发更剥蚀了乡村文化的根基。

同时，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一些农村经济社会陷入整体性衰落与凋敝，而空心化不仅造成农村经济停滞不前，还带来更多的治理问题。[14]253而且，以往的乡村治理过度强调“票选”“自治”，忽视了农民对集体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的培育，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乡村的原子化和离散力。因此，从乡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治理建设的历史和现实来看，必须注重价值引领，实现文化治理，凝聚农民共识，培养互助精神，重塑乡村共同体。

（三）文化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发展趋势和时空内核

从乡村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我国城镇化和社会专业化分工进程的加快，传统以地缘、血缘及集体经济边界为基础的乡村社会结构正在不同程度消解，以复杂业缘关系为主体新型社区将不断涌现，乡村社会结构、价值观和群众需求日益松散化、多元化和多样化，加之公共资源的拥挤化和利益的复杂化，导致了基层社会治理难度的加大，这就迫切需要将传统乡土社会中文化资源、礼俗规范与现代文明相结合来进行治理，构建一种新型的文化治理模式。

从历史长时段来看，乡村振兴不是所有村庄无差别振兴，其中必然有大量自然消失的村庄，也必然形成各种类型的合并重组的村庄，地理意义上传统乡村必然会不断减少，“留住乡愁”更是一种对乡土文化心理上的认同和怀念。可以说，乡土文化是乡村社会得以延续的核心，乡村振兴的核心就是要超越地理概念重构一种文化认同，实现文化振兴。这就需要通过文化治理来强化共同体成员的心理认同和价值共识，寻求新的“文化共同体”。

三、文化治理在乡村建设中的实践探索：两个村庄的典型案例

乡村不仅是地域生活生产的经济共同体，更是文化、情感和精神寄托的共同体，尤其是那些基于历史文化基因而积淀的文化特性和文化符号对于形成村庄集体记忆、历史共同感、精神凝聚归属、同质性价值规范和村民互动起着重要作用，也深刻地影响着乡村的有效治理和持续发展。同时，由于历史、地理、经济等方面的差异，不同村庄的文化特质具有差异性，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形式也各有差别，但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个不同类型村庄文化治理的梳理，全面呈现文化治理在凝聚情感认同、规范成员行为和盘活社会资本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一）A村的德孝大评比

A村是一个普通的传统农业村。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在农村社会巨大变迁的背景下，该村逐渐呈现出衰败的特征，村庄“脏、乱、差”，“村民们宁愿天天坐在或站在垃圾旁边聊天说闲话，也不愿意一起清理垃圾”，村民的集体认同感、归属感弱化，加之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等增多，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成为一个“谁也不愿意来”的穷村、乱村、脏村。从2003年起，在该村新一届党支部领导下，通过开展一系列德孝文化系列实践活动，大力弘扬德孝文化，大兴爱老孝老之风，不断提高村民的集体认同感，社会风气明显改善，成了全国闻名的德孝村、文明村、先进村。

1．解决留守老人问题，强化村民的集体认同。

改革开放后，随着进城务工青年的增多，留守老人问题日益成为社会治理中的一大难点。留守老人日常生活照顾问题，不仅影响农村家庭和谐，更影响村庄整体精神风貌和村民的集体认同。首先，A村由党支部主导在原村办小学建起了日间照料中心，解决全村60岁以上老人一日三餐问题。同时，动员在村青年成立青年志愿者工作队，不仅为老年人提供清理卫生、剪发、洗头、洗脚等服务，还通过举办各种文娱演出，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留守老人得到充分照顾，解决了子女后顾之忧，而且增强了老年人对村集体的认同，老年人也将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扩大到自己的家庭、子女身上。

2．创办德孝大讲堂，形成孝老敬老社会风气。

德孝文化是农耕文明的核心，是传统乡土社会最重要的价值遵循和治理方式。A村位于舜帝故乡，历来重视德孝传统。但随着农村经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农村原有的血缘纽带逐渐松解，德孝传统一定程度上遭到削弱，婆媳矛盾、家庭纠纷等更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为改变这种不良现象，A村重新挖掘和发挥德孝文化的治理作用。一是党支部带领全村党员，利用村集体废弃库房建立了德孝大讲堂，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在此举办讲座，动员村民亲自登台讲述自己身边的孝老爱亲的好人好事，逐渐将此作为该村弘扬德孝文化的阵地。二是充分利用传统节日、习俗、集会等，大力举办孝老爱老活动。比如在重阳节，全村老人身穿村委会统一定制的大红衣服，村干部为老人佩戴大红花，村集体组织全村子女为自家父母或公婆开展洗脚活动，公开向父母谢恩。

3．建立公开评比和集体监督机制，强化社会约束。

除了创办德孝大讲堂、开展德孝活动、强化村民道德自觉外，A村还建立了公开评比德孝好家庭和集体监督机制，形成全民参与、互相监督的社会氛围。

一是公开评选村中德孝模范，通过集体组织、村民参与、社会荣誉、共同监督等强化村民的德孝行为。以评选“好媳妇”为例，主要分四个步骤：第一步“夸”，对参与评选的媳妇，先由婆婆上台介绍自家媳妇的孝顺事迹，接受全体村民的监督；第二步“选”，由全体村民采取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先从参选者中选出候选人，再从候选人中选出“好媳妇”；第三步“授”，对于当选者村委会戴红花、发证书，授予“好媳妇”称号，当选者则公开表态发言；第四步“展”，村委会把“好媳妇”事迹整理成书面材料，在德孝大讲堂内公开展示。若有村民连续三年当选“好媳妇”，就会被评为“终身好媳妇”。这一活动在当地产生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并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肯定。

二是公开签订赡养协议。村集体要求全村中青年人在全体村民面前与自家老人签订赡养协议，该协议要在德孝大讲堂公开展出，由村委会监督落实。至于子女每个月给老人多少赡养费，村集体不做具体规定，由子女根据自家经济状况确定，但每个人必须签订协议，写明具体金额。

三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A村“德孝治村”一系列活动不仅在本村内接受全体村民的监督，还公开接受周围村庄的监督。比如对于当前农村存在高价彩礼、不孝敬父母、不勤俭持家的问题，无论在不在A村，只要是A村走出去的人，都要接受村集体的教育和监督。

人心就是生产力，道德就是竞争力。A村通过弘扬德孝文化，不仅优化了村庄社会风气和公共秩序，而且还成功吸引了十余家企业在A村投资建厂1，集体收入、公共福利和村民收入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A村的实践证明，乡村振兴与自然资源与地理区位并无直接关联，但与良好的村风村貌密切相关。A村正是通过弘扬传统的德孝文化，并通过与村庄治理相结合，将文化和道德的软约束变成村民自觉遵守的硬制度，营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实现了村庄持续稳定发展。

（二）B村的群众性文体活动

B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随着城市扩张，该村逐渐从以粮食、蔬菜、豆腐为主的农业生产型村庄变为商贸流通型村庄，目前该村不仅建有五金商贸园、家居购物广场、灯饰城三个大型市场，各种小商店更是不计其数，村民大多以房屋、门面出租和做生意为主要收入。经济结构的转变使该村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邻里间感情淡漠，村民除了集体分红外对其他集体公共事务很是冷漠，缺乏集体认同和公共约束，社会风气也严重恶化。2007年之前，该村是当地出名的混乱村，不仅环境卫生“脏、乱、差”，打架斗殴、聚众赌博甚至吸毒现象也时有发生，成为远近都害怕不敢轻易来的村。但是该村在新一届党支部的带领下，从社区文化活动入手，以党员带动和群众性自发文化活动为重点，着力改变了群众的精神风貌。

1．以严格党员要求吸引群众自发参与。

B村首先是从改变“脏、乱、差”环境卫生开始的，党支部多次组织动员群众甚至是雇人打扫村庄街道，但村民大多对集体公益事务冷漠，并没有把集体作为自己的家，不仅不主动参与，刚扫净的街道很快就会重回原样，而且对党支部组织的卫生清扫活动冷嘲热讽。缺乏公共精神和群众的自觉行动，必然导致收效甚微，因此，重塑村民集体认同和公共精神，就成为B村最紧迫事情。村党支部副书记兼妇女主任郭某偶然发现，该村每天都有三五成群自发跳广场舞的村民，不仅自备服装、音响，还主动将场地打扫干净。于是，村两委决定以郭某为负责人组织村民开展集体跳舞、歌舞表演、太极拳健身等活动。郭某也充分利用女性干部优势挨家挨户地动员全村的妇女参与，但村民依然不积极，每次只有零星几人参与。于是村党支部决定从党员入手，要求全村党员无论男女都必须参加集体组织的文化活动，随后在村干部和党员带动下，村民热情逐渐高涨，开始自发加入文化活动中，并主动邀请租户、商户以及周围村庄的亲戚朋友参与，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民参与文化活动的氛围。

2．以群众性文化活动凝聚村民情感认同。

目前，B村不仅有大型的群众性广场舞、太极拳等健身活动，还规定每周五下午全体干部和党员唱红歌，定期举办各种歌唱比赛，尤其是每逢重大节日，都组织大型文艺晚会或文艺表演大赛，如“七一建党节文艺晚会”“消夏文化娱乐大赛”等，活动节目都由村民自编自演，最大的一次汇演，村民竟自发组织了50多个节目。在文体汇演比赛的同时，还将如“好媳妇”“好婆婆”“村庄好人”“道德模范”等评比活动搬上了舞台，为村民树立良好的风向标。

此外，B村发动组织部分村民成立了“燕蝶飞”舞蹈队和婚庆礼仪队，在活动之余，主动赴其他村庄进行文化活动的表演。随着村民之间在文化活动中的共同参与和相互配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对村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逐渐加深，整个村庄的精神风貌发生了质的变化，村民们开始主动关心村庄公共事务，村庄“脏、乱、差”面貌不仅得到明显改善，村民还自觉维护村庄形象，自觉相互帮助，找回了“守望相助”的乡土传统。

B村实践表明，通过组织群众性文化活动，不仅可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能凝聚人心、规范行为、净化社会风气。将基层党建与群众文化建设相结合，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形成党组织、村集体、村民共同参与的文化氛围，更为创新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模式提供了借鉴。

四、以文化治理推进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文化治理能否顺利进行有赖于三个因素，即个体文化汲取能力、社会文化协调能力以及国家文化主导能力。[15]上述两个村的实践表明：无论是传统乡土社会的德孝文化，还是现代群众性文化活动，虽然形式各异，但具有共同的内在逻辑，即将文化运用到村级治理中，实现文化与治理的结合，不仅可以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还可以实现文化的价值导向和治理功效，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路径选择。

（一）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强化核心价值导向

价值观不仅是政治秩序、社会制度、群体行为的核心，更是形成集体认同、提升群众精神风貌、构建内在秩序最基础的保障，强化核心价值导向就成为文化治理的首要任务。因此，面对农村社会结构复杂化和价值多元化的趋势，实现乡村振兴首先是要重塑人们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建构具有强烈归属感的精神家园。而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领导，必然承担着教育群众、凝聚群众的历史重任。

首先，不断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价值引领功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作为乡村治理的重中之重，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干部在乡风文明、道德建设、社会治理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并通过加强基层党建带动农村自治组织与民间组织的发展，奠定文化认同和价值引领的组织保障。同时，将党员教育活动向群众生活空间延伸，将群众公共生活空间打造成集公共服务、集体活动、基层自治和群众互助的社会化合作空间和共同精神文化空间，通过组织引领、价值宣导和集体合作，不断为农民群众提供精神指引。

其次，创新党领导下的文化活动方式。文化活动具有氛围感染与价值导向的双重功能，而群众的价值认同和积极参与更是文化治理的本质要求和动力来源。一方面整合村庄的文化资源，充分利用农村传统节庆习俗，经常性地开展能够吸引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群众喜闻乐见的集体文化活动，促进村民之间情感交流和互动交往，使群众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归属感。另一方面，将文娱活动与农民的“精神家园”结合起来，通过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推进节奏，从文体活动到行为规范，以日常生活养成的理念和路径，不断激发农民公共精神，强化共同体意识。

最后，积极营造多种形式的农村文化社群。发现、挖掘和积极培育具有共同活动、文化爱好的人口集聚，组建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群众性文化社团，通过文化社团有序地发展农村各类社会组织，激发群众的自觉治理。总之，通过文化活动和文化社群营造村庄良好人文氛围，潜移默化地引导群众、教育群众、凝聚群众，为群众日常的生产生活、行为习惯、道德情操和思维意识等涂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底色”，激发群众共同参与乡村振兴。

（二）挖掘乡土文化资源，激发农民情感认同

一个社会没有文化认同，就像被掏空了血肉，变成了冷的和无历史的。[16]11发挥文化治理在乡村振兴的作用，不仅需要一定的组织、载体和平台，更需要进行资源整合，实现文化认同。而乡土社会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长久以来形成的集体共识规范和历史记忆，对于凝聚农民的情感认同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因此，整合传统乡土优秀文化的治理资源，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并结合现代文明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当前乡村文化治理的关键和重点。

首先，挖掘、整理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找回传统社会中农民确定性的情感交往、文化符合和“象征体系”[17]168，形成共同的情感认同。通过大力实施乡村文化记忆工程，如编辑整理村史村志、村歌村谣、历史名人资料，建立村庄博物馆，开展文化活动等，打造集体认同、共同参与且具有村庄特色的文化符号或村庄精神文化地标，以此来提高农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

其次，深入挖掘和阐发乡土传统文化中忠厚仁义、孝老爱亲、扶危济困、邻里互助等道德力量和治理优势，发挥其教育劝化、凝聚共识、规范秩序的独特功能，把优秀乡村文化内化为农民判断是非、明确行动的价值标准，使乡村治理的正式规则和柔性约束互相补充，形成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的乡村治理模式。如引导各村充分发掘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利用其治理资源，发挥传统德孝、互助、忍让、诚信等在化解矛盾纠纷、创建乡风文明中的重要作用。

最后，积极培育和发挥乡贤作用。乡贤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人才资源和社会资本，在传统时期，乡贤是一些德行高尚且对乡间公共事务有所贡献的人。[18]而新乡贤既是对传统乡贤精神的继承，更是新时代各行各业涌现出乐于奉献的时代精英，他们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乡村、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19]因此，一方面，完善激励政策，通过大力实施新乡贤培育与成长工程，增强新乡贤对家乡的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感，吸引广大乡贤投身乡村振兴；另一方面，创新和发展理事会、参事会、议事会等新乡贤组织，充分发挥新乡贤在文化建设、乡村治理特别是矛盾调解当中的重要作用。

（三）发挥村规民约作用，实现集体自觉治理

在农村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及农村体制急剧变迁背景下，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全面衰落是当前我国农村突出的治理危机。[20]而实现文化治理就是要在强化价值和文化认同基础上，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共同制定完善乡村的各种制度，实现集体行动的自觉治理。由民政部、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文明办、司法部、农业农村部、全国妇联2018年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村规民约是“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重要形式”，是一种非官方的农村居民自我认同的民间规范体系和农民对乡村治理方式的认同[21]，同样也是构成文化治理的重要方式和载体。

首先，完善民主程序，制定群众认同且切实可行的现代村规民约。杜绝“为了制定而制定”的形式主义，广泛采纳群众意见，尊重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扩大村民的民主参与范围，不断增强群众参与性获得性认同，并充分考虑当地文化特质、风俗习惯、历史民情等因素，建立通俗易懂、简便易行且符合当地实际的内容，不断增强传统村规民约的实际可操作性，必须杜绝制度空转内容虚化。

其次，加强对村规民约的内容进行合法性和道德性审查，坚持价值引领，切实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的规定和要求，将传统优秀道德文化、现代法治精神融入到村规民约的具体内容中，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解决农村法律、行政、民事纠纷等领域突出问题中的独特功能，引导村民在既有的村规民约中开展自治，又回应村民对现代法律的制度需求。

最后，将村规民约制度约束与村民的道德养成结合起来，实现自觉治理。村规民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村民用自己普遍认同的价值规范和道德标准，通过自主行动和集体认同内化为共同的行动指南，进行自我约束。因此，通过不断壮大和发挥村级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点评台”、道德评议队伍等群众自治组织和自治形式，对照村规民约对村民日常言行进行道德教育和社会评议，充分利用农民“爱面子、重评论”的乡土心理，以社会监督、集体督促和名誉自查的形式提高村民的道德自觉和行为规范。总之，将村规民约与道德约束机制紧密结合，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和道德教化的力量，推动乡风民风家风文明建设。

（四）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作为文化治理的重要形式和内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质量和效果对于提高农村文化治理功效具有重要的作用。[22]当前依然存在政府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民的文化需求脱节的情况，导致乡村文化建设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因此，深化政府公共文化供给侧改革，创新有效实现形式，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形成多元主体合作共建机制，才能实现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功效。

首先，政府要通过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加强农村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加大文化惠民服务力度，不断提高农村文化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创新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多采取政策激励、以奖代补、购买服务、项目补贴等方式，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鲇鱼效应”，多渠道吸引社会资金投入乡村文化建设，鼓励扶持引导农民自办文化，逐步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农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格局。

其次，大力创造农民满意的文化产品。“文化是人民的文化”[23]1012，学习了群众的语言，掌握了群众的喜好，用群众的方式教育群众，才能真正地表现群众、赢得群众。因此，要加大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产品创作力度，不断推出反映乡村脱贫攻坚、道德模范、乡风文明的优秀文艺作品。同时，采取符合农村特点的方式和载体，充分发挥文化产品敦风化俗、成风育人的教育引导作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提升农民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最后，深化文化供给侧改革，改变政府单方面配置文化项目的方式，充分吸纳或调动行政系统之外的基层治理资源，大力开展订单式、菜单式的服务方式，积极探索农民“自主申报式”的文化项目供给方式，盘活农村现有资源，实现政府项目供给与农民需求的双向互动，激活农民主体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文化治理的积极性，变灌输式文化服务的强制认同为互动式的自觉认同，不断增强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

注释：

（1）村本身并不具备资源和区位优势，反而面积小、交通不便、资源缺乏，很多企业家表示，在这里投资建厂正是看中该村的村民人品好、村里社会风气好、干群关系好。

参考文献：

[1]吕晓勋．把文化种子播入精神土壤——关于乡村振兴的思考[N]．人民日报，2017-12-18（05）.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5]杨耕．文化的作用是什么[N]．光明日报，2015-10-14（13）.

[6]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2001，（9）.

[7]BENNETTT.CultureandGovernmentality[A].InBRATICHJZ，PACKERJandMCCARTHYC（eds），Foucault.CulturalStudiesandGovernmentality[C].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2003.

[8]吴理财．文化治理的三张面孔[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

[9]蔡文成，赵洪良．结构·价值·路径：文化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选择[J]．长白学刊，2016，（4）.

[10]（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M]．刘光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9.

[1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9.

[12]张森．文化治理：理论演进、西方模式与中国路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13]胡惠林．国家文化治理需让更多公民参与[N]．光明日报，2013-11-14（02）.

[14]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5]吴雅思．文化自信与文化治理：传统儒家伦理的当代功用[J]．学习与实践，2017，（5）.

[16]（美）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M]．郭健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7]TALCOTTP.ActionTheoryandtheHumanCondition[M].NewYork：FreePress，1978.

[18]王先明．乡贤：维系古代基层社会运转的主导力量[J]．山西青年，2014，（11）.

[19]黄海．重视“软约束”“软治理”用新乡贤文化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N]．人民日报，2015-09-30（07）.

[20]王亚华，苏毅清．乡村振兴——中国农村发展新战略[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6）.

[21]祝丽生．积极培育现代村规民约[J]．人民论坛，2018，（13）.

[22]吴理财．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J]．探索与争鸣，2012，（6）.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